时代特征

 

 

关于哈萨克文学

 

在《苏维埃草原报》（№259）杂志上刊有托克让诺夫的一篇关于哈萨克无产阶级文学与作家的文章。托克让诺夫否定了许多同志关于“在哈萨克斯坦存在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既然这篇文章如此直白地反驳我曾刊发在《哈萨克人的延别克希》杂志上的文章，那么，捍卫我曾发表的观点，阐述我们与他意见分歧的实际情况就成了我的职责。

首先要以证明的形式说出的是，托克让诺夫经常为问题得到正确处理而高兴，也会因为处理问题而去批评他人，而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本来应该是把问题单独地拿出来做全方位的讨论，但是他却一下子涉及到很多问题，他自己在这些问题中乱成一团，也扰乱了别人。我很不明白，根据一些作家错误的评论就能认为我们的文学评判方法就是正确的吗？

其次，我曾经说的，现在还在说的是有关无产阶级文学而不是“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作家”的言论，但是托克让诺夫却要以“那些不成熟的作家”来“证明”在哈萨克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学。

现在我们转入正题。

我们先从事实着手。托克让诺夫控诉我，说我已经确认了在哈萨克斯坦存在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导权的存在，如果我真的说过这些话，那真是十分可笑的。不要说不成熟的哈萨克文学了，就说俄罗斯文学，它拥有着很多成熟的诸如法捷耶夫、富尔曼诺夫等的无产阶级作家以及他们很多的如瑰宝一般的作品，但直到今天所有人都还在说着“争取无产阶级文学领导权的历史权益的必要性”这样的话。

那我到底确认了什么呢？

我并没有确认说在哈萨克现在存在着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导权，而只是确认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和它在将来会在哈萨克斯坦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权益。同样地，在哪里我都没确认过在我们中间有成熟的无产阶级作家。这就是我现在所持的观点。

我确定地说在哈萨克存在无产阶级文学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我把那种服务于无产阶级斗争，有助于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和建设的文学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进一步呢？进一步我回答“哈萨克斯坦文学与这种追求相符吗？”这个问题。我可以确定，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存在着符合这种追求的新文学。我拿出了一些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中的八个片段，这些作品都刊发在我们周围的报纸杂志上。 尽管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作品都属于无产阶级文学。

我得出这结论并不是像托克让诺夫似的从个体作家的评判出发，恰恰相反，我写下的是“托克让诺夫的观点才是错误的，他的观点都是从个人出发，并根据这些错误的观点证明哈萨克斯坦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学”。

我拿出了一系列的被我称为“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作品，然后按照它们的内容找出符合无产阶级任务的之后，就把这些部分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再说所有创造新文学的“十月的孩子”们，说是创造，毋庸置疑，就是他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并非没有任何益处地在成长。还有一些像从小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走上了无产阶级的轨道。还有一些从其它环境中出来的人，像作为后备力量的工人通讯员与乡村通讯员。毋庸置疑的是，正在成长的具有无产阶级倾向的作家们不只十来个这么些。托克让诺夫说我关于在哈萨克斯坦存在无产阶级文学的确认只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是不准确的。

托克让诺夫曲解了我有关于无产阶级农民作家联盟的观点。按照他所说，我提出的理由（哈萨克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存在）确切地证实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文学并不能以机械的方式去创造，也不能以命令的形式去创造。因此，能够实现这种联盟存在的党组织从来没有期望过以这种形式来开创这种文学，而是寄希望于现有的与将来发展中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组织与领导。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没有必要把哈萨克斯坦从苏联当中分离出来。这将类似于萨德瓦卡索夫的哈萨克斯坦自决一样。哈萨克斯坦是苏联的一部分，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都与苏联整个的发展紧密相连，也在无产阶级联盟的直接领导下。掌握着整个社会生活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不对我们的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我们现在也从一些以无产阶级主题的个别作品中感受得到。

我的这个立场来自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协的协议，协议的第十九条有下面的说明：

“要熟悉社会主义建设与无产者的有关文化的决议，人民中多半是曾被沙皇制度压迫农民阶级，一定要坚决地追求本民族文化的发展……”

苏联的文化革命带来了无产阶级文化，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创立，它对名族文学的发展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文化革命的进程中与国际形势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是必然的，成长的还有在经济上落后的广大人民。

然后我就要求托克让诺夫对这个统一做出认同或者否认，但是很遗憾，他以沉默逃避了这个问题。

看起来总体上我凭借这些，可以确认在哈萨克斯坦存在无产阶级文学。

有关哈萨克斯坦是否存在无产阶级的争论持续了好多年了，现在是时候就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党的方针了。

阿拉什人过去和现在总是反复地说，在哈萨克斯坦无产阶级文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把骑士们、军士们与族长们的辽阔草原不断地拖向后方。

另一方面，像托克让诺夫这样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却坚信，在这样的哈萨克乡村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文学不会产生。因为我们无产阶级成员不多，所以根本不可能影响整个哈萨克社会。

而在1929年出版的一部名叫《文学与批评问题》的书中，托克让诺夫写到：“那些在我们中间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只能谈论谈论而已。”

我觉得在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对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事务认识的不足。

我对此提出反对。

托克让诺夫是根据什么得出的结论呢？是根据“无产阶级作家只能出现在无产者与住在乡村的作家之中，而他们并不是无产阶级作家”。他把作家分为城市与乡村。比如说，他把谢伊夫林成为“城市里的作家”，他过去和现在都是根据“没有统一的乡村，也没有统一的城市，在评价文学的时候要把它的内容和传统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而得出结论的。谁的观点被写下和帮助谁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那这有助于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吗？

我个人很不明白，为什么托克让诺夫不把无产阶级文学称为歌颂贫苦大众积极参加没收地主财产，乡村的集体农庄改造等运动。

我依据的都是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也就是哈萨克作协加入的协会）的决议。这些决议有以下内容：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学当成按照无产阶级的观点认识世界的，影响读者认同工人阶级的任务，比如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反对资本主义，这样的一种文学。

我问过是不是我们这是不是存在与乡村地主，与乡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以及官僚政治作斗争的文学，是不是存在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回答是存在。

托克让诺夫不会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定性，同样也不会反对我们这里有着与资本主义因素对抗与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因为首先我觉得他的那些反驳哈萨克斯坦没有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是不严谨的。

以这些理由为根据，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尽管距离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导权有些遥远。此外，注意到现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微不足道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与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让无产阶级文学开创与发展相比，更需要留心于它的发展速度，要有步骤地向更广泛的大众（作家、杂志评论家、工人通讯员等）进行推广。

1929年

 

关于旧文学遗产

 

被我们所提及的问题需要很快地在我们生活中得到解决，因为把这些主要的反映社会主义哈萨克的著作翻译成俄语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在民众的国际化教育方面。按照布尔什维克精神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不仅仅没有着手解决这个翻译成俄语的文学著作缺失的问题，也没有引起相应的注意，就像卡加诺维奇在和你们谈话时说的那样。

我们在集体农庄无产阶级作家中间积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拟定了一些保证无产阶级作家主要文学作品翻译的活动。按照计划，尤其是按照哈萨克斯坦出版社的计划拟定了75部已经发表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马林別伊姆别特的剧本《前线》，占苏古罗夫的《复仇》，穆斯列波夫、谢伊弗林、穆卡诺夫等人的短篇小说。

这些计划当然是不够的，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检验。我们都认为，上述作品会在广泛的阶层中引起俄罗斯读者对哈萨克斯坦文学作品的兴趣，这些文学作品“形式上是民族的，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

伊萨耶夫提出的有关旧文学遗产的问题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承认，至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还无所作为。尽管在哈萨克的过去只有为数不多的文化与文学，但是存在着丰富的口口相传的民族文学。

这些数量巨大的民族文学如今存于七八十岁的老人那里，是他们口口相传，这些作品才能流传到如今。我们应当从他们那里把过去的文学遗产继承吸收，以批评的态度去使用那些需要的。

一切历史的不同形式最终都会化为文学。起初只有很少一部分，到后来就会有很大一部分，历史事件不可能不在文学中留下痕迹，尤其是在民间的口语文学中。在以马克思理论为根据去研究和用它们去创建“形式上是民族的，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新文学的同时，我们应当清晰明了地确定我们对待旧文学遗产的态度，按照列宁的指示，给予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以有力的回击。

“只凭着对由于全人类发展所创作的文学知识的了解与变更，而没有对此有清楚的了解，无产阶级文学这个任务是完不成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是从哪个不知名的地方跳出来的，也不是那些自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专家的人们的杜撰。这些都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是知识到一定程度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这些知识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地主与官僚社会的压迫下积累下来的。”

伊萨耶夫的提议是根据列宁对旧文学遗产的态度提出来的。

因此，哈萨克作家协会要遵循以下标准：

哈萨克作协要准备刊印所有哈萨克斯坦文学经典作家的全集著作，这些作家包括阿拜·库南巴耶夫、苏尔丹马赫穆特、阿布巴吉尔、巴乌干等。

民族文学（口头与笔头的）资料的搜集工作由不同的民间文学工作组来成组织计划。

哈萨克作协要定期举办有关新旧文学经典作家创作的学术辩论会。

除此之外，哈萨克作协接受伊萨耶夫的其它提议并着手制定实现它们的标准。

1932年

 

给哈萨克诗歌革命老兵的一封信

 

亲爱的萨肯！

 

在你的同龄作家群中，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英勇地在文学革命的战斗阵地上经受了如此繁多沉重的苦难，在创作的火焰中锻炼了自己写作的笔。你是哈萨克作家之中第一个歌颂摧毁衰败的旧世界的阶级的光荣与伟大的人，是他们建立了崭新的、充满人类的新幸福的世界。你的《马赛曲》、《给工人兄弟们》、《青年人》是在战争前线上用刺刀创作出来的，它们就像闪电一样席卷了整个的哈萨克草原，推动了哈萨克的劳动大众团结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周围。

这些作品尤其珍贵的地方是它为广大的劳动者们指明了道路。你的这些诗作如今已经变成了民族之歌，他们传唱在哈萨克斯坦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会读过你伟大的第一步哈萨克文学小说作品《艰辛之路》，他们都赞赏布尔什维克革命者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与机智。

你的伟大诗作《苏维埃斯坦》成为了在工业化时期的辉煌纪念碑，就是这工业化是我们伟大的国家飞速发展，朝着人类幸福的最后一站──共产主义──驶去。

亲爱的萨肯，我们都很幸运，你的功勋就像一个老兵一样，在哈萨克诗歌革命之中无愧于我们的党和政权，你值得被授予奖赏。我们首先把这些归功于T·米尔卓阳，他不仅把文学前沿阵地的意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哈萨克社会主义文学提高到先进的苏联共和国的文化程度。

1936年

 

苏联英雄阿伯基洛夫·努尔肯

 

人民把复仇的种子埋在心中，把复仇的力量表现在实事上。如果说莫斯科是苏联民族的心脏，那么卡拉干达就是它愤怒忧愁的血液，是一支把敌人打击致死的石头大棒。

而给予敌人打击的年轻雄鹰努尔肯·阿伯基洛夫不顾敌众我寡，像一道闪电一样从这阴郁的血液与愤怒的心脏中飞起。如果这只雄鹰视力敏锐，羽翼不知疲倦，就像淬火钢那样坚硬，那么你必须要知道，这只鹰是从像卡拉干达这样的巢穴中飞出来的。这里天生被视为祖国的骄傲的英雄们。如果说是母亲们诞下英雄，那么卡拉干达就是这些英雄成长和变得强健的地方。年老的父亲阿伯基尔和细心的母亲巴克让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就从卡尔卡拉林斯克迁徙到了卡拉干达。

“是我把这个气井中幽深的暗壑凿穿的。”阿伯基洛夫说。

他无愧于父亲的强力与母亲乳汁的滋养，也就是无愧于作为童年的金色摇篮的祖国的期望。这些首先就表现在努尔肯的意识上，当他看到父亲和兄长们工作的时候，他就坚定了他的工作一定要比其他年轻人更广泛更深入的信念。当他在书店从事会计的时候，他环顾着四周苏联著名飞行员们的肖像，梦想着成为像他们一样无畏的驾驶员。

“难道我的肩膀比他们窄，胳膊比他们细，手比他们柔弱吗？”他不只一次地对自己的朋友说。

“你跟他们一样，我将来的大英雄！”他的朋友很支持他并且预言自己的朋友会有一个伟大的前程。

努尔肯的每个行为都显示出了他孜孜不倦的个性。在学习和工作之余，他还抽出时间来去卡拉干达州的航空俱乐部学习并且获得了后备飞行员的称号。天空吸引着他，满腔的热情带着他飞向高处。1940年，也就是他二十岁的时候参了军，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地道的飞行员了。因此他没有经过很多年的学习，而是还没满两年就完成了飞行员军校的学业，在1942年的秋天获得了中士的军衔，成为了一名强击机的飞行驾驶员。在1942年10月23日这一天，也就是他首飞歼敌的纪念日，梦想了多年的伟大目标就要实现，终于能够回报培养了他多年的祖国，这些都使努尔肯感到激动并把这些感情表达在了给母亲的信中：

“妈妈！我们终于结束了长期的准备，我们就要开赴战争正打得火热的前线了。如果我在小时候和您吵过嘴，不听话，那现在我要在您面前低下头请求您的原谅 。我也不会让敌人轻易地夺走我的生命。如果我牺牲了，那么更多数的敌人肯定死在我的前面，因为现在我的手上驾驶着喂给德国人铅弹的歼击机……如果我们不把敌人粉碎，他就会粉碎我们，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欢愉自由的生活就回不来了。亲爱的爸爸妈妈，天破晓了，我们要起飞了。”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努尔肯是多么难得地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卫国战争的前线。

心脏不单单是用来爱的，但也不能总是充满着复仇的情绪。努尔肯是如此热忱地爱着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年老的巴克让保存着努尔肯的82封来信，信中清楚地表现了他那颗大心脏中绵长的爱。努尔肯想要每天都了解身在远处的双亲的生活，他给他们写去让他们高兴和振奋的话。他那些标注的地址是哥哥两岁的小女儿斯维特兰娜的信展示了在他的心中有多少对亲人的爱，就有多少对敌人的恨。这信心大多都以“斯维特让”这个称呼开头，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写到：

“斯维特让，昨天我在城市周围徘徊，走进了一家卖小娃娃的肖像的书店。我非常喜欢这些肖像并且给你买了一幅。妈妈和阿斯卡普，注意观察斯维特让，她总是那么地纯净整洁，希望她的头发和外貌将来能像画中画的一样。”

这个那么温柔地爱着自己祖国、亲人与土地的年轻人有机会回一趟家，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但是他放弃了这次机会。他并不是不想珍惜这次机会，而是那个时候敌人已经跨过苏维埃祖国的门槛，沉重的灾难正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发生，他紧急地开赴了前线。“我急着去用子弹打穿那些如疯狗一般的法西斯，因此我没有回家。我把指定休息的时间用来打击敌人。如果不这样，妈妈，我们谁也不能休息。”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到。

就在不久前，在通告他要尽快提前完成学业的意愿的信中他写：“所有苏联人民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毫不退让，不让法西斯的阴影使苏维埃的土地变得暗淡。”

年迈的双亲与哥哥的状况时刻牵动着努尔肯，但是他时刻没有放松保卫祖国这个伟大的使命。在前线的生活使他学会了抽出一小点儿自由的时间来拉着父母的手，拥抱他们，也就是给他们写信。因为他知道，这些信对于亲人们来说是多么宝贵。

努尔肯，从著名的卡拉干达这个巢穴起飞的22岁的苏维埃飞行员，以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努尔肯是第七位在卫国战争期间获得这一称号的人。他的生活还没有人研究，他的功勋也还没有完全为人所知，但是努尔肯与生俱来的两个特殊之处现在很清楚地在他身上显现出来。

努尔肯是一位满怀热忱的共青团员。他没有时间玩耍消遣，从工作岗位回来之后他就沉浸在阅读中。有人叫他的时候他短暂地抬一下头，然后又沉浸到书中去了。学校并没有教给他所有的知识，他便用尽全力来弥补这一缺憾。

努尔肯的白天被航空俱乐部的服务与课程占满，晚上被阅读占满。冷水帮助他打开合拢的眼皮，苏联作家帮他打开整个世界。努尔肯不知疲倦地攫取着知识的宝藏。但是就像再坚硬的岩层也会有断裂，卡拉干达采矿冶金技术给予努尔肯的知识也有不少漏洞，于是他求知的智慧便急着把它补上。

如果这些品性再加上在前线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那么在你的面前就会出现一个完全无愧于英雄二字的努尔肯的形象，一位用自己的时间学会了深刻的知识、掌握了现代技术、完美地把它们运用在残酷战争中的人。这个有着无畏心脏的苏维埃年轻人，是如此轻松与自由地遨游在宽广的知识之海中。这是其一。

第二，苏联英雄努尔肯并不是在战争的岁月学会的飞行技术，他作为那个时候年轻人的杰出代表，就像高尔基笔下的雄鹰一样，从小就向往着天空。或许，他是想以自己英勇的姿态达到那个能让他自由自在翱翔的高度。这是哈萨克民族向往天空的儿子，他的脑子里满是自己的祖国，在天空中他看到了为未来和人民奋战的广阔天地。

我们已经说到，努尔肯的功勋暂时还没有完全地展示出来。但是，如果每一个苏维埃年轻人都能像他一样去消灭敌人，那么这场战争的后果肯定不会太坏。在战争中他一共消灭了12辆敌人坦克、28辆载重车、18辆弹药车、3个防御工事、3门火炮和超过五十名的士兵与军官。

在他牺牲前一天写给亲人的信中，努尔肯写到：

“斯维特让！我们正在德国人的所在地飞行，正向他们投去弹雨……前不久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销毁了很多德国坦克，而且，上百辆坦克中只有少数一些得以保全。”毫无疑问，这些被销毁的坦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努尔肯的功劳。

苏维埃的土地渴望着复仇。满眼创伤的土地的召唤，愤怒的国家的命令，每个人都应毫不犹豫地去完成这些任务。如果一开始落在敌人头上的炮弹只有十发，那么现在就有上白发。如果之前有上白发，那么现在就该有上千发。仇恨在士兵们的心中翻涌，要折断敌人的手指，扼住他们的喉咙，拗断他们的胳膊。带着这样的意愿努尔肯驾驶着自己的歼击机出发了。

敌人躲藏在防御工事中，他持续地给予打击，不想停止这场死亡的收割。也就是说要把他们消灭殆尽。

卡拉干达的雄鹰飞向了敌人的阵地，瞬间就有两处碉堡被炸成粉末。超过20名的德国军官与士兵伏在地上，在死亡的怀抱中再也逃脱不掉。德国人的大炮开始向努尔肯开炮，飞机调整了一下后又起飞了。这一次他炸毁了6门敌军坦克，但是自己也负了伤，被火围困住。火焰很快蔓延到机翼。我们的英雄做了一个无愧于苏联人民英雄传统的决定：

最后的力量！为了我的祖国！

在他的眼前突然闪出上尉卡斯特罗的形象。他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做的呢？他是用自己的牺牲来保卫自己的祖国。他回忆起了28为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英雄近卫军，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用26个人的牺牲保卫了祖国的心脏莫斯科。

努尔肯没有与他的战斗机，这个忠诚的伙伴分开，驾驶着它冲向敌人阵地的方向，向敌人的坦克方队发起打击。努尔肯年轻的生命被敌人结束了，他们为此付出了多辆坦克被毁，多名士兵与军官死亡的代价。

卡拉干达雄鹰的英勇行为无愧于雄鹰的称号，他也像雄鹰那样死去，最终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1943年

 

对口吟的复兴

 

在战争的进程中，很多事情并没有留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与那个背信弃义地袭击我们苏维埃人民的装甲怪物的殊死搏斗中，自己民族创作的思想力量也越来越壮大和广泛。

诗人或者作家的思想不能与战争前线脱钩，而要最大限度地关注。深具领导才能的哈萨克民族阿肯诗人们以自己职责的高超意识站在国家之前，把这个追求提到了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高度。

贾布尔和他的老战友托斯凯伊、努尔别伊斯、沙舒巴依这些人的战争之歌和所有的红军们一起在卫国战争的前沿阵地打击着敌人。

在卡拉干达州民族诗人的功劳簿上还有一项重大的创举，那就是对口吟。

对口吟是一种两个或多个阿肯诗人的诗艺竞赛，他在百姓中间最受欢迎，是最有效的一种口头民族创作的形式，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流传。在革命以前，对口吟的特点就是对沙皇政权与贵族庇护人的行为的无情鞭笞。也正因此，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沙皇政权和上层地主的压迫，对口吟开始走向完全的衰落。因此现在才说是哈萨克民族口头诗学这件最锋利的武器的复兴。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阿肯诗人的对口吟现在在卡拉干达地区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真正的回归。对口吟按照新的原则基础回归也同样很重要。如果说之前的对口吟关注的主题只是自己，那么现在任何卡拉干达阿肯诗人的对口吟的创作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清除大大小小的妨碍人们创造性劳动的缺点。

对口吟现在广泛地席卷了整个卡拉干达地区，此外，还有很多区也紧随卡拉干达的脚步。对口吟在卡拉干达和努尔区都很流行，从阿拉木图来的诗人和作家帮忙在塞米巴拉金思克州与克孜勒奥尔达州组织创作对口吟。卡拉干达的阿肯诗人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开创了对口吟如此之广的传播。

对口吟的意义非常丰富。它不是轻易就能懂得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理解。就像评论一样，对口吟作为颂词要有精准生动的表达才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哈萨克老人中肯定找不到一个人不知道几十年前的比尔让、萨尔、贾布尔等人的对口吟，我们把这些丰富的、英雄的、抒情的哈萨克民歌歌谣的挽救归功于他们这些作为你民族记忆的阿肯诗人们。他们一个人就能记得描写40位哈萨克勇士的40万诗行。

过去的人们依靠着阿肯诗人并不是偶然的。他们深深地知道诗歌语言对自己民族的影响。16世纪哈萨克民族最初的统一者们，智者扎尼别克和统帅卡瑟姆汗一直随身携带者阿桑凯加的传说之歌。

阿贝拉伊汉在十八世纪哈萨克国家的建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帮助建立了统一的哈萨克民族。在十九世纪与沙皇做长时间的民族自由斗争的时候，马哈姆别特的歌曲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16年争取自由斗争的时候很多的阿肯诗人团结在阿曼格尔德伊马诺夫的周围，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很久以前法院的法规、权益、决议等都是按照民间口头诗的节奏来创制的，因此它们之中的很多至今还在流传。

阿肯诗人的言语与思想都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陪伴着哈萨克民族走过每一步，伴着它为未来而作的斗争。几个世纪过去了，几任统治者过去了，民族与阿肯诗人的歌留下来了，穿越几个世纪来到我们面前。

对口吟现在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战争时期的民族任务，与所有生产领域的落后与草率状态作斗争，为了给予社会与国家纪律破坏者以批评而存在。

优秀的报告或者决议有时候很难像阿肯诗人口头表达的真理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后者更加直观地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思想。如果多些阿肯诗人去到民众中间，那么他们的功劳就越大。

哈萨克斯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苏联第三大煤仓卡拉干达，另一个是第一铜矿巴尔喀什。这两个地方的对口吟有着特殊的意义，对口吟在这两个地方都是为当地未来更好的工作而创。

在表达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之前，在对卡拉干达和巴尔喀什的工作给予评价之前，阿肯诗人详细地了解当地真实的生产状态。卡拉干达的阿肯诗人用了十五天来研究巴尔喀什，巴尔喀什的阿肯诗人也用了同样的时间来了解卡拉干达。

阿肯诗人只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他们更愿意以普通的民族的智慧与诚实去断定事情的好坏。两位阿肯诗人都因为卡拉干达和巴尔喀什两地近年来飞速的发展感到自豪。但是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生产中的不足。因此，歌颂那些推动国家向前的人们的劳动的同时，阿肯诗人们对待生产中的错误也有着坦诚的态度。

毫无疑问，阿肯诗人的对口吟肯定会对人们的教育，根除大大小小的生产中的错误有帮助，也会对两地达到卫国战争要求的那样的水准有很大的作用。

1943年

 

煤仓卡拉干达

 

从那个最后一小队哈萨克的工人们被迫与自己七十年的劳动结晶分开的那个早晨算起，距今已经有二十年了，那些被毁坏的都是曾经卡拉干达的财物。那个时候真是让人感到寒冷。微弱的太阳只是出来闪一下就又回到低垂在广袤草原的铅色的乌云之后了。饥饿的冬天把工人们驱使到村庄里，凛冽的寒风撕烂了他们的破衣烂衫。卡拉干达那时候十分落后。

当地已过中年的工人贝克博森内心深处非常地沮丧，他把自己的十字镐收了起来。离开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后回望着，还能看到拴在门上的锁。年轻的共和国那时候没有能力把他和他的同志们带回来投入工作。

从党的召唤各个村庄的煤矿工人建立苏联第三个煤炭基地——卡拉干达的那个晴朗的早晨算起，现在已经有十年了。他们鼓动着上百新来的人们回到那被遗忘的家乡。那时候在狂风和严寒的打击下只有七座小农舍保存了下来。但是贝克博森找到了自己生锈的十字镐。从此开始了为了积攒工业原料，增加联盟国家财富的奋斗。

“卡拉干达煤仓”和它的四处煤矿勘探与开采的矿井已经建立了十年了，如今已经有了五个煤矿联盟，大约有五十个大中型的矿井。在十年的时间里，当初的七座小农舍现在已经成长为了广阔的有着五十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卡拉干达。

哈萨克人民投入了很多的劳动与精力，致力于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哈萨克煤仓——第三座东部的国家大型煤炭基地。对于哈萨克第一个工业中心的建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人民过去和现在都给予了源源不断的帮助。哈萨克工人们经常能够感受到来自同行兄弟的友谊之手。还是在1931年煤炭基地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从顿巴斯来到卡拉干达的一共有400名高级熟练的矿工，117名哈萨克人去顿巴斯去学习。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为了矿工、支架工、割煤机手。

在卫国战争期间，国家要求卡拉干达成为联盟的第二大煤仓，在矿区周围建立起了许多的防御工厂。卡拉干达在自己的国家面前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数以千计的飞机、坦克、大炮，数以百万计的炮弹、地雷、榴弹、子弹等在卡拉干达矿区生产出来。

矿区在战争以前成长的速度非常之快。根据关键的一昼夜平均采煤量、工作线、工人采煤量、矿工与机构数量等数据显示，产量是原来的两倍。用十字镐这些工具进行煤层切割，用手拉爬犁往外运煤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样的成长与成就是通过大量的劳动得来的。17个联盟人民委员部曾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样矿区才有了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卡拉干达煤矿的开采每月都在增长并成为之后成长的基础。

卡拉干达的煤矿工人在十月竞赛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十月完成任务的同时，他们还超额完成了11000吨的煤矿，比九月的生产量多出50000多吨。这也是矿区成立以来最高的生产量。在十月竞赛的这段时间内总部的煤炭存储量超额42350吨。

在整个矿区中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基洛夫煤矿”，他们在十月项目中超额地共装运了13704吨的燃料。“斯大林煤矿”也顽强地和他们争夺第一。在超过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交出了8000吨的工作成绩。“莫洛托夫煤矿”的工作也十分地优秀。

但是也有落后的的矿区。包括“列宁煤矿”在内的等一些矿区没有能完成工作。

真正的榜样应该是完成既定目标，并在十月前由在共青团领导下的矿区年轻工人们展示出来。在七月的时候他们保证争取额外的时间来给十月革命26周年献礼40车专运的煤炭。今天他们汇报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共青团员们和卡拉干达的矿工们亲手运了整整130车专运的煤炭！在宪法日之前这些年轻的爱国者们还准备了新的礼物，另外的15车专运的煤炭。

日复一日，妇女在矿区里也扮演者很重要的角色。曾经的集体农庄的庄员、家庭主妇如今变成了煤炭大师。现在在矿区工作着有20个妇女小队的落煤装煤工。舒拉玛尔多甫琴科所在的小队在31号矿井上完成了九月任务的122%，而在十月的时候更是完成了140%。

煤炭工程把所有的劳动者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知识界也出现了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到煤炭开采的运动。州贸易科的指导员芭比舍娃就成为了31号矿井的电力机车司机。

本土的技术知识分子骨干的数量也在增长：哈萨克人领导了40个区域，山体煤矿师傅哈萨克人有162班。在党组织28名秘书中间就有16个哈萨克人。伊波拉耶夫、库泽木巴耶夫、谢里科夫等哈萨克人都已经成长为了各个机构的聪颖的组织与领导者。

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的第一个工业城市卡拉干达还引导了哈萨克先进的文化传统。这可以在对口吟中大量地体现出来，是真正的民族文化现象。与此同时这片富饶的土地也准备好了接受新的文化。州立哈萨克剧院就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哈萨克民族共有三代人不间断地参与着卡拉干达煤矿的扩大与巩固。第一代人都是有很长工龄的老工人，其中的代表是在矿区工作了62年，如今已经77岁的老工人贝克博森。第二代是骨干工人们，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是库泽木巴耶夫、伊波拉耶夫和其他一些人，他们是生产的组织领导者。第三代是年轻的骨干们，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成长起来，他们之中有杰出的领导布拉姆巴耶夫等人。这三代人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团体，坚决地开辟着通往劳动生产新高峰的道路。

如今，卡拉干达的每一处矿井都是地下的一座工厂，在里面工作着上千的人们。现在卡拉干达一天可以生产出革命前一年都不能生产出的产量。而且还有很多未开采的作为储备资源的煤炭，它无愧于苏联第三大煤仓的称号。

为了更加快速地为前线提供服务，为了祖国卡拉干达的工人们，这些满怀着热情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者，正不知疲倦地奋力工作着！

1943年

 

 

武器之歌

 

几个世纪以前，在亚洲大地上爆发的历史事件的漩涡之中，就有着我们哈萨克民族为了自由和幸福的争斗。

从阿尔泰到伏尔加河，从乌拉尔山到阿拉陶，哈萨克民族打退过多次的外地入侵，不给任何人一寸我们这富饶的土地，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人在这片土地上游牧，顶着风，顶着敌人，不让任何敌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停留。

哈萨克的知名歌手阿桑凯吉歌颂国这片富饶的土地。伟大的勇士们科布兰德、瑟雷姆、伊萨塔依、阿曼格里德同敌人作斗争，守卫着这片土地。他们是哈萨克民族勇敢的后代，有着勇敢之心，这就是那时候的他们。勇士们去和敌人作斗争，而他们的妻子们给他们擦枪，给他们套马鞍。有哈萨克勇士加入的俄罗斯军队，把那些疯狗一般的条顿骑士团的德国人全歼。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哈萨克的统帅用自己的刀尖为为哈萨克的土地划定了界限。哈萨克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四个世纪。它现在已不像之前那样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它的想法与希冀与广大的多民族的伟大的苏联的想法与希冀联结成了一个整体。

哈萨克第一个学者和哲学家乔坎瓦里汉诺夫，由于他先进的俄罗斯民主思想而被命名为“草原上的莱蒙托夫”，他为俄罗斯化做出了急剧的转变。他的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化。他就像莱蒙托夫一样，尖锐地批判着封建专横的君主制与官僚集团，而为逐渐兴起的民主思想这种生机勃勃的力量而感到高兴。

那么阿拜和阿曼格里德是表现的呢？哈萨克的经典作家，无与伦比的诗人阿拜毕生都致力于在草原上推广知识，派出自己的子孙去圣彼得堡学习，翻译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叶甫盖涅奥涅金》中塔季亚娜的信在革命之前的草原上传唱了很多年。

哈萨克几个世纪以来追求的与兄弟国俄罗斯的思想真正的交汇发生在十月革命的火焰中。布尔什维克勇士阿曼格里德，在领导着自己的民族经过与俄罗斯沙皇的不懈斗争的同时与他们的民族连接在了一起。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帮助他成为了战争的英雄与统帅。

四个世纪以来，哈萨克民族走过了一条在原先的条件下走不了的路。文化的真正繁荣，土地的真正所有，物质资料和精神财富都迅速地增长，这一切多亏了俄罗斯与苏联其它国家的帮助。

如今，是时候该保卫自己的祖国不被背信弃义的法西斯敌人侵略的时候了。奴隶主与暴徒希特勒已经征服和掠夺了欧洲的很多国家，使那里血流成河。苏联人民同他们斗争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敌人已经被大量地消灭掉，但是还没有被消灭干净。但是他们的覆灭已经不远了，但是斗争还没有结束。还需要巨大的精神与力量，好彻底把这些法西斯强盗团伙从人类历史中清除彻底。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哈萨克斯坦作为红军的兵工厂，从不间断地给予前线农业食品的补给。在斗争中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共和国得到了国家防御委员会的奖励。工业也得到了发展。

我们的卡拉干达也成长了起来。卡拉干达矿工英勇的奋斗，他们胜利的喜悦想要和我们一起分享。而这里有很多来自阿拉木图的哈萨克作家们，在卡拉干达地区有着技艺娴熟的阿肯诗人，他们之中的代表是沙舒巴依、伊利亚斯等等。卡拉干达也是苏联英雄努尔肯和煤矿大师布拉姆巴耶夫、伊波拉耶夫的摇篮。我们想要为前线提供帮助，并在后方制造打击希特勒的武器。我们想要展示我们辛勤的劳动，想要展示苏联时代这些优秀的人们。

我们可以为贾姆布尔、托斯克亚、努尔别伊斯的歌感到骄傲，哈萨克斯坦许多作家的劳动鼓舞着前线的人们。但是这还很少。尽管苏维埃哈萨克斯坦文学还是的成绩是有意义的，但是这还远远落后于当今生活中的英雄事件。

一种在广泛的斗争中的文学参与形式是在哈萨克大众中很流行的“对口吟”（比赛）。

两位受欢迎的阿肯诗人，阿依那别科夫和马金在两处最大的矿井（18号和20号）中相识，决定以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来在大众面前描述他们。他们尖锐又公正。进攻与防守不受认识人事的限定。如果一个阿肯诗人知道的不够，那么就轮到另一位，当然了他也不能求助，如果他不能娴熟地掌握自己的技艺，那么毫无疑问他将很容易被战胜。阿肯诗人不承认自己的失利这也是不好的。

卡拉干达现在有着巨大的荣耀，锅炉的数量和优质的煤炭日复一日地增加着。

每天，希特勒都会受到数量巨大的对法西斯有害的“药丸”。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卡拉干达的功劳。终会有一天，我们的红军会解放乌克兰、克里木、白俄罗斯、让卡拉干达矿工们的愤怒与阿肯诗人的歌变成装满煤炭的用不停运的专列吧！

1943年

 

耀眼的形象

 

阿曼格里德，这位被列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民族解放运动首脑的名字，已经成为了苏联人民最为熟知和喜爱的名字。在这之中有文学和艺术的功劳。在阿肯诗人和诗人的诗歌中，在哈萨克斯坦作家们歌颂他功绩的作品中，他的形象已经成为了哈萨克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友谊的象征。

还是在苏联民族抗击德意志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哈萨克的作家和诗人们才开始注意到阿曼格里德的英雄事迹的。在这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诗作，上百首歌曲，一些喜剧作品，它们从不同的创作角度立场上展示了这位传说中的 布尔什维克勇士阿曼格里德的形象。这些诗作出自民族诗人之手，他们是奥马尔西宾。萨特叶赛巴耶夫等，还有剧作家胡赛因诺夫等等。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哈萨克民族艺术家卡斯杰耶夫的功劳，他创作了阿曼格里德的第一幅写实肖像，而这幅肖像画毫无疑问将会永远地成为他艺术形象的起始。

阿曼格里德的形象在文学艺术中的出现大概在十年前，那个时候对运动的研究还远远地不够，那是一段极其重要的哈萨克民俗复兴的历史时期。（1916-1919）那时候连个英雄的自传都没有，更不用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了。

对于作家来说，深入又公正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这场与沙皇决裂，与俄罗斯民族联合的运动并不轻松。要明白阿曼格里德并不是克涅萨尔或伊萨塔依的复制品，1916-1919年的运动也不像16世纪的起义那样。历史的规律是，1916年发生的反映哈萨克人民追求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才能取得胜利。阿曼格里德的历史角色就是他正确地理解了那段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

要压制克服那段时期的主导思想是很不轻松的文学任务，阿曼格里德，这位哈萨克人民勇士的后代，要描写他肯定不能按浅显的想法，他是起义的领导，是战争领袖，是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草原上的建立者，不能把他只描写成简单的勇士形象。这种简化有损于他国家统帅的形象。

可以完全地从另一个角度来描绘阿曼格里德在这一时期的形象。有关1916年运动的研究与英雄的传记给这个形象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现存的可靠的资料完全可以驳斥倒那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歪曲的想法。可靠又毫无争议的个人性格在阿曼格里德自己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而这是不会遭到怀疑的。

至今为止，一切“科学的”与文学上的劳动都是以基础的，没有引起争端的确切说法为依据，“阿曼格里德曾经是一位穷人与雇农”。还有次要的问题就是，是什么样的个人性格与政治见解使他成为了运动的领导，这样一个简单的草原雇农是如何准确理解革命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这些问题都在阿曼格里德的日记里有解答。

日记表明，阿曼格里德在起义之前有着长时间的关于自己祖国命运的深思熟虑。他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1800年3月14日沙皇颁布命令，国家官员不准欺辱哈萨克人，用哈萨克语写的控告书，国家所有的机构都要接……”

“1834年根据苏丹·科努尔古吉的请求，尼古拉一世签署了命令，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招哈萨克人入伍当兵，而过游牧生活的哈萨克人，要使他们定居并有庄稼可耕种。”

“1838年任命奥伦堡州和西伯利亚州的管理者为哈萨克人。”

“突厥斯坦法典的第658条声明，州或乡长官侵吞了收上来的税而有了‘未交的税款’，那么他们有义务从自己的口袋里把缺口填补上。如果自己的财产不够，那么额外的从当地居民那里收。”

这些手稿只有那些担忧着自己民族的生活与命运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在圣彼得堡阿曼格里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标题为《沙皇在位期间哈萨克民族的历史》的一篇很大的书。历史从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开始写起，篇名为《1613年2月21号坐上王位》，结束于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篇名为《普通的游牧人》，这之中他并没有全面贬低俄罗斯的沙皇。阿曼格里德还强调了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比如说，关于彼得一世他写到：“这个第四位沙皇曾是费得尔同父异母的弟弟，彼得一世与1703年建造了圣彼得堡。创立了7个管家行政区，建立了省的划分。建立了250座轻重工厂。官衔给予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俄罗斯人要剃胡子，还要穿合身的衣服。他在1725年1月28日去世。”

关于阿列克谢罗曼诺夫他写到：“命令、法典、法律始于这位沙皇。按照法律，那些亵渎上帝的人应当被麻杆烧掉。那些用便宜金属制造伪币的人，应当把金属融化掉后灌进他的体内，那些杀害自己父母的人，要被凌迟……”

这些日记里的记载都说明了这位聪慧好观察的历史学家的客观。

他的日记给了历史学家最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同样也给予了研究他的形象的作家和艺术家很多。

没有对阿曼格里德性格、生活与社会活动的深刻理解，就不会有文学艺术中他的形象的准确性与客观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真正深入人心的阿曼格里德的形象还没有被创造出来。至今为止所创造的出来的一切，不过只是前几步。阿曼格里德的形象也期待着在文学艺术上都有造诣的作者来塑造和完善。

1944年

 

苏联时代的歌手

 

哈萨克斯坦伟大的民族阿肯诗人，不知疲倦的苏联时代的歌手努尔佩伊斯拜卡宁在度过了75年的充满苦难与恐惧、愤怒与欢喜的生命后，这位功勋的艺术活动家长眠于地下。

对奴役者的恨，对自己民族无限忠诚的爱占据了他早年的创作生活。他振奋于那些自己民族业已实现的梦想，歌颂着那些在哈萨克苦难的过去、没有苏联这个环境、没有其它友好不可撼动的民族的友好援助不能实现的那些伟大成就。聪慧的阿肯诗人写下了许多献给伟大的、与哈萨克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俄罗斯民族的言辞。

几个世纪过去了，可是留在广袤的哈萨克斯坦草原上的只是有限的足迹。很多次在这片草原上马蹄声不绝于耳。各种各样的游牧人的宿营地毁灭着这片土地。具有创造性的历史足迹少得可怜耻辱。也许，诗作《科济科尔别什与巴彦-斯路》是留下来的唯一的纪念碑。

而哈萨克的另一个时代已经来临了。

在第一个苏联五年计划时期，草原上的阿肯诗人努列克，听见了伟大的建设步伐的嘈杂声，看见了在曾经牛犊嬉戏的村庄里轻重工厂快速地被建立起来，就像童话中写的那样。在自己故乡的草原上意外地出现了苏联的第三大煤仓，出现了强力的奇姆肖特炼铝厂，还有最大的巴尔喀什铜厂。在阿尔泰山的名称基础上又出现了相近的“阿尔滕”（金子），从今往后在诗人与阿肯的诗歌中这些矿山都叫做“阿尔泰 阿尔滕”，也就是金色的阿尔泰之意。阿肯诗人的不少歌曲都是献给这些的。

随着哈萨克斯坦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努列克拜卡宁的创作活动也与之相一致。歌手紧紧地找寻着自己参加创造性的劳动之路。在继续参与农工会议并以当下最尖锐最迫切的主题做即兴口头作品之外，以此同时他还深深地考虑着如何把自己拥有的这些毫无保留地传给后人。

努列克构思着一组情节宏大的英雄主义诗篇，但是他也承认碰上了严重的阻碍，也就是他不会书写自己的作品，但是他在哈萨克斯坦得到了一切必要的援助。

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拜卡宁创作出了一系列诸如《那尔格斯》等的具有高超艺术水平的作品。

抒情诗大师，无数即兴作品的创作者逐渐地成为了宏大的叙事性作品的大师。

在卫国战争期间，高龄的歌手在内心找到了自己翻涌的精力。他创作了很多的作品，献给英勇的列宁格勒保卫战，献给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击溃敌人的英雄们以及在后方支援的人们。他跑遍了阿克赳宾思克州的各个村庄和工厂，每次都会为前线提供金钱和牲畜等的储备。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创作总数达到了27，里面描写的是莫斯科保卫战、潘菲洛夫师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莫斯科城下大规模地歼灭德国入侵者等。

天才的爱国歌手、伟大的民族诗人扎姆布尔的战友，哈萨克斯坦功勋艺术活动家努尔佩伊斯是那么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他和扎姆布尔一样继承着哈萨克斯坦民族创作的优良传统，成为了这个源泉的一个支流。

拜卡宁对于俄语读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他在全苏联的文艺工作者当中有许多的朋友。

死亡严密地合上了阿肯诗人那歌唱荣耀与自己祖国财富的嘴巴。

永别了，苏联时代的阿肯诗人，亲爱的努列克！

1945年

 

以全人类的名义

 

柏林被攻陷了，这个反人类反道德思想的罪恶策源地。狡诈的背叛与罪恶的堡垒倒塌了，这个没有权利呼吁人类道德传统的地方倒塌了。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攻陷了柏林。这将是一个永远的教训，恶将不可避免地被战胜，它与进步的人类心灵是水火不容的，对于罪恶的法西斯来说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严厉的惩罚以及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耻辱。

柏林被攻陷了！今天在柏林的上空飘扬着的是红军的旗帜，向整个世界宣告我们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这听起来自豪又雄壮。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德国首都的上空，向整个世界宣告给人类带来无数痛苦与贫困的、妄想建立奴役制度的、使世界人民遭受侮辱的法西斯国家的覆灭。

柏林被攻陷了！倒在苏维埃的武器之下，这武器带着整个苏维埃民族最深的愤怒与憎恨。

苏维埃人民尤其珍视自由与独立，荣誉与良知。他们对昨天记忆犹新，记得一切为了今日和将来的英雄的奋斗。他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是自己国家的伟大的爱国者。那些傲慢的敌人是不会懂得这些的。所有被希特勒分子侮辱和折磨的苏维埃人民都是被每一座被敌人破坏的城市的城墙，这些被损坏的都要求着对敌人的严惩，让侵略彻底覆灭。

柏林被攻陷了，四年之前在每一条路上，在海陆空，从东到西都是源源不断的进攻我们祖国的、带来死亡和奴役的敌军部队。

在这些路上，在海陆空，现在是红军从东到西进行反扑，解除奴役并给敌人带来公正的惩罚，为了那些数以百万计的死去的人们，为了那些被毁坏的苏联城市、工厂，为了那些被玷污的苏维埃土地。

多亏了苏维埃的武器终于使得柏林倒了下来！多亏了苏维埃军队的士兵和元帅！

大约在200年前俄军就曾攻陷过柏林。那时候柏林的钥匙被德国人谨小慎微地交给了俄罗斯人。那时候德国人还有权利请求宽恕。

如今柏林又一次被攻陷了，彻底地被摧毁了，等待着它的只有惩罚。德意志帝国主义的中心沦陷了，这个给人类带来死亡的罪恶的源地，他们所犯的罪恶一辈子也数不清！

柏林被攻陷了，法西斯国家灭亡了。但是德国自身也要明白和做出许多事情，好使他们永远不再产生罪恶的念头，对那些曾经生产成熟在他们国家的恶进行永远的责斥！

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想起德国诗人歌德的这句诗歌：如果有什么值得人们每天为之斗争的东西，那就是生命与自由。

柏林被攻陷了，这罪恶的摇篮在所有的人类面前覆灭了。苏维埃军队的元帅朱可夫和科涅夫在柏林的上空竖起了红旗，这是胜利的旗帜。这面红旗是以所有进步人类的名义飘扬在柏林上空的！

1945年

 

《阿拜之歌》

 

伟大的阿拜一直在寻找和遴选出那些有益于同陈旧过时的东西，他的快乐就是追求青年人的对于个性和心灵的自由。阿拜捍卫着青春，全力捍卫着自己天赋。

对于哈萨克民族来说阿拜就像一盏明灯那样闪现，他同样地为了这个曾经被奴役的民族的命运和将来、为了一切高尚和人道的东西而奋斗着，他艰苦地劳动着，想要把这黑暗与落后打碎。这条路把他引向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引向了它的文化。俄罗斯革命民主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们，比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人照亮了他的道路。阿拜的私人朋友都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比如米哈埃利斯、多格波洛夫、格罗斯。

阿拜用普希金与莱蒙托夫诗歌中人道的主题与情节来深刻阐述人道善良又公正的俄罗斯民族。在和他们的友谊中他不仅看到了哈萨克民族的良药，还看到了民族发展的道路。

阿拉木图电影厂按照奥埃佐夫和罗沙利的剧本出品了一部全新的电影艺术作品《阿拜之歌》，这部电影就是献给这位伟大的诗人与哈萨克的公民阿拜的。

写实主义电影《阿拜之歌》自始至终是崇高的诗歌样式。在他浅显的名称之后隐藏着的是深刻的人道的内容。它不带任何多余异域情调地叙述着有关哈萨克民族和他的诗歌启蒙者的事实。电影自始至终都是哈萨克民族风格，而思想内容具有国际风。这不是伟大诗人的编年史，也不是他生命中事件的罗列，这更像是整个哈萨克民族人民的事件，客观公正地反映出哈萨克民族过去的悲剧。在新旧对撞的中心反映出阿拜强力又典型的性格。电影创作者的技艺在于在一个简短的事件中全方位地展示出整个哈萨克民族，不仅仅是从主要的个性特征，而是从性格细节中表现出来。

电影生动又富有表现力，主人公形象刻画清晰准确。阿拜的形象充满了高尚的纯净道德，这个形象在舞台上是由哈萨克的民族演员卡里别克所饰演。他的充满诚挚与纯净的言行征服了受压迫的民族与百姓。

在电影中不足的是没有展开阿拜时代的社会冲突。哈萨克社会生活中的消极面被展现成了阿拜这个人物角色个人思想的冲突，这些都没有形成电影的主要部分。更重要的是，建立在阿依达尔爱情不幸上的情节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类似的抒情主题刻画的还要更清晰明亮些。诗人沙里普的两面性没有被表现出来，阿拜儿子的形象不太成功，演员奥古茨巴耶夫的这个角色演得不太成功。

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电影《阿拜之歌》仍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毫无争议地将会在苏联东方电影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1946年

 

苏联戏剧艺术创作的一些当务之急

 

在苏联文化水平整体得到提升的背景下，苏联戏剧思想艺术水平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不仅现在在苏联各国不同的文学之中存在的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相反地产生了更多更广泛的有关苏联戏剧艺术的问题。

我们的伟大导师别林斯基和高尔基经常强调，戏剧艺术是最为困难的一种文学样式，而这些困难我们还远远没有克服。法捷耶夫在乌克兰作家代表大会上也谈过相关的问题。

对此，我认为应当补充的是，苏联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戏剧艺术，在自身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应当详细地总结与从其它各民族文学中吸取经验。

我是带着这种观点来理解索夫罗诺夫在这次全体会议上报告的任务的，更确切地说，这项任务就是新阶段苏维埃戏剧艺术的发展。

但是在我看来，索夫罗诺夫的报告有些含混，只是对已经广为人知的东西做了为数不多的补充。真正的对某部作品具有创作性的批评应当是具有思想性的，在多年后仍然能就苏联文学艺术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我期待着一份专业的报告，那怕索夫罗诺夫是在已经建立的结构之上，也应当提出一些关于陈旧落后的戏剧艺术标准的问题，关于一些陈旧的对戏剧的理解定式问题，而这些陈旧的定式又是因为没有新标准的创建所导致。我认为，这些陈规中的大部分对于苏联戏剧艺术的发展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限制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在带着新的态度创建新的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性的戏剧的同时，不能老是停留在旧的资产阶级的艺术框架之内。

戏剧艺术的关键问题是冲突问题。这里说的冲突是指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在逻辑上发展着的冲突，是冲突的本质。

索夫罗诺夫把冲突的本质定义为新旧思想碰撞的冲突。这并没有错，但是它如何在创作上适用，如何在艺术形象中得到实现，这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这也是要在理论上帮助作家的地方。 如果要举出新旧交锋或旧新交锋的例子，那么就要说波塔波夫和谢维洛夫，拿我翻译成哈萨克语的话剧《莫斯科性格》里的人物来说，要么是全新的，要么是彻底陈旧的，这个很难轻易地察觉出来。波塔波夫那什么旧的东西都没有，他能够十分顺利地生产出农用机车，而拒绝谢维洛夫生产给布匹上色用的机床。波塔诺夫的反驳的理由很充分，农用机床制造厂根本不能生产给布匹上色的机器，这也是他们冲突的结束。这里面波塔诺夫有什么新的东西？而谢维洛夫又有什么旧的东西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波塔波夫的社会活动也比谢维洛夫高出很多。很明显，这里有为了用力把他赶到有关冲突的旧的观念中去而对人的故意贬低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太简单地把人物角色分成否定或肯定的。我认为，现在的苏联人都变得有很多面，如果我们拿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我没有什么人是陌生又疏远的”。我觉得，富有表现力的苏维埃形象只有我们在抛弃特定的类似于神灵的形象的时候才能被创造出来。苏联人所固有的就有勇敢大无畏的精神，不可撼动的思想性，爱恨情仇等其他的人类情绪。所以，在创作苏联人形象的时候，戏剧作家要根据生活中的现实条件。只有这样，苏联的戏剧作家才能达到苏维埃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水平。

那些具有反面思想的人物与形象的问题在戏剧艺术的创作中是一个大问题，我期待着有关这个问题分析的报告。

进一步说，众所周知的是，伟大的别林斯基把悲剧称作戏剧之桂冠。据我所知，这种观点现在还没有人驳斥。那么从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苏维埃悲剧作品有没有可能出现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那么他只会在当我们抛开对悲剧作品的陈旧的理解的时候出现吗？我对此持很乐观的态度。

再有，当我们说到具有高超的思想性的作品的创作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给了戏剧作家太多多余的负担，常常忘了不能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那些能够搬上戏剧舞台的东西我们经常去追求它的拟人化。别林斯基追求的是戏剧主题的具体和清晰化，是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有弹性的冲突。在对戏剧进行要求的同时，还应当适当地有规律地去期待宏大的小说。

劳动人民的生活知识，苏维埃人民体力劳动的研究现在就摆在戏剧作家的面前。这也是超出常规的党对作家们的要求。典型的恶人与机会主义者，典型的党的领导人等这些进入作品也就意味着作家并不是根据实际来书写的这些形象，而是从概念化之中抽出来的。

如我在上面所提及的那样，苏维埃的兄弟国家在戏剧艺术创作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总结和经验的借鉴，需要先进的俄语文学各个方面的批评的帮助。

在我们看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这些国家的戏剧艺术有两条发展的轨道：一是对丰富的民间口头创作进行开拓，一种是以苏维埃的现代化历史为主题。

最后一个我想请所有人注意的问题就是关于民族戏剧翻译成俄语的问题以及有关民族作家在在强大的俄罗斯剧院创作的尝试问题。

对于兄弟国家们戏剧思想艺术水平的提升来说，这将是一股很大的推动潮流。

1948年

 

发展中的哈萨克文学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前哈萨克就是一片游牧和荒芜的旷野，是俄罗斯沙皇治下的落后边疆，过着很可怜很穷苦的生活。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哈萨克民族领上了一条自由的道路，创作力变得发展繁荣。如今，自由的哈萨克民族在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兄弟般的帮助下，创作除了内容是社会主义，形式是民族风格的自己的文学。

哈萨克斯坦的劳动者们带着理所应当的骄傲读了2月25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社论，那上面这样写到：

“和不久前满是游牧区和荒漠的哈萨克比起来，如今的哈萨克斯坦正在向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转变，享受着列宁民族政策的福利，这对于东部处在资本主义奴役的殖民地国家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随着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哈萨克斯坦在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更多更新的成绩。

整体的扫盲，实现全社会的教育，国家科学大剧院和科学院的创建，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了普通现象，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并不能表明，在任何一个所谓的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民族的文学与艺术。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已经变得很成熟，也会更加刺激苏维埃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所有意义重大的事情当中，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学在莫斯科所有在文学艺术、科学技艺等领域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面前，在整个莫斯科的舆论界面前正在做着汇报。我们看到在克林姆林宫面前，我们的内心充满了骄傲与自豪：因为我们是在人们面前，在共产主义政党面前做的报告，而正是这个政党把哈萨克民族带上了繁荣昌盛的幸福道路。

年轻的哈萨克文学在鼓舞人心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芒下出现在世界上。列宁领导的政党成熟又稳固，拥有着先进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强大支撑。哈萨克斯坦笔头创作的奠基人阿拜就是受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诗歌的影响。在哈萨克斯坦诞生的摇篮旁站立着伟大的革命主义作家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托尔斯泰、法捷耶夫等。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俄罗斯文学，没有阿拜，就不可能有哈萨克的现代文学与诗歌，同样也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苏维埃科学技术运动就不会有卡拉干达煤仓等。

先进发达的俄罗斯文学曾经和现在都是我们学习的学校，它教我们要积极地参与生活，向大众传输党的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对高超的思想艺术创作内容的追去，对我们英雄的当今社会的赞颂是主要的潮流和趋势，这是形成哈萨克斯坦文学的形式。

哈萨克的社会主义政党自始至终地执行着列宁的民族政策，一批文学骨干随之成长起来。如果说十年之前哈萨克的作家还是屈指可数，，那么现在哈萨克的专业从事文学的人已经有了130个人之多，还有200的文学青年。还有就是哈萨克斯坦作家和诗人的数十部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俄语，这也是哈萨克文学进步的最有利证明。

我们共和国的文学创作有着全部成熟的基本的艺术形式和体裁。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之前我们只有一种最基本的诗歌体裁，那么现在在哈萨克斯坦文学中已经有了很优秀的散文和戏剧。在苏维埃哈萨克斯坦建立30周年之前我们的诗人和作家决定创作超过40部的中长篇小说，数十部戏剧和诗作。许多人已经实现了对人民的承诺，带着自己的新作品到了莫斯科。

哈萨克斯坦最伟大作家穆赫塔尔的长篇小说《阿拜》对于苏维埃的读者们来说并不陌生，他还获得了国家的奖励。小说具有广泛的社会主义色彩，描绘了哈萨克民族过去的巨大生活场景。我们带着自豪读着核心报刊上关于这部小说的反响，它不仅仅是哈萨克民族的成果，也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成果。

我们文学的开拓者之一，第一位小说家穆卡诺夫带着自己献给哈萨克人在战争期间英雄的劳动的小说《希尔-达利亚》出席了活动。这部小说在苏联舆论界广受好评。作家本人也是积极参与同资产阶级传统做斗争的哈萨克作家之一。他为哈萨克文学青年骨干的同意做了许多工作。他的创作被称作苏联哈萨克整个社会变革的生动的编年史。

哈萨克斯坦杰出作家穆斯塔菲带着自己宏大的中篇小说《希加纳克》和长篇小说《百万富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两部作品都是反映的集体农庄农民的创新和忘我劳动，反映着他充满财富的生活。

作者公正客观地描述了社会主义农业的进步人民是如何掌握米丘林农业生物学技术的，如何学会把它与大众经验结合起来运用到实践中去。尽管有显著的不足之处，但是他的这两部著作仍然是哈萨克斯坦文学中有价值的成果。

描写哈萨克斯坦畜牧学变革问题的作品是托克马加姆贝托夫的《萨雷-苏》和阿比舍夫的《塔拉斯》。哈萨克农村进步成长的文学主题在斯拉诺夫的中篇小说《遥远的开阔地》中可以体现。描写有关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库尔兰》是天才的年轻作家努尔别依索夫所作。年轻的文学家季耶索夫、奥马洛夫等人也在散文领域成功地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两部本质上属于哈萨克斯坦戏剧艺术向现代转变的戏剧是《团结的家庭》和《友谊与爱》，这两部戏剧是由年轻的天才剧作家阿比舍夫所写。戏剧中描写了对祖国真挚深沉的爱，忘我的劳动、苏联人民的诚实与善良，这些都是保证作者在苏联观众们面前取得成功的基础要素。

最杰出的哈萨克诗人们托克马加姆贝托夫、扎罗科夫、奥尔曼诺夫、塔日巴耶夫、贝克霍任、阿曼若洛夫、萨尔森巴耶夫、萨因、阿伯德卡德洛夫近些年来创作了很多非常具有艺术价值的歌颂社会主义强国和卫国战争中人们的英勇精神以及他们的为打功勋的作品。

 对于社会主义现实的主题的注意力，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开始在哈萨克诗人的创作中体现出来。阿曼若洛夫的诗作《我们的诗作》和诗集《风暴》，贝克霍任的诗作《凯尔特马沙特》和《希尔-达利亚》、奥尔曼诺夫的诗作《别特帕克达拉》和《金流》，萨因的诗集《阿依卡克》等的一些诗人在大众中很杰出，这也证实了我们可以为他们感到骄傲。

哈萨克斯坦文学是在整个的多民族的联盟大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时时以追求更高更好的作品为目标。俄罗斯作家作品的翻译不仅会丰富我们的文学，还能帮助我们哈萨克作家的创作。普希金的诗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瓦西里耶夫斯基的《虹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都在哈萨克有很多的刊印。

我们为本民族的文学成就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看不见那些不足和遗漏的东西。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根据苏联文学艺术为依据而做出的历史决议曾经帮助我们扫清了哈萨克斯坦文学中的一些有害现象。但是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曾经有一些欠考虑的错误的决议，党的舆论也尖锐地批评了这种使文学发展倒退、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靠拢的现象。

在不久前的第四届哈萨克斯坦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指出哈萨克文学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强调了我们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与历史的真相相违背的，其中有的美化哈萨克人过去的游牧生活，有的歪曲真相。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公正深刻的苏联人民的各种美德与良好形象被概念化和肤浅化所代替。

党的知识激励着我们要为创作新的，本真的布尔什维克民族创作而进行更加艰苦的奋斗。

我们这些哈萨克斯坦的作家们作为伟大的苏联文学的一部分，深信着在列宁政党的领导下能够把这些不足全部都克服。我们会把所有的热情与精力，所有的创作都献给创作思想高超并且具有爱国主义的作品中去，这些作品也会配得上苏维埃民族共产主义的建设。

1949年

 

高级文学评论的追求

 

哈萨克苏维埃文学日益的繁荣和发展, 使它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多民族苏维埃文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以丰富的古典俄罗斯和当代苏维埃文学经验为基础，在它所存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以崭新的内容充实自己，制定了创作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的复杂的艺术手法和形式。

在十月革命以前，哈萨克苏维埃文学除了诗歌，几乎不存在其它的文学形式，而唯一的代表诗歌也只有《阿拜》。所以，哈萨克民族把自身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归功于苏维埃时期对于全方面体现它的肉体和精神力量提供了开放的自由发展的天地。

近些年来，哈萨克苏维埃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的队伍，这些作家和研究者都是伟大的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文学在这些年取得的成就比过去十年到十五年都要多得多。这一可喜的现象完全不能用偶然来解释，并不是偶然的走运才会有这样的作家，这是合乎情理并且顺应历史潮流的哈萨克文学的成长的。

首先，老一辈的哈萨克作家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拥有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经验，并把它们归纳体现在自己的艺术中，这为以前和现在的文学作品的内容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范例。

其次，近年来，哈萨克文学和所有的苏联其它文学一样，涌现了一大批有天赋的并且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年轻人。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正在有选择地吸收老一辈的经验。

如今，在哈萨克苏维埃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它已经具备了所有的艺术种类。但可惜的是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还处于混沌状态。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为数不少的儿童作家，但是苏维埃儿童和青少年对于我们文学的需求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在青少年读者的面前还是有很大欠缺的。

现在来谈谈哈萨克文学的几个基本的文学种类——散文，诗歌和戏剧，这几个种类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哈萨克苏维埃文学已经整体上进入了成熟期。散文是其中发展的最为成熟，稳健的一种，尤其是长篇小说和短篇。但是散文的其它形式——故事，短篇小说，艺术摘要等等并没有取得充分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它们在近十年中都处于一成不变的艰难的处境中。而我们的评论认为有必要去关注它们落后于其它形式的原因。

在哈萨克文学中能够和散文并驾齐驱的，我认为就是戏剧创作了。戏剧创作和哈萨克戏剧艺术以及哈萨克天才戏剧演员的诞生、形成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的戏剧创作已经在全苏联取得了初步成就。哈萨克斯坦作家的戏剧创作的佳作已经被翻译成其它苏维埃语言，例如拉夫列尼约夫，雅科布松等人的作品。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前，在戏剧创作上过去的题目都很占优势，但是现在情况骤然改变。戏剧创作的题目加入了有现实意义的取材自我们现如今的生活的当代的题目。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戏剧创作比其它形式的文学具备了更多的有经验，有创造力的对象。

如此看来，诗人好像受到了委屈，但是其实根据现在的艺术水平，我认为哈萨克诗歌是继戏剧创作之后的又一佳品。

哈萨克诗歌具有比其它任何文学形式都悠久的历史。在《阿拜》这一作品当中就有典型的体现，它引起了俄罗斯更深层次的诗歌革命。在翻译作品《阿拜》之后，哈萨克诗人比苏维埃的其它成员国的诗人都更早，更充分，深刻的认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哈萨克诗人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前线革命诗人的崛起。他们在学习诗歌的同时，也把诗歌翻译自己的母语，我们的诗人非常深刻的了解苏维埃诗歌的艺术原则。哈萨克文学在诗歌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其它相关的文学种类。由此，我们可以预见苏维埃文学的诗歌将会更加强大，更加完美。

虽然现在哈萨克文学仍旧存在有不足之处，但是它已经进入了全苏联乃至世界上的成熟的有需求的读者眼中。例如，奥埃佐夫的作品《阿拜》已经被翻译成了俄语，穆卡诺夫的《博塔卡斯》《希尔-达利亚》《我的梅克捷普》，穆斯塔芬的《希加纳克》《百万富翁》，《卡拉干达》，穆斯列波夫的《哈萨克斯坦士兵》，斯拉诺夫的《广阔》，阿比列夫的《阿尔泰的心脏》，此外还有塔日巴耶夫、扎罗科夫、奥尔曼诺夫、萨因、别克霍仁、阿曼若罗夫等人的诗歌。

哈萨克作家的优秀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了。

精彩绝伦的三部曲小说《阿拜》已经被翻译成了十五种语言，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重视，穆斯塔芬的小说《百万富翁》被翻译成十种语言，穆卡诺夫的小说《博塔卡斯》被翻译成六种语言，穆斯列波夫的《哈萨克斯坦士兵》则是七种语言，他的《科济科尔别什和班斯路》则被翻译成十种语言，而拉夫列尼约夫则将穆卡诺夫的《乔坎·瓦利哈诺夫》翻译到了极致。

接下来我们看看那些有天赋的，并且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哈萨克语的苏维埃作家：索博列夫、拉夫列尼约夫、伊万诺夫、雅科布松、兹洛宾、谢尔文斯基、卢戈夫斯科依、津克维奇、库兹涅佐夫等等。

他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给我们最宝贵，也是最无价的贡献就是稳固的卓越的文学储备，他们把俄罗斯和世界的经典文学都翻译成哈萨克语。现在在苏维埃图书馆里，翻译成哈萨克语的作品已经超过了哈萨克语的原著。我们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四卷抒情诗、长诗和《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我们甚至已经翻译了果戈里和屠格涅夫的基本上所有的作品，还有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天才与崇拜者》，《谢肉节不对猫》，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被驯服的顽固》，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我们还翻译了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笛福、儒勒·凡尔纳、斯佩福特、纳奇姆希克梅特(《爱情传说》、聂鲁达的作品、还有其它的诗歌，还有一些民主制国家的诗人和作家的短篇小说和诗歌。

现在的情况是苏维埃作家和诗人的作品都十分优秀。在近十年中用哈萨克语出版了《我的大学》、《童年》、《母亲》、《福马·戈尔杰耶夫》、《底层》、《瓦萨·日烈茨诺娃》以及高尔基的一整本短篇小说，现在正在翻译《在人间》，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

接下来我们出版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开垦的处女地》，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彼得罗夫》的第一部的两本，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天生风暴》，诺维科夫的《对马岛》，布别诺夫的《白桦》，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的男伴》，柯热夫尼科夫的《活水》，拉齐斯的《风暴》，《当代人的小说》，华西列夫斯卡娅的《虹》，潘诺娃的《盘旋》等。

并且在这一时期， 文学评论作为一种理论上具有指明我国文学发展道路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受到哈萨克斯坦作家联盟的广泛讨论完全不是偶然。我认为，我们应当坚定地认识到，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某些东西已变得简直无法容忍。还有，不要认为完全漠视评价理论思想或者在年末总结评论的理论的情况下依旧正确发展的文学是如此成熟的文学。毫无疑问，如果我国文学能够拥有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论，其地位将会更加显著。

不应当在脱离整个苏联文学的总任务，又不应当脱离翻译的苏联文学来研究哈萨克斯坦文学评论的问题。我们的评论思想发展不快，同真正的科学的细致的创作工作一样，文学评论依旧不足。

在第18届苏联作家协会全体会议上，特·阿·法捷耶夫在自己的报告《关于文学评论的任务》中指出，科学研究的数十年里一直存在着文学评论及理论的问题。而今我们说不出那些献给作品评价分析的作者中任意一位的名字，哪怕是他们的一部作品，更不要说整个评论文学，甚至是整个文学。《不是评论的颂歌》完全是对我们评论家那些不多的工作“真实”的评价。全体会议之后四年中，不少的人获得了不同的学术称号、文艺学职称，但是，在我们共和国，致力于文学创作过程的工作的称号，在我们国家却一直没有。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文艺学的工作对于获得学术称号是合适的，对于出版却是无用的呢？在文学现实和理论之间，我们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可耻的缺口，但学者们却好像无事可做。显然，一些人在个人追求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学位称号，与在科学面前的责任感存在着一些间隙。

众所周知，在《真理报》和《文学报》上，甚至在一些中央的杂志上苏联文学的最迫切的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并持续上升，而在我国没有研究和探讨这些问题，更不用说他们使用他们于我们的现实中了。了解到哈萨克的文学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我们的评论及文艺学至今没有发展，需要研究滞后的具体原因，并解决这些问题。

在中央出版物上辩论了正面角色的问题，典型化问题，文学技艺的不同体裁特点问题等等。但是没有一家出版机构不站在理论的高度传达哈萨克斯坦之声，组织讨论哪怕一个活生生的哈萨克苏联文学问题。哈萨克斯坦的作家绝大部分完全以沉默敷衍了事。

我们的文学杂志《艺术信仰》和《苏联哈萨克斯坦》没有给文学评论赋予特别的重要性。在苏联的文学理论研究中许多的人致力于掌握伟大的俄罗斯革命时期别林斯基的，车尼尔雪夫斯基的，和勃罗留波夫及其它人丰富的民主主义精神遗产。但是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却极少，尤其是在把这些作品翻译成哈萨克语的工作中。教授本民族语言的哈萨克学校里既没有别林斯基的作品，也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学生只能从别人口中获得关于他们的信息。由我国学者翻译出版的文艺学方面的唯一的一本不大的别林斯基品论文集中也有很多的错误，非常不准确，甚至对于现实的使用评说是完全不能用的。而最重要的，不论是作家联盟还是学校或者是科研机关都没有在广泛使用本民族语言，掌握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理论评价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

在好的翻译作品中或者哪怕是一本书里选摘的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主张都应成为每一个哈萨克作家的手头必备的书。但是那样的书我们还没有。在评价思想的发展中这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是在文学理论领域的艺术缺乏。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事关于文学理论的事情呢？首先，他们永远都不够，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不大。其次，第一代哈萨克评论家给予了克热巴斯夫，努尔达律，沙拉巴耶夫以及其它人15-20年的期望，但是这项事业是无支柱的。显而易见，他们没有找到文艺学和文学评论的共同点。他们成为了来自不同的学术机构和我国科学研究院的文学专家。他们在对鲜活的文学过程完全中立的情况下，自己获得了对文学喜爱的权力。

近期的大学教育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评论。年轻的评论家艾赫达洛夫，普凯达夫，诺尔卡达夫，沙尔谢科耶夫，阿里木古洛夫，卡布杜洛夫，努尔卡达夫和其它学者在不同层次表现了很好的知识储备。但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经验，真正地揭示自己的机会的胆量和信心还不够。因此，他们只能无关紧要地扮演评论家。应当指出，我们的青年评论家的活动在哪里都不会遇到障碍和闲扯，但是他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积极性达到我们的期待。我们的不足是，还没有形成必须要从事评论工作的文化传统。深刻的创作性的和高尚性的作品值得社会思想最先进的代表者。

低级理论文学认为我国的文学评论在很多方面是武断的，粗俗的。这是肤浅的看法，不具有教育意义，常常是片面的。关于一部作品的评论所述往往只局限于该作品，而不触及整个文学创作的某些中心思想。其本身也明白这一点，高级全苏联评论仅仅只在这样或那样的俄语书引出时才注意到我们的文学。而我们所写的主要作品往往不能真正地帮助作家评论。也许无法列举出数十位没有在作品中进行过评论分析的的作者，他们当然只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坐井观天。他们之中的一些诗人，例如，马尔德巴耶夫，铁米尔扎罗夫在持续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文学评论方面的支持，已经连续十五年没有写作了。还有许多的哈萨克诗人和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明确而坚定地缓慢前行。而评论家们却无事可做。否认出版社在我国文学的发展，培育青年人才，查出当代及全方面的文学中的大大小小的错误中繁重的积极的工作时非常不公正和不真实的。苏联文学评论的方法和运用同我们关于她的地方代表是不可能协调一致的，他们原则上的特征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苏联评论教会一些有用的东西，而我们有时却注重“锤炼出真知”。翻译苏联评论的方法和我们地区代表之间的不一致在出版发行的评论发言中找到了自己的表现形式。

但是我们的主编常常改变坚持原则和保持必须冷静的精神。对于我们断言的正确性的举例可以从奥埃佐夫的小说《阿拜》和穆卡诺夫的自传体小说《生活的学校》，以及发生在1953年的事件中可以看出。

众所周知，自1942年第一本书《阿拜》出版以来，也就是说在十年多的时间里，全苏联的出版，包括我们共和国在内和之后的其它民主国家不止一次高度评价了小说《阿拜》在艺术思想上的优点，它是大文学背景下的俘虏作品。确实，《阿拜》不仅仅是哈萨克文学的新的阶段性的成果，也是苏联文学的杰出作品。但是，1953年6月21日，最具权威的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大大量发表严厉的编辑文章。从这篇文章中仅仅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小说被叫停。这篇校文表明了什么呢？

以下内容节选自上述文章：“奥埃佐夫没有正确地展现主人公阿拜的形象。在封建的巴伊青年中我们会最先看到的是阿拜漫无目标，虚掷时光……

在虚拟方面作者致力于表现出正面人物的品质，表露出这些正面人物对被哈萨克民族鄙视的背叛者阿拜的影响，后来阿拜成为了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奥埃佐夫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来塑造优秀的俄罗斯人民。他们失去了自我，不能反映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优秀特征。

作者规避揭露发动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许多画着古老山庄的画都充满着巴依封建主义的古老伤感。作者怀着不可言喻的忧愁描写那个万恶的时代。

书中对于封建古老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的描写充满强烈的好感与喜悦之情。

本应揭露封建社会世袭的高层的反人民的角色，姆·奥埃佐夫却提升捍卫代表者的荣誉，以表达者的身份展现他们的民族利益。姆·奥埃佐夫忽视了劳动人民。”

这篇文章证明苏联文学评价的原则和我们对她的随意理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在奥埃佐夫的小说《阿拜》中不是没有罪恶。作者还没有这样毫无保留的揭露所有反对劳动人民的势力，要知道小说还没有结束。我们能知道小说最终的结论只有在作者写完小说的时候，而现在，在创造的过程中应该并且一定要给作者这样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将有利于他结束多年的辛勤劳动。

根据穆卡诺夫1953年四月二十五的书 《中学生活》，青年报《列宁的接班人》的发表不是不礼貌的。在文章《在感动中面对过去》 ，报纸强烈的指责作者美化过去，歪曲历史事实。表达作者对穷苦人民的同情的报纸叫《虚情假意的话》。文章以这样的结论结束：为了这个不值得动笔。

不应该漠不关心地和平静地谈论着关于我们文学评论的其它缺陷。它实在太顽强了对于缺点，缺陷甚至可以说是惯性，是没有洞察力没有先见之明地。她被注意到实在是太晚了而且迫使在文学方面最严重的病处于无人照管的境地。

哪怕是翻译，首先也要意境。在这件事情上情况非常地不好。基本许多的翻译员从俄语翻译到哈萨克语-这是文学手工业者, 距离艺术思想还差的很远。在翻译中这样的人在世界文学古典作家中没有一个不流行在哈萨克读者中, 尽管在那种程度，在极小的的流行中，我们说，《一千零一夜》在诗人阿博杜卡迪罗夫的翻译中。

怎么说都不为过，普希金的作品在我们这被翻译成系统地。然而在这个领域远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顺利地。翻译《叶甫盖涅·奥涅金》为什么要交给经验不足的年轻诗人К. 沙跟特巴耶夫。他翻译的《叶甫盖涅·奥涅金》不好。但在我们的评论员中没有一个能把它翻译好，显然地，不要招惹麻烦。而需要详细的分析没有成功的原因。完成这项工作-是我们评论员巨大的创造性的职责。

但与此同时不能不注意，我们的诗人怎样的创造性成功，这些翻译文章有，塔日巴耶夫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扎罗科夫的《高加索的俘虏》、别克霍仁的《加夫里利阿达》、奥尔曼诺夫的《青铜骑士》、阿里穆古罗夫《淘气鬼兄弟》和《巴赫奇萨赖采夫的泉水》、阿曼若洛夫的《波尔塔瓦》。

不少年轻的哈萨克斯坦诗人在翻译普希金诗集上展示了自己的技能和创造性的才能。比如毛列诺夫、阿林巴耶夫、奥米别高夫、沙姆克诺夫、伊斯梅洛夫和其它人的翻译证实了关于严肃创造的成果。然而在曼别托夫、热罗马加别托夫、阿比克诺夫和其它人的翻译中，普希金是不高于翻译家的。

在这方面不得不注意年轻学者Ш. 萨雷巴耶夫的认真的关心的危机的那个出版于1954年在杂志《苏联的哈萨克斯坦》第一期的文章。翻译普希金的诗是一份耐心细致的工作，他列举了许多确凿的证据。应该让我们所有的出版社编辑和翻译家和这份工作认识。

在把阿拜或者Г. 图凯的作品翻译成俄语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的需要较好的苏联现代作家出版社和公认有名的诗人。但为什么在把翻译普希金或者莱蒙托夫的作品翻译成哈萨克语的时候我们允许用年轻人练习，还有给经验不足的诗人？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翻译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这件事情况不好。“翻译我的诗尤其困难”，马雅可夫斯基自己说，“我在诗里面加入了普通的日常用语。”

阿拜自学翻译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创造了新的符合新内容诗的形式。但是我们当代的诗人们，翻译马雅可夫斯基，明显地，很少有人写新的形式。没有一个来自马雅可夫斯基的译文不能叫真正的成功。

读译文，不能从整体上感受马雅可夫斯基，要从他明亮的诗风，从他的节奏去感受。我们，明显地，还没找到翻译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真正关键。

在散文的翻译中遇到不少错误。他们非常愿意让我们优秀的散文作家奥埃佐夫去翻译И. С. 屠格涅夫的《贵族》。在总体上翻译《贵族》比散文翻译家降低了许多。奥埃佐夫出色的翻译了特列涅夫的舞台剧《亚罗夫的爱情》，果戈里的《钦差大臣》，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和《驯悍记》和许多其它的作品。但是在翻译《贵族》就不能感受到翻译家工作的严格和专业。

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随意的改变这些词的社会涵义，比如《光》，者《高光》或者《领地》：词语

《光》和《高光》被译成《文化的社会》或者《好社会》，而《领地》被译成《区》，比如《过冬的地方》 比如《城市》，《上流社会的科学》翻译成《体面的科学》。

在斯拉诺夫翻译的《青年近卫军》满是事实错误。在第二次修订中翻译家在风格上大大的提高了自己的翻译水平，书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原本的特征和性质。但是还依旧存在许多错误，随意加的话，一些不正确的语句。

第一本书《静静的顿河》（由巴以穆哈梅道夫翻译）需要严格的加工和认真仔细的措辞，还有两本《彼得一世》（由惹巴索夫翻译）和其它的书。

在翻译散文作品中取得巨大成功应该注意塔日巴耶夫翻译的《上尉的女儿》，萨因翻译的《当代英雄》, 伊扑马加别托夫翻译的《卡门》。在这些翻译中仅仅遇到个别不协调的和为数不多的不合标准的翻译。

