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夕

1916年5月，我从鄂木斯克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阿克莫林斯克。在这儿，我接受了去布格林乡阿克莫林斯克县努拉河畔的乡村学校当教师的委派。学校在秋天开学。因为距离开学还剩三个月，我决定参加那年夏天在全俄开展的农业普查。

阿克莫林斯克县的人口预先被分为两部分 — 北部和南部，并根据这样的分法成立了两个普查小组。南部小组由刚从托木大学毕业的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领导，而北部小组任命我为领导。我和三个助手需要在12个乡进行普查。

那是初夏，我们来到草原。在距离阿克莫林斯克35俄里的，在伊希马河谷撑有自己的毡房的村庄里建立了第一个站点。我们邀请来乡民和乡长，向他们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请求召集住户并开始按照规程登记人口，清点牲畜头数，登记可耕地面积，清点每户所有的农具数量。收集完必要的信息后，我们沿伊希马河流向前往另一个村庄。逐步地从村到村，从乡到乡移动，我们到达了阿克西拉库利乡（以阿克西拉库利湖命名 — 白胫），它与阿特巴萨尔县毗邻。当时几乎所有的村庄都位于舒贝拉景区附近的夏季牧场，所以我们和乡管理员，乡长，文书及邮递员一起出发去往那里。

 

在舒贝拉

 

舒贝拉 — 这是生长着茂密植被的沼泽地带。这里聚集了不高的山丘，在其山麓低地中，沼泽牧场呈现出郁郁葱葱的绿色。在舒贝拉没有森林，也看不到山脊和高的山丘。这里小河流淌，在小河附近村庄密集。山坡、沼泽低地和牧场 — 全都被各种青草覆盖，好像布满了奇异图案的大地毯。

初夏 — 开花的季节，充满着牧场的芬芳。为我们把毡房安置在了离小河稍远的较干燥地带。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单独的毡房里住着乡管理员，乡长和文书。毡房支在松软茂盛的草地上，但是即便如此，为了表示对来访者的特殊敬意，还为我们铺了毯子并在中央放置了圆形矮桌。

我们很高兴地在充满了美味和殷勤的毡房中入席，摆好文件并着手自己的正事儿。

在一千俄里的范围内，共分布着12个乡。很明显，这里的居民生活富足，富人不会被烦心事折磨，也不反对喝过量的马奶酒，尽情地睡上一会儿。从早晨至深夜，男人们在微醉状态中度过，潦草仓促地穿衣服，沿着各个村庄寻找马奶酒和姑娘。

不少闲来无事的人聚集在我们的毡房里，好奇地看普查是怎样进行的。其他的人寻找机会讨好姑娘，嬉戏，好像肥胖的小公牛在快乐地玩耍，极善于彼此开玩笑和夸夸其谈。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出色的歌手和冬不拉琴手。他们在整个周围使劲扯着嗓子放声大笑，总而言之，竭尽所能消磨着时间。

乡管理员，乡长，仲裁法官 — 似乎全都一模一样 — 都是些无忧无虑，淫荡的大财主。你看他们，当他们聚到一起，你作为旁观者就会觉得，这些喂肥了的公牛很快将开始由于脂肪而发狂。

只有仆人和牧羊人由于烈日照射而黝黑黝黑的，额头上尽是汗滴，他们不知疲倦地干着自己的活计。在太阳晒得很热的地方，他们由于炎热和口渴而疲惫不堪，就这样守护着牧场的牛群。想摆脱牛虻是徒劳的，他们不得不驯服半野生的母烈马并给其挤奶。不幸的雇农啊，饱经风霜的脸和干裂的嘴唇，整天收集着干粪块，就为了生起篝火给自己的主人做饭。被剥夺权利的人啊，他们不需要享受自己辛勤工作的成果...

应该说，普查进行得并不顺利，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因为哈萨克人通常会隐瞒牲畜的数量，少有能提供准确信息的老实人。

不久，我们结束了在舒贝拉的普查。本来是要前往下一处居民点的。预计路途遥远，坦白地讲，是我们不想离开好客的舒贝拉。那么顺便说一下，乡管理员、文书和乡长开始劝我们在舒贝拉多留两三天。我们爽快地答应了。黑色萨巴[1]酿制出的马奶酒的醇香酸涩味道，鲜美的羔羊肉，绿草地的新鲜空气，还有热情殷勤的当地人诱惑了我们。

时间已过中午。炎热渐渐消退，轻柔的微风吹拂着脸。大地和天空融合在一起，周围的一切都隐没在绿色中。傍晚前的寂静来临了。喧闹的村庄好像冬眠似的沉寂下来。

我爬上最近的山岗顶部并环顾四周。我看到安宁的画面，大片的牲畜群和村庄的远处，按照习俗排布成半圆形的众多毡房…

 

奥皮利杰克

 

傍晚时分，我们三个人骑马离开村子，撂下白天的忙碌去放松放松。我们胯下的马很活跃，所以我们的情绪也很高涨。我们绕过变成沼泽的稠密的绿地往山上爬。马儿朝着夕阳飞奔，我们疾驰到阿克莫林斯克县和阿特巴萨尔斯克县的交界处并爬上一座山丘。马儿们啃着嚼子，撒开蹄子向前冲。在这里只要眼睛能看到的，低地和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植被。不是土地，而是绿色的海洋。太阳像一个金锭，快要落山了。模糊的远处摇曳着，以不同的色调熠熠闪光。傍晚的风轻拂着草原。地平线融入天空，仿佛和天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日落的远方，在阿特巴萨拉的方向，勉强可看到两个相邻的湖。湖边的芦苇在傍晚的暮霭中发暗。

— 这是什么湖？它们叫什么？— 我问自己的旅伴，一个当地人。

— 这是奥皮利杰克和阿拉-科利，—  他回答道。

—难道这就是那个著名歌曲“奥皮利杰克”中所说的湖吗？

—  就是它。讲述一个不幸的女孩的歌是在这里的山村里创作的，它在湖的彼岸，从这里看不到。

我不止一次听到过关于奥皮利杰克湖和关于一个年轻女孩，某个叫瑟兹德克的人的姐妹的歌。这个女孩，听说，已经不在世了。

— 是的，没坚持住，不幸的人，由于悲伤过度去世了。

我们长久地，目不转睛地凝视远处的湖。

“和爱人离别，被卖给不喜欢的人做妻子…”— 我悲伤地想着。

在我面前出现她噙满泪水的双眼。我仿佛看到，她从可憎的山村跑出，在那里她像牲畜一样被卖掉。我看到，她像发光的阴魂沿着奥皮利杰克湖徘徊…

 

星空沉寂了。大地保持着令人不安的寂静。不毛之地。只有微微波动的银湖。在湖岸边孤单的女孩在哭泣。大地和天空都听不到她的哭泣，青草也没倾听到她心酸的泪滴。只有寂静沙沙作响，温柔的湖中芦苇窃窃私语，仿佛在安慰，仿佛在分担悲哀。湖中的鸟儿以凄凉的声音附和着她。鸟儿在哭泣。女孩在哭泣…

 

芦苇是你的，奥皮利杰克湖，

顿时微风习习，芦苇朝不同的方向吹散开来。

我呆坐并悲伤着。

我一个普通人，灵魂已属于山巅。

只要拥有翅膀…

只要在云彩下。

对你微微触摸，

在我的命运中，举步维艰。

看吧！我向你飞来！

到处白雪皑皑。

芦苇让奥皮利杰克湖沉默，

很久前，我在学校学习来着是吗？

你回应我高傲心灵的呼唤

请将我从压迫中解救出来。

我十六岁了…

而奥皮利杰克湖在白雪下冻结，一动不动。

你给了我命运，我亲爱的，直到永远。

没有你，我将无力继续生活。

...低沉地，痛苦地吟唱

水下的奥皮利杰克，

不知为什么让它如此沉重。

似乎感动了所有人，天鹅之悲伤

日日夜夜在深处呼唤。

再次传来鸟儿忧郁的啼声，

这让远处的山岩都碎了。

仿佛叫声可以让水面升起，

使得湖不复存在。

但是残酷的奥皮利杰克湖啊，

它永远不会帮助不幸的人。

 

一个接一个的，她在异乡凄凉的生活场景一连串地在我眼前晃过。默默地望着湖，我们呆了几分钟就调转了马头…

我们离开期间，邻村的小伙子们商量好组织一个晚会。组织者原来就是乡长本人、乡管委会的文书拜谢伊特[2]和其他几个机灵的棒小伙子。

晚会还邀请了我们四人。我们 — 就是两个鞑靼人，一个俄罗斯人和我。加利姆然 — 阿克莫林斯克的一个鞑靼学校的年轻老师，努尔盖恩 — 也是老师。那天晚上努尔盖恩牙痛，所以兴致不高，就像和我们一伙的上年纪的俄罗斯人米哈伊尔一样。所以只有我和加利姆然两人一起去参加晚会。

从远处可以看到雪白的节日毡房。在里面都铺有地毯，装扮的很漂亮。在毡房里全是年轻人。我和拜谢伊特，加利姆然，及五个陪伴我们的小伙子好不容易挤进毡房，我们立即被殷勤地扶坐到重要的位置上。坐着的人们围成半圆形。在我们对面坐着乡长 — 他是吟游诗人，和几个小伙子，他们是晚会的组织者。过了段时间，乡管理员在五六位元老的陪伴下来到毡房，并庄重地坐下来。他们独自坐着，这时，年轻人们随意坐着，小伙子们当然更靠近姑娘们。在加利姆然和拜谢伊特之间，我和拜谢伊特之间，按照惯例，都坐着姑娘。马奶酒端了上来。有些人还对马奶酒意犹未尽，而其他更活跃的人，已经开始玩闹了。姑娘和少妇们都衣着漂亮，有些还很华丽。辫子上的硬币在举手投足中响起，而在手腕上戴着银手镯。丝质衣裙沙沙作声，仿佛听到​​小芦苇的簌簌声。姑娘们响应着小伙子们的笑话，但保持着矜持。在毡房里的两三个地方闪动着昏暗的烛光。几个臭小子擅自溜进毡房，开始和长者们肆无忌惮地嬉闹，但他们很快被撵出去了。由于喝了马奶酒，有人已经明显醉了。吟游诗人乡长操起冬不拉，拨动着琴弦，开始弹奏快节奏的旋律。在这时候，用有益健康的，美味的，略带黄色的马奶酒消暑令人惬意。

想象一下，温暖的初夏，天鹅绒般柔软的夜晚，漂亮的带有花纹的毡毯，悬挂着轻薄窗帷的毡房。在您面前，引人注目的小伙子们，坐着的萨利-阿尔卡的年轻美女们。在这里怎能不醉，在这样迷人的画面前怎能不陶醉！一个接一个越来越有趣的游戏，每个游戏的固定结尾条件：唱支歌。冬不拉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

小伙子们一个比一个唱得好，姑娘们也唱着。在抑扬婉转的旋律中能感觉到充满热情的暗示，在歌词中蕴含着隐藏的含义。

轮到若有所思地坐在我和拜谢伊特之间的姑娘表演了。她十分年轻，大约不超过16岁，黑眼睛黑头发。我无意间注意到，一轮到她，毡房里的所有人就都呆住了。晚会的管理者之一执意要求：

— 让哈比芭弹着冬不拉唱吧。

— 其他姑娘唱歌的时候可没有伴奏啊， — 我注意到。

— 哈比芭向来是在冬不拉伴奏下唱歌的！

冬不拉已经交到姑娘手中。我非常客气地挪了挪身，以免影响唱歌。

— 请您不要客气，— 哈比芭朝我笑着说道。

— 开始吧，哈比芭! — 四面八方都听得到呢。 — 客人等着呢。

哈比芭按自己的方式调好冬不拉, 她的纤细的，柔软的，像芦苇一样的手指在指板上闪现，跃动，而右手的手指开始轻快地，响亮地拨弄着琴弦，仿佛金豌豆洒落到了银碟子上。

哈比芭唱起歌来。在场的人都目不转睛地，赞赏地注视着她的每个动作。

— 多么纯洁的少女啊! — 听到坐在乡管理员旁边的元老们激动的赞叹。

姑娘让我想起具有清脆歌喉和奇妙、悦耳的旋律灵魂的百灵鸟，它挥动着隐形的翅膀飞向云端。它好像在瞬间静止，又突然闪电般地盘旋着，带着婉转的声音飞落下来，直到地面。它在这里似乎憋得慌，没有了自由自在，它重新飞向蔚蓝的天空，很高很高，它仿佛不是独自唱歌，而是和其他鸟儿彼此呼应着，时而悲伤，时而喜悦，延绵不断，迷人地唱着。

旋律一阵阵响起，宽阔，不绝，仿佛往明亮的绸缎上放置一颗又一颗珍珠……成千上万只百灵鸟在唱着。你听着它会想，歌曲并不只给你，还给全世界带来享受，宠着、哄着地上和天上的所有生命……

哈比芭的声音像百灵鸟一样降落下来并嘎然中止。听众还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把目光从她身上挪开。姑娘不慌不忙地把冬不拉交给对面坐着的小伙子，但四周喧哗起来：“我们请哈比芭再唱！”姑娘没有反对，又唱了几首歌。

哈比芭唱毕人们已经不想听别人唱了。游戏重新开始。鞑靼人加利姆然原来还没见过那些个有趣的哈萨克游戏，而且，几乎没听我们的歌声。周围在玩着“奥拉马尔和塔斯塔马克”，“布吉拜”，“梅尔希姆”[3]。

    大家安静了下来，并在清晨前散开了。临别前我请哈比芭再唱一次“奥皮利杰克”，她就满足了我的要求。

我们步行回自己的毡房。加利姆然一路上都兴高采烈的：

— 喂，萨肯，我今天才真正见识了的哈萨克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你们的歌曲的魅力！神啊，我开始后悔没有生为哈萨克人，或是哪怕和你们一起长大。如果我还没有结婚，我对真主阿拉发誓，我会逃离城市，前往哈萨克山村！……

加利姆然睡觉前还倾吐了自己的欣喜许久。是的，我自己也久久无法摆脱哈比芭唱歌给我留下的印象。她迷人的声音，可以说，让我着迷。我看到面前簌簌作响的岸边灌木丛，我看到了神话般的，银色如镜的湖泊和湖中央茂密的芦苇丛中的天鹅巢。芦苇温柔地窃窃私语，倾听着悲伤的，有如木笛声的天鹅之歌。微微的涟漪时不时地拂过如镜的水面，仿佛有神秘之人在湖上散着雪白的珠子。鹅嘎嘎叫着，鸭子不和谐地呱呱叫着，除了鸟类的喧嚣之外，人耳还可以听到微弱的，奇异的水的叹息声，断断续续，饱受苦痛。这个呻吟声来自奥皮利杰克鸟类之湖阴暗的深处。鸟儿似乎是被水呛死的，由于自己冰冷的重量，鸟儿静悄悄地沉入水底：“啊呜！啊呜呜！啊啊呜呜呜！……”

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鸟儿无望地尝试着浮起来，抖抖羽毛。它的声音压抑、可怕，振作精神，整理着忧郁和愁闷。你听— 你仿佛会听到，看到，一个被所有人抛弃的孤单女人在旁边某处咽着泪水下沉。她充满悲伤的叹息和天鹅之歌融为一体，和隐形的鸟儿彼此呼应。

金色的湖，请讲讲自己的秘密。

你对所有人那么残忍 — 从未改变。

芦苇在你上面悲伤作响。

高傲的天鹅在自己的巢中哭泣。

在我的眼前慢慢掠过辛酸歌曲的歌词，它的旋律在我心中回响，接着，在我脑中出现了另一些歌词，而且我热切地想把它们分享给所有人：

难道天鹅能像人一样嚎啕大哭吗？

是谁迫使美男子痛苦受伤？

给雏鸟喂食的时候还在哭泣，

（只有人类听得懂委屈的啼鸣），

莫非是妻子在召唤，可她不在，不在

那么，好吧，我们将不和他在一起。

 

稻草人

 

我们告别了舒贝拉。前面将是漫长的旅程。时而小跑，时而疾走，不时地改骑备用马匹，我们从早到晚地飞奔，才勉强在第二天到达指定地点。

现在需要在三个乡着手普查：蒙沙克特, 卡拉布拉克和克济尔托佩拉克。

我们接近了以努尔马加姆别特·萨格纳耶夫出名的村庄，人们称他为老爷，这意味着高傲、自大。

在途中，我问随行的人，为何老爷能从沙皇那里得到奖赏。结果听到了以下回答。有一次，沙皇的继任者在旅行中来到鄂木。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里举办了空前的盛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草原名流 — 有名望的大财主，社会地位高的先生, 乡管理员。希望去鄂木亲眼看到继任者的人，来自阿克莫林，阿特巴萨尔, 科克切塔夫, 彼得罗巴洛夫, 卡尔卡拉林, 巴甫洛达尔, 巴扬-奥拉和其他地方。为了出风头，每个人都带着毡房，奢华的装饰，每个人都竭力炫富，用豪华压倒别人。努尔马加姆别特老爷胜过了所有人。他设法吸引了继任者的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在竞争者精美的毡房中间撑起了自己的装饰了金色图案的毡房。继任者赏给拜访者们这顶鎏金毡房，并在这个毡房中用镶嵌了宝石的银质搅拌器搅拌着，喝下了出自黑色马皮囊的马奶酒。不理会其他人，努尔马加姆别特赶着三匹不同毛色的小母马前来赴会。继任者很喜欢马，所以善于巴结逢迎的努尔马加姆别特将所有三匹马外带鎏金毡房一起送给了他。常言道，拿人手短。继任者就将一枚银质奖章奖给了老爷。

……当我们来到努尔马加姆别特的村子时，难以忍受炙热的阳光。首先想解解渴，然后就是拜访老爷了。

牧马人的毡房远离努尔马加姆别特的毡房。在山丘后面，在低地中，我们看到四个雪白的成对儿排列的毡房扎在郁郁葱葱的牧场上。它们之间有不少于百步的距离，从青草未被压倒的情况来判断，这里似乎住着的都是陌生人。

我们在距离最近的毡房处刚刚停稳了大车，一个穿着男式外衣的机灵黝黑的小伙子就出来迎接我们了。他和我们打了招呼，并询问我们是谁，来自哪里。然后小伙子闪进毡房，过了一会儿，他再次出来，邀请道：“欢迎”。

在前面无人的毡房里铺着地毯和带有图案的毛毡。小伙子用无声的手势继续邀请我们。进入第二个毡房，我们看到了奇妙的奢侈品。这里连巴掌大小的空白都没有，全被五光十色的丝质的地毯铺满。墙上挂着天鹅绒毯子，缎子闪耀着银色。在靠墙一俄尺的高度上，以半圆形摆设着大概是长凳的东西，长凳上面铺有名贵的毯子，毯子下部有带穗子的流苏镶边。乌厄基[4]和尚内拉克[5]被涂成淡蓝色并被条带缠绕着。在地毯上重要之处摆铺着丝质被子。客人可按自己的意愿在其中休息，或者坐在铺着毯子的长凳上。在重要位置的右边，蓝色绸缎做成的帐幕下面，我们看到闪闪发亮的金属床，坐在上面的正是努尔马加姆别特。除他之外，毡房里没有别人。老爷一动不动地默默端坐着，像个木偶。他的头上顶着海狸皮帽子，鼻子上架着闪闪发亮的金丝眼镜，肩上披着带有深红色天鹅绒领子的灰呢子长袍，可以看出，长袍下的男外衣也是贵重的灰呢子做的。脚上穿着的软底便靴在套鞋中熠熠生辉。老爷带着雪白手套的手玩弄着一根不长的银手杖。他有乌黑的胡须，看他的样子应该年过五十了。我们边环顾四周的奢华陈设，边走进来打招呼，努尔马加姆别特庄重地起了身并用口齿不清的声音回复了问候，似乎不想烦劳自己大声讲话。我们在铺着毯子的座位上坐下。老爷沉默着，我们也什么都没说，继续好奇地打量着墙壁。

他给我的印象是：不大聪明，萎靡不振，但性格固执。乍一看，他好像是个穿着漂亮的稻草人。努尔马加姆别特对蹲坐在入口处的小伙子做出了几乎难以察觉的指示，点了点下巴上的胡子。像狗一样注视着主人每一个动作的小伙子蹦了起来，走了出去。一分钟后，他和其他仆人搬进来一口沉重的，撑着马奶酒的大木碗。他们用大牛角勺搅了搅马奶酒，就开始把酒倒进叮当响的瓷质地茶碗里。我们享受地用清凉、浓香、呛鼻的饮料解暑。仆人们勉强来得及招呼着盛满并端给我们紫红色的茶碗。努尔马加姆别特没有落后于客人，也喝了。毡房里充满沉默。

从努尔马加姆别特的毡房出来，我们很好奇谁住在其他两个雪白的毡房里。原来，在距离一百步的那边 — 住着老爷的妻子。邀请仪式重复出现：小伙子进入毡房，一段时间后出来并郑重地说道：

— 欢迎来到她的住处。

我们进去看到了同样的五彩斑斓的陈设，带花纹的毡子和毯子，流苏，染成蓝色并缠着流苏条带的乌厄基和尚内拉克。老爷的妻子坐在亮红色的四层丝绸被子里。在她身旁摆放着六个羽绒枕头，头的上方散落下红色丝绸帐幕的褶皱。她穿着一件白色丝绸长袍，头上是一直垂落到毯子上的同样颜色的丝绸头巾。紧裹着脸的头巾上点缀着珍珠。勉强听得到消瘦苍白的女人以似乎是呻吟的声音回应了我们的问候并以不易察觉的手势吩咐端来马奶酒。我们见到了比努尔马加姆别特的大碗更独特的大碗，镶银上还有装饰图案。勺子的银环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马奶酒同样清凉，略带黄色，浓香，发给了亮蓝色的瓷质茶碗。我们喝了马奶酒，女人像木乃伊似的坐着，不注意任何人。