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应该被放在我们文学评价的中心，这个问题是关于文学的语言。在共和国刊物里这个问题被列入发言。

我想涉及两个最后的发言在报纸《社会主义的哈萨克斯坦》的页面上—М. 巴拉卡耶夫教授和М. 奥埃佐夫作家。

 教授М. 巴拉卡耶夫真实地需要文学语言的纯净，遵守他的客观法则和规律。他整体是正确的，当他谈到关于部分作者不会使用倒装句。但是教授巴拉卡耶夫，在我看来，是故意把在语言中的错误夸大并做出完全不正确的结论，在他对待奥埃佐夫的作品时候。

他写到：“但这是他的趋势（也就是作者的写作能力在新的词组创造中-Г. М）在最后的一段时间转向了自由，他的语言远离了人民群众的语言...奥埃佐夫，根据我们的观察， 认为为了艺术优势只能用复杂困难的语言传递深刻的内容……”巴拉卡耶夫举了一些没有说服力的例子做了总结：《所有这些说明了作者没有考虑民族语言的规律，超出了它的规律范围》。明显地，奥埃佐夫-作者对词语的要求很严格-对于这种总结不能给予例子的评论。部分的，遗忘了很久的词，像 《诺比尔》，《诺尔》，《杜拉克》，《客观》 等等，当然，坚持生活只有在他的作品里。但是不能从这做出结论，说奥埃佐夫不考虑语言的规则。奥埃佐夫重新用那些理性的文学词汇丰富了我们的文学语言，那些词组扩大和加深了词语间相互影响的内涵。

在教授巴拉卡耶夫的文章自己的回答中，奥埃佐夫刚开始好像承认文章的大部分基本意义，但是在推敲的期间他渐渐反驳文章的说法。而且他主要的论据包含在一句话里，就是《诗歌词汇不是简单的词汇》。 这里是诗歌用语本质的定义，当然，需要清除明白的解读，因为很难理解，究竟什么是简单的词汇什么是诗歌的词汇？这是很难从下面理解的奥埃佐夫的支撑点：《有时候为了说话的艺术从新词中建立诗歌的句法和词汇非常地有趣》。词语《说辞》和《句法》更把事情搞乱了。明显地知道，诗歌词汇会让自己空洞，如果她把我们从生活这边带走。

标准性是我们评论中主要的弊端。用已有的公式化对待作品。

这样的评价完全不涉及体裁的特点，不涉及他的规律规律和准则，许多人谈到关于作品的想法，但是关于这个想法作者怎样具体表现就避而不谈了。

在这点上可以在戏剧作品的例子上深信，从我们评论家方面看到的回应，这些戏剧作品比我们文学其它种多。

 我们拿一个典型的影评，那个1953年12月9号发表在报纸《社会主义的哈萨克斯坦》，在年轻的剧作家伊马梅季诺夫的剧本《我的爱》。

生机盎然的草原从阿拉达的山脊开始延伸到巴尔克什湖，那里有为了所有四种类型牲畜的冬夏牧场。

可以把我们共和国无限辽阔的一个这样不大的山谷称作思想与劳动的锻工场，在发展畜牧业这方面。

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在科学实验中进行。丰富的集体国营农庄的生产经验，每个学者和牧羊人的创造性的思维-所有这些汇入到一个轨道，通过完美的新的发明，为今后社会主义畜牧业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众多的项目里。

这就是伊马梅季诺夫在剧本《我的爱》里写的主题。她里面讲了关于尝试和栽培新品种细毛绵羊《阿拉达》，这种羊可以生产很多羊毛。

哈萨克斯坦，众所周知，在我们这片区域在畜牧业的发展上占据很大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在其它种类牲畜上，扩大细毛羊经济在这时候有个问题，就是以劳动为生的的共和国应该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这样说，作者利用阿尔巴泰耶夫的文章作为出发点。在影评中没有一个词是关于在剧本的关系中如何处理基本冲突。

“话剧应该严格和完全真实。”高尔基在文章《关于剧本》里说。在新的剧本中伴随着当代社会冲突作作者的所有小的成功对我们都很重要，但更重要要知道，冲突推动发展。但我们评论员不涉及这些问题。他避开谈话，冲突的发展用真实的艺书决定抓住了观众的思想。

我们的评论不会全方面的分析塔日巴耶夫的剧本《花，草原！》。文学副博士马洛维奇科在1953年杂志《苏联的哈萨克斯坦》第二期发表的文章中或多或少正确地确定了剧本思想内容，但关于他的艺术优点和不足却完全沉默。

诗和散文是什么样的评论说法？应该注意，一个重要的东西刚显露出在我们优秀的诗人创作中，在我看来，是向着更大诗歌面转折的时刻。叶尔加利耶夫写了四首长诗：《来自我们乡村的姑娘》，《父亲的忏悔》，《在宽广的大道上》和《你的河》；扎罗科夫—两首长诗：《草原上的森林开始喧闹了》和《捷米尔塔乌》；阿比列夫的诗《阿尔泰的心》被叫做浪漫的长诗，而塔日巴耶夫转向话剧的体裁，完成了长诗《共青团说》，这首诗来自于五个互相联系的短诗系列，被奉为神明的开垦的新荒地。А. 拓客马甘别托夫漫长的沉默成功地写出了首个主要的长诗《不能说出的话》。这些作品描绘了苏联人民高度的劳动热情，他们在建设铁路上的在工厂里的在矿上的成功，展示了在工业和农业中进步和落后的人。

这样欣欣向荣和可喜的的现象预示着我们诗的不远的共同的提高，现在在总体上是落后的。

看来，创作的激情在我们的诗人这应该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学评价。

但是没有人清楚地没有外交手腕，直到说关于这些作品的质量为止。用这些句子《高尚的追求》，《及时的激情》，《预期的回答》，《现实的话题》，《重大意义的话题》，《我们看见了手艺》，《我们感受到火的呼吸》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他们在哪里看见和感受—关于这个（友好地）沉默了。没有诗的结构，没有发展情节，没有具体的人物的方式到现在也没受到认真的评论。

很少的我们中的评论员担心现象和不良的秩序。在我看来，这类的诗人，比阿博杜卡迪罗夫，瑟兹德科夫，汉格利季，玛莎科夫，哈基姆扎诺夫，马尔卡洛夫，奥纳尔巴耶夫，谢伊托夫，穆库谢耶夫和其它的都丢失了自己的诗意的声音。这个看来，比如，在共青团旅行在开辟新荒地的反响上。所有刊登这个话题都是艰苦地，不能信服地，不真实地。诗人萨因基本上挽回，以前说的关于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哈萨克斯坦的友情，在他的战争系列诗中。甜蜜地称呼他的诗行《走吧，故乡，我的瞳孔！》，是来自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去哈萨克斯坦共青团员的传递使者。

年轻的诗人阿林巴耶夫自己诗的二十八行（从四十四行中）讲了艾莎是如何用摆好的饭桌等待客人，剩下的十六行讲了客人的敬酒词：他说他的父亲在五十岁的时候被发放到阿穆尔，而他，根据父亲的传统，现在要去哈萨克斯坦。《让我们喝酒吧！》没有任何其它意思。诗人T. 阿利穆古洛夫也是什么好的也没找到，像空洞的抒情叙述在逝去的荒原上。只有在最后自己的八行诗（来自五十二行）他讲了关于拖拉机开垦荒地。在另个诗人那—阿曼申—比第一个诗人有更多的思想，但他们表达了极其的平凡。

我们一些作家和诗人落后时因为他们极其低的文化水平。然而也许是其它原因。评论家需要学习所有这些，为了能及时的帮助我们的同事。

但是评论家有时候是帮文学的倒忙，当颂扬一些不好的作品时。这更加有害，如果这种帮忙出现在有权威的报纸上。恰好有一天我们报纸《社会主义的哈萨克斯坦》提供这种帮助给诗人。1953年十一月九号报纸发表了一篇概述性的文章《关于杜马党》进入诗稿里。

“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报纸上写，“因为人民自己的最好的话，是发自内心的表达，最珍贵的话和炽热激昂的感觉都献给了党。” 接下来，评鉴引证的在诗文里的话，报纸写到：

“所有这些诗表达了人民群众心里对党深深地热爱”。

但是报纸引用这样的诗，是为了证明这个完全负责人的说法吗？报纸上认为用炽热的话表达了内心深处吗？这是她恰好陷入窘境。一个报纸上没有一首来自引用的诗不能叫成功的报纸。这基本上赤裸裸的外来词来自于著名的民间即兴歌手和诗人——托克马甘别托夫，奥尔曼诺夫和其他人。

 报纸甚至没注意到来自众多诗中的一首诗竟然是从拜穆哈梅道夫写的歌词中直接抄袭来的。

 所有这些都这些都讲了什么？讲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完全未经充分考虑就大加夸赞，一点也不值得受到严格的刊物机构的关注。

于是，评论的事在我们这情况不好。当然，在这篇文章不是包含所有，但是从这，从遗漏的，没有什么这样的改变事情的本质。我们的文学评论家文化理论水平还不高，效率不高。我们在文学方面摆脱粗糙的行政管理容易的多，因为这种事实不能长久的活在苏联的条件下。但提高文学评价的理论水平到党的原则，科学的客观公正和深刻—这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没有一个文学家让他既是学者又是作者还是评论家，没有权利拒绝这个劳动工作。

为了提高我们的文学评论水平我们需要倾尽全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摆在我们所有苏维埃文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的要求。

1954年

 

友谊的宣扬者

 

哈萨克著名诗人，教育家——阿拜·库南巴耶夫，活跃在上世纪后半时期的哈萨克文坛上，那时，在哈萨克草原上刚刚出现了一些新的，未经研究过的事物。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远远落后的哈萨克民族开始了解先进的俄罗斯文化。

阿拜·库南巴耶夫很早就认清了封建社会令人发指的专制统治，并且开始与其做斗争，并为穷人们伸张正义。命运让诗人与被流放至这里的俄罗斯革命者们相识，而这种相识，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了真挚永恒的友谊。而且，也正是俄罗斯人让诗人开眼看世界，他们在诗人世界观、人身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影响。

从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第一天起，阿拜就流露出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公民诗人的思想，在文章中经常提及当时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现实问题。他毫不留情地鞭笞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但是，他并没有再往前进一步发展：号召自己的人民走向革命的道路。这一点，也正是诗人历史和民族局限性所在。

不过，默默地发表作品并不是阿拜创作的特点。我们尊敬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揭示腐朽封建社会的实践者，一个十九世纪俄罗斯先进传统文学文化的继承者，一个本民族的启蒙学者。

阿拜生活时代的社会中心问题是哈萨克民族的教育启蒙问题，教育他们接受先进的、民主的俄罗斯文化。另外一个学识渊博的启蒙学者乔坎·瓦利汉诺夫（1835-1865）这时也活跃在文坛上，那个时代的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个为俄罗斯军队服务的军官。在哈萨克斯坦的西北地区，杰出的教育家、诗人、社会活动家伊布赖 阿尔滕萨林（1841-1889）也研究和从事着这些问题。他开办了属于哈萨克人自己的中学，从草原上赶走了毛拉（伊斯兰教学者）。阿尔滕萨林第一次用俄语出版了哈萨克的书籍，撰写了文选。在自己的诗歌和训诫中，他颂扬了俄罗斯先进的文化，号召人们与俄罗斯民族增进友谊。

阿拜的诗歌创作以其对艺术理论的独创见解，以及积极贴近生活而著名，并且将自己的创作贴近苏维埃时代的诗歌。他反对那些颂扬抽象美，怀念古老过去的诗人，以及从“黄金时代”起就世代相传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歌拥护游牧的自然经济，并把任何与城市形成产生联系的东西都视为很坏的事情。

得益于自己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刻研究，阿拜在诗歌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却清楚地把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罗斯与专制制度的俄罗斯区分开来。正是因此，在他的一系列诗歌作品里，他都无情地讽刺了俄罗斯的官员。阿拜作为一个启蒙者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尽自己所能，希望通过自己的活动能给哈萨克民族带来俄罗斯先进社会思想代表者的遗产，并且唤醒起他们对沙皇制度的仇恨。在诗歌《我也成了乡会会长》、《库列姆巴尤》以及其他诗歌中，诗人描绘了沙皇政府的走狗——草原上掌权的人的真实面貌，描绘了他们的愚钝、贪婪、怯懦，以及无能，还描写了他们在上级面前那让人作呕的阿谀奉承。他的作品让人想起谢德林和果戈里的讽刺创作手法。

封建社会陈规陋习势不两立的敌人——思想家，公开责备现存的制度，并永不停歇地追寻着真理。然而，阿拜却没能给自己的人民指出一条摆脱社会压迫的道路。他的愤怒带来了对生命和生活的气恼。阿拜对自己的理想非常的乐观，而他在自己的生活中，苦难中却是一个独行的人。在总结自己充满坎坷和斗争的人生道路时，诗人这样写道：

我在悬崖上

朝世界呼喊，

从远处传来了

回答我问题的回声，

我在这个世界上

不断地寻找。

我的面前仍是那些悬崖，

还有回声——一种空洞的回答。

但是诗人那受尽这背信弃义社会折磨的内心，却一刻都没有停止关心自己民族的命运。阿拜的诗歌涉及面非常的广泛。在他的公民诗组中，他孜孜不倦地赞颂人的事业，赞颂他们的意志和智慧，表达了对他们无限潜力的信赖之情。诗人认为，劳动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主要标准。阿拜认为，当时人们众多恶习的源头正是，他们不去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而是习惯于寄生虫式的生活。

阿拜的不少诗歌都致力于研究道德问题。他赞成重新审视过去的规定、习俗、道德，以及传统。诗人坚信人性本善，颂扬人们对和平、对自然、对生活以及对别人的爱。全世界劳动者之间兄弟般的友谊，文化之间的互相丰富——这正是阿拜人道主义的思想。

作为哈萨克斯坦书面文学的创始人，阿拜独特的创新鲜明地体现在那些在普希金、莱蒙托夫、歌德以及拜伦的影响下所创作出的诗歌里。正是因为这点，他的创作变得深刻而广泛，同时也没有丢失自己的特色，没有丢失自己独一无二天赋的魅力。

阿拜的诗歌创作，打破了传统东方诗歌的结构规范。这一点不仅可以在拿些贯穿着社会内容的诗歌里发现，而且也存在于他的抒情诗组中。用别的语言无法完全的传递出阿拜抒情诗歌的美丽和迷人。但是，即使是在译文中，我们也能发现新的，原创专业诗歌的特征：

当影子开始变长，

夕阳变得深红，

这正是一天将要结束的时候，

走过远处的山丘——

我独自默默地站着，

风儿抓住了我的内心，

篝火中朦胧的夜色；

生活——都早已过去。

在原文中，这些诗句听起来十分的迷人。

在追梦中，我的头发变得花白

梦想的树叶也开始散落枯黄。

这里我们甚至发现了新的词的组合，在阿拜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哈萨克人能够说出“梦想的树叶”这个词。这个富有表现力思维的新体系，是诗人在从事翻译工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这个体系在他自己的诗歌中也获得了一种令人信服的创作形式，之后成为了所有哈萨克文学的一种规范。

在革命之前，东方女性的命运是十分痛苦和不幸的。阿拜能够准确地描写哈萨克女性的外貌，她们的善良，以及她们内心深处的感受，还有她们的道德高度，以及她们对友谊和爱情的忠诚。他倾尽全力用自己的愤怒猛烈地抨击沙里亚的维护者，并且把自己孩子中追求不正当收入的人成为不知廉耻的卖主和买家。阿拜认为，哈萨克斯坦女性的解放运动，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通过用俄罗斯的文化，以及先进的社会道德的教育才能实现。

阿拜也是哈萨克民歌的革新者。据研究着统计，阿拜给哈萨克诗歌带来了十七种新的形式。

如果在此基础上在考虑到他诗歌中的语调特点，以及十分丰富，多种多样的内在韵律，那么阿拜所作出的创新就更加巨大，更加有意义了。伟大的诗人如此的清楚地认识到诗歌内容和形式统一的重要性，以至于他任何一部成熟的作品都可以视为这种统一的一个典范。

在阿拜诗歌里所表达的思想中，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维护民族利益，鞭笞剥削者的民主革命者。值得注意的是，阿拜得出的结论，幸福——是一个社会范畴，为了能够得到幸福，则需要改造这个社会。

阿拜对封建社会的评价在人们中口口相传，获得了广泛的流传。诗人的话，成了人民同甘共苦的伴侣。哈萨克人都非常喜爱这些话，并且非常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庇护者。“向俄罗斯人学习，阿拜说，他们那儿有真理和智慧。”

阿拜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作曲家。有二十首曲子流传至今。它们都充满诚挚，曲调多变，虽然与俄罗斯的民歌非常的相似，但确实是属于本民族的歌曲。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传统文化的歌曲，通过阿拜那丰富的天才和谐的结合在一起。

作为当时博学多识，有文化的人，阿拜通过自学熟练地掌握了俄语，研究了许多俄罗斯以及世界先进的文学作品，以及唯物主义哲学。阿拜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是东方第一个积极传播俄罗斯革命民主思想的人，他通过自己的翻译，宣传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克雷洛夫那流芳百世的作品。哈萨克斯坦的精神文化，因为阿拜的创作而与俄罗斯精神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

在今天，当全国都在缅怀阿拜·库南巴耶夫，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时，我们再次骄傲的把俄罗斯人民称为我们的老大哥，一个使我们精神振奋，帮助我们成长和进步的老大哥。让我们再次歌颂阿拜，我们民族间永恒友谊的宣扬者！

1954年

 

成熟的时刻

 

为了确定哈萨克斯坦文学的真实状况，就必须要弄清楚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的表达程度如何，搞清楚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符合程度如何。换句话说，就是哈萨克的苏维埃作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掌握程度如何。

在第二次哈萨克斯坦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上，我们一共只带来了一小部分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还是未完成的，还有一些有某些缺陷不符合要求的长篇小说。

如果说到一些重要的作品，那么我们必须提到萨比特·穆卡诺夫的《神秘的旗帜》，穆斯塔菲的《生与死》，萨特塔尔·叶鲁巴耶夫的《我的同龄人》。

创作一部大的长篇小说，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创作机会去谈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真实的掌握程度。如今，哈萨克斯坦的散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在增长。一批描写远大梦想的年轻作家也加入了我们的作家组织。

如果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我们文学作品的主要形式是诗歌的话，那么现在，散文则取代了它的位置。

哈萨克斯坦的苏维埃散文，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之下，现在已经登上了全苏乃至世界的文学舞台。像《阿拜》、《博塔格斯》、《百万富翁》这样的作品，不仅仅在我们国家很出名，在国外也非常受欢迎。

哈萨克苏维埃散文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作家们都遵循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作品思想和内容的要求，它要求作品的思想与艺术表达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全苏文明的作家奥埃佐夫在最近几年创作了一部四卷的长篇小说《阿拜》，它全方位描写了哈萨克斯坦人民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囊括了那些年在哈萨克草原上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这部作品让苏维埃社会认识了哈萨克人民的生活，了解了伟大诗人阿拜的生活和创作活动。它是全苏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就。

萨比特·穆卡诺夫的小说《神秘的旗帜》向我们展示了哈萨克草原上深刻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得以解决。

如果在加比坚·穆斯塔菲的小说《希加纳克》、《百万富翁》中，我们看到了集体农庄里的第一个改革者，创新者，那么在萨比特·穆卡诺夫的小说《瑟尔—达利亚》，以及加布多尔·斯兰诺夫的小说《远处的地方》中，集体农庄的的集体劳动则被证实为社会主义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

这些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下文中我们会谈到这些不足，但是这些作品已经足以表达我们社会主义的现实情况，表现出我们积极地参与生活，并且改造生活。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我们的祖国遭受了历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伟大的卫国战争。作家们创作了许多以它为主题的作品，其中有阿比舍夫

的《年轻的一代》，青年作家阿布季扎米尔·努尔别伊索夫的小说《库尔利亚季亚》，奥尔佐里的《热克先》以及穆斯列波夫的《哈萨克士兵》。

战争题材对于哈萨克作家们来说是一个严厉的考验。我们应该肯定这些作品，因为它们是作家们求新的成果。

哈萨克作家长时间以来并没有着手创作关于工人阶级的作品。而如今，我们看到了四部献给哈萨克劳动人民的长篇小说。它们对我们的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们分别是斯兰诺夫的《然纳尔 陶》，描写了石油工人的生活；萨尔先巴耶夫《大海之子》，描写了渔夫的生活；穆斯列波夫《苏醒的地区》以及穆斯塔菲的《卡拉达干》描绘了卡拉达干的煤矿工人在两个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

必须要指出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后进入文坛的散文作家的成就。沙伊梅尔坚诺夫《未来的道路》，描写了学生和青年学者的生活，以及小说《最初的几月》作者伊曼然诺夫，《在远方的村庄》的作者索克帕格巴耶夫。

哈萨克斯坦的作家们积极地深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尝试着能使自己的作品涵盖生活的所有方面。

在我们的散文作品中也出现了对未来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现象趋势。作家在表现出我们生活中现实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为明天的道路照射出光亮。

我们现在也有一群散文作家在从事着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们是谢伊特然·阿曼罗夫、姆肯·伊曼然诺夫、别尔德别克·索克帕克巴耶夫、以及托列乌汗·萨根姆巴耶夫。

鲍别克·布尔克舍夫短暂的创作生涯虽然在卫国战争的前线就结束了，但是他以自己尖锐的艺术纪实文章，提高了我们整个政论散文的水平。艺术纪实文得意发展和巩固，成为了未来许多作品创作的探路者和领路人。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哈萨克斯坦散文在体裁方面的内部完善和丰富。

显然，这些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的作品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以及长久生存的特权。这些作品对未来民族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研究奥埃佐夫的作品《阿拜》时，就像是在研究一部伟大杰出的哈萨克斯坦散文作品。

而这些要求都有哪些呢？最近几年，在中央以及我们共和国的期刊上出现了关于塑造正面人物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有关冲突，作品结构，语言，思想和形式的问题。然而，因为这些问题都被单独地看待，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艺术作品的要求也无法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它的作用也开始减小，有时也变得不够准确而十分模糊。

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以形式和内容牢固完整的统一为基础的。如果一部作品在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上有缺陷，不论它的主题多么的符合实际，都不算是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不能把内容和形式分开来看一样，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手法也不能单独地看待。不能为了一方面而牺牲另外一方面。如果在一部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形象是坚决，并且多面的，那么，与之相对立的反面人物也应该那样的坚决鲜明。斗争又被称为冲突，是两种对立的力量或者思想之间的矛盾。如果在描写冲突时，其中的一方是强大的正面人物，而另一方则是非常弱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正面人物就输了。只有作家通过那些符合生活具体现象的冲突和斗争，真实地、让人信服地展开，作品的构思才能真正的被读者们所了解。冲突主线和次线的说服力以及真实性取决于作者是否成功的选取了主人公，以及是否真实的展现了他们的活动。形象是建立在思想和行为之上的。没有行为就不会有形象。作品的语言在表达行为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作品的艺术性不仅仅存在于语言上，同时也存在于作品的结构、不断展开的事件和冲突，以及通过美学方法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发展之中。

能否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取决于作家的构思以及他的写作技巧。我首先会提到奥埃佐夫的作品《阿拜》，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部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思想艺术要求的作品。

不管是青年作家还是已经很老练的作家，在追求掌握文学创作技巧的道路上，仍然会长时间地研究这部小说。这部小说的大部分人物形象，特别是阿拜本人的形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每个人对诗人阿拜从内在品质道外在形象都有自己的理解。奥埃佐夫所塑造的阿拜的形象与人们心中诗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读者们都接纳了这个形象，并且信任他。在整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关心人民疾苦，并为他们指出未来道路，号召人民与俄罗斯人们发展良好友谊的伟大诗人形象。

小说中并不仅仅只有阿拜这么一个形象。他的形象是建立在优秀的劳动大众的代表之上的，比如达尔克姆拜、巴扎拉雷、达尔门。他们一起反对哈萨克草原上封建族长制度。奥埃佐夫并没有破坏历史传统。在小说《阿拜》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强烈的抗议以及他们的无力。

在塑造阿拜以及其他劳动大众的形象时，作家找到了描写人物性格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创作方法。而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弱化反面人物形象的描写。在与阿拜对立的人物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打倒的。

小说从库南拜时期开始，到塔克然的儿子时期结束，描写了专横和暴力的代表者，阿拜与之抗争了一声。通过对阿尔申拜、柏日尔、卡拉塔伊以及他人的行为举止和内在气质的描写，作者向大家说明了哈萨克草原上封建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真实的历史就这样呈现在了小说之中，而且，在作者笔下，对立的两方都旗鼓相当，都是那样的强大。

在这部作品中，社会冲突的主要推动力是，对弱势部落土地的霸占，而这，也正是克达尔真正的死因。在整部作品中，这个冲突一直没有弱化，不断吸引着读者，引起他们的兴趣。达尔克拜姆，托克然，伊伊丝老太婆，特别是阿拜自己的命运，让读者一会感到伤心，一会又感到高兴。这点，显示出了作家在构造小说结构方面的才能，以及作家在描写事件、在具体的事件中描绘人物形象的技巧，从而最终引起人们对主人公真挚的喜爱或者憎恨。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到那充满生活气息而又十分生动的语言的话，那么我们就更加清楚地了解奥埃佐夫作品的特点了。

《阿拜》是一部关于哈萨克民族未来的小说。如果没有与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友谊，没有俄罗斯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哈萨克民族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感觉到，自发的、非自觉的阶级斗争形式将要结束，在哈萨克人民群众面前出现了一条通往理智斗争的道路，一条通往革命的道路。正是因为为未来而斗争这一点，才让阿拜的形象更加贴近我们的读者们。

当然，关于阿拜的小说也离不开我们文学界之前所积累的经验。

在这方面，萨比特·穆卡诺夫的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被大家公认为是哈萨克苏维埃文学的重要人物。他的《神秘的旗帜》，作为第一部哈萨克小说，对《阿拜》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总而言之，这部作品对我们整个散文创作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这部作品在哈萨克文学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矛盾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哈萨克伟大作家都为之绞尽脑汁，如乔坎·瓦利汉诺夫、阿拜、阿尔滕萨林等，而奥埃佐夫在自己的作品中向大家宣告，这个问题，以及哈萨克民族未来的命运，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无论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阿拜，还是瓦利汉诺夫，他们都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而《神秘的旗帜》中的主人公，阿斯卡尔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阿斯卡尔就好像在新的环境下，他们事业的继承者。就像别林斯基所说的，我也认为阿斯卡尔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阿斯卡尔的形象（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教师）已经成为了哈萨克草原上民主知识分子的一个集体形象。通过这个形象能够更加完整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时代。作者并没有解释主人公的人生道路。

作者给我们揭示了阿斯卡尔思想意识的成长过程，讲述了他是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者。在阿斯卡尔的形象中，作者给我们深刻的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就是，对于所有民族来讲，革命之前，他们都处在与哈萨克民族类似的环境情况之中，除了革命，没有任何能摆脱压迫统治的出路。

奥埃佐夫的《神秘的旗帜》给我们说明了它之所以能在文坛保持长青的原因。它在许多方面都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在描写社会阶级矛盾的时，作者将其与主人公的命运紧紧相连。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把反面人物描写的同正面人物一样强大。因此，这部作品在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散文中占据了很突出的地位。唯一不明白的是，作者为什么把它称作《博塔戈斯》。归根到底，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民族的儿子，而不是女儿，而且本书的主要思想并不是通过那些次要人物的形象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社会斗争的描写表达的。因此，这个新名字实际上弱化了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的散文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不仅提出了我们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也提及了未来我们的任务。这种良好的思潮首先在加比坚·穆斯塔菲的小说《希加纳克》、《百万富翁》中得到了体现。在其他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趋势，比如《瑟尔—达利亚》、《未来的道路》，以及《远处的地方》。这种倾向对于哈萨克苏维埃散文来说是一种新的形式。而它正说明了我们的文学成熟和完善。在两次代表大会间的15年中，穆斯塔菲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并在哈萨克苏维埃散文中占据了稳固的地位。在使我们文学的主体转向当今生活方面，他做了许多工作。

描写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取得成功。穆斯塔菲在创作我们当代人物典型形象时，自己也获得了提高。他的《百万富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登上了国际舞台。而我个人人物，他的《希加纳克》则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我认为，在《希加纳克》中，展现了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小说的主人公，希加纳克是先进农业生产者的一个集体形象。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典型形象。小说最好的一点是，希加纳克的劳动活动以及思想观念并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他很简单、并且令人信服地被描写为一个谦虚、老实的人。主人公的身上有着本民族良好的传统美德，是当今时代先进的劳动者。因此，他的形象给集体农庄的群众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在塑造像希加纳克这样先进人物形象的同时，作者也敢于揭露仍然存在于集体农庄中，并给集体生活带来损害的旧风习的残余。他让人信服地描写新旧势力在农业生产中的冲突和斗争。在小说中没有任何不符合实际的激昂话语。正是因此，这部作品读起来让人感到非常有趣。也就是说，作者找到了一个朴实的艺术手法去表达小说的思想内容。这也正是我认为《希加纳克》比《百万富翁》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因所在。

显而易见的是，在《百万富翁》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集体农庄建设道路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许多集体农庄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知道，集体农庄的公有财产越多，对农庄成员私有财产的需求就越少。在那些以劳动日来弥补农庄成员物质资料的集体农庄里，私有财产阻碍了每个劳动日收入的增长。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书里，这种思想并没有在冲突线中表达出来。没有支持这个想法的人，也没有反对它的人。在《百万富翁》中，描写了革新者若马尔特与安于现状的贾库尔在思想上的斗争。作者小心翼翼提出的这个大问题，很自然的就通过冲突表现了出来。正确提出的一个思想，并没有得到它应有的艺术体现形式和发展，目前，这种表达这个思想的艺术形式并不符合九月会议的要求。

由介入社会生活应运而生的代表作之一，是萨比特·穆卡诺夫的小说《瑟尔—达利亚》。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集体农庄成员的劳动，肥沃广袤的土地是如何开始给人们带来收获和财富。作者尽力想给我们说明，即使是在卫国战争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没有停止，而正相反，为了能通过我们的劳动收获，给敌人以大的打击，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作者对艰苦环境中所取得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劳动成果非常的熟悉，了解那个时候的生活。他向我们讲述了，在我们的国家，像挖沟渠，建水坝等这样的大事，是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支持的。

如果我们以扩大集体农庄建设，增长丰富集体农庄生活这个任务的角度去看这部作品，那么这部作品与当今社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问题是相符的。小说的主人公之一，瑟尔拜，是一个像希加纳克那样的先进生产劳动者。在最近几年，其他的作家也借鉴了穆卡诺夫的经验，也在自己的作品里加进了像希加纳克和瑟尔拜这样的人物形象。这就是《瑟尔—达利亚》这部作品在描写苏维埃现实方面的巨大意义。

之前，对于像哈萨克民族这样过着游牧生活、只从事畜牧业的民族来说，让他们立刻就开始从事耕作业、挖水渠，掌握新的农业生产科技，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进行的一帆风顺的。在这些问题中，我们还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苏联先进地区早已经历过的阶段，如今仍然存在于哈萨克斯坦的一些集体农庄中。对于个人财产对集体财产所带来的损失，我予以了特别注意，还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的存在，以及对掌握新的科学技术无所谓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村庄里旧时代的残余，要求我们现在就积极地与之斗争。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的去评价这类作品的社会意义，如《瑟尔—达利亚》，《远处的地方》，在这些作品中都颂扬了社会主义劳动。

除了那些讲述农业生活中主要问题的作品之外，我们还有许多描写当代工人生活的作品。描写这类主题的作品，我们的作家们就好像是在开垦荒地一样。应当指出这样的现实，那就是作家都义无反顾深入劳动者生活的这个主题。工人阶级的生活，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灵感。就像大工业能给为提高农业水平提供巨大的动力一样，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为我们的文学提供了描写当今生活的巨大可能。

在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下穆斯塔菲的《卡拉达干》，这部作品已经通过哈萨克语和俄语都出版了，并且在读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评价这部作品在中央以及地方刊物中获得怎样的评价时，以及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部小说的作者已经达到了他之前所定的目标。作者从之前创作的作品中获得了许多经验，因而在这部作品中，他能够创作出一系列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他向我们展示了哈萨克草原上工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小说《卡拉达干》中，描写了苏维埃人民的形象。书中的主人公，如谢尔巴科夫都符合人物典型化的要求，而且整部作品大体上都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作品思想艺术的要求。这点从我们的读者很好的接受了这部作品就能看出。

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哈萨克苏维埃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积极的深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青年作家也完全继承了这个特点。如果伊曼让诺夫在自己的小说《最初的几个月》中提出了在当今社会还有重要意义的技术学校问题，那么萨福安·沙梅尔捷诺夫在《未来的道路》中则向我们展示了在生物科学领域与旧事物进行斗争的故事。

我们的青年作家努尔别伊索夫在自己的作品中便讲述了卫国战争中，在共产党教育下而成长起来的苏维埃青年一代的顽强精神、他们的力量以及创造精神。

在许多青年才俊的推动之下，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正面积极的学者的形象，比如，波让诺夫、多波洛夫，以及苏维埃战士的形象，如叶赛一、斯克里科夫等等。

在描写苏维埃青年一代的性格和内心感受时，我们的每个青年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他们通过自己细腻的观察，强烈的表现力，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深刻了解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对于我们小说创作是十分需要的一种东西。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那就是哈萨克苏维埃散文在丰富创作主题，积极反映生活以及思想内容方面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些特点，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需要不断地扩展和深入。

我们过去曾错误的认为哈萨克苏维埃散文已经完全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思想艺术方面要求的高度了。

哈萨克苏维埃文学，就像所有苏维埃文学一样，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正确发展道路，但是，它仍然有许多尚未解决的创作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想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的作品已经完全摆脱了思想内容空洞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还不能始终都做到保持主题和美学的统一，经常使我们好的思想和主题变得模糊化。一些我们认为已经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高度的作品，有时却达不到这样的水平。我们中的一些作家在创作典型形象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而另外一些作家呢，则在戏剧冲突方面取得了成功，其余的一些作家呢，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思想主题并不是通过现实的艺术方式表达出来的。我们应该把这些作品看做是某种死胎。我们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些问题。

上文中我提到过奥埃佐夫，关于阿拜的作品，说这部作品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部作品。作家们在这些作品上都倾尽了自己的心血，并且在它们上创作了许多年，如果不说出一些这些作品的优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无序和胆怯。

比如，我对这部作品中的一些就不是很满意，如成年后的阿拜不是社会观点的发起者，而仅仅是它的支持者和见证者，又比如，他仅仅在危难关头才支持人民的不自觉的反抗。我把这看作是主人公阿拜不足的一面，作为人民大众的领路人。

还有，我们还注意到作者自己的态度。我指的是这个场景，当民主革命思想通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学生传播到哈萨克草原上时，阿拜了解到了它们，并且对它深信不疑。这些思想在哈萨克草原上找到了多么好的一块土壤啊，也就是说，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那么这个种子能习惯这个新环境么？如果能的话，那么它又将怎样成长，以及在阿拜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关于阿拜的思想当时是领先于时代还是落后于时代，通过他与当时社会活动的关系就能看得出来，这样，阿拜在当时哈萨克草原草原上不应该是落后于当时的时代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在已发表的四卷小说里，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然在我们其他作家的文件中，批评会更加严厉。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手法。

我们所创作的人物形象有时并没有那么吸引人。他们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们的事业和行为也没有引起读者的兴趣。在我们作家的笔下，苏维埃人民的生活有时显得有些单调，主人公的思想让人感觉不是谦虚，而是让人感到平庸。而精神世界贫瘠的主人公，并不能引起读者的好感。

我们以小说《希加纳克》中的一个场景为例，而这部作品，被我们视为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坠入爱河的阿曼泰和然博塔之间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你自己才是不要脸的呢。”阿曼泰坐下来回答到，把她的衣服垫在底下。

“你凭什么说我不要脸？”

“你又为什么当着我的面脱衣服？”

“你现在才刚刚出现，就在这儿胡说一通。”

“不，我早就在这儿躺着了。”

“那，如果你看够了，就把我的衣服给我吧。”

“我还没看够呢，你过来吧。”

“那还不如就让我被鱼吃掉呢。”

“要是那样的话，那你湿漉漉的待在那里吧！”阿曼泰说道 ，抓起她的衣服，跑开了。

“站住！站住！”姑娘忍无可忍的大叫起来。

阿曼泰折回来。

“你说什么？”

“你这是按照以前的风俗在行事，你就毫无愧色吗？”

“其他的老风俗我倒是不太了解，但是我喜欢这个风俗。”

“你这是在否定文化。”

“文化周围有太多多余的东西了，我用斧头把这些都给砍掉了。”

“那么，你也打算用斧头去草草凿成爱情吗？要知道，爱情可是一个需要精雕细琢的东西。”

“爱情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东西，就算是用斧头也不能砍到她的。许多人在爱情还在的时候希望它是美好的，等到它破裂或者折坏了她们就会哭泣和抽泣。我的爱情可能有些粗糙，但却坚不可摧。它也会永世不变。”

“你说的是真的么？”然博塔问道。

展示的“脆弱爱情”是一份感情坚固但却不合适的爱情。这也体现出作者性格上的粗鲁野性特点。包括后文中偷走游泳女孩的衣服以及“文艺”对话都在体现这一点。显而易见，虽然我们在刻画人物形象上不再大刀阔斧，但是我们也没能完全掌握并运用更高级的艺术手法。

穆斯塔菲作品中总能感觉出对美学要求的不屑，做作和粗俗的自然主义色彩。尤其是《巴鲁安·邵拉克》这部作品的理念和艺术性，是自然主义的完全体现。被作者塑造为正面人物的巴鲁安·邵拉克实际上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他不能正确分辨对错，不分青红皂白指责每一个人。社会没能接受这本书。

萨比特·穆卡诺夫创作的《瑟尔—达利亚》有宏伟的主题，但却没能成为作者写作生涯上的进步之作。这一宏伟主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艺术体现。小说中有很多优质的片段，但是总体上却不是一本成功之作。小说多处情节设置衔接不当，情节分散。作者把知道的一切一股脑写进了书中。这里故事和传说数不胜数。但它们并没能够帮助作者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相反，它们让作者偏离了主题。故事主人公的性格在故事的日常描写中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党内工作者形象不丰满。从作者的大段独白和冗长的对话中我们能看出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我们看不到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没有对其工作场景的描写）。性格，习俗，习惯以及思想 – 都没能够确切地展现给读者，一切都是朦胧的。小说中俄罗斯人列奇·博列沃依的形象完全是复制了哥萨克老农的形象。小说语言也匮乏。有很多长篇大论，却没有鲜明的生活描写。《瑟尔—达利亚》并没能够成为继《如姆巴克—扎拉乌》以来的新成功，奥埃佐夫也没能走上写作的新台阶。这部作品没能满足读者。

毫无异议，萨比特·穆卡诺夫并没有任何理念上的偏差。虽然作品中有失误，但M本人的政治立场一直很坚定 – 拥护苏联共产党。所以自身艺术水平的下降才是他作品不成功的原因。

萨比特·穆卡诺夫本人一直在强调他是简单文学（能够为普通大众所理解的文学）的拥护者。但他对“通俗”的理解完全不正确，这也导致他的作品显得庸俗和通俗。这应该引发作者深刻的思考，作者应该改变自己错误的理解。首先，他应该明白，对“简单”的错误理解已经禁锢了他的才华长达10-15年之久。

社会主义的美学观把人民的通俗易懂视为艺术的最高峰。它对任何的肤浅简单化都是排斥的，它对艺术手法有着很高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我们至今还不能达到。

党的第二十一次大会上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苏维埃人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是非常的高的。而平庸的，肤浅的作品并不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不得不对阿比舍夫和斯兰诺夫的作品做出更加严厉的批评。他们进入文坛已经快二十年了。阿比舍夫擅长的是戏剧但是他也写过四十五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小说《新的一代》在中央和地方的刊物上多次受到指责。根据这片小说最后的改造结果来看，这些批评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但是作者的初衷并不是去歪曲苏联新一代年轻人的形象。

但是他描写卫国战争英雄和苏联年轻人的这部小说并没有成为我们文学的代表。他之前和之后所写的小说也没能成为我们文学的代表。他后期的作品引起了我们作家群体的强烈不满。在这个对文学艺术要求越来越高的年代，阿比舍夫居然提出了要扩大社会劳动，以及为每个人提供充足物质条件的这样一个理念。他甚至没有考虑到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所应有的思想和艺术手法。在这两本书的任何一页上都能找到这两本书写的很差的例子，而想要找到这两本书的优点却少之又少。尤其是他最近的一部作品。这本书甚至是在听取了评论家的意见之后都无法在改进了。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相悖的例子。显而易见，这些例子都是他所臆想出来的，他没有通过描写社会生活而表达和反映社会冲突，而是通过自己所想象的画面所表达的，有时这些冲突都是毫无根据的。

一个本可以成为好作家，却没有成为好作家的这个现实的原因在于，他并没有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髓而没有找到正确的人物形象，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而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地徘徊。

十九世纪俄罗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是我们现在唯一向之学习的文学。思想立场上，我们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而在艺术创作手法上，应该向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学习，如高尔基和马雅科夫斯等，以及向其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师们学习。

我们中的部分作家学习的并不够深刻，对完善自我创作手法的研究也不够深刻，甚至都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而这些很可能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和后果。

阿比舍夫自己说，至今为止他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和类型，而我认为他最适合的类型就是戏剧。阿比舍夫的不足同样也是斯兰诺夫、杰伊索夫的不足。

斯兰诺夫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他写过四部小说，这些小说涵盖了苏联社会中的许多重大主题，而他的作品所存在的时间并不是特别的久。

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读者都不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小说《查娜尔—塔乌》、《肯奥利司》、《邵卡尔》中，这些小说描绘的都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领域，这些大的主题作者本应十分负责任的去描写，而他并没有。

小说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基于一个不存在的冲突而建立的。在小说《邵卡尔》的开头，描绘的是一件往某森林铺路的事情。一些人认为这条路应该从森林里直接通往集体农庄，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条路应该从森林铺往火车站，这样的话，路就会通过另外一个地区。作者支持这些当地人的看法。这些地方问题，在我看来，不应该成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基础。所以修路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现实的冲突。

我们的作家们应该明白，我们的文学艺术并不只是为了宣扬好的打算计划和好的思想。写作的思想就是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则是要通过艺术场景，行为和冲突来实现。只有通过满足艺术描写主要要求的方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而艺术描写则取决于作家的文学艺术修养。

所以在当前阶段，不重视掌握艺术创作手法这个问题，我们就很可能将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能体现理念的艺术作品都是具有极高艺术性的文学作品。

从这个角度来看，杰伊索夫的小说《库特卡徒》完全经不起大众的批评。而该作者的其他作品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我们对待阿比舍夫等人的态度也有一些问题。在对他们进行批评建议的时候，我们出于不想影响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想法，而采取了姑息的态度，而没有及时指出他们作品中的不足，帮助他们提高。我们这种态度并不能帮助作家们提高自己的文学技巧和素养。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任何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从这个作品诞生之际就开始进行深度的剖析，指出作品的所有不足，以及作家本身的不足之处。提醒作者，他创作出了一部并不是非常完美的作品。这样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作家们如何能够在未来的写作中避免这些错误和不足，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这样需要大量的劳动，但是我们的联盟并还没有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在许多年轻作家的作品中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比如穆卡诺夫、伊曼让诺夫、热尔杰穆特列科夫等等。需要提及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不能称之为作家，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走上一条不好的道路。

伊曼让诺夫在他的小说中探讨了一个对于当今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也就是科技教育问题。但是这部作品在艺术手法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整部作品的基础显得非常不真实。作者把一个刚刚从学校里毕业的人与劳动人民放在一起进行了对比。而整个故事就是从这个毕业生开始的，所有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是从这个毕业生开始的。但是，如果他并没有回到村子里故事又将怎样进行下去呢？那么，这些小说中提及的问题就没有一个能够被解决。因此，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有关冲突的问题。此外，在伊曼让诺夫的思想中还存在着妄想主义和感伤主义，在作品中能够体现出轻微的悲观主义，有时，作品中也存在着夸大其词以及一些浮夸的辞藻。

1948年伊曼让诺夫在自己的作品集中发表了《鸽子》这部作品。看完这个故事，就让人很容易就想起了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

对于一个仅仅泛读过《父与子》的人来说，大致可以将《父与子》的内容归纳如下：巴扎罗夫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度假，在决斗中手受了伤，后来因为感染而去世了。小说的结尾，巴扎罗夫的亲人在他的坟前痛苦不已。

在伊曼让诺夫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够发现这样的场景。故事的第二段是这样开始的：他叫做阿尔曼，与他名字的意义一样，他并没有在这个世上待多久，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愿望，非常年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以，这立刻就让人联想起了与《父与子》中的一系列场景，当你继续往下读，你就会发现：当他和他心爱的女生一起度过寒假的时候，他喝了汽水便感冒了，便去世了。之后便描写了他的朋友和未婚妻在上坟时的悲痛，他的母亲和挚友……故事便这样结束了。

伊曼让诺夫同志在这部小说中究竟想表达些什么呢。如果这是一部悲剧的话，因为也没法把它称为其他什么了，那么这个悲剧也未免太肤浅了。这个故事是作者还很年轻的时候，写于1940年。所以我们本应是不谈论这部作品的。但是在八年之后的1948年，作者又把它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集之中。感伤主义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顾虑和担忧。因此我认为应该及时的去制止他这种矫情的感伤主义和悲情主义思想。

对于苏联年轻人来说，消极主义并不是典型的形象，而应该是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形象。

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描写了现代的主题，主题中体现出了非常肤浅的思想：以前的一切都不好，而当今的所有都是好的，而不是深入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之中，并揭示其内部的本质。有关“为什么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特列科夫的小说《凯那尔》中可以找到。

“在她的眼前是一头刚刚被剪过毛的羊，在所有都结束后，它非常吃力的站了起来，在称上称过之后，居然有八十五公斤重。毫无疑问，在剪毛结束之后，它被剪了将近一公斤的羊毛。即使它是最肥，产出羊毛质量最高的羊，但它也是其他的羊也能产出这么多毛，到年末也能长得这么肥的证据。”

当然，这些话根本不属于文学表达的范畴，更准确的说，这些话，即使是在翻译的帮助下，也很难让人理解。这些缺点和漏洞，在一些文学技巧和素养的作家所写的作品中比较常见，因为这些作者还没能掌握艺术的创作手法。这就提醒了我们，非常有必要在政治和文学文化这方面中，对我们的作家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标准。

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需要提高我们的文学素养，并且创作出更好的苏联人民的形象。在最近十五年有超过三十部的小说，但是能留给读者深刻印象的形象却少之又少。

现在，我们读者的群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数激增。集体农庄的代表们也有着很高的农业教育素养。就凭农艺师马力采夫在农业领域所发明的新技术和方法，就可以称其为一个大科学家了。

在全苏农业展览会上，以个挤奶的女人，根据科学，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向大家展示了怎么样才能更高效的挤牛奶。现在已经不存在那些能够根据羊的叫声来预知秋天来临的牧羊人了。现在没有文化的牧羊人也愈来愈少。如果我们想让人民大众也了解，让他们也看得懂，我们就需要从他们所在的高度去看待他们。然而在我们的作品中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所以我们所创造出的人物形象都是过于简单，过于落后的。

我想以在穆斯塔菲的作品中所遇到的不足来结束我们对作家作品的批判。在认真阅读他的《百万富翁》时，你就会发现，革新者若马尔与因循守旧的扎吉普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书的中段就结束消失不见了。与此同时，所有在书的开头提出的问题，以及有助于推动冲突发展的问题，解决的方式过于困难，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同样，这也适用于围绕阿赫梅特的思想而展开的冲突，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小说这样的中心结构是小说的思想变得削弱。冲突在书中过早的就达到了高潮，所有问题也都轻易地得到了解决。这种情况在小说《卡拉干达》中出现了：小说的冲突并没有一直发展持续到书的结尾，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在小说的中部就变得非常清晰了。因此穆斯塔菲的艰巨任务就是去创作更加尖锐，能够长时间持续的冲突和斗争。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关于短篇小说和随笔的问题，在这方面，因为它们的篇幅较短而被我们忽视了。

在这个领域创作的有奥马洛夫奥埃佐夫、伊曼让诺夫、萨克巴克巴耶夫，偶尔还有阿比舍夫、斯兰诺夫和杰伊索夫。一些前辈已经有十多年不在这个领域创作了，比如奥埃佐夫、穆卡诺夫、穆斯塔菲。

奥马洛夫故事的主题多种多样。伊曼让诺夫主要描写青少年生活以及诗歌性片段。萨克巴克巴耶夫和萨金巴耶夫的作品中主要涉及劳作主题。这个领域涉及的主题越来越多，然而从艺术角度来看，这个领域的作品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

公正的来讲，拥有让我们能记住的人物形象的优秀作品实为凤毛麟角。在我看来，15-20年前的作品比当今作品还要优秀。现在书中的宏伟与感伤以及苏联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通过描写来体现的，而是直接通过作者个人直接表达的情感和担忧来展现的。鲜明的语言，塑造形象的细节，印象深刻的场景，能够展现人物内心的场景– 这些元素越来越少见。奥马洛夫大多情况下对表面感伤感兴趣。萨克巴克巴耶夫在个人才能展露的同时被细节所羁绊。萨金巴耶夫1948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然而随后6年中就再无作品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哥萨克散文恰恰是从故事开始的。奥埃佐夫、穆卡诺夫、穆斯塔菲在10-15年间一直在这个领域创作。现在他们开始转战长篇作品创作，而刚进入散文领域开始写故事的作家又不大活跃。每一个刚踏上文学之路的人都会有冲动去开始创作一部自己无力完成的长篇作品。另一发面，年轻作家没有足够的生活素材。我们大多数年轻作家在完成学业后都留在了城市，在机关工作，而不是回到生产地和农村。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作家总是虚构主题和情节。所有这一切理由相互交织，导致该领域停滞不前。我们应该明白，在这个领域的落后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

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写作类型是最有成效的，是一个能够快速对实事做出反应并能迅速提高作者活跃度的类型。能够写出优质随笔、故事的作家和完成长篇创作的作家一样受尊重。在短篇故事领域不断自我完善能够稳定我们在一个特定领域的地位。

尽管这情况众所周知，但是我们仍在看轻短篇故事和随笔这个类型的文学创作。

荒地和休耕地的开垦不仅仅是哈萨克斯坦的大事件，也是我们全国的壮举。哈萨克斯坦的劳动人民能够完成这次壮举的一半工作，而我们作家好像还没有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俗话说得好，老人不让位，年轻人也无所事事。我们不能成为这件事中的传话筒。然而除了一两部好作品之外，我们一无所有。去过荒地的作家似乎仍在构思中。发表一部反映荒地和休耕地开垦的短篇故事或随笔有着和发表一部小说一样的巨大意义。我们作家联盟一直都承认我们在该领域的落后，我们也应该找出阻止这个领域继续落后下去的有效办法。

关于哥萨克散文的成就与不足的分析就此结束。

那么我们面前还有什么任务？

这主要取决于目前我们文学达到的高度！第二次大会期间的年轻作家现在已经成为走在艺术成熟期的成功作家了。在最近15年间，文坛出现很多有才华的作家。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苏联哥萨克散文文学，虽然有瑕疵，但也可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想为未来确立以下文学目标：

首先，不要偏离创作长篇散文，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将小类型的发展提到更高的高度上。在创作长篇作品的时候，偶尔的小类型创作是不会影响到主要工作的。年轻作家也不借鉴前辈们的经验，所以他们更需要前辈们的帮助与指导。

其次，我们到了一个尤其需要考虑社会现实主义主题的文学创作阶段。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通过我们的选题选材、展现冲突（反映现实生活的冲突）、完善结构、选词选义的能力，也可以概括为我们的艺术表达能力，来体现的。为了创造古典文学，我们就应该向古典文学作家学习。没有学习他们的艺术表达能力，我们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我们的期许和目标就没办法完成。我们哥萨克作家，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后代们。学习前辈们的艺术表达手法是我们目前的重中之重。

只向民族文学学习的文学没有办法快速发展。只有依靠苏联文学，依靠先进作家，民族文学才能蓬勃发展。

俄罗斯苏联文学– 是世界上最前沿的领先文学。即使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开始着手发展大型主题，我们也要向苏联现代作家学习。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个既有的文学殿堂。

如果我们能够严肃客观地批判每一部作品，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哥萨克散文就会满足党和人民群众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1954年

 

我生活在哈萨克斯坦

 

我的祖国哈萨克斯坦幅员辽阔。它有着广阔的草原、多岩的高山、奔腾的河流以及取之不尽的矿藏。想要更好地想象哈萨克斯坦无边无际的原野，那么就请看一看地图，然后仔细地思考。

清新的微风给房间里带来了春的气息。在杨树林里，被浇灌了水的新芽很快地裂开，树枝上也出现了雪白的绒花。

生机勃勃的，慷慨大方的春天渐渐地来到了阿拉木图。

在有节奏的水滴声下我听到广播里播报，在哈萨克斯坦的南方已经开始播种了。在南方的地区，数百万的羊群和马群在新鲜的草地上吃草。早上，山村里的学生异常高兴地向自己的学校跑去。集体农庄，农场和草地都恢复了活力。在这里，人们准备好了要采摘比前几年更多的棉花，要知道，棉花对于手工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白色的金子。

同时，广播员在广播说，在我们共和国的西部和北部正遭受着耸人听闻的寒冷。但在这些地区也准备迎接春天了。沿着被雪覆盖的田野，拖拉机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挖出了深深的犁沟。拖拉机司机明白，1800万平方米的荒地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

哈萨克斯坦现在的生活丰富多彩。但还需要更加清晰地自习描绘出我们共和国的明天。我们在苏维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可以看出祖国美好的未来。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和其他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一样，已经习惯了用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每个哈萨克人只要想着在第六个五年计划里完成的任务，内心就充满了骄傲。从新的五年计划的数据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用于基础投资的增速是250%，达到780亿卢布。而在这些数据背后，我看到了从工厂里冒出的浓烟，被开发了的原野，听到了内燃机车轰鸣的喧嚣声和采矿场机器轰轰的声音。

但这些并不仅仅是前景，并不仅仅是未来，在今天，在现在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未来。这些天，大型的商务会谈在卡拉干达的矿井里进行着。在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从这些矿井里开采出来的煤炭量要比1955年多出两倍。大型的石油制造产业兴起，在未来还将建立两个先进的石油加工工厂。没过多长时间，在哈萨克斯坦就听到了炼铁炉和炼铜炉巨大的嘈杂声。

我们的共和国钢铁、煤炭和稀有的有色金属的储量极其丰富，所以，外国的资本家向他伸出了贪婪的手。在十月革命之后，我们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哈萨克斯坦人民在其他苏联兄弟的帮助下一个五年计划到一个五年计划的修建了新的大型工厂，沙漠上也覆盖交通干线周围的铁丝网。根据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在哈萨克斯坦的地图上出现了新的铁路线。很难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革命之前甚至无法生产出铅笔刀，更别说奢望建立大型的汽车贺仪器制造厂了。

在这些天，我很多次的和不同职业的人们谈到了第六个五年计划。尽管阿拉木图重型机器制造厂的工人记住了文件里的数据和事实，但未来的规划一直鼓励着共和国的劳动者。在不可计数的共产主义建设者行列中，每个人都明确地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也是苏联最权威的院士之一—卡内施·伊玛塔耶维奇·萨特怕耶夫的思想能都渗透到祖国每一处的原因，而作家穆赫塔尔·奥埃佐夫向大学生、工人和集体农庄讲述我们友好的印度人民的生活。

丰富多彩的苏联生活吸引着每一个人，无论是矿工还是棉农，工程师还是作家都被被它的热情所吸引。举个例子，一个普通哈萨克斯坦作家写了一本书叫《我的一天》。这本书的里写的更多的是其他的事，而不是自己。书里写到，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一个翻译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译者来找我，想和我探讨怎么才能更好的把这部伟大作品的灵魂用哈萨克斯坦语翻译过来。再晚一些，我与和我写新的作品的合著者见了面。再后来，我被邀请去参加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关于出版讽刺杂志的问题。在这一天上午还举行了与哈萨克模范话剧院艺术家的会谈，会谈的内容是讨论我的哪些剧本可以在莫斯科艺术文化旬来展示。下午的时候，在作家协会上谈论了我的哪些作品可以被选入新的文集。晚上的时候，我读了在莫斯科出版的新的剧本的校对本，并且回复了年轻作家给我的来信。第二天，我被邀请去文化部，在这儿我们要讨论了到1956年共和国将建立几千个新的图书馆，上百个俱乐部和集体农庄的无线电转播站。

可以说，《我的一天》这本书反应了许多人和机关的活动，而正是他们关心着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发展。

“处女地”这个词在哈萨克斯坦语里除了其直接的意思外，还有没有触碰的地方这个解释。很多年前，在我们共和国有很多没有被触及到的事。但现在，我们可以愉快地说，在工业，农业还有哈萨克斯坦文化方面，我们都迈出了自己的脚步，做了许多伟大的工程。

在我们这片宽广的土地上，在党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开垦出了肥沃的土地，而且唤起了伟大的人民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勤劳勇敢的人们，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和苏联兄弟国家的人民更珍贵的了。

1956年

 

富饶的秋天

 

昏暗的秋天的夜晚已经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沉睡了。静静的，没有一丝丝沙沙声，白桦树在打着盹儿，在小树林的中间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有时候，惊慌失措的雪兔突然从路上穿过，这时候刚好开过来的汽车不得不紧急的刹车，而这一切过后，又恢复了寂静。

但只有走出了小树林，打着盹儿的夜晚瞬间就变得不那么寂静了。在草原上发动机的轰轰声不断地在减弱。再往外走，亮光从各个方向打破了黑暗的夜晚，这些亮光向着草原移动，一会儿消失不见，一会儿又在转弯处突然的亮了起来。

根本看不到收割谷物的人和拉着粮食到谷仓的汽车。耀眼的光芒和轰鸣的声音环绕在四周，好像是一种看不见的强大的力量完成了这项幸苦的工作。

忙碌的时节即将过去。昨天还生长着高高的浓密的麦子，金黄色的的麦穗泛着有着花纹的长绒毛，而麦穗因为无法承受重力而倒伏着，今天向着地平线的远方望去就只剩下庄稼茬子。

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在数百千米的土地上延伸着哈萨克斯坦平原。北开肯德荒地从集体农庄、山村和国营农场的后面开始，一直延伸到克孜勒图的黄沙，延伸到乌拉尔山受第一场寒潮影响着的白桦树的小树桩，延伸到满是落叶的地方。无论是在草原还是在平原上，在田野还是在清新的幼林里，这一劳动的风景画是这个生荒地繁忙季节所有的。

“如今富饶的秋天因为其慷慨的财富而美妙，”被征服了的荒地说到。荒地也会回报我们的国家因为开垦它所消耗的东西。

我们的共和国骄傲地宣布：我们的人民用真诚完成了自己对于祖国的义务。他们不仅仅开发了荒地，而且从这些荒地收货了大量的果实。十多亿的普特装进了共和国的粮仓，这也迅速使哈萨克斯坦迈入大的产量国行列。

目前，在哈萨克斯坦找不到一个没有进行荒地开发的角落。在这里出现了许多地区，这些地区产出的粮食比以前整个大区所产的粮食都要多。出现了一些地区，这些地区上交到苏联的粮食量是三年前整个哈萨克斯坦上交的粮食量的2.5倍。

以前，我们的库斯塔奈地区因为其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收成而被称为哈萨克斯坦的库班，这个称呼对于它来说是名副其实的。要知道，它提供给国家的粮食一共有1000到2000万普特。而对于这个地区，我们今天可以说些什么呢？国家从库斯塔奈草原获得的谷物不到300万，在今年，这一数量，库班和斯塔夫罗波尔都没有达到。

从荒地获得粮食是多么的难啊！国家把从荒地收货粮食看做是整个名族的大事。上万的年轻的爱国者从国家的四面八方来到哈斯克斯坦，他们用先进的技术来帮助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如今，在奋斗的时期需要一切的力量。

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机关在收割的时节 起的作用像是作战指挥部。南方刚一完成了收割，上万的联合收割机、汽车、装粮机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械与人们一起转战到上万公里以外的北方，来投入到为了粮食的会战当中。这种不同寻常的探索需要互相帮助。不少次都可以看到，在自己国营农产收割谷物的联合收割机越过界限，冲到邻居的谷堆上。

为了哈萨克斯坦战斗的热情从少到多占据了所有人的心。但是，不能隐瞒的是，不是所有都进行的相当顺利，不是所有的都可以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获得成功。哈萨克斯坦的新老居民、莫斯科人、列宁格勒人、基辅人、明斯克人、基什尼奥夫人和许许多多其他民族的人民都参与到了这场为了获得面包的会战中，这场会战伴随着痛苦与快乐。

还有一点我想说一下。这种分配的收割有助于在荒地收货更多的粮食。这种收割的方法很快地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从损失中节约了不少于100万的谷物。这些哈萨克斯坦机械师的名字享誉全国。他们英雄般的劳动得到了人民和党的高度评价。

著名的联合收割机手彼得不止一次的在哈萨克斯坦机械师的比赛中夺得冠军，在这个季节他用两个联合机组收割了3000多公顷的粮食。这得是多少粮食啊！平均一天他割100—120公顷的麦子，总共收获了1500—1700公坦的小麦。

在这些开垦荒地的英雄中间有很多早就不在直接做这项工作了。在以季米里亚沃夫为首的库斯塔奈地区的马雅可夫斯基国营农产里来了一位叫做奥斯金的院士，他是农业部的候选人，以前他可是整个国家有名的联合收割机手。假期的时候，一个领导来到集体农庄，他以前是联合收割机手，名字叫费多尔·托普奇。

奥斯金和托普奇一块儿进入到了比赛，和他们比赛的是共和国最好的联合收割机手，是社会劳动英雄伊萨科维奇。对所有人来说，这是多么有感染力的例子啊！周围的人都带着一颗尊敬，好奇的心看着这位教师，这位收割届的栋梁。

今年，在荒地上丰富的收获证明了，纯洁的哈萨克斯坦草原包含着多少数不清的财富。我们的祖国死多么的富有啊！在这片草原上，增长了许多收入在百万以上的集体农庄。以前，在哈萨克北部地区一个以阿曼格尔德命名的集体农庄有时候的收入都不超过300万卢布，而现在，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一数字。

这些天，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山庄，每一个镇子都可以听到赞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话。从今以后，这些没有被开发的荒地将世世代代的为人民服务。

                                                                    1956年

 

草原人民

 

从前，在哈萨克草原居民的词典里没有权力、权利和声音这些词，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不会出现这些词。这些单词的意思模糊，不被人理解，就像古兰经一样。

但权力和权利的现象却存在于草原上。他们的形式表现为对贫穷人的压迫，比如用短皮鞭来抽打他们的头部。这些穷人是在铁链和奴役下生活，他们向往着能够有好的命运。一望无际的草原缩短了人们生活，草原的冷漠使这些穷人的心灵变得异常的沉重。

“衰老已经到来，思想是那么的悲痛，梦也是那么的敏感……”这些诗句是哈萨克伟大的诗人阿拜在他40岁时的一天写出来的。听起来是那么的让人惊讶，这些充满悲伤的话语是杰出的思想家，充满激情的战士，大诗人写出来的，他敢于和成千上万的野蛮人做斗争，敢于和奴役自己民族的人做斗争。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黑暗，多么的艰难，如果没有极高的天赋和强大的内心力量是不会在40岁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老人的。

沉重的、单调的世纪到来了。父亲为自己辩护并且安慰儿子说：“爷爷怎么生活的，我们就是怎么生活的。”听起来好像是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凝固了，时间也停滞不前了。

草原上的哈萨克居民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还生活在遥远的过去的那种腐朽的泥潭里。在现在这个时代，过早的衰老是不明智的，甚至像阿拜这样伟大的诗人。要知道，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是不会那么简单的，不会轻易地失去自己的灵魂，他们会度过对于他们祖辈来说忧伤和空洞的一年。

是的，在革命之前，哈萨克斯坦草原上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为了消除这种单调，为了扯断枷锁，消灭压迫者，为了改变生活和民族的命运，为了加速时间的进程，开始了一场与封建君主专制的残酷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战斗中，我们的民族获得了自由，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开始征服空间和时间，成为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伟大的阿肯诗人江布尔是以前和现在生活见证者，在他的一首歌曲里这样唱道：他出生于十月革命之后。（需要指出的是，他在1917年的时候已经70岁了）他认为70岁并不老，而是成熟，他给自己注入了青春的热情。老人的这些话语中包含了很深刻的思想。草原的面貌在我们的眼前变化着。我们的人民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以前用十年都不可能完成的事，而我们在十年之内完成了以前用一个世纪都无法完成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有着劳动的自尊心和光荣感的我们的民族在金色光芒的照耀下变得繁荣昌盛，共产主义的春天也到来了。我们伟大的时代促使清晰而勇敢的灵魂，勇敢大无畏的灵魂，有着创造性和高尚感的灵魂出现在每一个苏联人民的心里。这是以列宁为首的党的灵魂，这是不把任何事物当做障碍的布尔什维克的灵魂。

苏联人民的骄傲不仅仅是高山大海，草原森林，还有所有他们在四十年里用钢铁和混凝土所修建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改变了祖国的面貌。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新的大海，不是自然而然的河流就汇集到了一起，不是自然而然的水就流入到了沙漠里。这一切都要靠人民的努力。

从乌拉尔山到天山，从里海到阿尔泰山都蕴藏着丰富俄铁、铜、铅、煤和石油。工厂、蒸汽机车和轮船的汽笛声一起叫醒了熟睡的哈萨克斯坦的城市。集体农庄也用成千上万拖拉机的轰隆声做出了回应。或许现在，哈萨克斯坦用一年的时间建造的东西比以前用一百年建造的都要多，是苏联的其他共和国给了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力量。

在苏联政权成立的初期，贪婪的英国开发者想要获得苏联的允许，同意他们在巴尔喀什附近或者更远的地方开采矿产资源，而这一预想却没有实现。他给苏联政府的信里写到：“你们在50年之后或者100年之后都不会发现有矿藏的地方。”罗夫诺在10年之后，而不是在50年或者100年之后就开发了，而卡拉干达的煤炭和巴尔喀什的铜也得到了开发。如今在这片土地上，一个挨一个地建立起来几十个大型的工业企业，社会文化城也不断地壮大。在这些城市当中，卡拉干达在最短的时间里就拥有了50万的居民。

英国这些贪婪的开发者在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开发。在沙皇统治时期，他们控制了我们的石油、煤炭、铜还有金银等资源。他们贪婪的沿着这片土地四处觅食。

《矿工勘探者的天堂》是斯帕斯克铜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内尔松·费尔写的，巴尔喀什附近的勘探者因为矿藏的发现变得异常的兴奋。

美国的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俄亚联合会的一个主席，美国部长摩尔根和法国前总统埃内斯特·卡诺的儿子都把自己的手伸向了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口袋，而苏联政府没有让他们得逞。我真心的想要向我的祖国说声谢谢，谢谢你做的一切。

哈萨克斯坦文化革命是那么的重要，哈萨克之前的历史无法与他相比。哈萨克斯坦的智慧和直觉从一个多世纪的侵略的俘虏和粗野专横中获得了解放。以前无知的统治已经覆没了。社会文化已经根深蒂固的进入到了哈萨克斯坦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从民族乐器冬不拉到民族歌剧的交响乐队，哈萨克民族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在过去，是没有文化的哈萨克人建立了科学院。

在过去，作为做落后的一部分人的集体农庄的农民也获得了卓越的文化成就。在克孜勒奥尔达州地区的集体农庄先锋队只有19个人拥有高学历，他们所有人都在大米生产场工作。库斯塔奈州高尔基地区的约翰·诺尔集体农庄为共和国提供了22个人民教师。这个农庄的12个小伙子和女孩在阿拉木图和莫斯科的高校学习，其中5个在完成学业之后在作为生产专家回到了农庄。在农庄里有个中学，有将近300个学生在这里学习。

文化之根深深的扎在哈萨克斯坦的乡村里。

在十月革命后获得大面积土地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可不可以没有自己的工业，自己的技术，可不可以靠自己就克服在建立新社会道路上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从而建立新生活？当然不可以，只有友好国家和强大的苏维埃兄弟国家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才为共和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亏了共产党提供了所有的辛劳、能量、知识和力量在我们的民族，我们才能迈出巨大的步伐，从过去走向美好的现在。

共产党鼓舞着我们的民族向着新的功绩迈进。民族的灵魂是一股伟大的力量，这种灵魂生成了战斗中的勇气，生成了劳动者中的英雄主义，产生了对自己所做事业的信心，产生了对胜利的信心。

多亏了共产党，对亏了苏维埃政权，我们完成了从黑暗的过去到灿烂的共产主义世界，到民族和人民都平等的世界，到友好幸福世界的的伟大跳跃。我想说：

我亲爱的祖国万岁！我亲爱的共产党万岁！

1957年

 

多名族苏联文学的巨匠

 

四十年前，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火炮齐发的闪光划破了彼得格勒黑暗的夜空，宣告了暴君统治的破产，宣告了俄罗斯名族美好未来的到来，宣告了自由和幸福的到来，同时宣告在我们的星球上开启了一个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所有名族的劳动人民和被奴役者都高兴地欢迎着这场完全不同寻常的变革—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哈萨克斯坦也异常兴奋地迎接自己的革命，这个古老的游牧名族国家为了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停留到了遥远的以前。

正是在这一年，20几岁的畜牧师的儿子穆赫塔尔·奥埃佐夫完成了自已的第一步艺术作品—关于哈萨克斯坦年轻人在封建宗法制停滞时期的悲惨命运的剧本。在这部悲剧中，一个哈萨克斯坦年轻人勇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谴责并抨击了古老的封建宗法制的法规。

从革命到现在四十年已经过去了。在伟大的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在每个人心中都无法忘记的永远的天才—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为首的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成为了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共和国是和平、明主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哈萨克斯坦也早就成为了繁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悲剧<Elink-Kebek>是哈萨克斯坦戏剧艺术的金色财富。

没多长时间，年轻的穆赫塔尔就成长为一位文学大师，苏联社会多名族文学的主要的活动家。

穆赫塔尔·奥埃佐夫对哈萨克斯坦社会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有着大智慧的人，他是像百科全书一样的学者，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注意现实主义的大师，阿乌埃佐夫同志推动了哈萨克苏维埃文学的形成，也促进了它的发展，他是哈萨克散文和戏剧创作艺术的开拓者之一，为这些题材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我们对这位大师的这些认识远远不够，他主要的功绩在于写了四卷关于伟大的哈萨克斯坦名族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的史诗。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对这部史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给作家颁奖的时候说：“您向大家证明了您的名族是伟大的名族，您使她增光，希望您可以继续为她增光。整个我们的国家都知道您对于阿拜所做的贡献，对您的伟大的民族做的贡献。

穆赫塔尔·奥埃佐夫是一具有深刻意义的作家。他的作品的最高的价值在于人性、朴实和清晰，这些价值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艺术中都得到体现。他总能流露出诗人的那种很深的感情，他的感情里包含着对人民的服从，是一种真诚的感情。

阿乌埃佐夫的真诚不是被强迫的，不是建立在对民族的奴役上的。任何虚假和对广大读者所不理解的那种抱怨都与他的朴实毫不相干。

穆赫塔尔·奥埃佐夫把作家的活动与科学教学工作结合起来。他对哈萨克斯坦的民俗学，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尔巴梅什》的贡献，他在阿拉木图大学做的演讲对于文艺学来说都是最大的理论财富。他的这些贡献使他进入到苏联最好的东方学者行列。

苏联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位作家，我们的共产党也在不断地帮助作家，向他指明一条永恒的创作方向。我们祝愿亲爱的作家能都长寿，能够永远充满创作的热情，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地为伟大的共产党服务，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而服务。

1957年

 

永久的幸福陪伴着我们

 

不管你是哪个民族，每一个苏联人的命运和生平的经历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现在，当提到哈萨克这个以前毫无权利的中亚牧民的儿子，人们都会说他是天才的活动家，是新社会积极的建设者，没有人会对这些话干到惊讶，因为这是事实。我们整个哈萨克斯坦民族是一个积极创作的民族，是被十月革命的炮声唤醒的民族，是在列宁为首的党的领导下的民族。我们感受到了这无穷的自豪感，

哈萨克人民带着最真挚的爱和一颗感谢的心把目光投到俄罗斯这个自古以来并且将永远有着美好的命运的民族。

俄罗斯人民用自己伟大的功绩和闪着光芒的智慧帮助我们，帮助所有苏联的民族，使我们变得自由，并且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现在，请你沿着哈萨克斯坦无边无际的土地上走一走，你会惊讶人们的改变，惊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此宽广、明亮和美丽的世界。一个满头白发的哈萨克集体农庄庄员从第一眼和你说的第一句话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是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看你的俄语水平。

我们因为俄语而自豪，如果说现在文化能都传播到哈萨克的每个地区，都要多亏俄语。这个以前没有自己文字大哈萨克民族，在学习了莱蒙诺索夫、普希金、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语言后，成为了有自己文化的民族。

这就是为什么要感谢俄罗斯民族，向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学习他们的语言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俄罗斯称为老大哥的原因，他们的语言是我们的第二母语。

1957年

 

共和国，我的骄傲

 

哈萨克的土地辽阔，从阿尔泰山到乌拉尔山，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到阿拉塔都是他的土地，从东到西大约有3000多公里，从北到南有2000公里。他的领土面积相当于5个法国和21个英国的领土面积。我们有白雪皑皑的山脉，有酷热的草原，绿油油的谷地和荒无人烟的沙漠。二月份的时候，当男方地区开始春播的时候，北方依然是那么的严寒，气温达到零下50摄氏度，河流和小湖都被冰雪所覆盖。

祖国的过去是那么的忧伤，那么的严酷。哈萨克的大地被古老城市的废墟、老人的墓碑和墓穴覆盖，这都是人民以前所留下的悲伤的足迹。哈萨克的大地受到过多少次的侵袭，在这残酷的世纪她有多少的苦难没有承受住！

哈萨克斯坦人勇敢地与外国侵略交战，他们不是用宫殿，而是用沙土砌的成墙来描绘出自己艰难的历史道路，他们为在任何时代战死的英雄儿女哭泣。

尽管经历了多个世纪黑暗的社会民族压迫，但哈萨克斯坦人民还是把丰富的文化古迹带到了今天。这些文化讲述这个民族的心灵，讲述他的苦难，讲述他的希望与期待。大量的民间作品、童话和传说以口述的形式留传到了几天。这些作品讲述了过去我们的民族那种毫无权利的生活，讲述了他悲惨的命运。我们民族痛苦生活的见证者之一就是伟大的阿拜，他用残酷的现实的画作描绘了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生活，描绘了在封建主义压迫下人民的痛苦的呻吟。在阿拜40岁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衰老已经到来，思想是那么的悲痛，梦也是那么的敏感……”

听起来是那么的让人惊讶，这些充满悲伤的话语是杰出的思想家，充满激情的战士，大诗人写出来的，他敢于和成千上万的野蛮人做斗争，敢于和奴役与统治自己民族的人做斗争。

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黑暗，多么的艰难，如果没有像阿拜一样具有极高的天赋和强大内心力量的人是不会在40岁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老人的。

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苦难。压迫和债约使人们失去了理性，心灵之火被熄灭，劳动人民的寿命也缩短了。父亲为自己辩护并且安慰儿子说：“爷爷怎么生活的，我们就是怎么生活的。”听起来好像是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凝固了，时间也停滞不前了。

为了消除这种单调，为了扯断枷锁，消灭压迫者，为了改变生活和民族的命运，为了加速时间的进程，开始了一场与封建君主专制的残酷斗争。这场伟大的战斗在俄罗斯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取得了胜利，哈萨克人民也获得了自由、独立和主权。

草原的面貌在我们的眼前变化着。我们的人民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以前用十年都不可能完成的事，而我们在十年之内完成了以前用一个世纪都无法完成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在我们看来，日子短的令人惊讶，我们超越了时间，在沙漠里挖出了海洋，在草原上建立了花园，河道也发生了改变。在这样创造性的劳动中，我们的日子就过去了。伟大时代俄建造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力量和能量。我们和生活是齐步向前走的，因此还可以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老。著名的苏联哈萨克诗人沙比特·穆卡诺夫在自己的诗歌《我的50年》中写道：“我可以活到100岁，并且不会变老！”

伟大的十月革命过去已经40年了。40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命来说却是很短的。而我们的人民在这40年中却完成了历史性的跳跃。对亏了十月革命哈萨克人民从封建宗法制的生活方式和原始的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时代结束了，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苏联政权建立的这40年里，哈萨克斯坦摆脱了无知和愚昧，建立了崭新的城市、工厂、高校、剧院和文化宫，征服了原始的沙漠和草原。

社会主义唤醒带给哈萨克斯坦无数的财富，而以前的国家是极其落后的。哈萨克斯坦现在是最大的工农业国家。与1913年相比，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金属加工业增加了1757倍，煤炭增加了383倍。现在在卡拉干达煤炭区开采的煤炭数量比俄国革命之前开采的总量还要多。更有美好的未来等待着我的共和国。在第六个五年计划里，哈萨克将投入780亿卢布到经济的发展中。这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整个苏联投入的1.5倍。这些事实对于哈萨克斯坦民族的发展来说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因为在革命之前，哈萨克斯坦甚至没有自己的经济类别，而畜牧业的优势也没有发掘出来。

不经意地想起了列宁在第三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上所说的话，这位伟大的天才领导人强调了组织劳动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重要性。现在这一代哈萨克人，他们都是有意识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他们掌握着必要的技术和文化储备。

在天空飞着鸟儿，偶尔骆驼商队行走的草原现在也有了强大的技术力量。前人创作了许多的歌曲，也编织了许多的童话，这些歌曲和童话都憧憬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兄弟，生活变得快乐而美好。

小的时候，我听了许多童话。冬天的夜晚，我的奶奶坐在帐篷边给我讲着这些故事。牧羊人边走边给我们讲着故事，就这样我走了整整一天，我们喝酸奶，抓着雏鸟。后来，从在节日上表演的歌手那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

尽管这些故事有着不一样的情节和故事，但基本的主题是对公平生活的向往，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向往。在这一系列的故事中，酷热的草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牧场，变成了有着潺潺小溪的花园。在民诗《卡巴兰德》中，有着双翼的马儿一转眼就走过了六个月才能走完的路程。在传说《大鸟》中，人们可以带着双翼飞起来。人民相信自己的未来，相信最好的时光将到来。

我作为作家，关心并且珍惜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先人，伟大的启蒙教育家，俄国服役的军官乔坎·瓦利哈诺夫写到：“如果熟悉俄罗斯文化，哈萨克民族将加快自己的历史进程。他的这一预言实现了。

哈萨克民族是一个音乐的民族，就连普希金也对哈萨克斯坦的民歌《》很感兴趣。俄罗斯音乐家所创作的哈萨克民族音乐征服了俄罗斯和欧洲的音乐代表人物。但哈萨克斯坦的歌曲从未像苏联时期唱的那样响亮。民族乐器之间的相互配合完成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民族作品，还有在很多苏联城市，包括莫斯科表演的俄罗斯和世界古典音乐作品。哈萨克斯坦阿拜国家大剧院和哈萨克斯坦话剧院的优秀作品享誉全国。

哈萨克斯坦的文学早就走向了整个苏联，也走向了世界的舞台。奥埃佐夫的小说《阿拜》、穆斯塔菲的《奇加纳克·贝尔西耶夫》和《百万富翁》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出版。诗人塔日巴耶夫、奥尔马诺夫、扎罗科夫、塞尔西巴耶夫、厄尔格里耶夫、贝克霍仁、阿比列夫、马乌列诺夫都很受苏联读者的欢迎。

去年夏天，我去了一个很远的牧场，在那里我看到了年轻的畜牧专家在那里接受了七年的中等教育，他们读哈萨克斯坦语版的普希金、屠格涅夫和雨果的作品。

我从内扎米的诗歌里听到这个故事。向伟大的过去的诗人学习，我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借鉴这种民族艺术的之泉—民间故事。谈到它的真实性，可以说他超越了任何的传说，它是民族心灵和智慧的源泉。

我们为了它的真实性，感谢共产党。

1957年

 

我们的民族心

 

我们的祖国哈萨克斯坦带着热情和新的创作灵感迎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召开21届共产党全体代表大会的决议。更加热情的是阿尔泰地区、奇姆肯特、杰兹卡兹甘、巴尔喀什和铁米尔套，这些地区在一年里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铜、锡、铝和铁。繁忙的机器在超负荷地工作着。

在我们宽广的边疆土地上，强力牧羊人合唱团将歌颂原野之躯的歌曲和这片土地融合在一起，这些牧羊人承载着使羊群的数量到1965年增加到7500万的责任。

在哈萨克建立金属梯队，收获10亿普特的谷物，未来几十亿的谷物和放羊1000万只羊都在共产主义的建设计划之内，也在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之内。

但是，最重要的在于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赶超在资本主义之前，我们不仅仅在科学技术和民族教育方面赶超他们，而且在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在生产力和其它很多的生活方面也将把他们甩在后面。估计没有一个苏联人不会感受到1959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数据的强大。我们的人民在苏联执政的这40年里已近习惯了看起来如此真实的数据。

整个国家都在为了新计划而努力。我能想象到在这些日子，坐在那里为了新机械设计草案辛勤工作的学者，我能想象到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宏伟的社会主义城市的结构图。

作家也在深刻思考着这七年计划。我们曾经有很多的失误，并不能总是跟上时代的脚步，我们作家是与时间并行的。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时间的灵魂并不总会有艺术表现。我们又责任征服多民族的读者，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是真正的生活的英雄，我们首先有责任来描述他们的生活。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多的国家和民族都学习他宝贵的经验。在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加开阔和深刻，开启了人类的新时代，劳动人民的新时代，民族平等的新时代和人文主义的新时代。

苏联多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世界上走在时代前端的文学应该是能满足读者要求的文学，这就需要提高对苏联作家的要求，说道要求，他们应该掌握做本质的创作手法。进入我脑海的第二个想法是，我们的社会在1965年的时候是经济和精神更加高度发展的社会。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苏联最强有力的劳动地区，它一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的为自己铺平了道路。我们作为哈萨克斯坦的作家，为自己的共和国骄傲，我们想要增加他的精神财富，想要编写一部这个伟大时代是书。

1958年

 

文化艺术旬的高成就

 

在莫斯科举办的哈萨克斯坦艺术文化旬接近尾声了。

在我们国家的首都—莫斯科这次活动持续了将近十天，这十天充满了紧张和欢乐。我们紧张，是因为要在要求严格的首都观众和读者面前表演，我们高兴，是因为我们看到高要求的观众和读者真诚的喜欢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喜欢这种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和民族主义的形式，并对他们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近几年，我们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苏联人民，特别是新生活的建设者和我们的读者话观众的文化水平在飞速地提升。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现在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文化旬再一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名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作品被翻译成40多个多加的语言，在哈萨克文学思想和艺术上的优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的哈萨克作家说：“我们的文学成为了苏联多名族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之一，这些文学的形式也越发成熟。

特别是在党的第二十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为在科学和文化上的活动家创造了有约的条件，使得哈萨克斯坦的文学得到了飞速地发展。

我还想简单地说一下在这个时期，促进哈萨克文学发展的观点和意义深远的现象。

第一，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的时期，无论哈萨克作家用何种体裁，文学的成熟性是他们回归表现的主要形式。在最近的四年里，创作除了20部长篇和中篇小说，19首诗歌和4部文学方面的大著作。

第二，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的时期，绝大多数的哈萨克斯坦作家的作品主题都从历史主题转变成了现代主题。近期，在哈萨克斯坦的文学中已经出现了劳动者、苏联士兵、集体农庄庄员、学者和工程师的人物形象。

第三，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年轻的文学人物形象、是任何散文作家，他们的作品吸引着莫斯科作家，甚至出版家的注意，这些作家和出版家的名字我以前都忽略掉了，因为他们一次也没有关注过文学方面的讨论。年轻一代的作家迈着轻快而矫健的步伐，自信而勇敢地走上了当代文学的舞台。

第四，在这次文化旬的参加者中有6个院士，2个苏维埃哈萨克斯坦科学院的记者，4个博士和7个科学副博士。这个牢固的文学团队出席这次文化旬不是因为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客人，而是因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科学劳动书籍。他们带来了苏维埃哈萨克斯坦科学院的语言文化学院的同事所编写的哈萨克苏联文学的历史轮廓，这些文学书籍都是在我们的院士奥埃佐夫和穆卡诺夫的校订下出版的。他们带来了大量哈萨克斯坦科学院成员伊斯梅洛夫关于以江布尔为首的民族阿肯诗人的创作的科学研究。他们带来了大量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卡拉塔耶夫关于当代哈萨克文学的研究成果，还带来了关于杰出的哈萨克斯坦作家的单独研究，这些作家变成了莫斯科文学家在大型专业访谈中谈论的例子。可是，在第一次的文化旬上，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文学的科学研究。

第五，如果说在第一届文化旬上只有舒霍夫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作家参加，那么在这次的文化旬上有11个来自哈萨卡斯坦的俄罗斯作家参加，这些作假的优秀作品排在文化旬上展出，并且将在莫斯科文学家之间进行讨论。

我们这次文化旬的一些细节我想特别地强调一下。

我不想大家因为记住这些为我们的文化旬做出贡献的数不清的作家和作品的名称而受累。在文学讨论会上所有的声音都谈论他们，讨论他们的有中央印章的页码。但我在这些所有特征当中只想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和谁一起参加第二届文化旬，和什么，怎么样的赠言离开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应该看看我们的作家作品讨论的结果，这些结果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多名族文化的总指挥部—苏联作家协会，也发生在莫斯科一系列图书馆的读者室、大学生的教室和工厂的活动室里。

从首都读者的嘴里，从最公平严格的批评中，我们听到了很高的评价、批评建议和衷心的祝福。

我还想强调两个基本点，这两点是我们在着手进行创作讨论之前和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谈成的。首先，在这十天的活动中，不能够阻止官方的批评，第二点，从扩大的对多民族文学的要求的角度了解哈萨克斯坦作家的作品，不能够因为作家年轻或者其他的忍让而不给予其批评。我很高兴地说，这两点要求一直遵循到所有讨论结束。对于哈萨克斯坦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很到的评价，对于他们的不足也么有任何的迁就。毫无疑问，我们的每一个散文家、诗人、剧作家和批评家都受到了第二次文化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鼓舞，也从其他的苏联兄弟的身上得到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和建议，这些思想和建议对于未来，对于哈萨克斯坦的文学都有重要的帮助。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听取来自真诚的朋友的批评和建议，那么他的创作成就也会比别人得到的少。

超过100个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喀山和其他苏联城市的诗人、散文家、批评家和剧作家积极地参与到了哈萨克斯坦作家的创作的讨论中来。哈萨克斯坦的作家不进受到来自周围的极大关注，而且感受到了高水平作品讨论的创作氛围。我们哈萨克斯坦的作家要深深的感谢诗人吉洪诺夫，我们的总指挥苏尔科夫、伊萨科夫斯基、基尔萨诺夫，斯米尔诺夫、西蒙诺夫、索弗罗诺夫、佩尔米京、卡西尔、斯梅里亚夫、卢科宁、也列明、兹洛宾、克德林、维尔希格拉、科尼波维奇、李别进斯基、利沃夫和许许多多的莫斯科文学家，他们热忱地对待我们的书籍并保证了一个高水平的讨论会。

我相信，哈萨克斯坦作家对待莫斯科友人的批评建议并不只包含着对成熟文学的要求，还包含着摆在他们面前的苏维埃第二十一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重大任务。

不得不强调，以《真理报》喂首的所有莫斯科报刊都详细地阐述了我们文化旬所举办的准备和步骤。在他们的文章中整个都刊登了关于哈萨克斯坦艺术和文化发展生动的问题。请允许表达我们对最喜爱的《真理报》、《消息报》、《文化与生活报》、《文学报》和其他的首都报刊的衷心感谢。

聪明的、客观的、有文化的莫斯科读者很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艺术文学作品，并给作品很高的评价。但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莫斯科人对待我们就想对待自己的兄弟和朋友一样，友好地喂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高兴，友好地没有任何含蓄的指出我们的缺点。

感谢你们给我们的有好的善良的兄弟情。感谢亲爱的莫斯科人！

可以把哈萨克文学称作民族友谊的代言人。它歌颂了所有民族和苏联人民的兄弟之情。早在远古时代，哈萨克和俄罗斯文学的友谊就深深地扎根了。

在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文学和其他的苏联文学更加的多元化也更加的强大。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看到了共产党母亲般的关怀和列宁民族政策的伟大。

1958年

 

旅途中的书

 

当你浏览书库的时候，在你面前的是智慧而善良的谋士，他们已经为你铺好了通向读者心灵的道路。

当你习惯性的从你的朋友的书库里抽出一卷书，你就好像进入到他可靠的朋友的中心。

但当你在印刷厂看到准备带在自己远行的路上的，装订好了的，没有封面的书的售后，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

一百，以前，一万册的书。

不久前，我在阿拉木图最大的印刷厂—印刷联合工厂的发放处，静静地看着印有我朋友姓名的一堆书，就感叹作家这个行业的不容易。

我很清楚的明白，参与莫斯科文化旬的作品总共也没有130部，但我想的是这写书将会遇到最友好最严格的读者，而且要经受住与其他共和国作品友好比赛的考验。

当然，我不想把文化旬比喻成检阅或者比赛。文化旬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一个严肃的创作谈话，但在这个谈话中却有考试分数线和竞争者的火药味。我们的谈论对方是乌兹别克兄弟、塔吉克斯坦兄弟和土库曼斯坦兄弟。或许我们在某一个体裁上落后于你们，但在这，我们请求仁爱，我们也有所得。

我相信，最新出版的这六册著作是献给闻名全国的苏维埃哈萨克斯坦文学老战士—穆赫塔尔·奥埃佐夫和萨比特·穆卡诺夫的。

穆赫塔尔·奥埃佐夫不久前完成了自己最有影响的关于阿拜的史诗，这部作品得到了世界上组多国家的认可。但是在旅途中人们已经开始读他的新作品《印度概况》了，这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的国家和新生的国家，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的作家是一个真诚的客人，是一个思想深刻和钟情的研究者。

萨比特·穆卡诺夫写的关于在国内战争英勇的日子的小说《巴达卡斯》已经过了很久了吗？现在他的新的自传两部曲《学校·生活》已经出版了。这部作品的第二部的创作遵循高尔基的创作传统，在文化旬的前夕才和读者见面。但沙比特还完成了《中国旅行记》，这是一部吸引人的著作，他不仅去了北京，还去了和我们相邻的新疆和辽阔的青藏高原。

提到小说《百万富翁》、《卡拉干达》和《希加纳克》，这些都是描写我们集体农场生活的水彩画家穆斯塔菲，他完成了一本新书，这本书是描述在革命前几年在山村建立苏维埃的事情。近期他刚刚从蒙古回来不久，我想我们将很快读到关于描写这个与哈萨克斯坦相邻国家的书。

暂时我只能叫出三个名字，但在们面前的是无穷无尽的书籍，有现代题材也有历史题材的，人们都在用专注的眼光看着苏醒的东方。

仔细的看着印刷厂里堆放的书堆，我看到了一个最近几年出现的特点，一个最引人注目和大有前途的特征，就是新的名字。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名字已经被登到了首都杂志和报刊上，也得到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家的夸奖。他们的名字很快地走进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这些名字没有疑问的属于年轻的人们，属于刚刚开始文学创作的人们。

他们当中的很多都比较走运，没有等级和官职就可以成功。

顺便说一下泽努尔·卡波多罗夫，他是中篇小说《生命之火》的作家，这是一部描写年轻工人和大学生性格特点，以及苏联知识界形成的作品。与这部作品同一时期的还有他的同龄人萨夫·沙依梅尔杰诺夫所写的《伊涅什》，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有着对知识的求知欲和一颗炽热的心。

还有两个作家比上述的作家年龄大一些，他们是阿赫塔诺夫和努尔别伊索夫，他们的青春在卫国战争的战火中得到了历练。他们是伟大战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的小说是描写战争的日子的。读者们目前已经读了阿赫塔诺夫俄文版的作品《危险的日子》。谈到努尔别伊索夫，他仔细耐心地改善自己的说，丰富他的词典，暂时只有掌握哈萨克斯坦语的读者才能够认识到他的作品。

今年，也先让诺夫的作品《阿克扎伊克 》出版了，这部作品的俄文名字叫《亚伊克——明亮的河流》。相比较年前的一代，更准确的说他属于老的一代，但他的名字像苏联的散文作家一样，在哈萨克斯坦的文坛上是一个新生的作家。在乌拉尔地区为了建立苏联政权而斗阵的日子吸引了作家的目光，他收集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仔细地研究它们并创作了衣服很是吸引人的油画，这幅画包含有无数社会主义革命者的画像，他们的动作还有敌方集中营里的革命者形象。

我应该尽可能地多做一些系统的概述，但我想说，并不是所有的我们的共和国作家都像我们想的那样积极地对现代主题进行研究。但我很明白，老一代的艺术家和文学新生代已经在向着现代主题作品的创作迈进了。一个作家投身于开垦荒地的事业当中，另外一个人就有了疑问，他常常去找铁米尔套的建设者和冶金专家不会是徒劳吧。为帮助哈萨克斯坦成为全国第二大粮仓而做出贡献的人们的面貌和他们劳动的情景出现在了很多的书里。

我现在在想，我写了这么多页，没有一个字是写诗人的，这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诗人比以前少了或者诗歌变少了。关于这个问题一句两句是说不明白的。

首先原因在于，在第一届莫斯科哈萨克斯坦艺术文化旬期间，诗歌是一种最引人注目的体裁，而散文作品却是屈指可数的。这这个阶段，文学的重心转到了散文上，而散文也成了表现苏联和萨克斯坦文学成熟性的代表。

总之，诗歌无论在印刷厂的发放处还是在读者的心里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文化旬上展现的众多诗歌中，我最想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现在还在车间里装订的这部作品上，这是一部叫《在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上》的诗歌集。这部作品集里的每一个作家都出版过自己的诗歌作品。在我看来，这部长篇叙事诗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诗歌是哈萨克斯坦人民过去生活和现在生活的俩个时代的编年史。作为成熟作家之一的也先让诺夫的作品《库尔曼加泽》是描写上个世纪中期在社会主义这一大背景下，哈萨克斯坦杰出的作曲家的故事。青年作家卡伊尔别克夫的作品《草原的钟声》是献给教育家、诗人和第一个俄哈学校创始人阿尔德萨林的，他是阿拜同时期的人。扎罗科夫的《沙尘暴》是描写革命开始几年的热血故事的。别克霍仁的作品《阿汉·阿克塔耶夫》是描写现代人，描写工业时代人物的书。

这些作家，他们在就富有成效地在哈萨克斯坦诗歌的创作上工作着。比如说卡伊尔别克夫，他是刚刚走上文坛的年轻一代作家的代表，更加可喜的是，他的诗歌成熟鲜明，是用他一双自信的手和火热的创作热情写出来的。

比卡伊尔别克夫年轻的作家还有谢特哈京，他俄语版本的诗歌集在莫斯科出版，最真实最有力的四行诗标语印在了报纸的首页，这个报纸是苏联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这个标语也被宣传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

阿拜和江布尔的祖国从来就不缺乏诗歌俄创作天才。

以前，塔日巴耶夫把注意力集中在奥尔曼诺夫的诗歌上，并深刻地思考这些诗歌，而且诗歌拥护者萨因支持国家主题，就像乌克兰河流阿依泰尔流向我们的伊希姆何一样。

我看到他们书籍的封面的时候，就像看到了春天的牧场。

当我听他们诗歌的节奏的时候，我感觉到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哈萨克斯坦诗歌的发声，还有不明白的韵律和交错的节奏、音调、比较形式和完全新的旋律。

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在这些抒情诗歌中包含了多少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包含了对现代读者的感谢。

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

我没有谈到戏剧创作艺术，因为它在文化旬期间拥有最多的可能，在莫斯科的舞台上展示了这些戏剧，并得到了很到的反应。

但我的目光停留到了这堆黑色的体积较大的书上。书的名字叫《十月诞生》，它的作者是卡拉塔耶夫。这是一本评论和研究哈萨克斯坦文学的作品集。在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对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俄文版的专门研究以及阿拜、江布尔、和穆赫塔尔·奥埃佐夫的肖像，还有其他形象和强烈的带有论战性的观点。《十月诞生》这部作品像是对伊斯迈洛夫的《阿肯诗人门》或者努尔塔京 关于穆卡诺夫和努尔卡耶夫的描述的作品。关于奥埃佐夫，他见证了我们共和国的文学批判开始的兴起并参与到了哈萨克斯坦的艺术生活里。

要是逐一列举所有的话，这本书估计还会比现在大两倍。

我没有提及在哈萨克斯坦生活和工作的同志所写的书。要知道在他们中间有非常有洞察力的北部的艺术家，比如说高尔基，伊万·舒霍夫和阿诺夫，他是历史小说巨匠，也写了关于开垦荒地的人们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三部小说的作者季米特里·司聂金和其他的许多作家。

我不得不联合维吾尔族的作家和诗人在我们作家协会的部门里。

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强大的诗歌勇士江布尔的继承者，现在的阿肯即兴创作诗人。我很高兴地派民族诗歌的爱好者欣赏在我们文化旬出版的书《草原在歌唱》。

我想稍微详细地说一下这两本出版物，我看到了他们的装订版本。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人民创作了这两部书。在这两部书里包含了自己的灵魂，诚实的、胆怯的、激动的、美妙的、敏感的、有传感的幽默感。在这不书里包含了作者对于幸福的向往，想像主人公一样强大。你可能猜到了我想说的故事和主人公了。《哈萨克童话》和《哈萨克民诗》包含了许多在人民的记忆中流传下来的东西。

一百二十五年前在奥伦堡地区，普希金听说了关于一对爱人的抒情故事，他是第一个听说这个故事的俄罗人。在他的笔记上还保留着关于科济—科尔别什和巴扬斯路的简短的记录。诗人特维利津写这首抒情诗歌的想法来的有点晚。现在只有波塔波夫认真地校对了并用俄语复述了其中一首最温柔最鲜明的人民诗歌，并把它收录到这本书著作中，这本著作可以说被认为是阿拉木图艺术研究的成就。完整的装订、多彩的插图、大而清晰的字体还有清除和严肃的印章。当把这些书拿在手里的时候是那么的高兴，因为他们还可以与莫斯科最好的出版物相媲美。；

到现在我表述的非常简短，最要讲述了我们为了文化旬所做的准备。但要知道，我们的作家的创作活动不仅仅局限于这些。

在近几年，特别多的世界文学杰作呗翻译成了哈萨克语，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海涅、拜伦、狄更斯、德莱赛、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和马亚尔夫斯基的作品。现在这些亲切的名字被尝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各个村庄。在1958年的亚非国家作家会议上展出了22本哈萨克斯坦语的书籍，在这些作品中有一些印度作家的作品，还有中国作家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的作品，非洲和亚洲民族的故事，埃及和伊拉克作假的短篇小说还有亚洲和非洲的诗集。这些书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就想童话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一样带领读者通向了无边无际的牧场一样。

……这些书籍同人们一起走上了远途。

我在这些书的背后看到了它们的作者，有一些已经年过半百了，但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旺盛的生命力，要知道他们在这个年纪才刚刚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

参加这次文化旬的莫斯科作家超过了15个，要知道这比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的三分之二都不到，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是一个大的创作机构，在共和国的各个城市都有的它的工作单位，有三个自己的出版机关，别说其他的众多的杂志和报刊还有哈萨克斯坦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了。

在革命的头几年，我们就开始了自己自主而又思想的生活，我们的梦想曾经是读工人预科还有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在里面抄写歌曲，我们最高的出版可能是看到看到自己的诗句刊登在奥伦堡或者赛巴拉金斯克的报纸上。

从那时起四十多年过去了。在人们的文化生活方面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实在找不出可以表达的词语。获得独立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奇迹。

这些奇迹当中的一个就是看得见的，简单的，但是在我们额尔齐斯集体农庄的能力范围之内创作的书，这些书和我的观点相反。

从这里到印刷厂，这些书开始了自己到村庄，到新建地区，到集体农庄的图书馆，到作家书馆，到我们国家首都的旅行。

旅途愉快，我亲爱的、真诚的朋友，希望你们通完读者内心的道路能都顺利！

1958年

 

我们的兄弟和朋友

 

十九世纪初，在辽阔的哈萨克斯坦土地上，俄罗斯小镇和哈萨克斯坦的山村和谐发展着。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物质和精神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这也是草原居民产生了对生活的新的理解，也使哈萨克斯坦新一代产生了新的思想。尽管有很多的伊斯兰，但在草原上俄罗斯的学校不断地出现。正是俄罗斯学校为乔坎·瓦利汉诺夫和伊波拉·阿尔登萨林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眼睛，这俄罗斯学校接受教育的有他们的前辈。

在俄罗斯帝国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的民族知道所有的朋友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近。文化的友好交流也开始了。阿拜所创作的诗歌与其他哈萨克斯坦诗人的完全不一样。塔基亚娜的信通过他的翻译从一个人一个人的嘴里传到了草原歌手的嘴里，俄罗斯姑娘玛利亚，他是叶高尔的女儿，她用哈萨克斯坦语创作歌曲。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哈萨克斯坦人民已经因为自己是这个地方出生的而感到自豪。

我回想起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是因为，从遥远的过去我们民族的友好传统就开始了，而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文化交流也开始了。

在这个时期，超过30位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进入到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和朋友。当然，我们真诚的为兄弟和朋友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而对于不幸，我们则感到悲伤那难过。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共和国的特点有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团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舒霍夫、兹维列夫、阿诺夫、司聂金、季托夫俄作品反映了共和国的生活，在我们，甚至在国外都很出名。很难想象在我们国家有不知道伊万·舒霍夫《苦难线》和《憎恨》这两部作品的人。这两部书在各个方面都公平地反映了生活的复杂和矛盾，在诗歌里反映了心灵的永恒，鲜明的性格，栩栩如生的风景，多彩的语言，这些都为小说赢得了好评。伊万·舒霍夫向人们展示了哈萨克和俄罗斯农民的命运，还有与哈萨克相邻，有着不断联系的乌克兰移民者的命运。舒霍夫、司聂金和阿诺夫作品里主人公所经历的不幸的事像是所有哈萨克斯坦人民所经历的一样。

哈萨克的俄罗斯作家所写的书反映的是苏联人民的活动和共和国的社会改革吗？是的，有很多这样的书。除了《歌曲的翅膀》，还有过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哈萨克现代读者的喜爱。阿诺夫写了两部关于处女地开发的剧本。司聂金的《在遥远的要冲》和小说《在颗粒城市中》是献给各个时代的事件的，首先其博得了国际好感。以诗人的身份开始创作，现在开始转向了散文的创作，顽强的，没有艰难的枷锁，在这里进行创作。

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主题都是现代主题。如果研究一下近几年的事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人民和朋友第一个对《日子的愤怒》回应。

  关于垦荒者生活的有趣的描述，司聂金和伊万·舒霍夫先后出版了两本著作《金底》和《草原的日子》。这些著作作家用了很多年才完成，摆在他们面前的人物是向人们展现怎样实现珍贵的民族梦—使哈萨克斯坦的沙漠变成粮仓。

儿童自然作家兹维列夫已经从事文学工作30年了。带着双通望远镜和便条本他走遍了整个阿尔泰地区，并且去过很多哈萨克斯坦偏远的角落，他沿着别特帕克达拉沙漠旅行。兹维列夫从自然界中懂得了很多，他很开心不需要与虚假的东子打交道。他写的东西质朴、鲜明，带着一种只从大量的生活感受中才出现的有说服力的自燃性。在他的作品里清晰明了地再现了干涸的沙漠、阿尔泰地区的森林、巴尔喀什附近的漂流和天山山脉。

记者从哈萨克斯坦上了前线，从士兵到伤员，他最后沦为了俘虏，在监狱了五个月，最后逃了出来又重新参加到了战争中。战争结束后回到阿拉木图，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工作了十年，不久前完成了中篇小说。他是我们作家协会最年轻的成员，但他走上文坛的过程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很艰难，带着沉重的生活包袱。

第一届哈萨克斯坦文化旬于1936年在莫斯科举行，这时候哈萨克斯坦苏联作家的书籍屈指可数，而现在与以前比起来增加了很多。除了舒霍夫、司聂金、阿诺夫和兹维列夫的作品外，还出现了一些列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所有的人都为此高兴，都或多或少的想给我们的同志一些共同的见解。

首先我想，共和国的俄罗斯作家能够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深刻的体会到自己的责任感。遗憾的是，我们的作家不总是都有真正的作家文化。在一些书籍中代替对读者的情感的相互作用的是宣言性和认知主义。

一些同志不敢于在莫斯科展示自己的作品，也不愿意把这些作品拿到在专业的首都文学家之间进行讨论的讨论会上，心想着，我们不可以把它拿到自己的汤里进行熬制。

在创作关于哈萨克斯坦的过去和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俄罗斯作家明白，不能够不展示哈萨克人民的生活。但他们不总能够把握哈萨克的形象。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这些作家与自己的哈萨克斯坦主人公交流的不够多，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日常生活、想法和习惯。当然，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语言他们也很不熟悉。

我们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把自己的命运与兄弟国家文学相联系的俄罗斯作家必须要知道这个名族文学的语言。要知道，司聂金和舒霍夫除了写关于哈萨克斯坦的作品，他们还有博得好评的哈萨克斯坦文学的翻译作品。如果补充说明一下，司聂金和舒霍夫的父亲很好的掌握了哈萨克语，那么这自然而然的就明白了。不能够把语言的学校看成特殊的国家问题，共和国的俄罗斯作家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这需要专业的学校、拨款等等。为了学习俄语需要对这门语言有着真诚的爱和真正的兴趣。

众做周知，俄罗斯学者和作家可以在完全不认识哈萨克文字的情况下掌握哈萨克语，要归功于哈萨克斯坦民族的精神文化可以保留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哈萨克斯坦诗人？在自己的一首诗里写道：“我掌握了俄语和俄语文字。”可以说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对另一种语言的无法遏制的爱使他达到了这一成就。

我们生活在一个名族文化真正的繁荣的时代，生活在文化关系相互紧密，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丰富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学习兄弟国家的语言是首要的文化的因素，我想这对于生活在我们共和国的作家来说不是过多的奢侈，我认为，也不仅仅是对于这些作家。

我们对待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像对待兄弟和朋友一样。

我们共同生活和工作着。这种经验证实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作家之间不断地紧密地交流是我们文化发展的必要的中介。

1958年

 

他们配得上这样的赞美

 

我们的文学史如此的伟大，它像世界展示了苏联劳动者和共产主义建设者这样新时代的人物和新的主人公。很多书并且将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书来描写他们，但这样的人会变得很少。

很大一部分的作家都在描写一系列的苏联劳动者，这些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形象在这些书里有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无论有怎样的生活冲突，他们完成了共同背景的作品，他们的思想总是跟随着有着大计划的人的思想。我不想把工厂里的工人和领导区分开来，要知道，在生活中他们是同步向前走的。我想说一下其他的问题，在近期的一些作品中出现了一些简单的人物，他们是必要的但也是毫无个性的。作家表达赞美或者职责，投票选举赞成或是反对，说一些合适或者不合适的。难道只有这样才可以表达民族思想吗？

或许我说得有点忙夸张，但是基本上我相信，现在或者未来的简单的工作人员不会再书里找到某种艺术的等价物。

我们所有的作家都喜欢听到别人叫自己高尔基的学生。读一读他的一连串的作品，你会发现，高尔基写的小人物比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高尔基的语言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严厉地、毫不留情地割破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身体，还有人们的内心，他好奇地描绘出了民族的性格特征。他向我们展现了多少个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还有这些平凡的人物的多样的性格。自然而然的就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没有很好地向高尔基学习，没有从他身上学到描写小人物的精髓。当然，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有错误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再重复说一下，最近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他们沿袭了高尔基的描写小人物的创作手法。我认为，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命运》就使文学创作的主题转向了描写小人物。我们的诗人特瓦尔朵夫斯基也写了很多关于这一题材的作品，在我看来，他不久前的作品《修炉匠》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作品主人公？的性格就是真正的民族性格。

但俗话说，没有例外这一规则。我们有很多的相似的例外，我认为是有太多的多余。

为什么我们很少地走进普通建设者的生活，要知道他们是主要的现代生活的主人公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摆在作家面前的对于描写普通工人和农场庄员文学家来说是什么不可避免的困难？我觉得描写领导更容易些。公务上的冲突看似存在于事物的表面，描写办公室、电话、秘书、争吵和与落后因素的战斗等等，有时候这也是实木内部的固有属性。试着在大的车间里工作着的不光彩的工人的面貌里捕捉主要的、光彩的的东西。

在普通人的生活环境里不可能遇到浅薄的人物，在这种环境里有他们自己的冲突，有不可避免的创新工作者和保守的领导之间的冲突。

我想举两个最普通的例子，这两个例子是哈萨克斯坦畜牧专家生活中的事实。在塔尔迪库尔干州地区的古比雪夫·基洛夫斯基集体农庄里居住着一个老的牧羊人他是哈萨克斯坦最高会议的代表？在1934年他从30只粗毛羊中养了几只。到1958年底，农庄里的畜牧总量3000对只细毛羊，顺便说一下，在这期间农庄没有买过一只羊。当然，这是童话里才出现的场景，但？把童话故事转变为现实，转变为与自然的冲突，和村民旧思想的冲突，与愚昧无知的冲突。谁知道这个用科学知识使实践经验变得牢固的老牧羊人创造了多少奇迹，难道他的生活和劳动还不足以为作家提供素材吗？

在格瓦尔杰伊斯克地区的？农场女挤奶员组成了共产主义劳动队，年轻的严谨的？领导着这个队伍。这个队伍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很不习惯，他们的生活习惯与这个村庄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女孩们制定了严格的日程，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遇到老的畜牧专家，最主要的是，他们寻求将生产活动与学习相结合。他们其中的两个在今年考入了医学院，还有一个考入了音乐学院，但生产地不放她走，因为没有人能顶替她的位置。在这个生产队里有很好的纪律，用一种尊敬的态度来对待劳动。我想队伍里的成员把很多的新的方法引入到畜牧专家已经习惯了的日常生活中，用其他同龄人的方法来吸引人。

这些现象和民族倡议的出现得到了作家的高度关注，这些都教会我们的文学家很多很多的东西。

只有加强与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和他们的劳动行为，作家才能正确地讲述平凡人的故事。

我们不是第一年热情而真诚地说关于联系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很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认为我们忘了高尔基的建议，他说：“为了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必须认真地研究十多个这样的原型并且要获得最主要的实质。

向我们的生活学习的最基本的方法被称为创作的创作的出差。有些同志认为一个半月的出差不可能认识生活，我和他们的观点相似。按照惯例，我们从何开始呢？从预先的计划开始，我们首先去区委会或者州委会，得到创新者的地址的特征，在哪里也不耽搁，也不仔细看其它的东西，就直接去找他。我们破坏了文学大师的传统。我举例他们其中的一句话：任何时候不要沿着大路走，要沿着小道走，如果附近没有宾馆的话就在窝棚里过夜，当找不到其它食物的时候，就吃面包喝水，不要害怕大雨和距离，不要长时间的不断的步行。为了认识国家，深入到它的内心，为了发现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我们要认识很多旅客，还有很多以前没有料想到的事物。莫泊桑在游览布列塔尼的时候这样写道。

为什么恢复关于劳动者的主题这么重要。

我们的文学应该给予描写苏联人物的作品尊重，给予幸福的创造者，我们七年计划的创造者和值得赞美的人尊重。描写我们现代人的书籍应该帮助作者了解事物的美，为自己的作品融入严谨性，同情心，复杂的理解和现实生活的伟大性，没有这些东西及没有文学家，就没有文学。

1959年

 

哈萨克斯坦——富饶的国家

 

作家的邮件总是很有趣。和读者、和自己书籍的主人公、和文学上的朋友通信，，作家的内心世界就会被打开，就会深入了解到他们的思想。

和外国的读者通信吧！

除了其他的一切，这个通信见证了对我们的外国读者的爱，对苏联文化生活的极大的兴趣，见证了我们不断加强的民族联系。

请允许我刊登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的地址和我对他来信的回复。

《布拉格，1959年5月9日》

您好，尊敬的穆斯列波夫同志！

给您来信的是遥远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个来自我学生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捷克语的《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士兵》。我很感兴趣的读了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我非常的喜欢。在书里展现了可爱而勇敢地人物形象。读完书之后，我有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还有没有续集，如果有的话，书的名字叫什么？我把您的作品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在库斯基离开之前；第二部分，返回战场和到柏林的行军；第三部分；民主性和作品主人公在苏联执政的和平生活。在布拉格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些问题，所以请允许我麻烦您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您的小说使我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这个民族产生了兴趣。哈萨克斯坦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他们在哪生活，说什么样的语言，以前哈萨克斯坦的和他们的居民被称作什么？这些问题中的一些我已经从您刊登在《星火》（1957年，第44期）杂志上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很多问题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特别要感谢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在布拉格我已经读了萨比特·穆卡诺夫《波塔克斯》、穆斯塔菲的《百万富翁》和阿乌埃佐夫的《阿拜》。所有的这些作品我读的都是捷克语版。现在我相比以前更多的了解了你们的共和国。您的文章《我的骄傲—我的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了解哈萨克斯坦，我可以和给孩子们讲一讲哈萨克斯坦。现在，我看到这是多么富饶的国家啊（或许在苏联，它的国土面积占第二位？）在40年里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还有多么灿烂的文学！要知道已经达到了俄罗斯文学的水平，在列宁时期阿拜就向人们证明了哈萨克斯坦的文学。

再一次地想说声抱歉，我对您来说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却要这样的麻烦您。

如果您可以腾出一点时间，就请回复我萨尔塔利耶夫和其他同志的生活的续集会不会出版，还有您现在在写什么，有什么作品已经完成了？

愿您取得更多的成就！身体健康。

  谢尔盖·芦山夫斯基

在读完小说《波塔克斯》之后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在一处写了吉尔吉斯人，而在另一处就成了哈萨克人，这有什么区别？或者这是翻译过程中的错误？

《阿拉木图，1959年6月30日》

亲爱的谢尔盖·芦山夫斯基同志！

很抱歉这么晚才回复您，因为不久前刚从莫斯科回到阿拉木图。

您的来信带给我很多的欢乐。

应该说一下，要是作者知道他们的主人公找到了通往远在千里之外的读者的道路的话得有多高兴。补充说明一下我个人的感受，我为哈萨克斯坦文学而感到骄傲，为自己的同志，为自己的共和共感到骄傲。

你的话语没有欺骗你，哈萨克斯坦确实是一个富饶，辽阔，有趣的国家。它的面积相当于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的面积，换句话说哈萨克斯坦和7个法国一样大，金属矿物的储量在苏联占首位。您听说了在苏联开垦的荒地吗？在六年的时间里开垦了360万平方公里，其中23平方公里就是在哈萨克斯坦开垦的。按照我们的国家预算，我们的国家占据第三位。那么这样你就不难发现你所感兴趣的关于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这个大家庭里的地位问题了。总体来说，我们在国民经济上并没有占据第二位。拥有着发达的工业和农业的乌克兰占据第二位。

在过去，在十月革命之前，我们国家是殖民统治下的畜牧业国家，而我们的民族也失去了叫哈萨克的权利。你问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的差别？吉尔吉斯族像哈萨克族一样都是突厥语，但他们是完全独立，不一样的民族，吉尔吉斯人有自己的国家。但是，在沙皇统治时期，我们都被叫做吉尔吉斯人。这就是为什么穆卡诺夫小说里沙皇官吏叫吉尔吉斯人，而哈萨克斯坦人也相应地也这样称呼自己。

你问关于工程师达维多夫的方案，我想说这还没有实现。要知道这是哈萨克众多引水方案中的一个，在这个方案里有自己的美，有自己的技术思想，但在现阶段实现它很困难。额尔齐斯水道和哈萨克中心离现实生活很近，在苏联21届代表大会上讨论了这一问题。我可以给你讲述一下在干涸的草原上进行的伟大的灌溉渠工程，讲述一下在锡尔河的水坝。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在门德巴耶维奇·阿赫门萨菲领导下的苏维埃哈萨克斯坦科学院的水文地质学家多年研究的成果。通过研究在盐土和沙漠盐湖之间的泉水的产生还有这些钻井，哈萨克的水文地质专家得出了有地下水这样的结论。在几百年间这些地下水出现在在杯型的坑里，由于地壳的运动而形成。穿过粗矿石、砂石和砾石，这些地下水通过山水和大气水的形式流出来。

学者标出了分布在我们辽阔的别特帕克达拉草原的石岩下的丘亚海，宽阔的锡尔河的地下自流井盆地还有在哈萨克斯坦西部恩巴石油地区的盆地。当然利用这些水资源不那么容易，但在任何情况下最主要的是在最近的这段历史时期，共和国可以引水灌溉。

如果要详细地描述我们的共和国，那么不应该写信，而应该写一本书。我决定寄给你一些书，在这些书里你可以获得关于哈萨克过去还有现在的一些资料，这些书是我们杰出的启蒙家和学者乔坎·瓦利汉诺夫所创作的。你还可以了解到苏维埃哈萨克斯坦的历史还有哈萨克斯坦作家卡拉塔耶夫和波拉京。

我现在正在从事戏剧艺术的创作，为剧院写一些剧本。而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写关于哈萨克斯坦工人阶级形成的三部曲，很难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部作品。《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士兵》的主人公在卡拉干达沙赫京斯克这片土地上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新朋友，我相信，故事会这样发生的。

祝愿您身体健康、幸福安康！

1959年

 

要求严格的作家

 

我为文学上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而感到担忧，其中一部分问题是与我们的戏剧创作艺术相关的。

众所周知，现代戏剧艺术创作的情况还不是很好。

苏联戏剧创作艺术的开始就像有革命思想的、建功立业的胜利的游行队伍一样。最近一段时间，戏剧创作艺术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其价值—最高的热情性，失去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人把事务主义的思想带到戏剧艺术中去。直到现在，现代英雄主义这种切合实际的途径继续成为一种大众现象。这些消失的英勇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于真正的艺术来说是必要的，它们可以为作品的主人公增光，向艺术展示伟大的计划，使艺术成为智慧的主人。

愚昧不仅仅是戏剧创作的灾难。人们认为，和庸俗做斗争应该齐心协力并且使出所有的力量，作家协会和文化部当机立断地终止这种不被需要的、愚昧的、粗制滥造的作品。

我们有很多时间花费在研究《无冲突论》了。我当然不会因为这种空洞的胡扯的终结而哭泣。要知道没有一个作家会细问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是为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准备的。不能够不遗憾，我们的文学科学明白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中心部分都会有冲突，更何况是戏剧的作品了，直到现在在苏联体制下也没有研究自然冲突。苏尔科夫在自己的报告中说道：“现代冲突下的自然存在于人们的劳动和社会活动中。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只要转移到实践中，我们就一定会遇到与很多已成规定和性格特征的碰撞。劳动和社会活动往往使英雄失去了人的面貌和性格。戏剧创作艺术基本上在这样或那样的环境下游走，比如说：丈夫想去垦荒区，而妻子却不愿意。

是该揭示那些与我们的文学毫无关系的欺诈的的会谈的时候了。从一个共和国到一个共和国，有着包罗万象的主人公的剧本和完成了它们的旅行，这些主人公失去了某种个人和民族的性格特点。如果作者叫自己的主人公霍贾耶夫，那么主人公是乌兹别克人；如果他管主人公叫霍特季别科夫，主人公就变成了阿塞拜疆人；如果叫他霍特季巴科夫，那么主人公就成了哈萨克人。有这样的情况，物品在莫斯科转方向，然后又被运到共和国。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在我的桌子上放着小说的手写稿，而这个手写稿在这之前是存放在苏联作家协会的。这样就完全可以对作家说：”他没有完成任何小说，但这些不高兴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和我说了。

我想是时候好好研究被称为生产背景的理论了。我不要求直接在舞台上表演拖拉机手怎么开垦荒地或者在观众感兴趣的怎么在眼前开采出喷射的石油。但是不可能使人们远离他们的生产活动在很多的剧本中，只能靠他的衣着来了解工人，我们看不到他们在自己生活大事上的表现，我们也没有学会用艺术语言来讲述这些。我们过度慷慨地分配给每一个文学形象爵位，我们却忘记了他的深层想象，忽略了形象地艺术价值。

在我看来，现在所说的一些问题都是与我们的创作的发展有关的。

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奠定了苏联多民族文学的领导方式。我们都认为，过去的领导方式已经过时了。我觉得代表大会需要考虑一下民族作家的意愿。

不能够在咨询过苏联民族俄文学之后再按照原来的方式领导多民族文学。有责任的协会工作着应该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任务。

不能够讨论这样或者那样的民族文学的翻译版本。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机构应该引进不仅仅会俄语，而且真正了解多民族文学的人。想要让印刷机构真正的成为多民族文学机构，我们应该考虑到作家协会的印刷机构的改编工作应该是最根本的方式。按照传统在我们的印刷机构工作的应该是一群特定的，出名的民族作家。暂时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众多的文学对象上，并关注着它们的衍生的作品，这些作品不是俄语的翻译版本，它们通常在国语版的书籍出版后的三四年才会出现。

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局限于报纸和杂志编写委员会的扩张，但基础的变革是需要的。比如，如果《文学报》的工作人员可以用杰出的文学语言来读作品的话，这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不需要去证明苏联人民文化出版中心组织的重要性。

拉茨斯和顾谢因的表现，高察尔、波洛夫和其他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所有这些措施的及时性。我也同意这些作家的并希望代表大会能都一心的支持我们。

1959年

 

创作的团结是必要的

 

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对于苏联多民族和文化的生活来说是一个新的界限。我们苏联作家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向党和人民汇报自己的工作，我们还应该说在哪方面做汇报，有时候讲述一下自己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还说一下自己在未来的想法和打算。

对于过去的代表大会我想强调一些主要的特点。

首先，苏联作家和共产党在理解国家发展的新时期和共产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任务方面是完全的有机的统一。用现代尖锐的问题和苏联时期对英雄功绩的高艺术再现的问题就可以解释这一特点。还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一样，有这样全面而尖锐的现实问题摆在所有作家面前，摆在苏联多民族的文化面前。

这样或者那样的文学成就和这样或者那样的作家在不就的将来都会义无返顾地、坚决地掌握现代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刻都要明白不要在任何情况下去仔细地看清现实就像特定时期的战争一样。但这不是战争，而是我们文学发展的总路线。

换句话说，这些特点比以前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刻，我们应该解决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现在创作性的出差成为了唯一与生活交流的形式，这公平吗？难道用一个半或者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研究明白生活吗？没有比这更稳定的习惯劳动环境的形式了吗？

当代问题的解决不能够远离高的艺术质量，也不能切断形式当中的内容。这种对我们英雄现代主义的强烈的追求，同时意味着对技能和手艺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写下了下列这些话：

共产主义文学不仅仅要成为在思想内容上丰富的文学，还要成为在艺术上也非常完美的伟大艺术。伟大的想法需要高的技能，英雄的性格是当之无愧的艺术体现。

苏联人民伟大的劳动热情使苏联作家也受到了激励。这使得苏联的作家不可能不积极地参与到未来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形成中去。

然而哈萨克斯坦作家迈向现代主题的创作之路暂时还不那么严谨。当然大多数的作家都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中获取主题。我们协会的所有部门的创作想法都与过去几年的不一样，就像是革命之前来自山村俄没有任何装饰的姑娘一样。希望所有的这些设想都可以变成好的水和电影剧本或者好的话剧。

战争文学部门带来了不是很大，但可怕的不协调。在卫国战争的特定的时间，这个部门坚决提议再出版那些已经创作完成的战争主题的作品。在这个规划中，没有一个新的作品民称。可以认为战争委员会自己发现并改正自己的初步方案。

代表大会的第二个特点进行了尖锐的、原则性的讨论，这个讨论的内容是要保证文学写作对象的统一和党的基础的团结，不签署任何影响个人或者团体秩序的契约。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规则的主题不纳入我们共同事业的讨论，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思想武器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思想的宗旨像同志一样的话语在劳动中帮助我们还不是像没有道德的作家造成别人内心痛苦。

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把主要目光集中在民族文学的发展上面。这向人们说明了所有苏联民族文化和文学正真的壮大了。如果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文学代表人物在关于苏联文学的普遍问题的讨论上还是很胆怯地发言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在苏联两次作家代表大会这段时期对于文学的发展是繁荣的时期。在莫斯科举办民族文化旬的这段时期，在多民族的共和国展出了文化革命的伟大成就。

在我看来，第三次代表大会成果使兄弟国家文学的互助成为可能，这首先要感谢宝贵的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帮助。

还有很多的义务继续摆在我们面前。

哈萨克斯坦的作家明白，共和国的生活已经在它的地图上写了很多关于被改造了的自然的，还有很多歌颂创造民族财富的书。我们的任务是艺术的表现变革者的劳动功绩。我不想和那些坚信生活总是在不断向前走的人争论，要知道这完全是正确的。

苏联作家不应该只写过去或者现在的事，还应该用自己透彻的艺术家的眼睛去展望未来，从而更加积极地在共产主义劳动教育方面来帮助当。

我认为，为了使我们的工作顺利，作家协会、其他哈萨克斯坦的创作协会还有文化部和它下设的艺术机构应该制定出一个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

但暂时在我们的作家协会和文化部之间没有共同的创作合作。对于荣誉的保护和行动的不协调使我们不能帮助彼此，也使我们的共同事业停滞不前。

不能都在容忍我们的戏剧和电影剧作的落后。作家协会在大体上制定文学发展的规划，按照这个规划有很多新的剧作被创作出来，这些作品多到每年都不得不去缩减。但作家协会对于我们的戏剧好不好并不关心。而文化部知道现在也没有找到与作家的创作语言。这难道不是我们戏剧创作落后俄一个原因吗？

我们与作曲家和电影工作者协会的相互关系也不是很好。

比如说，一些诗人他们就写现实主题的剧本，但是作曲家就拒绝创作现实主题的歌剧。我明白，在我们共和国第一次作曲家代表代会上有这样一个决议：作曲家把脚本看成是自己的事业。这个声明是很值得骄傲的，但是结果未必值得骄傲。

电影工作者协会作为最年轻的创作协会，当然也经历了有组织的时期。但它迈向与我们合作的第一步并没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回想一下第四次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上艾玛诺夫和第三次全苏联作家协会上罗姆的发言，他们都谈到了电影艺术的群众性。他们向我们宣传并鼓舞我们进行电影剧本的创作。但他们的发言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都把电影艺术与其他的艺术形式相比较，都把电影艺术看成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们写了很多关于电影技术俄奇事，但他们未必可以了解简单的平凡的人。在我看来，这些对比是必须要的，除了给电影带来坏处，没有带来其它的东西。电影是现实艺术形式之一，这种现实艺术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来发展的。

是的，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创作合作的形式。我们更多的是在彼此面前做样子，摆出一副尝试一下没有我也可以完成所有的样子。同时我们也明白了，还有一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在文学和艺术中反映英雄的现实性。

真正的创作的合作是我们成就的保证。

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劳动一下，来展现这成绩斐然的七年。因为只有自己事业的大师才能成为我们党可靠的助手。

1959年

 

苏联哈萨克斯坦文学的情况和任务

 

第四次哈萨克斯坦作家代表大会在新时期良好俄环境下召开了，这时候最高的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就是共产主义建设，这个理想对于苏联作家来说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他们在未来将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献出自己诗人心灵的社会环境。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伟大的胜利时期和社会主义和平时期过去了。从今以后，每一吨的金属，每一本好的书和其他说有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在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最好作品。

苏联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把全世界共产主义工作的活动当做是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代表大会，打开了全面健身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作家和诗人该带着怎样的自豪感和最高的共产主义意识来进行创作，领导了最伟大革命的国家怎么在这个大地上建立新的人类社会。

我们当代的苏联作家是幸福的见证者，我们见证了苏联科学开启了航天的新纪元，这超越了任何时代作家和诗人最大胆、最放肆的想象。我们不仅仅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卫星，还为太阳系输送了一颗苏联行星。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其他在人类思想的现实创作，在卫星和行星的面前的事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在看着，在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和想象都在尽情地飞翔。而让思想和想象飞翔这也是每个作家的最主要的事业。我个人认为现实的想象与苏联现实，与苏联人民的英雄事业紧密相连，这种现实的想象有助于促进整个变革，特别是战争和儿童文学体裁或者其它的文学体裁的变革。

通过一些文学和艺术作品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全面地、大规模地扩大，政治思想和社会主义世界的艺术审美观也成了新的社会主义道德永不消失的源泉。马克思列宁的世界观不仅仅成为了社会主义艺术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也在不断地加强和壮大，一步一步地走入资本主义世界和殖民国家的先进的文化活动当中。

可以凑够资本主义世界中举出十多个伟大的文学艺术活动家的名字，他们成为了积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普及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没有失误的打入到了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基础里，揭露并批评了战争和侵略者的行为。

在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年轻的世界，社会主义世界把关心全人类的命运当做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过去说，知道现在还说全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如今我们得到了不一般的、实际的效果。伟大的人类发展学说的奠基人马克思说：“哲学家解释世界，那么他也应该改变世界，”所以说现在有多么伟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我们这一代苏联文化的活动家，摆在改变世界和构建新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参与者的面前。

如果想要在苏联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七年纲要里看到不是想象的而是现实的、难以克制的障碍物，未必需要作家有很多的想象。在现实环境下，对人了可怕的威胁和障碍物在不断地建造着以苏维埃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世界，不仅仅在大地和空气中建造，也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思想里建造。

社会主义世界勤劳的劳动在过去或者现在都创造了很多坚不可摧的堡垒，这些堡垒使资本主义世界不再把战争强加给我们的制度，也不再强加给世界上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说“不”也是我们的权利。在人类历史的初期，是劳动使人类变成人类，现在在新的社会主义情况下劳动把世界从战争的意外灾难中解救出来，在博物馆里为殖民战争的意识形态准备好地方。

当你关注着祖国的未来，当你认真思考着伟大的国歌，这首国歌按照多民族的艺术家的话来说，应该在舞台上和荧幕上唱起列宁政党党和苏联人民的英勇劳动，这时候你就会庄严地，异常地、强大地描绘出祖国的面貌。事实上最的功绩是幸福地唱出英勇民族的劳动功绩的艺术家。

因而，对于新的，从来没有过的苏联文学最主要的和最关键的任务是每一个苏联作家的创作活动都应该最大限度地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适应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按照第二十一届当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哈萨克斯坦作家应该毫无例外的，仔细地研究在未来我们将要创造性的解决的问题。

作家崇高的任务是表现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英勇功绩，这一点我们应该在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来。关于这一点，我还想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国家是成为了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断地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改革和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上向我们国家学习。我们的苏联作家应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文学的问题做出回应，就像对作品的最高的思想艺术的要求一样。如果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文学了，那么这种要求就使广泛的讨论成为了商品。我认为，我们哈萨克斯坦作家作为最强大的苏联多民族文学队伍的一支，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很好的理解了这些问题。

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第二届艺术文化旬在高水平的条件下在我们的国家首都莫斯科举行，就像是苏联多民族文化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一样。

我们共和国的党报《社会主义哈萨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在2月22日完全客观公正的报道了这次文化旬的成果。他们在报中写了下列哈萨克斯坦创作工作者重要的公开的话语：

我们明白的看到了在现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是以民族不断地融合为支撑的，以自己的民族歌剧、戏剧艺术、交响乐、电影艺术、绘画、雕塑和多体裁的艺术文化形式为支撑的。

在文化旬上，哈萨克斯坦文学是以一种年轻的、强大的、足够成熟的多形式文学来展现自己的。它向人们展现出，它足够的有能力来满足党和人民提出的更加高的要求。莫斯科杰出的作家、散文家和批评家这一个大的中心圈都承认整个苏联文学的问题可以在哈萨克斯坦文学的材料商进行讨论。在莫斯科举行的文化旬期的关于我们文化的讨论在使任何一个民族文学引以为荣的视角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于，在想节日一样的文化旬期间，我们绝不逃避事务性和原则性的批评，我们哈萨克斯坦作家带着很多丰富的思想和更加远大的志向从莫斯科返回哈萨克斯坦。

我们不能不骄傲，阿乌埃佐夫写的关于阿拜的史诗经过了最客观，要求严格的文化和艺术的审核，并承认它是世界精神文化财富的一部分，不得不承认这些严格的审核承认了穆卡诺夫、舒霍夫、穆斯塔菲、阿诺夫、努尔别伊索夫、阿赫塔诺夫、也先让诺夫、塔日巴耶夫、阿尔曼诺夫、萨尔先巴耶夫、别克霍仁等一系列哈萨克作家的作品，并觉得他们值得进入到苏联文学宝库。

在这种条件下，最好的戏剧作品和批评作品被评定。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这些大的体裁中的一些总共也没有四十年的历史。在莫斯科的讨论会上不止一次的强调了我们文学与生活深刻联系，强调了文学专题的多样性、鲜明的民族色彩和一系列体裁的高水平的技艺。

我想特别的强调一下高的评价，对我们主题多样性，对我们现代史诗中所体现的与人民生活积极地联系的评价。我们现代的史诗在不断地增强，它以自身的基础，以丰富的民诗、以阿拜和江布尔、以托莱格罗夫和谢芙琳娜、以迈林和占苏古罗夫、以现实的和与革命性的俄罗斯史诗为支撑。

在哈萨克斯坦的民诗讨论中，吉洪诺夫很高兴地感觉到，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兄弟像一支强大的史诗队伍一样存在着，它不仅仅像一支强大的队伍，它还展现了在我们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还有逐渐扩大的意识，它使我们的民族朝着一个目标努力。

在我看来，如果我对这样高的评价还要补充些什么，那么就是过多的赞美了，祖国伟大的诗人吉洪诺夫说道，而我想说这些赞美是我们多民族史诗的良心。我想补充一下，在这短短的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里过去的文化史没有一个典范，但民族文化在好几个世纪的压迫不断地发展。这样的奇迹是十月革命的成果，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的新纪元，开启了以前所没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新纪元，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谈到哈萨克斯坦文学高的思想艺术水平，有很多重要的事实，在挑出的四部申请列宁奖的作品中有两部就是哈萨克斯坦作家阿乌埃佐夫和穆卡诺夫的作品。在所有苏联民族文学公开的、透明的竞赛中，我们作家的作品入围到四分之一决赛时我们很是兴奋。这是多么重要和有意义的事实。我想说，这些作品都经过了要求极高的、公平的、有经验的和热情的艺术鉴赏家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评判。

哈萨克斯坦散文在多民族舞台上的登场见证了高水平的哈萨克文学，我们富有才华的作家阿乌埃佐夫得到了认可，他杰出的现代作品给其它的文学，包括外国文学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除了上述所说的，我还想增加一个我们文学不断发展的有说服力的例子。如果在文化旬上，我们带来了86部作品，那么超过20部就是散文，所以现在在作家协会的部门和其出版机构已经出版了8部哈萨克斯坦语的小说和中篇小说，5部俄语版的小说、5部新的戏剧作品和超过20部诗集。

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我们的所有的文学都是成熟的、有意义的和领先的，在内部需求的情况下，很多的问题摆在我们整个苏联文学的面前。在这种水平下，我们在莫斯科经历了主要的检阅，在这种水平下，我们的进入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

在两次哈萨克斯坦作家代表大会的这段期间是特别适宜文化发展的时期，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深刻的、有益的历史决议。我们之后的文学的发展明确了散文、诗歌、科学研究和批判文学的形式，这也是这个时期特有的特征。特别高兴地指出，随着阿乌埃佐夫完成关于阿拜的史诗巨作，穆卡诺夫的两部自传体体小说也问世了，还有一些列年轻的、大有前途俄哈萨克斯坦作家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他们经受住俄语出版物的考验和莫斯科作家与批评家严厉的目光。年轻作家最大的思想艺术价值不仅仅在于他们带着理论价值走入文学，而且更加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自己同代人的典型的特征和心理与智力的特征。

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年轻人带给我们文学俄最重要的东西是在我们的散文中分出了战争题材，这种题材在英雄现实主义中占据着中心俄地位，在哈萨克文学中卫国战争的女主人公在苏联士兵形象和他们伟大的爱国功绩中不断加强。

按照这样的顺序，我把内容充足的努尔别伊索夫的作品《长久等待的一天》称作是第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经过两次修改，它成为哈萨克散文最主要的体现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兄弟正面的评价了阿赫塔诺夫的第一部小说《危险的日子》，就像努尔别伊索夫的《长久等待的一天》一样，它也描述了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士兵在前线的功绩。这个小说在文化旬用两种语言出版，现在莫斯科的出版社《苏联作家》也在考虑出版，并准备用德语在德意志共和出版，毫无疑问，这是它迈向外国读者的第一步。哈萨克斯坦人和莫斯科人的注意力都被刊登在《新世界》杂志上年轻散文作家叶戈罗夫的《不屈的头颅》所吸引，这个杂志也见证了其超高的思想艺术品质。让我们回想一下司聂金 的《在遥远的要冲》， 哈吉姆让诺夫的诗歌《曼舒克》，她描写了卫国战争时期第一主人公 曼舒克·马梅托娃的战争功绩，还有其他卫国战争女主人公的诗歌，像莫达古洛娃 ，还有叶尔加里耶夫的诗歌《恰帕耶夫》 。

还有其他很多的作家开启了卫国战争的主题，这种主题值得进行专门的讨论，我对他们避而不谈的原因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这样的讨论没有过。但不得不说一下穆尔达加利耶夫的作品《歌唱的草原》，这是献给鞑靼爱国主义诗人穆斯·加利利的英勇功绩的，这部作品也获得了列宁奖。他的诗歌的优秀之处在于在这部作品中他很好地把英雄主义与抒情相结合，与真理相联系。

不久前，也就是在文化旬之后，哈萨克斯坦青年剧院上演了剧作家拉依木库洛夫和伊萨别科夫的反法西斯的作品，这部作品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其他作家不错的剧作也都是卫国战争主题。这样一来，我们谈论的话题，包含了所有的文学体裁，而未来文学的深化和扩展也有很好的前景。

年轻作家的功绩对于我们的文学向着现代主题转折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在二十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突然显现了出来，这时候这种影响还不是很强，况且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是整个苏联文学关键的问题。

作品里新的形象还在延续着先进的苏联作家的优秀传统，在十部散文和诗歌中歌颂了社会主义的现实，赞扬了苏联人民新的处世之道，塑造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形象。在这些书中反映了党和政府最重要的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书与这些活动的紧密关系。

年轻散文家沙伊梅尔杰诺夫和卡博杜罗夫的第一部小说，努尔塔京、拉依木库洛夫、百塔纳耶夫、库兹明的短篇小说，比特洛夫和努尔沙伊霍夫的故事集，阿里姆巴耶夫、卡伊尔别克夫、玛姆别多夫、伊波拉吉姆、沙木格诺夫和安东诺夫的诗歌，还有关于哈萨克斯坦磁力勘探的诗歌，关于谢哈京、杜先巴耶夫、肖巴舍夫等这些刚开始创作的诗人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他作家都填补了反映现实的空白。

沙伊梅尔杰诺夫的小说《伊涅什》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完成，在这之后又进行了修改，在卡博杜罗夫的小说《生活的火花》里展现了高校知识分子的生活、苏联大学生的生活，上一个作品也同样反映了这一主题。

这些作品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这些描写高校知识分子的生活的小说在哈萨克斯坦文学里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现象；第二、在这些作品中用一根红线把年轻一代的思想与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尽管这些作品作品有时候也逃不过严格的批评，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它们的优点。在我看来，这些作品在情节线上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作品都描述了不同的有趣的知识分子。这些相似之处更多的体现在翻译本上面，而不是原文上。年轻的作家没有一处模仿其他人的地方，而是非常好的竞争。谢高利欣的中篇小说《一个学院里》描写了苏联的大学生，在这部作品里他犯了一些错误，然而也反映出了一系列我们年轻人教育的尖锐问题。但可以认为，就是这些作家带来了宝贵的财富，填补了我们的文学在刻画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劳动的空白。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因为这些作家自身与智力工作者的紧密联系。

科学与生产是紧密联系的，这是苏联时期工作的特征，年轻的散文家努尔塔耶夫的作品《穆拉特》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工厂、农业技术、先进的集体农庄的相互关系上的，建立在农产品生产者对于技术的态度上。

可以简述一下其它十本其他名字的作品还有年轻作家的书，为了更加强烈的突出在向现实主题转变的这一重要性，但现在这未必是实际所需要的。

事实上，向现代主题的转变正是从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开始的。所有老一代和中间一代的哈萨克斯坦的作家代表都无一例外的用变革的主题走向文坛，并且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党和人民有着很大的贡献。所有老一代和中间一代的哈萨克斯坦作家代表都无一例外地以描写革命主题的作品走上文坛，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继续地走着这条通往多样的现代主题的宽广大道。甚至像工人阶级主题这样承重的主题都不会保留下来。现在我们有一群庞大的中间一代的诗人队伍，他们坚持不懈地开辟了通往多样主题的道路。一个伟大的诗人阿比列夫是这一新的主题的创始人，他的出版于1953年的诗歌《阿尔泰的心》吸引了自己也吸引了其他人。在总结时期，我们伟大的作家团队位我们奉献了六部史诗，它们都是不同的主题，大这些主题都来自于工人阶级的生活。尽管有艺术错误，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说的，这些诗歌都保留了原始的感觉，这些作品也迈出了描写哈萨克斯坦工人阶级劳动功绩的第一步。在这一刻，我想重点强调一下，哈萨克斯坦伟大的诗人——阿比列夫、别克霍仁和季托夫将认真地，长久地把自己的创作与这一主题联系起来。

这些诗作无可挑剔，但是如果庆祝真正胜利的时刻仍需些许等待，那么我们还是无法赞同这些诗作者们的创造性的探索。新文学，新题材或者任何新的开始，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探索，不经历失败和消沉，是不可能强大和成熟起来的。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只有毫无保留地投入，勇于献出自己的灵魂，最后才能收获成功。

工人阶级题材是当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报告期，为了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人民战争期间的题材大量涌现。第一批哈萨克社会不同阶级的革命冲突是在共产党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进行的，这再次吸引了一大批诗人和散文作家的注意力，他们就这一主题创作了四首长诗，两个长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数量也是相当之大———几千行诗和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印本。

显然，在三四年间，作为最重要的当代题材之一，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所以这些作品的政治艺术价值在于，它抓住了我们现实中的一种真理，即民族解放的变革进入到了无产阶级的轨道。哈萨克和俄罗斯民族劳动者们的第一次联合革命行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对于哈萨克来说，这次革命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这是一次由人民英雄和第一批图尔盖政委伊曼诺夫和扎吉利金领导的图尔盖运动。

遗憾的是，在更加深入地熟悉过这些作品之后，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作品数量大大增加，然而质量却未有改观，从认知角度和政治艺术价值的角度来看，在文学的繁荣期，他们很难被称作是一种崭新的语言。

近年来，哈萨克儿童文学的发展初露端倪，从寓言到故事都向现代题材迈近了一大步。十本以两种语言创作的中篇小说，诗歌，诗集故事集，和插图书问世出版。在这些作品中最出色的要数：萨尔希巴耶夫的《生于海洋》，青年散文家百塔纳耶夫写的关于牧羊少年的中篇小说，萨克巴克巴耶夫集体农庄孩子们的生活，以及老一代作家们——别卡林、奥莫洛夫、卡波杜林的故事集，这些作品教导青年一代要和生活保持紧密的联系。在莫斯科旬上，这些书被看做是哈萨克儿童文学中的巨大成就。

以别那林、图尔曼让诺夫、阿里姆巴耶夫、杜伊先比耶夫及其他作家为首组成的人数众多的诗人团体，作品广为流传，在儿童读者群中很受欢迎。

第一次由茨维廖夫创作的剧本成功改编成了电影《別尔库特阿扎马特 》，影片呼吁他们关注自然，帮助年轻人开拓了视野。

这样一来，在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了从未有过的一种特征——既丰富了体裁又实现了向现代题材的转变。自从讽刺杂志《阿拉》创刊以来，我就想说，讽刺和幽默体裁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在莫斯科文化艺术旬期间，人们就哈萨克讽刺文学情况加以讨论。这次讨论是在果戈里世界文学学院进行的，出席讨论的有莫斯科及各共和国著名评论家和文学学者。所有与会者均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青年评论界和文艺界，并对哈萨克文艺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予以正面评价，学者们对由语言学院全体作者和哈萨克文学科学研究院共同创作的《苏联文学概论》一书积极评价。这本概论是以正确的方法学为基础，既是考虑到在其他共和国缺乏类似的概要文章，也作为哈萨克文艺学界开始关注现代苏联文学问题的一个标志。伊斯迈洛夫教授的专题著作《即兴创作诗人》包含丰富的哈萨克民族创作的真实材料，他把莫斯科看作是对全苏联文艺学的巨大贡献，因为其弥补了研究特殊即兴创作领域的巨大空白。书中最受瞩目的文章当属卡拉塔耶夫的《十月诞生》，与会讨论者给予此文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对哈萨克苏联文学来说，这本事实详尽结论丰富的书很有价值。当时，大家着重强调，这本书的特点在于，作者本身不是书呆子似的评论家，而是一个斗士，一个在本土文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格里高利对本书的评价非常有趣：“另一种潮流冲击着卡拉塔耶夫的作品——政论潮。他的文风如此激昂，以至于常常在交锋中把异见者打得丢盔弃甲，在争论中热血激昂，信念坚定。读完本书之后，您就会体会到一种对评论家的感激之情，感激他一贯地捍卫马克思列宁文学理论，感激他良好的文学鉴赏力和同情心。一些人在满意地称赞时会提到到一个例子，即哈萨克评论家写的关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和诗人谢尔文斯基的文章很有意思。几乎所有的与会人士都认为，卡拉塔耶夫和波拉金的《为了歌声旅行》在描写文学素材方面的发现值得玩味，因为在这些素材中你可以体会和感觉到哈萨克文学中的地理，阳光和空气。

出席大会的批评家杰门季耶夫作总结性发言，他对哈萨克评论界和文学界取得的成功和成绩表示十分满意，这些成绩让他们能在全苏联文学评论界处于先进行列。

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文学发展和成熟的重要参数。在此坚实的基础之上，我们应该谈谈当前时期的目标。

我不相信我能够原原本本地说出我们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想再一次重申我一些的观点：

1、国家已经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快速发展建设的阶段，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文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更高的阶段。

2、大家都为我们感到骄傲，为我们勤劳的人民，为我们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感到自豪，哈萨克迈进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不仅仅是工农业高速发展，而且就广义来说，文化和多种文学体裁也在全面的成熟，这是诸多文化艺术发展组成的决定性的一环。

同时，在总体上，像青年文化一样，有着诸多问题的青年文学尤为突出，这些问题在今后亟待解决，为了解决创作问题，我们应该竭尽所有人和每个人的全力，仅靠一小撮作家是不够的，因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依靠于此，只有这样可能实现文学的快速发展。这是最重要的环节，在大会上我们应该进行问题讨论，总的来说，这种讨论关乎现代派，技巧和评论等问题。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带着党的关切之情，客观和公平地指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共和国党报《社会主义哈萨克》《哈萨克真理报》也和谐地指出了这些问题。

大家在发言中向文学报补充了关于精神和勇气的问题，该报近日撰写了一系列严肃的批判文章，清醒客观地评价了一批诗人和作家在创作中经历的失败。我相信，这是属于我们的报纸，在今后它会一直坚持我党的方针。

我相信，我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不是错误地理解主题，削弱当前原则性的批判的力度，而是从今开始，找到解决我们文学中大大小小所有问题的根源，不去遮掩，及时解决问题。这才是文学真正成熟的标志。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了文化和文学方面哪些严重的问题呢？他指出，在文学作品中，剧院和其他一些文艺机构从前的题材太多，有些文学家和学者思想方向不正确，这主观或客观地妨碍了我国文学家向现代派的充分转型。

我完全承认这些评价的公正性，可我还想说，过去的题材并不是文学的遗毒，而是伴随着新题材形成的遗产。

伟大的十月革命赋予年轻的哈萨克文学生命，现代思想和题材伴随它成长。革命诗人谢伊富林创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感受、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总结。哈萨克的社会主义变革翻天覆地，迈林多面性的创作尤为令我印象深刻。从前霸权统治对诗的桎梏如此之深，以至于在那时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对我来说一提到诗，我想起的就是占苏古洛夫。然而其他的一些人，您肯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人一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具有现代性的风格和思想，没有太大的偏差。

何时在哪些探索创作的道路上，过去的题材曾有过转变呢？我来回答您吧——在探索广泛题材和宏大场面的时候。在我看来，这和我们的新文学题材是一样的。为什么这看起来不会让人觉得脱离实际呢？第一次诗歌“偏离”过去的题材这种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姆卡诺夫名噪一时的诗篇《苏鲁沙什》中。作为优秀诗人的典范，姆卡诺夫极具感染力，一大批诗人争相模仿他的写作方向和写作形式，他们讴歌遥远的封建时代的哈萨克苦难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诗歌《酷拉拉伊斯路》《阿克波别》等一些作品在十年间奠定了我国诗歌的水准。此后，更是催生了一批更加年轻的诗人，他们创作了十首诗，但是都是模仿之作。姆卡诺夫很快就和老式风格作别了，但是创作的方向已经有了，该做的也都做了。惯性的作用力似乎很大，因为直到今天，一些最严肃的诗人仍在继续着这种写作的方向，真诚到让你感到不解，当你对他说，这种写作手法已经很难抓住苏联读者的心了，他们不是偏远山区的农村人，他们是有文化而且挑剔的现代人。熬埃佐夫和姆卡诺夫将作品中的过错归咎于老一辈。这两位优秀的戏剧家更多地将精力花在了诗化和咱们从前的主人公上了，但无论如何,要么是追逐成功，要么是英勇就义。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哈萨克戏剧艺术在发展，还涌现出了一批戏剧青年——卡马洛夫、塔日巴耶夫、阿比舍夫等等。

毫无疑问，在当时——刚刚起步的文化发展阶段，这种情况既合情合理又不可避免。在二三十年代，根深蒂固的陈旧思想非但没有像如今一样走远，精神的富足使得他们反对一切新鲜事物。我们则需要选择新的思想，将其作为武器交给人民，并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其次，一个自尊自爱的民族一定会开启一段崇高且文明的历史。第三，这些在民间流传的诗歌情节不仅可以让作家们容易地驾驭戏剧的创作形式，而且可以帮助这个民族更快地熟悉新的戏剧文化。纷繁复杂的宗教和琐事之网，几个世纪的愚昧无知，在当时，要想将劳动者们从这些问题里“解救“出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继续创作旧题材的不在少数，但是同时也开始普及创作新题材。近25-30年在由哈萨克作家创作的150部戏剧作品中，只有15部为旧题材作品。但是对于现代题材来说，还是缺少温暖人心的作家，这种诗化并不成功，因为它没能温暖苏联读者的心灵。我们不能说服自己接受这一事实。当现代作品的剧本在剧院上演之时，我们不止一次地欣喜若狂，可是当它不再上演的时候，我们又不由分说地泼以冷水。这意味着，我们在优秀的现代派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帮了倒忙，反倒将一些不成熟的作品搬上了舞台，然而这些作品并不能在台上站稳脚跟。

多年反常的实践结果导致在作品的质量方面还是老式题材占优，而我们在第二次艺术旬上，十四部戏剧只有三部是现代派的——阿诺夫的《继承者》，塔日耶娃的《孤木不成林》，拜谢依托娃的脚本《珍贵友谊》。

我想再次强调，在这些戏剧中，老式题材不仅仅质量占优，而且在数量上也有优势。这方面我们曾是我们文学的主要力量，因为我们拥有优秀的经验丰富的戏剧大师。我们的批评家经常会发表一些文章，去评论剧本中从前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但是剧本中能被我们称为现代派的典型形象多吗？不多，因为这些人物缺乏一些东西，诚然，这些人物资料详实，荣誉无数，但是却没有特点，无法让人信服。

甚至像阿曼戈尔德——伊马诺夫一样的传奇民族英雄，尽管很多作者努力想去尝试，所有共和国的剧院也在努力，但是至今，任何一部戏剧，任何一首长诗都没能完美地塑造成功。哈萨克这样的多民族共和国，在文学中没有像俄罗斯，乌克兰或者其他民族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形象，这些民族将和我们一起建设工业，一起开辟新的土壤。我们的文学还没能创作出真正的讴歌国际友谊的作品。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党和国家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关乎同代人形象的问题。

在散文中，历史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都非常著名。虽然这些地方数量并不多，但重要的是，他所拥有的艺术特质，是毋庸置疑的一个艺术题材的标志，存在于贵族先驱和经验丰富的大师的散文中。因此，现代派的作品的作者年轻人多，经验丰富者少。老一代的作家里，只有穆斯塔芬依然信仰坚定地探索现代题材。

诚然，共和国党报是正确的，他们写到：如果作家和作曲家们开始取材于遥远的过去，他们理解和考虑的只有过去，他们的思想被往事所占据。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说，当我们当中一些作家——甚至是优秀作家在长时间地书写过去之后，有时开始认真且诚实地写现代题材的时候，他们作品的水准往往不是很高，具体表现是严重脱离生活和思想僵化。

近年来，情况更加突出，旧题材占据上风，很多青年才俊开始从更加活跃的题材——从诗中寻求出路。在1958年，八个共和国中，有六个国家的诗人谈到了往昔。在捍卫诗歌，特别是诗歌创作方面享有盛誉的诗人叶尔格尼耶夫，出版了关于库尔曼加济的史诗长诗的第一部分，这首长诗，正如作者自己断言的一样，一些就是七年。目前，他正在继续创作长诗的第二部分。人们认为近日出版的这一部分符合基本的改编要求。

青年诗人卡伊尔别克夫出版了关于阿尔登萨林的诗，我想说的是，诗写的很不错，很有想法，但是就语言的魅力方面来说，我很同意批评家的意见——至少删减一半的内容。

塔日巴耶夫的伤感诗歌《肖像》开始写到革命前的那段时期。扎罗科夫的《沙漠风暴》和朱马利耶娃的《流血的战争》讲述的是都是发生在哈萨克西部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故事，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像看到崭新，成熟的诗歌语言一样感到兴奋。而且朱马利耶娃平淡的语言和薄弱的思想反倒让人困惑。

最奇怪的是，很多诗作在翻译成俄语时质量大大提高，乃至让人无法想象原作的粗糙。我们甚至有了一个定律，翻译成俄语的这些作品，如果是好的作品那么翻译过来就变的粗糙，如果是不好的作品，翻译成俄语反而变得很好。

只是因为现在我们探讨的不是这些，而是在说诗歌大量偏向老旧题材以及向当代性急剧转变的必要。正如我们所见，题材的倾向性已经很严重了，这种倾向性应当被移除。

极美好而又友善地来说，我羡慕乌兹别克斯坦的作家们，在莫斯科的学术讨论中心举行的为期十天的实际文学材料会上，他们对当代人的形象的进行了探讨，而我们不能做到这点。回望所有取得辉煌成就的文学作品，当代性是我们的重大问题，我们应当尽全力来确定对当代性进行创作。

很明显，哈萨克斯坦的作家们是有责任和义务的，第一，取得选题当代性的完全转变，这种或那种体裁的成功，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的成功，其英勇的当代性的选题都该坚绝地无条件地受到程度上的评判，这些当代性体现在的确是完美的艺术形式中。显然，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准则才能将文学中的思想艺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第二，我们要把当代性的问题摆在所有作家的面前，而不是摆在个别群体面前，摆在所有文学体裁面前，而不是摆在某些文学体裁面前。因为只有每个人尽最大努力在所有体裁中强有力地反映当代性，我们英勇的当代性的题材才能真正地向上发展。

当代性应该成为每一个主导我们文学方向的作家的现实题目。现在很少有作品和自己的时代相符，我们应该通过在共产主义大建设中积极地创作干涉来了解它。

我们的共和报《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者》和《哈萨克斯坦真理》的作者们说得一点没错：“作品的主要形象就令人担心的当代性问题作出强烈地回应，这决定了作者在有限数量的创作者队伍中的地位。”

我们要永远牢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朝当代化的转变都不能被视为是某段时期的战争。不，同志们，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我们的文学往后发展的基本路线。