双圆顶的毡房在牧场上泛着白，被我们抛在身后。比努尔马加姆别特像石像一样孤独地坐在自己的毡房里，而在一百步之外，含情脉脉脆弱，老爷养尊处优的妻子百无聊赖着，使人想起垂死的天鹅……

 “显贵们，官员们，先生们 — 都是一帮寄生虫和害虫！他们像獾似的，喝着人民的血！” — 不只是不停地对我说，在鄂木，还在冬天的时候，索罗金同志就不止一次对我强调着。现在我想起了他的话并大声重复道。

— 看哪，猜得多准啊！ — 我的鞑靼同伴惊讶地说道。

— 而且这些狗生活得多么无聊啊！ — 他的同伴插话道。

 

暴风雨要来了

 

在六月底，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科尔容库利乡，它与谢米帕拉京省的巴甫洛达尔县毗邻。在这里的坎日加尔家族中，因为当时乡管理员的规矩不同，两个帮派发生了斗争。一个帮派由本乡领导，另一个帮派由胖得发亮的先生带头。乡残酷地欺压人民，所以很多人不满其统治。乡这边的一千五百个农户剩下了不超过一百户。但乡靠着自己的权利还没投降，像一头狂怒的狼扑向无助的猎物似的，扑向惊恐的居民，要求他们满足自己的苛求。

我们派出信使，以便预先通知村民我们的到来，村庄分布在两个风景如画的湖畔：阿希科利亚（盐湖）和卡斯卡阿特（秃头马）。当我们到达阿希科利亚西岸时，已夕阳西下。

不远处可以看到一些白色的毡房。在对岸上分布着两三个人口不多的村庄。牧马人赶着马群来到湖边饮马。其中一位骑手注意到了我们，他调转马头，朝着我们疾驰而来。急速奔跑的黑色骏马，似乎准备穿越铁环。镀银的马鞍闪闪发亮。马没有站在原地，它用眼睛古怪地斜视着，机灵地转来转去，仿佛是为了再次展示它的主人的银色马鞍，这位骑手是个魁梧的小伙子，城市人的穿着 — 脚穿皮鞋，头顶帽子，但穿着哈萨克长袍。我认出了托列拜, 我们从童年就一起在阿克莫林市学习。原来，他当上了科尔容库利乡管委会的文书。就是他的叔叔奥尔扎拜所在的乡。

— 阿斯萨劳马加利库姆！

— 乌阿加利库马斯萨利亚姆！[6]

— 这是怎样的相遇啊！

— 我们见面的这天终于来到！

    这多么高兴啊，两个校友兴高采烈地见面了。托列拜带领我们去他表兄的乡里做客，在详细的问这问那之后，突然问我：

— 你没有听说，将召集哈萨克人进行后方工作吗？城里发来了指令，建立所有年龄从十九岁到三十一岁的小伙子的名单。

— 没，没听说啊， — 我回答道，接着反问同伴： — 召集到哪？召集什么人？何时召集？

— 人们还不知道 — 不管信不信这个传言， — 托列拜继续说道。 — 所有人都极为慌张，恐惧和警惕。父亲为考察这些令人不安的传言进城了，昨天就该回来，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们的谈话持续着。我们坐在一个舒适的，收拾得很整洁的六面儿毡房中。其中没有过分的奢华，但墙上的格栅和乌厄基刷得很好，而且总的来说装点得不错。女主人忙碌地张罗着，拜访了茶炊，开始准备配茶的甜品。酷暑消退，从湖面刮来舒缓湿润的微风，绯红的曙光映红了地平线。厌倦了在大车在崎岖道路上长时间的晃动，我们卧倒在熟悉的棉被和枕头上。在我们旁边盘腿坐着副乡长，和我们平静的对着话。

在我们面前有张圆形小矮桌，桌面上铺着带流苏和花纹的绿色桌布。红色瓷质器皿叮当响着，把新炒的油茶往马奶酒里拌的时候油茶洒在了桌布上。在节日的宴会上摆放了两个黄油碟子，茶炊沸了，在所有这些准备工作过后，我们被邀请至桌边入席。我们坐成了一圈，喝了茶，而在此期间，文书派信使从周围的村庄召集民众。

第二天快晌午的时候，文书的父亲巴尔雷拜老乡绅从城里回来了。这时候，就已经聚集了不少从附近村庄来的人。小伙子们出去迎接巴尔雷拜。勒住马辔，帮他从马上下来，殷勤地给他打开门，都竭力地对他表现着尊重。毡房里的人当他出现时都站了起来和巴尔雷拜握手打招呼。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照做。能感到，大家都焦急地等着他的消息。寒暄过后立刻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 城里有什么消息？

— 唉 — 巴尔雷拜喘着粗气回答道。 — 会有什么是消息呢？…… 带走哈萨克人。这就是命令， — 巴尔雷拜喃喃自语道。他坐下来，从兜里掏出上面有大写俄文字母的卷起的文件，然后把它给了自己的儿子。

儿子开始阅读。

在场的人都惊慌失措，都默默地等待着文书搞明白俄文内容并解释成哈萨克语。看完后，文书将文件递给我。

这是阿克莫林省省长发布的一份说明，根据是六月二十五日发布的关于动员年龄从十九岁到三十一岁哈萨克居民进行后方工作的圣旨。我阅读说明的时候，听见不安的声音，要求赶快传达文件的意思。

— 是的，情况很严重， — 我说道。— 政府需要劳动力，所以要动员哈萨克人。

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命令只是号召到后方工作，而不是上前线。

— 这是个骗局！会被拉去作为真正的士兵打仗的。哦，真主啊，为什么传达给我们这样可怕的灾难。为什么给我们这个诅咒！…… — 毡房里的人更加喧嚣和焦躁不安了。

匆匆结束了普查，傍晚时分，我们离开了村子，跑了不超过三俄里，就停下来在卡斯卡阿特湖畔的营地过夜。第二天，我们分成两组：加利姆然和米哈伊尔前往斯帕斯克和卡拉甘达普查，而我和努尔盖恩沿着斯列塔河谷前进。

次日，我们派使者到五十俄里外的乡村。这一天，乡长未来得及按我们的召唤前来。等他的时候，我们在几乎没有水的小溪边不大的窝棚里休息。当地居民听说要普查就聚到了一起，但是在乡长到来之前，我们不能开始自己的工作。

这里人们的生活要比舒贝拉穷苦得多。带着一皮囊好马奶酒的乡绅拜访了我们。他们宰了一岁大的小羊，将其架到热尔-奥沙克 — 又长又深的火炉 — 用来炖肉的大锅上。热尔-奥沙克旁的铜火锅冒起炊烟。逐渐聚集了好奇的人们，悄悄地互相交谈着，闲聊着。

多热啊，而醉人的马奶酒增添了更多的热量。我们像刚参加了角斗似的冒着大汗，不得不解开衬衫使前胸凉快凉快。

傍晚时分，乡长和文书到了，两人由于长时间骑马和阳光暴晒而又累又乏。看到他们，人们在我们的住处聚集起来。时至深夜，我们和乡长和文书一直为即将开始的普查做准备。很晚才睡了觉。夏天的夜晚很短，黎明时分，充满悲伤的女人大哭声将我们吵醒。我不情愿的醒来，这似乎是在梦中听到的声音。但现在我清楚地听到女人的哭诉声和男人粗重的安抚声。其中一个声音进入了我们的小屋，叫醒了陪同我们的小伙子，轻声笑着说：

— 傻女人，像母牛在嚎叫。一大早就聚集好了，吵嚷着，喧闹着，哭泣着，你都不明白他们想要什么？

小伙子半睡半醒的咂吧着嘴回答道：

— 哎呀，这些村姑啊！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展示着自己的愚蠢。

我终于醒了过来。小房子里已经被初升的太阳照得暖和起来。我看到，来者胸口的鞣皮带上有个像小马蹄大小的似乎是铜奖章的东西闪闪发亮。他穿了一件带有红色肩章的黑色外衣，腰上带有铜环的扁平黑色刀鞘中有把军刀。根据服装不难认出他是个传令兵，他们通常从城里带来紧急的通告。外面女人的哭泣并没有停止。我简短地问了传令兵此行的目的。

— 今天上午，有个从鄂木斯克来的人在这儿散布谣言说年轻人要被抓去当兵。再加上我出现在这里。愚蠢的女人们就惊惶起来， — 传令兵解释道。

我赶紧穿好衣服，努尔盖恩也跟着我照做。

几分钟后，我们搞明白了以下几点。我们所在的山村位于与鄂木斯克县交界的地方。听到召集哈萨克年轻人到后方工作的命令后，几个小伙子吓得逃离了鄂木斯克县，散步谣言说全体哈萨克人将被征兵，说在鄂木斯克县已经开始动员了，说征到的哈萨克人不是被派往后方工作，而是直接上前线。所有应征入伍的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这个谣言被不断夸大、渲染，一直闹到荒谬的地步，很快便散布到所有村庄。外加这时出现的传令兵。当人们为了寻求安抚而争先恐后地问这问那的时候，传令兵激起了更大的骚动，他不合时宜的地添枝加叶使人们仓皇失措：

— 如果让你们去当兵有什么特别的？你们会拒绝么？这是沙皇本人的命令，你们胆敢违抗！最好马上开始征兵。

这怎能不让人吃惊，怎能不吓坏村里的女人！

 “哦，真主啊，我们应该怎样接受你的惩罚！……我们怎样触怒了你！我们给你带来了供品阿克萨雷巴斯和博兹卡斯卡[7]，最珍贵的供品，请支撑起不幸的人啊！……”

 

女人们嚎哭着，哭诉着呼唤着自己的儿子和兄弟的名字，好像已经永远与他们分别似的。

我们被包围了。女人们不听劝说，彼此打断对方的话，叽叽喳喳道：

— 原来你们的普查就是 — 胡说！你们是来做征兵名单的！

— 虽然您是哈萨克人，但您就是俄罗斯的间谍，您想把我们的儿子和兄弟卖给他们吗！

— 您被收买了！…… 难道您不是穆斯林？……

— 对于你们的普查，我们什么也不会讲的，我们不会透露任何情报！

— 请原路返回吧！

由不得我们解释和讲道理，女人们已经把我们包围的更紧了，嚷嚷着我们不太想听到的要求。一些人的手中还拿着短马鞭，铁锹把，锄头。男人们沉默不语，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为了引开视线装作在阻挡着女人们。而事实上却在暗中怂恿她们。

我们好不容易和乡长、文书成功地让人群安静下来，并解释说，普查的任务是完全是不同的，和征兵没有任何关系。

女人们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散去。我们好不容易把男人们聚集起来，便开始了普查。现在很明显，人们不相信我们，认为我们隐藏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并偷偷地编制征兵名单。

当我们准备继续前进时，发现村里有没有一辆大车，因为我们，它们都被藏了起来。乡绅费了不少劲才找到一辆大车。我们和乡长、文书都打算尽快离开传令兵，因为这个传令兵真的带来了对整个乡的命令，即在最短时间内制定年龄从十九岁到三十一岁的男人的名单。

我们决定尽快赶到兽医所在的那个村子。到达这个坐落在奥连塔河谷地的村子大约有两百俄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大车，所以伴随我们的小伙子去试着寻找大车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坐在当地大财主的毡房里。很快，我们的小伙子回来了，冲进毡房里，喘着粗气说道：

— 没人给我们大车！有个坏蛋驱赶我，甚至用马鞭抽我。在这里没人给我们马匹，只能步行了！

我很生气，决定用所有的权力恐吓大财主，我从兜里掏出笔，要求大财主和热利[8]旁出了丑的小伙报出自己的姓。我的几分生气很奏效 — 大财主命令几分钟后就分给我们一辆大车。

    我们继续前进。在热利旁边，我们给大财主马群中的一匹鬃毛浓密的灰色公马套上笼头并和跟随我们的小伙骑上它。现在已经了解了村庄的情况，我们决定先搁置普查的工作，赶到兽医那边，从他那儿了解总体的牲畜数量并尽快回城。

一路上我们注意到，居民们都用警惕和冷淡的目光迎接、伴送我们。日落时分，我们到达一个孤单、贫穷的村子。居民们怀疑我们用心险恶，把可以乘用的马匹都藏了起来，我们不得不把大财主给我们的大车还回去。还了大车，我们只剩下财主的灰色公马。我们确定，这里是不会给我们马匹的，我们费力地把缴获的公马套到大车上。而这匹马看来还是未被驯服的烈马，一起步就带着我们在烂路上快跑。大车吱吱作响，车轮勉强触及着地面并嘎嘎作响。小伙子徒劳地拉着缰绳，我就去帮他，但也无济于事。我们翻过一座小山，轭索在这里掉了下来。大车瞬间就底朝天了，什么东西啪的一声碎裂了，我们都摔到了地上。幸运的是，没人受重伤，我们立刻跳了起来。公马拉着剩下两个轮子的前半个大车和一个车辕，怎么也无法摆脱，疯狂地撂着蹶子围着我们转圈。我们设法抓住了它。好不容易修好了弄坏的大车，通过用鞭柄打的办法驯服了公马，用头巾把马眼罩住，重新把马套上车，然后慢慢地前行。

天黑了下来。时至黄昏。四周无人，没有声音，草原上好像空无人烟。乌云布满天空。 人迹罕至的道路变成了一条小径。公马筋疲力尽，我们不得不步行。可怜的公马勉强地拉着损坏的大车。我们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倾听夜晚的草原，希望辨别出有人住的地方，然后继续蹒跚着继续行进。小径终于完全消失了，我们被困在了干涸湖泊的湖畔，那里长满了芦苇，沼泽植物和盐地青草。我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坑洼的土堆儿走得跌跌撞撞，有时陷入沼泽坑。这里似乎之前还没有人走过。干湖上烂草的气味刺入鼻子。我们费力地走出沼泽，继续在荒野中向南行走。厚厚的云层开始逐渐变薄，天空很快就变得清爽了，我们继续搜寻小径。我们的向导再次爬上马背，而我们跟在大车后面继续行走。

腿脚疲惫不堪。黎明之前做了休整，我们卸下马并把它的搭背拴在大车上，就各自在一旁熟睡了。

借着第一缕光线，我们登上最近的一个山丘，环顾四周确定位置。发现夜里的小路向西延伸。在远处可以看到大量马群。我们再次给休息的马把眼睛罩上，小伙子跨上马，而我和努尔盖恩坐进大车。在距离马群的不远处，爬上一个小山丘后我们看到前面有几个村庄，就朝那边行进。两个牧民从马群那边疾驰着奔向我们。我们很乐意地调转了我们的历经艰辛的公马。其中一个牧民很殷勤地将自己的马匹套在我们的大车上，引领我们前往远处的村庄。

最终，我们在夜晚才到达帕夫洛达尔县的地界。村庄开始热闹起来。很快，女人和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围住我们，好奇地打量和询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考虑到上次见面的令人沮丧的经历，我们对进行普查的事只字未提，而介绍自己是土地测量员，我们被委托来了解阿克莫林斯克，鄂木斯克和帕夫洛达尔县的边界地区。我穿着带有黄色纽扣的教师制服，所以我更容易被误认为是土地测量员。为了更有说服力，我决定假装不懂哈萨克语，而用俄语交谈。努尔盖恩看出了我的意图，开始翻译我说的话。

— 亚佩雷迈！ — 女人们惊讶了。 — 我的神，他看起来多像哈萨克人！

— 这位官员简直就是个哈萨克人！但是他为什么不讲哈萨克语？

— 他的父亲曾是受过洗礼的哈萨克人， — 努尔盖恩坚定地解释道。 — 这个人不懂哈萨克语。现在，为了解人民的生活，他特地走访村庄。他对一切都感兴趣，看来，他是被某种神奇的力量吸引至此的。

— 唉，不幸的人啊！ — 其中一位女人叹了口气。 — 难怪他像哈萨克人，瞧他的眼睛……

我们被邀请进入毡房。我太累了，立刻倒在枕头上。努尔盖恩没有睡。向导在大车旁忙活着。为了不增加女人们的好奇心，我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努尔盖恩对最新消息更感兴趣并把过于好奇和话多的人撵出了毡房。

— 先生一路上非常疲惫了 — 努尔盖恩对来毡房看热闹的人劝说道。 — 所以请你们不要打扰他并离开吧。

他对其他人更郑重地说道：

— 先生醒来时要喝茶的，请你们备好马。

时不时地，努尔盖恩谨慎地凑近我用俄语商议。

我们喝完茶。昨夜与我们一起遭罪的灰色公马的主人出现了，并把它带走了。

上了大车，我们就离开了。当我们到达奥连塔的兽医那里时，已经过了中午的祈祷时间。胡赛恩·科扎姆别尔林在这里当助理兽医，他是我的远房亲戚。他和家人一起住。我们有幸在他这里休息，过夜并于第二天前往阿克莫林斯克。

在耶列缅乡的一个村庄里居住着哈萨克坎日加雷家族，我们看到不寻常的骚动，好像在准备起义。男子们骑着马疾驰而去，想必是去秘密集会。

大财主的妻子和仆人们领我们到过夜的单独的毡房里，那里没有人。没有蜡烛，我们在漆黑一片中收拾了东西。

次日清晨，给我们在轻便马车上套了不中用的骆驼，吃力地，颠簸着前往邻近的村庄。

就这样，我们克服很大的困难弄到大车，来到了阿西科利湖，前往我前面已经讲过的那个村庄。在这里征兵的谣言惊扰了所有的人。村庄像蜂箱般嗡嗡作响。男子们骑着马聚到一起，谈话内容只关于一件事：哈萨克人不应该去当兵。如果有人试图说反话，那他就是仇人。可以感觉到，这里的人民真正开始行动了并打算反抗。我们再次与托列拜，他的父亲巴尔雷拜, 他的叔叔奥尔扎拜见面了，详细地向他们询问了所有情况，以便对所处的形势有全面认识。

我们从这里直奔城市。一路上，我们不时地碰到哈萨克人的马队。当提到俄罗斯人时，所有人都朝手掌吐唾沫，假装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开始决战。傍晚时分，我们停在一个村庄。年轻人以公然不友好的姿态迎接了我们。我们勉强安顿在扎胡德的毡房里，他的儿子知道我们，一群小伙子喧哗着闯入毡房中，毫不客气地开始对我们进行审问：问我们是谁，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开始大谈特谈俄罗斯沙皇的不公，哈萨克人生活的艰辛。只因为元老扎胡德为我们撑腰，而我们指责沙皇，让激动的小伙子们说着“就是这么回事”和平地离开了。

阿克莫林斯克被惊动了。一个比一个让人惊慌的传闻以闪电之势在市民中传播：

— 哈萨克人前往城市打算消灭所有人。

— 在京纳林乡警察伊万努什金被杀。要从鄂木斯克调来正规军了。

— 省长科丘拉·马萨利斯基本人也要来。

— 哈萨克人建立军队，擅自选举了可汗，制造了火枪，长矛，板斧，铸造了子弹。

— 年轻人一边为自己准备铠甲，一边训练作战技能……

我在城市逗留了一个星期。在街上没有听到以往的歌曲，也没有以往的快活。被惊吓的城市也在全神贯注地倾听。

很快，以医生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为首的普查小组从南部的乡来了。原来，哈萨克-京纳林人和捷梅什人痛打了他们，还把他们绑起来，剃了光头，强迫他们用穆斯林的方式祈祷并囚禁了他们数天，直到阿克莫林斯克商人、起义者茹曼将委员会的人释放。

省长来了。他召集了元老，法官，乡长，来自草原和城市的大财主们。还召集了很多老百姓。省长好像一头惊惶的公骆驼似的发表了讲话。人们免冠站着，肩并肩挤在一起。翻译官给顺从的，裸露着脑袋的人们翻译了州长令人生畏的话：

— 我是听到卑鄙的谣言后来到这里的，似乎阿克莫林斯克的哈萨克人不愿意服从沙皇下达的赴后方工作的命令，而且还聚众造反。这是荒谬的，极不理智的，这是十足的胡闹！没有武器的哈萨克人能与俄罗斯武装力量抗衡吗？他们现在放弃这种癫狂行为还不算晚！…… 元老们，你们是哈萨克草原上受人尊敬的人。请你们赶紧到各个村庄说服男人们，让他们在一周之内按照沙皇的命令去后方工作。如果你们做不到，可别期待我的宽恕。我将带着命令派我的军队去牧场，去村庄，歼灭绵羊似的哈萨克人。你们知道什么是机关枪吗？这是可以像雨点一样密集地射击出子弹的武器。我的军队都装备了这种机关枪，将像割草似的消灭哈萨克人。如果你们不能在一周的期限内安抚人民，军队将来到牧场，枪杀任何挡路的人。机关枪将被安装在防弹车上。如果你们在一周后没有安抚居民，那么我将首先把你们关进监狱！我给你们十五分钟自己商议的时间，然后你们应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集会的人们拉长了脸。惊慌失措的元老们盘起他们的腿围坐在院子里。他们忧郁地，垂头丧气地坐着，并低声讨论着。

— 让我们请求州长延期吧 – 传来了特别坚定的声音。 — 许多村庄远离城市，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不够我们往返。