与此有直接相关的是，我们与生活紧密联系的一些问题将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必须坦白地说，这是所有作家的弱点，特别是那些青年作家。去采风搜集灵感时，顺路去一趟家乡这种行为已经成为流行，但是要知道我们是不能在一个、一个半月内就懂得生活的，应该去习惯劳作的氛围。我们的青年作家写了很多好书有关于深刻感受、经历和生动的材料，但是他们今后的日常实际的材料积累呢？这令我十分担忧。

现在我们建立了三个新的洲际间的作家联合会分部，但是在庞大的作家群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在洲中心呆一阵儿，哪怕是暂时地待一阵儿的意愿。我觉得拒绝亲近生活的人是会失去很多的。

不应将朝当代性题材的转变理解为完全禁止以前的题材。历史革命在每个民族的心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朝当代性的转变不是要连同所有重大历史革命的艺术反映都去除，而是要以之为前提。

我们接着说，当代性的问题不能看作是脱离艺术质量，看作是内容和形式的脱离。如果我们将当代性问题仅看作是一种披着随便缝合的灰外套的新题材，那么我们将不会取得任何转变。朝当代性的急剧转变同时也表示着朝技能的转变。作品质量在很多情况下被毫无修饰的题目所掩盖，或不可饶恕地被忽视了。社会主义从实际出发的方法给了作品的风格和形式无尽的自由，它应当被广泛地应用于我们对生活的真实性的反映。当话题是围绕当代性的大量的问题进行时，证明谈话深入到了作品的高度思想和它的高艺术质量。

而我们的情况如何呢？不容乐观。灰色书籍的继续发行不仅是降低对年轻作家的要求，也是某种不正规的合法行为。大量书籍积压在仓库，它们被列为如同废纸的作品。特别是那些诗歌，情况更糟。近期对诗歌水平的要求总体来说急剧下降，这很悲哀。我们很少从诗歌中追求诗意，不再要求诗人遵循诗体的基本规则－鲜明的结构，戏剧性的情节发展和增减。诗歌随笔的出现代替了这一切，也就是有韵脚的随笔，随笔的诗意基本上由好的或平庸的韵脚来确定。当做完完善工作后，诗歌听起来会更好，很快就可以进行印刷。作家们参与的诗歌联合协会就和其它协会一样，明显不是为了追求自身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儿可以举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阿比廖夫在1953年出版了有四千行字的长诗《阿尔泰之心》，顺便说下，我们十分欢迎这类诗的产生。在1957年《阿尔泰之心》成为了具有五千行字的诗体长篇小说。它的续篇《火浪》的篇幅长达2500行字。长篇小说翻译成俄语后又变成拥有1300行字的长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多的流失。

诗人别克霍仁对工人阶级的生活题材进行研究，在其研究的道路上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她在文学报上发表了长诗《阿汉·阿克塔耶夫》，我想象着他痛苦地遭受人们的批评，不得不肯定她的正义和有根据。可以基于逻辑断定长诗的主人翁—矿业学院最后一级学生阿赫塔耶夫衰退的情况是有根据的吗？她的父亲是商贸工作人员，被错判盗用公款，一个相貌丑陋的叫卡拉什的人将他从共青团除名，在学院里没有一个人支持这件事。法院可以不公正地评判，学校也可以将他开除，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向读者解释，尤其是将情节进行关联。这些在长诗中都不会写到。主人翁有一次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孩和卡拉什挽着手走过，他甚至都没有告别就和她断了来往，离开了阿拉木图。学生的技术发明仅是因为作者亲自讲诉了这些，不担心读者会怀疑，事实上的确如此？总的来说与爱有关的长诗的情感抑制没有技巧、矫揉造作，再伴以圆满的结局。而那些真正涉及到工人的生活、工业知识分子的生活，很肤浅地没有艺术性地表现出来，所以没有人不相信不受感染。

不能认为努尔塔京的中篇小说《穆拉特》是成功的，虽然它也同样被认真地跟进完善。我们甚至不是在讨论作者没有找到典型事物，那些对于苏联科学和实践来说有特点的典型事物。所以描写的事件不能使人信服，不能使人信服突显了我们生活知识的欠缺。在这中篇小说中还有一件事令我厌恶，那就是它诋毁和歪曲了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这让人们相互之间产生疑心，隐藏在同志们工作中的诚信和坦诚间的不信任，有点儿像暗算，这种卑鄙行为是极不像苏联人的。

这些不成功的作品能够得以大量出版。这再次提醒拥有当代性题目这一问题是不能与内容与形式一致整体要求相分离的，也就是作品反映的的思想和技巧。没有这些就没有作品。但是技巧问题停留在理论理解的范畴，暂时还不能成为艺术作品长处的实践标准。将来这一状况一定会从根本上改变。

我们一刻也不该忘记哈萨克的文学已经与世界文学一起进行着大型比赛，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场斗争不光是为了新题材和丰富内涵的斗争，还为了卓越的写作技巧斗争。或者我们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全的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斗争才将是真正的为了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很公开地或者不公开地接受它。我认为拒绝为文学的高境界思想艺术斗争，其它姑且不论，这等于拒绝我们党和人民的要求，拒绝文学本身的要求。很显然，具有高知识水平的苏联作家是不会步上这条道路的。

批判成了我们文学的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很复杂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科学理论问题，还因为它还包含了涉及党的严厉原则的文学形象集合。很遗憾，批判很复杂在于在它之后的一段发展过程中，它不能摆脱许多多余的东西—“外交”，特别是在艺术性地谈到天气、地理位置这些时需要用到。我们还不会，将来也不会将全苏联和全社会所有的，并且含量不少的实践中最有趣的、有利于发展的和重要的东西引向传统。然而，许多我们经济不需要的，对经济有害的、有破坏性的事物、创作力量大量产生。重要的是，我们的作家在批判中不能感受到朋友和同志的互助情谊，尽管他或他是在做正常的文学创作。

我觉得，在这之中重要的是让作家相信批判，这表现在他们对同志无私的关心，为他人的成功感到开心或是一起渡过难关。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应该将作家看作是交往自由无限制的对象。所以，我们要说到共产主义的团结，当批评成为同志间的首要词汇时，成功地摆脱讽刺时，成功地摆脱尖锐的会刺伤自己同志的恶意竞争。我们对失败作品作者的及时痛打对我们的文学发展没有任何益处。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破坏性为或是敌对的性格体现，而是说对艺术秩序的破坏。

很遗憾，我们的批判还没摆脱过去遗留的那种体系。甚至我对最近在刊登在文学报上的文章意见很大，它是如此的详细和清晰地记录，就像是留下了大头针和小刺的足迹。只是因为作者不相信自己同志的坦诚，而把它看作不是朋友的人，每一篇批判的文章成为了烙印，激起了一场愤怒的“暴风雪”的烙印。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怎么做，应当全力建造社会主义友好的氛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能真正看到批判在将来的全方面、正常的发展前景。

读别克霍仁的长诗的献词，塔日巴耶夫的大诗作《在梦中》， 比较年轻的作家阿曼申的诗，你会发现我们的团体的总体情况有多惨，那就更别说社会主义了。

我们成熟的诗人中有个人不止一次天才地愉悦地歌颂了社会主义民族取得的成就，别克霍仁在献词中含泪地指责了我们持续多年的紧张氛围。

当代如此成熟而又有天赋如此具有激情的歌手塔日巴耶夫，他在梦中看到他在角落被同志们打死，然后在墓穴上传来赞美的话语。

我不想再说在期刊出版这类东西或是在文集中收纳这些东西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很遗憾，我已经说了，我觉得它们没有一点一滴的好处对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它们在我们的圈子中反映出的是不健康的氛围，而且不是客观地反映，是从自身的角度去描绘。自然地，在劳动中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同志，这是不会有助于建立友谊的，只会摧毁它。

据我所知，年轻诗人阿曼申很少悲情地写道自己生命余下的不长的时间：

怀揣着别人不知道的伤痛。

蠢人招来痛苦，不断地刺激它。

如果是因为这些痛苦，我错在哪儿。

众多事物不止一次刺激伤口。

它们掠夺我的幸福时光几次。

也许这些如箭一般射伤我。

甚至是朋友的无意的玩笑。

这诗作是多余的。不难想象诗人的精神情况，如果在痛苦中产生了他的诗歌，如果被他的朋友无意的玩笑伤害。

首先，这首诗歌透出了作者对批评的态度是感到心痛，这首诗歌不是抱怨重要的面包或是党的不公正的罚款。同时它们讨论的是一件事：在新计划里，解决我们团结问题的方法的必要性，在需求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的计划里。

不会有人争论我们的批判的不足很多，首先是勇气问题。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很多年内忽视了批判环境的正常秩序。我们没有学会用冷静的态度去面对批评的话语，也在批判停滞于作品的不足时，给它带来了不少的丑闻。这种现象被这么认为：当下的很多积极的批判转向更平静的文艺学的怀抱，这工作对于作者来说已经不是大量地制造出不愉快了。

应该让自己明确今后我们的批判会迎来新的阶段。它应当成为文学上真正的、有帮助的、关心的伙伴，而不是监督人。如果我们在口号带领下将集体置于独立和自由的批评声中，那么我们将把它杀死在友好的怀抱中。我们还有很多作品中有敏锐的和勇敢的批判，它们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来帮助作者。很显然，在将来是不可能与实际世界中明显缺乏思想的、没有艺术性的作品的共存进行和解。

我们没有被禁止写好书，感谢上帝，我们确实那样做了。但是我认为在当前这个时期，关键的口号应该像列宁那样的：宁缺毋滥。

我们的批评的话语—积极地、严格地为有高深思想和高度艺术水平的具有当代性题材的作品奋斗。难道需要证实在这些话语中包含了我们的主要的任务。

对于文学来说，新阶段也是批判的新阶段，就像它的组成部分，批判面临着所有文学面临的任务和问题。因为这些原因很有必要性，特别是再强调一个重要的时间。至今，我们的批判文学在较好的情况下指出了作品的不足，而现在它应当追求能给出问题答案，怎样作出好作品？怎样修改不成功的作品？这意味着对批判的理论水平的要求。当批评围绕着艺术作品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时，如它的结构，情节的发展，姿势对塑造人物性格的影响，专业和普通的体裁等等，它离所有的要求差得远。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去找它偏离的原因，这会让人因为其不高的文学水平或是其它原因而后悔。

在考虑有思想高度的有艺术性的作品后，我们也该认真地考虑我们批判的高水准和它的党派性以及主角。

同志们，我或许该讲些其它的，正如哈萨克斯坦作家在苏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关于我们的出版的问题，有关创作协会和出版机关的活动，有关于和文学青年一起进行的工作等等。所有的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我希望你们的注意力转到当下基本的问题上。这是个重要的环节：抓紧时间学习点什么，比如向列宁学习，我们可以从剩下的所有当中选。

请允许我祝愿哈萨克斯坦作家们的主席团和苏维埃政权的成员、创作协会的领导、广大的积极分子补充主席团的报告，补充它的遗漏，纠正它的不足或是不正确的地方。

请允许我代表你们表达信心，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将带着自己崇高的义务和任务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今后将尽全力为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积极、忠实的帮手的高度认知辩护！

1959年

 

文学发展趋势

 

当代性的问题充地展现在该会上，并且与20、21世纪苏联共产党的要求一致，这是个意义重大的事件，我们所有的多民族文学都面临这个问题，它没有出现在单独的队伍中，我来说说我们的成熟问题，难道有必要用新的实例对同志的详细的报告进行补充吗？

这是论据充分的证明：我们作为苏联作家，其他姑且不论，他们专业地成长，在面对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时，用我们时代的英勇精神、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苏维埃人民的劳动精神克服了胆怯。

在所有民族共和的作家的联合会里，现代性问题的大胆方法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文学中的每一种适用于完全准备好的新的地界。人们对当代性的极大兴趣是当代性更远发展的证明。

在俄罗斯有两个作家代表大会，这一时期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很有益，因为它的存在是为了所有苏维埃人民。

在莫斯科这段时期有几十个民族文学，一个接一个的演示文学革命在我国的极大的成功，特别是在共和国家。我们能够并且可以为我们的文学整个领先其它民族而感到自豪，各个单位已经可以解决我们全苏联文学的任何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文学的当代性。

明显的，法国作家十分尊敬客人—我们的作家，他评论了我的不起眼的法语中篇小说《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士兵》，这差不多是我去年的小说，如果1917年的十月革命发生在法国，那革命赋予的丰富的果实将会给阿尔日尔，那巴黎在以阿尔日尔之子为代表的希特勒占领时期将会拥有怎样出色的保卫者啊。

敬爱的同事安德烈·维尤姆谢尔当然也是十月革命带给我们的，很难用数字来表达。民族的思想解放越深远，那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价值就越大，并且这是无法丈量的。

关于这点我可以详细地给哈萨克斯坦文学成就代表大会陈述，仅在1985年奖给诗歌作品、散文、戏剧、文艺学的译著和俄语出版物就超过120本，在它们身后站着的是我们的散文作家、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

我想聊聊我们文学的发展趋势，它是如何自信地包含了庞大的诗歌散文形式，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作为对民族文学形式的拓展和更新。

如果我将获得列宁奖章的穆赫塔尔·奥埃佐夫的长诗拓展开来，最终不会有人站出来指责我的不谦虚。

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一些我们文学中共有的问题，或是我们戏剧的现状，或是在舞台、屏幕上，当代性任务如何表现的复杂问题都令我担忧。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分享一些我的想法。当然，这些完全不会开放，更别说引起惊慌，但是我们戏剧的现状，如果不着急，那么无论如何，正如大家所说的一样，只有希望它能更好了。

我们说了很多戏剧的现状，但是很遗憾，我们所有的愿望还是用方法继续保留对话体裁和无论如何不找到实践的想法在和苏联作家还有文化部共同行动中。这怎能不恐惧呢，但是戏剧、电影、文学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它们的观众都还没从我们这方面找合格的创造性的回答。我们的戏剧的思想艺术正引发着强烈的不安。

苏联的戏剧开始带着真正的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胜利地前进。但是在最近一段时期它在很多方面丢失了自己的这一特征，表现出了对戏剧、对它的奇异传统的浪费的不可容忍的态度。

我们将很长一段没有英勇精神的、没有浪漫的，仅是反映日常的时期献给苏联的观众，这段时期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如此平淡的通往英雄时代的道路仍变成集体参与的现象，因此还引起了苏联观众的合理的不满。

三角形的三个面和三个角，再加上平分线，或者没有平分线，都会被使用很多次。

我很同意苏尔科夫同志的观点，他认为这个三角形已经过时了。在抛弃它之前，我们想一想它的代替物，或者是四角形或者是多角形。要知道，当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抛弃古老的三一律的时候，戏剧才真正的崛起了。这样一来，我们应该仔细地、多方面地想一想这个新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为我们戏剧艺术的壮大制造了很大的声势。

可见，我们的理论思想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这一思想能照亮我们艺术的未来的发展和上升的道路。

首先，需要残酷地要求戏剧家，以让他们在自己的戏剧作品中有用艺术语言表达现实性中给自己一份报告，而不是一般有效力的安排。往往我们虔诚的对于维持统一和形式的艺术要求受到干扰，但是有关于统一的思想和它的艺术反映。没有这一思想的地方是不需要被怜悯的。

返回到性格塑造的问题上，我想指出另一个对于我们文学和艺术来说的另一欺诈的态度。在当时，我们在这里从这个崇高的代表大会的讲堂上说过关于高尚的东西，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从一个共和国到另一个共和国，完成了自己十几部戏剧和有很多角色的电影脚本的旅行。

不幸的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现实原则不断被滥用，完全变样了，并且没有人为其奋斗！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东西完全不被用在任何地方，在莫斯科被公正地否定，但是，有些人将其推向我们。我的桌子上有部长篇小说手稿，曾经出现在苏联作家协会上。那可以告诉作者，没有任何一种小说可以随便出版。

另一个例子，一个电影剧本传遍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如同我们的咸海一般。首先它似乎诞生在贝加尔湖的波涛中，虽然在贝加尔湖没有很大的波涛。然后它冲斥着巴库的海港，最终，多亏了一场给英雄更换名字的战役，它成为了哈萨克斯坦的，并吞下了我们电影制片厂非常多的国家资产，在文化部，这部脚本并没有被接受，但是有人吧它发给了我们，从此，它就属于了哈萨克斯坦。

同志们，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开心、不体面的事。在艺术中，无创新意识占有一席之地，并拽着它一直乡下。在艺术中也存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理的腐败现象。

在一系列的作家和文化部联盟中需要表现出高要求。这一点现在我们还很缺少，是时候在苏联文学和艺术方面摆脱外交。

还有，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认真地解决一下呢？这就是理论上被称为的《生产—背景》。我并不要求拖拉机在台上开垦出一片荒地或是开出一个石油喷泉。但是，这个理论为把人们从劳动活动中脱离出来提供了机会。在很多现代剧作品中，对于劳动者的判断只能靠其衣着，他的劳动作用用艺术的语言根本找不到自己的表达。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是，也许用艺术的预压能找到一种对主人公劳作和社会活动的表达并不多余。

这一系列的最后一个问题—典型形象的问题。我认为，典型形象是作家精心劳动后的一种高水平的幸福结果。我们记得，高尔基不止一次的对于作者带着哪些困难成功的主张。但是，当说所有的形象都是典型的时，我认为，我们让自己不负责任的慷慨忘记了这个概念的深层次的艺术内涵，忘记了什么是典型，我们能找得到典型形象的作品，不可能是不好的作品，为了能承认形象是典型的，必须要抛开作者的国籍，从多个方面看这个形象—看到他的活动，深入到他的才智、心灵和精神。

在很多作品中，以不同的性格、活动分给不同的形象都是遵循着已定的标准的，智慧、感受、活动和勇敢地分配都是按等级的，也就是说符合主人公的情况的。经贸工作者和精明的工作人员会被分到很少的优点，而其他人—很多优点。

这样，如果我们想抓住一些东西，那么就是已经带来不少害处的标准了。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坚持不懈地注意着理论思想，使其更积极地影响到文学的生活中，并使其在这些令人愤怒的、不正常的现象中睁开双眼。

真正的作家大会应该表明大的多民族的文学的创作领导新方式的开始。

我们一致地认为，过去的领导方式已经过时了，它应该被摒弃。新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必须要舍弃起码的两件事：

1、如果新的理事会像平时一样通过顾问来重新领导他们，民族文学将会非常满意。

2、如果各种领导层在评定各种民族文学时通过译本，而不是原著，我们也同样地满意，这意味着领导机关，苏联作家协会应该不仅仅会读俄语。（掌声）

所有协会的印刷机构的编辑部都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调整，其中包括急着和《文学杂志》，使他们真正地成为多民族文学的机构。需要直接指出，我们的印刷机构正缺少这一种对所有多民族文学的关心。

对于这里高察尔关于《文学报》的说法，我想补充一下，所有我们的印刷机构从事的都是民族文学的顶端，而不是基层的大众，并且都是在书的俄语版出版后，也就是在书以母语出版后的3-4年之后。

这种对民族文学的关心，根本都不合适。

如果协会通过形式主义上介入民族文学代表的方式来限制这些机构的少部分同事的发展，任何严肃的正面的东西都不会产生。需要对整个机构进行重新调整。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文学报》机构中150个工作人员中的30个能够用多种语言阅读哪怕是最前线的文学。

跟别次鲁西·布洛夫加一样，我主张建立苏联人民中心出版社，其重要的文化意义好像不需要证明。

印刷物中，拉才斯和古谢伊的发言和刚察尔及布洛夫斯及其他人在会议的发言中都充分地论证了这些改组的这些及时性。我只是同意这种观点，并希望系会支持我们的统一。

哈萨克斯坦的作家针对现代这一主题，在完成的转折点这一口号下召开了代表大会，每个与会者的嘴里都响起“反映英雄主义的苏联人民的劳动功绩是作家们最高的任务。

请允许我在此担保，才华横溢的哈萨克斯坦作家会带着荣幸完成这一任务。

1959年

大作家

伟大的哈萨克苏联文学作家之一的萨比特·穆卡诺夫是其创始人之一。在萨根·赛福林、别伊姆特·马依林和伊利亚斯·章苏古洛夫之后他为年轻的哈萨克苏联文学的建成、发展和丰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萨比特·穆卡诺夫作品的优点和意义很难列举。他的创作非常地广泛。作为一名发表过上百首诗歌的诗人，他很出名，作为一名有很多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作者的散文家，他很出名，同样作为一名戏剧家，他也很出名。

萨比特·穆卡诺夫在为无产阶级文学在现代课题上的道路的蒲建忠扮演者特别的伟大的角色。现代化的奋斗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尤其是在他的最开始，那时，经验丰富的文学家们站在民族资产阶级文学一方。没有动荡，萨比特在自己所有的活动期间都追随着党的路线。

萨比特·穆卡诺夫的伟大作用在社会活动中也有所体现，他始终矗立在那些为党的措施的存在及政府对社会主义变革而奋斗的展示的中心。

我祝有着全联盟的共同的名字的大作家的您在完美的高度思想性的艺术作品的创作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功。

1960年

 

增强技能

 

 读书，再读书，认真思考。并重新被对创作人、对那些以劳动创建了共产主义的新人的无限的信念所震惊。当今一代的创始人已经快要看见新生活的盛典。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现代人一切都美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苏联文学和艺术被认为在新世界居民的教育上具有重大作用。

从其艺术思想的特殊性上看，最近几年的哈萨克文学变得更加鲜明和意义重大，更加靠近与现代的英雄业绩。在其中更多地集中了那些表明富有成效的完成了任何年轻文学的形成期的不可争论的事实。

如果对于第21届苏联代表大会，我们只能说个别的几个出色的哈萨克斯坦作品，那么现在，在22届党代会前夕，我们可以谈及其所有的主要的类型。想在此强调，这个变化的发生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共和国作家们对在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着的祖国人民面前自己责任的深思这一态度的结果。其发生是党对文学关心的结果，我们杰出的作家阿乌埃佐夫，虽然其创作燃烧的岁月提早断裂，但他仍留给我们了一部他精心创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者生活的伟大史诗。致力于书写处女座征服者的生活的广阔场景的是我们的大师穆刚诺夫和舒霍夫。一位不断地成功的致力于现代化课题的哈萨克斯坦著名长篇小说家之一的穆斯塔冯发表了自己的最新力作《虚华之后》，在这部小说中他抓住了描写了苏联哈萨克斯坦从十月革命到农业经济集体化的复杂时期。处女地的耕耘者在阿诺娃的《继承者》、《按照内心的指示》以及阿合达诺瓦的《萨物烈》中能清楚的看到自己。

哈萨克斯坦的文学在战争后，出现了以叶赛让诺夫，萨尔塞巴耶娃，努尔别伊索夫，沙什金那，阿赫塔诺娃，莫昧时-乌勒，沙伊梅尔杰诺瓦，卡普多罗娃，索克巴克巴耶娃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有才华的散文家。

叶赛让诺瓦的两章的长篇小说《亚伊克—明亮的河水》，努尔别伊索瓦的《长久等待的一天》和《血与汗》，沙什金那的长篇小说《曙光来临》。特别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巨著《杰米尔-塔乌》都享有盛誉。阿赫塔诺娃的《雷雨天》已经跨越了苏联的国界，已经被翻译成了德语，捷克语以及斯洛伐克语。

其特点在于，我们很多的书都反映了平常人的英雄事迹，劳动人民的生活，比如说，矿工、渔民、是有工作者、知识分子和苏联战士，这不仅使我们作家的艺术利益往宽处延伸，更加往高处伸长，这不仅证实了他们思想高度，更是文学的巨匠。

对于拥有阿拜、江布尔、谢伊富林、迈林等书写出丰富的散文史诗的哈萨克诗歌来说，典型之处在于其宽阔的选题，也在于著名的诗人创作出的作品的诗性，如哈萨克斯坦的，无论任何一种民族诗歌都不会存在如大多数诗人向更广阔的形式的转变过程。我们很多诗人成功地继续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者，如同哈萨克的散文一样，我们史诗的主要主题也是现代工人的生活、畜牧家、智力劳动者。毫无疑问，不是所有的史诗都能得到毋庸置疑的成功，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没有内涵，没有内容的作品，因此也要向我们的诗人提出磨练自己艺术技能的要求。

我们的青年给予我们更多的希望，现在世界的角度，看世界上重大事件，年轻的诗人将自己的史诗奉献给了，世界第一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荣誉。两本关于哈萨克青年的阿金马，阿世幕娃书即将问世。年轻的戏剧家杜泽诺夫在自己的戏剧作品中揭露了国家的欺骗者。

这一切都说明了年轻的作家不断加强自己的创作实力。

年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让哈萨克斯坦欣慰。

我们很满足地庆祝年轻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族作家的作品出现在莫斯科的杂志和出版社。这样《十月》杂志中发表了谢格里金娜的《暴风雪》，在《我们的现代人》中发表了《陡峭的悬崖》。在《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果尔苏诺夫的《三个贫苦人》及马尔其雅诺娃的精选《第一个任务》等等。

从苏联共产党项目指定的任务来看，哈萨克的文学家面临着许多问题要去做。他们被提倡多做一些鼓舞人们的明亮的关于共产党的，和明天的萌芽的小说，抨击一些阻止社会前进的力量。

哈萨克苏联文学度过了碰撞的复杂时期，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压榨年轻学者是不体面的发展水平。现代生活成为我们共和国最适时的主题，但是读者要求作家更加完善，更多地去寻找和思考。我们文学的思考方向很坚定。现在主要的是—提高对作品艺术质量的要求，友好批判，应该帮助每一位作家去寻找认知和表达的新手段。批判应该是严厉的。或者知道，对这样或那样的作品的吹捧会带来哪些危害性后果。

但同时评论也应该是善良的，他不能束缚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看来，应该细细品读戏剧中的古典，并拒绝刻板式，因为其会是作品苍白无力。正因如此，很多作品对读者来说都没有吸引力。

艺术的掌握现代生活的资料—最难的是需要大胆地追寻创作领域。

研究党的纲领，我梳理了必须提出的几点意见—献给文学和艺术发展的章节，增强以下要求：提高艺术技能。

1961年

 

理想开始成为现实

 

我们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工作的每个新的一天都会酝酿着激烈的情感和如潮的美好的联想。

人的最大的理想是耀眼的—共产主义。每一位幸运儿—代表大会的历史参与者—被赋予了决定权：我们以什么样的道路走向这个闪耀的顶峰。

采用伟大的方针之后，我们以新的人类幸福原则生活了七天，这一整星期思想不断围绕着一个问题：共产党在祖国和人民面前背负了多么重大的责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还有实践上。

如果党承担了重大的责任，那么我们这些作家，党忠实的助手，考虑到代表大会的要求时，也会分担这个责任。我们的文学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从殖民主义和从属状态的桎楛的枷锁中解脱和解放出来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作家们不断寻找着快速发展的道路。提供给他们的有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一系列其他年代久远的主义—殖民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国家文学工作者的目光转移到苏联这并不是偶然的。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提出来后，当开始关注我们这些作家，并且呼吁我们创造那些可能会“作为百万人民幸福和灵感的源泉，表达他们的意志、感受和思想，作为他们思想丰富和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

在最崇高的、真正的列宁主义思想中，为了思想的方向性和文学作品艺术上的完善的斗争开始成为我们“决定性层面”。不言而喻，这个要求首先决定当代选题。《无冲突性》、《距离》、《正面英雄》这些理论的每一种形式，我们都在语言形式上战胜了，而不是在书本、戏剧和电影脚本中。

被赞美的形象到处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早期和纯真的年代。高度组织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能忍受任何的崇拜的对象。只有有较高思想和完美的技巧的文学可能会成为这个时期当之无愧的。

是的，很多文学和艺术上的东西总是被要求更好。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听到，仅仅在一年间1114个苏联的戏剧登上了我们剧院的舞台！这组数字不得不引起每个对文学很重要的人心里的担忧。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戏剧历史没有留给我们基本真正的艺术作品。这组数字见证了隐藏如狼般品质缺陷的伤感的顽强的生命力。这里我知道转向列宁座右铭《越少就越好！》将是正确的。

全苏联人民用新方针的口号营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44周年纪念日。

在每个苏联人的心中都为这个神圣的口号感到骄傲，他们闪耀着的金色的光辉在十一月七号浮现在红场上，和世界上最有仁爱的弗拉基米尔·列宁陵墓上的大理石相互映衬。

 

1961年

 

你好，土库曼

 

也就是在四十年前，土库曼人和哈萨克人还是游牧在沙漠中分散居住的民族，像是热漠当中稀疏存在孤独的灌木丛。他们的生活像是海市蜃楼难以捉摸。两个民族游走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之中，骆驼的双峰承载着他们的梦想和追求。无情的命运将他们从山林驱赶到湖泊，从湖泊驱赶到沙漠，在这个封闭无聊的沙漠中，生活处处充满着饥饿和没有人权的威胁。这片深藏宝藏的土地无声的给这片土地的人们制造着苦难，哪怕是一点希望的声音都没有给与。但就是在那些残酷的日子里，马赫图姆库里 的名字在曼格什拉克的土地上响亮起来，而土库曼阿吾尔地区怀着喜悦的心情关注着阿贝尔。歌曲和艺术穿越了国界线并使两个兄弟民族的心和追求紧紧的连在一起。但是周边笼罩着黑暗，内心中充满着幽怨。

十月的曙光出现了。明智的列宁政党号召沙皇俄国的人民走上了反抗斗争的胜利道路，当然也包括我们两个民族，并给指出了光明的目标—共产主义，交给了我们取得胜利的有力武器—马列主义。

过去斯拉夫的四十年充满着困难和胜利。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四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苏维埃这样的条件下他却相当于一整个地质时期。某段时期内两个民族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很多人，相互之间并不了解，现在像两个兄弟一样肩并肩的走进共产主义光明的庭院。共产党和我们的老朋友俄罗斯人用巨大的力量将我们从深不见底的黑暗当中拉上光明的顶端。

我们不仅是我们家乡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而且还是兄弟民族重生的见证者。当土库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奥维佐夫同志在苏共第22届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国家工业总产量增长22倍，其中重工业同革命前的1913年相比增长40倍，大会议厅全体鼓掌祝贺。

这样快速的增长就像脱缰的赛马，一直不断的超越其他的对手。所有的哈萨克人将会穿上土库曼产出的棉花纺织的衣服。我们真诚的为土库曼兄弟在磷肥生产工厂、石油设备工厂、硫磺企业、在油井上、运河的建设场地上忘我的生产感到高兴并真心追随这种精神。

哈萨克人用自己的语言阅读优美土库曼苏联文学作品。在阿尔泰的草原，在乌拉尔河沿岸，你都能见到土库曼作家的作品。诸如白金王国令人尊敬的科尔巴巴耶夫的作品《决定性的一步》，这些作品给哈萨克人一种亲近感和熟知感。在作品当中能够感受到土库曼人苏维埃的精神，他们的斗争和幸福，以及他们热烈的心。

卡尔·谢伊特利耶夫和阿特·阿塔扎诺夫，和查尔·阿西罗夫、库尔班杜尔塔·库尔班萨哈托夫的诗歌令我们愉悦，萨雷哈诺夫的名字，具有罕见的和巨大的才干，在哈萨克颇具名气。古谢因·穆赫塔罗夫的剧本《阿拉那的一家》在哈萨克的舞台上演出经久不衰。

我们能够列举出很多关于我们高尚友谊的鲜明例子，并紧紧的围绕在两个民族文学和艺术周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当中还有一个真实的佐证，内容是，《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确定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展现民族长期融合和完全统一的新特点。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地的建设促进联盟民族进一步的紧密融合》。

和土库曼文学一样，哈萨克斯坦文学诞生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战火中。哈萨克文学的摇篮是国内战争。如果我们还能想起哈萨克苏联文学的起点，那么我们首先能说出来名字是萨肯·谢伊富林、別伊姆别特·迈林。这些成为个人崇拜无辜牺牲品的卓越作家在共产主义时期集体发声，给读者带来极大的美学享受。

现代哈萨克文学起始于萨肯·谢伊富林的回忆性长篇小说《荆棘旅途》和·迈林的抒情中篇小说《舒克的纪念碑》。我们的革命戏剧起始于萨肯·谢伊富林的《红色猎鹰》。梅尔科姆巴依的形象来自孜孜不倦工作者迈林的一组诗，诗句描述了农村的集体化。我们认为有着深刻、鲜明、宏伟诗境的史诗诗人伊利亚斯是仅次于阿拜的伟大诗人。很难相信穆赫塔尔·奧埃佐夫已经去世了。那些去世后留下的遗产的人永远地和他们的人民在一起，永远为了幸福作斗争。

哈萨克文学拥有三代作家，他们卓有成效的在各种体裁上取得成果并取得令人信服的创作成就。

就如同我们在自己的时代为穆赫塔尔的多血质作品感到欣喜一样，我们现在为萨比特的激情和作品成就感到欣喜。这些作家用年轻的活力在文学上孜孜耕耘。

我们举出中间代的文学家，他们处于自己创作的巅峰时期。我们相信他们还将会将我们的文学提升至更高的层次，在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描绘出显示生活的真实画面。这一代是我们文学的核心力量，他们经验丰富，历练丰富，卓越的掌握着诗歌创作的技巧。这些诗人比如有：艾斯卡尔·托克马甘别托夫、塔日巴耶夫、别克霍仁、阿比廖夫、扎罗科夫等，这样的散文家比如也先让诺夫、沙什金、奥马洛夫、特列科夫，戏剧作家有阿比舍夫、胡赛因诺夫等等。

第22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对于哈萨克作家来说，向题材扩展的转折和人们劳动深刻写照的时期就要到来。

我们文学的重要方向是当代生活最重要问题的大胆研究。我们现代人性格深层次多方面的研究，和生活紧密的联系带来了丰厚的成果。同时出版了很多关于处女地、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知识分子的随笔和小说。

作家沙什金献给了我们冶金巨人自己的最后一篇小说《铁米尔套》。

如果拉依木库洛夫在中篇小说《绿色屏障》歌颂了今日村庄的人民。那么也先让诺夫在两幕剧《亚伊克河—最美的河》中描述了在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内战中特殊的事件。而令人敬重的萨比特·穆卡诺夫—我们作家的代表—送给读者一部关于处女地征服者的长篇小说。

社会主义文学蓬勃的繁荣现象是共产主义思想胜利的有力证据，是不断实现、完成列宁国家政策和党关于苏联全民幸福日常工作的结果。

接受土库曼文学家的热情邀请后，一队哈萨克斯坦的作家来到了阿什哈巴德。他们亲眼看到了兄弟国家的幸福生活，与笔头工作着见面，并与他们讨论了文学中重要的问题，了解了土库曼斯坦的文学和艺术。我们相信这次友好之行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会激励我们进行新的创作工作，会将翅膀展开得更广。

你好，亲爱的土库曼民族！

1961年

 

别了，穆赫塔尔

 

如今我们很悲痛。对于多民族的苏维埃文学，对于失去最喜爱的儿子和自己最高精神寄托的哈萨克斯坦人民，今天是最为悲恸和哀悼的一天。

今天苏维埃国家的所有作家都在哀悼。他们的心被悲恸包围，泪流成海都无法浇灭悲恸的火。

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告别穆赫塔尔·阿马尔哈诺维奇·奥埃佐夫—我们的老师，最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文学灵魂作家，他闻名世界，也正因为他全世界知道了我们民族。非常悲痛地和这样一个人告别，很难说出“再见”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比这个词更能引起我们的悲痛地了。在谈及穆赫塔尔是，没有一个作家愿意使用这个词。我十分准确地知道，所有站在这里的人现在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我沉重地发觉，疾病将穆赫塔尔从我们的生活中夺去，连同他无穷的思想和无懈可击的语言，正是在他创作力量的鼎盛期将他带走。他对祖国人民和创作工作热爱的博大的胸怀告诉人民和我们所有站在这里的人：“告别吧！”告诉人们他的早逝。我们不得不对他说这些话。

在史诗《阿拜之路》获得了国家奖和列宁奖之后，党和政府给予史诗《阿拜之路》很高的荣誉，有名的作家希望能写出其他的关于当代人的史诗。穆赫塔尔·阿马尔哈诺维奇是非常有声望的画家、习惯了解生活多样性的思想家，他在最后的两三年中，研究和改制城市和乡村劳动者创造性缺乏的同时，周游了整个共和国。在最后一刻，他都没有和笔与书告别，他的思维还是逗留在紧张的工作状态。深感遗憾的是意外的痛苦从有力的手中夺下了还有很大作为的并且笔尖还很锋锐的笔。

你们再也看不到我们非常喜爱的亲爱的穆赫塔尔在我们中间。他已经离开了。

哈萨克斯坦文学遭受到了意外的打击。穆赫塔尔·奥埃佐夫是它的骄傲。提到穆赫塔尔的名字都能增强任何一种文学所固有的自豪感。为了满足这个自豪感，我们不需要列举出其他的光辉的名字。这位作家的名字是我们强烈自豪感和思想的源泉，而这位作家已经不在了。我们将会不止一次地怀念他，并且不断寻找他，我相信，我们会明显地感受到他的去世—但是这是徒劳的：我们找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马驹都会发现公马。遗憾的是这个古老谚语的乐观主义没有反映出在艺术中常有的思想。其他的作家都不能取代这一个作家的位置，取代穆赫塔尔是不可能的。他临终没有遗嘱将他交给我们。他交代了其他的事—很多创作书籍的任务，那些书凭借自身的优点可能会成为不朽的创作，成为留给后代的遗产。

我不得不说令我现在更加伤心的话了，再见了，穆赫塔尔！再见了，孩童般纯净的心灵，再见了，如艺术本身般严格、公正的法官。再见了，兄弟！我知道，没有你的爱和训斥我们会忧郁。

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样子，不能忘记你，因为你是整个文学的荣誉和骄傲，是所有作家的支柱和辩护者。

哈萨克斯坦的作家们将在他们心中保留着你的神圣的名字！他们会像喜欢自己一样喜欢你珍贵的遗产。

再见了，穆赫塔尔！你高高的尖塔不仅会高耸在哈萨克斯坦，还会高耸在苏联各民族的最高塔之间。你的尖塔—你的作品—全世界都会闻名。你的著名的为自己取得的地位作品，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生活不是礼物，如果在生活中有些时候我们是你伤心，使你受委屈，我们非常懊悔的回忆这些事情：回想起每次我们都会祈求你伟大的灵魂饶恕。这些平淡的话语，这些简单的想法是为了和你告别，和十分出色地艺术语言大师告别。但是我们只是和你的交于大地拥抱的身体告别，你的精神人与我们同在。他的遗产我们会像圣物一样保存，不染一丝灰尘地珍藏。保藏它会成为最重要的任务。这对我们会是一个共同的任务，为了它我们没有什么舍不得。我们努力弥补你的离开给我们整个文学界带来的损失，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事实。请认为我们的许诺是不可动摇的—不可动摇，如誓言一样。

再见了，亲爱的兄弟，杰出的语言大师。

 1961年

 

为了未来伟大的文学和艺术

 

当越来越多地钻研在第22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中通过的具有历史意义，并且已经在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党论坛中通过的伟大党纲，就像是从空间高度，不是分散的，而是整体的，大家清楚明确地将世界看成是进行必然的前进运动。

极端的道路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在我们国际进行着—从绝对的君主制度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苏联人民肩并肩，度过了艰难但珍贵的考验。《毁灭》、《静静的顿河》、《列宁》、《苦难的历程》、《夏伯阳》、《铁甲列车》、《波罗的海代表》、《青年近卫军》、《瓦西里·焦尔金》，在这些优秀的文学和艺术纪念碑式作品中记载了数百年来苏联人民世界历史斗争的每一个阶段。

整个广大的社会主义世界，即整个人类最好的部分兴奋并且骄傲地为苏联的成就鼓掌，另个世界的人会嫉妒地注视着苏联人民将如何加倍努力地创造物质和精神上都丰富的社会主义。

第22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及在该大会中通过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纲领委以我们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最重要的直接关系到我们活动性质的任务。

文学和艺术在一个新思维人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在苏联共产党计划报告中讲到的一样。在确定共产主义思想和真正的人文主义的同时，文学和艺术培养着苏联人新世界建筑师的素养，并且有利于人们艺术和精神发展的活动。党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要勇敢，要对当代问题有创新研究。

人如书一样。人，就像书一样，社会、党、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对其校对得也许好，也许会不好。那如何校对好一本书—我们知道这些！

尽心竭力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对党和所有人民高度负责，这些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作家和艺术家被赋予的使命不仅是创造新人物的形象，还要塑造他们自己：正确塑造他的世界观，在人物中展示社会主义的优点，坚定不移的爱国观念和国际主义，对劳动的热爱—为了让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尊敬的公民，将他的道德上的纯洁性摆放在空前的高度。

当实际上《需要帮助人们准备进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要根据一个广泛的原则：《根据能力要求每个人，根据需求给予每个人》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时期。

初次看上去似乎这个伟大的公式的第一部分会被没有特殊劳动的人所理解。当然不是这样。在我看来，过渡到分配—按需分配给每个人—这会在与往日喜剧和戏剧性的分离中引发一些偶然事件，这会给我们的戏剧家丰富的莎士比亚-果戈里的类似题材。

总之我们的重要任务在于世界性的帮助人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公式的第一部分，帮助培养人们热爱工作，这同时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之前相比应当不断提高。当然我们所有人不得不在这一主要问题上工作一阵儿。我想在这里谈论一个思想，即文学作者和艺术家的高的劳动生产率不是由他们创作的数量决定，而是以质量评判。

所有的创意工会都面临着一个新的激进的改革问题—组织和创新问题。这个改革的思想应是创作人员有义务更近得接近生活，接近有问题的当代主题。我们都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20年需要更多的集中的创造力，并且比至今拥有的要多。需要结束异常情况时，很多有创意的人十分之九的时间会用在会议和聚餐上。在这个想法上我认为听取格里巴切夫在第22届苏联共产党员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是很有益的。

为了创造共产主义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艺术，已经到了加强当前的组织性和集中性，共产主义高度团结极具创造力的积极性的时候。作家和艺术家的任何一种对当代时期问题的其它态度都会被认为是偏离伟大阵营的最前线。

哈萨克斯坦在说明关于摆放在作家和艺术家面前的伟大任务执行的可行性提出了哪些现实性的可能性？直接回答是—哈萨克斯坦拥有的善于创作的人员可以让很多邻国羡慕，就好的兄弟情义般的羡慕。

首先，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所有的哈萨克斯坦文学流派和艺术种类中三代文学工作者努力并前仆后继地工作着。

一些人无缘无故地怀疑创作贡献的真实性，那些贡献称为老一辈作家、演员和画家的未来代表。他们还远远没有竭尽，相反，它们还能引起和年轻人的公平竞争。

无论是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哈萨克斯坦作家还是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中中，第二十届苏联共产党员代表大会结束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向反映时代，凸显劳动人民，扩大题材方面决有定性转变，同时有文学年轻力量的发展这一特点。

现在共计超过四十人的一些俄罗斯作家群体得到了战后兴起的年轻有天赋的散文家群体的扩充，这些散文家常在读者面前表现自己，如库兹明等和一些天才诗人。

在最近的五六年，在哈萨克国际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超过150本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作家的书。在这一时期，莫斯科的出版社出版了超过20本。这也许就是俄罗斯作家写作技巧发展和他们选题具有现实性意义的有力证据。

舍高利申的小说在1960年《十月》杂志中出版，然后在哈萨克国际文艺出版社以独立一本书出版这部小说，这是一部好书。评论家罗热乔克在《文学与生活》这一报纸中写到：谢高丽申的小说符合时代潮流不仅是因为作者叙述的是垦荒者的生活，小说关于精神力量和苏联人民美的见解很现代。

另一位年轻作家尼古拉·卡勒苏诺夫描写集体农庄小村人民的名叫《乌拉尔山前的小村落》的中篇小说很有意，小说出版在杂志《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中，然后在出版社《青年近卫军》出版了。现在年轻的作者完成了第二部关于开荒者生活和劳动的中篇小说《亲人们》。小说出版在杂志《自由》中。

垦荒工作诞生了不少英雄。全民世世都在征服广阔荒地的斗争成为文学非常现实的和重要的题材，这不无道理。可以直接地说，在这一大题材的创作中俄罗斯作家明确地与哈萨克斯坦作家区别开来。阿诺夫和施杰因的剧本《遵照心灵的吩咐》、阿诺夫的《继承人》等，这些中篇小说也是对上述说法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马尔季扬诺夫和尼基金的短篇小说写得很好也很严谨。在最近几年马尔季扬诺夫出版了三本小说集，两本《五十年的平行线》和《来自另一方的风》出版在哈萨克国际文艺出版社，另一本《初次任务》在出版社《青年近卫军》出版。谢尔盖·尼基京也出版了四部小说集，其中两部在莫斯科出版。

年轻的散文作家契尔瓦两年前写了关于乡村建筑工人的中篇小说《天良》。小说得到了很好的新闻报刊评论，年轻人读起来也很有兴趣。现在哈萨克国际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让时间决定》，小说讲述了有很大梦想并且很顽强的畜牧工作者，以及科学和时间的有益联系。

今年哈萨克国际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苏列伊梅诺夫的诗集《良马》。年轻的作者用对世界独特的是一般观点，鲜活的形象以及鲜亮、惹人注意的表现力的多样性很快引来了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但正如言语所说，独燕不成春。开始是引人注意的，我们等待着诗人再次的作品。很快苏列伊梅诺夫给作家协会带来了新的长诗《大地，请向人类致敬！》—作品是关于代代相传，关于准备着治河和征服宇宙的我们的同代人。长诗出版了并且被读者所喜爱。现在诗人完成了另一部长诗，不用担心过分的夸奖，完全可以说我们的文学界来了一位有意思的诗人。

俄罗斯老一代的作家的创作也是很有成效的。阿诺夫除了众所周知的剧本，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歌曲的翅膀》和《丢失的兄弟》，并且在杂志《辽阔》中发表了关于国内战争的中篇小说《特级公爵的消亡》；伊万·苏霍夫除了两部关于处女地征服者的纪实，即《草原平日》和《金底》，他完成了抨击性小品《美洲的白与夜》。兹维廖夫出版了超过20本面向孩子的书。

这就是文学的基本的情况，我指的文学是指我所说的关于在我们共和国的一些问题执行的现实性，这些问题是文学工作者在第20届共产主义政党代表大会后面临的问题。据我所知，艺术工作者的情况是完全相同或几乎相同的。

除此之外，不能将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文学杰出奠基人的优秀作品排除在计算外，如谢伊富林、迈林、伊利亚斯的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没有丢失掉对于我们当代的意义。

实际上我们当代散文开始于谢伊富林的唯一一个种类的使用文献资料的回忆录的长篇小说《艰难路途》和迈林极好的抒情中篇小说《舒克纪念碑》。我们的革命剧开始于谢伊富林的《红鹰》。他的《特快列车》、《苏维埃斯坦》等作品在今天引起的反响仍旧像作品刚创作的那几年一样，他们在未来也会引起反响。

非常谦虚并且孜孜不倦工作的文笔工作者迈林是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改造的编年史作者。他的剧本《解冻》、《集市》等在当时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他创立的梅尔基姆巴依的形象进入了我们的文学创作模式，如霍德金·纳西尔的形象。。

在哈萨克文学界我本人不知道比阿拜诗人伊利亚斯更有影响的诗人了。如果在阿拜没有任何一首长诗，那么伊利亚斯就是史诗性的诗人。如果我说伊利亚斯诗的很高的艺术水平没有任何一位现代诗人能够超越，我想任何一位文艺工作者都会对此表示不满。

我相信，在这个大厅里坐着的所有人都会支持我—萨肯·谢伊富林、別伊姆别特·迈林和伊利亚斯·占苏古罗夫，他们每个人都应在阿拉木图城市纪念碑上找到他们的名字。

既然这个全体会议是哈萨克斯坦所有创作团体的联合会议，接下来我想以简洁形式决定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共同的问题，一般性的研究结果和解决方案。在这一方面我指的是，我们在这里集聚不仅是为了讨论这些，而是采取一些实践性的措施，这些措施是针对哈萨克斯坦这个多民族大共和国文学和艺术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快速大幅进步。

转移到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强调的是，过去落后的哈萨克斯坦在列宁主义国家政策的有效刺激下蓬勃发展的文学成就—除了一些出色的前辈，对比下过去没有给我们任何应得到的意义。如果我们现在更尖锐地讨论文学前沿那个或另一阶段的状态，那么它本身就是我们文学发展的见证，人民大众文化需求发展的见证，而我们工作也是为了人民大众。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感受不到脚底牢固的基础，感受不到纠正事情的现实性力量，那么就无须说它们存在的不足。

我们必须正确、深刻地认识到在我们文学前沿个别阶段存在的问题的原因，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调和的、迫切的。

问题的原因和他们的本质我本人将以以下的形式解释。

首先，在所有的阅读团体和观众面前不止一次展示了成熟性的我们的文学和早期艺术，他们不可置疑的成就在一部分文学工作者中引起了满足感—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也孕育着类似于懒惰、丢失工作准则的问题。而在文学和艺术中，劳动纪律是自我完善的重要条件。在这一观点中，很多人可以向伟大的文笔工作者们学习，如果戈里、福楼拜、托尔斯泰。

从一个节日旬到另一个，从一个纪念日到另一个—而在节日旬和纪念日，一般，相对于说有关不足的真心话，大家更乐于称颂，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正如 大家所知道的，节日期间和纪念日时，在文学和艺术上一般不反映事情真实的状态。时常在节日或者纪念日结束后的第二天就会遇到和节日期间看到的完全不同的画面。

第二，不是现实真实写照，不是发动人们修正我们生活中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虚荣蒙蔽了这些不足，给了它们虚假的色彩。

在这一方面我想再次让大家注意一下特瓦尔托夫斯基在第22届苏联共产党员代表大会上的著名的语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特瓦尔托夫斯基说，“苏沃洛夫说过，士兵不仅以在战斗中获得的功勋，而且还以他们在行军中所经历的苦难为豪。

讲到关于人民劳动功勋室，我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会对那些在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避而不谈。这使我们损伤了他能够挑战困难的和始终如一的追求伟大目标的自豪感。”

接着，讲到作家增强苏维埃人民自豪感、坚韧性、耐心和奉献精神的责任时，特维尔托夫斯基说：“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够从始至终履行这种责任，用我们人民的劳动和功勋来反映和忠诚于生活的人，不虚荣的人，不阴险狡诈的人才能坚持做这件事。”

我认为，特维尔托夫斯基好像很想表达所有苏维埃作家和艺术家很久就迫切需要表达的思想。应该听取他的话。

第三，所有作家和艺术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形式上不相适合：思想是忠诚的和非常现实的，但表现形式比较落后，不完善，比较简单。我想特别强调许多书、剧本和戏剧、电影和音乐会的艺术水平不可理解地落后。问题在于怎样快速地解决对文学和艺术来说非常不好的和致命的问题：冷漠对待作品思想艺术的完善。应当承认，对待作品思想艺术完善的冷漠—直接影响是要求降低，并且从创作团体的领导者、他们的创作团体、剧院领导者和出版社编辑方面说对艺术产品也不会妥协。在最近时期最重要的口号应该是：为了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交稿思想艺术的完美典范。

第四，我和大家所有人一样注意到了令人伤心的现象，这个现象可以称为“水平的扭曲”。意思为：当代读者和观众的文学水平提高得非常快，而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水平仍旧停留在原处。这就是我所称为的扭曲。如果将30年代的读者、观众的水平与那时的文学、艺术水平相比较，很明显，文学和艺术要高于读者和观众很多。而现如今，观察的现象正好相反。

更是伤心的是整个创作团体并且连同一些天才团体，他们仍是在上个时期的水平下工作，而不是现如今的。看一下一些老的和新的科学院剧院的戏剧—歌剧、话剧和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厂的最后一组电影，我们会觉得自己是过去时期的人。你们会看到很多业余的，但看到的不是对艺术的爱。不明白，为什么国家文化部不禁止一些模仿的戏剧和电影，为什么仍继续支持不合格的作品。我们的剧院丢失了过去的威望和它像科学院剧院一样的创作特色。

经典作品已经从我们剧院剧目中消失了。不知何时莎士比亚和果戈里、罗别·杰·维克和契诃夫、奥斯特罗夫基和高尔基的戏剧对于哈萨克斯坦戏剧院的演员来称为了成就大师的大学校，这些戏剧确定了他们在全苏联剧院艺术发展的水平，促进并潜移默化地使作家们产生创作上的竞争，和莫斯科、圣彼得堡大剧院的一些角色的优秀创作者相互竞争。但是无论这多么难以置信，无论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大剧院的领导，还是共和国文化部都不会为了世界和俄罗斯经典作品的创作补充剧院的剧目。但是没有完全掌握世界文化的传统，没有运用和发展他们，就不能完全确立在当代生活艺术形象上的勇敢创新问题。

剧院文化的正常发展在我们这里受限于高水平导演艺术的缺失。

我认为，哈萨克斯坦科学院戏剧剧院的导演玛姆别托夫很好地注意到了现代剧院艺术的需求。但是，他还是少一点经验，他还没有完全掌握我们语言的奥妙，而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导演太少了。

最后，我们的剧院失去了和作家协会往昔的创作上的联系。而有一段时间作家和剧院间紧密联系，这个联系互相促进了各集体的工作。剧院艺术和作家们共同做出了最初的努力。很长时间作家主持着剧院的文学部分，如：沙宁、迈林、奥耶佐夫、侯赛因诺夫和其他的一些作家。而如今，艺术一成为部门业务，作家们不在剧院大集体中工作，基本上都在文化部门。他们也许在创作方面觉得不自在。侯赛因诺夫、托古扎科夫和阿赫塔诺夫是喜欢艺术的严谨的作家，他们既不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也不再其他的文化部部门，这里包括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剧院。

从这些基本事实中，首先，我们本人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很显然，艺术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从它的实质上说不是层次分明的；第二个结论：作为作家的我们研究艺术时，就像是研究与我们无关的其他部门的事，这时我们就犯了个很大的错误。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详细的说—这个是关于当代戏剧创作和电影剧作的现状的问题。

在当20界代表大会结束后的过去的一段时间，在共和国剧院的舞台上出现了差不多四十部哈萨克斯坦作家的戏剧作品，超过15部电影是根据我们的电影剧本拍摄的。数量上这是不少，但是在质量上发行的产品远远不能合乎要求。首先，只有一半的在剧院和电影院已经出演的戏剧针对当今社会迫切解决的问题。第二，这些剧本的很大部分没有反映出时间的考验。

根据人民文化水平的发展，现代的观众对舞台和屏幕的高要求越来越明显。而全面符合人民增长的精神要求的，真正反映时代的剧本，在我们的共和国目前还没有。我们来自旧近卫军的剧作家做了很多并且有益的工作，如：阿·阿比舍夫、候赛因诺夫。出现了一批以阿达姆别科夫、别克霍日恩、沙什金、沙恩吉特巴耶夫、穆罕默德扎诺夫和阿赫塔诺夫为代表的年轻的剧作家，但是伤心的是，我们至今不能说出他们作品的主人公的名字，那些名字在人们之间可能会成为普通名词，成为数百万人的榜样。

在解决这些有生活本身决定的问题时，我们剧本的很多主人公都可能会出现在舞台上，他们使顽固的保守党人陷于毁灭，从一开始观众就知道他的必然灭亡。确实，这些主人公没有失去爱的能力。但是他们的爱以生产的成功和失败的标准规格化成了奇怪的方法。

我们没有很多痴迷于大事业和成就的角色。在剧本中暂时很少切合实际和符合事实的角色，经常用语言文学地表现冲突，而不是用主人公的行为表现。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剧院在很多情况下从剧作家那里拿到的不是剧本，而是引人注意的反映某一思想的话题，然后寻找事件。

试问，在哪儿可以找到我们戏剧创作艺术和电影创作落后的原因？

只能用艺术家的不完善和作家不情愿“工作很久、很多”来解释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些完成的作品昙花一现，在这些作品中一些最好的最现代的思想由于艺术表现的不足而埋没。

因此我想说一些关于我们对待旧式戏剧准则的盲目态度。我本人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深地感受到，用老的艺术方法表现人的社会关系并非总是适用，更不用说表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关系。

在最近的时期在我们的戏剧中我们发现了什么有希望的、革新的或简单说有意思的东西？

在山吉特巴耶夫和拜谢伊托夫的剧本《啊，姑娘们！》中剧本的生动性、感染力，剧中人物坦荡、开朗的性格打动了我。在年轻剧作家穆罕默德扎诺夫的剧本《狼崽》中有年轻、诚实、天真姑娘的真实的，我们时代完全典型的形象。那种会两种语言的，有着不同父母的开朗性格的姑娘在我们每个家庭中都有。在阿赫塔诺夫的剧本《撒乌列》中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我支持作家塑造我们当代人鲜明性格的尝试。在资深剧作家阿比舍夫的剧本《共同目标的人们》中比在他之前作品中更有深度地研究了和我们时代不相适合的嫉妒和利己主义思想。除此之外，已经采用的不断改变做法的方式对我来说是有希望实现的。年轻的剧作家杜耶诺夫写了一部很好的关于政府欺骗者的揭露性的剧本。这个彻底反应哈萨克斯坦的现实的高水平的作品应当带有我们剧作家有力量的、政治上尖锐的话语。

如果仔细考虑这所有的当代戏剧运用的事实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为建立剧院的严谨文学做出了实际的努力。

我也许有些拖延了自己的报告。两句话就是关于我们的评判和关于组织秩序问题的讨论。

我们的评判—较老的体裁，它产生并且和我们的文学、艺术共同发展。在文艺学和艺术学方面工作的有一些如茹巴诺夫、卡拉塔耶夫、伊斯梅洛夫、肯热巴耶夫、伊斯梅洛夫和斯米尔诺夫渊博的学者，和如巴扎尔巴耶夫、努尔马哈诺夫这样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其他人。

但是我们评论家如今的成就是我们不止一次曾梦想的，这些成就是在文艺学领域，而不是在当今时代文艺时间的现实、日常、积极的参与活动中。在这方面我们最不满意的是文艺评论。在谈到现代人的创作时，评论家见解中的评论太圆滑，太模棱两可。因此这些评论在作家借鉴它们解决复杂的思想艺术技巧创作问题时，仍没有成为作家真正的朋友和严格的同事，尤其没有成为作家的老师，卢那察尔斯基强烈渴望的那样的老师。

我这里有两点有关组织秩序问题有关系的意见。

一系列创作团体和文化部部门的创立使我们我们第一，分散了力量，第二，不逃避组织工作中的重叠现象。例如，我们有一些剧院和影院剧目这样制作：

—人民剧院剧目—这里是民间艺术之家；

—共和国剧院剧目—文化部和剧院制作；

—地方剧院剧目—文化部制作；

—电影剧目—电影制片厂和电影事业工作协会制作。

归根到底所有的这些组织都绕不过作家协会，但是每一个协会都会为自己争取，但还没有严谨的计划和问题。把为所有共和国剧院和电影院制作剧目的问题都集中在一些人的手里，让某一个人为这件事负责，这难道不是更简单、更有效的吗？

第二个建议。我没有看到继续保留文化部系统里的文学作品出版社的意义。我们使出版社转变成“为双方效力”。我认为，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也许能够更好地和在出版社大量存在的不合格的作品做斗争。当然，不合格作品存在的一部分原因归咎在作家协会的创作部。但是大部分的错误归咎于文化部，归咎与文化部个别给出版社提供非法职能的工作者，他们常设法批准质量不合格的翻译印刷等等。

1962年

 

关于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的一些问题

 

众所周知，电影艺术是最大众的，对上百万人的思维有思想艺术影响的方法。在不久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并非偶然地强调了电影院工作人员对于电影影片思想性高的内容和艺术价值非常大的重要性。

最近，尤其是过去在1962年，主要的刊物（《真理报》、《新闻报》、《文学报》等等）转向对主要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和这些制片厂发行的电影的质量进行尖锐的评判。

1961年在莫斯科全苏联电影工作者会议上讨论了电影艺术的状况和问题。同年十一月召开了哈萨克斯坦创作社团联合会议，会议根据第20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和新党纲的宏伟规划专门讨论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任务问题。

从那时起的一年内，新的作品丰富了我们共和国的电影艺术，也制作了一些电影，在这些影片中做了更深的探索并且全面地反映了当代现实和我们的实际情况，一系列“哈萨克电影”制片厂发行的电影提供了得出结论的基础：这些任务它完成的不好。

在去年年底，举行了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和共和国电影艺术活动家协会部门的联合会议。我们电影事业迫切的问题和难题再次被会议讨论。

在会议参与者的发言中和被采取的决定中给予了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客观的评价和对提高影片质量的有方向性的建议。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简略地分享一些我们在会议中提出的思想。

如果我们想认真地研究明白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的情况，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研究？

我们的出发点有一个，在第20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新党纲，最后也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关于电影问题的最后决议中都以最大的精确度和清晰度，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在我们看来，如果考虑到第一部影片《阿曼格尔德》在1938年发行，有二十五年工作经验的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的状况是怎样的？

一些我们共和国制片厂制作的电影获得了全苏联的反响。首先，他们是研究问题的和大规模的，就像是艺术的宽阔路基；其次，对于自己时代他们根据非常高的艺术水平拍摄而成。我们将战前和战后时期拍摄的《阿曼格尔德》、《阿拜》、《江布尔》、《博塔科斯》等电影列入他们之列。这里还可以有三部我们电影制片厂近几年制作的电影。他们是博戈柳博夫的《骑手女孩》，其中有著名的演员阿伯图卡里莫夫，别加林的《他的时代快到了》，艾玛诺夫的《我们可爱的医生》和赫珍科夫的《如果我们每个人》。

这些电影既根据各种题材，也根据艺术上的解决方案讲述了我们电影制片厂经过特别地深思熟虑的思想创作形象。虽然他们不是很现代的电影，在它们中可以发现新年轻电影制片厂注重现实性的目的和创作研究的正确方向。似乎，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会转向有意义的，影响力大的，探究问题的时代话题。

但是电影制片厂坚持这些基本观点。在最初反映当代话题的电影出版时制片厂开始遭受了大小的挫折。我们认为，电影工作者和制片厂协会的领导者们的重大错误正是在于，最后几年集体的创作力量是有方向的，并且转向小主题、艺术生活，而有时甚至转向小饰物。

因此，应当承认电影制片厂的工作和其在最近一段时间制作并在报刊上发布的正确评论，这些报刊其中包括《消息报》、《苏联文学报》，杂志《共产党人》和《苏联电影》，而以至于共和国的一些刊物。

在“哈萨克电影”的最近几年的计划中很少宏伟的设想和探究问题的电影。这引起了严重的担忧。毫无疑问，财政计划的困难需要电影制片厂采用质量不高的乃至不好的电影剧本。

在最近的三四年中“哈萨克电影”制片厂发行了质量不好的电影集，这些有《狂风》、《返回地面》、《静》、《在同一区》、《歌声在召唤》、《合成体》、《你的朋友们》、《一天夜里》等等。这些电影除了引起了唏嘘，其他没有什么感觉。他们和艺术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似乎，这些影片的编剧们忘了艺术不是对于技术的消遣，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极重要的事。

文学和艺术在塑造新人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作为文学和艺术工作着，被赋予的不仅是塑造新人类形象的任务，还要使其具有独立、自由思想，不受个人和古人崇拜影响，培养高尚品格、道德上的纯洁、艺术感和美感，总之，如苏斯洛夫同志所说“整个思想系统和苏联人的感觉”。遗憾的是，上述列举的大部分电影都离这些要求很远。

文学和艺术为年轻力量敞开了宽广的大门。与此同时，我们制片厂的年轻导演的主张既在电影艺术的共同问题的一些讨论中，同时在电影制作独特性上仍是不清楚的。如果不是他们，那我们的现代生活和谁接近，如果不是他们，谁应该有勇敢和大胆的志向！正如著名的电影导演佩里耶夫所说：“年轻的、有天赋的作品已经伴随着我们，而有时在我们前面。”这不是无意义的言语，这是对大胆志向的号召。

在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的一些严重缺点问题上，有错的不仅是电影艺术工作者，还有作家们。众所周知，电影剧本是电影影片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没有基座就不会有建筑。剧本从它成为公认的定理，就已经是未来影片的重要依托，未来建筑的基础。

质量不高的戏剧作品是“哈萨克电影”制片厂出版的质量不高、灰色电影的基础，这完全取决于作家的工作。我们哈萨克斯坦一般的戏剧作品和个别的电影剧本没有任何出色的地方使观众满意，在于战争前的时期对比中也没有提升更好的水平。

“哈萨克电影”制片厂的电影脚本部门在1955-1962年间根据固定的劳动合同作家交了55部电影脚本，而只有13部被采用投入拍摄。这样，42不电影脚本就是无用的，在思想艺术水平方面不够好的。根据它们制作出了非常不合格的电影。没有一个其他的文学亏数存在，这是为了75％的交给出版社的手稿来作为被补贴的残品。而这里，在电影剧本的亏数上，次品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个令人发指的事实说明了剧作家对创作工作、高技巧要求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认为，和作者合同的签订不是根据申请而是根据已经完成的作品，哪怕是“蜡黄”的半成品，这是唯一正确有效与这些丑恶现象作斗争的形式。电影制片厂为了能够编写或多或少的影片生产的固定计划，其应该有电影脚本的基础。

在当代，当电影制片厂的艺术性建议认为超过15部基本上是哈萨克斯坦作家写的电影脚本不合格时，我们实践中的一些完美事件吸引了作家们的注意力。

其中一些电影脚本是怎么产生的，它们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有几个例子。

看别茹格罗夫的电影剧本《坚持到最后》结束了合同。剧本的女主人公萨乌列是位心脏病药物研制医生。她独自工作，没有任何其他参与和集体帮助，自己。女主人公性格有些封闭，以至于向同事隐瞒自己的病。整个剧本情节和作者出于英勇精神赋予女主人公的个人悲剧都安排在这些人为的烦恼中。这个主题的根据不足很明显，但是电影制片厂领导承认电影脚本是合格的并且付给作者6397卢布。

在一些来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创意联盟和苏联文化部的管理艺术电影发行的主要主编关于这部电影剧本的评论中指出：这不是作家的作品，而是无创造主动性的工作，作者熟悉情节构思的基本方法，但对待剧本电影理论没有什么态度。

我们面前还有一部电影剧本—年轻作家萨达耶夫的《东方人》。这部剧本不太像剧本。作者没有在资料研究和他的艺术理解上为难自己。剧本的情节建立在少数意外的事实上。作者对到艺术语言及没有品味，对待材料叙述和作家的责任也是轻率的态度。作者第一次来到制片厂带着电影剧本的不同版本，利用了意见和资料帮助的所有形式，但是没有坚持到最后。在拒绝写剧本工作后，他刚收到剧本部门一系列批评之后，这次就这样做。

出现了另一位年轻作家阿马恩舍恩的剧本《阿尔卡马科夫的事务》也是那样粗糙的作品。

年轻作家在文学上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如果在他身上感觉到有创造性思想的雏形和对世界独特的观点，他们的很多地方可以被原谅。但是在一些那样特征的事件中并没有表现出来。

我们还应该对老一代的、有名望的作家提出很多的要求。

电影制片厂淘汰了诗人别克霍仁的剧本《太阳的同龄人》。电影剧本是改写了在这之前为少年剧场改编的长诗《阿汉·阿克塔耶夫》的作品。作者完全没有考虑到遵守戏剧作品艺术基本的要求。整个剧本的剧情建立在对技术无尽的谈话基础上—关于挖掘机、自卸卡车、四轮轿车和一些其他的在过去就有的东西。在剧本中创作的人都是肤浅的和落后于时代的。作者赞叹所有东西只是强调了他所描写的现实意义。协商七次延长了与作者的合同，以希望得到关于时代、劳动人民和生产的作品，但作者没有完成这些任务。

剧作家阿比舍夫的剧本《友谊战胜一切》遭遇了同样的结局。他的剧本是之前带有生产冲突的剧本的老调子。活动好像发生在我们时代，但过去的事实被拿来作为剧本的冲突。但是剧本重要的不足在于人类的互相联系既没有引起同情，也没有引起斥责。在这件事中，作者在尖锐的性格冲突中构思剧情的能力改变了作者他自己。

电影制片厂淘汰了资深剧作家、小说家沙什金的电影剧本《我们会有后代》。期待长篇小说《铁米尔套》作家有好的剧本这从哪一方面看都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制片厂确立沙什金为资深顾问后，派他去莫斯科一月进修班出差进修。但是有关冶金专家铁米尔套的剧本再也没有出现。取代之，作者提供给了制片厂简单炮制的关于其他为数不多话题的作品。

这些例子如果可以继续列举，但列举的这些不足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很多我们的作者不负责地对待电影艺术，对待自己创作电影剧本的工作。

所有这些剧本，所有的不合格的作品得到了慷慨的资助，在这一方面过去的制片厂领导者是是有错误的，西拉诺夫同志是个主要的例子，很多作者向制片厂新的领导提出完全没有根据的要求。

无论是近几年定制的，还是在1962年和1963年发行的电影剧本，这些事情不是很令人感到安慰。现在关于他们引起了很多不满。电影制片厂缺乏剧本，忙着和一些作家签订了合同。

例如，扎伊采夫的剧本《蝼蚁》，在那一次让我们重温了游击队少年，同时这部电影未必会有塔尔科夫斯基《伊万诺夫的少年》的水平。

如果电影制片厂决定制作有以卫国战争为主题的重大意义的电影，那么应当会回忆起在联盟中根据苏联英雄数量哈萨克斯坦占第三。远东苏联的女人中有两位女人马美特洛娃和莫达古洛娃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称号。

特鲁欣的《不平静的人》是献给人民友谊的电影剧本。这个题材极为决定得极为粗糙。哈萨克斯坦姑娘嫁给俄罗斯人，朝鲜女人价格哈萨克人。而且爱情话题非常庸俗，充满谎言的诡计，以至于引起了愤怒。

萨克巴巴耶夫和则列兰的«黑皮肤事件»产生了更为有利的影响。在对剧中人物性格更加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包括对父母，孩子，中学老师），能够期待一部有意思的儿童电影的问世。但对哈萨克斯坦的家庭来说，并不是一切典型的特征都在剧本中得到了体现。在我看来，作家必须在自然的矛盾中寻求答案。中、青年人努力地按照当代教育学的方法来培养孩子，而老年人更倾向于整天陪伴孩子，用传统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当然，老年人这样做是出于善意，是源于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矛盾却逐渐暴露出来。可是剧本作家仍未正确找到问题的关键。比起中篇小说，剧本版本产生的影响要小。

在1962-1963年由电影制片厂拍摄问世的其他剧本在思想内容和文艺水平上很薄弱。

由以上所说的，我们应该寻求出路：在我们面前，剧本的问题早已暴露无遗。这个问题不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们就不能把电影制片厂从作家偶然的想法中拯救出来。

出路在哪呢？

在我看来，首先应改变作家对电影剧本体裁的态度。需要明白，电影剧本是严肃的，可能比长篇小说，长诗，剧本，中篇小说更为严肃。好的剧本不仅能搬上银幕，成为好的电影，而且能像文学作品一样出版。

第二，应摆脱错误的观念，认为电影院或剧场是政府部门。因为这些部门属于文化部，我们作家就不用考虑其它们的需要，而把一切的忧虑和道德责任都寄托在文化部上。这是不对的。剧作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创作而脱离剧场。

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最新决议和在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最新决议中，第一步计划是提高电影脚本基础的意义。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应发挥作用，领导剧本部门的大部分编辑人员。如果剧作家做了大部分的创作工作，这对于他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吗？

剧本不能脱离了公众视野。无论是在作家协会，还是在电影活动家的严重，它都应该属于创作讨论的范畴。简言之，作家和电影制片厂准备再正式场合之前破坏其存在，彼此间变得更为亲近。

电影制片厂应准备好面对严肃的创作工作。希望这能促使导演改进，提高剧本部门的活动量，增加和作家的接触，提高专业电影演员的人数。

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导演的创作合作具有重大意义。而一年前我们还对导演几乎都参与了剧本合作给予过批判。事实证明，几乎绝大多数的导演都参与了剧本的创作。通常情况下，经验尚浅的剧作家会在工作室里提出一个尚未成形的思路，于是在导演面前就面临着一个不小的难题（或者说一个不大的难题！）——导演要把思路变成一个未来上映的电影的喜剧脚本。另一件事情就是，作家和导演要让思路符合电影技术的现实，不能靠理想化的已火速创作而凭空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作家还是导演都不能辩解。但是，我们所指的作家，准确来说就是列昂诺夫能在小的种子里就看到了日后枝繁叶茂的大树。

现在，一些主要的苏联电影活动价尤为要求剧作家和导演紧密的创作合作。他们认为这是最卓有成效的办法。这是正确的。这种方法对很多方面都有好处，其中就包括对作家的好处。它不仅给予作家更多的创作电影剧本的机会，而且考虑到这些剧本的独特性，从而能更自信、更成功的创作电影剧本。

作家和电影活动家应共同努力，将我们英雄时代的共和国的电影艺术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1962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

 

就意识形态问题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刚刚闭幕，毫无疑问，此次会议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将产生历史性影响。

回顾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历史长河，则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苏联文学，世界文学将不会如此绚丽多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苏联文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具乐观精神的文学。

我们非常骄傲，可以和杰出的俄罗斯作家同行，比如像肖洛霍夫和列昂诺夫，他们因创作的巨大贡献而被授予全民奖励——列宁奖，这是我国最权威的奖项之一，也曾授予过来自如兄弟般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奥埃佐夫、雷利斯基、图尔孙-扎德等等。我们非常骄傲，这个奖项前不久授予给了中青年作家：杰出诗人达吉斯坦·加姆扎托夫和吉尔吉斯斯坦天才散文作家艾特马托夫。我们非常骄傲，这些作家和其他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在全世界也享有盛誉。俄罗斯文学有许多伟大的19世纪的经典流派，不仅是俄罗斯文学，而且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前尚未有自己文字的民族的文学，都向文学的顶峰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我提及这些只是因为我知道：人们会更自信和勇敢地接受党和人民对我们书、对苏联作家思想艺术水平新的、更高的要求。

并且，本该不按照党章的要求无视那些我们多民族文学中存在的不好的影响。

这样说，我指的是那些在自己工作中不关心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技巧的本质上的统一性的作家。要知道应该隐藏什么—我们有时不得不对十多本好书隐藏更多的没有特点的、粗糙的书。

对于粗糙的、枯燥无味的书被掩盖的远不止所有的出路，那些书不善于参与我们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艺术的斗争。对于职业的和非职业毫无创造性的工作被隐藏的也不止所有的出路。现在谈话涉及到共产主义劳动，涉及到新人类教育基础的基础，我们作为作家不能不说对于我们作家作品的要求不断提升。

引用两个令人不愉快的列子。不久前一位年高望重的作家告诉我，他在删除了20页，增添了7页新内容后，重新出版了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不禁会问，怎么可能从一部书中删去整整20页？也就是说之前出版的作品只是一件用来资助的次品。

另一位作家带给我了一部他自己的剧本，在剧本中所有的哈萨克斯坦英雄的名字都写了进来—可见，这部剧本不知在一个地区发行过，现在作者请求我将他的作品带入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厂。当我问到，在他的剧本中哪里体现了民族性格，他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在苏联人和条件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在作家协会的全体会议和代表大会中不止一次谈到文学上类似的工作不严谨的作家，但是我们仍旧没有修建堤坝，以阻挡枯燥无味作品污浊的洪流。、

我认为，创作团体的改组会在这一方面帮助我们，因此我想提出在我看来会有实践意义的几点建议。

我认为，改组创作团体的进步思想意义在于未来联合的团体会团结有利的文化、艺术力量，并且这会成为真正的创作构思，在这里手稿提交之前会从各方面进行讨论，剧本和电影剧本出现在舞台和屏幕之前也会进行讨论。

我们的作家协会至今没有研究手稿到出版、剧本到舞台、电影脚本到银幕的这个过程的问题。在制作出版计划过程中，发行书中，出版文学翻译中，这都会导致一系列不好的意外事件。

特别是在国外当代一些作家作品的翻译领域，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并不是最好的书总能被翻译出来。在苏联出版的当代出版物的重要意义很严重地被忽视了，这些出版物主要是亚洲和非洲进步作家的作品。我们的出版社有时在翻译书本的选择上表现了另一种风格。

哪本书应更广泛的发行，哪本书又只能还是手稿，当然，这一切最好由作家决定，而不是出版商。正因此，我才提议保持未来联合协会和文艺出版社的协调一致。为了成功阻止不成熟的潮流，谁也不需要书，而且应对出版的书承担联合的责任。

在我看来，必须重新审视给予人们的评选作家和艺术家称号的权利标准，必须以更高的要求重新审视思想艺术创作的质量，以及共和国成员的社会活动。

党和人民对文学艺术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在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也向我们提出过。全体会议决议帮助我们把充满激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转化成诗歌，绘画，搬上屏幕和舞台。

1963年

 

在非洲的天空下

 

我们这今年的春天，就像你们记得的那样，是非常凉爽的。但是在非洲，就算是在阴凉处四月的气温都不低于38-40摄氏度。你可以想象一下，那里的夏天又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尼日利亚和苏丹在同一个纬度上，都在赤道附近，但是他们的气候条件却完全不一样。苏丹的热是干热，整个国家被宽广的草原和热带疏林所覆盖。而尼日利亚却处在令人窒息的潮湿闷热的回归线上，满是密林。

我曾经作为苏联作家的代表去过尼日利亚和苏丹，为的是和当地的文学工作着建立事物上的联系。

他们非常热心亲切地接待了我。苏丹的作家主席阿伯达拉和尼日利亚作家的领导巴拉哈尔特为了我能在这里过得愉快舒适做了能做的一切。苏丹信息与劳动部的领导亚辛先生的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所在的政府部门在国内负责文学与艺术问题与工作。

我邀请了作家阿伯达拉去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去我那里做客，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七月就能成行去到我们那里。

这两个国家的文学生活都非常的活跃，如果说苏丹或多或少地是因为统一在了一个整体的作家联盟中，那么尼日利亚的情况完全是另一种。在那里，除了前不久建立起来的全尼日利亚作家联合会以外，在各个城市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文学联合会与小组。

在两个国家，正式或非正式场合我都会见了非常多的作家，通过广播或电视做了一些报告。之后有一些给我提出的问题。从这些多种多样的问题中可以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同苏维埃作家的会面以及创作素材有着极大的兴趣。