十五分钟后，裸露着脑袋的元老们仿佛被咆哮的洪水吓坏了的羊，互相推搡着，去州长那里提出他们的请求。

省长不同意延期。那谁还敢和他抬杠？……

元老们一致答应在一周内安抚暴乱的村庄，尽管谁都知道，激动的人民是不会这么快被安抚的。谁都知道，面对令人生畏的省长的怒气，无法保全自己，所以都同意前往草原了。

哈萨克贵族陷入了绝望。前面有深深的漩涡，后面有磨尖的长矛。元老们一边面带沮丧和愁苦散会回家，一边叹着气感叹道：“哦，真主啊，我们究竟要做什么？”

元老们和大财主们在草原上疾驰。我们跟随着他们，以便深入到百姓中了解村中的情况。

哈萨克解放运动

（1916年）

在从阿克莫林斯克出来前往牧场的路上，我不仅关注哈萨克村庄人们的情绪，还看了几个俄罗斯城镇。在城镇附近的哈萨克人克制着骚动的情绪。有些年轻小伙子已准备好马匹，似乎在等待状况的变化。他们全都准备好在局势恶化时冲向武装抵抗的地方。然而，所有这些情绪被很好地隐藏起来，抵抗运动的酝酿程度难以看出。很难说，郊区的村庄是否打算公然反对政府。

但在距离阿克莫林斯克稍微远一些的村庄，已经开始谈论如何悄悄撤离他们的家园，迁移到远一些的牧场。慌张和恐惧写在他们的脸上。

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之间的关系时分紧张。

俄罗斯城里的富人和村镇的富农在与哈萨克人的谈话中莫名的暴躁：“你们拥有这样辽阔的土地，过着平静的生活，生活富足，还要与俄罗斯人作对，拒绝为沙皇服务！”

哈萨克人勇敢地声明：“沙皇夺去我们的土地和水源，现在他想抓走我们的人，让他们去挡德国人的子弹，让哈萨克人像草被割似的送死。沙皇完全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宁可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死在遥远的德国！”

尤其在偏远郊县，更能感觉到俄罗斯村镇和哈萨克村庄之间的敌视。

在阿克莫林斯克以南大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朝着我们的村庄的方向，在努拉河畔坐落着名叫扎哈罗夫的村镇。在这里住着负责维持阿克莫林斯克县南部乡镇秩序的警察。来到扎哈罗夫，我顺便去拜访了警察。在与我的交谈中，他言不由衷，非常做作，竭力想表现出对哈萨克人的关心。

强忍着冷笑，我问警察：

— 如果您对哈萨克人的命运如此关心，为什么您不去村庄分享您英明的建议？

— 那如果哈萨克人杀我呢？ — 警察说。

“毕竟这是事实 — 我想。— 这狗日的在村里可能会被杀死。”

俄罗斯马车夫不乐意地把我从最偏远的镇拉到最近的村庄，我一下车，他就立刻调转马头返回。

我来到了若尔博尔德村，这里居住着哈萨克托克大家族。我立刻被围住，勉强来得及打了个招呼后，就马上甩给我一堆问题。我走进我的近亲，元老科普拜的毡房里。科普拜很好地接待了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当地的旅行者。起初并不着急，平静地询问了有关城市的情况，关于其他不是太重要的新闻，然后便不安地进入了正题：

— 俄罗斯政府打算采取什么行动？真的要派军队对付我们吗？结果会如何？

在当地，不安的哈萨克人毫不隐瞒自己的不满。可以看出反对俄罗斯当局的决心。小伙子们没有给马卸马鞍，准备好长矛，斧头，大棒。马队常常在各个村子间来回疾驰。在他们手里握着大棒。在大腿上架着长柄斧 — 钺。举起的长矛矛尖在阳光下闪亮。不仅是年轻人，上了年纪的人也充满了神秘的力量，所有的人都准备好战斗了。

努拉河畔的村子里通过自己的可汗自发选举了朝圣者阿利先。很明显，人民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挡沙皇的军队，即使用大棒和长矛来对付步枪、机枪、大炮是自不量力。

— 面对死亡我们无惧无憾，但我们必须站起来反对俄国沙皇，他抢走我们的土地和水源，现在又要捉人， —哈萨克人用这些话彼此鼓舞士气。

在科普拜毡房里的讨论，像春汛似的时而轻微，时而喧哗。但是自己采取决定，开始自发行动，还觉得为时尚早。讨论归讨论。

在若尔博尔德村过夜后，一大早我就出发了，并在傍晚抵达了自己的村庄。这里的人们真正地行动了起来。人声鼎沸，兴奋地商谈着。我们的在以前就不太勤快的，懒惰的村子现在完全扔下了农活。没有冷漠的人，所有人都惊惶起来，情绪高涨。人们打算选举朝圣者阿梅特为可汗。还有一两个朝圣者有意被选为大臣。青年们打造着长矛，匕首，斧头。

长矛的矛尖在阳光下闪耀，小伙子集结成一群一群的，奔波于各个村庄。草原上嗡嗡响。

 “我们宁可死在我们生长的土地上，也不在陌生的德国牺牲！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准备好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参加神圣的战争 — 圣战！死在圣战战场的人会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幸福……”

妇女，儿童和老妇人哭了。尤其是可怜的母亲们在痛哭，她们有符合从军年龄的儿子。母亲们的忧伤就像黑雾。儿童 — 是母亲的心肝。儿子们是去“德国人”那里抛头颅洒热血，或是与沙皇的军队战斗并牺牲在此 —在任何情况下，对可怜的母亲来说都只有悲痛。她日日夜夜都想着自己的儿子，挂念着，痛哭流涕。

在我们村临近的两个乡里，哈萨克贵族卡列克家族选举努尔兰·基亚绍夫为自己的可汗。多年来他担任乡长。有传言说，京纳拉家族的村子组织了的一万五千人的起义队伍。建了四十个铁匠铺制造火枪。成为可汗的朝圣者库安内什到处派遣他的信使号召结盟。据说其他家族支持了京纳拉人。

在卡拉加什景区集结了起义队伍并且宣布琼的儿子奥斯潘成为可汗。奥斯潘派信使来到我们这儿。

在京纳拉人当中宣布了毛拉加劳特金。他开始宣扬：“异教徒将被战胜。我将走在我们的军队前面，子弹不会伤到任何人”。跟随着京纳拉家族，图尔盖的村庄也选出了他们的可汗。他们作为榜样，又被阿特巴萨尔的村庄效仿。

人民骚动起来。一个接一个地传播着暴动的消息。哈萨克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防抗沙皇征兵。很显然，如果没有灾难，没有武装冲突，目前的民愤无法平息。

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极力宣扬伊斯兰教法典的毛拉。毛拉呼吁每个人都参加圣战反对沙皇。参加圣战 — 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如果沙皇违背了自己不征哈萨克人当兵的诺言，那么和他开战不是罪过。出现了一个叫库米斯别克的毛拉，他的口号是：“请不要怕，穆斯林，你们一定会赢！如果沙皇的士兵举起枪，他们的眼睛会被尘土遮住。如果他们开枪，子弹会飞向天空”。

人们相信他并附和道：“啊，神保佑！”

传来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言。据说一个老牧羊人看到了土耳其苏丹阿努阿尔别克的真身。苏丹是飞来的。他坐飞机飞到老牧人的羊群前并降落下来。老头被吓坏了，但阿努阿尔别克快速走到他跟前并安抚道：“不要怕我，我是阿努阿尔别克。我来到这里，是要看看村庄里发生了什么事。请转告所有哈萨克人，请他们什么也别怕 — 我还会出现的。而现在我得赶紧前往下一个地方了”。然后，据称苏丹飞走了。

常常听到：“必须和京纳林人联合起来。应该来真格的了。”

我很快意识到，按阿克莫林斯克省长命令派来的元老们的任何劝说都不会起作用了。人民不会相信他们。

“如果年轻的哈萨克小伙子们当过兵就更好了，— 我想。— 那样他们就能学会使用武器，学会战斗技能，然后就能反抗沙皇”。但是我的这些想法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看着发生的这一切，我注意到，很多人并不是非常渴望你死我活的斗争，更渴望在一定距离外展现自己的好战，更好的办法是没有罪恶感地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大多数人不希望打仗，而只是想避免当兵。

开始散布谣言说军队正从城市向草原挺进。先前分布在俄罗斯村镇附近的村子开始搬迁，这样一来，决定留在原地的村子之间的恐慌在加剧。乡长开始收到威胁：“看你们敢不交出适龄入伍者名单！”开始限制乡里的人进城了。我们的前乡长的儿子在去往斯帕斯克工厂的路上被新选出的可汗的大臣拦住了：

— 你要去哪里？

他回答说，要去工厂。

— 你在工厂干什么？

— 怎么会这样！— 乡长的儿子惊呼道。

大臣用马鞭打他，说道：“接着你的乌阿特季比纳斯[9]”就殴打了他，迫使他返回。

    村庄在焦躁，恐慌在积聚。有传言说对京纳林人出动了部队。小伙子们继续在马背上英姿飒爽地驰骋，磨刀霍霍，但并没有发现支持京纳林人的特别准备。似乎，儿童、老人和妇女的痛苦和泪水更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人们的情绪是这样的，他们已经准备好，即使是现在，也能头也不回地逃跑。希望与沙皇的士兵战斗后死尸能留在故乡的土地上，但是那些活着的人应该通过逃亡到边缘地方自救。其他出路没有了 — 只有逃离。再见了，生我的土地，再见了，小溪和河流。

无法平静地看着人民的苦难。你能听到母亲，老人和未婚妻伤心的呼唤，你能看到年轻的，充满力量的小伙子们，他们在与沙皇军队的战斗中注定牺牲，这时心头泛起一片阴霾。好像由于悲痛，心即将伴随低沉的、伤感的声音炸开，就像东不拉的琴弦绷紧到极限而断裂。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不做总结而东奔西跑。有些人，盲目听命于命运的驱使，逆来顺受地，耐心地等死，其他更有理智的人，努力采取着行动，但依然屈从于恐慌而四处奔波，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人民行动了起来，就像刮起黑色飓风的海洋。寂静无声，波涛克制着汹涌，巨浪翻着沫子，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平息这种自然力量……

我坐在自己家里，不知道做什么，去哪里，要实现什么。母亲在哭泣。我的兄弟在哭泣，他决心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死。

我去找一位富裕的亲戚，为了赶到扎哈罗夫卡而求他给我一辆大车。他拒绝了我。如果说这些天穷人们想着的是自救并忘了自己的农活，那么大财主最担心的则是如何保存牛群和羊群。他们对人们的命运兴趣不大。另一个亲戚也拒绝了我，虽然这两位的马群加起来大约有一千匹马。我一匹马也没有弄到。我不得不去找那些贫困些的人。他从一个人那里弄到一辆大车，从另一个人那里弄到两匹马，就和萨泰·然库特季耶夫一起进城了。

正值八月，收割时间。在日落前我们来到了叶森河西岸的水井附近，并看到这里的牧民村子里匆忙地架着毡房。所有的男人都骑着马。牲畜在井边吼叫，马和骆驼，牛，羊混在一起。儿童奔跑着，妇女忙碌着，仓促地安设着窝棚和毡房。包裹和家什随意堆放在地面上。我们勉强能看出，这里驻扎着我们的亲属，正是那个若尔博尔德村，我从城里来的时候顺路在这个村停留过。

夜里我们暂住在一间窝棚里，详细询问了这样匆忙迁移的原因。原来，在白天和从扎哈罗夫来到村子的以警察为首的二十五名俄罗斯士兵发生过武装冲突。士兵们要求收回十二匹马，这些马是在俄罗斯村镇被偷的。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被盗马的主人。但是这个村的居民并没有做错事，是其他村的人偷的，所以他们拒绝承认盗窃。士兵开火打伤两匹马。哈萨克人就开打了，双方就交起了火。士兵们被迫一无所获地离开，而俘虏了一个哈萨克大尉及其戴着豪华银马具的马之后，哈萨克人就匆忙地往另一个地方迁移。

从谈话中我们知道，这二十五名士兵扣留了舒贝尔特帕洛家族的商队。这是个大马帮 — 三百只骆驼 — 驮运着粮食，还试图反抗士兵。马帮头领是阿格拜·巴特尔的孙子，他是个手无寸铁的勇士，拉马抬起前蹄，就冲向全副武装的士兵，并高呼：“阿格拜！” 马帮的人，不用说，成了炮灰。警察杀了两个马帮的人，活下来的人被打得伤的伤残的残，他们被带到扎哈罗夫斯克关押起来。戴着银马具的灰白马，是被哈萨克人连同大尉捉到的，这匹马原来就是阿格拜·巴特尔的孙子的马。

当得知我们要去城市，村民请求我们捎给警察一封信，他们在信里解释了自己和失踪十二匹马这件事无关，要求别再徒劳地追究。如果政府裁定给这个村子补偿损失，则他们无条件服从，只需要给他们时间寻找真正的罪犯 — 盗马贼。

我们的下一站是乌萨拜村。这里有三个和我们一起从若尔博尔德村过来的使者，他们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并盖上了乌萨拜的戳记。

中午，我们离开了坐落在叶森河畔的乌萨拜村，行驶在烂路上，在傍晚时分抵达边缘上的俄罗斯村庄科斯科普，正是这里的十二匹马不知被谁偷走了。

在村镇中，我们问见到的第一个路人，我们可以在哪里过夜。他指给我们客栈。我们来到客栈，立即被俄国农夫包围了。传来大声的脏话，在我们面前，看到了愤怒的，闪着凶光的眼睛。突然出现两名士兵，并开始冲我们喊：“你们是间谍，我们要逮捕你们！”我们只好从大车上下来。农夫们立即夺去我们的马。我们被带进屋子，在那儿不久就来了个班长，开始质问我道：

— 你是谁？

我解释了我是谁。农夫们把我们围得更紧了。

— 不对，这全是谎话！— 班长叫道。— 我们知道你是暴动者的头目，来到这里是为了打探我们的情况！你们要攻击我们的村镇！你有文件吗？

我出示了我们的文件。班长阅读后缓和了一些，但农夫们并没有平息：

— 他可以伪造文件！这是哈萨克间谍，必须杀了他们！

— 用斧子！用斧子杀死他们！— 传来愤怒的声音。

一片哗然。怒气冲冲的农夫们由于我们偷马和与村子发生冲突，要求对我们执行死刑。

“死路一条了！— 我的脑中闪过。— 出乎意料。只要有一个人举手，丧失理智的暴民就会把我们撕成碎片……”

—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朝着班长说。 — 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在法律上你都得负责。你亲眼看过了我的文件，是由阿克莫林斯克人民教育监察员签署的。这里将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将只由你来负责。如果你需要我，你可以吩咐，我哪也不去。

班长沉思了一会儿。农夫们继续叫喊，要求让我们死。

— 安静！ — 班长终于坚持不住了。 — 法庭上我不打算对你负责！

听到班长严厉的呵斥声，农夫们明显地安静了下来。年长的士兵搜查了我们，拿走了刀。翻腾了我们的箱子，拿走了文件和证件。然后指定了两个士兵看守我们，并命令农夫们散了。

士兵们严密把守了我们一整夜。班长不时地在两三个农夫和一个士兵的陪同下到我们这儿。他们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彼此间谈着话，显然是想让我们听到：“从阿克莫林斯克来了三百个士兵…… 和十挺机枪…… 在街上安排停当了…… 目前不得不把他们一直关在这里……”我渐渐与他们交谈起来。我的同志萨泰倾听着谈话，但他完全听不懂俄语，所以战战兢兢的。农夫们在这儿的时候我无法帮助他。但只要他们一离开，我就试图安慰萨泰，简单地告诉他，没什么好怕的。他沉默着，由于害怕而说不出话来。看着农夫们凶恶的摸样，可以很容易地猜到他们打算用最坏的方式对待我们。特别在这些天，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间的敌视升级了，可以感到，会有场生死之战。已经有几起独立的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无故被害的事件了。

我们在地板上躺下睡了。士兵们站着……

早晨，班长和两名农夫、一名武装士兵带我们去扎哈罗夫斯克镇见警察。正午时分，在距离镇不远处的山丘附近，我们看到了骆驼商队。骆驼上坐着拿着火枪的士兵。原来这就是从来自卡尔卡拉林斯克的运粮商队夺去的骆驼。骆驼上的士兵保卫扎哈罗夫斯克免受哈萨克人的侵犯。

我们被带到警察那里，就是那个，在我从阿克莫林斯克前往自己村庄的路上有幸认识的那个警察。

警察几乎是跑出来迎接我们的，开始询问我们，当了解了是怎么回事后，他笑了。以班长为首的押送队看到警察释放了我们，而且没打算采取严厉措施，就不满并难为情地离开了。

我们顺便去了法警的住所，我转交给他那封关于十二匹马失踪的信。我马上开始对那个有着三百只骆驼的驮运队的情况关心起来，并询问警察是否打算释放驮运队。他回答说，已将有关报告寄到城市，并等待回答，今天或明天。

警察答应了我与驮运者见面的请求。领来了两个。一个被毒打过。我和他谈了谈，试着尽力安慰他。

等来阿克莫林斯克来的消息后，我拿到了自己亲属的无罪证明，并把它托付给萨泰，请他亲自前往村庄……

在扎哈罗夫斯克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自由的哈萨克人，所有人都被赶到一个地方并由哨兵看守。没有人被允许接近他们。许多人已经被处决，驮运者在等待自己命运的判决。

一整天我都没有到街上去。我无法理解已形成的局势。也没有和谁谈起自己对普通哈萨克人命运的困惑和担忧。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很难独处。仿佛迷了路，独自一人留在了深渊边缘。

我去了一家店铺，店主是一个塔塔尔族人卡里姆·穆克辛诺夫。店主的妻子是个年龄在五十来岁过早衰老的女人，她出来迎接我，并邀请我进去。我就进去了。店主不在家，他去城里办事了。女主人和儿媳，十二三岁的儿子住在一起。两个较大的儿子在外当兵。想起他们，女人忧愁起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和她谈论困难的日子，不慌不忙地喝了茶。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双排手风琴上并询问，谁来弹奏它。

— 我的大儿子弹，— 女人回答道。 — 但现在手风琴成孤儿了。小儿子学了一点。如果您想听，他可以弹……

我想要听一些哈萨克民乐。

男孩把手风琴拿在手中，开始弹奏忧郁悲伤的旋律。传出的声音时而悠扬，时而震撼，间或抽噎。我们默默地和女主人坐着，被音乐淹没。内心好像融化了，变软了。我看到，女人开始用袖子擦眼泪。忧伤也俘获了我的心灵，但我努力克制着，忍受着。悲伤的，感伤的民乐俘虏了我，让我无法自拔。我没有坚持住，哭着跑出去，让自己平静下来。

何时我们的土地陷入过如此困境？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在人民身边，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呢？飘渺中感觉到心中充满血液。

第二天来自阿克莫林斯克的信使交给警察将逮捕的驮运者押往阿克莫林斯克的命令。

我决定跟着驮运者前往城市，看看城市里会如何对待他们，如果可以就帮忙。

到达阿克莫林斯克。是时候前往目的地布格林学校了，但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我在城市中徘徊，预感会有重要的事件发生。

驮运者被关在冰冷的地下室。我买了羊，宰了它，转交给驮运者们 — 肉和面包。

而沙皇的军队一再出现在草原上。城市的监狱被哈萨克人挤满，他们在村庄遭受袭击时被逮捕。许多无辜的人未经审判和调查就被处决了。村庄被毁灭，牲畜被偷走，小伙子们被杀害，姑娘们被强暴。几个新崛起的“可汗”被关进监狱。朝圣者阿利先和琼的两个儿子被逮捕。而不断从草原带来新的俘虏和“罪犯”。他们开始被驱赶到石头房子的地下室里。有传闻说，监狱的守卫会天天毒打“暴动的主谋”。不停地审问“可汗”并同样痛打他们，尽管他们有很高的头衔。朝圣者阿利先在监狱被折磨至死。

位于城市附近的村庄没来得及迁移，同意交出所有的小伙子去当兵。这些村庄的元老被传唤到城市去见长官。

在俄罗斯的镇上出现了大量从哈萨克村庄抢劫来的贵重装饰品和器具。在阿克莫林斯克本地这些天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地毯，羊毛毡，茶炊，脸盆，皮衣，白银，马具，银手镯，戒指及其他贵重物品。

在京纳利家族的村庄，有传闻，已经聚集一万五千人的反政府武装，士兵们坐着汽车出发了。

在琼的村庄以外的卡拉加什景区，坐落着孔涅克村，这里居住着和我们很亲近的托克家族的哈萨克人。这里的乡长曾是奥马尔，外号为龟裂地（光秃的），因为与这里的大财主比起来，他只有很少的牲畜。有一次，在龟裂地-奥马尔的村庄出现了以士官为首的七名士兵。奥马尔欺骗并引诱他们进入自己的房子，并在那儿杀死了包括士官的所有七人……

奥尔扎拜乡的坎日加雷家族自己率领军队到那些在乡长选举时没有支持奥尔扎拜的村庄。士兵烧毁了他们过冬的处所并枪杀了无辜的人们。人们开始逃往偏僻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不幸的人们逃着，都来不及带上病人，老头和老太太，甚至有时会抛弃还在摇篮里的小孩。有些村子逃离家园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藏在墓里。士兵们听闻这个巧妙手段后，开始掘开新墓，取出物品，有时玷污了真坟。

人们的眼睛还没看到沙皇的军队在所经过的村庄里都干了什么。大量被处决的人，被强暴的妇女们和姑娘们，还有成为孤儿的孩子们。住处被翻得底儿朝天，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拿不走的被摧毁，破坏。草原好像得了黑死病……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了中等师范学校的哥萨克部队准尉济良诺夫。他刚刚从草原过来。原来，他被从鄂木斯克派到这里平息“哈萨克暴乱。”在交谈中我问道：难道他也非要杀人吗？济良诺夫大笑起来，回答道：

— 我亲手砍死的总共只有五个。

这就是在草原上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被派往那里的人！

我启程前往村里的布特林学校，这个学校刚刚开学。村子很安静，它坐落于距阿克莫林斯克六十俄里的地方。我在这里安顿下来，把孩子们召集起来开始上课。

好几天过去了。附近的村庄变得相对平静，士兵队伍开始返城。京纳利家族的村庄和几个位于县的边远地区的村庄没有平静下来。

省和镇的指挥官继续坚持自己的底线。继续征召十九岁至三十一岁的小伙子去后方工作。在阿克莫林斯克县的三个地方设立了由阿克莫林斯克直接管理的征兵点。乡民开始递交适龄入伍者名单。村庄再次陷入恐慌。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 — 所有的人都想着同一件事 — 躲避征召，赎免，为自己的儿子或兄弟贿赂某个长官。在受贿者中出现了中间人，他们是殷勤的代理人。乡民，法官，班长，所有的官员都感到比以前更加自信，开始轻松地捡拾白送的好处。

没有人站出来袒护穷人，他们没钱支付赎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塞给残酷的中间人，班长或法官的爪子里。而在那段时间，在大财主们的儿子中，多出现“不适合”服兵役的现象，因为大财主们舍弃牲畜来保全自己的儿子和亲戚。

大批的步行者和请愿者从村庄前往城市。还有更多的苦难来到曾经平静，安详的村庄。看来，你无法通过愤懑、哀求获得公正，人们这才意识到自己深深的不幸。

遥远的村庄继续反抗，不交出他们的小伙子。我们乡的两千个家庭只有四五十个人适龄入伍的人。对于其他贿赂给得多一些的，就能获得延期征召。

官员完全丧失了良心，从人民身上剥了三层皮。大财主拱手把自己的牲口交到贪婪的班长或法官手中。而穷人们处于完全破产的状态。

我们的小伙子们被征召到斯帕斯克工厂从事后勤工作。乡管理者和住在斯帕斯克的大财主谢特克梅列夫商量好，塞给长官大量贿赂，而现在他们却随心所欲地指挥着小伙子们。在士兵中接连不断地出现不幸的人。受贿者们对谁都毫不客气，公开的胡作非为，他们什么都敢做，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们的人格、良心、对人的怜悯之心。

我给阿克莫林斯克县的长官写了一封信，署名是虚构的名字。我在信中讲述了有关狂妄和贪婪的官员的专横和胡作非为，蛮横无理的商人借机收购便宜的牲畜，塞给不幸的哈萨克人用于贿赂和赎身的钱。在信的结尾处，为了加重语气，我补写上，公正迟早会占上风，禽兽官员总有一天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离开学校，我又来到阿克莫林斯克。这里情况糟糕，居民们很不安。商人来去匆匆，忙着在人民的灾难中敛财。

在穆萨皮尔的房子里聚集了一些哈萨克人。我试图让他们冷静：“不要陷入惊慌，要尽量保持冷静，否则你们所有人将白白送死”。

愁眉苦脸的应征小伙子在阿克莫林斯克徘徊，寻找着有马奶酒的房子，纵酒当歌，喧闹哭泣，这酷似俄罗斯新兵在服役前的样子。有些人演奏手风琴，有些人在手风琴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东不拉。

有一次，有些喝醉的小伙子们把我也拉上了。奏着手风琴，唱着歌，我们从一个马奶酒商贩那里到另一个马奶酒商贩那里，喝着马奶酒。小伙子们经常演唱忧郁悲伤的塔塔尔族歌曲。哭过，伴随着塔塔尔歌曲的调子，唱着家乡的哈萨克歌曲：

 

……我要当沙皇，

当我满二十岁，

我要当沙皇。

 

我不知道比塔塔尔族的旋律更忧愁悲伤的旋律了。

进了屋子，几个年轻小伙子坐着喝啤酒。他们的其中一人演奏手风琴，其他人不协调地唱着。一个名字叫基雷拜的小伙子闯进了房间，他在阿克莫林斯克是有名的会讨姑娘欢心的男子，但很快看出，他“有点缺心眼儿”。基雷拜立刻坐下被劝饮了烧酒，又被要求唱歌。他没让人长时间恳求自己，就开始歌，然后一醉方休，重重地栽倒。喝醉后，他挤在我身边，抱住我哭泣道：“轮到我去当兵了……”

我惊讶于为什么他应该去当兵？基雷拜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显老。

— 难道你不满三十一岁？— 我好奇地问道。

— 是的，满了，去他的这个该死的年龄，但我还是要参军。

随后，基雷拜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寻常的事情。在那个晚上，当文书挨家挨户登记十九岁至三十一岁小伙子时，基雷拜正好在姑娘那里献殷勤。文书来了就开始登记小伙子的姓名和年龄。所有人都知道基雷拜的名字，就问他的年龄。但基雷拜不好意思当着在场的姑娘说出自己的真实年龄，就说，他满二十五岁了。他就这样被统计到后勤工作表中。

— 人们不明白这是个玩笑，— 基雷拜伤心地说道。

— 那么，为什么你后来没有纠正错误？— 我很惊讶。

他完全醉了，糊里糊涂地说着俄语和哈萨克语，基雷拜勉强解释道：

— 忽然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们说，他们不能纠正，他们不能。

瞧，在伤心事儿当中有时也有开心事。

有一天，我给被征到后方工作的一批人送行。他们聚集在已提前摆好长凳的大砖房那里。房子前面的街道挤满送行的人。噪音无法平静，喧嚷声，哭声，不断有人进出房子，不知寻找着什么，不安地等待出发。但很快，出现了由士兵护送的一连串大车。大车停在红房子旁边。人们不做声，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士兵们进入房子，几分钟后，开始依次带出被征召的小伙子们，并让他们坐上大车。还没来得及告别，大车就立刻起动，将小伙子们从亲人身边带走。

再次响起哭泣声和叫喊声，所有的人都哭了。不幸的妇女像疯了似的，尖叫着追着大车跑。

第二天，我回到了布格林学校。

日子一天天过去，冬天来了。我不时地能看到俄罗斯的报纸，留心发生在莫斯科的与彼得格勒杜马有关的事件…… 开始更换部长…… 心里充满了预感，紧张地等待着，不安地等待着大转变……

突然传来了晴天霹雳似的消息：沙皇政府倒台了！

革命的最初几年

很少有哈萨克人在听说沙皇被推翻后，不因为这个消息而感到高兴。哈萨克劳动青年得知这个新闻后兴高采烈，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当然，关于变革的新闻并不合某些人的意，比如努尔马加姆别特和像他这样的沙皇的听差们。

除了一小撮“荣誉公民”外，所有的哈萨克人都憎恨沙皇。沙皇剥夺土地，欺压人民，征年轻人入伍，侮辱哈萨克人的宗教感情。因此，被欺压的人民希望同俄罗斯专制政体斗争的人们能取得胜利。当俄罗斯在与日本的战争中输掉时，在哈萨克草原上人们很满意地说道：“真活该！……”而1916年的事件带给人民难以忘却的，无法愈合的创伤，人们的心在流血。

在这些天里，我开始收到来自鄂木斯克和阿克莫林斯克的以前志同道合的同事们的来信。在信中，他们对沙皇政府的倒台无比高兴，告诉我说他们积极参与人潮汹涌的集会和游行。深入到社会政治斗争后，他们不加选择地冲上来保护所有哈萨克人，也就是没有区别对待。当然，起初很多人都不明白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实质……

我立即来到阿克莫林斯克。大量的会议和集合是这一时期特有的特点。每天都爆发争辩，几乎不到一天的时间就选举出了一批新的委员会和部门。

出现了不太高明的演讲者，夸夸其谈，带着任何理由都能走上讲台。从前的毫不起眼的平庸之人暴怒地冲到讲台的辩论中，尝试着说明自己混乱的想法。

曾经的掌柜，杂货商，投机分子，教师，技工，文书，翻译，小官员，兽医，医生及其他人 — 全都加入了斗争，全都忙于作为人民领袖发表演讲。

阿克莫林斯克的市民分为几类。俄罗斯哥萨克人，小市民，穆斯林（塔塔尔族人和哈萨克人），教师，驻军士兵及劳动人民 — 每类人都独立举办自己的会议。选举出联合委员会取代以前的警察来管理城市居民和草原。县长被免职，他的职务由政委取代，还免除了村长的职务。

我来到城市的那天正好是城镇联合委员会的选举日。

哈萨克城市的“领袖们”为举行选举集合在梅德列斯[10]。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梅德列斯挤满人的大厅里，发言人基本上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哈萨克人，他们谈着一件事：怎么办？沙皇专制倒台了，人民获得了政治自由，过去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现在不知道该怎样继续生活，该怎么做。

现在谁将管理和领导草原上的人民？如何对待从前的乡管理者？村代表是否加入城镇联合委员会？如果加入，那么人数怎么定？他们都有哪些权利？

发言者们说了很多，自相矛盾地，不确定地，词不达意地。他们没有政治经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因此争辩不休…… 所以散会时一无所获，就决定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塔塔尔族和哈萨克族共同聚集在梅德列斯。最热情激昂的发言人是两个塔塔尔人 — 谢伊特·拉特波夫和沙里普·亚雷莫夫。并不富有的商人拥有口若悬河的口才，他们原来就是我们的组织者，并代表所有的穆斯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要求。大富商们则单独协商。

这次，在会议上讨论了同样的问题：关于县市联合委员会的选举。被选代表应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派别，不同阶层。给出了过分的指示：按相等的代表人数推荐到委员会，而不取决于选民的人数，也就是说，对穆斯林，俄罗斯哥萨克，小市民，郊区居民，士兵，教师阶层应平分名额。大多数人，除了俄罗斯哥萨克，不同意这个指令。梅德列斯会议正是要讨论这个问题。

— 我号召所有的哈萨克人和塔塔尔族人，所有的穆斯林都来反对这个条款，— 谢伊特·拉特波夫说。 — 大多数人压倒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平等地与俄罗斯居民小团体共同加入委员会。让我们举行没有限制的全民选举吧。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多数赞成票的人，将成为委员会成员。

会议参加者纷纷鼓掌称赞。

— 明天，— 拉特波夫继续说道，— 从鄂木斯克来的参加选举的委员应在原来的市管理局内召集选民。我们要求发言并代表穆斯林声明，不同意在那样的基础上成立委员会。我提议现在选出两个全权代表，前往中等师范学校，向市教师代表戈尔巴乔夫和科尔通诺夫叙述我们的要求。

会议一致赞同拉特波夫的提案，委派他和我代表穆斯林在明早的会议上发言，而今天要马上去中等师范学校，和支持之前委员会选举原则的教师代表们谈判。

我在中等师范学校遇到了戈尔巴乔夫和科尔通诺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两位中等师范学校的老师原来是革命运动的内行人士。我们向他们讲述了穆斯林会议上关于建立联合委员会的意见。教师们赞同了我们的决议，作为补充，还告诉我们如下：

— 少数的教师阶层将不会妨碍更大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联合委员会的建立原则是由行为不当的“原先的”人提出的。教师们打算给予这种原则坚决的反击。选举对所有人来说都应当是普遍的和平等的。

对其他重要事宜交换了意见后，我们就互相告别了。

第二天，来自鄂木斯克的委员在前城市管理局召开代表会议。

我们也到了。宽敞的大厅都要挤不进人了。人们比肩而立。在桌子后面，坐着披着绿色呢子的来自鄂木斯克的委员，他是个肥胖的军官，在他旁边坐着五个我不认识的人。第一批发言人立即开始反对联合委员会组织。

拉特波夫代表穆斯林发言了，他是个胆大外向的人。他很会说话。

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建立联合委员会的提议失效。选举出了临时委员会，并接受了在近期通过全体无记名投票选举县市委员会的决议。

起初，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和塔塔尔族人共同编制了一份总候选人名单。然后出现了一份单独的名单，这是由俄罗斯居民集团提交的。紧随他们，又增加了集团数量，这样就编制出了五六份不同的名单。

选举举行了。共有两个哈萨克人成为委员会成员。对于我们的代表人数缺乏的解释是，并非所有哈萨克人都明白选举的意义。

选举出的委员会决定派人到各个村庄做解答和相关宣传。

在梅德列斯举行的例行会议由我已提到的亚雷莫夫主持。元老巴拉潘来到拥挤的会议上，这个人很老练，是城市贫民积极分子之一。亚雷莫夫有些自高自大，说话很自负，虽然他没有什么对人民发号施令的特殊底子。亚雷莫夫曾在运输事务所工作，他有一个小杂货店。像很多来自不富裕的商人阶层的人一样，他是个机敏的奸诈之徒。很快，他便在组织者中展露头角，开始高傲地代表几乎所有穆斯林发言。他的性格不稳定，乖戾，因为会骗取鞑靼人和哈萨克人的信任而进入委员会。

在讨论谁应该被派到草原的问题时，巴拉潘突然和亚雷莫夫争吵起来。

— 应派哈萨克人到草原，— 巴拉潘坚定地声明。

但亚雷莫夫想派更多的鞑靼人，大多是小商贩和投机杂货商去村庄。巴拉潘坚持己见。然后亚雷莫夫跳起来，用拳头砸着桌子，便开始生气地翻着白眼冲他喊。向来随机应变，言语刻薄的巴拉潘这次却不知所措，不会回应新上司了。看来，他过去受尽折磨，逆来顺受，这次又是这样。但他好像仍然没有胆怯。

最终，决定派哈萨克人和鞑靼人的混合小组去草原。会议结束后人们出来，一些人便开始取笑巴拉潘：

— 亚雷莫夫把您吓得不轻吧？……

第二天巴拉潘来找我，愤慨地说道：

— 亚雷莫夫这条狗…… 为什么我们选举了这条狗？

— 所有不幸都是因为您昨天害怕他，— 我开玩笑地指出。

— 不，我没有害怕，只是…… 犯了个错误。他用俄语冲我叫道：“显然他你没有权利！”起初我不明白，后来想明白了，— 巴拉潘诚恳地承认了。

巴拉潘的这句话：“显然他你没有权利”— 以笑话的形式当天就在阿克莫林斯克的居民中流传开了。

此事件过后不久，委员会被重新选举。阿克莫林斯克在短时间内召开了这么多委员会的会议，选举和重新选举，多得记不住……

会议非常多，而职权 — 还没有一个。县不是由没完没了改选的委员会管理的，而是来自克林的政府委员。但他的权力也没有持续太久。每个人都想执掌大局，谁也不听命于谁。法院无从依托，为数不多的民兵也无能为力。

全体王室官员的走狗们：乡管理员，警察，农民酋长 — 继续美好生活。被免职的人，也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是这样，他们住在原来的地方，不会有任何麻烦。新政府甚至还没想过惩罚这些过去胡作非为的吸血鬼。事实上不久以前，一年前，当宣布动员到后方工作时，当人民起来反抗不公正时，这些卑鄙的残酷官员就从一贫如洗的哈萨克人身上剥了三层皮。

他们现在是有罪不罚，让我们感到内心深处的压抑。我们忙碌着，奔走着，要求惩罚，但徒劳无益，我们的申诉都随风飘散。

1916年，在阿列克谢耶夫克镇的斯帕斯克工厂，承诺可以让青年免除征兵的同时，长官戈亚科维奇和奥尔洛夫厚颜无耻地收取了巨额贿赂。他们和大财主谢特克梅列维瓜分了赃款。现在这些贪赃者住在阿克莫林斯克，根据我掌握的情报，关押和审判他们都没有结果。很难找到公正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权能来惩罚罪有应得的罪犯。每个人都一意孤行地生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赢得的自由，并渴望按照自己的斟酌来利用这种自由。不论对这样或那样不得体行为的原因多么感兴趣，都可能听到漫不经心的回答：

— 是啊因为现在自由了！……

在哈萨克斯坦各地兴起了县的，区的代表大会。四月份，在鄂木斯克市举行了哈萨克区代表大会。我们派兽医胡赛恩和拜谢伊特作为阿克莫林斯克的代表。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两位草原勇士毛遂自荐，大腹便便的大财主：然托列和奥尔扎拜 — 科尔任库利乡管理员。

在这次大会上选举出了哈萨克地区委员会。

从报纸“哈萨克”得知，奥伦堡的梅尔扎基普也来参加了代表大会。

阿克莫林斯克代表大会后不久，来了两位委员：阿季列夫和克缅格罗夫，他们创建县哈萨克委员会。但整个地方权力仍然集中在克连政府委员手中。

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地继续举行了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以哈萨克人和哈萨克委员会的名义，我们的代表也应该参与。

律师杜伊谢姆巴耶夫成为哈萨克委员会主席，我当了他的副手。委员会成员包括阿季列夫，克缅格罗夫，舍金，后来加上了艾巴索夫和其他人。县里稍有些文化的人都被录用了。决定了组织印刷和发行报纸。为购买铅字募集了钱，以此为目的派遣了杜伊谢姆巴耶夫去喀山。

现在，我被选为委员会主席。我们继续分别派出全权代表奔赴阿克莫林斯克县的各乡，目的是组织乡委员会。我们编写了详细的指南，比如如何组织这些委员，不选举从前欺压百姓的坏蛋，宣传订阅我们的报纸。募捐。我和代表们分发指明报纸阅读条件的专门的小册子。

现在，阿克莫林斯克县委员和哈萨克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我不得不立即到村里调解一桩丑闻。原来，在我不在期间，从喀山返回的拉希姆然·杜伊谢姆巴耶夫在游行中侮辱了县委员彼得洛夫，称其为奸细。受到极大委屈的委员将杜伊谢姆巴耶夫送到法庭。匆匆回城后，我们给三个地址发了秘密电报：鄂木斯克地区委员，哈萨克区委员会和地方代表理事会（苏维埃），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彼得洛夫。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四个人：金穆哈姆梅特·阿季列夫，比尔穆哈姆梅特·艾巴索夫，克缅格罗夫和我，住在委员会所在地的一个房间。

我们睡得很安逸。深夜中被敲门声惊醒。开门后见到了邮差。

— 怎么回事？

— 请接收传票。

— 这么晚了，是什么传票？

邮差把东西递过来，我们一看 — 真的是传票。俄罗斯县委紧急传唤我们召开紧急会议…… 我们莫名其妙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问邮递员，这是个什么紧急会议，谁会出席？邮差回答说他不知道细节，只是被吩咐亲手递交传票。他唯一能告诉我们的是：委员会成员已经聚集好了并等着我们。

我们迅速穿好衣服，并一起出去。邮差说，所有委员会成员都被传唤。我们不得不挨家挨户把人们叫起来。我们顺路来到拜马加姆别特·奥吉兹塔佐夫处，他也是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之前给县领导担任翻译。

他的俄语很不错，我们决定邀请他一起。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后，拜马加姆别特很害怕，收拾东西的时候还不停地重复：“那里到底有什么事？会发生什么？”我们差点没用武力把他带去。

夜里没有月亮，天色黑暗，城市还在深沉的睡梦中，只有一小撮哈萨克委员会成员走在深夜的街道上。天空中薄薄的羽毛状的云，有些地方看起来仿佛在微笑，星星朝我们眨着眼。沉睡房屋的黑暗窗户像撒旦的眼睛泛着微光。

— 我的神啊，为什么我们需要他们，发生了什么？— 拜马加姆别特持续不安道。—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否则不会传唤的。哎呀，我的孩子们，我警告你们多少次了，你们不听我的。现在终于闯祸了。也许俄罗斯沙皇再次坐在了宝座上！

我们到会。所有委员会成员都出席了。现场一片寂静，谁也不忙乱。出席会议的还有县委和社会党秘书马尔特洛夫，他也是委员会成员。

会议开始了，第一位发言的人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被传唤到这里。彼得罗夫委员得知了我们发往三个地方的电报内容，就召集了俄罗斯委员会，在其委员中主持相关工作并召请我们，以便在会上批评我们，展示自己的权利。

对话开始变得尖锐、强硬。大多数俄罗斯人 — 极为健谈。尤其是彼得罗夫和科尔通诺夫 — 中等师范学校的老师。

— 这是恶意中伤！— 他们激动地喊道。— 这是对人民代表的侮辱！你们必须用事实和文件证明委员的过错。否则你们必须在法庭上回答！— 并用拳头敲着桌子。

我们没有任何罪证，并且我们没有想到将要讨论什么，所以开始的时候惊慌失措。但一点一点地我们开始争执，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终于使彼得罗夫失控：

— 你们在自己的发往鄂木斯克的电报里称我是奸细！奸细是要被枪毙的。请立刻给我指出确凿的事实，否则你们就得上法庭！— 他的声音很狂怒，委员威胁性地用马刀敲击着地板。

— 革命前我有很多功绩！— 他继续说道。— 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沙皇和他的士兵。我的父亲 — 是个老革命。作家波塔潘科在他的书中提到过我！男孩萨沙 — 那就是我。我做了什么使得你们给我浇了一身脏水？—  委员话毕，差点没哭起来。

哈萨克委员会的状况不容乐观。拜马加姆别特借口“去一下院子”就消失了。以各种借口离开会议的还有苏丹，乌谢克 (乌先·科萨耶夫), 胡赛恩和其他同志。只剩下四个人参加辩论：比尔穆哈姆梅特·艾巴索夫，金穆哈姆梅特·阿季列夫，克缅格罗夫和我。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是少数，并未能证明自己的正确。