不管是在苏丹还是在尼日利亚，反应给我的，至少，他们文学的主线都是散文作品。在苏丹的作家中，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在群众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阿伯达拉之外，还有叫出很多优秀的作家。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现实主义的强烈追求。

实际情况是，文学在苏丹发展繁荣的更快，苏丹文学是以传统的古老的阿拉伯为基础，比如说《一千零一夜》中的传说与童话。现代化吸引着作家，当今林林总总的问题也使他们激动不安（这一点在尼日利亚感受的尤其强烈）。可以用创作的方式来回带这也问题，当然了，是走现实主义的道路，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对俄罗斯与苏联经典文学的追求，因为非洲的作家们在之中看到了范例和榜样。

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在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都表现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巨大兴趣。这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独立自由的成果就摆在非洲国家的面前，尤其是拥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苏丹和尼日利亚。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做呢？要如何发展经济政治与文化呢？如何摆脱落后呢？

这些问题非常的尖锐，尤其是不得不得在一种国家各种资源持续紧缺，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解决它们。

而在苏丹和尼日利亚国内，殖民主义者的经济资源还非常的强大。银行、工业企业、进出口、贸易（尤其是石油），这些都掌握在美德英等国的手中。确实，地方的（尤其是尼日利亚）资本主义实力越来越强大，但是这是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紧密相关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先进的一批非洲国家正在极力地寻求着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总之，我对此次的旅行非常满意，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创作，还是对与非洲同事建立联系都是非常有益的。它给我个人也留下了深刻清晰的印记。也许，有关非洲的印象将来能够在我的新作品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找见。

1963年

 

前苏联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

 

上一年苏联作家协会找到各个共和国主体，希望能借此机会深入苏联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在有计划、系统性的基础上协同这个领域的工作。

这次努力收到了来自各个共和国的有价值的具体建议，这些内容略有删减地刊登在了《文学报》上。同样，这些关于多民族文学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深度和广度的讨论也成为在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文学学院、杂志《人民友谊》、《文学讨论》以及《文学报》的议题之一。

苏联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会议之后，统一而又多样化的苏联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各个共和国开始建立新的作家组织，同时在这些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的文学中诞生了一定数量现代题材、歌颂社会主义建设者辛勤劳动的作品。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由创办者列宁而命名的列宁奖——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也由各个民族文学领域的先驱获得。

这一切的实现都要归功于苏联共产党对国内文学及艺术的继续发展所付出的关注和努力。这种对国家做出的努力所引起的最明显的影响即是党和政府领导人和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会晤。一年之前恰好在莫斯科大学和克里姆林宫都举行了关于艺术发展最实质问题毫无偏袒的讨论。正是这场极具原则的讨论大大地鼓舞了多民族作家们。根据这些问题，之后又举行了苏共六中全会，这次会议集聚起群众力量，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指引着文学和艺术的全力发展。

苏共二十二次党代会的决议规定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决议中指出：“加强民族、人民之间意识形态的团结，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大力发展苏联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具有共性的部分。”我们生活的年代正是苏联同根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同时每种各具个性的文化也遇到新的发展机遇。带有文化交流色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大量涌现，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样的条件下，苏共六中全会的指示更具有重要意义：不断强调民族之间感情的加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并且要积极推动苏联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

苏联中央秘书长在向不同联邦主体寻求建议的同时也持有以上的立场，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新的方式加深、发展各个体裁的不同文学、不同非国立作家组织、以及出版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但愿是积极、专业、富有成效的——也正是遵照这个常处在变化中的问题。

每个人都清楚，我们的文学是如何发展成熟、冉冉升起的，它的发展也不止体现在作家数量的增长上，而是艺术水平的提高、各种文学体裁的均衡发展，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渗透的深度上。除此之外不容忽视的是，在文学间相互联系的条件下，也应该产生符合当前文学发展要求的新的表现形式。有人从文学的全面发展中得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文学不需要相互交流，也并不需要生动、长远的相互作用，这种观点一定是错误的。相反，现如今，我们从未现在一样迫切地感受到，文学领域的艺术交流是必要的，同时必要的还有艺术问题的加工与思考、对翻译工作投入更大的精力。文化作品领域交流的深化无疑会促进我们具有高水准的多民族文化各个层面的发展，这一点我们的党会常常提及。时代对我们、对我们国家的作家组织的要求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也只有通过全力合作、通过全世界对民族文学事业的推动才能让我们，和我们的文学满足党的要求。这里还要提到之前已讲述过的国家条例，里面定义了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即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努力推进苏联各民族文学之间友谊的全面发展和深化：互相帮助，交换艺术经验，质量的持续提高，以及增加可以将苏联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的翻译家的数量。

需要注意的是，在《文学报》上曾发表过自己观点的各位作家，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担忧，强调的也正是这一观点。

今天我们的任务正是再一次交换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通过我们集体的思考确定了这些出发点，同时也给出了符合如今文学发展的要求以及多民族文学水平的建议。

我们都该清楚，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监护、章程或是独立的文学之间的关系，而是我们相辅相成、严肃全面的对文学发展的集体了解——对于我们国家新闻及文学产业财富的研究和了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完成我们的目标：对艺术经验的总结、互相推动以及在社会现实方法下新的艺术作品的诞生。

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在寻找和尝试在这样方向上尽量多样的工作形式。

微观范畴上来说，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对日常工作的积极参与也是一种有助成功的形式。经验表明，这些同志们不仅在重要艺术作品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上大大帮助了秘书处，同时还在加工材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材料致力于推进多民族文学相互联系。

让我们来转变一下观点，来全面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有什么，还有仔细思考我们缺乏些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工作中来，才能建立我们的艺术联盟。

我们具有庞大的经济实力，这也同样需要全方位的分析和清晰深入的全力合作。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开始做一件好事，但某些方面没有考虑周全，错过了某些部分，到了最后收到的成效也微乎其微。而事实上通过这样深入且实际的条件，我们本可以收到更好的结果。

我想，哪怕可以简短地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组织工作特定方面的看法，以及一起讨论决议中的可行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好日常具体行为，致力于长久的深化和多民族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

出现了一种通过各作家协会广泛实践过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的新形式，也就是联盟主体间的定期会晤（为期十天、一周或一晚的集会），最近几年举行的频率逐渐加大。可以回忆起来，白俄罗斯作家协会就曾邀请乌克兰和拉脱维亚的作家来参加为期一周的集会。乌克兰作家则组织去往其他共和国或者为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摩尔多瓦等国的作家们进行演讲。乌兹别克斯坦作家协曾举行与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作家的会面。立陶宛作家在国内举行莫斯科诗人和评论家小组会议。土曼斯坦邀请吉尔吉斯斯坦及哈萨克斯坦的作家，而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鞑靼斯坦的作家则去往哈萨克斯坦。同样，哈萨克斯坦文学周会也曾在鞑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举办，讨论了相互翻译和交换艺术意见等方面的问题。

在最近的四五年内平均举行了12-13次共和国之间的作家集会，这些会议拉近了不同民族作家之间的距离，也促进了不同共和国的劳动者对其他加盟国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借由这些会面的契机而进行的讨论、争议、面谈、讲述以及游览活动都丰富了作家们的视野，唤起了他们对其他加盟国民众生活及文化的兴趣。在去年秋天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文学会议上，有294位作家登台演讲，吸引了超过一万名听众。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以及巴尔喀什的劳动人民、国家的垦荒者都为和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鞑靼斯坦作家们的会面而激动不已。这些会面对于国家各个民族间的友谊和情谊来说，无疑都是巨大的节日。

可喜的是，比起10-15年前来说，我们开始更加频繁地相互拜访。作家之间的交流——也就是人民之间的精神交流。

但我们的交流并不仅仅是节日，首先应该是一种事业——一份有趣、紧张的工作，陪伴着大量新鲜印象和观察。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忽视，在组织和进行加盟国间文学会议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在会议进行过程中，诗人们单一的演讲方式作为主导——读诗或者讲述在国内的游览情况。

我们所有人都清楚的是，有些加盟国的文学会议举行得过于华丽。我并不反对喜庆的气氛——这种交际行为本身就带有庆祝文化交流的色彩——我反对的是过于华丽，我反对我们的集会进行得过于冠冕堂皇，接待会过多，以至于真正的事务性谈话不得不缩短时间。

就像上面已经提到的，秘书会收到来自所有加盟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信件，信中都谈论到同一个主题——苏联作家协会应该如何在加强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的领域优化工作。在所有这些信件中都表示了对文学定期会议的热切支持，同时也亲切地指出了不足之处，这些不足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作家联盟的领导人在自己的信中公正地指出了这些文学会议匆忙、激励性并不强、没有提前做好清楚全面的计划等问题。他们认为，这些计划中应该包括对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学问题的设计，关于新书的讨论以及在出版和审定方面的会见，总而言之，应该有更多带有艺术色彩的活动形式。

非常清楚的是，在文学会议及会面时期有必要组织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广泛讨论。讨论的对象可以是与会者个人的作品，或者是整个苏联文学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可以组织细致的致力于某一专业体裁的作家或者在某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工作者进行会面也是十分有益的——可以是诗人、戏剧作家、短篇小说作者、评论家或文学研究者，或者是专注于某一文学主题的作家——例如，反映工人阶级生活作品的作者。确实，这样的会面要求提前对另一民族文学具有最基本的了解，但类似这样在深思熟虑的前提下完成的会面，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

加盟国之间文学会议的一项很明显的成果即是在不同共和国作家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些联系的目的在于完成具有特写风格的集体工作，或是如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样合拍电影。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了建立各共和国作家之间的会面，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并没有进行紧密的交流。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文学会议，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之间以及中亚、哈萨克斯坦之间的文学会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我来看，苏联作家协会有必要更好地协调各共和国之间的文学活动，最重要的是，学习和总结他们的经验，最大程度地促进这些交流活动持续、有效地进行。

组织文学会议的共和国作家组织如果并不注意给来参加会议的其他共和国作家们一些翻译过或打印出的优秀作品，这种做法也许并不妥当。各加盟国之间的会面最重要也是最高尚的任务之一便是尽力让劳动大众了解其他共和国作家的作品。

各共和国作家联盟应该这样组织自己的事业：为了迎接来自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文学研究者，在保障为来客提供足够的推荐及资料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地方报纸、杂志、广播及电视节目，让广大读者和听众了解来客作家们的作品，了解最经典的名家之作。

很明显，不管在中央还是地方，如果不经过事先准备，不与书籍经销商做好沟通是无法顺利组织文学会议的。我们不能在与从事书籍出版和经销的机构脱离的情况下进行接下来的工作。文学工作的本质最终还是要落在书籍的发行上。

自第一本有确切日期记载的书问世以来，在353年间俄罗斯有52万本涉及人类科学不同领域的书问世，其中也包括艺术文学类作品。

在十月革命过去的46年间在苏联共有超过1.5万本不同的书籍问世，其中文学类作品183589册，俄语书籍106412册，以及苏联其他民族语言书籍54860册。

在我即将要介绍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在苏联时期，一直到1962年，共出版了1776册文学作品，总发行量为2626万9000册。

这个简短的数据不也正反映了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吗？

现如今，苏联各民族互相交流艺术成果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民族精神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只依靠表面数据。我们是否会为了作家们所留在超过60种语言的文化财富成为多民族读者大众的劳动成果？这是和书籍有关的问题之一。

在这种联系下还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为了预先防止出版作品的平行和重合，互相交流，各共和国的出版机构在为出版工作进行准备时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作家是否么参与其中？与选题相关的问题，地区出版机构是否和作者本人进行了合作？

在选题计划进行时和决定发行量的过程中，各加盟国的出版及销售机构是否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地域内居住着多少个民族？

各共和国之间的书籍交换还完全没有完成，类似的共和国出版物的选题工作也并未在国家书籍销售方的官方信息通报中被预告。可以很确定地说，书籍交换的整个过程都是自然进行的，它本身也是个并不能被干预到的领域。

苏联49%的居民都住在乡村。与此同时，在乡村区域售卖的书籍占书籍总售卖量的百分比为26%。可以得出结论，书籍并未全面到达乡村。穷乡僻壤处的人们在等着看书，但事实上那里的书很少。而随着时间流逝，书籍出版机构的仓库中也堆积了越来越多的旧书，直到成为废纸。

自1954年第二届全国作家大会后的十年内，文学翻译问题吸引了更多注意力，在译著的质量上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小到共和国每年发行的书籍中，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占了将近一半，而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比例要达到70%。我们都把文学翻译过程看成一个必要的因素，反映了苏联多民族文学的本质。而译著文学本身也是苏联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翻译什么，怎样翻译以及谁来翻译——这些问题都影响到了作者名气的传播程度。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不久举行的加盟国地区会议以此为主题，最近一段时间的《文学报》上也刊登了关于这个话题的很多文章。

在翻译文学领域正在进行着巨大的变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翻译的质量也有可能会引起对作家本人名气的传播——不管是译成俄语，还是译成我们国家其它的民族语言。许多书籍都借由很差的译文进行了出版，散文翻译活动似乎定格在逐字逐句的翻译形式上止步不前，尽管在第二次作家大会上这种形式曾受到严厉的批评。

近几年已出版书籍的名单既让人欣喜，也让人担忧。如果在俄语译文中我们基本看到了所有伟大的散文、诗歌和戏剧作品，这些作品常常带有现代题材，但我们民族的出版机构就做不到这些了。当然，这里并不能粗略地概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身的机遇。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埃斯托尼亚、摩尔多瓦以及乌克兰，译著的数量十分多，出版规划也十分完善，他们在尽力让俄罗斯作家现代的作品尽快与读者见面。而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一些自治共和国的优势则在为青年读者出版大量书籍，十月革命前的一些大家作品现在已十分少见，大多都是现代题材。

各语言作品的互相对译上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近五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对译的这项工作上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计划性。如果五年之中平均只有两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埃斯托尼亚或是摩尔多瓦作家的作品被译成阿塞拜疆语出版，与此同时，只有一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或是巴什基尔作家的作品被译成白俄罗斯语，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被看做正常情况？很遗憾，这样的场景在其他共和国也普遍存在。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近五年来甚至没有一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作家的作品被翻译过来。这两个国家表示，没有人能够胜任这项翻译的工作。我们应该用集体的力量去思考，怎样才能缓解现在的局面。

而寄到中央性杂志的抱怨信对多民族文学的关注也相对片面和传统。

近两年来局面也并未改变。在杂志《新世界》、《火焰》以及《星星》上，多民族作家的名字虽然渐渐开始变得多了起来，但常常只是两三首诗歌，还并未表现出作家本人及相应民族文化的基本特点。民族作家的短篇小说更是很少被刊登，更不要说长篇或中篇小说。如果想要对多民族作家作品更深入地了解，要求可供选择的民族作品越来越多，且倾向于随机性选择，而不是挑出了某个民族最优秀的作品。

民族作家常常把自己的懊悔和委屈倾诉给《青年》杂志。这本杂志还并未成为全国性年轻作家机构，而借由它而形成的作家集体的力量也十分渺小。

关于民族文学规模的扩大，这里要说起杂志《戏剧》和《文学问题》。《戏剧》杂志每年只选择3-4篇民族作家的文章以及许多民族作家和文章作者的名字，刊登在专栏“您的意见”和其他类别下。

杂志《文学问题》也对民族文学给予不少关注。在近两年来关于民族文学的文章数量急剧增加，在各个共和国发行的理论和评论刊物也收到不错的评价。在最近刊登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那样文学中的原则性问题。尽管这样，距离解决主要任务之一——广泛吸引各共和国民族作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杂志《苏联文学》用外语期刊将苏联多民族文学宣传到国外，得到许多开创性的成就。

在把民族文学宣传到世界上的过程中，各共和国内发行的俄语杂志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杂志成为居住在各个共和国的俄罗斯族作家的发声舞台。这样的杂志在大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内都有，并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比如月刊《彩虹》（乌克兰），《辽阔》（哈萨克斯坦），《东方之星》（乌兹别克斯坦），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文学》和《亚美尼亚文学》。在白俄罗斯每月一至两次发行杂志《涅芒》，而《吉尔吉斯文学》以及《阿塞拜疆文学》发行的频率则为一年四次。

然而在一些共和国内并没有这样的刊物。从1963年初开始，在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都终止了俄语杂志的发行。

在波罗的海沿岸一些共和国也同样没有俄语刊物。《苏维埃立陶宛》是一部年鉴类的刊物，而在拉脱维亚和埃斯托尼亚同类型的年鉴杂志过去曾经发行过，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这样，一系列与俄语刊物发行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变得刻不容缓。首当其冲的便是需要在没有这些刊物的地区发行这些俄语刊物。停止这些刊物的发售，这是否公平合理？于是，这已经演变成一个关乎这些刊物文学水平的问题。应该要摒弃一些地区存在的地方主义和对待外部文学的高要求。现在非常值得思考这些刊物在共和国之外的发行和推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共和国才能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宣传民族文学取得的成就。这也同样会促进发行量的增长。一些中心刊物，作为代表的是《文学报》以及《俄罗斯文学》，都应该对各共和国发行的俄语杂志给予更多关注，推荐这些刊物，刊登书评。

现在的多民族文学已经不再是二三十年前的状态，这就要求作家协会中央的工作方式和风格也要随之进行一系列的改变。如果过去曾存在“监视”的情况，现在则已经不再有这个必要。但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随着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内部结构的深化，不论如何中央都不应该减弱对多民族文化的兴趣和对它们的需求的重视。所有的出版机构无一例外都要遵照这个规则，尤其是作为代表的《人民友谊》，尽管在过去已经为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努力，但它的工作还应该更明确，更关心多民族文化的发展。

两家中心报纸——《文学报》和《俄罗斯文学》在几个月的期间内进行了毫无意义的辩论，只因为一篇伊斯马伊拉夫的文章《新军队》——杂志《人民友谊》不明就里地被写入其中。然而作家协会的中央似乎对这样的“冲突”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于《人民友谊》作为仲裁机关，以及两家报纸进行的唇枪舌战所表现出的轻浮、顺势推舟，我感到十分惊奇。

在我看来，杂志撰稿人查尔玛耶夫的一些言论，例如“青年作品笼统、跟风的侮辱”，“泡沫，还在文学长流的岸边和上游挣扎”，并不能帮助解决作家的困扰。

关于这个，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请原谅我对于仲裁机关的放肆！

我在这里只拿出了一个事实。而在作家机构的日常生活中，在需要国家作家协会干预的出版工作中又会有多少类似的情况？

来势凶猛的苏联民族文学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脱离他们自古以来与生俱来的特点。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从现实主义发端，更确切地称呼为批判现实主义。并不是所有的文学在发源时期都有如同阿拜、阿混多夫、图卡伊、恰夫恰瓦泽这样伟大的民族作家。有一些文学作品直接来自于口口相传的叙事故事以及民间传说，这些作品在文学专业的修改过程中遗失了原先的传统，在相对更加发达的文学形式的更新中产生了新的民族传统及表现形式。不是没有原因地，在某个民族文学中诗歌发展得更为完善，而在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中，则有可能是散文。

为了更好地领导类似这样的文学，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他们各自的特点，他们的“根及生出的枝芽”，它们的过往和今朝，并对它们整个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所了解的独立作家的个别作品太少，很遗憾，在这方面我们常常过于容易满足。

与此相关我想要表达我对穆斯卡依·卡里姆观点的赞成，他曾通过《文学报》表达了对于国家作家协会中央不要忘记各加盟国民族文学的期望。

很清楚，肩负这项任务的并不只是某一个或者一拨人。现在说到的是，我们的目的是使作家协会工作的整个体系都和生动的民族文学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和他们的需求相关。

近一段时间各民族戏剧作家开始变得活跃。确实，这里所获得的成就不能与在散文及诗歌上得到的成功相提并论，但在戏剧方面的成果同样不容小觑。压倒性的大多数作品都以讽刺性的现代主题为题材。作品中涉及到的问题集合变得更加丰富，一些新的表现形式开始有鲜明的特点，同时在体裁上也更加多样。

苏联作家协会每年都举办戏剧培训班，研究多幕或者一幕戏剧。这些培训班也带来了很多益处。

但肩负同样责任的共和国作家协会却不常常组织这样的活动。有时，来参加培训班的人并没有相应的戏剧基础，而是偶然机遇报了名。

参加培训班的学员中，对短剧演员的培养也不甚到位。尽管协会曾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发展戏剧，共和国的作家机构却无法输出足够的有特点的戏剧艺术家。

更不到位的是对在俄罗斯一些大剧院演出的民族戏剧表演者的安排。为什么首都各大剧院的领导并不对最优秀的民族戏剧作品给予足够重视？为什么解决戏剧问题的文化部也如此冷漠地看待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像是米尔扎·伊波拉季莫夫的《乡下人》、托克多波洛特·阿波杜莫姆诺夫《不负责任的上诉》、谢尔福劲·达格拉《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幸福》以及伊扎特·苏尔塔诺夫的新作《陌生人》都得到了各大剧院的广泛关注。

讲述各共和国民族日常生活的戏剧作品将会有多大规模的宣传效应啊！这些作品对其他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来说也会是十分有意义的。

所以俄罗斯的各大剧院在这类戏剧作品的宣传上有着义务和非常明显的作用。

如今在苏联文化部举行着领导集体会议，来了新的人员掌管戏剧事业。因为戏剧双方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该期望这样的局面以后将能改善。

民族电影和戏剧的问题还需要格外的讨论。现在一个非常好的情况是，根据戏剧、电影和电视节目的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在近期的范围逐渐扩大。现在我不得不说，任何对作家文学成果的审查制度现在都已没有益处。什么还需要被立刻干预，这是个关于剧本审查项目的新问题。这个正在计划中的新项目剥夺了作家应有的权利。趁着还不晚，我们应该说出自己的意见。

大多数的加盟共和国每年都会开设艺术及文学领域的奖项。这些奖项会赋予推进了自己民族文学知名度的作家们。我们看来，这样的经验应该被推广到还暂未有这样奖项的共和国去。

毫无疑问，奖项的建立完全属于各共和国指示机关的专长，但是在我看来，苏联作家协会中央领导机关为了促进在共和国内文学和艺术的持续发展，可以在正面做出自己的影响。

在共和国组织给作家协会中央的信中，以及各位作家的演讲中，大家都表示了在中央领导下建立在文学问题上持久发挥效力的机制的建议。

也有一些其他的建议，伊拉克利·阿巴什杰曾发表过关于民族文学工作应该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中央工作的本质，整个国家作家行动组织的推动力“。尽管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展开叙述了整套举办不同重要活动的计划，但他依然没有提到，谁要在怎样的水平之上举办这些活动。在生活中怎样组织这些活动？

对于我来说，也十分清楚，研究苏联民族文学发展历程是整个作家协会中央共同的事业。但是另一点也不容置疑，那就是它还应该是时刻发挥效力、熟练且具有权威的处理文学问题的机构。会有这样可以持久管辖这些问题的机构，我们深刻相信，具体、集体的领导机关会得到保障，考虑周全的继承机关也会建立。

同时还出现了带有这样特点的愿望：不能根据地区，或者说根据地理原则来建立管辖处？举个例子，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各有一个管辖分处，在地中海沿岸共和国一般有两个，而在中亚——三个，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则有四个。

我们再来详细地看一下这些建议的优势和不足。在建立了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以后，中央作家协会对民族文学的关注却并没有随之加深。现在的情况是，在苏联作家协会的29位秘书员中，没有一个人专门从事民族文学。各共和国领导人、来进行2-3个月交流的秘书处成员，尽管已经做了很多，但在他们领导期间并未保障可持续性，最主要的是，掌权的秘书员们的工作并不具体全面。也并不是每个在职的秘书员都能找到自己的特长。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秘书会从事民族文学的工作人员本质上并没有长久、专业的领导。还好我们有有经验、对自己民族文学很了解的人们作为处理民族文学问题的秘书员，他们有原则并且致力于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学。如果缺少了这样的人，会是个欠考虑的做法。

这也是为什么出于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带着所有支持或是反对的观点，我们把建立专门处理民族文学问题工作机构的提议加入讨论日程，这个机构会包含一名苏联作家协会中央成员和一名民族文学机构成员。我们可以称呼它为工作处、委员会、咨询处或是其他方式，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粗略确定会设立副主席、责任秘书及其他职位。最主要的是，工作组织的核心是确保在各个加盟国内有长久的工作者从事苏联民族文学的工作，在组织内同时还要包括各加盟国的代表。工作会越来越取得成效，同时会积累经验，所有的努力都会朝着全面协助作家协会中央工作这个方向进行。也就是说，它会直接归属中央管辖，并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工作组织可以将深化和发展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成果最大化，这都是为了更深层次、更全面地研究在各个文学进程中正在产生的改变，也为了大型、重要的文学活动的成功组织和举办。

也就是说，这样的负责机制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运作，同时也在与作家协会和不同文学体裁委员会的合作下工作。它的机关和活力都会由中央规定，以解决关于多民族文学发展最重要的全国性活动，举行地区性或其他会议，更加关心各个共和国文学生活的生动过程。

要说到迄今为止在多民族文学方面我们哪里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到位，则要说到具体性。我作为作家协会的一名成员是否读过许多埃斯托尼亚、摩尔多瓦以及白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可以说非常之少。

其他的文学协会成员是否也读过很多其他共和国作家的作品？应该不会有很多。至少，关于多民族文学的问题，关于自己同胞及近邻的作品在近三年多仅有诺威琴科和马尔科夫，除此之外似乎已经没有第三个人。为了更加细化各民族文学的评判需要最专注、最具体的对丰富的大众文学的研究。

足够有经验又富有实效的工作机关与作家协会中央富有工作热情的代表的结合，无疑是促进我国文学继续发展及各民族文学之间紧密联系的手段。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关于民族文学工作进行得不够到位的问题，已经无从问责。

在我看来，根据地区和文学派别来分配中央文学协会成员的建议也是站不住脚的。在艺术文学的指导下，却按照地理原则来进行调整是不恰当的。不能不考虑到各文学的民族和语言特点。在哈萨克文学派别中，阿塞拜疆的文学更倾向于属于突厥文学。而在语言上与哈萨克斯坦属于同族的中亚一些共和国，在引进新的字母表后也遇到了新的阻碍：只有在翻译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读懂对方的文学作品。

以及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要属于什么区域？

所以，如果按照区域地理原则来组织民族文学工作，这不会导致相互距离的拉近，而是文学之间的相互分散，对同胞和苏联各民族文学研究者感情之间的疏远。

而那些早先支持建立归属于苏联作家协会的专门研究民族文学问题的工作处的人们还说，我们还有海外工作处。

是的，我们有海外工作处。由阿列克谢来领导。亚历山大诺维奇·苏里科夫在和国外联系方面发挥着巨大而重要的作用。

正是通过国外工作处许多民族作家才可以自如地和东方或是西方交流。这种情况可以说在十年之前还是一种想象。

然而海外工作处，或者是我们未来将要设立的新机构所从事工作的特点和本质都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并不能把举办哈萨克共和国文学会议的地点选在罗马或是北京。

我们国家内部的相互联系也不能建立在致力于与国外建立联系的系统之上。

这是不同的方面，而我们确信建立新的文学机构所具有的优点也如上所述。

在民族文学问题方面这个机构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将取决于人们，取决于官员。所以任命了解并热爱民族文学的领导和具有首创精神和良好威信的组织者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该严肃地思考咨询机制的利用情况。有必要提高对他们的要求，将工作人员的精力专注于对自己民族文学更深入的学术研究，为的是我们能够时刻投身到所热爱的事业中。

我们的党以及列宁中央委员会教我们要提出具体的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时代精神要求我们拥有对巨大文学产业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实际组织活动和具体事务的深刻认识。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如今的中央秘书处才史无前例地对文学的社会性具有强烈的兴趣。

而尚待你们去讨论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例外，相反，它们是日常、贴近生活、本质性的。而它们的解决方法则是完成我们国家给予我们的要求，这些要求能使我们的心灵保持正直，在已知的范围内还要超出作家协会秘书处的视野。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的才不是整体的，而是具体、引人入胜、不偏不倚的讨论，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如何更好地生活以及怎样优化民族文学工作。

苏联作家协会中央秘书处号召国内所有作家，出版业工作者——为了发展单一和多民族苏联文学的利益，为了推广及深化多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要全力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任务。

1964年

 

乌克兰的“拜捷列克”

 

我很好奇，我的遥远的祖先在忍受着饥渴照顾羊群的时候，都在思考和梦想着什么呢？一定是在咒骂自己的命运，想着自己没有而他们的后代一定会有的东西。

在这片广袤荒芜的像天空一样的草原上，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呢？是梦想和希望！他们在多年编织成的歌曲中梦想，在短暂又嘈杂的夜晚仰望遥远的星光。驰骋的想象力能带他们到任何地方去。人们总是梦想着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的东西，梦想着在自己不快乐的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在我的祖先生活的土地上没有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激情的想象力能创作出有关神奇树木“拜捷列克”的传说。这棵树能使他们摆脱酷热，满足他们对于泉水和蜜果的渴望。

“拜捷列克”，有多少梦想与希望与你的枝干相关。整个民族的人民都需要你。你在哈萨克的土地上强壮地长大。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在哈萨克的土地上栽种了第一棵小树苗，它在容纳吸收游牧草原上含盐的汁液的同时，也变成了强大的“拜捷列克”。也许它是由一名“阿克捷列克”村庄里一位老人栽种的，或是“巴斯坦德克”集体农庄里的第一批农民栽种的，或许，它是由里海沿岸的乌克兰的儿子塔拉斯舍甫琴科为了纪念在沙皇的鞭笞下牺牲的俄罗斯士兵而栽种的。不管是何人栽种，总之是出自一位有智慧的拥有善良的心灵的人之手。

同样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有关“拜捷列克”的传说是何时何地出现的。但是它经过了这么多年流传到了我们生活的年代。只有宏伟刚毅又善良的草原母亲才能够赏赐给自己的子孙这样思维高超又慷慨大气的传说。也许，他是出现在阿拉尔斯克草原附近一带，因为那里曾经长出过“圣树”，草原上的游牧人都去那里朝圣，献祭贡品，病人到那里祈求病愈，孤儿们去那里寻求庇佑。舍甫琴科曾经在参加1848年布塔科夫考察的时候看到过这棵树，他深深地为在它之中表现出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震动。诗人的心也在这种迷信中激动不安。在此印象下，诗人写了自己优秀的、具有戏剧性、内容饱满丰富的、具有哲学性的作品《孤独的树》，也在同年截稿的作品《孪生子》中描述了它。

直到现在“舍甫琴科之树”还在哈萨克的曼格什拉克生长着，它是一棵粗壮的柳树，大约在一百多年前，由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亲手栽种。这棵树充满着乌克兰的儿子、我们难忘的民族之友舍甫琴科智慧与天才的诗意。

舍甫琴科不仅有着艺术家的技术，而且还用艺术来观察周围的世界。这也帮助着乌克兰的民间歌手狠狠地抨击着人类心灵的恶。他爱人，爱从屈辱与愤怒中解脱的自由的人，渴望着看到人们都能面对着阳光，这样他们的眼里就不会有泪水，而是会充满着喜悦。

这位公民诗人就算带着镣铐，就算在他失去自由的地方，在牢狱之中或是被流放的时候，仍然是一个诗人，仍然播撒着光明高尚的种子。他对自己民族的无限热爱变成了对整个生存在地球上的民族的热爱，变成了对整个人类的热爱。他是一位民族诗人，也是一位国际战士。这就是塔拉斯舍甫琴科，一位天才的乌克兰民族诗人。

当诗人看到无边的草原、沙丘、荒漠和像高冢一样的淡白盐土的时候，他感到了孤独，认识到了沙皇制度的严苛，也正是这样的折磨使得诗人的心灵憔悴。是的，这片草原使他大为错愕，但是它接纳诗人就像接纳亲生儿子那样。第一段流放的岁月过去了，这位乌克兰的民间歌手感到了这片外表上阴郁的草原中也有着温暖和舒适。这里虽然居住着贫困又没有任何权利的游牧人，像乌克兰的百姓一样，但是就像他们的土地一样，在他们的内心有着丰富的数不清的善良与智慧，慷慨与惊人的想象力。这个民族和它的人民像草原一样，大自然给予了他们一切珍宝，在内部有着伟大的心灵。在流放哈萨克草原的这些日子里，舍甫琴科写下了许多写实的诗篇。

诗人还在哈萨克的大地上进行了许多的漂泊与旅行。他从南部绵延着壮丽的卡拉套山出发，沿着穆云库姆沙漠和沿着阿拉里斯克草原走了上千俄里。他没有选择观看坐落在绿荫中的白色的干净整洁的房屋，而是观看了同样别致分布在草原上的各种帐篷。比起他眼中壮丽的第聂伯河虚幻的流水，比起乌克兰静好的夜晚，这里只有响彻着洪亮的草原歌声的飘渺不定的阴暗的天空。这里游牧人的惨淡生活尤其让他感到难过痛苦。他惊讶于这个就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几个世纪以来，仍然能有力气去生活和创作的民族，以及他们的忍耐力和对生活天生的热爱。他开始研究生活习惯、法制、风俗以及这个来自古老年代的传说中的民族，倾听他们绵延不绝的、有关于爱的传说的歌声，还有他们唱给歌颂游牧民族祖先功勋的赞歌。让诗人产生惊奇的目光的还有他们伟大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让他们散落在无边草原上的民族得到统一。

还是在诗人流放之前，舍甫琴科就已经了解了我们民族的生活。在自己写于1847年的诗作《梦》中有这样的句子：“虽说乌拉尔山后的吉尔吉斯坦人的生活贫困。”他被流放的地方正是位于乌拉尔之后，他没有见过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一开始他只是一个目击者，后来变成了谴责者，谴责一切的在东部施行的沙皇政策的卑鄙无耻，而这些政策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又只能服从。在舍甫琴科的日记里可以读到他带着愤怒写下的这一切。

就这一主题舍甫琴科曾经考虑着写一首《酷吏与苦行僧》的诗歌，但是由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个梦想后来没有实现。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可以给我们一些有关于此的思考。

思考着关于塔拉斯舍甫琴科的诗意的命运，诗人的自我表现就像一个斗士一样。每一个哈萨克人都记得自己的民族英雄诗人，1837年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的马哈姆别特乌捷米索夫，他的性情天生就是领导者的样子，他激情有力的声音是那些收到沙皇奴役和和地主压迫的人民的保护伞。这两个斗士诗人的命运有很多的相同点：他们都出自民族百姓，都歌颂人类自由的美丽，都对俄罗斯沙皇酷吏给予无情的揭露，都为自己的民族发声，手拿着武器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他们都不顾及自己的恐惧与自己的个人命运投入到英雄的事业当中去。他们的功勋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们的诗歌就像永恒的传说一样，世代相传。

在那些第一批翻译过舍甫琴科的诗歌的现代诗人激情澎湃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他们两位革命民主斗士的内在继承。

也许，对于很多乌克兰人来说并不熟知的是，在我们哈萨克斯坦生活和劳作着超过百万的乌克兰人。他们的祖先在1861年改革之后为了寻找更好的地方而来到了我们哈萨克的草原上，这些人都是来自于乌克兰的各地，哈萨克草原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的人民给了他们可耕地，那里很快地就出现了第一批带着古老名称的农庄：也出现了很多草屋顶的茅舍，在草原湖泊的倾斜处还出现了绿油油的菜园。游牧人们好奇地听着外来但是悦耳的乌克兰声音，听着他们不同寻常地柔然欢快的歌曲，从歌曲中还能听到他们对乌克兰家乡的思念。很快这些“不忠贞的卡菲尔人”就成了我们祖先的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此就成为了传统，在困难的时期互相帮助，一直到现在。

在我们的民间曲调中能够听到乌克兰的旋律，我们之所以能在伟大的诗人作家阿拜创作的歌曲中听到这种调调儿，就是这个缘故。这丰富和焕新着我们的音乐艺术。现在在农庄和乡镇各地你都找不到不会哈萨克语的乌克兰人，也找不到不会乌克兰语的哈萨克人。如今，在开拓荒地的这些年，许多的乌克兰农舍和哈萨克村庄都合并成了国营农场，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共同劳作和混居生活中变得更加坚固。

而“拜捷列克”，这个由舍甫琴科亲手栽种的树，如今它的枝条已经遍布哈萨克的各地，变成了各种不同的背阴树木的大园地。而栽种在利沃夫公园的“拜捷列克”枝芽，也已经长成了“拜捷列克”。它们装点着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的生活，给予他们阴凉与凉爽，它们象征着两个民族坚不可摧的友情。

1964年

 

与萨肯有关的一些话

 

就我们骄傲的诗人，参与过开创人类新纪元的革命战士萨肯·谢伊富林，我想讲几句简单平白的话。

在他还未满25岁的时候，这位革命诗人的名字就已经成为了传奇。上天很少能给予别人像给予萨肯·谢伊富林这么多优秀的品质。作为一个内心有着惊艳的美丽，有着水晶般诚实的心灵的萨肯·谢伊富林，他才是革命时代最真正的英雄。

如今他已经70岁了。但是在我们国家人民的记忆中，在他的朋友与战友的记忆中，他仍然是像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样永远年轻。对于我们来说，他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不竭动力与非凡事业的代名词。他仍然和我们活在一起。

如果我说在哈萨克民族争取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英雄奋斗史中，他的名字会是那些把自己献给广大劳动人民的人之一，会是为了人民拿着武器奋战的人之一，会是生动地表现出民族良知与骄傲的人之一，这一点也不会显得夸张。

在1916年的春天，在毕业于鄂木斯克师范学校，得到人民教师的称号之后，年轻的诗人萨肯·谢伊富林回到了他出生的草原。被一望无际的针茅林包围的草原那时候是少有的温暖晴朗的天气，在仿佛虚幻的微波荡漾的湖边是穷人们的帐篷。也许，这样的力量是不足以唤醒整个草原的，不足以唤醒整个几个世纪以来落后的、受尽压迫的人民，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

回到家乡后，萨肯·谢伊富林看到这片土地上所有的财富都归地主所有，而那些没有衣服和鞋子穿的雇农们的命运却受制于封建的传统，受到那些“肥的流油的、洋洋得意的狗獾”的摆布，放养着他们的羊群，为他们收割粮食，供养着这群好吃懒做又贪得无厌的一群“狗獾”。

1916年夏天的时候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吸收哈萨克人进入劳动大军中》的命令。这作为一个标志性信号导致了民族起义。沙皇政府彻底点燃了十年来哈萨克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矛盾，所有的哈萨克草原的地下资源，包括煤炭、石油、金银铜，这些都被外国的资本掌握着。在那些剥削哈萨克土地上的丰富资源的股份公司之前，首先站着的就是美国未来的总统胡佛，英国的大亨们内尔松·费尔利，莱斯利，法国总统的儿子卡诺和其他人等。哈萨克的人民肩上受着三重的压迫，封建地主的压迫、沙皇的压迫、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但是这些也促进了哈萨克穷苦人民的阶级自我觉醒。

萨肯·谢伊富林本人就在这些历史转折事件的正中心。为了反对和镇压这些暴乱的人民，当时的沙皇总督马萨利斯基派出了上等的装备火炮与枪支弹药的军士。整整一年哈萨克的穷人们都在遭受着巨大的物质损失：财富被掠夺，牲畜被驱赶，大炮毁坏着穷人们的破房屋，机关枪夺去了成千成千人的生命。人民真正的儿子萨肯，不惧贫困与苦难，投入到了民族斗争当中。眼看着老人们与母亲们的眼泪，孩子们的痛哭，他再也不能置身于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外了，再也不能做一个虚伪地为民族痛哭流泪、消极的旁观者了，他不能像那些资本主义的诗人那样，把恐惧带到人们的心中，让他们服从与忏悔。

那时候列宁的政党对对发生在国家各个角落的时间非常地熟悉。不顾当时所处的恶劣条件，列宁的政党还是为起义的人民提供了很多帮助。为了在哈萨克人之间做好宣传工作，党派出了最优秀的人员。他们使人民睁开了眼睛，给他们指出真正的敌人，帮助他们弄到武器。民族的解放斗争也就这样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

24岁的萨肯加入了共产党。在1918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苏联政权的领导人之一，阿克莫林斯科，也就是如今的切利诺格勒的建立委员。

在1918年五月最后的日子里，在臭名昭著的首领安年科夫领导下的高尔察克反革命武装在资本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在阿莫科林斯克叛变。数以百计的优秀人民与党员都在当时遭到白色恐怖的暗杀。许多苏联政权的领导（他们之中包括萨肯·谢伊富林）被铐起来送往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的死亡集中营里。经过了长时间的询问与拷打之后萨肯·谢伊富林和一群布尔什维克人被关到了安年科夫的“死亡车厢”里。等待着诗人的只有死亡。但是饥饿和拷打折磨的萨肯·谢伊富林和他的同志们开始了逃跑，他们只穿着一点衣服，那时候是一月，零下四十度的严寒。

在萨肯·谢伊富林27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哈萨克自治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第一书记。

随着白色反革命武装的覆灭和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草原上的恢复，新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又开始了。哈萨克人民的敌人是那些渗透到渗透到苏维埃政权不同机构的敌人，他们想着在文化领域顽强斗争以占领文化立场。哈萨克斯坦的传统文学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创建的，那些人都是草原封建主的后代，那些人的父亲能保证他们受到教育。他们写下的作品与人民是不相容的，宣讲的是传统意识，徒然地歌颂封建的过去，顽强地想要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毒药毒死人民的意识。他们从心底憎恨自由的劳动人民，对新生的文化抱着高高在上的轻蔑态度，用恶毒和污秽的语言来攻击党的政策。这些就是我们臭名昭著的、自以为聪明的敌人。

萨肯·谢伊富林也和那一帮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分子做着斗争。在最开始的时候，在所有的文化工作者中间他是孤独的。但是他富有激情的信念，出类拔萃的组织才能，对年轻的哈萨克文学未来发展的笃定，社会活动的威望，对人民的热爱，这些都帮助他把所有青春的力量聚集到他的周围。在这场斗争中，萨肯·谢伊富林和他的文艺工作者战友们成为了胜利者，成功地捍卫了年轻的哈萨克社会主义文学的立场。

萨肯·谢伊富林还是第一位哈萨克的诗人，还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活的年代他就赞颂过这位世界无产阶级领导者的伟大天才（《列宁》1932年）。写于1924年一月的两首诗作《志哀的一天》和《悲恸的消息》都反映着悲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着列宁主义的不朽力量。他说：“人民们，举起列宁的旗帜，去走列宁的道路吧！”

他的作品《站起来吧，骑手们》、《在草原上》、《我的天马》、《工人》、《同志们》等作品都创作于1917年以及之后几年，这些作品中充满了革命的慷慨激昂，听起来像是以自由与幸福的名义进行的伟大号召。

在他的诗作《特快列车》、《苏维埃斯坦》、《在织布厂里》、《草原新旋律》、《联合收割机与拖拉机》等作品中反映了我们人民的劳动和生活、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等。萨肯·谢伊富林作为革新的诗人，能够为他亲爱的读者们找到一种亲近的、通俗易懂、贴近心脏的诗歌风格与典范。诗人认为丰富的内容要与同样丰富的形式相符合。他勇敢地打破了哈萨克旧诗歌的形式，他的诗作有一种独特的表现力。在哈萨克文学中他是第一个在自己的创作中发展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革新。这个例子可以在他的诗作《特快列车》中看到。

充满激情的演说家终有一天会把自己的声音与受苦的大众连接起来，连接起世界上所有的劳动人民。

在很好地明白了俄罗斯和苏维埃的经典文学在民族文学发展与成长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萨肯·谢伊富林还是我们的第一位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创作的普及工作者。他自己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翻译者，校订过哈萨克语的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他还创办和校订着第一份共和国党报《印别克什的哈萨克人》，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哈萨克斯坦》。

他为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学的成长与发展做了很多，他是哈萨克第一座歌舞剧院建立的倡议者之一。

萨肯·谢伊富林的散文作品除了回忆历史性质的恢弘的小说《苦难的路，艰难的行程》，还有几篇中篇小说和数十个比如《我们的生活》、《果实》等这样的短小说。还有一些是用剧本写成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和《红色的雄鹰》。

在1936年的时候，党和政府由于他对国家杰出的贡献和在哈萨克艺术发展过程中二十年的活动，奖励给他红旗劳动勋章。萨肯·谢伊富林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以后也会是。这位布尔什维克诗人、为了共产主义勇敢地战斗的斗士，他的名字将永远不朽。

1964年

 

你好，萨肯！

 

特快列车沿着草原疾驰而过。轮子哐叽哐叽地来回急速转动着，发出声响。用于通讯的柱子一闪而过。前方的什么地方羊群来回窜动着。现代城市的广阔全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也看不到工厂里冒烟的烟筒。草原……有一个身材匀称的人在窗边沉思地看着这草原的宽广，这个人的圣洁脸庞后来为数百万人所认识，在书中，在邮票和信封上，在数不清的纪念标志和陶瓷艺术品上都能看到……

是的，这就是萨肯·谢伊富林，他在看着从窗边疾驰而过的列车。他的脑海里想的都是未来的共和国。经过几年，他好像看到了自己民族人民如今的日常。

那我们就从小型记录片《萨肯·谢伊富林》说起。这部电影作品是由“哈萨克电影”艺术团体的年轻导演创作的，这位导演就是毕业于全苏电影艺术学院的阿瑟尔别克·努克曼诺夫。我们要附带着说明，这位导演在就职自己的工作之前，关于自己电影主人公的资料少得可怜。但是这位年轻导演坚持不懈的寻找还是得到了很多的成果。他用拼接而成的档案片段成功地组成了有价值的文件资料，就是这些帮助着他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塑造出了激情的革命诗人的形象。

电影主要描述了这位杰出的苏维埃作家、社会活动家、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诗人和士兵、哈萨克斯坦文学奠基人的整个一生。这部电影反映了革命之前边疆的贫困与1916年起义的画面，从屏幕上可以可以找到他说给哈萨克年轻人们的诗句：

红色的旗帜就是你们的力量，

一切都在红旗的领导下，朋友们！

《哈萨克青年马赛曲》，这部创作于诗人早期的作品已经成为了广大劳动人民同阶级敌人斗争时候的歌曲。

炽热地爱着人民的、革命诗作的作者是第一批加入阿克莫林斯克近卫军团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从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令人惊奇的保全下来的真实。然后是有趣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展示了当时敌人是多么惧怕这只哈萨克的青年近卫军。“他们认为萨肯对于社会和国防安全都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把他送到了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侦讯委员会。”

萨肯·谢伊富林呆在监狱里度过的一年当然也是一部特别的影片题材。但是在我们看来，这部电影的作者们，他们只掌握了相当零散的资料，但这已经足够反映出主人公生活的那个时期，那个充满着焦虑与危险的时期。这些都是反映在屏幕上的都是萨肯自传的再现。

这部献给哈萨克斯坦政府领导、献给哈萨克师范学院教授、献给哈萨克无产阶级作协的组织者萨肯·谢伊富林的影片给我们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这位令人惊奇的、勤劳的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活动。

1934年的莫斯科。在第一次不同民族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上。屏幕上活现的高尔基让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激动不安。就像老师的学生们那样围着这位革命风暴的预言者，高尔基发了言，他的声音被萨肯听到，活生生的萨肯！

在历史第20次大会之后，党重新还了萨肯清白，         把他的声音与滚烫的心脏还给了他的人民。在那年的5月每个人都庆祝了他们热爱的诗人的70岁诞辰。许多资料都记述了这一天发生在他出生的家乡的热闹盛况。

……为了和平，为了明天，

我深深地担忧。

我的兄弟跟着布尔什维克党走，

为祖国服务。

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良知。

把他的敌人们碾成粉末！

这段诗人的激情澎湃的语言出现在影片的最后。电影很短，只有两部分。但是它的价值在于年轻的电影工作着不惧辛劳，辛勤工作在最大的范围内，在不同的城市筹集有关于萨肯的零散资料，这位党的儿子，他是我们民族的良知与骄傲。我们透过屏幕看到了一个活现的萨肯，这才是最重要的。为此我觉得就应该说一声真挚的谢谢。

1964年

 

在伟大的家庭之中

 

在曼格什拉克这个地方生长着对于我们来说十分神圣的“舍甫琴科之树”，这是一棵粗壮的柳树，在当年由诗人亲手栽下。

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舍甫琴科度过了流放的整整十个年头。这些日子不仅在这位诗人艺术家的不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深深地印在哈萨克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在舍甫琴科那些不朽的著作《梦》、《孤独的棵树》、《孪生子》中充满了滥觞于哈萨克大地的哲学思想。他并不像其他到我们这里的人那样对异国情调感兴趣，而是深入地研究着哈萨克人暗无天日的生活，号召他们同封建君主专制和宗法制作斗争。沙皇制度总想将民主革命人士与广大人民分离开来，好使他们孤立无援，但恰恰就是在哈萨克草原上，在广大的穷苦人民的心中伟大的诗人找到了许多的朋友，正是从他们那里吸取了广泛的创作灵感。

哈萨克的人民给予了这位伟大的歌手、这位自己人民的庇护者应有的赞扬。他的名字在很早以前就变得十分传奇，而他的作品也不止一次地用哈萨克语出版过。

这位伟大的乌克兰的儿子受到如此的欢迎并不是因为他和哈萨克斯坦有关系。我们和乌克兰有很多的共通之处，所以在哈萨克诗人马哈姆别特的作品中有着许多和舍甫琴科作品相和的调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们梁阔无边的草原上，在草原上的这些歌声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相同之处！

我们和乌克兰人一样为舍甫琴科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他是一位执着的革命战士，反对着君主专制，反对着农奴制和奴役阶层。

舍甫琴科的国际和世界意义在今天显得尤其突出，如今我们民族的人们齐心协力地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工作着。比如说，如今在生荒的哈萨克草原上就工作着许多的乌克兰年轻人，他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伟大的乌克兰歌手的不朽遗教：

“勤动手，勤动脑，来开拓我们的荒地！”

如今他的书信往来都发表在了《真理报》上，这些书信里写到有一位哈萨克的教师步行数千里，就是为了重走当年舍甫琴科无处可去后漂泊的地方。在这里面显示着对舍甫琴科多么真挚的热爱啊！

在不久之前，人们从曼格什拉克的“舍甫琴科之树”上剪掉一棵枝丫，然后把它种到了利沃夫公园里。在那里也会长出“舍甫琴科之树”。舍甫琴科的枝丫被那些热爱他诗歌的崇拜者得到，然后带到了加拿大，这还曾引起了蒙昧主义者的大怒。但是，如果说一棵小柳树枝都能引起反动分子的惊惶不安，那也就不难明白，舍甫琴科是多么地具有力量了！

舍甫琴科永远活在多民族国家组成的苏联人民的心中，也会永远活在子孙后代的记忆里。我们作为他善良的后代，应该在他的纪念碑前向这位乌克兰的儿子，向这位所有民族的儿子舍甫琴科低头致敬。

1964年

 

内心深处的语言

 

“俄罗斯”这个词汇在哈萨克人民的心中听起来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这个词汇的潜在含义就是祖国，母亲和幸福。还是在很久以前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人民的同胞。俄罗斯的编年史中记载着我们的歌手与说书人的名字。哈萨克斯坦的童话故事很自然地就进入了俄罗斯的民间创作中，而俄罗斯的故事也在游牧民族的村庄里流传，我们曾有着共同的理想，在很久以前就打下了统一的未来的基础。

但是那些古代的诗人想过吗？他们创作了关于飞机的传说，经过了几个世纪，这些美丽的梦想在后来成为了现实，而那时候的拜科努尔发射场根本没有条件来让飞机飞向星空。

普希金想过吗？在他为自己今后的诗作收集资料的时候，在他熟悉哈萨克传说的时候他想过吗？如今经过了数十年在哈萨克的草原上也能听到他的塔季亚娜之歌，他不认识的诗人阿拜把他所有美丽的诗行都翻译成了哈萨克语，如今草原上的姑娘也会因为塔季亚娜的眼泪而哭泣。

博罗金想过吗？他在哈萨克草原上创作波洛夫旋律的时候想过吗？经过了数十年，他的歌剧《伊戈尔公爵》会在哈萨克的戏剧院演出。格林卡与柴可夫斯基的歌剧与交响曲现在也在这片草原上广泛地流传。这些作品如今变得和我们的居伊曲一样为人们所喜爱，带给我们以美学上的享受和全人类性质的音乐艺术的认知之乐。

军官瓦力哈诺夫想过吗？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友谊如今已经变成了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象征。

在我们的历史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了。

过去是，现在仍然是。

在新纪元开始的那一天，苏维埃民族的历史就变成了统一的整体了。

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人民又一次显示出了我们民族之间兄弟般的友谊与团结。对法西斯军队的胜利再一次向世界，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亲爱的同志们与朋友们，俄罗斯的作家和作曲家们，舞台和屏幕大师们！你们将是我们哈萨克节日中最受欢迎最亲爱的客人。那十天的俄罗斯诗歌、音乐和戏剧将会成为我们文化历史上新的里程碑。你们在各处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都会看到成千读者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我们的家里你很难找到哪一个书架上不摆着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这些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俄罗斯戏剧、绘画和电影就是俄罗斯高超的道德与艺术流派不竭的源泉。它们教育着人们认识这个明亮的世界之美。

历史命运的相似与现在对共产主义的追求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变得贴近。那些优秀的哈萨克长篇小说、诗作和戏剧被翻译成俄语，然后变成了所有苏联读者的财产，这些作品通过俄语进入了整个联盟的地域。

我们的电影作品也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友人观看。我们的歌曲也在国内外都登台演出。

在哈萨克斯坦生活和工作着很多俄罗斯作家、作曲家、艺术家和舞台银屏大师。他们的创作与我们国家的生活紧密相连。他们创作出了许多中、长篇小说，戏剧与交响乐作品以及一些与哈萨克人民生活相关的优秀电影作品。他们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化艺术国际传统的继承者，他们为我们各个民族精神上的亲近做了许多贡献。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之中的许多人一直以来用自己的作品与哈萨克建立联系，许多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但是你们所有人在这段时间都能看到哈萨克斯坦在这些年发展的如何，看到我们这里的许多令人惊奇的转变。

我们希望你们能热爱我们的首都阿拉木图这座哈萨克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热爱哈萨克斯坦。

当你们经过科学院凉爽的大厅的时候，登上观测台白屋顶的时候，当你们在学校教室或者广场，或者葡萄与苹果庄园演讲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我们畜牧业专家的劳动。希望阿拉木图的苹果与哈萨克马奶酒醉人的香气永远陶醉着你们的心灵。

当你看到我们的工业中心卡拉干达、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奇姆肯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那里有着有色金属、有煤炭和采矿工业。哈萨克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哈萨克工业的发展中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帮助！那时候在我们的工地中有着从祖国四面八方来的各民族的年轻人，他们为的就是和哈萨克兄弟们并肩奋斗，造就哈萨克的工业。

你们也要来我们的切利诺格勒，来到刚刚完成了十周年收获的农牧庄园的地方。这块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政策的伟大胜利，是哈萨克人民生活中巨大的转变。

你也会看到我们的后代握着操纵杆驾驶着拖拉机。从他们的脸上看到劳动幸福的光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做一个庄稼人是多么地自豪。

我们的游牧人已经从过去走了出来。十月革命就像善意的犁一样翻新了哈萨克草原上的土壤，号召人们走向新的生活。曾经的游牧人变成了今天的工业劳动者与革新者，变成了农业生产的专家，变成了社会与国家的活动者，变成了医生变成了教师，变成了工程师与文学艺术的大师与作家。

来到哈萨克的村庄你就会听到哈萨克味道的熟悉的俄语，在乌拉尔前地带和谢米列奇耶地区的村庄里，你也会听到不少俄罗斯口音的哈萨克语言。我们兄弟之间联系得就是如此的紧密。

1964年

 

俄罗斯的朋友们，我们感激你们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有名的一天，因为今天俄罗斯文化艺术旬在哈萨克斯坦开幕。这两位同胞文化的严肃碰撞使得我们紧张又不安。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一国文化如此深刻地持续影响和促进另一国文化的发展，给予如此之多的兄弟般的关心与扶持。在我看来，能这样做的，在之前和现在都只能是伟大的俄罗斯的繁荣的文化。

如果没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就不会有舍甫琴科、阿洪多夫、恰夫恰瓦泽或阿拜等这些民主作家和启蒙者，他们都曾经俄罗斯帝国中民族的良知与希望。

我们把许多其它的东西都要归结于俄罗斯文学的功劳：哈萨克国家中的第一个流派与第一本出版的书，第一道沟渠与第一条工业管道。

我们哈萨克人在自己的时代已经习惯了“同志”这个神圣的称呼，这个称呼听起来就像是革命与时代的词汇。这是因为我们民族曾是那样地交织在一起，在革命之前我们还唱着塔季亚娜之歌，知道普希金的诗歌。这是因为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曾经以我们的名义写了《不能沉默》，而另一位伟大的诗人莱蒙托夫在《争论》中透彻地指出俄罗斯在东部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进步的角色。但是在他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对我们民族的同情和对沙皇制度的愤怒。这是俄罗斯人说的反对沙皇制度的话，说的支持我们，支持俄罗斯边疆民族地区的话。

曾几何时，哈萨克斯坦忍受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贫瘠。哈萨克的土地有多么宽广，他们对技师、专家、教育工作者和工人的需求就有多大。实践证明，它数不清的资源可以满足这片无边草原的基本需求，可以让这片土地像童话中的勇士那样在时空中壮大起来。五十年过去了，哈萨克斯坦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完善的工业、高产量的农业、配备着先进装备、有着高度发达的科学与文化的国家。所有的人民都在帮着哈萨克斯坦站起来。

如今，哈萨克斯坦不仅能保证自身的需求，还能保证给予我们的强国繁荣发展的伟大事业以无尽的资源，这些资源有粮食、数百万吨的煤炭、铸铁与钢铁，还有铜与铅、金与银，还有机床与设备，这些设备都产自最大的工厂“十月革命二十年”，它的成品销往25个海外国家和15个联盟共和国，还有阿拉木图重型机器制造工厂的产品，这些重型机械销往不同大陆的15个国家和所有联盟共和国国家。最后还有我们的医生与教师、学者与工程师、工厂与国营农牧场的劳动者、作家、作曲家和演员。

只有信念和意志、高超的组织与劳动、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列宁的社会和谐发展理论才能结出现在所有我们赖以生存的果实。

哈萨克斯坦文学在过去曾经奉献给人民许多杰出的作家与诗人。马哈姆别特·乌捷米索夫、阿拜·库南巴耶夫、瓦力哈诺夫、阿尔滕萨林。在革命后有托赖格罗夫、萨肯·谢伊富林、迈林、伊利亚斯·占苏古罗夫、穆赫塔尔·奥埃佐夫、穆卡诺夫。这些人给哈萨克的人民打开了一扇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窗户。在明白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意义之后，他们成为了第一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阿拜翻译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布宁的诗歌和克雷洛夫的寓言；作为教育家的阿尔滕萨林翻译了托尔斯泰和乌申斯基的儿童故事；谢伊富林翻译了别德内依的的作品；占苏古罗夫翻译了普希金的作品；奥埃佐夫翻译了果戈理、特列尼约夫和阿菲诺格诺夫的戏剧与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穆卡诺夫翻译了别德内依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俄罗斯还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伊戈尔远征记》……正是由于这些作家与诗人，哈萨克的人民才能有幸认识俄罗斯的经典文学。

哈萨克文学的繁荣不能仅仅用整整一代杰出的诗人与作家的诞生来解释，我们的散文作品、诗歌和戏剧能成长的原因还是因为和世界文学、尤其是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紧紧相连。哈萨克文学的经典作家和奠基人的创作都和俄罗斯文学、和它的杰出代表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密切相关。

现代的哈萨克读者都有着很高的文学艺术趣味，他们之中几乎都掌握了俄语，可以读俄语原文，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翻译中的误差。

可以这么说，那个时候哈萨克所有的诗人与作家都是翻译者，很难在那时候找到不从事翻译的作家。阿布季利达·塔日巴耶夫翻译了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上尉的女儿》、《石客》、《吝啬骑士》，卡瑟姆·阿曼若洛夫翻译了普希金的《波尔塔瓦》、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涅克拉索夫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大声地》、《瓦西里·焦耳金》、西蒙诺夫的诗歌，加利·奥尔曼诺夫翻译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阿比廖夫、萨因、阿赫塔诺夫、萨根德科夫等人的诗歌翻译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认可，现在哈萨克人民可以可以用母语读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西蒙诺夫、列昂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索博列夫、舒霍夫、叶赛宁、吉洪诺夫、苏尔科夫、帕乌斯托夫斯基、马尔夏克、丘果夫斯基的作品，可以读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沃兹涅先斯基、叶夫图申科的诗歌。

俄罗斯文学在我们哈萨克斯坦收到了最热烈的欢迎，这也是我们国家词汇体系繁荣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俄罗斯的作家在最初的三十年帮助我们奠定了哈萨克如今文学成就的基础。吉洪诺夫、法捷耶夫、鲁克尼茨基、索博列夫、戈尔杰耶夫不仅密切关注着我们散文艺术、戏剧、文学评论的最初发展，而且还直接参与我们作家组织的创建，帮助我们为统一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奋斗。他们就我们文学发展问题所作的报告、文章等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薄弱环节，找到走向真理的路，完善创作的艺术。

在莫斯科开幕的哈萨克斯坦文学艺术旬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流派，帮助我们更好地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如果我们能学会，那么我们将永远地感谢你们，俄罗斯的兄弟朋友们。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列昂诺夫和其他作家不止一次地给哈萨克文学以客观的评价与高度的评价。我们非常感激那些带着满意来评价我们文学的俄罗斯的读者们，其中我们的俄罗斯作家同行有着不少的贡献。我们哈萨克文学创作的所有优秀作品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而且在国外也很受欢迎，这多亏了俄语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宣传作用。索博洛夫的帮助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索博洛夫用自己伟大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使得奥埃佐夫的长篇小说《阿拜》中独特的形象深入读者的内心，他还用自己的翻译为我们伟大的阿拜增添了光彩。

通过索博洛夫的翻译许多国家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的民族，知道了它的历史与传统，而我们时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奥埃佐夫天才地、独一无二地通过自己的作品再现了这些。可以说他的悲剧作品《阿拜》的高度可以和索博洛夫相当。

在伟大的作家伊万·舒霍夫同我们哈萨克作家一起生活和劳作的这些年间，他不仅被认为是俄罗斯作家，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他是我们哈萨克作家。他在哈萨克出生，在这里成长为一个作家，他的创作和哈萨克的生活也息息相关。

我们非常的自豪，在我们的国家中生活着很多不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他们的作品得到了整个苏联的认可。他们是：尼古拉·阿诺夫、阿纳托利·阿纳尼耶夫、尤里·格尔特、谢尔盖·马尔季扬诺夫、尼古拉·库茨明等人。我们的作品曾经和现在都在被一些俄语大师翻译，他们是：兹洛宾、萨多夫斯基、戈尔布诺夫、里别津斯基等人。最长久的翻译家当然是我们哈萨克作家的朋友们——俄罗斯作家。

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文学艺术旬毫无疑问是我们民族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卡拉干达的矿工们、奇姆肯特的冶金专家们、垦荒的工人们、牧人与渔民们都在等着我们亲爱的客人们。他们在等待着艺术、戏剧、电影、绘画、音乐大师们，他们将带来我们英雄时代的伟大真理，带来我们兄弟的友谊，他们将帮助全人类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1964年

 

时代要求

 

如果我说现在是一个令人惊奇又日新月异的时代，请不要习惯性地误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时代的伟大比英雄的豪言壮语要美妙一百倍。不难想象，摆在作家面前的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当作家想要谈谈现代生活的事业与功绩的时候。因为作家的语言一定要跟时代的所表现出来的相符合。

考虑到文艺工作者劳动任务的特殊性，我请求所有的作家同行，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无党派人士，都要把注意力转向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件当中来。

我所指的是州的党代会，与会者的委任状正是托给了我。作家与评论家、诗人与剧作家经常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责任不仅是观察生活与生活中的人们，而且还要用自己的劳动为人民创造未来。所以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地点理所当然地不在象牙塔中，而是在人民的生活之中。也许，现在并不是我要说出真相，但是我也不怕重复那些业已成为我们苏联文艺工作者唯一的创作基础的东西。

如果敞开心扉，带着热情与高度的责任来对待的话，重要的议题总能引起开诚布公的讨论。我认为在首都的大会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效果，其它的并不需要。当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大大小小的现象中看到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如何被确立的时候，我不能装作十分地高兴。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要求，是我们生活的要求。它完全地展示出了所有无谓的努力。生活中永远也不会有一条旧路能用来模仿。

作家并不是命运的预言家，而是那些不仅要掌握神秘的艺术才能，还要拥有辩证的知识方法。作家是党的战士，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他应当去凝神倾听时代的呼吸与脉搏，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时代将没有什么能告知他的话，也不能找到我们这个时代建设者期待的准确的话语。

我们作家自身也有很多的职业问题。在这些人中有一些觉得作家应该解决最近时代的问题，还有另一些认为只能解决一个星期或者一年的问题。真正的创作是永远也不会受到计划或规划的限制的。因此，在大会上当着所有与会人员的面我没有说什么有关创作计划的事情。我这里说的计划不是我们真正的创作计划，而是那些功利主义。带着这种功利主义来对待作家的创作劳动，比起知识来，更看重的却是某种法则。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有法则可遵循的。

如果作家真的想要定位和帮助我们的时代，那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事情、意愿，这些才是作家创作的基本主题，这才是作家创作的基本计划。艺术大师给予我们民众自己未被冷却的心，而创作因此也变得丰富。作家和人民将永远在时代的波浪中一起前行，带着风暴之桨河岸的波浪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1964年

 

大讨论的前期

 

我离开东京已经四年了，我像期待一个老熟人那样期待着和它再次见面。但是，我的老熟人在这段时间里变化很大，他变得更加繁荣了。如今，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东京来的时候，我总是沉浸于那种干净有序的惊人氛围中，这种氛围曾经深深地震撼着我。我不想用经济学家或者统计学家的口吻来描述东京，更不是想说日本人是如何地勤劳和伟大，这些很早就为人所熟知了。令我深深震惊的是日本人在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自制力、风度和高雅，这种高雅不像欧洲那样一眼能看出来，而是在持续的交谈中才能领悟到的。东京可能是唯一一座在我这一代人中的白领城市，而这反过来又赋予东京独特的情趣。

有一个场景使我至今印象深刻，这个场景反映了日本人的独特。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儿童的假期，或许日本是一个儿童的国度，那时候日本到处都是儿童。有一次我们亲眼看到了美景，在一个高山湖的湖岸，小孩子像花儿一样在它的周围。他们大概有一千多人，聚在一起吃早饭，在这场面宏大的早饭之后，在他们原来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没有一片纸，没有一点儿碎屑。

日本人十分在意自己的工作、休息与情绪。他们是世界上最会享受并运用这些的人。他们对汽车的质量与歌手的美声有着正确的评判。日本的文化联系也十分地广泛，在这些联系中与我们国家的交往并不是最后一位，尤其是他们对于苏联文化的兴趣。

去年的时候，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古罗斯艺术的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了来自特列季亚科夫艺术馆、兵器陈列馆、艾尔米塔什、历史博物馆的的绘画、珠宝加工艺术、刺绣、木雕、骨刻等样品杰作。日本人看着这些不为他们所知的这些带着历史厚重感的鬼斧神工的杰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超过27万的人来参观。这次展出是如此地受欢迎以致于不得不延长展出的期限。在这段时间中，在日本的报纸上也能读到关于在日本巡回演出的莫斯科交响乐队的巨大反响。

我们十分优秀的演出者们按照日本机构的邀请去了那里，日本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着迷于艾米丽·吉列里斯和列夫·奥柏林的钢琴演奏和达维特·奥伊斯特拉赫与列昂尼德·果干的小提琴演奏。日本人听着斯韦什尼科夫教授指挥的合唱，为苏联大剧院和列宁格勒戏曲舞蹈艺术院的演员们鼓掌。哈恰图良、卡巴列夫斯基这两位作曲家，列昂诺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贡恰尔几位作家也访问了日本。

双方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日本著名的戏剧《歌舞伎》在我们国家进行了巡回的演出，我们看到了木偶剧《谈路》，听到了四重奏《布莱克斯·达克斯》，最后我们在日本的指挥家的指挥下合唱了《日本歌唱的声音》。在东方博物馆展出了儿童画作也给莫斯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苏联作家的代表团并不是第一个访问日本的，我们当初在日本呆了20天。应该说，尽管我个人是第二次来到日本，但是从在日本的印象与经历的丰富、遇到很多在那里认识的有意思的人来说，着20天对我来说就像一年一样。我在日本真实地感受到了温暖与激动，我们不止一次地在被邀请去做客和参加晚会，举行晚会的地方有着家庭一般的舒适，在那里没有局促感，大家都畅所欲言。

我们经常与来自“新日本文学”的作家和来自“日本苏联文学翻译出版促进会”的翻译们打交道。顺便说一句，在日本有关苏联文学的情况十分可观，许多的书籍被翻译出来，许多苏联剧作家的戏剧被上演。尤其是我们之中的米哈伊尔·斯杰里马赫除了拜访了用日语出版他《人的血不是水》一书的出版社，而且还在农村呆了两天，在那里观察日本农民的生活情况。剧作家阿列克谢·阿尔布佐夫是我们代表团的第三个成员，拜访了演出他戏剧《伊尔库茨克的历史》的导演与演员们。

“新日本文学”这个团体中有很多得到广泛认同的天才作家。这个团体出现于1945年的12月，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萧条与失业时期。在半废墟上的东京，日本的知识分子团体聚集起来，为了再次实现文学的民主化而奋斗。在团体宣言中写到，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民族文学的创作与推广，紧紧地与工厂和农村中的劳动群众结合起来，反映他们的奋斗。

在前几次与这些作家的官方会晤中他们令人担忧的基本问题就暴露了出来，这些会晤带来了友好与实务性的基调。《新日本文学》报的主编以及一些评论家和年轻的散文家就说出了他们的无奈与遗憾，苏联人民对日本文学的情况知之甚少。

热闹的，甚至是尖锐的有关翻译文学的选择问题的讨论出现了。日本的同事责备我们说我们翻译的不是最好的作家作品，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是按照错误的选题原则，而不是按照作品的艺术高度。

“新日本文学”团体讨论和确认了日本方面的研讨会成员，他们也说出了关于苏联方面研讨会成员的意见并且通知了他们三份报告的主题：有关当今世界、苏联和日本的文学。

有关意见自由交流和文学作品自由评论的问题成为了日本同事尤其坚决的要求，这样一来参会人员就可以得到国际上的回响。

我们的日本同事无须怀疑，等着他们的将是亲切的欢迎，他们将会在会议上自由地发表意见，同样地，我们也会非常地直接和坦诚。

我相信，达到更好地互相理解各自的思想的效果这一目的，靠得并不是官方的会晤或全体的讨论，而是在家庭一样的环境下，没有任何仪式的条件下的讨论。就让日本同事们成为我们的客人，就像当初我们在日本一样。

日本人经常在会见的时候或者在宴会上唱我们的俄罗斯歌曲。令人惊奇的是，在他们身上与俄罗斯性格相去甚远，但是这样的性格却给我一种亲切的、认同的感觉。日本著名的作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这样写俄罗斯人的形象：“固执地沿着山路往上走”，这就拉近了俄罗斯与东方之间的距离。

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场大讨论，我认为，我们都会彼此珍惜的。

1965年

 

诗歌需要被倾听

 

阿拉木图的人们都知道和喜爱天才的朗读者伊利亚·达利斯基。他的文艺表演会在首都的文化生活中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我们曾见证过他是如何在表演的舞台上用俄语朗诵哈萨克几代诗人们的伟大作品的，他的表演从马哈姆别特和阿拜开始，结束于我们的现代诗人阿比季利达·塔日巴耶夫和敖扎思·苏列依民诺夫。

这项表演规划并不是完全的诗歌，而是按照时间来组织的文学表演会。所以这就需要很多细心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把各个诗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多样的作品中挑选出来。表演者也不能仅仅根据作品的文学等级长处出发，而是要根据翻译的质量和与原作品的契合度。

由于受到表演者的影响，所以哈萨克文学中的经典诗歌要克服那些现代的、轰动一时的声音，不仅要使得倾听的人们得到美学上的享受，还要引起他们深深的思考。

在为读者进行作品中主人公形象再现的同时，还要保持哈萨克诗学民族色彩的吸引力。表演者必须找到这种突出全人类的哲学思想的颜料。

达利斯基诚挚朗读的阿拜的作品有这些：《诗歌——语言的统治者》、《没有条理的学习使我虚度了生命》、《秋天为我来临》。阿拜的作品中充满着苦楚与嘲讽、严肃与柔情、内心的痛与对未来民族的信念。

作品《训导》中的句子非常有现实的意义。阿拜的作品让人觉得是写于当今的：这些作品激荡着人们的心灵，让他们变得更好更纯净。达利斯基充满强烈的愤怒地读着马哈姆别特这位战士诗人、勇士诗人的诗歌。他用哈萨克语读完第一章节后又用俄语继续读下去。也是带着这种真实的激情读着萨肯·谢伊富林的诗歌作品。

江布尔的诗作《列宁格勒人——我的孩子们》在当年列宁格勒被封锁的时候也是这座英雄城市保卫的装备。读完了之后，听到的观众们会报以热泪的掌声，也会想起当年善良的列宁格勒人用江布尔的名字来命名列宁格勒的一条街道，不由自主地想起江布尔的诗歌：

自古以来我们就是亲族，

兄弟姐妹们越发地亲近，

列宁格勒——阿拉木图！

哈萨克著名诗人伊利亚斯·占苏古罗夫的诗歌形式的文学音乐作品《库拉格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族诗人与作曲家阿汉—谢里的悲剧命运被朗诵者带着特殊的情绪传达出来。在听众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赛马中马儿随风疾驰的画面。当朗读者读到库拉格尔死亡的章节时，听众都会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听众听着卡西姆·阿曼若洛夫《汗腾格里》的时候也饶有兴致，塔日巴耶夫的《撒旦》达利斯基是带着尖锐的讽刺来诵读的。別伊姆别特的童话故事《谎言的奖励》中充满着真切的幽默。

敖扎思的诗歌演出可以帮助听众们理解这位复杂的诗人的作品体系。表演者的每一个语调都表现出了他对这位诗人作品的热爱。《原野》、《父亲的语言》、《藏在萨迪石头中的波浪》这些作品的诵读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苏联的民族女艺人哈吉莎·布克耶娃与哈萨克伟大的艺术活动家阿斯卡尔·托克班诺夫带来了很大的导演工作。他们帮助表演者对民族的诗歌充满感情，使他们明白了哈萨克文学的独特个性。在项目计划的校对中还吸收了哈萨克作家、诗人、作曲家和评论家。

《哈萨克斯坦诗人》这个项目将带着巨大的荣耀展示出哈萨克民族的诗歌艺术。

对诗歌创作宣传满怀热情的伊利亚·亚科夫列维奇·达利亚斯发起了光荣的首倡：哈萨克的诗歌要大胆地采取俄语来诵读。可以看到，他并不满足于现在的东西，他还要逐步地扩大新的诗歌作品的诵读，并以此来引起年轻的创作者的注意。

或许，用哈萨克语去组织类似的项目是没有必要的。诗歌需要发声。我觉得这样的诗歌诵读表演对于政府组织来说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1965年

 

我们的双料阿哈

 

萨比特·穆卡诺夫从报纸《哈萨克人的延别克希》的责任秘书这一职位中离开了，接替他的是別伊姆别特·迈林。我那时候正在工人学习班学习，与此同时也担任报纸的文工。

下课后我去做校订工作的时候才得知，別伊姆别特召集了所有的各部负责人和文工在他的办公室中。当我坐到一个空位子上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瞅了我一眼，但是什么都没说。大家讨论的是提高我们报纸语言水平的问题。这位新来的责任秘书把当年所有的杂志都摆在了面前，大声地读着一些毫无表现力、用不入流的语言写成的文章的片段。

他在评论和图书简介部的材料中挑出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地多。所有的文章和评论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或许，仅仅是由于确信文学水平提高的问题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们就暂时没有结束这评论的落后状态。之后是一项别出心裁的竞赛，那就是看谁更尖刻地去抨击作家。很明显，如果我们说，作者都是知识广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他们是地主出身去控诉他们。如果他们只是很少，那么就批评他们不学无术。

在临近午夜的时候，我们的双料阿哈（那个时候年轻的记者和作家们都这么恭敬地称呼別伊姆别特），终于做出了我们报刊的关于翻译的所有可能的决议。我做了其中的一些翻译，按照每个翻译3卢布的价格结算。但是虽然是翻译了，但是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并没有尽全力去翻译那些文章。读完我的作品后，他当场问：

“嗯，你们之中有谁明白，这文章里讲的是什么吗？人们怎么能明白呢？”

确实，要明白这个翻译必须就得具有苏格拉底的智慧。我藏了起来，希望能躲过去这场暴风雨，但是別伊姆别特郑重地说：

“以后不要再用这种半文盲的人来翻译作品了。”

直到晚上三点左右別伊姆别特才结束了这场会议，他把厚厚的手稿袋子给了每一个人：

“重新进行翻译加工，做好了之后再拿过来。”

在指定日期的那个晚上，我把重新加工翻译好的稿件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我们的责任秘书非常认真地将这些材料读完了。他在读的时候一直用右手的手指卷着头上的一缕头发，在黝黑的脸上镶嵌着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问题：

“你之前没试着写一些东西吗？”

“没有。”

“这些翻译都是自己做的吗？”

“是自己。”

“看起来你还挺有文学天赋……”

在我初中的时候，在我的俄语作文中，十页中的每一页都有15处错误！年轻的女教师西里维娅·马特维耶娃那时候还是给了我五分加的成绩，那时候她顶住了其他老师半个小时的猛攻，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的！”

过了几天我交给別伊姆别特了一首整整二十一行的作品。之后他就把我的这个作品刊印在了报纸上。他跟我说：

“我改了四个单词，你继续写。”

整整四个晚上我没有合眼，写出了小说《在滔天大浪中》。我曾三次把这个作品拿给他，每次都没有给他看就走了。最后我把它拿到了工人学习班的板报上，当时的编辑是乌穆特·巴卡舍夫，他非常喜欢这个短小说。

有一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同学跑进来喊：

“天呐！快去快去！楼下，別伊姆别特在读你的小说呢！”