但是，根据从鄂木斯克来的电报，有两个委员找我们，姓霍穆托夫的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 — A·谢伊托夫。他们组织了哈萨克委员会会议。既然我们在会上声明，丑闻由地方力量调解，两个委员就悄然返回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评判我们的委员会的活动。只有一个权力的幌子，但事实上我们没有被赋予任何权力。旧的法律已经失效，但新的法律还没出现。摆在我们委员会面前的首要任务 — 是废除彩礼风俗和解放家庭中的妇女。

我们的委员会作为人民权力机关，其活动的完全杂乱无章，可以从哪怕以下的事实来判断。两个原先的乡管理员接到了来自居民的约一百二十宗投诉。无法列举出所有来自乡这边信件中的冷嘲热讽。审查投诉后，我们决定竭尽全力将这些乡民绳之以法，让他们得到羞辱人民的报应。但彼得罗夫报告说，我们无权审判罪犯。然后我们转而寻找俄罗斯法官的帮助，但在哪那儿也得到含糊其辞的回答，据说：“我们不干涉哈萨克人的案件，请你们随自己的意愿处理吧。”

然后我们把一百二十宗投诉发往鄂木斯克地方委员会，请求处理案件并惩罚罪人。寄出投诉后，我们同时还打算看看地方委员会的效率，我们希望，至少他们有一些措施，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会更容易些。但几天后，我们的投诉被退回来了，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和解释，更不用说尝试对罪犯采取一些措施。

县委员会成员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个乡，特别是奥尔扎拜，科尔任库利乡的管理员，对他提交了八十宗投诉。1916年，这些恶棍侮辱人们的泪水和申诉，不可能忘记。但即便如此，不论是县委员会，还是地方委员会，都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不论怎样，地方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奥尔扎拜的侄子，名为托列拜。

沙皇政权一倒台，奥尔扎拜就来到阿克莫林斯克，而且作为一个老练的人，一个在官员中间受到尊敬的人，一个巧舌如簧的人，他开始在会议上发言，甚至挤进了“领导者们”。他自愿到鄂木斯克参加代表大会，巧妙地向委员会成员推举候选人，也就是自己的侄子。当得知自己的亲人无辜死于去年的哈萨克人的暴动后，对其提出了约八十宗投诉，奥尔扎拜立即逃离了阿克莫林斯克。关于所有这些，在我们给地方委员会的通报中都叙述了，不止一次用电报提出，要求托列拜退出地方委员会，但没有人回我们的信件和电报，委员会不听我们的，而且我们逐渐意识到，在我们的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之间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常的关系。

同时，我们继续独立主持县里的活动。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扎斯哈萨克”—“年轻的哈萨克人”，具有自己的理事会和一个简短的章程。在其中特别提到：“……“年轻的哈萨克人”组织是俄罗斯最正确的革命党，我们与她手挽手向前进。组织支持联邦共和国的建立……”

我们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向当地居民解释新政策，以及维护革命的正义。萨肯·谢弗林被选为“扎斯哈萨克”的主席，委员会成员还有 — 阿季列夫，艾巴索夫，阿瑟尔别科夫，谢里克巴耶夫和努尔金。起初，大约有五十人在我们的组织注册，但随后这个数字逐步上升。不久后出现了自己的秘书-办事员，自己的出纳员，自己的印章。快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凭自己的力量，由印刷厂印刷，发行了自己的第一期杂志“艾纳”—“镜子”。

不论是好还是坏，现在很难判断，但是那是时委员会和“年轻的哈萨克人”的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村里我们组织了地区委员会。我们在许多地方顺利地解除了一些前官员，百姓压迫者的领导和影响。我们坚决捍卫妇女的自由，宣布所有女性与男性拥有平等的选举权。我们尽力与买卖婚姻斗争。把姑娘出卖给她不爱的男人，只因为这个男人能拿出一大笔嫁妆，我们强行把她从逼迫中解救出来，并保障她自主选择意中人结婚的权利。因此，我们的委员会很快成为阿克莫林斯克县所有哈萨克人的法院、公安局和最高权威。在委员会所在地的大楼前，总有从村里来的使者骑乘的马匹。哈萨克姑娘和年轻女人排着长队来到委员会，请求保护她们免受买卖婚姻之害，我们答应她们的请求，把文件发到她们手上，给她们自由选择新郎的权利。大约一天就有十八个农村姑娘领到这种解放文件。

从开始逐渐传播到哈萨克斯坦各个地方的私人信件和报纸上，我们了解到各地的委员会组织及其工作。他们的工作进行得各有不同，在有些县工作认真，卓有成效，而另一些县却无精打采，缺乏主动性。

各地都开始发行报纸了。在谢米帕拉京斯克开始发行报纸“萨利-阿尔卡”，主编是哈列利·加布巴索夫，而活跃的撰稿人有耶尔梅科夫，布克汉诺夫，图尔甘巴耶夫。在塔什干发表了“阿拉什”，主编是科利拜·托古索夫。后来这份报纸更名为“比尔利克图厄” — “统一的旗帜”，主编是穆斯塔法·乔卡耶夫，而撰稿人有博尔加姆巴耶夫，图里亚库洛夫，霍占诺夫等人。在阿斯特拉罕，布克耶夫人出版了“乌兰” — “口号”，主编是А·穆辛，在阿克莫林斯克出版了“季尔希利克” — “生命”，主编是拉希姆然·杜伊谢姆巴耶夫，而撰稿人有萨德沃卡斯·谢弗林（也就是我），阿瑟尔别科夫，奥米尔拜·东年塔耶夫等人。在奥伦堡继续出版广为人知的报纸“哈萨克”，由А·拜图尔孙诺夫和M·杜拉托夫编辑。活跃的撰稿人是布克汉诺夫。“哈萨克”曾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报纸，除了阿克莫林斯克的“季尔希利克”，它在性质和内容上影响了所有哈萨克报纸。“哈萨克”的撰稿人把信件和指南分发到整个辽阔的哈萨克草原，阐明自己的民族主义政策，并要求发行机构，即所有印刷单位和通讯社都支持该政策。

从报章中，我们了解到关于哈萨克斯坦各个角落的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关于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关于他们的实际行动，关于他们的管理。在这个时期的委员会加入了大量以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律师，法官，医生，官员，翻译，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儿子。还感召来不少诸如毛拉，教长，以前的乡管理员。

我讲讲发生在乌拉尔地区的事件之一。这是在到处召开区域代表大会的时期。代表大会就在乌拉尔斯克的市马戏团房间里开幕了。选举了主席团成员，他们占据了舞台中间桌子后面的位置。很多代表没有足够的地方，他们就站在过道中。在马戏团里聚集了以前的财主，前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代表，受过教育的妇女，一句话，所有乌拉尔省的精英。在主席团成员中 — 有在整个哈萨克斯坦知名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功勋人士，比如哈列利·多斯穆哈姆梅托夫，扎汉沙·多斯穆哈姆梅托夫，古拜杜拉·阿利别科夫等人。即使只是看着他们都是一种享受，更别提他们精彩的演讲。正如应该的那样，他们每个人都坐在桌子后面单独的椅子上，只有一个人按自己的方式直接坐在舞台柔软的地毯上。他坐在那里宛如一个浑身流油的肉球，肥胖，魁梧，挂着带有银质图案的腰饰，戴着貂皮帽。后脑勺上的肥肉厚如木墩，耷拉下来的脸颊好似皮囊。他知道自己的地位，时而屈尊看一下周围的人。然而主席团成员的目光都无法从这位偶像，“中心人物”身上离开，盯着他，就像猎犬盯着自己的主人。

一切似乎都在平静地进行。但这位“中心人物”傲慢的目光落在了两个身着欧式服装的哈萨克妇女身上。“人物”眉头一皱，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 那里的站着的美女是干嘛的？

代表们愣住了。主席团战栗起来，开始解释道：

— 其中一名妇女 — 是伊萨的妻子，另一个 — 是艾特然的妻子。她们两人都是您的儿媳妇。

— 把她们赶出去！这里不是用来汇集女人的！— 胖子命令道。

女人们立刻被赶出了马戏团。

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第一个议题后，进行了会间休息。大会代表的代表们友好地互相交谈。神的胖子地方代表坐在地上，慷慨地用语言赐给这个人死罪，那个人死罪。与会者热切地聆听他珍贵的话语，捕捉着每一个字词，就像饥肠辘辘的狗抓追捕扔出去的骨头。

— 唉，古拜杜拉！— 胖子招呼主席团成员古拜杜拉·阿利别科夫道。— 你不是没完没了地说你常去彼得堡吗。想去多少次都可以，但在这里，在我的地盘上，别胡诌。

然后胖子转向毛拉：

— 嘿，毛拉们，请抽烟吧，那样你们就不会头疼了！

既没有人敢抱怨胖子的语言，也没有人反对他。他到底是谁？

他 — 就是著名的瑟雷姆巴特尔的后裔，知名的乡管理员萨雷克。

当代表大会结束时，萨雷克转向主席团：

— 哎，你们那边的！现在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应该去墓地。我们将去1916年烈士墓地诵读古兰经。

代表们无条件地服从，从马戏团走出来，人群涌向墓地。在墓地旁所有人都盘腿而坐。

主席团成员和所有积极分子在前排-哈列利，扎汉沙，古拜杜拉等人。大家耐心地把古兰经最长的一章“塔巴拉克”听完。

这就是地方新政权的特点。享有充分权利的地方偶像代表，比如萨雷克，可以在其他地方遇到，对新事物他们仍保留这种习惯和态度。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乡管理员奥尔扎拜，对他有很多投诉，并且他把自己的侄子托列拜安置到地方委员会。 奥尔扎拜仍然逍遥法外，他在新代表中有一定权力。后来当高尔察克分子来了以后，奥尔扎拜成为活跃的阿拉什汗国的县领导人之一，而上面提到的萨雷克 — 成了哈萨克斯坦西部阿拉什汗国政府成员。

有声望的财主，像萨雷克，在阿克莫林斯克还百般抨击我们。他们的日常任务就是消灭哈萨克委员会。他们不断地骂我们，诽谤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被称为无神论者，使人背离真理的教唆者，人民安定的扰乱者。

我们没有投降，斗争锻炼了我们。

有一天的中午十二点钟，我们召开了委员会与“扎斯哈萨克”成员的内部会议。研究了一些机要问题，所以我们派人在门口执勤，不让外人进入。

时值中午，老百姓一如既往地聚拢在委员会大楼边。我们刚开始会议，就听到门后的敲门声和生气的喊叫声。听得出，执勤员试图平息挤门的人的情绪，但无济于事。执勤员终于没坚持住，这位满脸委屈的革命者进入会议室。

— 整个人群顶着我，想强行闯入，— 他解释说。

— 发起人是谁？

— 乡里的瑟潘。

我们知道瑟潘是具有无限权威的乡长。二十五年来，他不间断地担任乡长并且是一个老狐狸，说话办事都精明有礼，不像乌拉尔的萨雷克，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坏日姆皮特委员会一个成员的眼睛。

— 不要放任何人进来，请宣布，这是内部会议，—  我们坚持己见。

值勤员离开后只过了一分钟，就听到比刚才还响的说话声，门敞开了，差点没从合叶上飞下来，瑟潘领着一帮小伙子闯入会议。

— 你们想要从委员会得到什么？

— 没什么！— 闯入者对提问简单地回答道。— 你们谈话时我们希望出席。

— 委员会会议是内部的，你们没有权利在这里。

— 为什么是内部的？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我们要出席 — 就这样！

发火，急躁，然后开始冷静下来。我们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瑟潘对我们委员会成员，出纳员努尔然·沙金说道：

— 你看，努尔然，请你守口如瓶！否则，我会很快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瑟潘随众离去，但委员会会议被中断了。

还有一次，在“扎斯哈萨克”会议期间，发生了以下事件。由我担任主席。我们坐成一个半圆。主席旁边 — 是秘书和理事会成员：阿季列夫，艾巴索夫，努尔金，和阿瑟尔别科夫，我们对面是谢里克帕耶夫，东年塔耶夫等人。房间里坐满了人，挤都挤不动。志愿来听的人的确不少。

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日落之前在门口突然开始了一阵骚动，传来不满的喊声：

— 您往哪里爬？您往哪儿挤啊，这么狭窄！

—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看到，有五六个面露怒色的神职人员吃力地挤过人群朝我们走过来。这是阿克莫林斯克县著名的“神圣” — 哈里发加劳特金，尊敬的毛拉奥马尔等人。我们被迫休会并询问这些人需要什么。

— 暂时没什么，— 毛拉们坐在前排的角落里，含糊其辞的答道，并开始彼此商议着什么。然后加劳特金突然走近我并建议道：

— 萨肯先生，您应该停止发言几分钟。

— 为什么？

发言停止了，大厅陷入沉默。

— 纳马兹季格尔[11]时间到了。请中断会议，所有人都去参加晚上的祈祷，— 哈里发提议道。—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哈里发，— 我反驳道。

— 没有时间是什么意思？你们能找到聊天的时间，却没有时间做礼拜？让我们现在去祈祷吧，— 加劳特金命令道。

— 但我们还没有沐浴，— 我继续坚持道。— 我们没准备做礼拜。

— 你们还来得及完成沐浴。现在请中断会议，我们去祈祷，否则礼拜时间将过，— 哈里发冰冷地，带有威胁语调地继续说道。

在这里怎么可以？加劳特金的固执放肆激怒了我。我环顾同志们的脸，看到紧张的，做好战斗准备的巴肯·谢里克帕耶夫并向他微微点头。他懂了我的意思，就坚定地大声说道：

— 不要说傻话了，毛拉！

奥米尔拜跟着巴肯从座位上跳起来道：

— 给我个话，萨肯！

我给了他确认。毛拉有些慌张地安静下来。所有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不知这场前所未有的青年与神职人员的战斗将会怎样收尾。

奥米尔拜大胆地开始说道：

— 你们，毛拉，欺骗人民，蒙骗我们的头脑，像寄生虫一样挂在人民的脖子上！你们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花言巧语巧舌如簧的骗子！你们有没有想过悔改自己的虚伪勾当？为什么你们在这里出现，你们找我们有何贵干？当我们在阴间的地狱里煎熬时，你们能够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吗？……

毛拉们一无所获地离开了……

在这些实例中，我想指出的是，乡长和毛拉联手反对我们的新举措，并千方百计地试图对我们的委员会施加压力。

需要说的是，不只在阿克莫林斯克，在整个哈萨克斯坦都不同程度的成功了，宗教贵族和前沙皇的官员们通过统一战线来反对委员会，企图把自己的决策安插到生活中，强迫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并像以前一样保留着权力。

我再举个更靠后时期的例子。

这发生在高尔察克时期。

这时，阿拉什汗国集中在两个地方：由阿利汉·布克汉诺夫领导的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一个汗国，和由扎汉沙·多斯穆哈姆梅托夫领导的哈萨克斯坦西部乌拉尔地区日姆皮特的一个汗国。阿拉什的活跃分子在西部是哈列利，也就是乡长萨雷克等人。

有一次，因为圣人库安纳亚来了，所有西部阿拉什汗国的首领都聚集在哈列利的住处，来的全都是贵宾。鞑靼人和巴什基尔的穆夫提[12]在喀山和乌法都知道库安纳亚，就非常尊敬他。自然的，在这里也奴颜卑膝地对待他并称他为“圣人”。

    “圣人”库安纳亚庄严肃穆地坐下。从边上瞧着，可能会想是什么风把佛给吹来了，库安纳亚一动不动，意味深长。他沉默着，不说话，而如果说了什么，那么他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视为神的恩赐。圣人带着奥林匹克山似的沉静巡视着自己的教徒，而政府官员端庄地，安静地坐着，就像学生在老师面前。有时，在他们阿谀地看着库安纳亚的眼神中可以看出狗的忠诚，似乎眼看着他们就要摇起尾巴来。这儿还坐着政府领导人扎汉沙·多斯穆哈姆梅托夫。他穿着漂亮的，优雅的制服，像波斯司令里扎沙哈似的。扎汉沙很有魅力，不管你愿不愿意，总想再看他一眼。扎汉沙 — 阿拉什-汗国的王, 扎汉沙 — 哈萨克可汗……

但扎汉沙坐着时没戴头巾。而且他的头发也不像往常一样被剃光，扎汉沙的头上留着浓密的头发。他本来应该戴着天蓝色的绣花小圆帽，点缀着宝石和花纹的可汗皮帽。但他头上甚至都没有皮帽。

扎汉沙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他用手将头发捋了捋。圣人全神贯注地盯着扎汉沙的一举一动。库安纳亚左眼下的肌肉不易察觉地微微一颤，圣人就突然抬起头，仿佛没戴小皮帽的金雕。他的目光固定在扎汉沙的脸上。在场的人害怕得都屏住呼吸 — 会发生什么呢？

— 肤浅！ — 圣人大声说道。 — 你为什么不戴帽子坐在这里？我们认为你是执政者，是哈里发。我们在每一个礼拜上都为您祈祷，为您的成功和您的健康！而您如何表现呢？请立即戴上帽子！

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收到惊吓，大家试图用某种方式缓和化解不愉快事件。

— 听有传言说，你做礼拜的时候不认真！ — 怒气冲冲的圣人继续说道。

他无休止地重复着“罪过，罪过”，在场的人勉强安抚着圣人。沉默的时候，房子的主人哈列利就会搭话：

— 陛下，我们目前的工作非常忙，完全没有空闲时间，没有时间去深呼吸。请允许我们平日在家中做礼拜，而只在每个星期五到清真寺祈祷。

库安纳亚不满地沉默着并最终允许了阿拉什-汗国政府成员由于非常繁忙而在家里做礼拜。

— 但周五的礼拜必须在清真寺完成！ — 圣人坚定地下了令，保留了原则。

— 我们会的，陛下，— 政府成员顺从地接受了……

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西部，还在哈萨克斯坦其他地区发生。阿拉什-汗国的活动依赖的不是人民，而是过去的乡官理者，受人尊敬的毛拉和圣人。他们不断地应邀参加所有的会议和集会，听取他们的祝词、忠告，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南付诸实施。这样一来，阿拉什-汗国还是为那些人行使权力的，包括以乡长为首的沙皇的官员，和以毛拉及其走狗为首的从前的精神领袖。

我们现在继续来说我们阿克莫林斯克委员会的活动。

正如我所说，县里的居民在我们的委员会里已经看到享有充分权利的新政权，包括法官和警察。我们没有无所事事，不断有从乡里各个村子来的信使和请愿者。工作如火如荼。但我们的所有活动的实质，自己人 — 也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条例、建议、指示，常常盲目地行动。这里需要强有力的政权，而没有人可以让我们依靠，我们既没有行政命令，也没有法律。而在俄罗斯委员会中则完全未进行任何工作。

阿克莫林斯克的所有行政权力曾集中在克连政府委派的佩特罗夫准尉手中。但他能做什么，在自己的工作中依据哪些法律？要知道当时的形势非常复杂，不仅在阿克莫林斯克，还包括整个县。

平静的海洋束缚了厚厚的冰层几个世纪，给自己积蓄着力量。突然间坚冰动摇，自然的力量被释放，海水翻腾了起来。除了人民的政权，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它？谁来建立，在哪里建立这个政权？汹涌的自然力量能走上正确的轨道吗？……

奥伦堡的报纸《哈萨克》迅速成为全体哈萨克斯坦的组织中心。尽管报纸的发行只是在辽阔的哈萨克土地的边缘上，但这家报纸完全有可能成为组织中心。首先，报纸《哈萨克》和其他报纸相比，开始发行的时间更早 — 始于1912年。报纸已经很普及，并积累了相应的社会政治斗争经验，具有自己的读者群。

报纸创刊的时候正是沙皇政府加强殖民制度的时期，那时土生土长的百姓让出了他们世代拥有的河畔肥沃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曾生活着他们的祖先。哈萨克人哀叹自己的命运，在压迫中煎熬。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逐渐地，在哈萨克年轻人中出现了对教育和文化的渴望。学 — 则明，— 谚语说。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版报纸《哈萨克》。渐渐地，奥伦堡报纸成为哈萨克民族主义者的印刷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沙皇倒台后，报纸《哈萨克》立刻成为阿拉什 — 汗国的旗手。

报纸宣布召开全哈萨克斯坦代表大会。但首先召开了图尔盖地区代表大会，从2至1917年四月2日至8日召开。参加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委员来自乌拉尔，阿克莫林斯克，谢米帕拉京斯克，瑟尔-达里因斯克和布克耶夫斯克地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召开全哈萨克斯坦代表大会的决定，还选举了筹备办公室，其领导为报纸《哈萨克》的编辑部 — 布克汉诺夫，拜图尔孙诺夫，杜拉托夫，和卡季尔巴耶夫。

不久，由图尔盖斯克代表大会选举出的办公室通知，于1917年七月20日在奥伦堡召开全哈萨克斯坦代第一届代表大会。报纸宣布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各个地区的各自对应的代表人数。然后所有委员会都从奥伦堡发出的电报，其中列出了在代表大会上将要研究的问题：

 

全俄国家体制。

哈萨克区域自治。

土地问题。

民兵建设问题。

地方自治。

教育。

诉讼程序。

宗教问题。

妇女问题。

立宪会议的筹备。

关于全俄罗斯穆斯林理事会的问题。

哈萨克斯坦的政党建立。

关于谢米列奇耶事件的问题。

在基辅代表大会上选举全俄罗斯联邦运动者和彼得堡文化教育小组。

 

代表的数量是非常少的。他们选出了县级或直属的地方委员会。不久便知道，除按规定选举出的官方代表外，还专门通过电报从各个地方邀请了一些单独的重要人物来参加代表大会，比如乡长萨雷克，“中心任务”，圣人库安纳亚，还有读者已经知道的潘·努尔马甘别托夫。所有的委员会工作人员都很纳闷：是谁邀请的他们，为了什么？原来，是布克汉诺夫亲自邀请的。沙皇政权倒台后，这些人怎么赢得的人民的信任？

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地区，被推选为代表大会代表的是医生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和教师马格然·茹马巴耶夫。

说来也巧，我们在阿克莫林斯克县委员会满头大汗埋头苦干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成了旁观者。我们没有被邀请参加和代表大会有关的准备工作，关于所有正在进行中的事情，我们只是通过电报、信件和报纸才了解。

在代表大会之前，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鄂木斯克的助理医生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的信。我是在鄂木斯克学习的时候认识这个同志的。后来我们走得很近并成为朋友。

1913年在鄂木斯克首次建立了哈萨克青年组织“比尔利克” — “团结”，我们一致同意选举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为该组织的主席。他那是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坚定的革命者。有一次，在小树林里召开的“比尔利克”秘密会议上，沙伊梅尔坚提出一项建议：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小印刷厂，印刷革命内容传单并在哈萨克百姓中分发。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一个问题：革命实现后我们的组织做什么？沙伊梅尔坚坚定地表示：“沙皇政权倒台的时候，我们应该拿起武器，和革命力量一起走向前。”很多人不赞成他坚决的主张，指责沙伊梅尔坚的冒失。我拥护了他。而现在，在全哈萨克斯坦代表大会前夕，沙伊梅尔坚给我发来信：

“萨肯，我要去奥伦堡的先生们的代表大会了。我要发言反对布克汉诺夫并证明他的立场不正确。

你也应睁开眼睛看看人民，不断地揭穿这些人的本来面目。再见！等着我的消息吧”。

我们开始为代表大会做筹备工作，开始对人民解释，不要对代表大会如饥似渴。

我们在自己的县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了奥伦堡代表大会的开会通知。我们认为关键问题是讨论俄罗斯新政府的性质。这个问题困扰了所有人，因为在奥伦堡的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大腹便便的财主，毛拉和圣人，以前沙皇时期的乡长。对于他们可能提议什么样的政权形式，这不难猜到：只对自己而不是对人民有好处的政权形式。

做了报告并交换了意见后，我们通过一项决议，据此，比尔穆哈姆梅特·艾巴索夫给奥伦堡代表大会的电报如下：“我们为联邦共和政体投票，反对所有其他的政权形式。”

我们的电报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奥伦堡。几个发言人同样也对联邦制政体发表了意见。担任主席的布克汉诺夫极力试图给代表大会强加立宪民主党[13]纲要。他想证明建立包含君主和议会的俄罗斯政府的合法性，就像英国……

时间在推移。哈吉，毛拉和原来的乡长继续把我们当作自己的仇敌，称我们为无神论者，人民意愿的违反者。

得到印刷铅字后，我们开始出版报纸《季尔希利克》 — 《生活》。

八月，我们召开了阿克莫林斯克县代表大会，奥伦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从鄂木斯克地方委员会赶来。他带来了印刷好的代表大会决议并详细地讲述了代表大会的进行过程。无论布克汉诺夫多么坚持要接受立宪民主党大纲，要在俄罗斯建立立宪民主制，但在最后，他不得不同意了创建联邦共和国的提案。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关于阿拉什“党”的组织，并对即将举行的成立大会拟定了来自哈萨克斯坦各地区的候选人。

— 你也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了，— 谢伊托夫告诉我。— 除你以外从阿克莫林斯克地区过去的还有拉希姆然·杜伊谢姆巴耶夫。

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会议还有补充的候选人？高层不知道我们的情绪，我们是谁的拥护者 — 他们也不得而知。

— 如果您推荐的代表盲目地投靠任何俄罗斯党您怎么办？— 我问谢伊托夫。

— 这不会发生！会建立自己的哈萨克党 — 谢伊托夫坚定地说。

— 我们一定不会加入那个奥尔扎拜或努尔马加姆别特要求慈悲地祝福的党，— 我继续说道。

谢伊托夫不以为然地回答了我一些，我们进入争论，最后，我要求把我从成立大会的名单中撤出来。

阿克莫林斯克代表大会陷入了对我们的委员会来说极其困难的状况。我们的大多数代表原来是以前乡长们的走狗和亲信。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在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前的乡长、大财主和毛拉，他们早就对我们磨尖了牙齿。

委员会开始分裂。曾和我们肩并肩工作不久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受到乡长的干扰，开始和他们串通起来反对原来所在的哈萨克委员会。谢伊托夫也坚决反对我们。

委员会被重新选举。助理兽医胡赛恩·科扎姆别尔林当选为主席，而委员会成员中出现了的毛拉曼坚，以前的法院翻译耶尔坚巴耶夫和萨尔曼·舒连巴耶夫，以前的乡长和翻译乌先·科萨耶夫等人。科什穆哈姆梅特·克缅格罗夫和金穆哈姆梅特·阿季列夫去了鄂木斯克，而艾巴索夫回了自己的故乡。

更新的委员会很快就显示出其真面目。渴望自由和正义的普通百姓在新委员会中找不到支持，因此他们就对“扎斯哈萨克”提供建议、帮助、和支持。我们的报纸“季尔希利克”一天天地流行起来。“扎斯哈萨克”是机关报，所以我们大胆地批判哈萨克委员会活动。我们尝试着让自己的读者明白，委员会现在是在谁的手里。在其中一期“季尔希利克”中刊登了我的诗，标题明确，叫做“看门狗”。委员会主席胡赛恩·科扎姆别尔林表达了自己对这种说法的不满，即便如此，诗在和新委员会的斗争中仍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下的事实能说明，什么是新委员会灌输的所谓“平等”。按照省委员会的命令，开始在我们县里筹集资金。每个人都有义务缴纳七卢布五十戈比。委员会要求的平等缴纳来自那些财主们，比如各有一千匹马的努尔马加姆别特·萨格纳耶夫和奥尔扎拜，也来自公认的阿克莫林斯克贫民老巴拉潘。这就叫平等。这样的事实在当时不胜枚举。

我们无法保持沉默，在自己的报纸上极力反对这样的胡作非为。我们当然知道，自己的坚决行动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会为自己树敌，但我们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了。很多人不赞同我们，恨我们，并多年对我们不怀好意。

1925年春天在全哈萨克斯坦代表大会上，报纸“阿克-若尔”的记者们被召集在塔什干，好像一个叫拜塔索夫·阿卜杜拉的人进行了演讲，报告的题目为“关于哈萨克出版物的历史”。探讨了在革命之前的阶段，报社的工作和内容，他们极力歪曲事实，报告人认为，好像阿克莫林斯克的“季尔希利克”是最坚持原则的贫民利益代言人，但同时未能完全放弃宗教偏见民族主义”。

我敢说，这是空谈。认为每一份报纸都在各方面无可指摘，报纸从来没有在评论各个事件时“栽跟头”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作为出版者，那时没有足够的社会政治斗争经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文化水平。甚至现在，在当今，有些报纸不时地公然对这样那样的问题胡说八道。而要在各方面搞清楚更是难上加难。即便如此，“季尔希利克”既不支持宗教，也不支持民族主义者。如果我们的报纸具有民族主义精神，那么报纸一开始就会站在阿拉什汗国的阵营。而这并没有发生。报纸有没有宗教倾向，可依据下列材料判断。

 “我们需要穆夫提” — 奥伦堡报纸《哈萨克》在其报纸上这样声明。针对这个声明，在《季尔希利克》的一期报纸上，主编拉希姆然·杜伊谢姆巴耶夫在社论中发言。《哈萨克》转载了我们的社论，但加上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和注解。以下就是《哈萨克》报纸上写的。

 “……不久前阿克莫林斯克的报纸“季尔希利克”发表了社论“哈萨克人民是否需要穆夫提”，在其中说明了穆夫提无用，并呼吁目前不要服从和不要承认穆夫提。虽然只有“季尔希利克”报提出该见解，但我们还是决定让读者评判这篇文章。这就是在“季尔希利克”上面写的：

 “虽然是我们哈萨克人提出服从穆夫提的建议，但提出者尚不清楚是否需要这种服从。这种不清楚的原因之一大概如下。在鞑靼人和哈萨克人的对话中有时并不反对这样的情况，即，如果哈萨克人不承认穆斯林穆夫提的权力，那么，由此可见，他们就这样呆板地转而服从俄罗斯政府。这个不认真的声明需要被严肃对待，因为可以从中看出对自己民族尊严的侮辱，而且由此会引发混乱。但要知道，在事实上，鞑靼人的穆夫提是服从于俄罗斯的。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宗教显职，谁也不想服从于俄罗斯沙皇。

不仅如此，沙皇尼古拉倒台后，显露出，鞑靼虚伪的穆夫提原来是狡猾的沙皇特务。他们向沙皇的官员告发所有为人民谋福利的进步活动家。沙皇倒台了，但穆夫提留了下来。他们到现在还在起作用，利用着自己的身份，但我们没有觉察到宗教对人们生活的特别有益的影响，没有看到人民教育的成果。

曾几何时，哈萨克人依附于穆夫提。三十年前才摆脱了他们的影响力，那时才解决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土地问题。哈萨克运动的领导人在土地问题上当时无法获得任何显著的积极的结果，正是因为穆夫提阻碍了他们。宗教的规矩没有对哈萨克人民提供帮助。

在俄罗斯，主教的选举是独立于沙皇的意志和权力的。现在俄罗斯人民的宗教已成为每个公民个人的事。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要穿戴起破旧的衣服，继续支持宗教宣传，依附于穆夫提呢？

科学已经证实，加强宗教麻醉会蒙蔽人民，把人民脱离教育，陷入愚昧无知和奴性的错误认识。被蒙蔽的人民从毛拉中选出穆夫提，赋予他专制的无限权力，而后就无法摆脱他。这种事已经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中发生过。

他们能给穷人带来什么，如果穆夫提出现在婚礼仪式上，给新生儿命名，或者，把穷人的唯一母牛的最后一头小牛拿去下葬？

1891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了《草原的局势》，在其中写明了毛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使命。正式禁止毛拉征收各种税费。但人们不知道这些。没文化的村长还在责成所辖居民支付专门的税费用于葬礼，婚礼，为新生儿命名。其实这些税收被上贡给了沙皇。

哈萨克人民现在有很多刻不容缓的任务，他们必须实现个人自由，而不是让穆夫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关于哈萨克人不需要穆夫提，也就是哈萨克人没有看到穆夫提的使命，在阿克莫林斯克的阿洪[14]选举上可见一斑。

 

拉希姆然·杜伊谢姆巴耶夫”

 

当时，除了“季尔希利克”，没有一家哈萨克报纸刊登过这样大胆的文章，具有公开的反宗教特点。那时所有的报纸都体现阿拉什汗国的利益。这个党的纲领对他们来说是口号和旗帜，但支点仍旧是白发的财主，高龄的乡长，“神圣的”圣人。与其他出版物相比，在《季尔希利克》中有特殊论点。我们的支点是城市和乡村的广大穷人，而积极的撰稿人 — 就是“扎斯哈萨克”青年组织的成员。

就在阿克莫林斯克和村庄，报纸《扎斯哈萨克》享有比新委员会高得多的声望。我们坚决地干涉新委员会的活动，有时问题很尖锐，关于逼婚，关于买卖婚姻，关于任何不公正的行为。

不论新委员会怎样努力，也无法捍卫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也难怪，因为新委员会没有给哈萨克人的生活带来任何新东西，而还是延续着老习惯，财主和乡长们吹着笛子跳着舞。显然，委员们的这种方针无法指望获得人民的支持。在每次委员会会议上，一贯有“扎斯哈萨克”的某个积极的成员出席，监视着他们，以使革命的政策不被扭曲，普通百姓的利益不被践踏。

在财主们的逼迫下，无论委员们做了什么例行的卑鄙事，我们都千方百计地努力使这件事广为人知，使委员会所有不正直的活动曝光。

我们斗争得很艰难。我们依靠着广大的，但暂时还不具有一定的纲领的穷人，而委员们依靠着大财主们和乡长们的强力支持，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的目标显而易见，他们不遗余力地建立关系，不择手段地行贿，不易察觉地暗中行动。

时机到了，我们的组织不再局限于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我们决定和委员会进行公开的斗争。

我们在教学大楼上召开了组织内部会议，那是我和老师们住的地方。黄昏时我们聚集在一起。来的人不仅有《扎斯哈萨克》的成员，还有一些被邀请来的，我们完全信任的客人。

与会者有拜谢伊特·阿季列夫，最近从鄂木斯克来的拉希姆然·杜伊谢姆巴耶夫，我们 《季尔希利克》的首席作家和主编，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我 — 主席，阿季列夫 — 秘书。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必须自下而上，用人民的力量，解散哈萨克县委员会。

我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其中证明了解散委员会的必要性。我们抄写了五份决议，以便把它分发给所有最重要的城市俄罗斯组织。

我们采取了以下的行动计划。

一大早，在工作开始前，我们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最重要的城市组织中并亲手交付了“扎斯哈萨克”会议的决议。然后我们在通常的开会地点汇合 — 阿瑟尔别科夫的公寓，与委员会大楼离得不远。在这里，我们手拿事先写好的标语，带着自己的要求，排成纵队向委员会走去。

我们进行了职责分工。对于分发决议，派拜谢伊特和茹马拜到彼得罗夫县委，我去警备部队并且作简短的报告，另外两个同志被派往俄罗斯委员会，并且也要阐明我们的决议，还有两人应留在阿瑟尔别科夫的公寓写标语。杜伊谢姆巴耶夫，谢里克帕耶夫和其他几人要前往集市，在那里，从早就聚集了哈萨克斯坦城市贫民，在那里演讲，宣读决议，号召和吸引人民游行示威。

分配职责后，我们很晚才分手。

早晨，每个人都去履行自己的任务了。

在警备部队，士兵们表示要声援我们。争取到支持后，我们迅速前往集会地点。县委听说我们打算解散委员会后大怒。“我不允许！请现在就停止！如果你们组织游行示威，就把你们全部逮捕！”— 彼得罗夫喊道。

人们开始向我们集会的地方聚集过来。跑过来一个无赖，显然是委员会派来的：

— 哎呀，在委员会出现四名拿着武器的警察，还有县委本人和其他两名俄罗斯人！— 他喊道。

— 让他们来这儿吧。我们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

我们坚决地举着标语走上街头。主要由城市贫民组成的一大群人追随着我们。

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我们接近时都通过地下室的门逃跑了。委员彼得罗夫迎着我们出来，就开始保卫委员会的权力。我们的两个人拼命地跟他争论起来，猛烈地指责委员会的错误和不正确的方针路线。我们的这两个小伙子（胡赛恩·扎尔马加姆别托夫，另一个我不记得了）不久前从草原过来，他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因此，激动地与县委争吵了起来。我支持了他们。

委员旁边出现了阿克莫林斯克社会革命党秘书长。他很平静，稳重，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和演讲人加入谈话并开始让我们冷静下来。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说话越是温和，委员就越是控制不住自己。他像着了火似的大发脾气。最终，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怒火，委员要求我们延期十五天，以便在此期间内进行哈萨克委员会的重新选举。

我们就这样散开了。

在这次轰动一时的示威游行后，委员会终于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人们明白，这样的委员会一文不值。

十五天过去了，但委员根本没想过重新选举。然后我们又开始了和委员会的斗争。在人数众多的集市上，拉希姆然·杜伊谢姆巴耶夫做了演讲。他令人信服地向人民证明，委员会是为财主、乡长和他们的走狗的利益而建立，而不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

— 强制解散他们！— 传来高呼声，人群再一次向委员会办公驻所移动。但其成员们再一次明智地躲藏起来。我上了锁的门旁，老朋友再次迎接了我们。

人群又散了……

为苏维埃而斗争

十一月，我们收到一封电报，宣布克连政府在彼得格勒被推翻，政权转移到布尔什维克手中。

十月革命后，阿克莫林斯克的社会政治生活就像铜锅中的水一样沸腾了。

会议和集会更加频繁起来，重新开始了激烈的辩论。

在建立阿克莫林斯克苏维埃的公开斗争中，俄罗斯和哈萨克同志携手并进。和我们一起的有：杜伊谢姆巴耶夫，阿瑟尔别科夫，谢里克帕耶夫，努尔金，别克穆哈梅托夫（努尔盖恩），阿季列夫，汉杰利金·乌瓦利，吉兹扎图尔林，科舍尔拜等人；驻军士兵 — 蒙宁，克里沃古兹，洛兹诺，科洛梅采夫，列普什涅杰尔，埃基巴斯图兹斯克工厂的工人博乔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成员特罗菲莫夫律师，中等师范学校教师戈尔巴乔夫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马尔特洛沃。

举办了大量的会议和集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无一例外地就是俄罗斯哥萨克人。大财主，世袭贵族和军官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哈萨克委员会作为阿拉什党的同伙反对我们。虽然克连政府已经被清除，但其阿克莫林斯克的委员彼得罗夫仍执掌权力。

总而言之，反对者众多，而我们却非常少。

按照由布克汉诺夫主持的奥伦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哈萨克斯坦所有地区组织成立阿拉什党。在各省和县设立了其委员会。在所有的报纸上，除了《季尔希利克》报，都已公布其纲要。报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唱起赞美阿拉什党的颂歌，阿拉什党的纲要由孟什维克纲要，社会革命党纲要和立宪民主党纲要的片段所组成。

在没有取得高尔察克的支持之前，阿拉什自己的空头纲要是无法在现实中实行的。

所有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把阿利汉·布克汉诺夫抬举到了天上，认为他是阿拉什党的英明且合法的领导人。他们不遗余力地想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并准备用脚跺向异己。

布克汉诺夫抵达西伯利亚代表大会，访问了鄂木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发表了讲话。有文化的先生，年高望重的民族主义者，商人，青年学生 — 大财主们的儿子，对布克汉诺夫满怀敬意地夹道相迎。

为了举例说明，我引用一篇1917年11月21日刊登在《哈萨克》上的文章。文章转载自《萨雷-阿尔卡》，而且在文中，作为值得模仿的例子，列出了那些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带着敬意会见和迎接布克汉诺夫的人：沙伊基·穆萨塔耶夫，阿赫梅特然·科济巴加罗夫，曼南· 图尔甘巴耶夫，苏尔坦马赫穆特·托赖格罗夫，艾毛托夫等人。

哈萨克斯坦各个省为参加“阿拉什汗国”全俄成立大会工作选派了代表，并将他们的名字刊登在1917年11月14日的报纸上。

                                  来自“阿拉什”党

以“阿拉什”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在成立大会中提名来自图尔盖斯克地区（名单№ 1）的以下代表：

1. 阿赫梅特·拜图尔孙诺夫，

2. 阿赫梅特·别列姆然诺夫，

3. 萨根德克·多斯然诺夫，

4. 阿布多尔拉·捷米罗夫，

5. 捷利·扎曼穆伦诺夫，

6. 耶尔然·奥拉佐夫，

7. 阿利汉·布克汉诺夫。

 

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和谢米帕拉京斯克地区

名单№ 5

1. 阿利汉·布克汉诺夫，

2. 艾达尔汉·图尔雷巴耶夫，

3. 阿利姆汉·耶尔梅科夫，

4. 哈列利·加普巴索夫，

5. 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

6. 穆克什·博奇塔耶夫，

7. 耶列热普·伊特巴耶夫，

8. 扎基普·阿克帕耶夫，

9. 谢利别克·然奈达罗夫，

10. 赖姆然·马尔谢科夫，

11. 茹马加利·特列乌林，

12. 比阿赫梅特·萨尔先诺夫，

13. 拉希姆然·杜伊谢姆巴耶夫，

14. 阿赫梅特然·科济巴加罗夫，

15. 马格然·茹马巴耶夫，

16. 阿比克·萨特巴耶夫，

17. 瑟德克·梅申巴耶夫，

18. 巴济肯·乌斯肯巴耶夫，

19. 萨尔马克拜·库谢米索夫。

 

来自乌拉尔斯克地区

1. 哈列利·多斯穆哈梅托夫，

2. 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

3. 努尔加利·耶普马加姆别托夫，

4. 古拜杜拉·阿利别科夫，

5. 萨利姆吉列·卡拉特列乌奥夫，

6. 奥马尔·耶先古洛夫，

7. 甘萨·卡什金巴耶夫。

 

来自谢米列琴斯克地区

名单№ 2

1. 穆哈姆梅特然·滕内什巴耶夫，

2. 希巴林（俄罗斯） ，

3. 奥滕希·阿利然诺夫，

4. 阿奇卡赛斯基（俄罗斯），

5. 加布杜尔林，

6. 尼亚兹别科夫，

7. 米尔扎汉·托列乌巴耶夫，

8. 巴布金（俄罗斯人） ，

9. 普罗普金（俄罗斯人）。

 

名单№ 3

1. 伊布赖姆·扎伊纳科夫，

2. 尚季里科夫（俄罗斯），

3. 萨德克 阿曼若洛夫，

4. 杜尔·绍兰巴耶夫，

5. 巴扎尔拜·马梅托夫。

 

来自布克耶夫斯克地区

名单№ 8

1. 乌阿利特汉·坦纳舍夫，

2. 巴希特克列·库尔曼诺夫。

 

名单№ 2

1. 卡季姆·萨尔莫尔达耶夫，

2. 萨利姆吉列·努拉利汉诺夫。

 