我两层楼几乎一跃而下，来到了一楼。

是的，別伊姆别特在读板报！他双手搭在背后，穿着一件丝质的竖领男衬衫，丝质腰带上的穗子一直垂到前膝，他的身材匀称，所有的西服都肯定合身。

吃完晚饭后，我们四个在宿舍中住在一起的小伙子正准备着去参加课堂讨论。突然一阵敲门声传来，別伊姆别特走了进来。我们急忙站起来，给他拿来了一把椅子。

“抽个烟吧！准备去上课了？”他问我们，用他自己的烟招待我们，问东问西。突然吗他转向我：

“年轻人，最近怎么样？没写别的东西吗？我在板报上读了你的作品。还不错……还有什么没给我看的吗？”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年轻文学才刚刚站稳脚跟，很多老作家都不愿意帮助年轻人。但是这位大作家別伊姆别特却特意来读哈萨克学院党政学院工人学习班的板报，来发掘有天分的新人。

那天晚上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发掘了一位年轻的诗人，很有热情的塔伊拉。我还记得他是如何和我们这些板报的写作者相见的，光是在我们这个学习班他就找到了七位报纸《哈萨克人的延别克西》的合作者。晚上两点的时候我们一群人一直把他送到家，他还邀请我们去喝茶，但是由于时间太晚，我们就回寝室了。

此后报纸的编辑部就搬到了国家的新首都克孜勒奥尔达，我也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但是那时候，哈萨克出版社的前主编的萨比特去学习了，边疆区就任命了我接替他的职位。

那时候我的第一篇中篇小说《在滔天大浪中》已经发表了。別伊姆别特热心地对此在心里做了答复：“小说中还有不少欠妥的地方，但是我为你迈出的这第一步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火车站迎接了我，当然，那时候我又高兴又惶恐。

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去了出版社，那时候別伊姆别特是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辑。我一刻不停地跑到了边疆区委员会向宣传部的负责人萨德克别克·萨巴尔别科夫说明：

“我胜任不了主编，迈林在这里工作呢。”

萨德克别克直截了当地说：

“既然你这么高尚，那就让別伊姆别特做主编好了！但是我们试过一切办法都说服不了他，总不能让我们用套马索去拽他吧。”

“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亲自去求他……”

“那就去吧！”

已经过去一周了，但是別伊姆别特什么都不答应。我恳求着他：

“您就做主编吧，我做您的助手。”

“我会做所有艰难的工作，但是主编还是你来做。”

后来我知道了，別伊姆别特开会经常迟到是因为他不想被选到主席团。他是有意地躲避着领导的职位。

那时候別伊姆别特伊利亚斯作品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力量的响亮韵脚介绍给我：

“这是一位令人称奇的作家！他能愤怒悲恸地写，也能欢快温柔地写。真是个具有高超思想的诗人啊！”

那时候塔伊拉·扎罗科夫的诗歌已经很有名了，阿斯卡尔·托克马卡姆别托夫也写了很多的诗作。那时候阿伯季利达·塔日巴耶夫和加利·奥尔曼诺夫强劲的声音是最清晰可闻的。

那时候对文学的追求有时候会变成没有原则的斗争，有许多的文学边缘人妄想着扼杀天才的文学工作者。善良的別伊姆别特看着这些肆无忌惮的评论家们的争斗，肉体上也感到十分痛苦。

我们的双倍的阿哈，日夜不停地和朋友们交谈着，焚膏继晷地进行写作，很快他就疲倦与这种愚蠢的争论会了。之后我收到了他的只写着一句话的小纸条：“我们走么？”他不知不觉地就走出了会议厅，靠着门在等我……从1928年的秋天到1937年的秋天我都和別伊姆别特在一起。在1933年的年末我们一起离开了哈萨克出版社。他去从事创作工作了，我去了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处工作，后来又去了报刊《哈萨克人的延别克希》工作。因此別伊姆别特的肩上又多了额外的负担，因为有时候我不得不面临刊物中校样不足的情况，所以在版面上会出现空白的地方。顾不上时间已经是晚上，我给他打电话：

“您那里有二百行的作品吗？”

“没有，你很需要吗？”

“别提多需要了！”

“那好吧，让我们做些什么吧，我看看……”

在1933年米尔佐扬来到哈萨克斯坦后，为我们创造了文学艺术急速发展的良好条件。米尔佐扬迅速地就着手筹建哈萨克音乐剧院的事务。艺术处处在教育委员杰米尔别克·朱尔格诺夫的领导下，他是一位能说会辩同、处事果断、坚毅又充满精力的人。由于那时候我是艺术处的领导，所以他让我用一年的时间来把剧院建好。

那天他还让着急所有在城里的作家来进行讨论。別伊姆别特保证写《扎贝尔》和《舒克的纪念碑》等剧本，穆赫塔尔写《阿依曼绍班》，我写《克孜日别克》。

不到一年的时间戏剧《阿依曼绍班》就在哈萨克音乐戏剧院上演了。首演后別伊姆别特指出：我们最严谨的剧作家就是穆赫塔尔，我写过十多部剧本，但是没有一个让人满意。在我们的戏剧《阿曼格里德》中有太多不协调的地方，或许，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返工。

在1936年哈萨克斯坦在莫斯科举行文学艺术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把我们这部戏剧改编成电影剧本的问题。大概晚上两点左右，別伊姆别特敲响了我在莫斯科旅馆处的门。他有点激动，直接说明了来意：

“我是直接从米尔佐扬那里来的……关于剧本的事，应该从俄罗斯作家中吸引一些人来参与……”

我们想起了我们的老乡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我曾经跟他很熟悉，第二天早上我们俩一起去了他所在的别墅。弗谢沃洛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很快就和別伊姆别特亲密了起来。

在别墅所在的小镇散步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法捷耶夫。伊万诺夫刚把我们介绍给他，他就用低沉的嗓音说起了话来：

“弗谢沃洛德，你是知道的，哈萨克的歌曲已经征服了莫斯科。如果你想知道哈萨克人是多么有天赋的话，你可以看《克孜日别克》，库丽娅什·拜谢伊托娃是真正的夜莺，而她仅仅只有24岁。”

“这有两个哈萨克人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写有关阿曼格里德·伊曼诺夫的电影剧本。”弗谢沃洛德说。

“我没什么想法，赶紧同意吧。”

很快我和別伊姆别特就去到了我们英雄的家乡，我们和这位七十岁的起义参加者和见证者说了很多话，別伊姆别特整整记了五本的笔记。回来后我们赶紧着手电影剧本的创作。秋天的时候弗谢沃洛德来了。一个多月完成了工作后，我们又把它完善了一下。“列宁电影院”接受了它，而《新世界》杂志更是以20页小书的形式刊发了出来。在1938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哈萨克的第一步艺术电影搬上荧幕，但是別伊姆别特再也看不到它了……

在1937年別伊姆别特改完小说《克孜扎拉乌》后，在伊利亚斯的办公室给我们读了这部作品。除了伊利亚斯，在场的还有萨肯，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第一个发表了意见：

“写得太好了，双料阿哈！太棒了！”

《克孜扎拉乌》还没有面世。但是我仍然期待着：突然谁的慧眼就在什么地方发现了它，然后把这部別伊姆别特的小说作品献给人民……

別伊姆别特的作品就是我们哈萨克草原生活的编年史。

1965年

 

宁缺毋滥

 

听着在不久前举办的哈萨克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上代表团成员的发言，在他读上级指示的方案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思考着我们的文学事务，因此，今天我想我想简要地和大家分享一下一直困扰我的思绪的问题。

我们作为苏联作家，都站在大的历史事件的门槛上：第23届党代会、全苏文艺工作者大会、苏联50周年纪念和列宁诞辰100周年。我们在迎接这些有着重要意义的日子的时候并不是空着手的，我们有着自己为之自豪的东西。优秀作品的数量增加了，尤其是那些公认的文字大师的作品数量。文学由于天才的年轻力量加入而复兴起来，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但是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些。而是要说我们有时候在会上沉默不语或者只是说一小点儿，要说的不是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垃圾的比重下降了多少，恰恰相反，而是上升了多少。

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谈的是有关五到十部书和一些作家的创作的事情，但是但是读者每年得到的并不是五到十部，而是上百部的书。这巨大的数量好像显示着我们的成长，但是这些其中很多是垃圾的、缺乏表现力的作品。

集体农庄中每公顷收获的粮食量会非常公正客观地显示出庄员们的劳动成果，但是书籍出版的数量并不能代表作家劳动的质量。非常不幸的是，那些有着哗众取宠的书名内容却空洞的书籍在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我看来，是解决这种顽疾的时候了，要从实际上以纯净的精神食粮的名义同文学垃圾的现象作斗争。不能停止对作家机构、编辑人员对于制造垃圾图书的讨伐，一定要追求和出版具有思想艺术水平的图书。一定要从实际上取消那种模棱两可的漠然的“可以出版”，而是要代之以带着高兴与诚挚的“一定要出版！”

对于我们作家来说，我们应该成为列宁之言的号召者：“宁缺毋滥！”

1966年

 

成就与打算

 

我正在办公室里写这篇文章。房间里安静地如同童年时我出生的那片草原。但与此同时，我又感觉房间里好像挤满了人。人们在互相交谈，互相认同，或是大声争吵。而我则一边倾听他们的谈话，一边思考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带给了我们如此之多的印象，激发了我们许多的思考、感知和回忆。在我们这个时代，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从中我们也能看到未来的萌芽。

现在我经常因为各种原因回想起列宁在第7届全俄代表大会上接见哈萨克斯坦代表团时所讲的话“对，你们区很富裕，有许多大机会。应该振兴这个区。当然，我们将会这么做，并且我们会成功。”

这些话说于40多年前，当时哈萨克斯坦草原正经历极度困难，当时正直荒歉，尤其在北部的一些州，我们遭遇了严重灾难。列宁说这些话不是为了安慰大家，也不仅仅是为了鼓励我们。弗拉基米尔·伊利齐清晰地勾画了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未来，他明白在这些刚刚打破奴役枷锁并朝自由大道积极迈进的人们当中寻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

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是对未来时代的美好与睿智的祝词。这就是我脑中所想象的亲爱的哈萨克斯坦。它就在我们眼前发生变化，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见证这些变化。工业设施、新城和新镇的轮廓与传统的哈萨克斯坦草原自然景观浑然一体。今天，我们会说很难想象没有大型炼铜工厂的巴尔喀什湖岸边会是什么样？很难想象在卡拉干达矿石厂中没有成堆的废矿石，在国家的东部的鲁德内和阿尔泰地区没有企业综合体。当你乘坐飞机时，你能够透过舷窗看到广阔的已被开垦的煤田。除此之外，拜科努尔是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器发射场。

这不仅仅是像伊利亚·爱伦堡在一首诗中所写的：“匆忙的变换布景是为了让线能够拧成一股。”

我说的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事实上，你可以在哈萨克斯坦地图上胡乱随便选一个地理坐标，随处你都可以发现当地人民生活中发生的惊天变化，他们的心灵和志向也变化不小。要例子？可以举一些例子，也可以不举，因为这些例子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这些例子来自于我们个人生活，来自于一些由统计部门统计的简短的但具说服力的数据资料，来自于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和哈共全体党代会上的报告和发言，来自苏共“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5年计划”第23届代表大会上的指示计划，这个指示计划打开了我们国家未来5年的前进道路。

“…当然，我们将振兴这一地区。”弗拉基米尔·伊利齐说道。粮食、石油、大化学工业、有色和黑色冶金工业、无机肥料、各种农业产品…你已经不能点清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能够生产什么，你只能够点清它不能生产什么。

但是，我感觉我有一些自相矛盾。我决定不举例，因为这些例子就发生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但我会琢磨琢磨我们的生活和那些我们正积极参与的事。

大概，可以这么说，我最开始引用的那句列宁的话到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但生活不该站在原地，那些昨日的成就到今天将化为平凡，前方出现了待征服的新顶峰。

正是带着这种情绪我在1964年迎来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会的决议。当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并解决我们最迫切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我的感觉就和去年3月和9月一样。可能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象这些决议曾对我们人民的生活，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发挥过多大的作用？也无法想象它们将发挥多大的作用？它们以共同的目标把人民拧成一团，旨在巩固和完善建设共产主义广大战线的领导。

不可违背的历史规律表明：任何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都意味着在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将发生剧烈的转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将获得迅速地提升。我也认为，3次全会的决议毫无疑问将会印证上述的规律，为即将到来的时代描绘广阔的前景，清除社会生活中的流言蜚语，让每一个人步入新的人生阶段。

我不但不怕，还想再次重提1964年10月的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新恢复了党建工作的若干组织原则，这些原则在过去遭到了极大地破坏，很遗憾，在过去，主观主义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在过去充满了未经深思熟虑而仓促做出的决定。很遗憾，那时“侥幸”战胜了理性和科学统计。

仅仅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比如，在1965年3月和9月召开了两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一次在初春召开，一次在去年秋天召开的两次会议旨在修正错误和失误。会议所作出的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决议建立在对事件的精确计算和辩证观点基础之上。这种精确计算和辩证思维正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苏联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利齐·列宁所提倡的。全会的决议得到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的热烈拥护，即获得了全体人民的支持。随后一年中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事实胜过任何语言地证明了这些决议深获全体人民的支持。这些成就主要包括：恢复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列宁原则；恢复也已破坏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制。如果我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斗志，渴望工作，渴望翻动大山，这一点也不夸张。

在这些决议中没有一项直接涉及到文学和艺术问题。但于此同时，这些问题事关我们的生活，事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的现在与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决议对于作家、画家、演员、音乐家和电影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人被要求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人民的生活，描绘出发生在生活中最细微的变化，反映出人们的心情、忘我的劳动精神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正谈论的是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土地潜力的现实评估以及工厂生产计划问题的现实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归主题。

但要知道，浅薄曾浸入艺术创作领域，评价中曾充斥着命令的腔调、不容作家反驳的决断，那时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盛行。这些曾给作家的工作造成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阻碍了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阻碍了他们展示自己的才华。但苏联文学的那个时期早已过去。（虽然这里我只提到了作家，但这些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创作同样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我回忆这些是因为现在艺术工作者在工作时再也不用害怕因为与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悖而被随意定罪。批评的腔调变了，重犯除外。这个腔调可能有一些辩论性、严肃性、争论性，但最终里面没有那种命令式的教导语气，就好像同作家谈话就如同同一个做错了事的中学生一样。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生活都是一部活历史，而艺术家则被要求用正确、现实的形象和相互关系描绘出这部历史。当我们不断了解我们周边的生活时，我们不得不说在我们国家所有的残余都已经消失，“和平生产，友好待人”的时期已经到来。

我们事实的真相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轮轴会坚定地向前推进，并将所有的污蔑与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碾压在轮下。正是因为这场战斗对我们来说是所有我们生活的标尺。我们不能对反社会的现象、对物质投机和道德投机现象视而不见。因此传统的明暗规则完全适用，它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艺术活动中的主要规则之一。别忘记，就算是富有诗意地在蔚蓝天空中飘荡的松软白云也能投下影子。

因为文学及艺术和共产主义建设者—人民具有紧密的联系，在论题“关于文学和艺术在解决人类（新社会建设者）教育方面最重要问题的参与”的讨论中产生了原则上不可接受的对我们事实真相的掩盖行为，这种行为简直是对我们真相的侮辱，对伟大和英勇的玷污。这种行为就像是往久经行军和久战沙场的胜利士兵的伤口上涂奶油。

不借助艺术造型方式来倒腾现代主题，假激情，用描写人尽皆知的美德来代替真实活人，所有这一切都和任何一种形式的投机倒把行为一样不符合现实主义文学要求，现实主义文学在描写革命事实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此外，掩盖，无论其是否内行都无益于在共产主义精神方面教育劳动者。掩盖一直都与现实主义格格不入，而现实主义是列宁和高尔基留给苏联作家的宝贵遗产。例如，高尔基谈到的是赞扬，而并非夸大。认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一部分的列宁在正确地服务革命方面、在全面清楚地反映真相方面、在全面展现矛盾方面、在艺术家表达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最终胜利的清晰立场中看到了文学的未来。

也许我在那些事关苏联作家意识形态问题，事关作家对党、人民和时代责任性问题上驻足停留了太久，但我不这么做是不行的。在第23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们所有人，包括作家、工人、工程师、农学家、学者和集体农庄成员都不由自主地思考自己在国家建设当中的位置，思考自己能为共同事业出多大力，以及如何改正错误让这份贡献能够变得更有分量。

我们既然决定要将自己的写作才华奉献给伟大的事业和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真相，那么我们应当保持我们作品的纯净，我们应当明白在两种完全相反的世界观和体系的相互斗争中，取胜的关键是保证我们的作品有高意识形态艺术质量，且应当忠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绝不能脱离它。

在这里，大概没有必要纠结于资产阶级理论家是如何挖现实主义墙脚的，他们称现实主义对于我们快速发展的世纪来说已经过时，落后于潮流时尚。他们视偏执狂般地疯狂创新为艺术创作领域的成就顶峰。他们认为“非意识形态化世纪”已经到来。他们赞赏并支持超现实主义者、新先锋派艺术家和视觉派代表在忽视人、忽视周围社会环境的条件下进行艺术创作。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原则一并遭到了破坏。

再敏捷的运动也不可能做到没有一点动静。建立这些假理论不仅仅是无聊厌烦的智力游戏。它们积极致力于使文学失去其力量，而这力量却有助于人类社会自我意识及个人阶级自我意识的发展。

今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正全力在同上述那种伪文学作斗争。创作了叙述《关于时代，关于自己》的苏联艺术家们也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我反复读了几遍以上写的内容突然就想，我是否偏离了对我们国家成就和计划的描写？是否偏离了对列宁关于振兴哈萨克斯坦的名言（哈萨克斯坦不再会是沙皇俄国的半殖民地）的描写？

我觉得我没有偏离。对于作家来说，关于进步、关于农业发展新路、关于工业管理方法的思索始终与文学工作紧密相联。描写这些解决巨大问题的人们，展现他们的心情和希望，展现他们一路上的悲伤与喜悦、成功与失败也是文学工作的重要部分。

如果我遇到了哪位来自曼格什拉克的朋友，听到他说在近5年那里将开采超过1500万吨石油，这不得不让我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勇气、激情、激烈争执和出色的制度书写下的一本伟大奇书。曼格什拉克这块被上帝遗忘的土地自其存在以来第一次变得被人需要。

或是在同那些在今天不夸夸其谈而解决灌溉农业问题的人会面时想，他们如今得克服多少困难，顶住多少攻击才能够把这块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土地变得富庶啊！

我一点也不想号召大家写一系列例行的工农业长篇小说。但专心研究人物的作家怎么能够忽视该人物所从事的事情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位已经从事农业研究多年的学者。我们非常尊敬他，因为他做事非常有原则。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科学观点，尽管这可能会给他惹来许多麻烦与不悦，还好在1964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会上，盘旋在他头上的乌云被吹散了。

作为作家，当书中谈到的是像这位学者这样的人时，怎么可能会不谈他牺牲自己的地位和平静生活的原因？

还有那位普通的年轻地质学家，他还是为小伙子，可他却也不得不克服一些高官的阻碍？他坚定地证明开发某一块矿区的正确性，虽然他的坚持在第一眼看来显得令人怀疑。

谈到地质学家，我不由得想到当年在杰兹卡兹甘年轻的卡内什·萨特帕耶夫曾不得不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许多微乎其微的琐事曾阻碍他探明这个地区，但他最终用自己的成功狠狠地还击了那些国内的自卑鬼和所谓的外国权威专家。

应当全方位地展现我们多彩的生活，不要对困难视而不见，我们会遇到困难，也会战胜困难。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展现苏联存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应该放眼未来。

我想用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一句话来作为结束：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斗志，渴望工作，渴望翻动大山…

最近一些天，在莫斯科将召开苏联共产党第23届代表大会。“当然，我们将振兴这一地区，我们必会成功。”列宁的这句话恰好针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句话在明天依然适用。

我们东部传来消息说那儿一切进展顺利，而我们西部也在不断前行…

1966年

 

光荣的人民之子

 

30多年前在哈萨克斯坦现代文化诞生之时出现了一位至今都不为人知的年青人。没有自我吹嘘，没有装腔作势，他如此安静、低调地出现了。

此外，他出现在自己哥哥的影子下，他的哥哥就是最杰出的科学明星，伟大的语文学学者胡代别尔根·茹巴诺夫。但影子没能成功遮住他的光芒。在这影子中很少平庸，甚至可以说是无平庸。

我们正谈论的这个年青人叫做阿赫梅特·库阿诺维奇·茹巴诺夫，或者叫他阿汉。自他出生60年来，他已经从事创作、教育、科学和社会活动40多年了。我们同他一道共同感受到了全苏联广阔的音乐和科学世界。

这位曾经的青年，其实他现在也不老，拥有鲜明而又刚毅的个性。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巨大天赋的人。他几乎是立刻单枪匹马地担负起了开发精神文化处女地的重任—复兴已经荒废的哈萨克斯坦民间音乐文化，研究建立新音乐、现代音乐的路径。

谢谢那位文化水平不高的音乐人阿什加利耶夫，感谢他在自己学生身上准确地发现了其音乐天赋，并助其发展了这种天赋。

光荣属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这个学院让我们明白阿赫梅特·茹巴诺夫不仅是一位大音乐家，还是一位对音乐遗产深有研究的大音乐学学者，还是一位共和国音乐生活的组织者。

在为研究活动创造完最基本的条件后两年，就像凤凰出于灰烬一样，哈萨克斯坦民族乐队成立了。我认为多声部民族乐队的成立不仅仅是阿赫梅特·茹巴诺夫一个人的功劳，这也是历史的伟绩。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冬不拉琴和科贝兹琴这两种主要乐器都发明于古老的传说，这两种乐器在十月革命之前从和声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都无法共同发出和谐音。在莫斯科参与了哈萨克斯坦艺术巡演上半场的同志想必一定对莫斯科人迎接我们民族乐队和迎接该乐队组建者、指挥家阿赫梅特·茹巴诺夫时的欢乐情景记忆尤深。如今，我们的民族乐队已经成为了苏联多民族音乐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独特艺术部分。我们这支乐队所建立的功绩无人可辩。我完全相信在今天有数以百计的乐队成员正在演奏该乐队建立者阿赫梅特·茹巴诺夫的作品。

在讨论是否应该建立哈萨克斯坦音乐剧院，或是有无可能建立歌剧院时，阿赫梅特·茹巴诺夫的音乐研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不是所有人都坚定地肯定建立歌剧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不是所有人都坚定地相信提议建造剧院者的能力。在此，民族乐队和阿赫梅特·茹巴诺夫朴素的音乐研究为最终敲定这个决议发挥了积极的基础性作用。

就这样，这位年轻的音乐家在自己活动的初始阶段就着手解决如何对民众进行基本的音乐教育这一问题。

当时，这个问题不仅新颖，同时在当时具体条件下还显得非常复杂。需要做很多事，首先，需要把几个世纪以来人民作曲家和歌手所创作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到一个音乐库里，这就像是在我们广阔的牧场里把那些漫不经心的、慌张失措的与分散的羔羊赶集到一块。扎塔耶维奇不慌不忙地开启了这项工作，这项工作也有待完结。这项需要耗费巨大精力的精神工作，在30年前开始由年轻的阿赫梅特·茹巴诺夫开始接手，他把自己埋在远离音乐学校的四壁之中，开始努力进行这项工作。那是他还是位年轻的小伙子，如今他将以德高望重的哈萨克斯坦音乐家身份在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和库尔曼加济艺术学院中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

阿赫梅特·茹巴诺夫收集过去音乐遗产并对其进行系统归纳的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特别是这项工作完全还原了库尔曼加济以及他的同伴们及继承者的伟大作品，还原了比尔扎伊、阿拜、阿汉、扎亚乌-穆萨和伊布拉约等作家创作的杰出歌曲。这些作家像阿赫梅特·茹巴诺夫以及其同伴布鲁西洛夫、图列巴耶夫和哈米季及他们的学生一样直到现在还依然在进行歌剧和交响乐创作。如果没有了这些人的作品遗产，那么我们的歌剧艺术复兴就绝不可能。因为每一栋建筑在施建前都必须要有牢固的地基做基础。

总所周知，我们的歌剧艺术在起步阶段主要依靠民间音乐，但并不止步于此。年轻的哈萨克斯坦歌剧正一步一步向世界经典音乐靠拢，向现代音乐靠拢。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新老作曲家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攀上任何的顶峰都是一项接力运动。在通向音乐顶峰的艰难道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年长与年轻作曲家的踪影，从年长的茹巴诺夫到年轻的加济济·茹巴诺娃。

虽然我在阿拜创作的与茹巴诺夫和哈米季的歌剧同名的咏叹调中听出了最高尚、最完整的部分，听出了深深的忧伤，感受出了仇恨与愤怒的力量，但在我看来，在这一部高尚的作品中，对攀上音乐高峰路径的指引多过其它十部作品的总和。

阿赫梅特·茹巴诺夫的创作之路像其他的作曲家和学者一样，并不容易。他在这条道路上碰上过许多困难与障碍。但荣耀属于他，因为他用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坚毅的劳动完成了自己的伟大使命。

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毕业两年后，茹巴诺夫组建了哈萨克斯坦民族乐队，并成为了音乐遗产收集家。

在同哈米季合作工作7年后，他们创作了歌剧《阿拜》。

13年后，阿赫梅特·茹巴诺夫成为了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的创建者之一。

他成为了哈萨克斯坦各种形式的音乐艺术机构的创建者之一，这其中包括音乐戏剧学校和音乐学院等。

在一本手册上写着：阿赫梅特·茹巴诺夫创作超过了300部音乐作品，这其中既有歌剧，也有交响乐。这量可真不小！

此外，阿赫梅特·茹巴诺夫院士已经出版了11部科研著作，另外还有两本巨著正在印刷出版。

阿赫梅特·茹巴诺夫作为哈萨克斯坦科学院院士现在主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的一切艺术理论工作。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50周年之际，茹巴诺夫创作了一部名为《库尔曼加济》的歌剧，他本人亲自写了这部歌剧的脚本。这部剧表现了他众多才华的一个方面。我个人非常看好这部剧。

就像你们看到的，谈论一个大音乐家或是大学者的创作之路是一项异常困难的任务。首先，因为阿赫梅特·茹巴诺夫自己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在舞台上、透过屏幕、通过乐队和剧团以及自己的著作向数百万人谈论了自己。

其次，创作家的纪念日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天。要仔细听完那些刻板的赞歌并不轻松，要在自己的肩膀上感受到他们的重负也并不轻松。

承认成就，祝贺社会与对人民、对时代和对自己的责任感密不可分。我们不可能总是能够合理地利用天赋。再说，任何天赋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一个人，它是全体人民的财产。

再次，我不是音乐学家，更不是作曲家。在我的字典里面总共只有两三个音乐术语，就这几个术语我还经常使用不当，或是使用不准确。

因此，我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对我们音乐家的作品进行优缺点点评，这是在自然不过的了。为了这一缺憾，我向我们亲爱的音乐家致歉，向同样喜欢他的你们致歉。我不想列举我们这位大音乐家的头衔—科学院院士、博士、教授、艺术活动家、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委员、编辑委员会委员等。我甚至都不会提他曾经做过市苏维埃代表。

如果我同意就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学者的高尚劳动说几句话，那么我就是别有动机了。

关于音乐，我有一个独特的，也可能是幼稚的见解。我像敬佩上帝一样敬佩这个见解。这个见解是：嘴边常挂歌曲的人不可能会侮辱、攻击他人，更别提杀人了。对，他们不止不会杀人，他们甚至连畜生都不会杀。人们用语言而不是歌曲来侮辱、打击或是杀人。我认为如果凶手不使用侮辱性的语言，那么他连小孩也伤不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我得出结论：音乐教育是一个大问题。音乐教育是柔化人们性格，消除脾气，唤醒人们行善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我非常尊敬音乐家，尊重他们的辛勤劳动。尊敬和尊重就是我想向阿赫梅特·茹巴诺夫表达的情感，他的功绩对于人民和时代具有历史性意义。

那么，亲爱的阿汉，您已经60岁了。但您也知道这个人生拐点没什么可怕。它不会在生命和人之间立一栋石墙。它不会阻挡我们靠近我们所心仪的钢琴或是书桌。您的双手没有颤抖，您的心灵和心脏谐调歌唱。房子里响彻音乐—这里几乎成了音乐学院的一部分。朋友们和同伴们充满了敬佩之意和爱慕之情。党和人民高度评价您的卓越贡献。

在我看来，最近几年召开的一系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第23届代表大会开启了我们美好生活的新时期，艺术创作的繁荣时期和创作竞赛圆满成功的时期。

我认为，您正致力于新歌剧的创作，这就意味着您已经参与到了竞赛。

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向您献上祝福，祝您在这场竞赛中取得巨大的胜利！祝您战无不胜！让朋友们都妒忌您的胜利！

“让朋友们都妒忌您的胜利”这句话我并没有说错。普希金说：“妒忌和竞赛是一对孪生姐妹，妒忌是一个好东西。”

我希望那些会妒忌人的人也参与到竞赛当中来，并且只有在竞赛中得要求自己不使用任何被禁止的手段。

阿汉，我们发现您的头发已变灰白，当您的头发完全变白时，请您务必接受来自社会对您的良好祝福！

1966年

 

谈谈开高健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启为这位年轻的日本作家的作品写序言。应不应该回到源头，把思路转向生活在17世纪的井原西鹤的作品！或是为了与博学相适应而在严肃的当代文学中努力进行划分，毫无疑问，中篇小说《裸体国王》就是一部严肃的当代文学作品。如今，低级趣味作品层出不穷，这些作品旨在让读者回避残酷的现代社会问题？但这些都是文学专家的事。总之我要是拿起笔进行创作，那么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向读者介绍我熟人主编的那本名为《辽阔》杂志和著名的日本作家开高健。

开高健的那本《裸体的国王》我是在阿拉木图的时候读过的，读这本书时我的眼前立马就浮现了东京的场景…那些我在路上遇见的人们同小说的主人公（一位美术老师）一样致力于唤起孩子对艺术的爱，致力于让孩子了解自己本身及周围的世界。但令人心痛的是他所从事的高尚事业利用了各种恬不知耻的事物来做广告。我们不能说画家在这场不公平的斗争中获得了失败：在这场斗争中他捍卫了颜料工厂主儿子的心灵。这位工厂主非常善于利用儿童画竞赛为自己牟利。

我好像已经开始在序言中剧透一些小说内容了，这样不好，因为这些内容还是需要读者自己去阅读，自己来断定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关系。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这部小说写得非常真实准确。

在最近5年，我不得不两次前往日本首都。我不得不承认我非常喜欢东京这座城市。我并不是单独地喜欢这里的街道、建筑或是桥梁，我是喜欢这座既古老又现代城市的整体城市风貌。在离每一条街道数百米远的地方都会坐落一座多层建筑，这些场景可能突然就让你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中世纪，进入一个手工业商业城镇，或是进入一个小作坊，在这些地方时间似乎停止奔跑。

对，这里既有地下交通又有地上交通，有人造假山，有装有空调的出租车。这里的楼房建筑形态各异，以至于你一定不会混淆它们。但根据传统，这里的楼房都没有编号，街道也没有名字。如果你想找到那家邀请你的出版社、杂志社或是住宅，那么你不得不数十次地从口袋里拿出印有小地图的香烟盒或是名片进行查看。但更可能发生的是女主人亲自来为你带路，以免你走过多的弯路。

在我们看来这真奇怪，不方便。但那儿没有人打算给这些楼房编号，或是说进行字母改革。要知道，世界上最轻便的印字机最多不能有超过2000个字符。这也是传统，因此没人打算破坏这个传统。

无论什么变化都是能够被察觉的。例如，我就看到过一些时尚的日本女人为了摆脱眼裂的东方形状而大胆地接受整形手术。这在欧洲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见过许多欧洲的时尚女人为了拉长眼睛而化妆。

以上谈的这一切都没有偏离开高健的这部小说。正是他的这部小说让我想起了我的两次日本之行，这部小说让我幻想起其中的生活场景。

这部小说还让我想到了书中没有提到的事情。

1961年东京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十个代表也参加了这场游行。日本大作家石川高傲而激动地说日本知识界民主派将尽力逼迫池田勇人内阁下台，以达到取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计划的目的。

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朝日新闻》的总部大楼里，走廊里摆放着大量的资料照片。这些资料展现了为反对签订美日军事盟约而进行的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

这些我不认识的人很明白是谁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些勇敢的斗士在议会外抗议了三个昼夜，反对签订这种荒唐的条约。

而他们在大阪的战友则用唱《国际歌》的方式来欢迎和欢送我们。顺便说一句，开高健就出生在大阪。

当今日本的这些景象在我刚读完的小说当中并没有被反映出来。但开高健非常同情这些普通民众，并对这些普通民众所不得不面临的生存环境愤愤不平，开高健鄙视大商业。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地表明了开高健的政治倾向。

我非常明白我能和他就什么问题争论。但是当我们苏联作家被日本作家以非常友好地方式接待时，那么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只能在相互尊重彼此观点的氛围中进行了，虽然我们在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

周边存在各种不同的、成熟的或是不成熟的、民族的或是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环境，存在各种社会力量，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保留了古老的关系—这就是我眼中的独特日本。

当然，这些在最杰出的日本作家的作品当中都有所反映。开高健的小说《裸体国王》在心理描写方面非常准确，它细微干脆地展现：艺术正在成为商业。不过，因小说主人公在斗争中没有越过界限而责怪作者，这是没有根据的。

在杂志《新日本文学》编辑室访问时，编辑、评论家和青年散文家共同对目前我们国内很少有人关注日本现代文学而表示遗憾。

我们得承认这一批评。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可以反问日本读者难道很关注苏联文学吗？

推荐大家读读高开建的小说，这样可以稍微弥补一下这个问题。

1966年

 

统一和责任

 

我不久前刚从开罗回来。但是我现在要写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记。我不会去谈论埃及各种各样的棕榈，也不会去谈论各种圣神的鳄鱼，更不会去谈论金字塔。现在许多考古学家正在试图找到金字塔里面还未被人类探索发现的地下通道。我也不会描写尼罗河边的日落景观，不会描写撒哈拉的灼热气息是如何突然侵袭了凉爽的夜晚。

阿拉伯、非洲、亚洲作家代表团可没有心思悠闲地欣赏这独特的开罗，也没功夫旅游。但另一方面，靠近这些古老的纪念碑时，我们常常不由得会陷入思考。

每当想到两个最伟大大洲（亚洲和非洲）的人民曾遭遇到的悲惨命运，不由得令人悲伤惋惜。这两个大洲的人民了解自己历史上曾有过科学与艺术、手工业、建筑艺术和哲学的繁荣发展时期。人类相互关系的基础在这里被确定。在这儿，公平被认为是第一美德。人们在公平、善良和爱中看到了力量。

与此同时，我很难想象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有比最近这50年更黑暗，更可悲，更可耻的时期。只有爆发于20世纪的社会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让这个饱受磨难的土地获得了解脱。人们抬起了头，敞开了肩膀—白色的肩膀、黑色的肩膀和灰色的肩膀。迷人的印度歌曲在今天已经传遍了世界。在高傲的殖民者看来，非洲歌曲并不是一堆原始音的集合，而是丰富心灵的表现形式。

在亚洲和非洲被殖民奴役的几个世纪里，遭到残忍破坏的不仅仅是当地人民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当地人民的心灵也遭受到了更野蛮，更不可修复地残酷摧残。殖民的紧身衣在毫无需要的情况下套在了当地人民身上，它给人民带来了绝望，摧毁了人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它用极度的不公摧毁了人们的意志。那么为了让这些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人们更迅速地站起来，更迅速地挺起胸膛看见太阳，充满友好的互助精神和善意的呼声在这里就显得不可或缺了。

印度作家就曾表达过这个最简单，却又非常重要的思想。早在1956年的时候，响应印度作家的倡议，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在德里召开。这次大会的召开成为了非洲和亚洲作家在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做斗争中的一个切入点。这两个大洲的作家就捍卫和平问题，支持裁军问题和亚非人民为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问题发出过不止一次的共同呼声。

在德里召开的这届难忘的会议不仅仅是肯定了文学对塑造人民心灵的意义。在这次大会上，各国作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换观点，开展争论。人们在这一过程中找到了真理。这一切都有益于建立相互关系和经验互补。这一切都有益于新文学传统或者已有几个世纪的旧文学传统的继续发展。

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的亚洲和非洲国家作家大会则更具深远意义。在这之前，文学运动的历史上都还没有过规模如此之大的作家大会。

大会的未来行动计划获得了一致的赞同，这个计划被简称为“塔什干精神”。这简单的五个字足以让人们明白这其中的涵义。这不单单是涉及到文学的问题。正是在塔什干，我们能够亲眼看到文学离人民生活是多么的近，看到文学在解决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你可以嘲笑这些，但你不可否认它们。

为了统一管理亚非文学运动阵线专门成立了领导中心—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这个俄文词组的两个首写字母都大写是为了强调该事务局在解决许多复杂问题时的权威性。

锡兰的作家多次请求把该事务局的驻扎地设在锡兰首都科伦坡。锡兰人也同意这个请求，因为这样一来锡兰就有权提名该事务局的秘书长。锡兰记者森纳那亚克成为了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的秘书长。

自那次会议之后已经过了八年。亚非两大洲的自由独立力量得到了大大加强。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思熟虑的立场和深远的抉择。

谁应该为解决这些问题制定方针？谁应该负责分析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完全没有问的必要。这些当然应该由常设事务局和秘书长负责。虽然在领导层中出现了许多怀疑和焦虑。

能反映出常设事务局出问题的第一件事情就发生在四年前，当时森纳那亚克先生认为来罗马参加第二届亚洲非洲国家作家代表大会并向我们的最高组织机构汇报述职是毫无必要的。到1962年的时候，他甚至都不就塔什干和罗马的作家大会工作发表哪怕是书面述职。他的行为导致述职报告不得不临时匆忙起草。而且这份述职并没有充足的根据来反映和分析状况。而且，这份没有秘书长授权的述职报告在大会上由日本作家堀田雄代之朗读，可堀田雄却无法对该报告的内容负责。

在大会的非正式会晤活动中，在晚上在宾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上，大多数作家都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这么一个秘书长如何能够组织、协调和总结的了两个大洲的文学运动阵线呢？他怎么能够像一个中学生一样对自己的职责这么漫不经心！非常了解森纳那亚克的人则耸耸肩说：“作为记者，森纳那亚克并不算很有名气，他更以精通商业著称。”

不得不说罗马会议通过的未来行动计划几乎完全未被实施。

也不奇怪在罗马时一些作家代表团曾发言表达困惑：继续把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设在科伦坡是否合理？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作为救世主的锡兰代表团团长，现锡兰作协副主席，列宁奖得主萨兰安卡拉·锡兰在大会上说的所有俏皮话。代表团与他会面，看到了这位大作家对恢复常设事务局工作的真诚的热切希望。

但是森纳那亚克先生依旧我行我素地看待锡兰作家和罗马亚非作家大会给予他的尊重…他继续做铤而走险的事情，置塔什干作家大会和罗马亚非作家大会的地位于不顾。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介绍这段历史是因为常设事务局的状况和秘书长森纳那亚克的行为给我们深深地上了一课。如果我们还珍惜亚非作家的统一，还重视亚非作家统一对建立法制世界的强大力量，那么我们必须从这一课中吸取教训。

一年后，欢欣鼓舞的森纳那亚克不允许苏丹文学组织代表哈米特埃尔-阿明出席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和执行委员会印度尼西亚会议。阿明被他人顶替。

这种分裂行为一直在持续。后来，苏联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全权代表被排挤出了秘书处。常设事务局逐渐成为了森纳那亚克个人和其私人朋友的俱乐部，成为了阴谋场。

随着国际形式的不断发展，作家责任感的不断加强，常设事务局的状况已经令人无法忍受，到了不得不还原事物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这种直接公正的对话就进行于不久前—在今年19号到20号在罗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事务局紧急会议上。

在该会议决议的红头文件上写着：“他（森纳那亚克）的确迫使秘书处陷于瘫痪境地，不经常设事务局授权批准就单独行事，且滥用职权”。

我们作为常设事务局和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聚集在罗马，在相互交换完意见后得出结论，在当前这种局面下起内讧简直就是犯罪的行为。常设事务局将设在罗马，秘书长职责转由埃及作家担负。只有通过上述这种途径才能把亚非作家阵线迅速带离死胡同。

这样的例子很多。众所周知，1962年罗马亚非作家大会曾授权常设事务局在亚非作家大会尚未触及到的地区开设委员会，以扩展亚非作家大会的联系，与此同时还要竭尽一切力量巩固已有的联系。大会还要求常设事务局应发挥协调各委员会活动、总结经验和推动文学作品经常性交流的作用。

1962年罗马亚非作家大会还建议常设事务局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集会。这一决议强调集体责任，强调最重要的问题必须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解决。但这两点恰恰是森纳那亚克最害怕的。在最近三年，常设事务局没有召开过一次集体会议，我们失去了共同讨论解决当前阵线中棘手问题的机会。

令人达到忍耐极限的事情是，他们竟然伪造常设事务局决议文件。由两到三名委员提出要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以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越南！

不得不说的是北京并不是个适合自由和友好地交换意见的理想地。难道真的有国家往那里派代表团？

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常设事务局本身就没有权力来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只有执行委员会有权力这么做。但是森纳那亚克已经习惯了独断专权，会议最终还是在北京召开了。顺便说一句，秘书长本人还是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显然，秘书长可没功夫管这个会议。他得忙着处理科伦坡的事情，他在那儿挪用公共资金三万卢比用于为自己的朋友建立俱乐部，他希望以后自己能够成为该俱乐部的所有者。早在1962年在罗马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他是个精通商业的人。无论如何，锡兰的作家们已经选举马尔京·米克萝莫辛格取代森纳那亚克作为新的领导人。

当卑鄙小人混入到了我们高尚事业的管理层中时那么他一定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好的阴影。亚非作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拓展和深化。他们大多数人都中断了联系。苏联出版的一篇关于最新的罗马亚非作家大会决议的文章中写道：“现任秘书长糟糕的工作表现以及锡兰中央对他拖延工作的忽视，再加上秘书长随心所欲地滥用职权，所有这一切已经令大多数作家深感失望，打击了他们对组织的信心”。

这种事情的确是发生了，现在我们应该用尽全力去挽回大家对组织的信心。当在罗马听到科伦坡组织副主席乌达肯达瓦拉·萨拉南卡拉的那句话时非常令人欣慰。—“我们锡兰的新作家联盟将全面支持您”。只有从萨兰安卡拉口中说出这话大家才乐于接收。他勇于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大声地谈论它。

今天六月许多亚非作家去了一趟开罗，他们说他们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失望。有一些作家对什么决议都挥手否决；另一些人则被催促着行动起来。应该不仅仅是讨论在科伦坡出现的问题，更应该找到振兴组织工作的道路。这个组织被要求用文学艺术手法来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斗争，为地球上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奋斗。

这样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了请求，请求它提议召开常设事务局紧急会议。寄希望于埃及作家完全合乎逻辑，且具有象征性。因为本在四年前我们就可以在罗马恢复那些被破坏的集体责任和集体决策原则。

十个常设事务局会员国有六个参与了集会。它们分别是：喀麦隆、苏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锡兰和苏联。每个国家都派出了自己的全权文学组织、作家组织。对！正是作家组织。

我一一列出这些国家是为了回应新华社编造的谎言。按照新华社的描述，好像我们不会谢绝不民主的印度尼西亚参加会议。在新华社看来，这是歪曲事实的事。他们认为真实情况是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向与会的所有国家发出了请允许其参会的请求并获得了批准。印度尼西亚文学联盟的主席西托尔·西托莫兰格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事实上这个信任案获得的结果却是拒绝。

我们作为常设事务局的成员，一致坚定认为亚非国家文学阵线只能由文学家参与。

现在，当紧急会议的工作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们可以说这个会议的召开的确非常必要，且不可拖延。我们一致惋惜在1962年的时候没有就秘书长问题拿出足够的坚定性。写作时，如果某一章令你很不满意，那么你可以重写它。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重新书写过去那四年的历史。

但有一些问题还来得及修正。与会代表一致决定将常设事务局驻扎地从科伦坡转移到开罗。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尤谢弗·埃莉西班被选为了秘书长。相信不用过多久，亚非国家的作家们就会感受到大会对自己国家文学命运的亲如兄弟般的关心。已经下发了一些文学出版物的摘要，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越南和苏伊士的诗集。现在正计划出版每月公报和文学季刊。

最近又出现了一些需要通过集体协商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开罗成立了负责组织召开亚非作家大会紧急会议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来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锡兰、印度和苏丹。…

我想每一位读我这篇文章的读者都能够明白我为什么不写棕榈、鳄鱼或是金字塔…

我们曾在罗马工作过。现在需要团结所有作家的力量，好让这项工作最终开花结果。

1966年

 

期待新的愉快的会面

 

众所周知，在创造世界文化方面，各民族的贡献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往往是不同步的。有一些民族苏醒的更早。这不仅仅是由地理条件决定。小国亚美尼亚就属于这类国家。在最古老的时期，在印度、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拜占庭处于繁盛的时期，亚美尼亚就开始了和他们不断的交流与联系。

在促进人类交流的国际关系当中，亚美尼亚留下了浓重一笔。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亚美尼亚人从没有下过骆驼。当西方民族还不知道通向“黄金印度斯坦”的路的时候，这个小国家的人早已经去过东方的许多地方。

总所周知，亚美尼亚人民不止一次经历了困难时期，这些困难考验了这个民族的勇敢和坚毅品质。亚美尼亚成功挺过了这些残酷的斗争。这个国家的民族自豪于自己能够在深山峡谷当中找到出路，自豪于自己能够在世界冲突的坎坷道路上准确地找到出路。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敌人，埋伏于前进的每一步道路上也无法摧毁亚美尼亚人民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承受过失败的痛苦。它摔倒过，但它会立刻在原地站起来，迅速恢复意识，毫不疲惫地巩固阵地，小心翼翼地捍卫自己的精神财富。如今，美妙的亚美尼亚音乐、歌曲、诗作和绘画已被世界熟知，传遍所有大洲。

1967年是亚美尼亚戏剧诞生的第2000年。亚美尼亚民族艺术史起源于古代。如果考虑到歌曲、旋律和诗歌的诞生要早于戏剧，那么很明显，我们兄弟民族的独特文化是如此的源远流长。读者们很清楚地了解苏维埃亚美尼亚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我只想提一提亚美尼亚诗歌和建筑的特点。这是艺术创作的腾飞，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色彩。

世界文化基金会的筹建并不是由你拿了多少来决定，而是由你为人类付出了多少来决定。在每一项艺术当中都应该包含独特的色彩、自己的声音和自己的心。因为你得益于世界文化，你从世界文化当中学到了和获得了不少东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你亏欠大家。亚美尼亚民族很小，但与此同时它是一个充满天赋的民族。从这一方面看，他们是值得学习和模仿的榜样。

亚美尼亚人无论是在何地何时都充满激情，生机勃勃。去年三月我和亚美尼亚作家联盟第一秘书爱德华·托普强一起去了一趟黎巴嫩。原来，在贝鲁特每天都出版十种亚美尼亚语的报纸。虽然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并不大，可是有十种啊！

在黎巴嫩首都的亚美尼亚中学里都会教授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同时还有一些针对中学毕业考大学的课程。没当我们同亚美尼亚代表聊天时，从他们的话语中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亲爱的哈雅斯坦（亚美尼亚）的绵延不绝的忧伤。

伟大的十月革命将哈萨克斯坦人民和亚美尼亚人民连为友好的一家。我们杰出的歌手乔哈尔阿尤和库利亚什成为了非常亲近的朋友。亚美尼亚人安巴尔楚米扬探索银河系的秘密，而哈萨克人萨特帕耶夫则探索地下秘密。我们两国的作家之间有着非常牢固而伟大的友谊。在哈萨克斯坦的有色金属加工和石油加工企业中工作着数百名亚美尼亚专家。哈萨克斯坦人民同样爱戴亚美尼亚人民的光荣之子米尔佐扬。在困难时期，作为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米尔佐扬展现了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和满怀激情的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形象。阿利扎普帕尔·阿比舍夫的剧本成功塑造了米尔佐扬的光辉形象，这部剧本也被翻译成了亚美尼亚语。

在最杰出亚美尼亚艺术和文化代表作巡展期，亚美尼亚人民给我们带来了大量优秀的歌曲、舞蹈、绘画和书籍等能够展现其民族精神的艺术作品，亚美尼亚人民拥有丰富的民族精神文化。虽然我们相隔数千公里，但是我们血溶于水，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我们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一起跳动。我们的首都、我们的矿工和有色金属冶炼工、我们的农民和畜牧业专家张开双臂，敞开怀抱来迎接来自哈雅斯坦（亚美尼亚）的使者。到处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真诚欢迎：“热烈欢迎亚美尼亚兄弟！”

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在巡演的最后一天，我们说：“再见了，我们亲爱的亚美尼亚兄弟！期待新的愉快的会面！感谢你们用那金光闪亮永恒的艺术带给了我们巨大的欢乐！”

1968年

 

 

我们爱他

 

哈萨克斯坦书面文学从探索字母开始。当时面临的任务是需要打破宗教障碍，在风格和形式方面创新书面方式，并且不破坏民间语言要素，另一方面，还要保留所有的民族特点，丰富、扩展并深化语言的积极力量。但这一切也不能解决问题。哈萨克斯坦艺术散文和诗歌的拓荒者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问题。哈萨克斯坦艺术家创作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恰恰发生在那个时候。更准确的说，他们不得不接受革命的改造，面对动荡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基础直到那时甚至都还脱离世界文明的平凡家园。

十月革命巨变的春风从北方吹到了哈萨克斯坦草原。这就是为什么像谢伊富林和占苏古罗夫这类的革命作家以及在他们之后的那一代作家，即我们现在称之为“老一代”的那一批作家最关注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方面积攒经验。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从不会放弃自己进步的特色，也不会在最求高人道主义思想方面做出退步。阿拜献给人民的普希金歌曲表达了对俄罗斯民主思想的敬意。瓦利哈诺夫与世界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友谊成为了最真挚情感的代表。认识和了解所有先进的、民主的和革命的事物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切事物都从俄罗斯人民，即别林斯基的人民、赫尔岑的人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民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当中孕育出来的。人民的血肉中都蕴含有创作的天赋，这既包括人道主义，也包括屠格涅夫的才华。屠格涅夫的巨大天赋的魅力无法评估。

我的一位老熟人，一个具有刚毅性格的退役士兵曾对我承认，每一次读屠格涅夫的作品时，他都能从中感受到激动人心的新事物，并且这种感觉从不会消失。

他说：“我非常震惊…哭了。在永恒的真爱面前我不觉得留下喜悦的眼泪是可耻的。”

我理解我的这位朋友。屠格涅夫曾是，现在也依然是纯洁、无私爱的歌手。虽然他的爱可能有一些悲伤，但是他一直没变的是对善良幸福，唯一幸福和人们高傲公平心灵的赞美和呼吁。

民族作家曾经会，将来也会站在涉及全人类的善与爱观念的顶峰。

没有必要再次谈论伟大作家的文学遗产。大家都对此非常熟知。这些遗产也在不断增加，不断成长。他很从容而又轻松地教导我们一个杰出的作家应该善于发现自然美，发现人的心灵美，发现我们身边所存在的东西。

人文主义者屠格涅夫善于用笔描述出那些他认为是罪恶的东西，比如：残酷、怯懦和装腔作势。

当我们想起《痛苦》这部愤怒与绝望，高尚与善良的衰歌时，我可不认为这是一部离奇的抨击愚蠢、妄自尊大和无知的批判性作品。

还有一点令我吃惊的是，屠格涅夫作为一位温和观点的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私人生活当中一直是直接或者是间接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表达了对先进革命主义的支持。他能够非常灵敏和深刻地了解和感受人民的语言。他发明的句词丰富了俄语字典。他表现出了完全相反性。说他是冷酷的虚无主义者和最温柔的嘟嚷者是没有根据的。

塑造强劲和松弛句子的修辞家与热爱这片土地的抒情歌手和屠格涅夫一样，他们首先是自己祖国的儿子。只有世界人民的好儿子才会热爱这片土地。

屠格涅夫是我最亲近的人和最亲近的作家。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哈萨克斯坦语。他也非常爱他的哈萨克斯坦读者。翻译工作是我们中学时候的技能。已经诞辰150周年的屠格涅夫像以前一样一直在帮助我们理解和揭开秘密。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俄罗斯文学伟大作家的话：“让我们向这位人类的朋友和兄弟，一直生活在我们当中的伟大作家致敬和献爱。”

1968年

年代与草原

 

我是怀有特殊的喜好读了这本书的，因为我和这本书的作者已经认识有40年了，并且我们同属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从事文学活动的那一代人。

我之所以怀有特殊的喜好读了《祖国和异国》，如果用一句老话来解释，那么还因为我自己非常清楚，每一本新书，每一次同读者的见面对于作家本人来说都是其人生和心中无法填补的部分。

在伊万·舒霍夫的这本新书里，我感受到了其中对写实性的追求。这一点并不顺应当下的风气和迎合当下潮流。

15年前，舒霍夫成为了首批进入荒地的人之一，当时荒地还刚刚开始开发。这一次经历对他来说是一次“创造性出差”，如果说的俗一点，就是“收集素材之旅”。作为出生在北哈萨克斯坦的人，舒霍夫很乐意仔细看看荒地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并把那里发生的一切变化同自己从遥远或者临近地区的所见进行对比。因此，书的一大节都是《祖国》这一点也不奇怪。若把书中对高尔基的回忆部分去掉的话，简直就可以称这部书为形象生动，情感丰富的北哈萨克斯坦编年史。

既然这是编年史，那么它主要就是围绕的就是时间。在这部编年史中我们刚好看到了哈萨克斯坦山村里迁进了一批哥萨克部队。我们对他们的痛苦和苦难感同身受。当听到斯托雷平的走狗在官方数据中指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罗斯大多数农民的经济状况都有所改善”时，我们异常愤怒。我们同日加洛夫（《冬日小说》）的后代一样，经受着革命复杂性的考验，我们艰难地驱赶走了从四面八方袭来的敌人，经历过暴风雨之后的村庄逐渐地平静了下来，在不同的风俗习惯下要建立另一种秩序其实也不那么容易，之后我们就成为了农业集体化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作者详细地记录下了这一切。大火烧毁了整个村庄。农民被纵火者镇压。这一切刚好被正在旅行的《穷人》、《仆人》报社记者伊万·舒霍夫撞见。当时是29年秋天，舒霍夫前往库斯塔奈村庄出差调查，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清楚农村通讯员阿列克谢·斯特伦尼科夫和年轻的女教师、共青团员列娜·甘琴科被杀的事情。

这几页我重复读了好几遍。读这些内容时，我的脑海中浮现了自己在那个年代，那些地区的经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只有我这个年代的读者才能够读懂舒霍夫的散文。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或者干脆就是年轻人同样把他的散文看作是逝去年代的见证。在这些逝去的年代里饱含对我们国家，对人权法制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

批评家渐渐开始就文学方面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弄清和提出自己的观点。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体裁的消除。事实上，比如《祖国和异国》这一本书就包括了描述、概论、回忆录、游记和诗歌等多个体裁，那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本书的扉页中给它下定一个具体的体裁呢？

它们之间好像没有联系，但集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整体。如果我之前提到过写实性，那么我在读小说《夜晚的暴风雪》时就感受到了那种无中生有和矫揉造作。

我认为在这一章里面大胆而真实地收录了《我的长诗》。它和概论及陈述部分参杂在一起，充当解释和补充作用。例如，在《金色日子》中，富农实质是纵火者，他们隐藏躲过了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之后为了报复，他们放火烧村。在《我的长诗》中，作者作为现实主义者有责任了解这一切并对这一切行为作出说明。他不害怕去观察那用主墙隔成两间房的平房的紧闭的百叶窗：

…是否到了卷起袖子的时候，

你应该一刀砍下去，

刽子手？！

对于这项充满夜晚恐惧的秘密工作，

应不应该举起纨绔子弟的冲锋枪？！

许多年后，作者以自己的名义，以自己这一代人的名义回忆起那个年代，当时毁灭性的灾难突然袭击了草原。

而另一场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同样成为了草原上最主要的事件之一：《祖国的烟幕》—这是一些由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在卫国战争时期写的信。作家并没有把这些信进行再次加工处理，在这一点上作家做的非常正确，因为加工后这些信可能就“走调”了，要知道，这些原信就是那个年代最鲜活的痕迹。

如果要分享我对《祖国和异国》这本书的印象，那么我更看重的正是《祖国》这一节。更别说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我非常熟悉舒霍夫在书中所描写的地点和人物，这些人和事总能勾起我的回忆，作者在书中表达的其本人对这些人和事的态度也感染了我。

书的第二节是《异国》。在材料方面与第一节相差甚远。的确，你应该试一试建起一座跨过大洋从北哈萨克斯坦草原通向美国的桥。舒霍夫曾经和苏联作家及记者代表团一起去过美国。

我本人就不得不经常出差。我非常理解进入另一种生活，了解它，理解那些与你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差甚远的人的关爱、开心、悲伤和希望是多么地困难。

舒霍夫在这一方面就做的很好。美国在世界上干的坏事都逃不过他的眼。但他也不会忽视普通美国民众的优点：他们热爱劳动，善于组织事情，善良。他们对苏联人的态度恰恰和美国政府宣传的相反。

关于伊万·舒霍夫的这部作品，我不打算详谈它的内容，我想谈谈它的流派并在此基础上就作者本人为这部作品创作所选择的规范来评价作者。

总之，这本书已经出版并与读者见面了。而对于作者来说，这本书已经成为了过去。他现在又有了新的想法。

总的来说，作家都不愿谈论自己未来的计划：因为计划往往是不能够实现的，但如果谁先说出来了，那么他就不得不努力让它实现，这就给作家增加了负担。

前不久和舒霍夫见面时，他对我说他正在写一部自传。那些草原和那些年代，那童年、少年和更成熟的年龄阶段，那些很多次的和有趣人的相逢…

有一些作家，他们的名字只要一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就能够立刻勾起我读这本书的欲望。对于我来说，伊万·舒霍夫就是这样的作家。现在我满怀期待他的新作。

1969年

 

 

致匈牙利朋友

 

向你们致以来自作家、科学和文化工作者以及自由社会主义生活建设盟友的问候。

向你们致以来自古老的哈萨克斯坦土地的问候。这片土地如今已成为了粮仓。早在2000多年以前，在这块土地上就已经生活着你们和我们的祖先。

向你们致以最诚挚问候的是我们曾经的哈萨克斯坦军人，25年前他们作为苏联红军把匈牙利从希特勒的魔掌中解救出来，并在这里插上了独立与自由的旗帜。

哈萨克斯坦向迎接节日一样迎接匈牙利文化巡展。这里主要不是在于那模糊的历史回忆，而是在于共同建设新生活和共同建设共产主义的兄弟情谊。

那些哪怕只是了解你们历史皮毛的一些人，了解你们多个世纪为自由斗争历史的人，了解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历史的人，了解真正匈牙利人民英雄的人绝不会对你们心灵的自我展现行为漠不关心。这些英雄创作了各种体裁的文学和艺术佳作。这些英雄主要包括：捷尔吉·多日、弗伦茨·拉科奇、约什·科苏特、诗人巴拉萨·巴林特、米克洛什·兹里尼、伟大的民主革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及他的同伴奥诺尼等人。

匈牙利语不止一两次遭受到了同化政策的影响。而继语言遭受同化威胁之后，匈牙利民族也面临同化威胁。你们的诗人一直是为匈牙利人民自由和独立拼斗的光荣战士，他们积极地捍卫匈牙利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我认为1848年革命的领袖裴多菲·山陀尔在众多民主革命诗人当中不仅仅是具有特殊地位，确切地说，他应该是占有领袖地位。他曾写道：

我准备用死亡的代价来换取爱，但愿意牺牲爱来换取自由！

大诗人的这句诗在我们国家老少皆知。这就像是在太阳光线下灼烧弯曲的鞭子不可能有两种解释。

伊列什、希达什和查尔卡等191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讴歌者如此紧密地和苏联多民族文学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每一个苏联读者都忘了他们是那个民族。

匈牙利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相融。它也同先进的世界诗歌相融。它同目光短浅、主题狭隘和崇尚旧传统格格不入。这一切都让你们的文学不只易懂，而且让我们的读者感到亲近。

或者是我们的读者能够像裴多菲一样理解这些诗歌的意义。

别为无聊的消遣歌唱，

不用去满足那些庸碌世界的要求！

诗人，当你拿起笔时，你应该准备好了建立功勋。

如果你想要讴歌自己的快乐和悲伤，那千万不要亵渎了珍贵的诗歌。

那时你的作品是否还被需要？

匈牙利诗歌、音乐和舞蹈在我们人民当中大受追捧。最杰出的苏联诗人都翻译过你们的诗歌。这些诗人包括：吉洪诺夫、马尔夏克、马丁诺夫、伊萨科夫斯基、楚科夫斯基和芙贝尔等。匈牙利的声乐作品也常常成为苏联最优秀演奏家的剧目。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来到了兄弟国家，我们和你们在艺术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方面是一致的。

我相信，你们的艺术巡演在哈萨克斯坦任何地方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分别之际，你们听到的不会是“永别”而是“再会！”。

1969年

 

他曾为诗人

关于他的种种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身兼共产主义者，革命战士，作家以及国家事务领导人等多个身份。他各方面都十分出色：面容端正，身形挺拔，衣着得体，谦逊优雅。他大大的眼睛表露着他鲜活的思维，而说话的嗓音及方式则体现了政客的热情和党的发言人的坚定。他便是这样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们，三个奥伦堡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恰好赶上庆祝哈萨克斯坦自治共和国教育体系建立三周年庆典。那时我们还年轻，心里充满对知识的渴望。十月革命给我们这片草原的人们带来新的生命。哈萨克斯坦民族，同时也包括俄罗斯民族的后代都在梦想着更幸福安康的生活。总而言之，我们这些刚刚才开始真正的生活的人，是被光明生活的高峰指引着。

也就是在那时，在我看来决定我和我同学命运的关键时期，我们听到了他的演讲。那天稍稍迟到了些，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向前探了探身，向在座的观众们说：

“在我们的革命火焰下，《马赛曲》已经被我们共产主义的伟大旋律——《国际歌》代替！”

他由自内心的声音响亮而又温暖人心。这句话满含着他难以驯服的气质，对人类的信仰和博爱，和对最高目标的坚定。

年轻的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谢伊富林如是说。

许多年后的现在，去评价他的艺术事业给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带来的贡献这件事已经变得更为简单，他是如何做到这些，为的是我们蓝天下的家园自由地获得一切物质财富所必要的东西。

正是那个时候他开始了这样的壮举。一切都显得不寻常，可以说，这是至高的荣耀。

会议发言人斗志昂扬。整场会议也像是暴风雨一样过去。甚至在大厅里都感觉到一丝戒备。人们聚集在一起。庆祝某个日期。节日。气氛很好。然后呢？很多人在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既定的、完全正面的世界里，并没有注意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谢伊富林一些激烈的言论正是针对他们。他寻找着这类人，声音没有丝毫颤动，这些语句中带着对革命带来的各种效应的批判。

谢伊富林并没有事先准备演讲稿。即兴演讲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人们的耳朵。他本人也正是坚持着这种列宁式原则。演讲人的语言（他本人讲俄语）并不十分讲究。有时他着重强调某些词，而说句子时则显得抑扬顿挫。即使这样，听他的演讲时如果完全放松，或是想要不被吸引，那也是不可能的。他用清晰具体的观点来说服听众，讲最重要的内容，且绝不偏袒任何人：不论是不是朋友，还存在着一些隐藏内心想法、却用各种方法尝试着行动的人，他严厉、毫不妥协地批判着这些人：

“对于革命来说最珍贵的不是那些走到半路就放弃的人，而是那些即使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坚定地追随它，但会一直走到终点，迎接最后胜利的人。还有那些在革命的过程中寻找到自己归属的位置，为了自己的利益坚持的人；那些团结一心，为了共同的事业做好准备颠覆历史的人！”

前排响起热烈的掌声和称赞声。紧接着全场的观众都鼓起掌来。

“同路人”，他们这样相互称呼。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临时政府从没有承认过他们，而是直接恐吓和尖酸刻薄地嘲笑他们。即使这样他们也泰然自若。谢伊富林毫无预兆地突然停止了用官腔说话，他的声音变得高亢响亮：

“你们不要用文化的话题来搅合我”，他用眼光搜寻着他想要找的人，“你们自己也不要蒙蔽双眼。五百只长角的家畜，对于挨饿的人来说可以救命的东西，却被你们当成结婚用的聘礼，还放任买卖妇女的行为。”

大厅里的人开始愤怒地窃窃私语。而那些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西装的人转了转眼睛，在问责的目光中隐蔽起来。而谢伊富林看穿了这些人，他抛出自己的怒火和蔑视的目光：

“关于全民文化，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关于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不是用粘土重捏，而是用智慧、良心、公正、对美的感知善良重建人类对世界的期望，而我在你们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这样的希望。鉴于你们的阶级局限性这也是不可能的。”

在即将开始自己绝对的攻击时，他突然停下了，阴沉着脸，轻轻地低下头，看起来像是反省自己的言辞激烈。此时他已平静、强忍着情绪，深思熟虑之后才开口。他一点接一点地指出，苏维埃政权给劳苦大众带来了什么。他说到苏维埃对人民的关心，对教育的公正，说到列宁签署的法令，以及他建立的第一所共产主义大学。

“大学和普通的中学不同。它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高等学府，思想先驱的摇篮。”

当表达完自己的观点，稍稍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带着有些哀伤的语调继续说道：

“不久前，也就是半个月以前我去了乌拉尔的日穆比京县城。我在那里看到了什么？想象一下，在乌拉尔斯克，中学二年级没有一个哈萨克斯坦族的孩子。几百个学生跟着不学无术的毛拉坐在又脏又暗的地上学习。我借着人民议会主席的名声才辗转找到日穆比京县城的领导，请他帮忙把三个哈萨克斯坦女孩送进中学里。她们三个去年就表达了想要上学的愿望。她们的父母不允许她们去，而县里的领导则不能‘欺负’女孩们的父母。这三个女孩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被卖掉了，而那个应该为了她们的幸福而奋斗的人，只是在婚礼时带来了彩礼。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解决。但这些问题都太复杂了。教育！”——他提高了声调——“这才是让我们避免一切邪恶的根源。最广义最深度意义上的教育。现在，”已经准备下台的他做了总结，“稍作休息之后我们会欣赏一场演出，是根据俄罗斯女作家安年科娃的作品改编的戏剧，讲述哈萨克斯坦勇士为了故土的人民而和沙皇主义进行的勇敢斗争。节目根据故事的主人公命名——贝克特。对于那些自以为是民族文化传承者的人，我想说：我们把头转到一边，以避免和真正的朋友接触是不可取的，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今天出席会议的还有孜孜不倦工作的扎塔耶维奇。他创作、收集了上千首我们的民族歌曲，或者说是最丰富的哈萨克英雄史诗。如果这些史诗并没有被收集起来，也并没有被俄罗斯学者巴托尔德、别列津、吉娃耶夫等人组织出版，又会怎样？”

这已经不算是演讲，而是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谢伊富林脸上露出一个微笑。他温暖的目光中洋溢着喜悦。这场演讲到此便结束了。他好像在人群中寻找着已经理解了他思想的听众。他对那些已经明白了的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跨越民族的友谊，十月革命鲜红的焰火下人民的兄弟之情。”

谢伊富林又重复了一遍关于《马赛曲》的观点：革命的真正精神蕴藏在《国际歌》中。

人们被这样的号召团结在一起，他们起身，唱起了自由、光明、和智慧的颂歌。谢伊富林也一起唱着。

这些画面我都十分清楚地记得，就好像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但实际上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又一年。

接下来的演出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人们都十分欣赏演员的表演。甚至他们的名字直到现在都没被忘记。马斯洛夫出演了贝克特，而扮演他妻子的则是比兰斯卡娅。剧本作者还出演了贝克特的母亲。

沉醉于这些不寻常的激励中，我现在才能毫不畏惧地把内心的想法说出口。带着对英雄主义的向往，我们回到了寝室。我们一点都不为那些被换成了入场券的袜子票而感到遗憾。

对话还没有停止。

三天之后我们又见到了谢伊富林。这一次是在报纸上，刊登了他对那场演出的评论。他不会错过任何可以帮助建立新生活、带给人们快乐、可以发展教育的东西。这就是他的本质。诗人、领导人，关心着人民不同的需求并为之奋斗。他热爱工作，因为他深爱并相信着光明的未来。

谢伊富林的时代是哈萨克斯坦曾度过的难关。这个共和国一天之内就为共产主义建设奉献了几百万卢布的财富。而谢伊富林是属于我们的，不管现在还是以后都会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就如同他生活在边疆建设初期的那个困苦的年代。

谢伊富林的时代代表着坍塌和饥饿。在这个时代列宁把猎人送给自己的500只野鸡转交给保育院，并带着这样的训诫：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在谢伊富林的时代，哈萨克斯坦每个民居里都栖息着无知、贫穷、物质以及精神的匮乏。

但这是个人们都敢作敢为的年代，为的是更幸福的未来。

谢伊富林心系民众，捍卫着过去的年代留下的遗产。他关心着刚刚起步的文学工作者们，对艺术保留着极大兴趣，同时也致力于发展国民教育和学术。他依靠人的意志和乐趣生活着。他的心灵纯洁柔软，只看得到这个世界最善良的部分。

他也许早就预见到了我们的今天。又或者当时就是他最先开始建设着未来。又或者，他看到这些是因为自己是个擅长梦想的浪漫主义者。他曾为诗人。

1969年

路上的遐想

我办公室的一片寂静和写字台上躺着的纸张并不意味着孤独。我思考我的生活，又一次遇见以前已经认识的人，然后如同一个普希金传记的编者一般，过去一点一滴在我眼前浮现……

这种心理状态还要源于在我的家乡发生过的一个大事件——她的五十岁生日。时间飞逝，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发生了太多改变，以至于我又一次带着不确定查看日历：真的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好像不久之前我们还是高尔基中学的学生，热烈地讨论着列宁在8月26日颁发的法令——《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自治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的决议》。当我再次看到这份报纸也是不久之前——带着岁月痕迹的发黄纸张。而在当时，还是1920年，纸上散发着新鲜的印刷油墨味道。

所有这些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事件和转变都不止是印在课本上需要背会的几行字，而是生活的页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现在已经无法去想象没有新城市的轮廓也没有工业基地的传统草原景象。中学所在地不远处的山丘也已经变绿了。这些山丘随着铁矿联合集团的运转逐渐变大。而卡拉干达矿井的锥形废石堆呢？在阿尔泰矿井忽明忽暗的灯光呢？还有拜科努尔——全世界第一个航空基地呢？

即使在哈萨克斯坦地图上随便指一下，也随处可见人民生活的可喜转变：这些转变蕴藏在在人们精神发展中，以及为生活而奋斗的过程中。关于这件事我并不会举具体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谷物、石油、化学工业、有色金属及煤炭、有机肥料、汽车制造……也许列举一下什么东西在哈萨克斯坦不生产反而简单得多。

但生活不会在原地静止不动，而那些在过去被认为是成就的东西，今天也会被看做是平常之物。而在前方，还会有新的高峰。

对于作家来说，时间和自己的创作，他的特征和自我标志首先都体现在人们的命运上。我就常常面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所构成的不可解除的锁链。而在我看来，对过去的反思完全不能和现在的行为脱离开，没有了它也就没有所谓现在。作家无法走出自己所处的年代。

正是这样，我认为很有必要说明，自古以来，从沙皇时期就已存在的游牧民族如何在自己的草原上寻找着新的道路，成为了铜矿和煤炭企业的工人；在这片土地上逐渐诞生了新的城市——卡拉干达。他们不易的一生，他们对自己家园的崭新理解，这一切都成为小说《苏醒的边疆》的基础。

并不是很久之前，当我在为一篇关于列宁给渔夫的电报的短篇小说搜寻素材时，我又一次地思索着人民的历史命运，这些人民分散在广阔的国境内，从里海岸边到高耸入云的山峰。我们都知道在那份电报中，列宁表达了自己想要帮助挨饿群众的愿望。而渔夫们重复着列宁说过的话，清晰易懂的语句，仿佛在困难时刻在祈求邻居的帮助。这就发生在昨天，不是遥远的沙皇，而是普通的军人在为人民着想。而这里——那样的信件，如同对亲人朋友一般的请求，正是那个年代的人们会看到的。

列宁的请求使得人们开始思考自身，感受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的的伟大。后来，在列宁1924年颁布的解决渔民基本器材问题的决议变得为人所知，这也用一种新的方式让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历史的长河中哈萨克人习惯了不依靠日期和月份度日，他们用百年来丈量时间。几个世纪在他们的土地上流逝过去，却并没留下印记。正是因为如此，那些最充实最著名的历史事件才在我们的见证下发生。我们，现代人，年过半百的这代人，亲身经历了我的故乡人民成为伟大国家一部分的整个过程。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清晰地设想了哈萨克草原的未来。他清楚地知道，人民有怎样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驱走压迫，带领大家走向自由之路。

我用思想者的眼光打量着哈萨克斯坦的辽阔……我在办公室坐下来，看着窗外正在掘地的拖拉机手，那片土地不久之前还是荒芜的；和工程师一起看到不久前刚开辟的石油井上的小孔，我们开心地笑着；和牧羊人一起回味那些旧时光，草原还是那个草原，头顶的蓝天和星星也一如往日，而人却在不知不觉地变化着。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变了，对自己在生活中担当的角色的认识也变了。

通过以上这些我只是想说，作家见证着人民生活中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变迁，这些变化首先便体现在平常人的身上。对于作家来说，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新方法、工业企业管理方法——这些都和普通人分不开。是人出于自身的心境、希望、痛苦以及喜悦完成了最伟大的使命。

作家研究着人们，和他们同舟共济，他们绝不会错过自己的角色该做的事情。倘若说到打井工人，作家不会不知道，他们在下井前一晚会想些什么，他们会担心器械发生故障，或者是发生事故。

即使这样也不能把作家想象成那样的形式主义者：必然随身带着记事本，一刻不停地记录着与他对话者的脸部特征以及身边环境的细节。完全不是那样的！作家需要的不过是和人们一起生活，去了解他们，就像你了解亲近的朋友一样。

我属于的这代人并不抽象地与谁比较，而是建立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因此我不能不去回忆，不去思考着时间的逝去。记忆的馈赠——是伟大的，是大自然赋予人们的。所有可以看到的，可以听到的，猜中的，在脑海中想象过的和感知到的，这些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生活。

我回想起13岁那年……想想自那时已经过去了40年就挺可怕的，但我仿佛看到我的故乡就在我眼前，并不是它现在的样子，而是过去的那个对于我来说弥足珍贵的地方，就如同青春对一个人那般重要。在寂静的大街上还矗立着那座对于我来说如同宫殿的建筑——哈萨克师范学院，民族文化的栖息地，在这里产生了各种创造性的观点，昨天还占少数的文化人在这里赢得景仰。那里聚集了人民的代表，被革命鼓舞和号召来的人，在那里他们规划着未来，才刚刚开始梦想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的一切。

我看到他们还在世。毫不费力就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感受到他们温暖的笑容。我自己的生命仿佛也在他们身上延续，尽管可能我还没来得及做完一切我想要做到的事情。今天在这个大厅里聚集了谢伊富林、迈林、占苏古罗夫、卡里贝克、拜谢伊托娃等……这些人我都认识。不只是因为我读过他们的书，看到过他们的作品被改编成的话剧。而是在我看来，他们就在今天与我真真切切地对过话。就在伟大的共和国五十周年庆典这一天，为了这个伟大的日子他们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在当初，我们的故乡还处在向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时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还仅仅是幻想——数不胜数的成就，艰苦的尝试，用我们不可置信的力量打败法西斯进攻者。是的，这些都已经是过去了，就如同现在，我们依然需要努力奋斗。

今天我完全可以想象谢伊富林、迈林、占苏古罗夫他们心中真诚的喜悦，他们的话语点醒了我们故土的人民去建立新的生活，他们的声音会永远存在在古老而又永恒的哈萨克斯坦土地上。

从哈萨克师范学院毕业以后，我也一直记着他们所作的贡献。当然，历史建设的洪流也会为他们喝彩。他们会骄傲地互相拜读对方的作品，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科学院设立的研究学院。人们或许会请求阿拜，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位伟大的诗人和启蒙家曾梦想过自己民族的未来。

在路上的遐想……这条路——本身也是喜悦的路，因为它又一次地让我经历过去的一切，也引领我去往未来。是的，曾几何时我们梦想过这样的城市——那里有很多孩子，还有为了他们而建造的宽敞明亮的学校；那里还有很多工厂，生产着人们生活必需品；还有安稳的房屋，喷泉，体育场和商店……

我听到谢伊富林的声音：

“辉煌的未来！”

他是个情绪丰富的人，并不会隐藏自己的感受，尤其是对于首都和国家如今容貌的感受。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已经说过，各位读者可以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许多国家大力发展的具体例子。但是，说起广泛的社会主义建设，说起新建的大坝，发电站，矿井，说起在草原上蓬勃发展的城市，还有曾经贫瘠的处女地……我们需要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什么、依靠什么我们才得到了这一切。

我常常需要出国，去过几次日本。那里不停地在建设，也建得非常好。但那里只有一种贫困，在于受苦的人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不现实的概念，他们只能在车床前或是田野中疲于奔命。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希望以及努力，社会却完全不会给予一点点关注。

当我观察“工作”这个词时也看到了同样的差距。在每种语言中这个词都有相同的含义，但在我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人们对于它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找工作”、“丢掉工作”……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都在担忧着这些概念表述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对于我们来说，工作为艺术创作开辟了广阔又明亮的前景，完成崇高的意义，并且给我们树立了更高的目标。

也许这么说会有些轻浮，但我们的一切都是粉红色的，这意味着安康。但我们同时也很骄傲，为十月革命，为共产党，还有多民族苏联人民，是他们完成了不平常的历史壮举，建立了自由平等的社会，确立了伟大的文明准则——“人和人之间不是朋友即是兄弟”。

我们这条准则适用于所有人民，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我们随时准备好为了自由和幸福共同斗争。

去年我的书《哈萨克士兵》被译成了越南语出版。它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就像常发生在作家身上的那样，书中的角色面临着遥远的征程，并和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用他们的语言交流。