在总体名单中仅缺少了瑟尔-达里因斯克地区的代表名单。

阿拉什汗国的领导者自革命初期就强烈反对苏维埃政权。阿拉什汗国的报纸大肆给布尔什维克抹黑，千方百计地污蔑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布尔什维克是德国人的秘密间谍，他们为了钱出卖自己”，— 报纸多次狂热地报道。

在1917年11月14日的报纸《哈萨克》上，布克汉诺夫和他的“同一教派的人”刊登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无耻文章。他们草率地将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粗俗化，把布尔什维克描绘成阴险的两面派，并千方百计地诽谤他们，企图激起教师对布尔什维克的厌恶。给这篇文章署名的有：А·布克汉诺夫，А·拜图尔孙诺夫，М·杜达托夫，阿赫梅特·别列姆然诺夫，С·多斯然诺夫，Ж·然尼别科夫，法伊祖尔拉·加利姆然诺夫，К·阿尔根加济耶夫，Г·容季巴耶夫，加济姆别克·别列姆然诺夫。11月14日，在同期内刊登了由А·布克汉诺夫，А·拜图尔孙诺夫，С·多斯然诺夫，耶利杰索姆·奥马罗维姆署名的关于在奥伦堡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的电报。

在这封电报之后，各地区代表自告奋勇参加代表大会，每个报社的编辑部都派出一个人，还有的人来自刚成立的组织。再说说他们的同伙 — 梅尔兹·卡济和其他宗教人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报纸按人名指出：卡济奥马尔·卡拉绍夫，卡济凯尔沙·阿赫梅特然诺夫，卡济加布杜拉·耶什穆哈梅托夫，教长阿赫梅特·奥拉兹巴耶夫，科扎赫梅特·奥拉扎耶夫，科尔加姆别克·别列姆然诺夫，库尔马姆别特·坎科任，沙卡里姆·库代别尔金，茹西普别克·巴瑟加林，穆斯塔法·乔卡耶夫，哈列利·多斯穆哈梅托夫，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乌阿利特汉· 坦纳舍夫，巴希特克列·库尔曼诺夫，然戈扎·梅尔根诺夫，伊尚加利·阿拉巴耶夫，奥拉兹· 马季耶夫，族长雄南，哈吉奥塔尔拜·昆德巴耶夫，阿赫梅特克列·科苏阿科夫，努尔兰·基亚舍夫，努尔马加姆别特·萨格纳耶夫，尚吉列·布克耶夫，哈吉耶先古尔·马曼诺夫，穆哈梅特然·滕内什帕耶夫，萨雷克·卡尔佩科夫，萨帕尔·瑙雷兹巴耶夫和伊利亚斯·然加林。

根据电报，和其他报纸的代表一样，我们的《季尔希利克》的代表也自告奋勇去代表大会，还有来自刚成立的《扎斯哈萨克》组织的代表。但是我们既不派编辑部，也不派《扎斯哈萨克》组织的人去代表大会。在名单中特别列出了阿克莫林人努尔兰·基亚舍夫和努尔马加姆别特·萨格纳耶夫。这两位族长在过去是大封建主，所有哈萨克人无条件地听命于他们。努尔兰·基亚舍夫在沙皇被推翻前连任乡管理者二十五年，不止一次的沙皇的奖赏和省长的赠送。他的牲口群共有将近一千五百匹马。他是库安德克大家族三十个乡的万能支柱。而绰号为老爷（傲慢的人）的努尔马加姆别特，为了迎接沙皇继承者的到来，在鄂木斯克摆了大量酒宴，赠送给继承者带有鎏金图案的白色毡房和三支夹有公马的母马群；特别是一支带有深色花斑点的母马群，有着黑色斑点，好似在白纸上的墨滴，另一支马群 — 黑色的母马，像海狸皮似的油亮，第三支马群惊人地洁白。老爷曾经有很多从沙皇和其继任者那里得到的头衔，奖赏，荣誉证书。这位出了名优越的大财主，有声望的乡长去麦加朝圣，成为哈吉[15][A1] ， 但他就像另一个阿克莫林人，努尔兰·基亚舍夫代表一样不识字。就这样，第二次《全哈萨克》代表大会就落在了大财主，哈吉，从前的乡长和“神圣的”圣人手中。

在奥伦堡聚集了精锐的阿拉什狼群。哈里发加劳特金和一等商人库尔·保延诺夫从阿克莫林斯克市前往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提出成立阿拉什统一政府的决议，建立正规军并开始收集物资。选出了政府成员，用哈萨克语说，就是选出了高官。

1918年1月25日的报纸《萨雷-阿尔卡》从《哈萨克》报上转载了大篇幅的汇报。开头是这样的：

 

全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代表大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五日至十三日在奥伦堡举行，来自哈萨克斯坦所有八个地区的代表都到了奥伦堡。

代表大会的发起人是阿利汉·布克汉诺夫，阿赫梅特·拜图尔孙诺夫，耶利杰斯·奥马罗夫，萨金德克·多斯然诺夫和梅尔扎基普·杜拉托夫。

不同组织和报社的代表参与到代表大会的工作中，比如，穆尔塔扎·努尔谢伊托夫，阿布德拉赫曼·穆尔塔辛诺夫，阿布利加济兹·乌利克舍夫，别尔尼亚兹·库列耶夫，阿比利哈米特·容季巴耶夫，阿比利加济兹·穆辛，科什穆哈梅特·克缅格罗夫和海里特坚·博尔甘巴耶夫。

特地邀请了巴希特克列·库尔曼诺夫，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卡济奥马尔·卡拉舍夫，卡济阿布利·耶什穆哈梅托夫，马季·马库洛夫，哈列利·多斯穆哈梅托夫，耶先加利（伊尚加利）·阿拉巴耶夫，阿赫梅特克列·科苏阿科夫，乌阿利特汉·坦纳舍夫，然戈扎·梅尔根诺夫，萨利克·卡尔佩科夫，哈吉奥塔尔拜·昆德巴耶夫，穆斯塔法·乔卡耶夫和伊利亚斯·然加林。

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巴黑特克列·库尔曼诺夫；委员：阿利汉·布克汉诺夫，哈列利·多斯穆哈梅托夫，阿济姆汉·肯涅萨林，奥马尔·卡拉舍夫。

秘书：道列特舍·库谢普加利耶夫，梅尔扎基普·杜拉托夫，谢达济姆·卡季尔巴耶夫。

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阿利汉·布克汉诺夫发言道：“著名的演讲者，在过去的多人会议上获过口才奖，而且被邀请到这次的代表大会的，我们的亲爱的族长奥拉兹·塔季耶夫逝世了。所以在代表大会开始前我建议宣读祈祷文以缅怀奥拉兹！”

 

与会者们宣读了祈祷文缅怀奥拉兹后，会议就开始了…………

 

应当在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有：

1. 关于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在东南联盟的自治权。

2. 关于哈萨克-吉尔吉斯的自治权。

3. 关于成立民兵。

4. 关于国家苏维埃。

5. 教育问题。

6. 关于国库。

7. 穆夫提的选举问题。

8. 关于人民法院。

9. 关于村政府。

10. 粮食问题。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通过了决议，代表大会决定募集数百万卢布用于维持新政府，建立数千人的民兵分配到各个地区。选举了阿拉什汗国政府成员。

1. 来自布克耶夫斯科省 — 乌阿利特汉·坦纳舍夫，

2. 来自乌拉尔斯克 — 哈列利·多斯穆哈梅托夫，

3. 来自阿克莫林斯克 — 艾达尔汉·图尔雷巴耶夫，

4. 来自图尔盖斯科 — 阿赫梅特·别列姆然诺夫，

5. 来自塞米巴拉金斯克 — 哈利利·加普巴索夫，

6. 来自谢米列琴斯科 — 萨德克·阿曼若洛夫，

7. 来自瑟尔-达里因斯科 — 穆斯塔法·乔卡耶夫。

 

地区以外选出的：

 

8. 阿利汉·布克汉诺夫，

9. 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

10. 阿利姆汉·耶尔梅科夫，

11. 穆哈姆梅特然·滕内什帕耶夫，

12. 巴黑特克列·库尔曼诺夫，

13. 扎基普·阿克帕耶夫，

14. 巴扎尔拜·马梅托夫，

15. 奥滕希·阿利然诺夫。

 

选举出的副职：

 

1. 盖萨·卡什金巴耶夫，

2. 图西普别克·扎基普帕耶夫，

3. 耶列热普·伊特帕耶夫，

4. 萨特尔甘·萨巴塔耶夫，

5. 耶先加利·卡萨布拉托夫，

6. 巴特尔凯尔·尼亚佐夫，

7. 穆基什·博奇塔耶夫，

8. 谢伊利别克·然奈达罗夫，

9. 萨利姆吉列·努拉利汉诺夫，

10. 奥马尔·阿尔马索夫，

11. 谢达济姆·卡季尔巴耶夫，

12. 阿斯凡季亚尔·肯任，

13. 上尉别吉莫夫，

14. 耶先·图尔马加姆别托夫，

15. 然涅克·苏尔坦巴耶夫。

 

阿拉什汗国主席职位的提名有阿利汉·布克汉诺夫，巴黑特克列·库尔曼诺夫和艾达尔汉·图雷巴耶夫。

阿利汉的赞成票 — 40，反对票 — 18，巴黑特克列的赞成票 — 19，反对票 — 39，艾达尔汉的赞成票 — 20，反对票 — 38。

阿利汉·布克汉诺夫通过大多数赞成票而当选为阿拉什汗国政府的主席。

教育委员会选举出了阿赫梅特·拜图尔孙诺夫，马格然·茹马巴耶夫，耶利杰斯·奥马罗夫，比阿赫梅特·萨尔先诺夫，捷利然·雄南诺夫。

阿拉什汗国政府就这样突然地匆忙地成立了。大财主的民族主义诗人怀着敬意为其编写了颂扬的诗歌，面对人民竟然不耻地刊登在报纸上。

在第二届哈萨克-吉尔吉斯代表大会之前，在1917年12月第254期《哈萨克》报纸上，刊登了《关于突厥斯坦自治权》的电报原文。其中这样写道：

“科坎德。12月2日。11月27日在科坎德举行边区穆斯林代表大会。宣布突厥斯坦地区自治。人民高兴地对待此事件。临时全国大会选出新政府。在一月份召开了突厥斯坦成立大会。科坎德市成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海里特坚·博尔甘巴耶夫”

 

就这样出现了著名的科坎德自治。一些从阿拉什汗国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不动声色地在科坎德与乌兹别克和鞑靼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在科坎德商妥选举自己为突厥斯坦政府并宣布了自治。穆哈梅特然·滕内什帕耶夫是政府领袖，穆斯塔法·乔卡耶夫及等人是其成员。

当第二届哈萨克-吉尔吉斯代表大会宣布召开时，突厥斯坦政府成员穆斯塔法·乔卡耶夫立即前往奥伦堡。在代表大会上乔卡耶夫指出，哈萨克人谢米列奇亚和瑟尔·达里伊无理由拖延和反对突厥斯坦自治。这样，在代表大会之后这个“英雄”就成为两个“政府”的成员…………

在报纸上不止一次地刊登阿拉什汗国的省委员会组成，顺便，我援引了三个省的委员会成员名单。

在1917年12月18日第254期《哈萨克》报纸上，特派记者报道：

“阿克莫林斯克地区。

关于在鄂木斯克市召开的阿拉什汗国地区委员会已经在报纸上宣布。委员会选举出以下人员：

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马格然·茹马巴耶夫，穆赫塔尔·萨马托夫，艾达尔汉·图尔雷巴耶夫，别克穆哈梅特·谢尔克巴耶夫，耶尔科赛·穆库绍夫，耶列热普·伊特巴耶夫，金穆哈姆梅特·阿季列夫，科什穆哈梅特·克缅格罗夫，穆苏尔曼别克·谢伊托夫，茹马加利·特列乌林，奥斯阿赫梅托夫，侯赛因·科扎姆别尔林，科扎赫梅特·卡肯诺夫。阿拉什汗国委员会派人到各个县说明成立大会上的选举。他们在阿克莫林斯克省的五个县设立了自己的委员会”。

 

在1917年12月第253期《哈萨克》报纸上刊登了如下内容：

“阿拉什党。

我们已经宣布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召开地区委员会。在最新一期的《萨雷-阿尔卡》上刊登了这样的文章：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召开阿拉什党临时地区委员会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阿利姆汉·耶尔梅科夫，赖姆然·马尔谢科夫，伊马姆·阿利姆别科夫，阿赫梅特然·科济巴加罗夫，图拉古尔·昆南巴耶夫，哈列利·加普巴索夫，瑟德克·杜伊谢姆巴耶夫，阿利汉·布克汉诺夫，穆斯塔基姆·马尔德巴耶夫，丹尼亚尔·穆尔达巴耶夫，比阿赫梅特·萨尔先诺夫，除他们以外，建议每个县派一个人参加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哈列利·加普巴索夫，副主席是阿赫梅特然·科济巴加罗夫，秘书是瑟德克·杜伊谢姆巴耶夫，出纳丹尼亚尔·穆尔达巴耶夫。选举阿利汉·布克汉诺夫为名誉主席…………”

 

在1917年12月第250期《哈萨克》报纸上说道：

“阿拉什党。

在奥伦堡组织了阿拉什党图尔盖斯克地区委员会。委员会有14人，其中10人来自奥伦堡，且四个县各来了一人。

奥伦堡的成员：阿赫梅特·别列姆然诺夫，阿赫梅特·拜图尔孙诺夫，阿利汉·布克汉诺夫，耶利杰斯·奥马罗夫，奥马尔·然尼别科夫，梅尔扎基普·杜拉托夫，加布杜尔哈米特·容季巴耶夫，萨金德克·多斯然诺夫，加布杜卡里姆·多斯然诺夫（来自图尔盖），捷利然·雄南诺夫（来自伊尔吉兹），耶先加利·努尔穆哈梅托夫（来自阿克秋宾斯克），梅尔扎加济·耶斯普洛夫（来自库斯坦）。阿拉什图尔盖斯克委员会主席 — 阿利汉·布克汉诺夫，副主席 — 阿赫梅特·拜图尔孙诺夫，秘书 — 梅尔扎基普·杜拉托夫，出纳 — 然努扎克·然尼别科夫。

阿拉什党成员捐款 — 一卢布？。

 

在第253期的《哈萨克》报上注明了转载自《萨雷-阿尔卡》的通知，那里写道：《阿拉什党的成员只可能是能无条件地完成阿拉什党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并认可其纲要的正确性的人》。

阿拉什汗国地区委员会的穆赫塔尔·萨马托夫从鄂木斯克来我们这里主持成立大会的选举。那时穆赫塔尔完全信任布克汉诺夫和他的助手。

在阿克莫林斯克组织了阿拉什汗国的党县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筹备其在成立大会中的选举。当然，所有人都为哈萨克人能为阿拉什党候选人投赞成票而努力。

半死不活的阿克莫林斯克哈萨克委员会由于穆赫塔尔·萨马托夫的到来开始恢复活力。

我前往委员会，为了和穆赫塔尔见面。打过了招呼才知道，我们曾经是亲密的同学，在鄂木斯克学习期间共同创建了“比尔利克”（团结）组织，其活动从1913年到1916年。

— 你同意加入“乌什茹兹”党吗？— 他感兴趣地问道。

— 不。我既不需要加入阿拉什党，也不需要加入“乌什茹兹”党！他们的纲要我都不完全赞同。但是我对“乌什茹兹”党更有好感。

— 那你在成立大会上将支持哪一方呢？

— 支持谁，得自愿。但是暂时既不倾向于阿拉什党，也不倾向于“乌什茹兹”党！

顺便问一下，“乌什茹兹”这是个什么党？这个党是与阿拉什党的区委员会同时在鄂木斯克成立的吗？

这个党是鄂木斯克居民穆汉·艾特宾诺夫，科利拜·托古索夫，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等人组建的。他们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党“乌什茹兹”，而且在其背后还包括我们 — 阿克莫林斯克的同志们。

很快，在“乌什茹兹”组织成立后，开始给阿拉什汗国的领袖抹黑。他们借助了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出版的《乌什茹兹》报。报纸上成页的飞舞的谩骂指向了阿拉什领袖。

当然，作为对“乌什茹兹”领袖的回骂，阿拉什汗国的领袖也寸步不让。他们也会骂人，何况，在这方面要比自己的诽谤者高明得多。阿拉什汗国党人数众多，党的核心足够有文化，具有政治斗争经验，并且，所有的地方报纸，除了《季尔希利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萨雷-阿尔卡》，塔什干的《比尔利克图厄》，阿斯特拉罕的《乌兰》，奥伦堡的《哈萨克》— 群起谩骂《乌什茹兹》报编辑部。他们随意谩骂任何人， 而从专业角度讲，阿拉什可没想当敏锐的修辞学家。

按照创刊时间，《哈萨克》是最有老，经验最丰富的报纸。怎么能在专业性上输给其他报纸？为了能使读者非常清楚地信服这种“专业性”并弄懂阿拉什对待《乌什茹兹》的真正立场，我引用了一些来自《哈萨克》和《萨雷-阿尔卡》的摘录。

 

在第260期的《哈萨克》报中转载了出自《萨雷-阿尔卡》的以下文章：

 

“哈萨克人中的出色的卑鄙小人。

我们的人民在取得期待已久的自由之后开阔了眼界，建立起统一的观点，相互的理解。人民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更富裕。但是在人民中间总有一些个别的放肆的人，他们开始由于肥胖而大发脾气。我们也能发现滑头卑鄙的背弃者，他们诱骗人民，诚实的追随者追随着走在正直道路上的领袖们。在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忘记了人格的含义，没有了丝毫的羞愧感。借口传播消息，他们用自己的报纸在人民中制造混乱，肆意胡作非为。阿拉什党的旗手们，苦难的教徒们，你们是人民的靠山，他们，这些卑鄙小人，像一群疯狗想要咬、啃，或者像毒蛇一样突然袭击。在《乌什茹兹》的掩盖下，从他们的脏嘴中喷出肮脏的谩骂指向善良的，正直的阿拉什党人。士的宁毒药可以消灭四条腿的猛兽，同样，以此为目的，我们声明如下：

请彻底明白，在“乌什茹兹”党中活动着最爱吵架的，最爱惹事的，最无耻的寻衅者。这是人民健康身体上的疾病。不要服从他们，要躲避，提防 — 是每个真正的阿拉什人和民族的义务。自古以来，哈萨克人总是处于异国人的统治之下，忍受着压迫和凌辱。现在是时候坚定地向所有“乌什茹兹”的机灵鬼们宣布了：不要腐化人民。统一和联合人民不是你们能做的事。人民不能盲目地跟着你们走向深渊。不要让人民难过。如果想寻找死人怀里的面包块，那就到那里去找吧，但是不要在这里！

我们追随阿拉什党。带领我们向前的可靠带路人就是阿拉什党。

塞米巴拉金斯克县地方自治会成员 — 阿赫梅特然·安达马索夫，扎姆希尔拜·舒列姆巴耶夫，捷米尔希·容努索夫，萨德克·杜伊谢姆巴耶夫，库尔马姆拜·穆兹德巴耶夫，瓦伊谢克·耶西尔克波夫，迈雷拜·耶先巴耶夫，伊马姆巴扎尔·卡赞加波夫，赖厄姆然·马尔谢科夫，卡尔德拜·布达姆巴耶夫和科克拜·尚纳塔耶夫”。

在1917年11月12日的《哈萨克》报上刊登了文章《秋尔科-鞑靼的靠山》：

 

“我们收到了来自阿拉什汗国鄂木斯克地方委员会的电报。

极爱争论的阿拉什的敌人曲解了党的方针，在人民中传播诽谤性言论。请立即在《哈萨克》报的版面上公布阿拉什党的纲要…………

在这之后，11月17日我们收到了来自鄂木斯克的另一封电报：

“阿拉什党不满意著名立宪民主党人布克汉诺夫创建的纲要，出现了一批哈萨克人，他们独立组建了名为“乌什茹兹”的社会主义党的。该党的目的：支持联邦制，组建新的秋尔科-鞑靼共同体，将自己的候选人列入成立大会的名单。主席团主席是艾特宾诺夫，秘书是库别科夫”。

这封电报发往两个地址：《哈萨克》编辑部和《新时代》[16]编辑部。

鞑靼人收到电报后，大概会想，最终在哈萨克人中找到了一个“英雄”，他可以号召联合所有的秋尔科-鞑靼汗国。

鞑靼人从哪里知道，这种爱出风头的人有什么样的实质？可能也是碰巧，鞑靼人竟然没有信他。就像没有中哈萨克人的圈套一样，如果某个鞑靼人，比如法季胡尔拉，给了我们来自喀山省的电报并通知我们说，组织了秋尔科-鞑靼汗国。难道我们会相信他，并带着尊敬积极地看待他的行为吗？

这封电报的署名是 — 艾特宾诺夫·穆坎。尽管不是所有的地球人都认识穆坎，但是他在鄂木斯克县有很好的知名度。我们也了解他。如果正是这位穆坎建立了“乌什茹兹”党用于统一秋尔科-鞑靼汗国，那么让这样的恩人也拯救我们吧，神啊，我们暂时没有其他愿望了。

但是也许我们错了，“乌什茹兹”党早就在发展新党员了。如果这是同一个党， 则不明白了，为什么在卢布汇率下跌时，这个党没有将其名字改为“一千”，而依旧仅限于“三百”[17]。

我们认为，穆坎染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病，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党，但这里没有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当他成为社会主义者时，即人人平等时，那么他所有从去年6月25日开始积攒下来的资产，岂不是要成为全社会的财产？”