卡依尔伽里·萨尔塔列耶夫，哈萨克斯坦的士兵，去往荣耀浴血的越南，去帮助我们的兄弟。在为了自己的权利与侵略势力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成为革命、勇敢、不屈服的代名词。一个普通的哈萨克青年成为了捍卫人权的士兵。当故土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不能够做到袖手旁观。我希望现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卡依尔伽里能够在越南讲述，苏联人民为了战胜法西斯也是牺牲了多大的代价。

对于我来说，中篇小说《哈萨克士兵》已经成为了复杂而深刻的现代问题的集合。当这本书问世以后，我不止一次地和书中主人公的原型人物相见，他们的面容里都满是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他有着和小说中角色一样的名字——卡依尔伽里，缩略成“开鲁什”。而他现在的姓已经变成——斯马古洛夫。并不是由我虚构出来的人物开鲁什一直挺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他如今生活在古里耶夫，做着最和平的一份职业——教年轻人专业技术，培养工人阶级的人才。

当得知了《哈萨克士兵》在越南问世的消息，开鲁什比我还要激动，并且问我可不可以在给这本书写序言的时候转达一下他的问候，还有他对越南兄弟获得最终胜利的期望。

他还说：

“我们有的时候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上战场：要么获胜，要么牺牲！如果有人认为用武器就能够强迫一个民族的人民卑躬屈膝地苟活于世——那他一点都不懂我们的世界。不管战役曾多么残酷，真理总会取胜！”

我只能把他的原话引用过来。但还想加一些我自己的话，当我思考着时间，我便会想起我们这一代的人，想起哈萨克师范学院的大厅，曾几何时那里聚集了智慧而坚毅的人们，还有民族文化的先驱者。而现如今，他们的身影在共和国随处可见。他们一直在这里。世界也在倾听着他们的声音。

曾几何时，在聚集了亚非洲众作家的开罗，我详细地讲到了奥埃佐夫，他的史诗级著作《阿拜》在许多国家得到发行。我一点都不掩饰我内心的骄傲，因为人们知道我们，在看我们的书，这些书都可以成为很好的例子。

应该要多方面地展示我们的生活，全面地、不回避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作为先驱人物战胜了这一切困难——这也就意味着完成建立苏联以及苏维埃哈萨克斯坦的伟大成就，并共同迎来它的50岁生日。

“我们一定会成功。”时至今日，列宁的这番话还一直指引着我们迎接所有的任务和挑战，这些声音会延续到以后，延续到永远。

人民的深厚友谊，互相帮助，以及对光明未来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可以战胜在通往共同目标的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

我们一直在前进，我们——还在路上……

1970年

 

国家的精神复兴

 

就在两周前，我们隆重地庆祝了人民共和国的生日，庆祝了哈萨克斯坦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成立50周年纪念日。

自1920年8月26日，人类社会和世界的伟大改革者列宁签署了法令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了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哈萨克斯坦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则俗语经过几个世纪保留下来一直流传至今。在列宁时代之后的五十年建设中，苏维埃的哈萨克斯坦所经历的巨大变革和取得的成就可谓一日千里。

鉴于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日益增长，哈萨克斯坦应敢于进步，要在这个迅速发展的人类社会中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们都共同见证了我们民族、社会和人民精神力量的飞速发展，也见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中民族、社会和个人的衰落，在那儿人只是机器的附庸。

在哈萨克斯坦这片伟大而又辽阔的土地上，我们民族在马背上书写了自己的历史，而这种习俗又被保留在了它的孪生姐妹—诗歌和音乐中。

因此，文学和艺术在人们的社会和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在了人们的精神价值中。

为什么我说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是伟大的，其中的原因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我们离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越来越近，当年这片土地上只生活着不到三百五十万人，而现在，这片土地养活了七八百万人。

哈萨克民族真正的精神复兴始于十月革命，勤劳勇敢的哈萨克人民积极主动地接纳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革命战争最前线，从沙皇俄国的最西面，到遥远的远东地区，奋战着上百位知名的和成千上万不知名的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儿女。

正是在这革命的巨浪中，诞生出了第一批被称作是哈萨克斯坦新文学的诗歌、歌曲、短篇小说和剧本。

革命刚一结束，有人曾说过一句寓意深刻的名言——俄罗斯人将改变世界。也就是在革命后，我们深入了解了俄罗斯的古典文学和革命文学。而正是通过与俄罗斯文学的交流，我们的文学日渐赶上世界水准。这种情形极大地帮助了哈萨克斯坦的文学创作者更快地掌握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创作的经验，寻找通往世界水平的文学创作道路。

首先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是文学、新闻学和音乐，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出现了戏剧艺术、电影艺术、绘画、雕塑艺术和建筑学。如今，这批文艺工作者正奋战在意识形态斗争前线。

现在，这些艺术领域的每一个工作者，甚至是文学创作者，都成为了自身领域的杰出人物——苏联和哈萨克人民演员，列宁奖和苏维埃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共和国奖获得者和一系列国外文学奖获得者。

在这些人当中，我想再一次强调一位早已离开我们的杰出作家奥埃佐夫。他不但是文学创作领域，也是艺术方面众多领域发展的领路人。正是他促使我们严格要求自己作品，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和思想。

我还想特别指出我们文化和艺术生活中一个可喜的现象——我们的老一代艺术家老当益壮，仍然坚持创作，他们都很高产。而我们的年轻一代艺术家成长得很快，比二十五年前的一代艺术家成长还要快。我认为这两个都是让人可喜的、肃然起敬的现象。

我认为，战后文化和艺术领域年轻一代力量的高涨，使得年轻一代成为我们所有创作组织的核心。年轻一代的作品不仅在共和国内，而且在全苏联都取得了当之无愧的声誉，甚至扬名国外。

契诃夫在读完柯罗连科的两部短篇小说后，曾说他在读小说时和读完小说后，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在读了年轻一代某些散文作家和诗人的某些作品后，我也想对他们说同样的话。只要一看他们的作品，就会感叹他们是精确地描写人物心理的大师，是巧妙运用分析和总结的大师。

哈萨克斯坦人民与共和国中其他民族的人民，团结一致，有一大批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和苏联其他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在创作。而之前说到的那些人，也是这个集体中的一部分。

应该这样说，这个大环境为民族之间文艺创作经验的交换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我们文学创作的不断完善。要想给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提高自己身的水准，光与自己民族的人比是不够的，还要与其他民族做比较。

而说到哈萨克的文学和艺术时，这些都是哈萨克文学和艺术精湛的有理证明。

我们必须知道，文学和艺术的完善是无止境的。我认为，过去我们对文学的见解和艺术思想的评判标准过时是合乎规律的，我们必须提高对文学作品，对文学评论，对委员会的氛围，特别是对苏联创作工作的要求。

我们用哈萨克斯坦语翻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党的著名准则并不恰当，甚至歪曲了它的意思，特别是它的后半部分。“自我批评”这个词的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说要“批评自己”。我举这个例子绝非偶然，因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并不是总能看见那些宝贵财产的真正价值，有时我们的创作会停留在过去的水平。

在临近共和国建立纪念日之际，首都的剧院，更不用说各个洲的剧院，都不能为我们的今天，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劳动所取得的成就编一个新戏剧，这难道值得我们欣慰吗？但我们更应该强调另一种能更准确迅速完成任务的艺术形式——电影。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的剧作家，作家联合会和电影工作者都应当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因为我们没能够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动员人们。

我希望，文联的领导们能像描述自己的具体成就，所思考的任务和问题一样，明确地在这次全体会议上阐述这个问题。

我们哈萨克的文艺创作联合委员会全体会议并不仅仅是为了共和国成立纪念日而召开的，也是为了即将召开的25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而召集。

所有的苏联人民都在用自己高昂的劳动热情来迎接这次会议，社会主义竞赛的旗帜也被高高举起。毫无疑问，随着劳动热情的高涨，在哈萨克的农业、工业、科学和文学领域都将会召开各行业的代表大会。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论是联合会中的成员还是独立作家及艺术工作者，都是有一定的名望的，但我们不知道实行的结果会是如何。在过去，文艺创作者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都是描写光荣的现代人，描写为国家生产煤、石油、金属和面包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然而，就直接准备代表大会而言，这种反映哈萨克斯坦人民的英雄与勤劳的生活的作品还是存在着问题。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艺术描写手法所补充，如纪实、摄影特写和政论文章。在大会召开之前剩下的这段时期，应该组织作家和文化工作者进行专门的外出，通过这次出行，使得他们能更加全面地展示共和国人民的勤劳面貌。

希望联合会的领导们在全体会议上说出自己对准备迎接第25届党的代表大会的具体措施。

1970年

 

我能做什么

 

草原上天亮了。就在刚才，黑暗还笼罩着山岗和低地，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突然，地平线处出现了微弱的亮光，一开始只是一个发青的小圆点，后来逐渐变得耀眼明亮，精神也为之一振。明亮的早晨来了，它有如往常一样宁静，生机勃勃而又辽阔。

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我们的国家和哈萨克共产党将庆祝自己的节日。我们伟大而又繁荣的国家的所有人，都应公正客观地看待自己然后扪心自问：我能做些什么？我们还来得及做什么？

我们不应只关心报告上的数据，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社会取得了哪些重大的改革成就，我所说的是物质和经济方面的成就。但是也有些现象是不受一般标准影响的。当然，共和国科学院、大学、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中学，都各有各的看法。但这诚然是我们民族文学精神层面的成长，繁荣。现在的我们的文学更准确地说，是多民族的文学，仅凭个人的力量难道可行吗？当然不，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办到。

我们所从事的一切都必须从基础知识开始。剧院和戏剧创作艺术水准要提高到很高的水准，他曾在破旧的棚子中创作。穆赫塔尔奥埃佐夫曾在只有两面的破帐篷中演出，一边是舞台，另一边是观众。作家、院士穆卡诺夫到十七岁还不识字，而现在他的著作闻名世界。

伟大的阿拜深谋远虑，他思考着祖国的未来，希望死后哈萨克能与俄罗斯建立起友谊。他曾说俄罗斯将改变世界，当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不可能预测到他去世13年后将发生什么，而在俄罗斯，从贫苦的农村到辽远的边疆，社会主义革命之火熊熊燃烧，社会主义之光照亮了整个人类社会。

杰出的启蒙教育家阿尔滕萨林，难道他的活动不是与乌申斯基先进的教育理念紧密相连吗？在自己的著作《吉尔吉斯文学作品选》中，阿尔滕萨林完整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那部文选也正是哈萨克艺术散文的开端。事实就是，哈萨克斯坦书面文学的形成与阿尔滕萨林这个名字密不可分。但这已经是他创作的最高峰，他在创作方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他翻译了许多克雷洛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

脱离苏联这个团结的大家庭，仅凭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可能做出哪怕是现在的千分之一的成就。我们的同胞之情正体现在这里。我们的精神与思想，正是在困境中，在保卫苏维埃祖国的斗争中，在可喜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诞生的，我们的信念更加坚定：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列宁的政党所选择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政策，也是造福全体苏维埃各族人民的方针政策。

我曾经出过国，也去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我不会拿他们某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标准来比较。我不能把两个相差如此之大的世界拿来做比较。

但要说我在那些地方的经历，可以说有些让人失落迷惘——没有人需要你，就仿佛在命运的浪潮中飘荡，不知道自己会被浪抛向何处，谁也不会对你的去向感兴趣。

我们是不习惯那种生活的，也不可能习惯那种生活。我们的苏维埃集体主义是与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道德完全相悖的。共产主义理念与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的阐述是完全对立的。个体——这并非是一个抽象的，非阶级的概念。无论是百万富翁还是失业者，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如果把他们混为一谈，就有如为自己找遮羞布，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无耻的亵渎。而我们则真正了解个人的价值。

我们并不是不存在问题，只是我们一直在追求更好，而不是在商店中淘一些小商品。

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文学达到了一种阿拜难以想象的高度，另一位哈萨克的杰出儿女奥埃佐夫被人们赞扬，史诗《阿拜之路》名扬国际，为它的作者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它是由俄文译本闻名的，安娜尼古拉斯卡亚和索博列夫是俄文版译者。从这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友好传统，这也正是祖国杰出儿女阿滕萨林、瓦利哈诺夫和阿拜库南巴耶夫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十月革命解放了哈萨克斯坦，使哈萨克从沙皇俄国的殖民压迫中挣脱出来。70年代的年轻人，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人，他们在鲜红的旗帜下迎接我们今日建设的未来。

精神的追求要建立在良好的物质基础之上。现在我们有出版社，有文艺杂志。比如某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十六万册；我们作家的作品吸引了国内外数以万计的读者；我们的戏剧家凭借自己的作品在舞台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我们的文学现在所达到的高度，使我们能够看见曾经觉得一望无际的远方。人民的创造力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要表现出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对我们苏维埃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个多么光荣的任务啊。

这就是我在这个盛大节日里的思考。在这个精神高涨的日子里，该做的你都做了吗？你能做什么？是不是还能做更多呢？

1970年

 

关于传统与革新的一些话

 

当我在这儿，在德里，思考自己的发言的时候，站在这么多亚非国家的作家们前面，我似乎不得不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分享我多年积累的苏联人民文学的经验。

亚非国家的社会和人民自由革命的胜利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这些民族的人民、先进的人民最快找到适宜的发展道路，促进文学文化繁荣。同样的他们在必要的阶段自然也会碰到一系列矛盾问题需要不断去解决，以保障自由选举的道路。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刻，所以我认为，传统与革新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而传统与革新又与文学与文化整体上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以我就想讲一讲这个问题。

革命胜利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是个巨变的时代。每个民族不可避免地审视着自己的过去——这是必要的，以便认清未来的路，对道德形式和文化价值重新估值。

世上的语言千差万别，但是孩子的第一个词一定是妈妈，母亲养育了他，替他担心，爱抚他，教育他。成年人正是这样打破了阶级的枷锁，想着自己的祖国母亲，人民，和民族特殊性——想着那些和他们一样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们。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体现了那神圣的感觉。

但沧海桑田，时光无情，一去不复返。那些没发现这些的人都面临着巨大危险的威胁.....难道应该夸大这份对于民族性的关注么？只是民族性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立刻就在时间和空间上凸显了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妄自尊大，自我孤立，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灭亡。高尚的人们极力回到自己的民族中去，以强行驱走殖民主义文化价值和在民族孤立的狭隘框架内固步自封的趋势——没有任何的普遍性。甚至背道而驰——完全属于另一种文化。

我是哈萨克斯坦民族作家。一生经历过许多，从自己的经验和同志们的经验中我知道了很多关于文化发展以及促进我们的文学增长的事，我所说的文学，其实指的是整体的文化发展。基于此，基于我所经历过的生活，我认为我有权说，在民族的各个发展阶段，远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在文学文化、人们的生活面貌以及他们的行为上跨过自己的时代。

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他们都经历过这些事，请你们不要看起来大惊小怪的。他们在我看来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尽管我讲的都是些最日常的琐碎东西。我的远祖是亚洲大草原上的中亚人，无时不刻不在发明非常有用的东西，就像事先知道的一样，那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圆形的毡帐篷、衣物、裤子等等。皮裤子对于游牧远程迁徙、奔跑和撤退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而帐篷对于中亚人和牲畜来说也是不可替代的。

如此一来.....我们愿意提供帐篷作为哈萨克斯坦现代城市建设的基础。（尽管一到夏天我更愿意来到草原上换掉自己的城市公寓，和牧羊人一起住到帐篷里。）

另一个事就是裤子的事，我准备用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裤子”来称呼它。除了少数类似于苏格兰人这种人之外，裤子征服了地球上的所有的男性居民。此外，今天如果把眼光投向那儿，从德里到巴黎，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我们可以发现，裤子在地球上的女性居民间也拥有很多崇拜者。独裁者走了，沙皇倒台了，裤子却留下来了。

如果话题谈到在文学文化方面的具体性的时候，我并不怕被冠以轻率的罪名，当我准备对照着这些现象，指出事情所处状态的时候。马克思说过：“阿喀琉斯在火药时代是难以想象的！”同样的，我们这个时代恰卡祖鲁皇帝和成吉思汗都是无法想象的——不管是以自己的形式来，还是有所收敛。

亚非国家的人民文学在今天这个时代有着自己的发展，取得的成就参差不齐，他们有着不相等的经验和不一样的传统，所以这都是合乎规律的。我们所有人的最主要的任务，在我看来，是为了我们能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在于这个或者那个年轻的文学得到那些发达的已经度过这一阶段的文学的帮助，渡过那不可避免的阶段。这儿就自然而然地出现来了关于多方文化交流的必要性的问题。并且，这并不是和老师们模仿的事，而是要拥有先进文学的经验。

我坚信只有这样，民族作家才能找到真正的民族传统并且能够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作品，那些值得读的作品、人民的作品、建立自由平等新生活的作品。19世纪的伟大作家们没有一个不羞愧地宣称，他们向自己的伟大的同时代人学习过。（还记得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来自果戈里的《外套》。）

回想起哈萨克文学走过的路途，我这么说并不感到羞愧，我们的散文和戏剧是在托尔斯泰、契科夫、巴尔扎克、福楼拜、果戈里、高尔基、泰戈尔、鲁迅等人的有益影响下诞生的。我还能在这清单里说出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

但是也不应该忘记，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应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面容和特点。纯死板的毫无创新的照搬到别的土壤里，就算是再天才的成就——那也是平庸的模仿。它不仅会阻碍这样或那样的文学的正常发展，而且将完全失去它（民族性）。这样的话就可能对整个世界文学带来重大损失，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丧失不少民族独特性。而这种危险一旦出现，就必须预料到一边避免那粗暴下流的现代化的统一影响。

关于这点要牢记，因为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有一种标准化、统一化、同一的思想。我们应该把这些弄清楚：在工业、城市和道路建设方面它是极有益的，但是在现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它确实致命的。统一人们的个性，这将扼杀意志，扼杀自由的心灵，培养顺从的命运。所有这些都是顽固地从殖民主义那边传下来的。迫不得已抛弃自己以往的统治者，但殖民主义极力留住自己的上帝，自己的摩登以便别人模仿。

作家的任务，我自己认为是孜孜不倦地为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民族的独一无二的个性斗争，围棋独一无二的思维形式作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世界文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感觉、心灵或者一个民族的表达，对于传达所有地制度和思维形象来说世界语都是没有用的。

不同的人按不同的方式生活，今天在各种简单的语言中获取等值的理解——祖国、面包、孩子、母亲、工作、爱、平等、公正......然而地球上的所有民族的语言都可以表达这些东西，只有这样，所有人都能理解，并被所有人接受。

1971年

 

苏醒的边疆

 

我的童年是在民间壮士歌的世界里度过的。我非常喜欢听这些叙事诗歌，自己也兴致盎然地讲给人听，并且整篇整篇地背诵这些诗歌。

我喜欢看着天空，揣测着那云朵会给我送来白色的赛马，红色的骆驼和卷毛的羊羔。

我看见过来自俄罗斯中部的移民者如何来到我们的草原，看见过他们如何因饥饿而死亡，看见过那些牧民们如何自己半饿半饱却还要帮助俄罗斯和乌克兰家庭，看见过牧民们在可怕的饲料荒之后如何都进了卡拉干达的矿井。同样的诉求和同样的利益让矿工的后代们聚到了一起。老人和勇士是我的小说《苏醒的边疆》中的主人公。他们成了搭档，伟大的无产阶级友谊在卡拉干达矿井中产生了。

在写我的第二本书《苏醒的边缘》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到过卡拉干达和哈萨克斯坦北方的许多工业城市。以和我小说主人公的原型们会面。他们中有些已不在人世了，许多你也早已经退休了。现在卡拉干达的新产业管理着他们的儿孙们。他们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工作。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时，卡拉干达将会迈出怎样的一步啊！出现了新的企业，把额尔齐斯河水通过管道引到卡拉干达。在卡拉干达新的五年计划的设计指令里，屡次提到建立工厂以提高炼焦煤的产量，建立以冶金联合工厂为基础的工程，在新卡拉干达水泥厂投入新的生产力生产水泥，橡胶制品工厂停止生产。

在苏共二十四届党代会上制定的设计指令里边强调：我们共和国在这个五年计划里工业产量总量将增加57%-60%，这将为未来电能、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燃料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制造、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只有苏维埃政府能让人们长久以来的路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

我着眼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在我自己的新书里边，我讲述了新时代的新英雄。

 

1971年

伟大的遗产

并不是每个艺术家在自己生活的年代都会面临一个历史任务：反驳整个思想、准则体系，而这些准则已经被实践检验，且已经存在了几百甚至上千年。

也并不是每个艺术家都有机会在母亲的腹中就准确无误地感受到生命的脉搏，一个来自尚未降生的新生命的不断的跳动。尽管否认已存在的，或是使用新的道路以到达新的地平线，要求艺术家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思想和意志的集中。

确实，时代的召唤作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报信者，对于所有人来说表面上听起来似乎有些孤独，在无数有着细微差别的声音中被粉碎，词语和片段都被不同的艺术家以不同的形式接收。这里就需要与生俱来的最灵敏的听觉和最深刻的内部视觉。所有这些特质都被一个哈萨克斯坦诗人、思想家全面地掌握，他同时也是灵敏的历史推动者和自己民族人民渴望的倾诉者——阿拜·库南巴耶夫。他的名字从诞辰以来的125年一直被我们多民族的苏联所赞颂。

马克思曾表达过文学内心平常的不平凡性。就像我们生活中也常见的，一个诗人，哪怕站在你身边，和你走在同一条大街上，内心也处在久远的过去。我并不是带着埋怨的口气来说这句话的。在成百上千的民族口头文学作品中，世界名家的语言和童话在世界作为人类思想的浓缩，智慧的精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多被保留了下来。难怪伟大的戏剧作家莎士比亚不止一次地描写过发生在他生活的年代之前1700-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他的这些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在世界舞台上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诗人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陷入痛苦，因为他把过去当成是现在以及未来的镜子。

幸运的是，相反的情况发生的频率更高。诗人在现在看到别人都没注意到的属于未来的事物。对于他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了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如同在同一个社会和个人发展链条上的层面。

他在否定一切的条件下看到了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也就是生活的紧箍决定了行为，也毒害了对于他来说是现代的社会和人。他根除并毫无怨言地埋葬了他赖以生存的一切。他成为最广义上的战士。这样刚强的战士却有着最复杂的内心世界，他身处为内心和人的心灵而战的最不公平的战斗中，也就是为了真理和本质的斗争，他就是伟大的诗人、教育家阿拜·库南巴耶夫。

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说过的伟大的真理，“历史发挥最基础性的作用”。孤军奋战的战士并不承担着所有的义务。如果不对阿拜·库南巴耶夫所处的时代有粗略的认识，不对封建主义有一定了解，不对哈萨克人民时代的精神力量有所感知的话，他本身的行为及观点也并不那么容易明白。

我们知道，哈萨克人民自古以来就占领着辽阔的土地——从卡斯皮亚到阿尔泰，从乌拉尔山到阿拉泰。他们有大面积的湖泊，著名的久远历史，有分布在水量丰富的河边绿洲的游牧文化。一年内他们不止一次地在这里点起篝火，举行为期许多天的节日庆典，庆典上会包含骑马、摔跤和射击比赛，歌咏、写诗竞赛。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比赛体裁，和丰富的哈萨克诗歌。

在历史上的几个世纪以来哈萨克的草原不止一次地受到过亚洲其他民族的入侵。而在这些时期哈萨克人民也不止一次地英勇击退入侵的军队，解放自己的故乡。这样哈萨克人便在真实抗敌事件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大量英雄史诗。并且有必要毫不谦虚地说，哈萨克人民英雄史诗的数量在全世界来说都数一数二。

这就是十九世纪哈萨克诗人的民族背景之强劲，这些诗人中也包括阿拜·库南巴耶夫。

在阿拜·库南巴耶夫生活的时代一些经典名家的作品也有一定传播，比如中亚和阿拉伯的一些诗人。与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一样，喀山和喀什肯特也不断地出版了用广泛接受的阿拉伯字母书写成的被译成突厥语的几乎所有基本作品。尽管那个时代打印出来的文字拼写不像现在这样严谨，但说突厥语的人民还是依靠原文就互相看懂了对方的作品。有一种现象也开始变得普遍：草原居民从集市或交易会上离开时，也不会忘记顺便买一本诗集带走。我们这些出生在世纪初的人，每个草原居民都会有各自诗集作品的藏书——基本上是哈萨克的英雄史诗和中亚一些伟大诗人的作品。而阿拜本人以及其他现代作家的藏书则以及装满许多柜子了。

年轻的作家阿拜·库南巴耶夫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首诗时，并没有像许多其他诗人那样先歌颂上帝，而是献给了自己的老师和东方的其他同胞民族作家：

费祖利，沙姆西，塞哈里，

纳沃伊，萨基，费尔多西，

浩沙-哈菲斯——是你们

帮助我在诗歌中

找到了自己

在阿拜·库南巴耶夫的成熟期，也就是19世纪最后25年内，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和乡村中涌入大量俄罗斯印刷品。阿拜·库南巴耶夫成为谢巴拉金斯克城最常出现在图书馆的人之一。这一非凡的事实被一个偶然拜访图书馆的游客——美国记者柯南捕捉到，他听图书馆管理员莱昂季耶夫说，阿拜·库南巴耶夫勤恳地研究着被译成俄语的西方哲学著作，并和莱昂季耶夫就《欧洲历史的理性发展》这本书畅聊了一整晚。

这个版本的翻译有大量可供查证的原文“散落在各处”，也就是说在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民主思想作品进行翻译的代表人物——大约六十人左右，阿拜·库南巴耶夫在其中就找到了十几个朋友和志趣相投的人。

这是诗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俄罗斯的印刷出版物为他打开了通往学术研究、现实主义诗歌和对世界先进思想的大门。

毫无疑问，通过这些象征拉丁文的藏书和对民主译著代表人物思想的总结，诗人得以进入大学高年级学习，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以及不仅是自己诗歌的主要方向，更找到了写诗的目的——在人民及社会生活中的爱国诗人。

通过学问来了解这个世界，自己民族对于最广义的教育及文化的熟悉，和对晦涩哲学的循序守旧、不学无术以及落后作斗争——这边是诗人为自己设立的生活目标，于是他二度拿起了笔。

—俄罗斯人洞察到了世界！—他说出了自己这句著名的话，并呼吁自己民族的人们与伟大的俄罗斯族建立深厚友谊。以此为条件，那些曾经以及熄灭的又重新燃烧起来，哈萨克人和其他民族开始了反对俄罗斯沙皇专制的民族解放斗争。

沙皇俄罗斯时代，在对未来命运的预见中以及正常发展进程中，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阿拜·库南巴耶夫不仅对于自己的时代是一个例外现象。他给出了对一切黑暗的解决方法以及对莎士比亚问题“做还是不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个解决方法和答案都呼吁与新的俄罗斯建立友谊。

与之相联系的我还想举一个与世人私生活相联系的例子。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阿伯特拉赫曼和马卡维雅送到圣彼得堡的军官学校，而他的弟弟哈里尔·库南巴耶夫则毕业于军官学校和米哈尔罗夫炮兵学院。

这就是阿拜·库南巴耶夫诗意生活的往事，民族诗歌背景，以及是怎样和高尔基一样自学成才。

伟大的创造者以及哈萨克文学语言的教育家阿拜·库南巴耶夫真正进入了成熟期——35-40岁。他成为充满爱国责任感的诗人，却从不怀疑在他的年代需要承担怎样的历史任务，他民族的历史和命运。他如同新时代的智慧以及呼唤，不仅依照形式，也依照内容愤怒地抨击着已存在的事物。

在后来的阿拜式诗歌中，在新的春天的绿色噪音中，宗教烦琐哲学，一切原始的和廉价的、公式化的东西——轻浮和愚昧的产物最终都彻底消亡了。历史上口头诗歌和书面哲学作品在草原上得到了基本的净化。阿拜净化了天空，空气和为新诗歌、学术和艺术提供养分的土地。

他刚强地抨击了现在和过去的诗人作品内容的空虚，形式上的公式化。阿拜要求诗歌的每个部分都有机地结合。人们曾说他无出路，必将灭亡，比起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他只是在感怀过去。当然也有一些现代作家实际上并不属于这个时代。而智者阿拜·库南巴耶夫十分了解事情的本质：“没有什么不会消逝，没有什么不会改变”。

为了公平，有必要说明，有时作家脸上会产生令人伤感的回忆和年轻时光流逝留下来的阴影，可以叫它“草原的辽阔”，许多放牧、打猎歌曲，冬天的凛冽之美，以及春天的可爱。但世间万物总是不断被取代。他享受过贵族生活的可爱，和草原生活的辽阔。他体会到了让别人卑躬屈膝的荣誉，还有无法左右的改变。

由于他的智慧和个人魅力阿拜·库南巴耶夫可以被称之为全省第一。确实，他受到了省长的表彰。但他拒绝了这一切，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并不是对生命的放弃，相反，这是对高层社会空虚生活的脱离，去往一个鲜活的实际的世界，代替那个年代的广播、电视节目，戏剧和电影，宣传和痛苦。整套社会、教育、先进的思想阿拜也一起带走了，这并不离奇。他的每一句诗都充满思想，多方面的对智慧和人心的显露，这并不是偶然。这里体现的并不仅仅是诗人的爱国心，更是对生活中财富再度定义的智慧。

从阿拜的青年时代到成为东方伟大诗人以及一个成熟的人，过去了整整二十年。当他带着崭新的看法再次拿起笔开始创作，他已经不朽。并且在我看来，当他开始创作，完成永存的诗篇，这也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

而诗人给我们留下的一切高水平诗作，教育读者的或是人道的，提出要求的或者是强势的，正是从这个转向现实主义的转折点开始的。

阿拜的文学生涯太短了——只有大概25年。他在这段短暂的时光里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用了整整五十年都没有全部研究完。他颠覆了人们既有的对世界本质及文学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理解。伟大的教育家和诗歌语言的改革者阿拜将剩下的生命整个交给了这份伟大的事业，为了让文学语言成为一个社会人接受教育的媒介，这才是诗歌首要的意义。

阿拜为了诗歌事业的完善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指导着新的诗歌形式，并致力于诗歌语言的准确、多样化研究。他对诗歌语言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要遵守响应的准则。他的新观点准确又简单，以至于直到今天，包括天赋极强的诗人在内的现代作家中都没人能够超越他的思想。革新家阿拜的诗歌不依靠某些伪科学的诡计，不玩弄转变和同音法。他的每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都呈现出简单、真实的特点。作为来自大自然的返璞归真的诗人，阿拜从迷信和模仿中解脱出来。当阿拜向世界呐喊出自己的著名诗歌《诗歌——语言之王》，他无疑宣布了这种诗歌的诞生。

哈萨克斯坦和莫斯科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和作家为了收集和恢复阿拜的作品付出了不少努力——出版完整的阿拜作品集，并在书中加上作者本人给出的注解，编撰了阿拜诗歌语言词典，等等。但是，在我看来，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完完全全理解这位革新家的思想体系和变革之处。这里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妨碍便是词语“形式”和“改革”互相的棱镜反射关系。一些学者并没有在于内容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研究阿拜诗歌中的这些新形式。

与此同时阿拜的改革并不强调装饰，而是将诗歌改编为乐曲，包括以上所说的，以及诗歌语言中所有成分结构上的一体性。他的改革——是从容不迫的一边倒，是不断增加的韵律以及逻辑重音和口音，也就是诗歌激情、可塑性以及冷静的合成体，通过韵脚并不能体会到内容的深刻含义。在这个意义上说，阿拜改革的力量和本质便在于在诗歌语言的完善过程中建立根本的转折。

每个人都清楚，每个民族文学语言的完善要靠的都不只是某一代文学工作者在不同领域的系统性努力。而哈萨克斯坦文学语言的奠基人却不得不独自为了这个事业献身，要在自己的经验下无误地调整接下来的工作方向。

之前我已经提到过，阿拜在成熟的年纪重回文坛，在他通过俄语广泛了解世界文学、哲学时，他同时也在了解着美学。索克拉特、阿里斯多杰力、普拉东和阿布阿里伊本辛对文学和艺术的观点，简单的说是三位一体理论，他通过突厥语的出版物而有所了解。关于这一点阿拜在自己的《索克拉特和学生阿里斯多吉姆的对话》中以及杜阿尼十四世纪的一些哲学文章中得到证实。

对于我来说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时期作家首要的研究对象便是雅致文学以及它的不同时期。诗人极其深入地对普希金、莱蒙托夫、克雷洛夫的诗歌，托尔斯泰、果戈里、谢德林、屠格涅夫一起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研究。他毫不客气地抨击了与自己同时期不认识托尔斯泰和谢德林大名的现代作家。通过俄语译本，作家很广泛地了解到了英式和德式诗歌，以及法国式长散文，这些都成为阿拜文学生涯永恒的研究对象。

每个时代的大多数诗人的本质都是毕生学习对所研究对象的批判眼光。智慧的阿拜也坐在矮圆桌后面，拿起笔开始书写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便再也没有关注过东方诗人，在以后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些这类作品的特点。

他高度评价了伟大诗人——费尔多西、内扎米、纳沃伊、萨基以及其他一些作家，一直对他们表示赞扬，但时代需要新的歌曲，现实主义的歌曲。尽管阿拜的一些不太成功的译文让他成为了一位保留了中世纪大家风范的东部诗人。阿拜带着对所有翻译家和推广家的崇敬的谢意，而我对此表示不赞同。

阿拜深深迷恋着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伟大诗篇。为了传播这种迷恋的力量，我想要认真地向各位读者提一个问题。您怎样对待最喜爱的数和最爱的作家？我看来，它会在您的桌上，在枕头边，当您和别人聊着电话时就放在您面前，它一直和您在一起……

阿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下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作品，他真切深刻地和他们交往着，这种深刻的友谊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他是由普希金发起的诗人协会具有良好资质的成员。

阿拜带着热爱认真完成的一些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作品的翻译，不能说是偶然的。经过翻译的诗属于哈萨克诗歌，而且和阿拜自己的作品风格很像。

在东方作家中阿拜是第一个把普希金伟大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哈萨克语的人，而他做的这一切都并没有酬劳。

阿拜是他所翻译作家的敌手，这其中包括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他深入到作品的内部精神中去，深入到他诗歌的层次中，作者思想层面以及每个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他尽全力，为了被翻译过来的作品不带有异乡气质，而是能带有民族诗意。

这样，在革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草原上的人们唱着塔季扬娜·普希金的歌曲、莱蒙托夫《争吵》、《捷列卡的礼物》以及歌德的《山顶》，同时还要阿拜本人的作品，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还有，《叶甫盖尼·奥涅金》被多位哈萨克诗人译成了哈萨克语，但阿拜的版本在很大程度上说都是不合格的。时间会给出公平的审判，但第一位也还排在阿拜后面。

在翻译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作品的过程中，阿拜同时也在研究着先进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基础，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研究这些对于当时的年代有些过于新潮的民主革命哲学思潮。关于这点，他的社会观点也在自己的诗中有所体现。

这些思想使他不至于落尽中世纪作家们的旧路上，也阻止了他去模仿。他们的思想与世人的本质并不符合，更别说与他的思考方式。模仿者的作用与伟大的馈赠全然不同。引用海因里希·海涅的一句名言：

一位伟大的人靠另一位伟大的人影响不是靠同化的方式，而是靠摩擦。钻石的打磨让另一块钻石更闪亮。

先进俄罗斯民主思想的钻石也与伟大的哈萨克斯坦诗人的思想和诗这块钻石发生摩擦。而他成为怀着一颗大同之心的民族诗人，并且在任何一个意义上看都没有模仿任何人。当我们说到，我们所有人，现代作家和诗人，都由他而来，这表示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获得的珍贵的民族瑰宝，正是这样现代文学和艺术的所有体裁才得到发展。

十九世纪对于哈萨克民族来说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各个精神文化领域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时期。在前五十年一种吵闹的音乐开始叮当作响：库尔曼卡扎和马哈姆别特·吴捷米索夫的新式音乐。世纪中期出现一位伟大的学者及文学研究者瓦力哈诺夫，他和莱蒙托夫是朋友。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伊波拉以·阿尔德萨里，他的学生乌申斯基，诗人兼歌手比尔让、阿汉—谢里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在诗歌和音乐领域有所建树的人。他们所有人都利用自己的天赋响应的力量去表达自己民族对光明的追求。但这个时期政治的黑暗和不学无术并没有影响到诗歌创作，也没渗透到学术研究中。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站着强力的孤独，而在门外才是不可直视的黑暗。

尽管如此这些被广大祖国抛弃了的人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教育，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播给后人，为他们搭建短而合理的道路。他们努力保护着哈萨克民族的完整性，它丰富的音乐以及诗歌文化，它独特的精神风貌。

最终在本世纪的最后25年，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思想家阿拜，我们都是他的后代，以及诗歌中的巨人扎布尔。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文学文化工作者从古至今都在表达着自己民族的拼搏和进取，而哈萨克民族诗歌的数目通过阿拜历史性的话语中得到展现：

“俄罗斯人看到了世界。如果你可以学会俄语，那世界也会向你敞开。”

在阿拜对与俄罗斯建议友谊的号召前却有着根本、重要的社会发展问题。但他用诗人特有的相信之心感受到了故乡将要接受到的新思想的气息，这些新的思想都来自于新的俄罗斯。需要说明，人民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宗教想象深刻地影响，还有尚未传来的资本主义，还有不断变化着的投机主义，这些都可以为作家的信任辩解。他表现出了对列宁和十月革命、内战的信任。他选择在发展共产主义和工业化过程中相信党，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相信自己的国家，他也十分看好建立经济强国文化大国的目标。

在我看来，即使诗人拥有丰富的想象力，但他也不可能描绘出他走后半个世纪故乡将会是什么样，经济实力和文化将会怎样快速发展，他会享受多么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形式，他的后人——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会怎样继续成长。看惯了自己年代的官僚主义和残忍的统治者，他甚至不能想象，列宁这一代将会诞生多少谦虚、智慧的国家栋梁——世界强国的领导人物。

在20-30年代，一些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人都无法预料到这样巨大的文化经济发展。

在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十八大上，在自己在共产党二十九大上的发言中，苏共政治局常委，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位总书记古纳耶夫展示了一系列能够表现哈萨克斯坦文化、经济发展的数据，这些资本主义世界做梦都想不到。他展示了一些工业和农业发展建设中丝毫不受争议的数字和事实，以及不少在文化建设上令人信服的可喜成就，这些成果的总和使得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共和国中的佼佼者。

在我们现代条件下阿拜想象着自己民族的学术和文化将会怎样发展。没有人会告诉他在苏联建立政权五年以后便建成了哈萨克斯坦戏剧剧院，十四年以后则有了歌剧剧院和芭蕾剧院。再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开办了科学院和数十个高等学府。没有人会告诉他，他自己的诗作以及扎姆布尔的歌曲，以及其他现代作家的作品都被译成苏联数十种民族语言和世界语言。没有人会告诉他，哈萨克斯坦有了一万六千多座图书馆，45所高等学校，一万多所中学，而每年以哈萨克斯坦语出版的书籍就达到一万六千册。

毫无疑问，阿拜的诗惊动了他的崇拜者的智慧和内心，但它无法撼动已经筑成的世界，哪怕只是一点点。伟大的十月革命重建了世界。而我们在战斗在最前沿的诗人革命家萨肯·谢伊富林在手中紧握着自由、平等、兄弟之情的火种。最初的一些话语也出自他口——“革命来了！”，“列宁向大家问好！”。从他以后，萨肯·谢伊富林，开始了新的哈萨克文学，形式上属于民族文学，内容上属于社会文学，用志气鼓动着革命世界的建立。

在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下发出了他的孩子的第一声呐喊——哈萨克斯坦新文学的呐喊。在高高的革命浪潮中诞生了第一批确定了哈萨克文学思想艺术方向的歌曲、诗歌、童话以及长诗。

苏联建立半个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独立的作家联盟，作曲家联盟，艺术家联盟，建筑家联盟，记者联盟以及舞台工作者联盟。

在文学舞台上诞生了著名的第二个阿拜形象，我们这个时代的阿拜——奥埃佐夫。

他因为史诗小说《阿拜》而两度获奖，先是苏联国家奖，后是列宁奖。

他创造了这位伟大诗人的光辉形象，是他让整个民族一整个时代的历史都跃然纸上。他的作品在哈萨克斯坦剧院中上演，并且开创了一系列文学和艺术形式。他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小路，同样也在阿拜作品研究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现代的庞大哈萨克民族文学是一大批哈萨克作家、诗人、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换来的，这里提到的有超过三百人。我还想强调一下，他们之中很多人的名字都不止被共和国的人们熟知，而且还响彻世界。

老一代的作家和诗人们还在积极地创作着——穆卡诺夫，穆斯塔菲，尼古拉·阿诺夫，托克马卡姆别特，伊万·舒霍夫，塔日巴耶夫，奥尔曼诺夫，哈姆扎·叶赛扎诺夫，哈里查·别克霍金，阿里查帕尔·阿比舍夫，沙河梅特·胡萨因诺夫，季汉·阿比列夫，等等。

这个时期，中心位置逐渐被一系列战后文学热潮作家所占据。他们补充着前几代作家留下的空白和不足之处，是老一代和新一代的过渡时期。

在这以中心环节一下作者获得了很大成功：叶赛别尔林，阿赫塔诺夫，阿里木库洛夫，努尔别依索夫，司聂金，卡波多罗夫，沙伊梅尔加利耶夫，叶尔加利耶夫，马乌列涅夫，穆尔达加利耶夫，卡伊尔别科夫，等等。

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受到了国家嘉奖，而他们的作品也已经开始走向世界。

一辈杰出青年人物都开始出现在文学发展之路上。

这群青年作家为文学中注入年轻人的勇敢精神，高的诗歌水平，大容量的思想以及新鲜的比较和形象。

在我看来以下这些作家的作品就具有上述的特点：阿努埃尔·阿里木扎诺夫，欧尔扎撒·苏列伊梅诺夫，卡德尔·穆尔扎利耶夫，萨因·穆拉特别科夫，扎伊桑别克·摩尔达加里耶夫，阿斯卡尔·苏列伊梅诺夫，阿比沙·克吉利巴耶夫，阿吉木·塔拉吉，等等。

他们之中最前两个名字，阿努埃尔·阿里木扎诺夫和欧尔扎撒·苏列伊梅诺夫在国外更为出名。他们获得了共和国的一系列奖项。他们站在国际文学进程的主导层面。

以上所述便是文学大家及文学本身的基本特点。

哈萨克斯坦作家们在刚进行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表达了对列宁思想的深信不疑，保证要积极参与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来。不管现在还是未来，苏联多民族文学都不仅仅处于世界文学的先进位置，它还掌控着全世界人类先进智慧的力量。

诗人、思想家阿拜当然梦想过很多事，但他无法想象列宁时期历史的大迈步。他诚实地劳动着。抛弃不学无术，为了自己民族的教育而抛弃，在那个时期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自己落后的民族出发，他也遭遇了偏见和冷漠相向。他向世界呐喊：

“我在山顶

向全世界呐喊

回声回答我

而那些回答我的人

我仔细在地球上寻找

那些同样与我一起支撑的人

和那空虚的回声“

我认为，心里的痛苦是很难表达的，只有你的心燃烧得更加凶猛，才能写出比这更优秀的诗篇。

权力加剧了这种努力。正在双重压迫的夹缝中生存的人民不能带着激情回应他的号召。他还感受到死亡的冰冷。最爱的两个儿子接连去世，他斗争的希望和支撑所在。诗歌和希望的世界已经被摧毁，母亲和妻子的肩膀也已不堪重负。

这些痛苦很快便压垮了诗人。

“我骄傲地鄙视着无知和黑暗

认为蠢人活该收到鄙夷

我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但我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勉”

他的另一首诗这样写道，无疑也是第一首这类型的诗。

但诗人并未高估自己的力量和勤勉。他在自己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他的歌曲流传在哈萨克斯坦所有的草原上，在人们的心中，他的思想也随着歌声一起留下印记。

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自己不朽的诗歌。同时他还留下了自己已经开始致力的工作，而我们看起来能够胜任它。

天才的去世——并不是他生命的离去。

阿拜出生于125年前，生活在19世纪，但直到今天，20世纪，他依然活在我们心中。我很确定，在我们之后他也会一直存在下去，并不只是作为伟大的哈萨克诗人，更是世界级别的大师——全人类的诗人。

1971年

 

人类天才的力量

   

人类天才的力量，是一本永不过时的书。属于高规格的作家合作品，这就是原因：把我们所有人都叫醒，齐聚在这秋夜里，庆祝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向他默哀致敬。

这个名字不需要多余的修饰，他——在这所有人的名字中，只是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却代表了俄罗斯文学整整的一个时代，甚至不止是俄罗斯，还是世界文学的整整一个时代。可能我们现在很难以想象，或者说无法想象这世上没有《穷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日子。

让我们回到那一百多年以前，那时候别林斯基的话很专业，以至于我们在纪念日上只能重复他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在他这个领域里有许多模仿他的天才，这些人也衬托出他来，但是，他们最终都以此终结：他在取得荣誉顶峰的时候被遗忘。”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就这么发生了。现在全世界都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各种各样的读法，当然，有时候还极力添加一些他完全没想过和没感受过的东西。

但是对我们来说，他仍是个写过那意义深远的句子的人：“生活美妙，所以应该这么做，以让这世上的一切都得到肯定。”

这个笔记写于1876年或者1877年之间。但是他的这一观点却贯穿了他整整一生。

这一看法让他在年轻的时候牺牲自己以保障低级军官的生活状况，并加入作家那块松动的土壤中，读了许多高尚和有益的作品。这一看法让他不满足于文学的框架，让他变成了彼得拉舍夫斯基革命小组的参与者。

即便是在革命斗争的最后时刻，他仍然站在正确的人们的一边，呼喊着现实与真理那些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所要做的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个现象，这一现象以前就有人意识到了，我们现在和我们之后也在极力研究着。而这些努力，在我看来，见证了一个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后代社会的科技进程无法填满的存在。他对人人类的心灵来说是不可取代的，就像一个古时候被接受的一个传说一样。

我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仍要重复，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上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没有别的地方，自从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役之后。在他人生最后时光里，他回想起那草原上的日光如何照耀着他们，他在春天与自由钟如何的开心。

他始终关注着人民，他发现者地球上的我们的不同也不是偶然的，乔卡诺·瓦利哈诺夫那时候就能猜中草原人民穷困潦倒的生活。

我们今天能狗共聚一堂是因为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文学，因为作家没有他难以想象世界文化回事怎样的。

1971年

 

同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面

 

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现在都无法记得我生命中第一次和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的情景。如果准确的日期能被想起来的话，那么留存在将失未失的记忆又会被他送我的书唤起。

有时候，一讲到过去的伟大的作家，我们就会指出，他们在现代社会里不明白什么，没见过什么。作为平衡，我总是记起列宁关于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话，要是一个艺术家真的伟大的话，“那么哪怕是革命存在的一个小方向，它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被反应出来。”

今天，正值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我想思考的问题却不是他的看法，也不是我们与他的意见与分歧（哪怕是忍痛割爱）。我想的是在我们不能支配自己的时候，人类心灵的力量。我们今天重复着关于他自己的同样的事情。

当在直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在想他是第一个展示出人的危险性对于软弱无力和邪恶主题的人：“一切都被许可！”，哪怕是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命运上也是如此。

我也在想哈萨克斯坦别无他处。让一个毫无权利的士兵，下层军官，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役其实比服苦役更痛苦。真是在这儿，在那流光溢彩的世界缺席让他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这儿对他来说他度过了一段平淡快乐的人生，没有冷淡和天才。

在这儿他恋爱了。这儿碰见了那些后来理解和评价他的人们——作家们，在那儿他看见了希望和俄罗斯的荣光。我非常开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命运中的这些人中有乔卡诺·瓦利哈诺夫这个我们本地人。

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没有他们，无法想象这个民族心灵的面貌。

在这些名字中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对我来说是最珍贵与难以忘怀的。他属于那些作家，不需要在纪念日的作家，不光是在他死后还是在他生前。但是我现在还是很想谈论一下他，在这全世界都在庆祝他诞辰150周年的时候。

1971年

  

生活的警钟

 

“你写信在我看来，有种恰到好处的技术在里边。你的句子简单，清晰，所有词都用得恰如其分，毫不影响读者理解，甚至看着好像你故意修饰过了一般。”这些温暖的话语来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写给伊万·彼得洛维奇·舒霍夫作为向我们这位年轻的文学青年的临别赠言，按照他个人生平及创作来说，他是我们的同乡，土生土长的哈萨克斯坦人。

他以《十字路口》和《在奥利霍夫卡村》初登文坛，伊万·舒霍夫走高尔基路线和仇恨路线，他的小说以诚挚的心，带有强烈的国家目的，鲜活和谐，激动人心，反映了尖锐的有待解决的现代革命英雄问题。

作家的工作富有成效（他也从中获利不小）。在战争题材小说上他出版了《黄金谷底》，该小说是由16篇基于哈萨克题材的随笔组成的集子。从整体上看，他们似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在讲述共和国的生活，讲述它的美丽与富饶的自然风光，关于人，自己的劳动变革以及亲切的边疆生活。

作家的作品数目从《小伙子》开始，体积能有一条毛巾展开那么多，在此我就不多赘述了。伊万·舒霍夫的书《不寂寞》已经上架了。他的读者读他的书，而且将兴致盎然地读着，因为他们打开的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独一无二的世界，因为那里边有诗情，有诗意。

现在经验丰富的成熟大师正进行一项新的工作，——中篇小说《警钟》，他代表哈萨克斯坦作家参加了申请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拜国家奖章。  

我认为，小说《警钟》要是给你个总的概括评价的话，似乎是作家对自己系列创作成就的实现总结一般。但是她和我想象的一样，同时在逻辑方面也在一直在寻找同《黄金谷底》的延续。这寻找是由风俗画家的艺术命运组成的，是人民生活的歌手。在我看来，这是伊万·舒霍夫天才的最有力见证之一。

《警钟》的主人公是时间。或是某个时间层面。作家通过刚刚进入生活这个复杂的世界中去的人来跟踪描绘它。事情并非他亲眼所见。他们通过成人的视角，通过回忆来过去叙述故事。从这儿，可能有不少《不寂寞》里边的痕迹，个别地方还是很明显地倾向于塑造英雄形象。特别是那些讲到日常和人民的时候，具体地说就是讲到哈萨克人民和传统的时候。

小说的名字非常响亮《警钟》。其实听起来并没什么永恒的意味，倒像是在号召征兵。我并不觉得可怕甚至过分。小说主人公再重复一次，是时间，他不能想象没有方言互为作用的现象，和他们的矛盾，突击或者突如其来的蹦跳，创新的愿望和人类存在的最佳形式。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永不倒退。

《可见距离》就是这样。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怎样的位置上看。

我们现在很容易搞清楚那18年狂风暴雨的复杂矛盾。那时候事件参与者并没有适合我们的经验。他们采取了行动。一些人保卫了革命，他们明确并且坚信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个“一些人”就是人民。这不是抽象的，而是明确地界定——劳动人民。其他一些人也残酷地为生活权利而战。君权神授的君主独裁和所有特权阶层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哈萨克人未曾被灌输什么，但是他们是特殊的“骨头”，是强大俄罗斯的支撑的思想却早已深入人心。即便是哈萨克的原种俄罗斯族人有时候也取个外来名字。原来草原上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现在也混着异族人。这社会机构的构想就是如此，沙皇时期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在边疆区的帝国。在这样的构想之下，开始采取重手革命。那时候这一设想出来时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生活总是出人意料：长工、穷人、俄罗斯人或者哈萨克人、外族人、哈萨克乞丐都在啃着同一块“骨头”。他们所有人的利益都和各个主要的地点相符合。这非常重要（《警钟》就关注了这一点。），劳动人民懂得，意识到了这“骨头”他是属于谁的，值得横着脖子为他折弯了腰。

这除本意之外还有言外之意。关于小说，我已经说了人民意识的洞察力，还有新生活的第一次萌芽。在这里我看见了小说《警钟》的最主要价值所在。

我现在想回到高尔基信的一个地方：

“您写了本非常好的书（指的是《高尔基路线》），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作者是个有才华的人，对自己的事情非常严肃：作为哈萨克人，有足够的勇气与自由去描绘那些他们当之无愧的残酷、诚实的严肃。”

可能，在《警钟》中，实际上他按照自己的语调在叙事，而《勇气与自由》中，高尔基没有影响他，相反地更多社会性的艺术性的东西充实了作品。

塑造英雄主义和文学并不矛盾。但是那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又准又薄的处理。伊万·舒霍夫爱上了自己出生的普雷斯诺夫卡村，爱上了那拘谨地孩子们，当然，爱上一个人或者艺术家也很难。他的所有都是都如此有诗意就像风景画一样，如此的温暖。

他和他的山岗，他的《用眼看湖》，干净的白桦细辛林子，和人们建立了自己的舒霍夫草原。和苏洛夫、德宾这些人一样。这些鲜活的面容都是用最深的染料刻画的。《警钟》是描绘时间面貌的小说。它带着适宜的淡淡忧伤，他的抒情诗语言直白，带着舒霍夫式的大容量信息，用自己心灵的真挚收买人心。所有创作的时候他都从很早就开始了，但是这项工作指直到他对高尔基关于勇敢与自由的思想感兴趣之后才开始的，这些思想对于一个艺术家描绘生活中所有复杂的转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真实、严肃甚至残酷——但是以艺术眼光作为一个明确的世界观——只有她才能给自己带来美满的结局。

《警钟》是伊万·舒霍夫作家艺术生涯中明显的一大进步。把小说选为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拜国家文学奖章参评就是其最好的见证。

1971年

 

 

成熟

 

34岁......1938-1972......这短短的一生就是哈萨克斯坦艺术导演的生平。

我独特的电影经历：1938年和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別伊姆别特·迈林与我是舞台剧《阿曼格尔德》的作者。我给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提供哈萨克斯坦参演演员的照片，成为我们影片第一只春燕。

我们的摄影机没在指定的位置上。所有哈萨克斯坦本地电影从第一天开始就陆续展示文学、音乐、造型艺术这些人民艺术创作宝库中的结晶。不少角色演的是关于伟大的传统，哈萨克斯坦伟大的启蒙者阿拜·库南巴耶夫和乔坎·瓦利哈诺夫为个性解放、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而斗争的故事。

最近几年苏联政府中一个最老的哈萨克斯坦作家伊利亚斯·占苏古罗夫在自己的文章中发出呼吁并积极准备加快哈萨克斯坦民族电影的发展。伊利亚斯·占苏古罗夫甚至自己也拍摄情景剧和第一部大众舞台剧以宣扬哈萨克文化。

不得不记起穆赫塔尔·奥埃佐夫，这位著名的《拉伊汗》 和《阿拜之歌》的电影剧本的编剧。

戏剧也在电影的拍摄中起着不小的作用。第一部制成于1926年的哈萨克斯坦民族戏剧培养了整整一辈杰出的演员，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至今还工作在电影事业的第一线。这些人有卡里别克·库阿内什巴耶夫、谢尔克·克让姆库洛夫、叶留拜·乌木尔扎科夫等。

我以有关我们自己国家最初的艺术电影作品来当做文章的开头，这部电影在“列宁电影厂”拍摄，讲的是我们和来自俄罗斯的同事们并肩奋斗的事。为了我们电影的制作，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瓦西里耶夫兄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在卫国战争的那些年这些人一直在阿拉木图工作。

在战后的这些年，格里高利·罗沙利还把自己的电影献给哈萨克斯坦经典文学作家阿拜·库南巴耶夫，按照穆赫塔尔·奥埃佐夫的剧本拍摄了电影《阿拜之歌》。

叶菲姆·济甘在1957年的时候拍摄了哈萨克斯坦第一部有色电影《江布尔》，在这部电影中艾马诺夫作为一个演员天才地表现了自己的水平。

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沙肯·艾马诺夫从戏剧走入电影，他已经在电影中饰演过超过一百位的角色——英雄主义的、悲剧的、喜剧的和怪诞的。他是如此地孜孜不倦，就像年轻人一样投入到电影艺术的事业中去，在喜剧、心理剧，在叙事电影和角色创建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些电影的艺术价值可能不一样，但是它们毫无疑问地在哈萨克斯坦的电影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拍摄了关于垦荒的电影（《我们生活在这里》），关于农业重建的电影（《我们亲爱的大夫》和《歌曲在召唤》），赋予了电影作品《父辈的土地》有价值的、饱满的哲学思想。

艾马诺夫最大的成就在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阿塔曼的末日》，在这部电影中导演表现的像一个成熟、文雅又智慧的大师。

作品以文献为基础，但是作者们并不满足于事实的陈述，而是恢弘全面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大事件的全景。

对于我们的电影事业来说，它正好赶上了那段时间国家生活最适合戏剧的时期，同样地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在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作品《关于母亲的民间故事》（卡尔波夫执导）中，作者讲述了有关道德强度、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苏联人民的美丽心灵。在这部电影中民族女演员阿米娜·乌木尔扎科娃非常精彩地演绎了母亲这一角色。电影的拍摄正好发生在哈萨克斯坦战争时期。在这些艰苦的岁月面前，导演马日特都把精力放在了自己最后两部电影的拍摄中，其中一部电影讲的是发生在大地每一个角落中的前线厮杀，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身后就是莫斯科》，讲述的是潘菲洛夫师的战士的故事，另一部电影叫做《曼舒克之歌》。我尤其喜欢后一部作品，因为它实际上是一首有关苏联英雄、哈萨克民族荣耀的女儿曼舒克的歌曲。这是一部明亮的戏剧艺术的作品，展现出了对女英雄的爱，非常动人地讲述了那牺牲在1941年前线的那一代人。电影是一部严格的悲剧，但与此同时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对那些可爱的人们的自豪之情。

在这两部电影作品中，就像在现代哈萨克斯坦历史革命题材的电影一样，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电影艺术中传统的各民族友爱的主题。在卫国战争前线的斗争中，我们国家的所有人都洒下了热血，这也决定着我们民族的命运。

马日特·别卡林是最杰出的导演之一，在国立全苏电影艺术学院中师从大师格拉希莫夫。

现在，几乎每一个工作在“哈萨克斯坦电影院”的人都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地受到俄罗斯电影艺术家的影响。以电影《我们来自谢米列奇耶》和《如果我们当中的每个人》而著名的苏丹·霍特仁科夫，他是著名导演阿列克桑德罗·彼特罗维奇·多夫仁科的学生。我们很多年轻的编剧、导演、电影摄影师和艺术家都是从国立全苏电影艺术学院中走出来来到我们身边的。

我不久前作为一个编剧，在哈萨克斯坦电影厂导演霍特仁科夫按照我的剧本拍摄过一部电影《科济—日别克》，这部电影剧本是根据哈萨克斯坦最著名的传说改编的。

电影的创作不是容易的，和同事们碰头商量工作，这些都会告诉我，过去的这些年来哈萨克电影厂是如何成长的。

哈萨克斯坦的电影也拓宽了很多体裁，丰富了新的表现方式。许多人都为如今哈萨克电影厂如今所做的一切感到高兴。在今天这个有关我们成就的谈话中，我是如此地想要给我们关于现代和现代人的作品命名。在这些想法中，哈萨克斯坦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们饶有兴致地工作着。他们的工作表现出来了工厂矿山等成就。在这里，我们也回忆着阿比舍夫的创作，他的电影作品是如此的宽广！他的电影永远都是诗意的总结，浪漫的腾飞！

我相信，致力于艺术电影的大师和年轻人们会更加积极地对待今天的岁月。这并不容易，认真负责不容易。但是还有什么能比通过创作自己的角色来反应时代特征更高兴的吗？我们的电影艺术团体已经准备好了迈出这第一步。

34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是成熟的时刻了。

1972年

 

珍贵的花穗

 

眼看又要到相聚的时刻了。

但是这一次我不用收拾我的旅行箱，然后穿过高山大洋了。我的城市——阿拉木图——在今年秋天的时候进入了亚非作家运动的历史文献中，除了阿拉木图，已经永久进入的还有德里、塔什干、开罗、贝鲁特这几个城市。

会面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刻。语言对于作家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在所有的时代，真正的文学都会因为作家而彻底地延伸到现实当中去，这些作家按照自己工作的种类把工作分为与人类有关的事，跟他们的喜怒哀乐有关的事，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那么，他就不会对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因此，两个大陆作家的联合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

回忆十分殷勤地把我带回到了美好的15年前。我不嫌重复，必须要再说一遍，那时候在德里举办的会议不仅只是强调了文学在苦苦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民族精神生活中的意义。热情又有成效的思想交流，带着对交谈者观点的尊敬的争吵，这些都为两个大陆作家的相互理解，经验的互相丰富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对新旧的文学与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那时候我是怎么想的，现在我还是怎么想。就是在德里，在塔什干开会之后的两年，表达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可以看出，那确实是统一联合和集体责任永恒不变的原则。我们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不能这么自信这样就可以保护它避免伤害。一些不应有的太真和不可原谅的轻率举动并不能表现出这种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极端事件来。作家不会容忍这一切的。他们会反对发生在越南的战争，反对对印度支那半岛的侵略扩张，他们想要通过和平的调解来解决近东地区的矛盾冲突，热切地支持裁军的想法，批判那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的办法。

我说的是有关于此的一切，，有关现代快节奏生活的细节，关于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不会忘记那些主要的，是这些主要的形成了亚非国家作家的联盟组织，我也不会忘记我有幸参加的每一场会议。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说人类社会创作的书才是好书。在我看来，他的话在今天同样适用，尽管今天人类已经能够分裂院子，了解反物质，也能够进入太空，用电视可以了解和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以看到和他们无关的发生的每一件事。

但是在这些条件下书还是书。日本的绘画教师致力于毕业生道德的自我完善，追求克服冷漠，改善不公正。从刊登在杂志《辽阔》上的日本中篇小说《赤裸的国王》中可以看出，数以万计的读者在跟随着他的努力与成就……

伟大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阿拜曾经在各国有过无尽的流浪，有关于他的沉重的命运穆赫塔尔·奥埃佐夫在自己的史诗中已经很好地被呈现了。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任何在我们草原上生存过的人，永远也不会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曾在上世纪末在哈萨克的村庄中生活过，他们曾经沉迷于美女托克让，体验过怅然若失的感觉，在他们的眼睛里有着诗人的诗歌和诗人不朽的名字……

我可以这么确切地说，我曾在1952年7月23日革命前生活在埃及，那时候我在一个不寻常的小卖铺里，那里只进行精神层面的贸易。确实，我当时就住在那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读完了埃及作家尤谢法斯—希拜的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世界》……

并不仅仅只有我……作者在简短的序言中写：“有一次有个来自巴基斯坦的访客来找我，他告诉我他把我的书翻译成了乌尔都语并在自己的国家出版了。这位翻译家告诉我说，按照他的想法，小说中所讲述的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社会，而是为了摆脱殖民的不同民族的人的生活的总里程。当翻译作品出版的时候，巴基斯坦政府认为那是翻译者自己臆想创作出来的书，在那本书中描绘了巴基斯坦的社会。他之所以能从牢房里出来，是因为找到了一册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书，正是这本书证明了他，这本书的确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他曾在埃及出版过。”

这样深刻的例子已经进入到了人民的生活中，但是每个人看到后都能明白事情的本质情况。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打算做一个补充说明，尽管我很早就明白，我所展示出来不过是一些陈旧的东西。也许，这对于一个快要七十岁的人来说这样是情有可原的。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两幅画一直让我感到不安，这两幅画在杂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讯员》的封面上。在第一页上是波兰艺术家罗曼·切斯列维奇模仿的是著名的蒙娜丽莎，但是和达芬奇不同的是，他在蒙娜丽莎的眼睛里画下了绝望地流淌的泪水。

我一开始没有明白是为什么要这样地改造大师的作品，但是在杂志的下一页封面上，股吧艺术家阿尔福利多·罗斯特卡尔多姆画着一朵玫瑰，上面有点点滴滴的露水，像是哭泣。

原来，年轻女人和奇异花朵的痛苦都是因为被嘲笑，就像当今现实主义的艺术遭受的那样，比如绘画、音乐、戏剧、文学遭遇的那样。

冒着背负落后的名声险，我仍然是不能解释，书的作者究竟达到了什么目标呢？这本书的三百页中没有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一个大写字母，字里行间都是连篇累牍。这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增益呢？能带给心灵的生活与运动什么观察呢？实话实说，我并不知道。

作家应该很明白无误地去考虑创作表现手法的选择这件事，应该追求感染力。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说过，语言和形式的工作就是艺术家生活的目标。但是这跟那些恬不知耻的作家意愿毫不相干。

我现在完全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决议的完整性上，只是在分享自己的意见想法，它们形成于我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工作中。我对生活在真是环境中的真实鲜活的人感兴趣，对那些不同种类的花招完全不感兴趣。

旧的现实主义成功地使自己免于它们该遭受的暴烈指责。它并不是用大声的疾呼宣言，而是用自己呕心沥血的不同语言的作品来保卫自己的。

当然了，它也不是硬得像骨头那样，而是经常自我丰富，就像大师们手中的钻石一样闪烁着新的光泽。

对于苏联作家来说，现实的认识方法来源于不断的革命发展，而这种方法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出现、稳固、发展，就像伟大改造的遗产那样，这伟大的改造不仅仅在我们国家发生，在全世界都在发生。

我并不是文艺学家，也不是评论家，我所说的这些，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并按照自己的职业种类来考虑艺术创作。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诚实先进的作家，那些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孜孜不倦地研究生活、这样或者那样的作家都要归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这能够使他深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当中去。

我所考虑的这一切，选举的权利、艺术家在时代和相信他的人民面前的责任。我们在阿拉木图开会的日子中和自己的同行作家们说过这些。我们没有必要去逃避这些在亚非作家运动这些年的困难，也不用担心我们能够克服的困难，要做的就是表现出善良的意志。

这种多方位的对话在很多方面有益于杂志的创办，它的名字是盛放在印度的美丽的花朵的名字——《荷花》。这是我们表现出的对于印度作家的尊敬，是他们首先发起了我们今天这项会议的组织。

杂志《荷花》的创办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定期出版物。杂志中现在和将来都会有不同作家作品的位置，这里说的不同不仅仅是国家的不同，还是意见、品位、风格的不同。

融合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作家的作品的杂志《荷花》表示出，人们都有着自己大陆上的不同的自然和历史，团结他们比分化他们还要多……为了在当今的世界中生活，最好是彼此互相了解。这种真相是古老的，但是也是可靠的……不能够停止这种有助于相互了解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带着巨大的赞扬来回应这种出版活动的盛况。

阿拉木图迎接着作家们，他们都是这个金秋会议的参加者。而秋天是一个善意的慷慨的丰收的季节。那我们就在我们相聚的日子里努力不要丢掉任何一穗儿花朵和果实吧！

1973年

 

我们的力量在团结之中

 

近些年来大家开始发现，时代变换的非常之快，我们曾经说过的好像就在不久之前：

“欢迎距离亚非作家来到我们阿拉木图还有一年半……”

然后日子就一周周一月月地走着。，现在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已经到来，现在就在阿拜广场的列宁宫殿里举办第四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开幕式。我们欢迎着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者和客人们。我们也欢迎着西方先进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们。人们聚集一堂，带着对语言和文学的爱。而真正的文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与现实的生活与民族的命运密不可分的。在作家的身上不仅仅只是背负着对自己书中主人公的责任，还有他生活的当今世界。

所有的这些我们在过去的15年间在塔什干、开罗、贝鲁特、德里的会议上不止一次地和作家同行们讨论过了。但是，首先，这种难得的真理不会因为重复而失去光泽，其次，世界会不间断地产生新的问题，这就需要进行新的讨论，解决新的任务。

这些真理中的其中之一就是：为了使对话更有成效，就需要彼此间互相了解。在会见前夕，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外高加索共和国家、中亚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还有，在我们哈萨克斯坦，已经有数百万份数的上千页的书籍，许多讲述平常人平常生活和亚非人民为了争取自由、战胜殖民主义所做的斗争的书籍也已经出版。

纪念就是来自于这种洪流……菲律宾作家的短篇小说由阿拉木图的出版社出版。新加坡作家高博森的有关青年的长篇小说开始在杂志《辽阔》上刊印。小说《虚伪的世界》也在《外国文学》夏季刊物上出版，维克多·利特写的有关非洲的土库曼语的作品在当今也有了一定地位。来自土耳其的浩东·塔涅尔带着自己的文集来到了格鲁吉亚，在他的文集中都是他最有意义价值的作品。在摩尔多瓦读者的面前有来自南非的著名作家阿列克斯·拉古马。

我们自己的人也是出现于非洲农村的小农舍中，和菲律宾的渔民在一条船上打渔，和越南人民一起保卫得来的安宁，在近东地区一起追求公正和和平调解问题与争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作家大会在这样的环境局势下在阿拉木图召开，现在这个世界的政治环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暖迹象。

苏联有远见的列宁的政治政策的成就，让千百万人的心里有了对未来的期望与自信。

一切就是这样。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不可原谅的轻率举动没有被指出来：范围的划分——在西方和东方——这些都还是理想，还有怀里藏着的炸弹、主张用暴力来解决国际问题、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它的民族，而那些民族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进行本国的发展。

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作家们，在我看来，肯定会在聚会的日子中涉及到这些问题。“纯净的”艺术和文学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在我看来，永远也不可能生活在自然当中，因为如果一个作家与现实割裂，那么他就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来。所有这种脱离生活的尝试，包括像那种没有标点符号和大写字母的厚书，永远不能带给作家任何的成功。托尔斯泰、泰戈尔、高尔基、鲁迅都可以在不破坏语法和句法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书写和言说。

我受到的是古老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教育，在我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工作中，我的内心并没有出现那种对认知方法和表现手段的反复探索。清楚地明白在作家事务中的见解的海明威，曾经就说过，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写作有关人的普通的散文作品更困难的事情了。

但是我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种以传统的可靠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去。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有很多发热的头脑断然地语言了小说的消失……或者是确信，这些痛苦的所需词汇的搜寻、严格准确地挑选，这些在作家的工作中已经过时了。

我不得不说，曾经有两幅画留给我的印象。哭泣的蒙娜丽莎和开放的玫瑰，玫瑰上的露珠就像眼泪一样。这两幅画中古巴和波兰艺术家表现的就是自己对那些不公正的指责的态度，这些指摘现在现实主义的画作和文学都在遭受。

我想在世界各国作家同行到来之前再重复一遍，对于我们苏联作家来说，社会主义现实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创作方法，这不仅仅是宣言，还是一份证明，这是我们苏维埃多民族文学的多年经验，经过了长时间的对好的举世闻名的作品的探索中得出来的。

今天，在大会前夕我想重复关于责任的事，这是每一位作家肩头上对人类命运、对曾经广大劳动者安详的晚年、对所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责任，为的就是每个人都能有面包来喂养自己的孩子，不用愤怒地看着它，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很多年已经引起过死亡。

关于和平，关于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民族的人民的相互的善意的理解，关于这关于那的一切，我希望在阿拉木图会议的时候能够开展互相信任的对话。

很多参会人员都能很好地记得那些在德里大街上的美丽的房子，月光下就像刀砌的大理石一样。在喧闹热情的塔什干统一的原则与集体的责任都得到了长远的发展。在雄伟的开罗，在尼罗河的边上就是不朽的金字塔，我们不由自主地对这种热闹的和睦产生了感情，坚定地相信未来……

现在我的城市也要被写进这段历史之中了……展望未来的时候，我想要表达一下自己的希望：希望在这次会议之后，阿拉木图的心灵中表现出来的是善意和公正以及相互理解，还有就是友谊的相互理解，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在当今的世界生活。

1973年

 

开垦地上饱满的穗

 

大丰收的气息已经传遍了哈萨克斯坦的大地。夏忙时期的脉搏的跳动正日复一日地激烈。

前不久我去了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老乡们家里，在萨比特·穆卡诺夫国营农场，在那里，他们在播种粮食，他们把自己开垦荒地伟大贡献的事迹写进光荣的书页中。

在这些旅行中，呈现在我面前的是这些田野上勤劳的人的性格本质。他们相信自己的本事，能够倾听土地的声音，很好地掌握了农业技术，能够很好地利用天气为我所用。有时候我都感到震惊：难道他们能够猜到，第一场暖雨一定会在日出之前到来吗？如何能在这么酷热的环境中保护那些瘦弱的幼苗，然后使它们长出饱满的穗来呢？但是一旦弄清楚，就会对此感到毫不奇怪了。这些农人并不是凭着“运气”和“感觉”。靠这些根本是没有希望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这才是获得丰收的原因。

技艺的学习与理解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生活给予这些农人的并不只有成功。通常在另一个地方能够早播的作物，在这里就会死亡。要是遭遇了七月的干旱，这些作物也会被烤焦。也就是说，必须要找到最合适的播种日期。这里并不是说的是简单的图表和计划的变化，而是人们心理的变化。

库斯塔奈州的热风已经吹了“索罗钦斯克”庄园的庄稼五天了，这热风都能吹红沙漠里的沙子。难道这沙尘暴要把土壤层全部都带走吗？但是如今“庄稼勇士”有了希望之盾——新的土地土壤保护系统。

这干热风不仅库斯塔奈州的人们，连图尔盖的农民们也克服了。如果播种遭遇了干旱，那么在西方，在乌拉尔和阿克纠宾州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雨水。收获庄稼的条件跟所想的相去甚远。在雨天保卫庄稼也十分重要。为了收割庄稼，需要知道每一块土地的特性，并根据这些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措施，采取高科技手段。这里的每个联合机手都是大师……

我们哈萨克斯坦人都为罗斯托夫所创下的记录感到高兴，他们的功勋收到了国家的奖励。前不久我们来自伏尔加格勒地区的同志们的功绩给了国家中所有农人以鼓舞，尤其是我的老乡们。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知道那些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手等人的名字，我们会转给他来自所有人民的谢意，为了这项艰辛的荣耀的劳动。

1974年

 

他们身后是未来

 

人类不能一飞千年，但是他们的目光却能够的着天上的星星。在洞穴的昏暗中诞下了最初的劳动和有关高度的报告。这曾经是个梦想。我们从遥远的祖先那里继承过来。但是围绕在这个梦想中间都是一些规则法律的知识，并按照这些开始建造新的世界。有关于此在《国际歌》中也有唱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喜欢梦想，当别人称呼他为幻想家的时候他曾微笑。他知道，沃尔霍夫斯特罗伊的涡轮机就要轰鸣起来，这是国家电气化的新事物。

我作为一个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哈萨克斯坦建立苏联政权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恍惚觉得，这盏沃尔霍夫河岸的小灯就是列宁之灯，照亮了我的工作桌，然后我就开始领悟艺术语言诞生的奥秘。

我们按照革命的法案生活着。在我们的面前摆着归还给我们的阿拜之歌。它们从来没有被忘记，应该追随着它们去收集哈萨克斯坦的文学遗产。在只有两扇窗户的小土房的学校里里，有着通向通向哈萨克斯坦科学院的路。

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的有两个任务：学习和教育我们几乎全部是文盲的人民学习。

哈萨克斯坦的草原看见了十月革命的光亮。古老的土地就像焕发了年轻的光彩一样。我们的意识觉醒了，有了自己的马克思科学主义，我们听到了列宁的话并乐意把它们变成现实。

从我们本民族的个性出发，没有人能号召我们放弃，是党唤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在十月革命之前属于少数民族的我们。是互相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我们有了阶级。在里杰尔工作的俄罗斯工人和哈萨克工人以及地主的长工那时候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在民族的统一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种力量能够把我们带到拜科努尔星星的高度，能够使我们有粮食，能够让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都达到丰盛，达到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数十数百的类似于宫殿的中高等学校，疗养院、工人休息之家、体育场、从未有过的艺术、戏剧、民族电影的繁荣，这所有的一切都数不胜数，这些都是给予所有人民的，这是属于他们的财富。

苏联人——我们现在所说的。对此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我将用自己的创作，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它就像生活中的哲学那样艰难，但与此同时也很简单。这里并没有任何的谬论。保尔柯察金是文学的主角。他代表所有共青团员们的形象已经有20年了，谁如见还能铺设一条曾经青年人铺设的贝阿钢铁干线呢？我强调的是，年轻人并没有表现出成熟的样子。世界上的年轻人总是能够带来创建性的工作，这是我想说的。世界就是繁荣发展和人文主义的世界。我是这么补充的。按照我自己的思想来说这肯定是确切无疑的。以它名义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想说，祖国谢谢你的一切。谢谢你能让我们称为苏联人。

这就是我在这个节假日所想的。带着几乎是零的水平我们开始我们自己的征程。我不安地想象过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我们面对的是多么迅速的变化啊！

1974年

 

有关別伊姆别特·迈林的话

 

在別伊姆别特·迈林生活着的时候，带着很罕见的谦虚，从没有放松过自己的思想。他每时每刻都一丝不苟地创作，让自己的书在自己民族的新文学历史上闪着光辉。如今，对于我们来说。他的名字是属于那些有着高超的天才天赋的人们，这些人带着对自己责任的全部意识，在自己的创作生活中找着自己在新文学中的位置，这种新的文学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上是民族的。

确实，这是令人惊奇的一代作家，他们组成了真正的“强盛的作家群”，他们是新时代的惊喜，照亮了其他人的路，表现出了对这种新生活的长远发展的极大的影响力。

单词“星座”相对于进行艺术创作的人们来说，并不适用于那种说他们只是机械地联合在一起，把自己的光彩凑到一起，好产生更强大的辐射的思想。

并不是这样的，单词“星座”只适用于文学和艺术的活动家，它应该被理解为幸运的在时间上组合，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很多星星一同发亮，用自己的光彩和天分去照亮人们的生活。

我们列举出下面一些人的名字：萨肯·谢伊富林、別伊姆别特·迈林、伊利亚斯、占苏古罗夫、穆赫塔尔·奥埃佐夫和萨比特·穆卡诺夫，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衡量他们各自的创作特色。

在文学艺术工作者中的机械的联合是被禁忌的。这种禁忌只是因为很简单的原因，因为这样会在历史和读者的面前蒙蔽他们每个人发光的程度，使人们看不清对民族的精神发展的影响。因为文学是统一于自己的内容，根据自己的结果成为一个集体。

关于这个普遍真理的讨论让我想起了別伊姆别特·迈林个性的创作的特殊。

除了简单的按照自己的本质之外，这个极其谦虚和勤劳的人，他还在我们文学的历史上占有着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他投入到文学事业当中，扎实深刻地思考了在人民面前，作家的角色和责任，他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大师，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在致力于文学。

现实主义和职业性在我们的散文作品中这种真正的思想比在其它的文体中要多。迈林是我们第一个散文艺术家，他就像一个无与伦比的讲故事的人，是一位散文宏大形式的缔造者。我们都能从60年前创作的《舒克的纪念碑》中看到这些。

但是迈林并不仅仅是在散文领域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他还把现实主义的传统加入戏剧创作中去。在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之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诗人，他后来创作的卓越的作品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在散文作品和戏剧作品中。

迈林少有的勤劳和工作天赋真正地震惊了现代的人们。在他身后留下了数量巨大的、意义无价的艺术财产。20年的富有成效的劳作，15卷不朽的作品，这基本上反映了这位天才作家的一生。在所有的老一辈哈萨克斯坦的作家中间，迈林好像是唯一的没有涉及历史题材的，而是把自己所有的创作经历全都投入到现代。因此，他的作品可以称之为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前20年的编年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者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现代任何问题的信息。

我不能不带着赞赏指出迈林创作生涯中的另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他作为教师的角色和意义。他是一位语言的多方面的大师，是一位杰出的掌握了修辞艺术的人。他带着天生的对教育事业的关心用艺术技艺教育者文学青年。它能够找到和发掘出年轻的天才。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他的同时代的人，没有他的签字谁也不能通过。

迈林还是哈萨克斯坦作家中的第一位记者。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杰出作家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我希望我们现代的读者们能够很好地认识这些遗产。

1974年

 

关于肖洛霍夫的话

 

十九世纪初，在辽阔的哈萨克斯坦土地上，俄罗斯小镇和哈萨克斯坦的山村和谐发展着。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物质和精神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这也是草原居民产生了对生活的新的理解，也使哈萨克斯坦新一代产生了新的思想。尽管有很多的伊斯兰，但在草原上俄罗斯的学校不断地出现。正是俄罗斯学校为乔坎·瓦利汉诺夫和伊波拉·阿尔登萨林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眼睛，这俄罗斯学校接受教育的有他们的前辈。

在俄罗斯帝国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的民族知道所有的朋友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近。文化的友好交流也开始了。阿拜所创作的诗歌与其他哈萨克斯坦诗人的完全不一样。塔基亚娜的信通过他的翻译从一个人一个人的嘴里传到了草原歌手的嘴里，俄罗斯姑娘玛利亚，他是叶高尔的女儿，她用哈萨克斯坦语创作歌曲。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哈萨克斯坦人民已经因为自己是这个地方出生的而感到自豪。

我回想起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是因为，从遥远的过去我们民族的友好传统就开始了，而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文化交流也开始了。

在这个时期，超过30位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进入到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和朋友。当然，我们真诚的为兄弟和朋友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而对于不幸，我们则感到悲伤那难过。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共和国的特点有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团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舒霍夫、兹维列夫、阿诺夫、司聂金、季托夫俄作品反映了共和国的生活，在我们，甚至在国外都很出名。很难想象在我们国家有不知道伊万·舒霍夫《苦难线》和《憎恨》这两部作品的人。这两部书在各个方面都公平地反映了生活的复杂和矛盾，在诗歌里反映了心灵的永恒，鲜明的性格，栩栩如生的风景，多彩的语言，这些都为小说赢得了好评。伊万·舒霍夫向人们展示了哈萨克和俄罗斯农民的命运，还有与哈萨克相邻，有着不断联系的乌克兰移民者的命运。舒霍夫、司聂金和阿诺夫作品里主人公所经历的不幸的事像是所有哈萨克斯坦人民所经历的一样。

哈萨克的俄罗斯作家所写的书反映的是苏联人民的活动和共和国的社会改革吗？是的，有很多这样的书。除了《歌曲的翅膀》，还有过去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哈萨克现代读者的喜爱。阿诺夫写了两部关于处女地开发的剧本。司聂金的《在遥远的要冲》和小说《在颗粒城市中》是献给各个时代的事件的，首先其博得了国际好感。以诗人的身份开始创作，现在开始转向了散文的创作，顽强的，没有艰难的枷锁，在这里进行创作。

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主题都是现代主题。如果研究一下近几年的事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人民和朋友第一个对《日子的愤怒》回应。

  关于垦荒者生活的有趣的描述，司聂金和伊万·舒霍夫先后出版了两本著作《金底》和《草原的日子》。这些著作作家用了很多年才完成，摆在他们面前的人物是向人们展现怎样实现珍贵的民族梦—使哈萨克斯坦的沙漠变成粮仓。

儿童自然作家兹维列夫已经从事文学工作30年了。带着双通望远镜和便条本他走遍了整个阿尔泰地区，并且去过很多哈萨克斯坦偏远的角落，他沿着别特帕克达拉沙漠旅行。兹维列夫从自然界中懂得了很多，他很开心不需要与虚假的东子打交道。他写的东西质朴、鲜明，带着一种只从大量的生活感受中才出现的有说服力的自燃性。在他的作品里清晰明了地再现了干涸的沙漠、阿尔泰地区的森林、巴尔喀什附近的漂流和天山山脉。

记者从哈萨克斯坦上了前线，从士兵到伤员，他最后沦为了俘虏，在监狱了五个月，最后逃了出来又重新参加到了战争中。战争结束后回到阿拉木图，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工作了十年，不久前完成了中篇小说。他是我们作家协会最年轻的成员，但他走上文坛的过程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很艰难，带着沉重的生活包袱。

第一届哈萨克斯坦文化旬于1936年在莫斯科举行，这时候哈萨克斯坦苏联作家的书籍屈指可数，而现在与以前比起来增加了很多。除了舒霍夫、司聂金、阿诺夫和兹维列夫的作品外，还出现了一些列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所有的人都为此高兴，都或多或少的想给我们的同志一些共同的见解。

首先我想，共和国的俄罗斯作家能够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深刻的体会到自己的责任感。遗憾的是，我们的作家不总是都有真正的作家文化。在一些书籍中代替对读者的情感的相互作用的是宣言性和认知主义。

一些同志不敢于在莫斯科展示自己的作品，也不愿意把这些作品拿到在专业的首都文学家之间进行讨论的讨论会上，心想着，我们不可以把它拿到自己的汤里进行熬制。

在创作关于哈萨克斯坦的过去和现在的作品的时候，俄罗斯作家明白，不能够不展示哈萨克人民的生活。但他们不总能够把握哈萨克的形象。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这些作家与自己的哈萨克斯坦主人公交流的不够多，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日常生活、想法和习惯。当然，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语言他们也很不熟悉。

我们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把自己的命运与兄弟国家文学相联系的俄罗斯作家必须要知道这个名族文学的语言。要知道，司聂金和舒霍夫除了写关于哈萨克斯坦的作品，他们还有博得好评的哈萨克斯坦文学的翻译作品。如果补充说明一下，司聂金和舒霍夫的父亲很好的掌握了哈萨克语，那么这自然而然的就明白了。不能够把语言的学校看成特殊的国家问题，共和国的俄罗斯作家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这需要专业的学校、拨款等等。为了学习俄语需要对这门语言有着真诚的爱和真正的兴趣。

众做周知，俄罗斯学者和作家可以在完全不认识哈萨克文字的情况下掌握哈萨克语，要归功于哈萨克斯坦民族的精神文化可以保留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哈萨克斯坦诗人？在自己的一首诗里写道：“我掌握了俄语和俄语文字。”可以说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对另一种语言的无法遏制的爱使他达到了这一成就。

我们生活在一个名族文化真正的繁荣的时代，生活在文化关系相互紧密，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丰富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学习兄弟国家的语言是首要的文化的因素，我想这对于生活在我们共和国的作家来说不是过多的奢侈，我认为，也不仅仅是对于这些作家。

我们对待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像对待兄弟和朋友一样。

我们共同生活和工作着。这种经验证实了，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作家之间不断地紧密地交流是我们文化发展的必要的中介。

1975年

 

沉思

 

我们的文学史如此的伟大，它像世界展示了苏联劳动者和共产主义建设者这样新时代的人物和新的主人公。很多书并且将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书来描写他们，但这样的人会变得很少。

很大一部分的作家都在描写一系列的苏联劳动者，这些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形象在这些书里有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无论有怎样的生活冲突，他们完成了共同背景的作品，他们的思想总是跟随着有着大计划的人的思想。我不想把工厂里的工人和领导区分开来，要知道，在生活中他们是同步向前走的。我想说一下其他的问题，在近期的一些作品中出现了一些简单的人物，他们是必要的但也是毫无个性的。作家表达赞美或者职责，投票选举赞成或是反对，说一些合适或者不合适的。难道只有这样才可以表达民族思想吗？

或许我说得有点忙夸张，但是基本上我相信，现在或者未来的简单的工作人员不会再书里找到某种艺术的等价物。

我们所有的作家都喜欢听到别人叫自己高尔基的学生。读一读他的一连串的作品，你会发现，高尔基写的小人物比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多。高尔基的语言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严厉地、毫不留情地割破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身体，还有人们的内心，他好奇地描绘出了民族的性格特征。他向我们展现了多少个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还有这些平凡的人物的多样的性格。自然而然的就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没有很好地向高尔基学习，没有从他身上学到描写小人物的精髓。当然，认为所有的作家都有错误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再重复说一下，最近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他们沿袭了高尔基的描写小人物的创作手法。我认为，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命运》就使文学创作的主题转向了描写小人物。我们的诗人特瓦尔朵夫斯基也写了很多关于这一题材的作品，在我看来，他不久前的作品《修炉匠》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作品主人公？的性格就是真正的民族性格。

但俗话说，没有例外这一规则。我们有很多的相似的例外，我认为是有太多的多余。

为什么我们很少地走进普通建设者的生活，要知道他们是主要的现代生活的主人公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摆在作家面前的对于描写普通工人和农场庄员文学家来说是什么不可避免的困难？我觉得描写领导更容易些。公务上的冲突看似存在于事物的表面，描写办公室、电话、秘书、争吵和与落后因素的战斗等等，有时候这也是实木内部的固有属性。试着在大的车间里工作着的不光彩的工人的面貌里捕捉主要的、光彩的的东西。

在普通人的生活环境里不可能遇到浅薄的人物，在这种环境里有他们自己的冲突，有不可避免的创新工作者和保守的领导之间的冲突。

我想举两个最普通的例子，这两个例子是哈萨克斯坦畜牧专家生活中的事实。在塔尔迪库尔干州地区的古比雪夫·基洛夫斯基集体农庄里居住着一个老的牧羊人他是哈萨克斯坦最高会议的代表？在1934年他从30只粗毛羊中养了几只。到1958年底，农庄里的畜牧总量3000对只细毛羊，顺便说一下，在这期间农庄没有买过一只羊。当然，这是童话里才出现的场景，但？把童话故事转变为现实，转变为与自然的冲突，和村民旧思想的冲突，与愚昧无知的冲突。谁知道这个用科学知识使实践经验变得牢固的老牧羊人创造了多少奇迹，难道他的生活和劳动还不足以为作家提供素材吗？

在格瓦尔杰伊斯克地区的？农场女挤奶员组成了共产主义劳动队，年轻的严谨的？领导着这个队伍。这个队伍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很不习惯，他们的生活习惯与这个村庄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女孩们制定了严格的日程，在日常生活中不会遇到老的畜牧专家，最主要的是，他们寻求将生产活动与学习相结合。他们其中的两个在今年考入了医学院，还有一个考入了音乐学院，但生产地不放她走，因为没有人能顶替她的位置。在这个生产队里有很好的纪律，用一种尊敬的态度来对待劳动。我想队伍里的成员把很多的新的方法引入到畜牧专家已经习惯了的日常生活中，用其他同龄人的方法来吸引人。

这些现象和民族倡议的出现得到了作家的高度关注，这些都教会我们的文学家很多很多的东西。

只有加强与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和他们的劳动行为，作家才能正确地讲述平凡人的故事。

我们不是第一年热情而真诚地说关于联系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很积极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认为我们忘了高尔基的建议，他说：“为了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必须认真地研究十多个这样的原型并且要获得最主要的实质。

向我们的生活学习的最基本的方法被称为创作的创作的出差。有些同志认为一个半月的出差不可能认识生活，我和他们的观点相似。按照惯例，我们从何开始呢？从预先的计划开始，我们首先去区委会或者州委会，得到创新者的地址的特征，在哪里也不耽搁，也不仔细看其它的东西，就直接去找他。我们破坏了文学大师的传统。我举例他们其中的一句话：任何时候不要沿着大路走，要沿着小道走，如果附近没有宾馆的话就在窝棚里过夜，当找不到其它食物的时候，就吃面包喝水，不要害怕大雨和距离，不要长时间的不断的步行。为了认识国家，深入到它的内心，为了发现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我们要认识很多旅客，还有很多以前没有料想到的事物。莫泊桑在游览布列塔尼的时候这样写道。

为什么恢复关于劳动者的主题这么重要。

我们的文学应该给予描写苏联人物的作品尊重，给予幸福的创造者，我们七年计划的创造者和值得赞美的人尊重。描写我们现代人的书籍应该帮助作者了解事物的美，为自己的作品融入严谨性，同情心，复杂的理解和现实生活的伟大性，没有这些东西及没有文学家，就没有文学。

1976年

 

生命之歌

 

这些天脑海中总是出现很多年前的画面，那时，三十年代初期，在首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前，我认识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

那时候他就已经因雄劲的诗歌闻名了，他的诗歌以话引话，已经出现了独特的时间韵律，他的名字在首次开创革命诗歌并奉献身心的勇者中已占据了一席之地。

二十年代时期，最初的诗歌经验是由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高尔基提供的，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勉励文学青年，他们公开追求直接并形象地阐述自己的时代，标榜自己。

年轻的苏联文学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展示伟大的改革，为了崇高的目标—自由，平等，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而创作，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并不是以一个年轻后生的姿态进入文学的，而是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成年人。尽管他很年轻，他却经常回忆起一些经历，思考人生，记录自己在彼得格勒没有炉子的小房间里的故事。当然这既有他的才能，也因他严于律己，当然这与年纪无关，所有这一切都将他的诗歌与社会之流区分开来，（此外，这样的诗歌在那时，现在与将来，写了很多）。

我能够回忆起不同年代的吉洪诺夫―命运多次将我们从文学与生活的道路上分开。但从这么多次的相遇中，我产生了这样一种主要的印象―这是他的一种对人与事的无法抑制的渴望，它从未消亡过，这是一种他对周围的活动多方面的创作兴趣。

所有这一切后来在他的书中，诗歌中，散文中从艺术形式上找到了相应的反映，没有这些书就无法想象苏联文学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

我记得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是多么热情又兴致勃勃地询问关于江布尔的情况，后者的名字刚刚从真理报上得知成为了苏联多民族读者永远的财富。我记得他浓厚的兴趣好似对待工作，当贝伊姆贝特·马林和我写第一部哈萨克斯坦游戏电影《阿曼格尔德》剧本时，曾与吉洪诺维就文学的青年时代这一话题合作。

故事从吉洪诺夫开始，他见过的和经历过的都会写成诗歌，但如果不讲一讲他过去及现在仍在从事的巨大的社会活动，那么他的生活故事就是不完整的。此外，这是很困难的，两者甚至是不可拆开的―他的文学和他的国家责任。

它继承了高尔基的传统―关心文学更替，促进文学进程的发展，并连续十年领导作家协会。众多作家―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的，高加索的和外高加索的作家们都知道他为他们的文学发展做出了多少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了他真正的非决定论。

起初吉洪诺夫把注意力放在世界民族运动上，现在我们称之为反对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斗争，远方中国库里的伤痛成为了苏联诗人的伤痛，他把阿富汗人民和印度人民悲惨的命运当成自己的事，他用语言把他们悲惨的命运写在他的书里。

这种参与世界时事的行为使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成为了世界守卫者的一员，当需要揭穿敌人阴谋时，他总会出来发声，所以当他在第一次斯德哥尔摩宣言上首个签字，并不是偶然的。

关于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我们还有许多可以讲述―反正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不足的……现在他八十岁了，但是生命之歌永远不会结束。

现在我们表彰八十岁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为苏联文学奠基人之一， 接触的苏联诗人，社会活动家，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代表。

彼得堡青年和手艺人之子走向现代艺术之巅的道路曾是复杂且戏剧性的。他面临着突破枯燥单一手艺人的环境，这里经常有琐碎的杂事，需要敬重家庭和宗教的传统。大概，对这些灰暗日子的反应是对东方和印度显示出的极大热情。“我从未想过某天能够亲眼见到书本上独到的这些地方。当我走在同时代的印度喧闹的街道上，伫立在孟加拉湾岸边，见到著名的热带丛林和上世纪的历史古迹时，我禁不住想到了我的童年。”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在自传中写到。

他见到了许多人和事，因为他是美好的和动荡年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是一战的和骑兵攻击的士兵，经历过国内战争。他在陷落的列宁格勒坚守了90天。

另一个著名的苏联诗人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依评论了吉洪诺夫诗歌的独特性和来源的准确性。“《透过童话般的城市彼得堡的白夜，透过骑兵攻击里加的呼啸声，透过国内战争和尤登尼奇的歼灭，透过中亚的沙漠，高加索的山峰和卡赫季亚山谷。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立刻声明：世界很盛大，美丽，残酷，悲剧，他永远不会单调，灰暗，你每一步都会遇到一个神奇的国度，但不是一个恶劣的国家，而是一个童话般的国度，那里的人们勇敢且严厉。他的诗歌锻造出世界大战的利剑，十月革命的利剑。

“铁匠不是昨天才锻造我的心灵，他已经锻造了很长时间了”，诗人这样说道。吉洪诺夫的故事是苏联各个地方的写照，诗歌记录的是人们孜孜不断的追求和完成任务的决心。

在这些严峻的、不停顿的韵律中唱响了新世纪之声，他们现在也像刚出现时那样新鲜。这种新世纪勇敢坚毅的力量，通过诗人的创作表现出来。

在吉洪诺夫的创作中，天马行空的幻想与现实不可思议地贯穿在一起，在诗歌《阿富汗故事》《莫斯科的印度》《印度之梦》中他讲到一些在那时并未出现的国家你，就好像他是所有事件的参与者，会见到、听到这些隐秘的事物。后来到了50年代，吉洪诺夫到了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游历，他就像写很久就熟知的国家似的写了下来，这就是吉洪诺夫惊人的独特性。东方总是会使优秀的诗人感到兴高采烈，在吉洪诺夫的诗歌，小说中0臆想的景象中展现了一幅善良的奥尔穆兹德与邪恶的阿里曼斗争的画面。他描写瓦姆贝里，英雄和间谍，描写恩维尔，描写孙逸仙。他的一生都在感受东方的心脏。这个心脏在很多方面预示了他的一个重要的题目—人民友谊的题目。这个题目在诗集《两支急流》《巴基斯坦小说》《讲述山国》《白色的奇迹》中都有体现。

在我们东方，在中亚，在高加索，他发现了根深蒂固的蛮横，生命力。深刻而又吸引人的语调在他的诗歌中凸显出来，关于人的话题是一定要讲述的，这是吉洪诺夫的座右铭，脱口而出。

忘记了自己，也忘了与他们斗争，

流浪的日子没有尽头，

失眠的夜晚在干涸的枯井里，

发现青春已逝。

但我们知道的不仅仅是苏联杰出的诗人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他还是翻译家，苏联文学协同行动的组织者。

多民族语言财富的真正发现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它的首位发现者之一就是吉洪诺夫，

从那时起就没有间断过将苏联人民古典和现代文学的优秀例子翻译成俄语这一过程。开始这一工作是为了安置俄罗斯诗人和散文家，他们在首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前夕成群地解散了，并加入高尔基倡议的兄弟联盟。吉洪诺夫翻译工作的经验对于那些想要将其他民族的诗歌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的人来说具有普遍的原则性意义。当他想修改原著时他会紧皱眉头，“这很不光彩”，他说道，吉洪诺夫找到了接近其他民族灵魂的道路，他将自己整个身心投入到俄罗斯诗歌优良的传统中，自己的多面性中，对其他民族无比的尊敬中去。

我们记得吉洪诺夫是多么激动地在江布尔咨文中回应地，“列宁格勒的子民们，我的孩子们！”，我们记得，带着怎样令人羡慕的灵通消息描写我们，我们喜爱的穆赫塔尔·奥埃佐夫在1958年12月哈萨克斯坦文学与艺术开幕式那天的，这就是那是文章的一些佐证《亲爱的朋友，大家好，》《看一看哈萨克斯坦地图，她大的就像一整块大陆是似的，她应有尽有：高高的山脉，无尽的草原，森林等等，还有不枯竭的财富。人们坚持不懈地在大自然中劳作，它肥沃的徒弟给于人们充足的粮食，它有烟煤，有色金属，石油等财富，但这个神奇国度人口的增长也令人吃惊。你们想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例如，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有什么历史背景？漆黑的夜晚谁是他们的指明灯？读一读哈萨克斯坦作家的书。首先大篇幅的讲的就是著名的穆赫塔尔·奥埃佐夫关于哈萨克斯坦阿拜人民的启蒙的史诗。你们眼前展现出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生活图景，你们和他们一起在草原上驰骋，在村庄中生活等等。穆赫塔尔·奥埃佐夫的才能给了我们见识草原上人民生活的机会，阿拜人民的生活那么幸福，他的经历，希望和思想使阿拜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地位，这种地位是无法替代的。》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尽力对一系列散文诗歌作品做了准确详细的描述，预示了那些当时很年轻而现在成为我们文学中坚力量的作家们杰出的命运。

而吉洪诺夫的这篇文章对我们有着原则性的意义，它加强了我们的力量，加强了我们队军队的信任力，这些话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爱你们的才能，你们的威望。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灵感很广阔！”

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的身上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杰出的诗人，文化活动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现实活动家，他是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员，他获得了国际列宁奖，“因为加强了世界人民之间的联系”，“为和平而战的同时，我可以告诉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战争的恐怖—在国外，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苏联人民经历过什么，他们在挽救全人类摆脱法西斯桎梏方面显示出了多么大的勇气。”

作为文学，艺术，建筑领域的列宁奖和国家奖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1896-1979）也在文化前沿引领了大型系统性的工作。

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以坚实的脚步做出努力。也并非所有作家执笔之时，都会双手颤抖。像吉洪诺夫那样。他雄伟的诗篇已经影响了十月革命后的几代人的心灵。但是他已经80多岁了。

头发花白，如同故事一般，

同样，也如歌曲，富有活力。

1976年

 

告别的话语

 

很难与统一于此见解，即，我们再没有看到 伊万.彼得洛维奇.舒霍夫是杰出的苏联作家，是拥有丰富内心和才华的人。

在他的人生转折点，曾是西伯利亚哥萨克歌手，歌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草原过往和现在，没有草原，他就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在遥远的卡累利阿共和国严寒的森林和悬崖峭壁上，在古老高加索壮丽山脉中间，他写道，随处我都看得见你们，被战争硝烟所笼罩着的我光荣的同胞……”

在舒霍夫的第一批小说《苦行》和《憎恨》中体现出来了哈萨克人民革命意识觉醒的增长，展现出了俄罗斯哥萨克和哈萨克阿吾尔地区居民的阶级分离，他在一批杰出俄罗斯作家当中地位凸显出来，高尔基称赞他：“您拥有非常厉害的革命才干，一定要把它扩大，深入”——高尔基曾在给舒霍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的。

他的一切创作——是唯一的叙述，有关：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他的革命之路，哥萨克村镇的集体化，与富农的斗争，正直勇敢的人民参加新世界的建设 的叙述。

   舒霍夫的处女随笔（特写）当中讲述了他家乡过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品中采用了很多那一代人的准确而真实的例子。舒霍夫带着爱意，和崇高的艺术手段，展现了那些用自己劳动来装扮草原的人们的生活。

该文学巨匠笔下的一切，都带有他对自己创作的严格要求的深深的烙印。他严于要求自己也要求自己的同仁。通过所有的创作，舒霍夫一生都保留了他对祖国和祖国人民强烈的热爱…“不为人民服务，就不会知道他们的日常需求和关心的事情，也不知道他们的劳动成果和对生活的想法，——舒霍夫在哈萨克的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中这样说道。——它们，这些想法和成果，巨大而美好，就像将在人民生活内部所预想的和所要创作的一切。但是，我们不会被这种光荣的使命所吓倒，因为没有什么要比被自己国家所需要更幸福的事情了，即使是一行字，即使是一个智慧而正确的话语”。

伊万.彼得洛维奇.舒霍夫的一句智慧而正确的话语存留于我们的文学精华当中。

 

1977年

一切都会实现

 

如同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一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总结的经验，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伟大变革的经验，我都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宪法草案的原文中读得出来。

我认为，该文献在分析当中很详尽，在地方方言里由苏联多民族人民所达到的分析，并且是哲学容量很大。其与我们有关，并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如同行动纲领。对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革命力量来说，对于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战的战士来说，它就是鼓舞人心的榜样。

我不必绞心脑汁猜想，就能想到这一切。我没有去过每一个大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也包括这样的人：他们想要了解我们，进而去理解苏联人以什么为生，理解他的追求和理想。

如此一来，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法令，对于我来说就是对一切问题的详尽回答：我们是怎么生活的，以什么为生，为了什么而生活，追求着什么。我们的目标和取得成就的条件，我们的信仰，以及信仰从何而来——所有这一切，如其他内容，都在我国宪法草案的简练条款中做了解释。

我是一个作家。我对注意力尤为突出的放在了做有关苏联宪法草案的演讲上面了，其中写道“宪法中打下了巨大的创作潜力的基石。且该潜能需要被创造性地使用”。

苏联作家的创作不可思议地在自己国家人民中间毫无深入，没有得到互相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诚如，是什么主要影响了他的命运，他的过去和现在。没有这个，就无法在他的伟大，简单中看到我们同时代人的面貌，也无法揭露和反映他的内心，道德伦理，以及国民本质上的方方面面，理解他的性格。该计划当中新宪法对我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向导。作家，并不是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生活现象的记录员。他是勘探员，在他的创作储备中指南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勘探，他还要研究在自己工作前沿中发现的东西。并且，最终，如同给艺术家创造了生动的生活画面，画面是什么样的。标准即为真理。评定——就是他的在文学储备中的世界观。

创作过程的示意图是我唯一的所画的。示意图可能是别的样子，但是过程本身也是以生活最复杂蜕变为前提条件的。所有的苏联文化艺术成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无论如何都与这包罗万象的过程相关联。它刚好被集中且在新宪法中与列宁党的形势相聚焦。通过它，“人们能更清晰的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真理和自由的广泛性和多面性”，就是那些人，苏联作家语言所指的那些人。这就是我所指的一切。

当我写《哈萨克斯坦战士》的时候，我没有试图绕过艰苦的现实。但是不能看到人民的英勇精神，对自己祖国热爱的精神的伟大。距离那个时期已经有35年了。那些岁月啊！这些年在宪法的前进运动中反映出来，有关全世界变革的年代都一一呈现。反映时代，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苏联作家的责任和荣誉。

苏联作家委员会所建立的会议上真正讨论了有关哈萨克文化的事情，并且对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不仅仅在我们国家，也在其遥远的国外。我们的年轻文学工作者对文学创作的贡献被激活了。阅读宪法草案的同时，我也生活了很久，并且经历了自己时代的不少事情，好的坏的都有，带有非常良好的感觉，对所发生的转变没有嫉妒（羡慕），考虑到，他们能走入我们在困难和斗争中所创造的世界是多么幸福，他们将会有多么美好的未来。有关今天我所看到的一切，有关优秀的子民所梦想的一切。而我国社会主义新宪法为我祖国的明天指明了道路。我认为：“是的，一切都能实现，为了将革命旗帜高高挂起，社会主义友谊国家与苏联人民一起，与世界进步的人类一起为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大步向前——伟大的十月革命60周年”。

 

1977年

 

伟大的作家们，伟大的文学

 

最近几天，当我们庆祝穆赫塔尔·奥埃佐夫的80岁生日的时候，记忆就会把我带回过去，我会反反复复想起奇迹，作家的生日一直是什么样的……

他的青年时期恰逢哈萨克阶级的剧烈的社会主义变革时期。新时代的确需要新的表达方式，穆赫塔尔·奥埃佐夫也确实在哈萨克《强壮的一群人》获得了中心地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这些文学工作者中所有的老一辈代表都是在受到自己的作家同行们的影响下才有所发展的，他们的名字和作品成为了这个多民族苏联文学的财产。

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要强调他们的贡献。这些举起了革命大旗和国际主义大旗的作家们，将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们那时候多么年轻！一切才刚刚开始！萨肯·谢伊富林、別伊姆别特·迈林、伊利亚斯·占苏古罗夫这些同龄人那时候都23岁，穆赫塔尔20岁，萨比特·穆卡诺夫才十七岁。他们才刚刚开始成长，但是文学和艺术并不是用一年就能有所成就的……

为了更清楚地介绍作家穆赫塔尔·奥埃佐夫所走过的路，就得把目光转向农村，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在这个小穆赫塔尔学会走路的阿拜的村子中，他的生活周围，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充满了创作的环境。阿肯诗人们在这里创作自己的诗歌，并把它们交给德高望重的人来评判。那里最好的冬不拉琴手展示着自己的创作，能言善辩的人也在相互地竞赛。

在这个村子里这些人的书都有得读：纳沃伊、内扎米、欧玛尔·海亚姆，这些人都成为了阿拜的亲属，奥埃佐夫也无论春夏地和他们交谈着。作为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人，在他的家里也能找到类似阿力—法拉比、亚萨因等人的书。这个好奇心强烈的小男孩从小就接触这些书，而他的爷爷教他识字。

我们知道，阿拜最早的一些诗歌直到他死后的1905年才得以在喀山发表。但是在这之前穆赫塔尔就知道背诵他们，他了解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克雷洛夫这些人的翻译作品，他这一生就记得阿拜这个人，一个带着忧郁的眼睛的人，以他对人们的智慧、公证和仁慈而著名。

后来，穆赫塔尔又在列宁格勒和塔什干学习过，但是完全可以这么说，他的大学始于如今的哈萨克斯坦东部，始于阿拜的村庄。在那里他成为了一个作家，尽管他什么都还没有写。

后来他满20岁了……悲剧作品《因力克—克别克》是这位年轻作者面世的第一部作品。这部剧作还在村庄里上演，正是在那年爆发了十月革命。这部作品奠定了哈萨克斯坦戏剧作品在20年代创作的基础。就像后来他的作品《阿依曼—绍班》开创了音乐剧的先河那样。

说到戏剧作家穆赫塔尔，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他数不清的戏剧作品。而是这些作品和舞台、和哈萨克戏剧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我想起了俄罗斯的小剧院。实际上，自从1932年的十年间以来，穆赫塔尔就一直致力于解决剧目的问题，我把这段时期称为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一段时期。在剧院中上演过莎士比亚、席勒、莫里哀、果戈理、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亲自翻译了莎士比亚和果戈理的一些作品，比如《奥瑟罗》、《愤怒的克制》和《钦差大臣》。在这最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奥埃佐夫成为了社会和世界文学的标志。所以，后来哈萨克斯坦科学戏剧院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也就不奇怪了。

这些天在讨论他的时候，我总是从他的戏剧开始说起，但是他的创作活动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这代人没有谁能达到他用自己的创作给我们带来的高度和深度。尤其是这位伟大作家所创作的伟大的文学史诗《阿拜之歌》，他把他的劳动成果献给了世界艺术。

在书页中还能见到哈萨克斯坦开着五颜六色鲜花的草原，这些鲜活的形象揭示了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片草原也永远地上百万读者的意识里。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我们国家的人……在我出国旅行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确认过，穆赫塔尔是如何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的惊奇的！

高尔基曾经说过，评价一部书的时候，要看它的创作是否以人类的名义。《阿拜之路》就是这样的一部书……作家穷尽一生来创作，它完善了艺术，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每一篇小说都指把他带向自己的书。

他写了不少的作品，现在已经有20卷本的奥埃佐夫的文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戏剧、剧本、科学研究著作，所有这些我们在今天都称之为创作的遗产。这也是他所取得的成就……关于他在戏剧和散文艺术中的贡献我已经说了。但是他为哈萨克斯坦的电影事业发展做了很多的贡献。人们广受教育，他在高校中任教，也在莫斯科大学教授系列课程。

我们在十月革命60周年这天庆祝他的周年纪念。这发生在苏联大地上的变革开启了新时代，这些变革也是社会主义现实文学之前和现在在告诉我们的。奥埃佐夫曾是这些作者中的一员吗？曾经是？不，说到这位伟大的作家的时候，不能用过去的时间。我们之所以吧奥埃佐夫称为伟大的作家，是因为他创作了自己民族的民族形象，动人地讲述和带来了三种思想，分别是希望、悲伤和喜悦。

作家在智慧和创作力很强盛的时候离我们而去。我们可以表示遗憾，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读过他关于现代的小说，这也是他正在酝酿并准备写下来的思想……但是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我们了解了所有他那些永世长存的书籍。

1977年

   

 

 劳作之春

 

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人们的思绪总是会和粮食联系在一起。留给农民的时间并不少。播种的人、养护庄稼的人、耕地的人，他们这些人都自信于自己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的劳动就是人类的命运。

在国家南部庄稼人已经开始了耕种，在阿尔泰一带的非黑钙土的土地上也在进行着播种的最后准备工作。

在春天的这些日子里，我们祖国的劳动者们和国家所有的劳动者一样，正在讨论着自己国家新宪法的事务。每当我想到这哈萨克斯坦民族幸福的宣言时，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对伟大祖国的骄傲，也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我会想起一些不请自来的“先知”的预言，那还是在60年前的时候，他们预言哈萨克民族将会从地球上消失。啊，这些无能的预言家！

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哈萨克的人民是如何生活与劳作就好了。每个家庭都很富足，不管是哈萨克斯坦人还是其他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吉尔吉斯斯坦人、摩尔多瓦人、爱沙尼亚人，他们都有着得到宪法保证的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和居住权！而他们也拥有着最重要的权利，那就是真切的幸福的权利！

如今，在哈萨克斯坦一望无际的土地上也出现了很多大功率的汽车。对于我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被哈萨克斯坦的土地的味道更亲近的了，那里的土地在25年之前的时候就开始耕作了，在这之前那里一片荒芜。

之后产出的上亿普特粮食也变成了征服处女地的象征。在1972和1973年两年的时间，国家上亿普特的粮仓就被填满了，而在1976年的时候哈萨克斯坦又赶上了创纪录的大丰收，收获了11亿5000万普特的粮食。但是，粮食的播种与收获之路从来都不是很容易的。有的时候会赶上旱灾，有的时候是暴雨，我们记得所有，记得狂风的抽打和无情的骄阳对庄稼的暴晒……

在开垦的过程中不仅仅诞生了新工艺和工艺师，还出现了掌握的新的耕作方式的现代农民，他们能够感知土地、倾听土地的需要。我认识一位来自绍尔坦德的工作组组长斯坦尼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加夫里留克。在一本出版了几年的专业书中，他介绍了16支工作组耕作田的历史，并附上了气象资料、产量与轮作图表……

今年我们的农民面临的是很艰巨的任务。就在刚刚结束的哈萨克斯坦农业工作者会议上还在讨论，党和国家盼着今年的哈萨克斯坦大丰收。

确实，我们为一系列的困难感到担忧。因为为了提高土地的产量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如今，摆在国家面前的是要产出不少于2亿2千万吨的粮食产量，并且提高粮食的质量。我们的土地工作着常常能感受到国家的巨大帮助，就在前不久，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有关1978年春耕准备工作于实施的补充措施》的决议。这个文件统一了统一的标准，给予了集体农牧庄物质技术上的保证，也促进了轮耕的展开。

在一月初于秋明召开的全苏作家创作大会上，会议的主题是意义重大的《我们时代伟大建设的英雄与苏联文学》。或许，应该在一个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国家组织一个全苏作家会议，这样才有利于去思索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一个现代土地工作者的形象，也有利于讨论与文学和乡村有关的乡村散文的最主要的一些问题。

播种的农民去了田野上。就让他们把种子播撒进土地，等着颗粒饱满的庄稼抽穗吧！

1978年

 

我亲爱的老乡与兄弟

 

屋外传来一阵短促的敲门声。这一大清早的会是谁呢？我打开门一看，果然是舒霍夫。

“加比特，正特别想抽烟呢，但是火柴不知怎么得用完了。给我点儿吧，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请求，但是我并没有急着答应他。我一脸忧愁地走出房间，呆了一会儿之后转过来一摊手对他说：

“伊万，我也没有火柴。”

“一根都没有？！就给我点儿吧，我亲眼看到了有！”

“可是你那里不也没有吗？”

“好吧！我只能去喝酸牛奶了。你把我伤害了，我现在得跑远路去商店了……我会记住的。”

他在走廊里懊恼地哼唧着，重重地关上了门。

过了一会儿我拿着火柴（我刚才当然有）去敲他的门，他就住我的对面。

他高兴了起来。

“你太狡猾了你！老是糊弄我。算了，还是去喝茶吧。”

我们高兴地坐下来喝着冒着热气和浓香的茶，我们的舒霍夫可是一位泡茶大师。我们谈论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难道作为邻居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我们经常以各种理由（有时候没有）去互相拜访，我们两家门对着门，作为邻居已经有15年了。如果形象地说地话，我们门对门住得更久，还是从少年时期，从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出生的地方十分地靠近：他出生在普列斯诺夫卡，而我出生在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里。小的时候看到的是一样的辽阔的土地，清澈的湖泊和白桦林，呼吸的都是哈萨克斯坦北部的空气，那里是真正杂草丛生的自由的草原。在伊万·彼特罗维奇的有关童年的中篇小说中非常诗意又壮阔地描写了这片神奇的被称作“纯净大地上的草原”的草原。

但是不管我们有多么地热爱自己出生并学会走路的地方，生活的道路还是会召唤着我们向前进，去往喧闹的大城市，去读书和接受教育，为了在文学的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不管怎么说，舒霍夫曾是小说《高尔基干线》和《憎恨》的作者，这两部小说高尔基很重视，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出版印刷了将近百万份。

我们私人的认识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前。我们的认识并不是在十分合适的环境下。不知道是在34年还是35年舒霍夫和別伊姆别特·迈林和“列宁电影公司”签署了创作剧本《阿曼格尔德》的协议。那时候一个纪念性的日子也快来到了，那就是苏维埃哈萨克成立15周年。这个事件被当做一个节日那样被广泛地庆祝，那时候来哈萨克斯坦参加这个活动的还有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卡里宁。那时候在莫斯科有一个代表团，在代表团中有几位著名的党政活动家：米尔佐扬、伊萨耶夫等其他人。在克林姆林宫举办的代表迎接会上，斯大林突然问他们是否看过电影《夏伯阳》。那部电影刚刚搬上荧幕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诺西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思考了一会儿突然说：“你们也有自己的夏伯阳，那就是阿曼格尔德……”

在莫斯科举办的哈萨克斯坦文学艺术旬的后期，斯大林在和国家大使交谈的过程中记起了上次的谈话，对哈萨克斯坦有关“哈萨克斯坦的夏伯阳”的电影事务非常感兴趣。如果实话实说，情况不太好：电影剧本的创作还没有开始。迈林很早以前就打算着手这一事务了，他一直在等着自己的助手，但是舒霍夫正醉心于自己的私人创作中，耽误了行程。在艺术旬的时候他也没在莫斯科。因此我和迈林受委托寻找代替伊万·彼特罗维奇的另一位俄罗斯合作者。

我们决定去找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我们俩一起去了他在乡下的别墅。我们的请求一开始就打动了他。他说自己脱离了哈萨克斯坦，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谈论，海碰到了法捷耶夫。他身材高大，神态端庄又满面笑容，他热烈地挥舞着自己的大手“嗨，哈萨克人！当今的莫斯科英雄们！恭喜你们！库丽娅什·拜谢伊托娃……24岁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她很快就会成为苏联的民族歌手的！”

他说完后，我们的情绪都变得很高涨，尽管还有些不安。最后弗谢沃洛德同意了合作，但是剧本的素材必须得我们自己收集，然后才能进行双方的合作。

在艺术旬结束后又再次达成了协议，同志间的友谊又让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好使我们的良心能够平静，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在友善的气氛下解决好。

我们的首站是去了将来的电影取景地——图尔盖草原，这也是阿曼格尔德出生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收集到了需要的资料，从那里我们给舒霍夫传了一封电报：我们要去你那里了，接我们。然后我们就去了北方了。

我们最终来到了这个他住的村镇，但是没有碰上他。他的家在湖边，他后来也一直在这居住，有些年伊万·彼特罗维奇也有时候在这住，在这里有着漂亮的白桦林，距离普列斯诺夫卡只有大约7千米。那片森林就像之前说的那样长满针茅的树林和倒映着天空的清澈的湖水。

当我们和普列斯诺夫卡的带路人去到那片令人惊奇的树林中，我和迈林十分地惊讶地在丛林的边缘看到了寻常的哈萨克帐篷，在他旁边……就是我们处处碰壁的伙伴。他看起来比我们还要高兴，他多日的受苦终于结束了，他洗了洗脸，然后请我们去了他的别墅。

那天非常热，休息过后我们大家都去了最近的小湖边。大家尽情地洗完之后精神焕发地回去了。我们在回去的途中看到，在那个小帐篷旁边还有两个和这个一样的。原来，我们的来访并不是秘密的，当地政府非常地关照我们，尤其是伊万·彼特罗维奇。

轻松愉快的几天很快就过去了。我写下了“夜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围着茶炊说话、唱歌、读诗一直快到天亮。我们都很年轻又十分地热爱生活，我们也都十分迷恋文学、诗歌、哥萨克和哈萨克斯坦的民间故事，我们毫无保留地分享着彼此心中的宝藏。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谁也没有提关于合作关于剧本的事，那些天我们变得十分亲近起来，朋友之间的理解是不需要言语的……

分别的日期临近了。我们衷心地说着祝福的话告别了。

再次和伊万·彼特罗维奇见面是在阿拉木图，在他从莫斯科回来之后。舒霍夫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法捷耶夫，说着他的魅力与热心。顺便说一句，几年之后他们又见面了，他们谈论了很长的时间，法捷耶夫邀请他来莫斯科定居。当时的俄联邦作联索博列夫也这么建议他。尽管他文学辉煌的起点在莫斯科，但是最后

还是决定将自己的命运永远地与哈萨克斯坦连接在一起。当然，在莫斯科、圣彼得堡、鄂木斯克、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其它俄罗斯中央城市地区，当然还有他的故乡普列斯诺夫卡在他那慷慨的心中都有着真诚的地位。

总之，我们的生命生活在彼此的眼中都非常地显眼，能够回想起来的太多了。我们的创作和文学友谊总是真切的又藏在内心深处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之间讲一些特殊又易懂的行话，旁人有时候听不懂。我们或是争吵或是友爱。我们经常地互相打趣，但是面临严肃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分歧。

有一次我在和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谈话的时候，他很感兴趣，到底谁在哈萨克的作家中间是尤其突出的。我毫不犹豫地就说了舒霍夫。为了证明并不是空口无凭，我说：“您，季马什·阿赫梅托维奇，是一位有知识的人。您看看特瓦尔多夫斯基领导下的《新世界》，再看看舒霍夫领导下的《宽阔》。或者是拿巴鲁兹津的杂志《民族友谊》来比较。他们三位是真正的主编。”我这里说的主编首先是要有很高的个人威望，还要对文学和艺术责任有着纯洁的态度。

确实，如果说起伊万·彼特罗维奇，对于他的文学评价几乎没有贬的。他忠诚地对待着文学事业。我想，许多年轻的哈萨克斯坦作家都应该感激舒霍夫，是他给他们指明了创作之路。

至于我，我得承认，除了我在作协中呆了40多年，跟伊万·彼特罗维奇的关系很亲近之外，并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能这么说：他的真挚和友善就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他不知道嫉妒，也不知道私自谋利。因此在他身边和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感到十分愉快。

他的小说《高尔基干线》和《普列斯诺夫卡的篇章》很好地塑造了作为作家和人的舒霍夫。这两部书最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独一无二的天才个性和内心世界。此外，他还很有成效地把哈萨克斯坦作家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俄语，尤其是我的。我不是责备，而是反对那些说伊万·彼特罗维奇的谣言。在我看来，并不是他的翻译作品，而是属于他自己的作品才是他最重要的最不可分割的作家要素。他曾被称作十分地道的作家，，带着上帝的仁爱的天才，因此他掌握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把这些想法表现出来的方法。

他在整个大的文学世界已经转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在这个文学世界中他属于自己。作为苏联作联的成员他只是渴望着生活，经常感到新灵感不足的好奇心很大的艺术家。他定期地去莫斯科去见他的那些老朋友——法捷耶夫、索博列夫、爱伦坡、吉洪诺夫、肖洛霍夫和其他的杰出的文学大师。总之，他有着很广泛的关系，但是在这些人的面前他从不夸耀。

有些事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有一段时期我们一同在首都。如果我们的房间或者房子跟他的相邻，我们就会感到十分的幸运。我记得在1959年冬天召开作家会议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很幸运地成了邻居，在《莫斯科》宾馆中我们住在同一楼层。那时候萨比特·穆卡诺夫也在。

那时候我们三个在晚些时候带着非常简单的意愿一同去了饭店，为的就是喝上博尔若米矿泉水。那时候已经关门了，大厅里空无一人。突然我们看到：肖洛霍夫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和他在一起的是《真理报》的同事基里尔·波塔波夫。当时米哈伊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情绪很高涨，看到我们之后，就像以前法捷耶夫那样十分激动地说到：“我的哈萨克朋友们！朋友们！”我们也开心起来，我自我介绍了一下，舒霍夫对于这次意外的相见感到十分地开心，他非常地喜欢《哥萨克》，他总是虔诚地对待一切。每次我们来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他。

然而，这样的惊喜在那个晚上并不是唯一的。我们刚刚一起坐到椅子上，向我们熟识的服务员点了一些用品后，从远处关闭的大厅尽头一群带着满面微笑的人走了过来。当然了，这也是我们的作家兄弟！图尔孙—扎德、加富尔·古里雅姆、武尔贡……我们这一大群人不得不围着宴会餐桌各自坐了长长一排。那天我们尽情地大吃大喝到深夜！我们都感觉到在我们中间聚集着“小主席团”。实际上，那天晚上那里差不多真的聚集着几乎所有作家会议的代表。

我那天恰好坐在两个“哥萨克人”——肖洛霍夫和舒霍夫（他们俩之间互相这么称呼）的中间。我听见有人问米哈伊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有关他创作的事情，他没有回答而是指向了伊万·彼特罗维奇：“最好是问他，他现在正写得登峰造极，如日中天……”实际上，那时候舒霍夫正在上升期，他的有关处女地的艺术散文发表在了《真理报》、《乡村生活》等核心的报刊上。

我们都不想分别，我和肖霍罗夫、波塔波夫去房间里找伊万·彼特罗维奇，然后我们一起沿着熟识的、让雪光照亮的无人的莫斯科大街送米哈伊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

关于伊万·彼特罗维奇我有着无尽的回想，有关我们的相遇、出行和携手的文学工作，关于我们严肃或不严肃的对话、相互的友好的嘲弄。说起那些过去的对于你来说真正亲近和不能再来的人和事并不是轻松的。他一直活在我的记忆中——我亲爱的老乡与兄弟，我亲爱的让人不安的邻居……

1979年

 

大转型的时代

 

时代时快时慢地流逝着。它可以像深水河流一样在无声无息中流逝，也可以像暴烈的山洪那样疾驰。所有的这一切都取决于发生的历史大事件，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速度。

我想拿两个比较显著的时间点来做对比。明年就是哈萨克斯坦自愿加入俄罗斯250周年，今年我们庆祝哈萨克斯坦加入苏联60周年，这是历史刻度盘上两个不同的时期。但是在我看来，过去将近两个世纪的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生活要比近六十年来的时间要短得多。我们都记得，在革命之前，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能读能写。1913年的时候，俄罗斯教育部的官员们得出结论：要完全改变哈萨克的落后状态需要上百年。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几年，哈萨克斯坦就驱尽了几个世纪的黑暗，升起了不落的共产主义的太阳，这个被压迫和奴役的民族迈向繁荣之巅的巨大的一步。

我想强调的是，哈萨克斯坦民族在过去60年间所走过的路，如今已经进入了其它国家现代人的意识中。就像所发生的那样，他们会问，连自己的文字甚至都没有的游牧民族，怎么能让整整一代人一下子进入文明，战胜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和文化，从各种的封建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我们苏联人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奇迹的原因：这是由天才的勤劳的民族所开创的，十月革命的发生给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个民族已经跟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结成了亲戚，在列宁政党的领导下，被不朽的共产主义理论深深地激励着。

作为几乎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我非常高兴地感到，我亲眼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无前例的大转型，作为光荣的参与者我感到很荣幸，我也很幸运地成为了这段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历史根本变革时期的编年史编纂者。站在今天的高度向后回望，我最欣喜的是发展的速度。从开始普及字母表到国家科学院的建立紧紧用了30多年。哈萨克斯坦的工业也在如日中天的发展，1920年全年的物质生产是战前过去五年的五倍多。在1913年的时候只有13本书出版，印刷了4000册，但是如今哈萨克语、俄语、维吾尔语的书籍每年都要出版2000多本，刊印量有百万册。难道这些事实不会让我们感到激动吗？

我把自己的一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苏醒的边疆》。确实，革命前的哈萨克斯坦就像一个睡着的勇士，并没有察觉到自身的力量。是苏维埃政权帮助我们的民族开发了祖先留下的这一片土地，真正地发现并利用这些令人惊奇的宝藏。在我出生之后出版的俄罗斯多卷本的地理学书籍中，我们的边疆被定义为“盐储量最丰富的地区”。在读到这样的评价的时候不觉得可笑吗？哈萨克斯坦的地下资源包括有色金属、煤炭、铁矿和磷钙土。形象地来说，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构成了哈萨克工业快速发展的基础。这些建设的成就连目光短浅的游牧民族的子孙都能明显地感觉到。

我们民族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人们所创建的东西比这些人更有说服力。”为了能够深入地了解所取得的成就，就需要更进一步地来认识这些哈萨克斯坦人民所创建的“东西”。我说的这些东西包括铁米尔套的高炉、巴甫洛达尔的拖拉机、阿拉木图宏伟的宫殿、乌斯季卡面诺格尔斯克的钛锭、江布尔的磷、曼格什拉克的自动反应堆、拜科努尔的航天发射场和其它的上千可以直接地看到的工业科学的成就，没有这些成就很难想象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样子。还有就是无边的被开垦的土地、装满优质粮食的谷仓、肥羊群和结满红苹果的果园。除此之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剧作家创作的戏剧、文艺工作者制片的电影、画作和书籍。我想请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们注意的是：仔细地看这些人类劳动的显著成果，把它们和六十年前的哈萨克斯坦的样子作对比，你们就会为那些把自己的祖国装点的如此美丽的劳动者们而感到深深地自豪，会和他们一样高兴。

所有的航天器都要在哈萨克的土地上发射，或许是近些年来哈萨克的高度正好适合航天器的发射。如果说诗意的形象的话，我想取得这一切成就的原因之前是，现在也是民族友谊。这份友谊很早之前就存在，那时候哈萨克的穷人们还在和俄罗斯的移民者们学习耕作，与此同时也迈出了团结一致的第一步。这份友谊又在后来的战火中得到锤炼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长壮大。全国的人民修建了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大铁路。阿塞拜疆的石油工作者们康开德分享给恩巴的同志们经验，乌克兰的矿工们也在帮助卡拉干达的工人。几千个不同民族的代表们肩并肩地在为巴尔喀什的冶铜事业、奇姆肯特和济良诺夫斯克的铅工厂和列宁诺尔戈斯克的多金属联合工厂工作着。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向哈萨克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把自己的命运同我们的祖国联系起来。哈萨克斯坦不仅对于他们，对于他们的子孙也同样变成了故乡。

对于我们的同乡来说，我们的土地也在扩展着。现在的哈萨克人能够看到列宁格勒的宫殿和水深的涅瓦河，能看到北部茂密的丛林和黑海海面上的光，能看到远东地区的山岗。完全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们的土地，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的一切也是我们的。”这些激动人心的话是从一位前线战士的信中摘抄下来的，这封信曾发表在1943年2月6日的《真理报》上。超过百万的儿女们被派往前线，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法西斯分子做着殊死的斗争，他们之中很多人的名字配得上不朽的荣光。哈萨克斯坦人民也在后方奋不顾身地劳作着，把优质的钢铁供个国防工业，保证前线的吃穿和其它用品。自己对敌人作斗争的贡献就体现在文学中，通过文学激励同胞们投入到英雄的事业当中去。整个世界都能听到阿肯诗人江布尔的声音。弗谢沃洛德在评论他的《列宁格勒人——我的孩子们》这一诗作的时候说这首诗特别的珍贵，是斗争的后备力量。

民族友谊表现的最光辉的一页就是英雄的开垦的史诗。

据说，沿着哈萨克被开垦的土地就能研究整个国家的地理。在哈萨克的土地上有着这些国营农场，它们是：“莫斯科国营农场”、“列宁格勒国营农场”、“基辅国营农场”、“第聂伯比特罗夫斯克国营农场”、“明斯克国营农场”和“敖德萨国营农场”。在开垦的这些村庄中能听到哈萨克语、俄语、乌克兰语、白俄语和摩尔多瓦语，而在幼儿园长大的孩子们能够很流畅地说这几国的语言。开垦地成为了国际主义的学校，如今每年哈萨克供应的数以十亿普特的大圆面包，是我们牢不可破的民族友谊的最好见证。

我出生并成长于如今的北哈萨克斯坦的州，这是在这里展开了热火朝天的为了哈萨克斯坦大面包的奋斗。

我走过世界上不少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任何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像走在自家小径上的那种心灵的感觉。记忆把遥远的过去照亮：那时候这里还是供暖的土窑，在这个土窑里生活着我们一家17口人。在小河的沿岸我赤着脚给地主放牧……但是过去的一切都变得暗淡了，都飞到了很远处。在这片60年前还属于被沙皇统治的土地上出现了很多令人惊奇的农业城市和畜牧业综合体，每个农民的家里都十分地富足。北哈萨克斯坦现在每年公报献给国家的粮食等同于开垦前整个哈萨克的粮食产量。

祖国的大地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的变化更大。我经常遇见一些很普通的劳动者：机械师、畜牧师、工人等。每次我都为他们的博学和眼界开阔而震惊：他们谈论起政治、文学或者艺术的时候就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那样。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甚至是在偏远的山地牧场中，牧羊人都有晶体管接收器和便携电视，我们日新月异的世界就算是在祖国被偏远的角落都能被看到。令我感到欣喜的还有：我们的人民对待未来的永不枯竭的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每个人都十分地坚信党的对外的和平政策会永远地保证自己祖国的和平。不久前我偶然成为了自发的对口吟比赛的见证者。年轻的人们在冬不拉琴的伴奏下歌唱为了祖国的幸福工作和生活，描绘着未来国家的生动的画面。我知道他们并不仅仅是梦想着，而是不断交流分享着计划和思想。

如今在哈萨克的大地上有一个重大又令人欢快的节日：庆祝哈萨克斯坦苏维埃60周年。在这个周年纪念来临之前，哈萨克斯坦作协的第26次会议也会为了取得新的成就达到新的高度。为了我们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0年

 

两位穆赫塔尔

 

年轻人……我在考虑青年的事情……到底在哪一段时间之前才能把他们归为青年作家呢？到底要发表多少本书才能让他们从这个青年作家的年龄中走出来呢？为了加入作协青年作家要每人拿出四五部书？我们并不是评判青年作家的评判人。要知道，有些人已经将近40岁了，但是他们已经准备着挑选两三卷优秀的著作庆祝五十周年纪念了，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形式。你从老一辈的作家中就能看到这些人。类似的情况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我觉得，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思维定势。有一些六十岁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哪怕一丝半点的新思想，也有一些25岁的同行大师，他的作品的每一行都能直抵人心。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中间有萨达尔、卡西姆、鲍别克、穆卡加利、图列根他们这些人。很有可能，现在有一些老一辈的作家们在懊悔没能适时地为这些天才的青年作家提供支持。确实在我们中间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说来惭愧，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解决这一顽疾。如果在老一辈的作家中有谁说他没有因为过早地离开作家生涯受过良心的谴责，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说自己是老作家。这样的“老作家”一文不名。

已经说过：他们五个人都有着非凡的才能。有的人不太熟悉他们，还有的一些人感到害怕，但是他们曾经确实说过很多的赞美之词。这些“老鼠的嘈杂声”并不会影响他们，也不会影响他们创作的本质。

我们这些所有的活着的人都在为一个问题而受着折磨：他们去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们如何才能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哈萨克文学怎么能喝下这杯苦茶呢？

这些令人痛苦的思考应该让我们思考，我们应当更好地去认识青年的天才作家，并不是泛泛地去了解，而是详细地去认识，然后对他们提供保护。

我们之中有像契诃夫说的那样的作家吗？不仅仅是和他并排走，就是跟在他的后面走都会令人感到高兴。有！他们就在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中间。我们又发现的晚了。当然了，这里面不是眼力的问题，任何的眼镜都不能帮我们。这些问题都应该归咎于我们的冷漠和不闻不问。出于自己的职责，尽管有点儿晚，但是还是要说几句关于两位十分成熟、创作达到一定高度的作家，他们现在还是年轻人。

他们有着同样的名字——穆赫塔尔。其中一个是穆赫塔尔·马高因，另一位是穆赫塔尔·沙汉诺夫。很棒的是他们和伟大的穆赫塔尔·奥埃佐夫同名。

好了，我们先说一说散文作家穆赫塔尔·马高因。应该立即指出的是，他在几年之前就已经是青年作家中的一员了。当然了，我们的评论家也及时地指出来了，我指出的有点晚。在他十六七岁时写的中短篇小说中就能够看出来他是一位写自己主题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每一个词都具有多重的意义。我想，读者、评论家、朋友们在读完他的短篇小说《女人的爱情》、《不期而遇》、中篇小说《黑姑娘》之后，就会衷心地为他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点遗憾，没能够分享他最初的喜悦。

从在文学中的起步阶段他就向我们展示了他是多么善于运用丰富的民族语言。他作品中的男女形象是多么地令人惊叹、多么地饱满生动。带着这样真切又不可思议的感觉我们欣赏着这些年轻人的命运，他们总是不屈地昂着头，勇敢地面对路上的困难。在作品《不期而遇》中萨尔金和科什姆就像真正的勇士那样，他们忠实于爱情，在生活中坚韧不拔，作品《黑姑娘》中的艾谷丽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在马高因的作品中我们总能遇见另一种形式的人，类似于沙力普、图雷姆汗这样的庸俗的小市民。这样的人甚至也能在文学和科学中碰见，就像别克谢特副教授那样，梦想着荣誉和财富，但是他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发明。还有伪诗人瓦卡斯，称自己的诗歌是无与伦比的。

马高因是作品结构构造的大师。他的作品中并没有那种让人感觉刻意的矛盾冲突。事件的发展，前因后果都合成一体。如果仔细地分开来看每个人的个性，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所熟识或者模糊地认识。

他的特殊功绩在于，他的许多的作品都是有关战后苏联的事实的。作者本人的作品总是被现代人“充满着”。

我认为，上述的这些给了我们一个考量的基础，他已经是哈萨克文学作家中的杰出人物了。他的历史题材的三部曲《春雪》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我的正确性。如今，马高因已经牢牢地占据着伟大哈萨克艺术家的地位。伟大的作品就应该有着深入的挖掘与分析。我想要简短地总结一下个人的想法：小说《春雪》是我们哈萨克的骄傲。它不仅仅是属于“好的作品”这一简单的范畴。这部作品是由思想深邃的严厉的作家用金笔写出来的，他掌握了丰富的民族语言。

穆赫塔尔·马高因在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中都表现得如鱼得水。他的选题从来不肤浅，而是完全地符合时代的要求与需要。这使人感觉到，他是如此精深地研究着突出的选题。令人惊奇的是，明知道档案馆很不靠谱，但是他还是去那里，为的就是创作历史三部曲《春雪》。确实，穆赫塔尔·马高因毫无疑问是一位天才。

另外一位穆赫塔尔是一位诗人，他在多民族的国家里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我认为，那些我们这个世纪有名的文学艺术家对他持有好感并不是偶然的。诗人内心的热情和诗情得到承认。这位诗人的每一个作品都能直抵我们的内心深处。他的每一行诗都给人以思想和感觉的供养。当你带着好奇心读他的诗歌的时候，你也许会为遇上含糊不清的沙汉诺夫式的韵律而皱眉。你真正认识到穆赫塔尔的诗歌世界了吗？当然没有！他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哪怕仅仅是潦草地读一下他的诗歌，你内心深处的不安也会慢慢下沉。为了摆脱这种挥之不去的不安，你应该回来再认真地读他的诗歌。那时候你会相信：穆赫塔尔的诗中昨天和今天是交织在一起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奥特拉尔哀歌》、《父亲的话》中。或许，诗人的其它作品对于读者来说更加不易懂。我建议：不要在晚茶的时候读他的诗歌，也不要在车上、在睡前读。因为诗人追求的是严肃的思想性的阅读。

他在自己的诗作《相互谅解的定理》中写到：

生活的三个维度：高处

                    深处

                        空中

它们的不解就是：本质，黑暗和聋哑！

诗人的这三个维度标准是他的诗作的主导性线索。很明显的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创作的成熟和深深的信念。谁能相信，诗人秉承着这些至今为止还是属于青年？

六天的时间里奥特拉尔那不可接近的城墙就坍塌了，敌人已经过来了。智慧的统治者奥特拉尔凯尔汗的耳朵和鼻子都被切断了，他站在成吉思汗的前面等待着死亡。在他的不远处就是一个年轻的叛徒，为敌人打开了奥特拉尔的大门。成吉思汗给了凯尔汗一柄马刀。

“你亲自杀死自己的叛徒吧。背叛祖国人民的人最后也会背叛我们。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恶人！杀了他吧！多么耻辱啊！”

那时候那位叛徒的父亲出现了。

“我现在还有什么脸去见百姓！我不想作为一个叛徒的父亲而活着。把我的头砍了吧！”这位诚实的父亲说。于是这三个人就一起死去了。

还有一个叛徒在他善良的父亲面前炫耀他那镶着金边的毛皮大衣，那件大衣是因为马哈姆别特的死从苏丹处得来的。这位善良高尚的父亲听完了儿子的话后说：

“你用你的恶行脏了土地，

你使你的父亲永远也抬不起头！”

然后他亲自把自己的儿子杀掉了。

在这两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在民族面前的责任，良心的纯净，不屈的民族意志。沙汉诺夫歌颂的是“过去的岁月”，把“昨天——今天——明天”这三个概念统一了起来。

他的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关于友谊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主题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能体现。

诗人的一首诗歌名叫《塔娜科斯》，这首诗就是跟友谊有关系的。三个同龄人——穆拉特和诗人从小就同时和一个小姑娘（塔纳科斯）很要好。很多年过去了，有一次诗人没有忍住亲了塔娜科斯，但是穆拉特却偶然看到了发生的这一切，骑着马就疾驰到了村子里。塔娜科斯表达了对诗人的不满。诗人不知道的是，穆拉特和她相爱着。于是整个悲剧就发生了。穆拉特从故乡出走，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女人。因为他认为，他的朋友的幸福比他个人的幸福更重要。但是诗人去了城里，留下塔娜科斯一个人。

很快穆拉特的身上发生了一件致命的灾难，他不小心卷到了拖拉机的下面，压断了双腿。他的岳母是一个任性残暴的女人，把女儿带走了，留下残疾的他一个人。知道了朋友的不幸后，诗人像长了翅膀一样马上来到了村里。但是他却看到：没有腿的穆拉特正在读书，旁边是幸福的塔娜科斯……美女塔娜科斯和穆拉特！又是为此感到震惊，又为朋友们的幸福感到高兴，他写到：

高尚的友谊啊，你不是每个人都给予！

有时候只能仰望！

伟大的友谊啊，我永远都在你的面前！

为友谊增光，是令我高兴的职责！

穆赫塔尔·沙汉诺夫是一位大诗人。在他的始终总是有三个维度，有关于此他写到：高处，深处和空中。说的是过去的岁月，说的是勇敢和忠诚，是内心的美丽与爱，是父辈的智慧，是友谊和荣誉，它看到的是将来。

我在此也要说一点诗人的不足。在诗作《相互理解的定理》中有下列诗行：

不解——叛徒与凶手，

在黑暗和深渊中的刽子手。

火堆在乔尔达诺的身后升起，

你也可以去平欧盘加利列。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足以证明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吗？类似的小错误并不能掩盖诗的整体，这些热爱着人类的诗歌。

1984年

 

 

 

 

 

 

 

注释

 

最高苏维埃哈萨克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维埃哈萨克国家奖获得者穆斯列波夫的俄语文学评论文章集终于以书的形式首次出版了，这里面包括他发表在报刊、报纸、文集中的文章和随笔，还包括一些作者个人档案文献里的文章。

 

关于哈萨克文学

这是作者用俄语写的有关文学的第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里和加巴斯·托克让诺夫争论。托克让诺夫（1900——1937），哈萨克斯坦文学评论家，活跃于20到30年代。

文章于1929年12月30日最初刊印在报纸《苏维埃草原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关于旧文学遗产

文章由卡伊普—那扎罗夫、迈林、拜扎拉索夫合写，作为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代表伊萨耶夫的信件的回复。

文章于1932年1月15日最初刊印在报纸《苏维埃草原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给哈萨克诗歌革命老兵的一封信

文章写于哈萨克苏维埃文学奠基人萨肯·谢伊富林（1894——1939）文学创作20周年纪念日。

文章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苏联英雄阿伯基洛夫·努尔肯

阿伯基洛夫·努尔肯（1919——1942），苏联英雄，强击机飞行员。

文章于1943年7月18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对口吟的复兴

对口吟是一种两个或多个阿肯诗人的诗艺竞赛，他在百姓中间最受欢迎，是最有效的一种口头民族创作的形式，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流传。

1943年的6月21日在卡拉干达举办了卡拉干达州的民族阿肯诗人对口吟竞赛。文章写的就是这次文学活动事件。

文章于1943年9月15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煤仓卡拉干达

文章于1943年11月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武器之歌

1943年穆斯列波夫在作家诗人同矿工见面会上的发言。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耀眼的形象

阿曼格尔德·阿曼诺夫（1873——1919），哈萨克民族英雄1916年哈萨克斯坦图尔盖州民族解放起义运动的领导人，在1917到1919年期间积极参加保卫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政权。

文章于1944年6月16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苏联时代的歌手

文章的写作与民族阿肯诗人，江布尔的民族诗歌的战友，哈萨克文学艺术的功勋活动家努尔别伊斯·拜卡宁的去世有关。

文章于1945年4月11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以全人类的名义

写于1945年苏联军队攻陷柏林之际。

文章于1945年5月6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阿拜之歌》

为按照由穆赫塔尔·奥埃佐夫与格里高利亚·罗沙利的剧本并由阿拉木图电影公司拍摄的艺术电影《阿拜之歌》的上映而作。

文章于1946年2月23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列宁的接班人》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苏联戏剧艺术创作的一些当务之急

文章是穆斯列波夫在1948年12月15日于莫斯科举办的第7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发展中的哈萨克文学

文章于1949年5月18日最初发表于报纸《红星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高级文学评论的追求

1954年4月5—6日在阿拉木图举办了哈萨克作家联盟第7次代表大会，这是穆斯列波夫在大会上作的报告。

文章于1954年5月5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苏维埃哈萨克斯坦》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友谊的宣扬着

写于哈萨克斯坦文学奠基人阿拜·库南巴耶夫（1845——1904）去世50周年纪念日。

文章于1954年9月24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劳动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成熟的时刻

此文章是穆斯列波夫在1954年9月3—8日于阿拉木图举办的第三届哈萨克作家会议上的报告。

文章于1954年11月11日最初发表于报纸《苏维埃哈萨克斯坦》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我生活在哈萨克斯坦

文章写于苏共20大决议讨论会上。

文章于1956年2月29日最初发表于报纸《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富饶的秋天

文章于1956年10月11日最初发表于报纸《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草原人民

文章于1957年8月22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消息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多名族苏联文学的巨匠

1957年9月28日在阿拉木图阿拜国家歌舞大剧院周年会议上的开幕词，会议是为了纪念科学院的伟大作家奥埃佐夫（1897——1969）诞辰60周年、从事文学活动40周年和科学教育活动25周年。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永久的幸福陪伴着我们

文章于1957年10月27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消息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共和国，我的骄傲

写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之际。

文章于1957年10月27日最初发表于杂志《星火》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我们的民族心

文章写于苏共第21次临时会议召开之际。

文章于1958年9月13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文化艺术旬的高成就

穆斯列波夫在1958年12月21日在哈萨克文学艺术旬上的闭幕词。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旅途中的书

写于在1958年10月12—21日于莫斯科举办的哈萨克文学艺术旬期间。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我们的兄弟和朋友

文章与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文学创作的俄罗斯诗人和作家有关。写于在1958年10月12—21日于莫斯科举办的哈萨克文学艺术旬期间。

文章于1958年12月20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他们配得上这样的赞美

文章于1959年8月8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哈萨克斯坦——富饶的国家

文章于刊印于《七年叙事文学——哈萨克斯坦作家政论文章集》。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国家出版社，1959年，20—24页。

这里作为已出版文集的文章出版。

 

要求严格的作家

文章写于苏联作家第3次代表大会前夜。

文章于1959年5月24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创作的团结是必要的

文章于1959年8月8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苏维埃哈萨克斯坦》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缩减版出版。

 

苏联哈萨克斯坦文学的情况和任务

文章是穆斯列波夫在于1959年3月5日阿拉木图举办的哈萨克斯坦作家第4次会议上的报告。报告以单本小册子的形式在1959年阿拉木图出版。

这里作为小册子的略微缩减版形式出版。

 

文学发展趋势

文章是穆斯列波夫在第3届苏联作家大会上的发言。以《苏联作家第3次会议的文字记录》（1959年5月18——23日）为题。发表于《苏联作家》一书。莫斯科。1959年。158—161页。

这里作为指定书目中的文章出版。

 

大作家

穆斯列波夫在杰出哈萨克斯坦作家萨比特·穆卡诺夫（1900——1973）诞辰60周年庆祝会上的开幕词，庆祝会于1960年11月14日在阿拉木图举行。

首次刊发在文集《哈萨克斯坦语文问题》（苏维埃哈萨克科学院出版社，阿拉木图，1964年，9—10页）中。

这里作为指定文集中的文章出版。

 

增强技能

文章写于第22届哈萨克作家联合会新计划的采纳之际。

文章于1961年9月9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略微缩减版出版。

 

理想开始成为现实

文章作为哈萨克作家联合会22届大会召开的回应。

文章于1961年11月6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与生活》（莫斯科）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你好，土库曼

文章应在土库曼斯坦举办的哈萨克文学艺术旬而作，文学艺术旬于1961年的12月18——27日举办。

文章于1961年12月17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土库曼斯坦的星火》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别了，穆赫塔尔

文章为于1961年6月27日去世的杰出的哈萨克斯坦作家奥埃佐夫的葬礼而作。

文章以《现代人记忆中的穆赫塔尔·奥埃佐夫》为题发表于文集《扎祖希》中。阿拉木图。1972年，98—100页。

这里作为指定文集的文章出版。

 

为了未来伟大的文学和艺术

穆斯列波夫在苏联作家和电影工作者的联合会上的报告，会议于1962年11月21—22日在阿拉木图举办。

文章于1963年2月2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缩减版文章出版。

 

关于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的一些问题

穆斯列波夫在哈萨克斯坦创作联合会上的报告，会议于1961年11月20—22日在阿拉木图举办。

文章于1962年2月2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缩减版文章出版。

 

在历史的长河中

文章于1963年6月25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在非洲的天空下

在1963年的4月穆斯列波夫访问了苏丹和尼日利亚两个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在这篇文章中他和读者一起分享了他去这两个国家的经历。

文章于1963年6月6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文章出版。

 

前苏联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

穆斯列波夫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会议于1964年莫斯科召开。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乌克兰的“拜捷列克”

文章于1964年5月23日最初发表于杂志《乌克兰的共产党人》上。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与萨肯有关的一些话

文章写于哈萨克斯坦文学奠基人萨肯·谢伊富林诞辰70周年。

文章于1964年5月23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你好，萨肯！

文章是作者和山吉特巴耶夫合写。是纪录片《萨肯·谢伊富林》的评论，这部电影由哈萨克斯坦电影院的作家努克曼诺夫执导。

文章于1964年9月25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在伟大的家庭之中

1964年3月9日在莫斯科的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会议，会议为了纪念乌克兰伟大的诗人舍甫琴科（1814——1861）诞辰150周年召开，这是穆斯列波夫的发言。

文章于1964年3月10日最初发表于报纸《真理报》上。后来刊印在文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中。

这里作为指定文集的文章出版。

 

内心深处的语言

文章写于俄罗斯文化艺术旬期间，此次文化艺术旬在哈萨克斯坦举办，期限为1964年的10月20—29日。

文章于1964年10月20日最初发表于报纸《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俄罗斯的朋友们，我们感激你们

文章写于俄罗斯文化艺术旬在哈萨克斯坦开幕期。

文章于1964年10月20日最初发表于报纸《阿拉陶的星火》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缩减版文章出版。

 

时代要求

文章写于阿拉木图州党代会开幕期间。

文章于1964年12月19日最初发表于杂志《阿拉陶的星火》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大讨论的前期

文章写于作者1965年旅日期间。

文章于1965年9月9日最初发表于杂志《民族友谊》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诗歌需要被倾听

文章写于哈萨克斯坦功勋演员伊利亚·达利斯基举办文学音乐会期间。

文章于1965年11月13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我们的双料阿哈

文章写于哈萨克斯坦文学奠基人之一別伊姆别特·迈林（1894——1939）诞辰70周年之际。

文章于1965年11月18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宁缺毋滥

文章是关于哈萨克斯坦作家的任务，写于第23届哈萨克斯坦作家会议前夕。

文章于1966年3月24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成就与打算

文章于1966年3月3日最初发表于报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光荣的人民之子

穆斯列波夫在周年会议上的报告，会议是为了纪念哈萨克斯坦院士茹巴诺夫（1906——1968）诞辰60周年和音乐创作40周年。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谈谈开高健

日本作家开高健中篇小说《裸体的国王》的序言，这部小说发表在杂志《辽阔》上。

文章于1966年3月3日最初发表于报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统一和责任

文章写于亚非作家常设机构紧急会议期间，会议于1966年6月19—20日在开罗举办。

文章于1966年8月8日最初发表于报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期待新的愉快的会面

文章写于亚美尼亚文化艺术旬期间，这个活动在哈萨克斯坦于1968年6月21—28日举办。

文章于1968年6月28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我们爱他

文章写于俄罗斯伟大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诞辰150周年。

文章于1968年11月13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傍晚的阿拉木图》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年代与草原

此文章为回应伊万·舒霍夫的新书（《祖国与他乡》）而作。

文章于1969年3月16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致匈牙利朋友

此文章是穆斯列波夫在匈牙利文化艺术旬上的讲话，艺术旬于1969年9月17日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举办。

文章于1969年11月11日最初发表于报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他曾为诗人

文章于1969年12月8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傍晚的阿拉木图》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路上的遐想

文章于1970年7月7日最初发表于杂志《哈萨克斯坦党的生活》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国家的精神复兴

穆斯列波夫在哈萨克斯坦创作联盟大会上的讲话，这次大会献给哈萨克斯坦及共产党50周年，大会于1970年8月12日在阿拉木图举办。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我能做什么

文章写于哈萨克斯坦及共产党50周年之际。

文章于1970年8月28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傍晚的阿拉木图》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关于传统与革新的一些话

穆斯列波夫在亚非作家第4次大会上的讲话，大会于1970年11月17——20日在印度首都德里举办。

文章于1971年1月1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苏醒的边疆

写于哈萨克作家联盟第23次会议决议公布之际。

文章于1971年2月17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伟大的遗产

文章写于哈萨克斯坦经典作家阿拜·库南巴耶夫诞辰125周年之际。

文章于1971年9月9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人类天才的力量

此文章为穆斯列波夫在纪念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会议于1971年11月11日在阿拉木图召开。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同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面

此文章写于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50周年之际。

文章于1971年11月11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生活的警钟

这篇文章是对舒霍夫中篇小说《钟声》的评论。

文章于1972年5月19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傍晚的阿拉木图》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成熟

文章于1972年11月23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傍晚的阿拉木图》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珍贵的花穗

文章写于第5届亚非作家会议之际。

文章于1973年8月8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我们的力量在团结之中

文章写于第5届亚非作家会议在阿拉木图开幕之际。

文章于1973年9月4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开垦地上饱满的穗

文章于1974年8月14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他们的身后是未来

写于社会主义十月革命57周年之际。

文章于1974年11月6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傍晚的阿拉木图》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有关別伊姆别特·迈林的话

文章是穆斯列波夫在纪念哈萨克斯坦文学奠基人之一的作家別伊姆别特·迈林诞辰80周年会议上的开幕词，会议于1974年12月3日在阿拉木图的莱蒙托夫科学俄罗斯剧院召开。

文章于1974年12月12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有关肖洛霍夫的话

文章是穆斯列波夫在几年肖洛霍夫（1905——1984）诞辰7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会议于1975年5月23日在阿拉木图召开。

这里作为作家档案馆的手稿出版。

 

沉思

文章于1976年12月4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生命之歌

 

文章写于杰出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1896——1979）诞辰80周年之际。

文章于1976年12月12日最初发表于杂志《辽阔》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告别的话语

此文章是作为对在1977年4月30日于阿拉木图去世的杰出的苏联作家舒霍夫的回应。

文章于1977年5月11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一切都会实现

此文章是对于苏联新宪法项目的回应。

文章于1977年6月22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傍晚的阿拉木图》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伟大的作家们，伟大的文学

文章写于伟大的哈萨克斯坦作家穆赫塔尔·奥埃佐夫诞辰80周年之际。

文章于1977年9月23日最初发表于报纸《阿拉陶的星火》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劳作之春

文章于1978年3月29日最初发表于报纸《文学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我亲爱的老乡与兄弟

此文章是穆斯列波夫对俄罗斯作家伊万·舒霍夫的回忆。

文章最初发表于文集《有关伊万·舒霍夫的会议》一书上。

这里作为指定文集的文章出版。

 

大转型的时代

文章写于苏联哈萨克斯坦和共产党60周年之际。

文章于1980年8月29日最初发表于报纸《真理报》上。

这里作为首部文集的文章出版。

 

两位穆赫塔尔

文章用哈萨克语写成。

文章于1984年7月27日最初发表于报纸《哈萨克阿捷比也捷》上。

这里作为比格尔金·加博杜林的翻译俄语文章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