 

 

阿拉什汗国图尔盖斯克地区委员会。

 

1917年11月26日，在第252期《哈萨克》报上刊登了马季亚尔（笔名为杜拉托夫）的标题为《“乌什茹兹”骗子》的文章。

“…………穆坎出现在鄂木斯克，他在那里浑水摸鱼。此人在宣布自由之后变得极其肆无忌惮，自作主张，损害民族事业，所以阿克莫林斯克地区委员会决定制止他的卑鄙活动，对其严厉警告。在这次警告之后，引路人穆坎同自己那些出了名疯癫的朋友科利拜（托古索夫），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商量，决定亲自逮捕地区委员会成员。50-60个各种各样的败类在光天化日之下包围了委员会主席艾达尔汉（图尔雷巴耶夫）的寓所。寓所的主人没在家，这帮无赖就打了仆人，搞出丑闻。艾达尔汉的家人从寓所打电话报警。民兵来了。和哥萨克人协力，释放了处在看守状态下的委员会成员并就地逮捕了冒牌“革命家”。现在正在进行侦讯。对他们是释放还是担保，或者保释，还不清除，但是据说，现在这些“英雄们”仍然逍遥法外。

愚蠢地企图闹事，打算逮捕某些人，自己却落入监狱。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传遍各地。现在他们怎么和地区委员会厮打呢？

现在，各地方自治会准备进行重新选举，穆坎很希望成为其重要成员…………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辗转反侧，就好像戴上嚼子的马，啃着嚼子。同时，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周边城市的成立大会推迟了选举，该会议参加者名单的提交期限就要过了。政治无赖们高兴着，所有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就等着展示自己了。

“如果你们创立了阿拉什党，那么我们也不是草包，创立了“乌什茹兹”。在神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制造动乱。如果你们提出一份名单，那么我们也会提交自己的名单”，— 他们声明道，编制了一份由九个“最优秀的人”组成的名单，并将其交给专门小组。

假如需要，这就是给你们的名单！ 提交它 – 轻而易举！如果有一百个人在这上面签名，那么，凭谁都可以提交名单。但关键不在于名单的数量，而在于其组成。在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有十个县。革命之后举行了几届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按照人民意愿选举出了廉洁的人。在6月21日至26日举行的全哈萨克斯坦代表大会上也选出了人民最爱戴的人。当选者的名字公布于《哈萨克》报上。

没有人将背弃者领到这条危险的道路上。他们彼此商量好，决定报复阿克莫林斯克地区委员会，也不想想，其实所有麻烦的原因就是自己的愚蠢，这表现在他们提交的自己的名单上。

这就是那两份名单，请比较，斟酌他们之中的每一位候选人：

 

阿拉什党提交的名单      “乌什茹兹”党提交的名单

1. 阿利汉（布克汉诺夫），[18] 1. 哈吉·哈先，

2. 艾达尔汉（图尔雷巴耶夫）， 2. 科利拜（托古索夫），

3. 阿利姆汉（耶尔梅科夫）， 3. 沙伊梅尔坚（然诺阿利夫），

4. 哈列利（加普巴索夫），  4. 穆汉（艾特宾诺夫），

5. 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 5. 乌先（科萨耶夫），

6. 穆基什（博奇塔耶夫），  6. 苏尔坦马赫穆特（托赖格罗夫），

7. 耶列热普（伊特巴耶夫）， 7. 拜谢伊特（阿季列夫），

8. 扎基普（阿克帕耶夫），  8. 卡济（托尔桑诺夫）

9. 谢伊利别克（然奈达罗夫 ）。     9. 阿利阿斯卡尔

 

 

 

根据这些名单，您可以判断每位候选人的人道主义，理性，人格和英勇精神；赞成谁 — 就请为谁投出自己的一票！”

在我引用的文章里，阿拉什汗国的宣传家梅尔扎基普·杜拉托夫对人民阿谀逢迎，惹人厌烦地重复说着，似乎只有阿拉什汗国党人是真正的哈萨克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自由和繁荣的拥护者。这种手段已经不新鲜了，假装成穷人的保护者已成为虚伪资产阶级宣传中的最佳手段。

在给阿拉什汗国的回骂中，《乌什茹兹》报也不甘落后。但如果考虑到，比较这两个党的成员和领导人的教育程度，两份报纸的经验，那么不得不得出不利于《乌什茹兹》的结论。在阿拉什汗国，集中了由上层的大财主，在沙皇的中学受过教育的高官的儿子，世袭的梅尔兹组成的精英，可以说都是社会精华。而在“乌什茹兹”聚集了鄂木斯克的市民，工人，车夫，牧民，基本上都是城市里没文化的贫民。在他们中间出现了著名的战士哈吉穆坎，他以前是一个牧民。

在辩论中，在口角中，有学问的贵族当然更厉害，在自己的活动中也更加随机应变。而他们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对手行动起来则带着直率和穷人的朴实，没有阴险狡诈，他们是直爽的人。但是俗话说：“谁有强壮的身体就可以赢三个人，而谁有丰富的知识，就可以赢一千人。”哈吉穆坎可以用铁铲放倒十个阿拉什汗国党人，但在政治斗争中，他对区区一个受过教育的律师扎汉什完全束手无策。

常言道：“皮囊里要有搅拌器。”《乌什茹兹》报完全符合自己组织中积极分子的水平。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用最粗野但不通顺的语言谩骂阿拉什汗国领袖。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并不总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在暴躁中谴责对手时，他们用了被禁止的语言和用法，因此首先败坏的是他们自己的名声。

怎样从实际角度看待杜拉托夫在《哈萨克》报上说过的这个事件？

1917年10月12日，穆坎·艾特宾诺夫连同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阿布德拉赫曼·克雷什帕耶夫和其他新党组织者，包括战士哈吉穆坎，召开了会议，在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阿拉什汗国领导人的卑鄙行为。尽管推翻了沙皇政权，尽管人民宣布了自由，对普通百姓和穷人来说没有丝毫用处。财主等显贵喜欢这个政权，所以才建立了自己的党。会议通过决议，解散了没有帮助城市贫民，没有为贫民说话的阿克莫林斯克地区委员会。M·艾特宾诺夫，Ш·阿利然诺夫和А·克雷什帕耶夫原本是哈萨克委员会鄂木斯克地区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领导下召集了大约一百个城市居民。人群推进着攻击地区委员会的建筑。哈吉穆坎手拿红色的旗帜走在前面。示威者举着写有贫民要求标语。人们走近大楼并将其包围。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和煽动者艾特宾诺夫，阿利然诺夫，克雷什帕耶夫和其他十几人闯入委员会办公室，并宣布所有在场人员被逮捕。一些在场人员在气头上被痛打。主席，律师A·图尔雷巴耶夫当时不在场。

抓住被捕的谢伊托夫和茹马巴耶夫后，叛乱者向图尔雷巴耶夫的公寓移动，包围公寓后，开始在从门外硬闯，但图尔雷巴耶夫成功地躲了起来…………

在这个时候，民兵队伍和骑马的哈萨克人正好赶到，他们包围了示威者，释放了谢伊托夫和茹马巴耶夫，而逮捕了暴动的主谋。

由于这个原因，1917年10月21日，哈萨克地区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用俄语叙述为：

 

记录

阿克莫林斯克哈萨克地区委员会№132会议，1917年10月22日。

 

出席会议的有：图尔雷巴耶夫，萨德沃卡斯·然塔索夫，（马格然） 茹马巴耶夫，А（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Е·穆库舍夫，Е·托克帕耶夫，K（卡济）·托尔桑诺夫，以及补充成员：E（耶列热普）·伊特帕耶夫，M（穆赫塔尔）·萨马托夫和M（穆苏尔曼别克）·谢伊托夫。

本次会议讨论了M·谢伊托夫和·茹马巴耶夫的关于本年10月19日事件的报告。

……1917年10月19日下午两点，哈萨克县委员会副主席Ш·阿利然诺夫和他的秘书A·克雷什帕耶夫来到哈萨克区域委员会办公室。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三个哈萨克“民兵”。他们粗暴地闯入前厅，直接来到主席办公室。

克雷什帕耶夫让三个陪同的哈萨克“民兵”把守电话，并下令不让任何在场的区域委员会人员接近那里。

不到十分钟，鄂木斯克县哈萨克委员会主席穆坎·艾特宾诺夫本人，在五六十个哈萨克人的陪伴下来了，其中包括六七名戴袖标的鄂木斯克县民兵。

艾特宾诺夫，转向自己的同伴，并指着区域委员会书记命令道：“先逮捕他！”

谢伊托夫对此反对：“未经临时政府的许可，艾特宾诺夫无权擅自逮捕任何人！”这时艾特宾诺夫就命令自己的“民兵”使用武力。

 “民兵们”强行把M·谢伊托夫带入区域委员会主席办公室，当时里面坐着茹马巴耶夫，托尔桑诺夫，阿季列夫。

艾特宾诺夫对着人们说道：

— 尊敬的长者，兄弟们！我在你们中间出生并长大。你们很了解我。你们知道我在沙皇时期为了保护你们的利益，遭受过什么样的苦难。所有阿克莫林斯克地区都知道我。我希望，你们还没有失去对我的信心，—艾特宾诺夫声明道。

人们大声附和道：“我们相信，我们相信！”

— 你们是普通百姓，— 艾特宾诺夫继续说。— 地区委员会的成员 — 君主主义者，专制政体的走狗，难道他们什么时候履行过哪怕一个你们的要求吗？

—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 人们再次声明。

—  委员会里的所有人都在搞倡议。他们处处实行自己的路线，实现自己的权力。地区委员会 — 对于哈萨克人来说是一个灾难。由于他们的卑鄙活动，农业正经历着严重衰退。请看看他们的证件，显示的是县和乡委员会，那时你们就会确信，他们到处命令，官僚地管理。难道这些行为与自由相符吗？

— 不！不！不符合！— 在场的人坚定地说。特别突出的声音来自库杰尔，萨尔先拜，努尔塔兹，库代别尔根和萨德沃卡斯。

— 如果是这样，让这些顽固的君主主义者在地区委员会掌权是否公平？在我看来，这是不公平的！— 艾特宾诺夫坚定地说。

人们一致认可，并当即决定迫使主席图尔雷巴耶夫放弃在地区委员会履行职务。

艾特宾诺夫和自己的三个“民兵”一起前去调查图尔雷巴耶夫。30-40分钟后他回来向人们报告：“图尔雷巴耶夫逃跑了，但我们仍然痛打了他的两个爪牙”。（其中之一是马车夫，另一个是厨师）。

在几个族长的许可下，委员会秘书M·谢伊托夫在人们面前发言：

— 我是艾特宾诺夫最亲近的人，— 他说道，— 所以我比你们更了解他。他是一个暴躁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想获得自己的个人利益。现在他利用你们的单纯，怂恿你们去犯罪，鼓动使用武力。当然，你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所有后果。你们不明白这样的疏忽会导致什么。不是很清楚支持艾特宾诺夫的后果。

而艾特宾诺夫声明道：

— 唉，真是懊恼！那只狗还没还我的纳甘式左轮手枪！假如现在枪在我的手里，我就使用它！

在艾特宾诺夫的指使下，以会议为“名义”，秘书博根巴耶夫作出决议，在决议中他表达了对哈萨克地区委员会所有成员的不信任，只有几个在场的人例外。

决议最后指出：

“明天，10月20日中午12点，被视为不可信任的地区委员会成员，请宣布自愿放弃自己在委员会履行职务！…………”

有些人拒绝签署这一“决议”，艾特宾诺夫再次发言：

— 嘿，人民！这是决议，那里记录着你们的愿望。谢伊托夫拒绝履行你们的命令！你们怎样评价这件事？而我认为把他逮捕是正确的！

谢伊托夫被捕。紧接着茹马巴耶夫也被捕了。

— 你的命运在我的手中，我是你的独裁者，— 阿利然诺夫公开地发表意见，并转向茹马巴耶夫。

群众带着被捕的人前往图尔雷巴耶夫的寓所。一路上艾特宾诺夫告诉迎面来的人：“我们逮捕了并要驱赶君主主义者。”

图尔雷巴耶夫的寓所被围住了。艾特宾诺夫，阿利然诺夫和克雷什帕耶夫三人一起朝正门走去，敲了几下门，要求立即把图尔雷巴耶交出来。

而艾特宾诺夫吩咐几个“民兵”翻过栅栏打开大门。他的目的是通过后门引群众进入图尔雷巴耶夫的寓所。

有武装人员从正门出来。

— 我是副民兵局长，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他问道。

艾特宾诺夫，阿利然诺夫和克雷什帕耶夫不知所措，含含糊糊地说道：

— 这是人民要求的，让图尔雷巴耶夫出来！

— 图尔雷巴耶夫不会出来。请告诉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副民兵局长继续问道。

— 请转告他，人民一致表示对图尔雷巴耶夫的不信任。因此，按照人民的决定，让图尔雷巴耶夫明天中午12点到库杰尔·穆辛的寓所，宣布放弃履行委员会的职务！

这时城市的民兵及时赶到这里包围了人群，并将人们带往第二区部门委员处…………

地区委员会决定：

“我们认为，以上提到的鄂木斯克市居民暴动不值得特别留意，因为有一些人把他们引入歧途，比如艾特宾诺夫，阿利然诺夫和克雷什帕耶夫等人。这些头目是社会安定和法律秩序的扰乱者。

我们认为这是“民兵”的违法强迫行为，他们盲目执行艾特宾诺夫的命令，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该事件通知阿克莫林斯克地区联合委员会，以及政府的其他上级机关。

签字人：阿克莫林斯克地区委员会主席 — 图尔雷巴耶夫；

秘书 — А·Б·谢伊托夫；

成员 — 穆库舍夫，茹马巴耶夫，然塔索夫；

秘书 — М·Б·谢伊托夫…………”

 

对于鄂木斯克贫民在十月革命前夕发起的暴动这件事，阿克莫林斯克哈萨克地区委员会做出了这样的决议。

关于这个事件，我在《季尔希利克》发表了一篇文章，并提到给正在鄂木斯克学习的阿克莫林斯克县贫民的孩子提供学费。（《季尔希利克》，№4，10。XI. 1917 年）。我证明，地区委员会分配资金是不公平的，钱被交给了大财主的孩子，而不是贫民的孩子。

我的真话被阿克莫林斯克地区哈萨克委员会认为是谎言，他们从鄂木斯克寄出一封公开信给《哈萨克》报社。我被迫援引地区委员会在1917年12月13日第254期的奥伦堡报纸上的公开信。

“请你们在《哈萨克》报的版面上刊登这封公开信。 在第四期阿克莫林斯克报纸《季尔希利克》上发表了一篇由某个叫“沙米利”[19]的人署名的文章，文章标题为：“阿克莫林斯克地区自作主张的将军[20] — 哈萨克委员会”。考虑到沙米利的报道完全是诽谤和虚构，地区委员会被迫澄清事件的真相。

想解散阿克莫林斯克地区委员会的不是鄂木斯克居民，而仅仅是穆坎·艾特宾诺夫，阿布德拉赫曼·克雷什帕耶夫，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和其他五六个他们的同志。由于没文化和愚笨，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在他们身后跟着四五十个市民。他们的行为在鄂木斯克周边广为人知。大家都知道，这些人除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是不会承认任何人的权力的。仲夏时节，没有任何选举，他们厚颜无耻地加入并成为县委员会的成员，到深秋制造丑闻，扰乱改选，而现在，他们终于确信，10月20日举行的改选不利于他们，所以他们为了在地区委员会面前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发言。他们都是在同一天被捕的，但三天后被释放，现在正在侦查中。

鄂木斯克县委员会重新选举了。我们刚刚听说，地区委员会将在11月1日解散。12月1号已经过去了，但没有人打算解散委员会。暂时不会开展地方自治，不会影响人民的生活秩序，看来，地区委员会没有解散。哈萨克的公文处理完全没有监督是不行的。

文章中还歪曲了关于地区委员会资金进项的报告。实际上是这样的：

鄂木斯克县缴纳了委员会费用和发放助学金一千两百卢布，除此之外应补充五千三百卢布。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县分配给委员会的费用和发放的助学金为四千六百二十卢布，然后又拨款一万一千五百卢布。科克切塔夫斯克县以同样的目的也已经缴纳了五千卢布，额外缴纳一万两千卢布。阿特巴萨尔斯克县已经缴纳四千四百卢布，还需要缴纳一万八千卢布。阿克莫林斯克县缴纳八千五百卢布，额外应缴纳两万五千五百卢布。

这就是每个县已接收和拟接收的款项。沙米利先生的报道不符合事实。沙米利先生确信，地区委员会没有发放助学金给阿克莫林斯克县的学生。这不是事实。（我写了《致无支付能力的贫民的孩子》，在这里，委员会把我的原文故意省略掉了。）

事实上，只有两个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县的学生在公立学校上学：金穆哈姆梅特·阿季列夫和阿希姆·奥马罗夫。他们都拿到了地区委员会的助学金。

除了他们以外，在私立学校学习的还有三个阿克莫林斯克人。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地区委员会只能给公立学校的学生发放助学金，而这项权利并不对其他人。此外，刚提到的这三个人是有名的大财主的儿子。因此，沙米利先生说的，就像那句“无人看管的孩子徘徊在鄂木斯克大街上闲聊着天……”是袒护的话。

前后不连贯的辩解，笨拙的谎言总是会激怒读者，使报纸的威信下降。报纸版面上的精神财富并不是只剩下诽谤，诽谤者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如果地区委员会的这封信是与事实相符的，政府会让我吃官司的。

有关鄂木斯克市贫民解散委员会的强烈意愿，很好地印证了文件。

委员会主张，由于“在私立学校学习的是著名的大财主的子女”，所以拒绝给他们助学金 — 明显的谎言。其中一名学生久利沙拉普·阿特沙巴罗娃 — 阿克莫林斯克根本没有牲畜的贫民的女儿；第二个学生 – 如今众所周知的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而第三个学生 — 哈姆扎·茹苏普别科夫。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哈桑别克·库拉塔耶夫在那里学习，他来自乌斯宾斯克矿井附近的村庄。哈桑别克也没钱上学。他在最近几年当民警。

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前夕，委员会由克连政府的走狗管理 — 米柳科夫和阿拉什汗国的崇拜者，他们在普通百姓，杂工和城市贫民眼中失去了威信。

鄂木斯克的贫民建立了以艾特宾诺夫，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和克雷什帕耶夫为首的“乌什茹兹”党。新建党的经验不足，技能不足的领导者开始推行极不连贯的政策。

他们称自己的党是社会主义党。但是为什么将自己的党命名为“乌什茹兹”（三百）[21]？在与阿拉什汗国的斗争中他们运用了该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式、定义和根据。

当然，在那时很多人跌跌撞撞，摸着石头过河。“乌什茹兹”的工作人员显然不明白他们自己的任务，犯了较大的错误。我写信给自发加入到我们党的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说我们不能支持“乌什茹兹”。我的信没有起作用。“乌什茹兹”的领导人继续粗鲁地指责阿拉什汗国的领导者。我们在《季尔希利克》报纸上刊登了文章说明自己在原则上与“乌什茹兹”方针的分歧。关于此事，我给《哈萨克》编辑部发了电报。在不认可“乌什茹兹”的方针的基础上，我们同时认为他们的抨击不无益处，利用报纸破坏了阿拉什汗国在人们眼中的威信。

不管是好还是坏，“乌什茹兹”党公开辱骂了“无可指摘的”的阿拉什领袖。

今天依然有人认为，似乎我们也归附了“乌什茹兹”。说这样的话的人可以是遥远地区的人，他们不了解当时在阿克莫林斯克的形势，或者是那些心怀恶意，故意极力污蔑我们的人。

甚至，如果没注意我们在《季尔希利克》上发表的文章和我发往《哈萨克》编辑部的电报，那里清晰地讲述了我们不认可“乌什茹兹”的立场，那么可以引用其他足够有说服力的事实。

在1918年1月12日第259期哈萨克报上指出：“编辑部收到一封来自穆赫塔尔·萨马托夫的电报，他在电报中指出，对于十二月26日至31日进行的选举的准备不足。阿克莫林斯克的候选人拒绝给“乌什茹兹”党投票。

我们没有参与投票，以表明我们和“乌什茹兹”政策的分歧。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害怕阿拉什汗国，也不是因为，对于人民来说，似乎“乌什茹兹”领导人不如阿拉什的领袖。相反，在“乌什茹兹”党中有卓越的，诚实的同志，比如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和伊斯哈克（科别科夫）。对于革命，阿拉什比“乌什茹兹”更危险、更有害。不论“三百”的组织者搞得是好是坏，在1917至1918年关键的历史性日子里，他们站在了红色的一边，支持了革命。

我们没有积极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选举是因为我们不想支持“乌什茹兹”党。如果我们支持了我们拟定的候选人，则大多数阿克莫林斯克的哈萨克人都会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地方自治会选举时确认（在成立大会结束后不久）。虽然我们没有非常积极地参加这些会议，但压倒性的多数（90％）县自治代表支持我们的立场。其中包括阿拉什汗国的代表，比如努拉林，谢伊托夫，阿布莱汉诺夫等人。

但让我们回到十月革命后立即发生的事件上。在政治前线上，旧世界和新世界较量起来。陈旧事物与新生事物较量，生气勃勃的时代。战斗日渐升级。第一次在阿克莫林斯克升起了“扎斯哈萨克”组织的领导人联合一小批俄罗斯同志的苏维埃旗帜。

我们已开始积累力量。斯帕斯克工厂的青年建立了“扎斯茹列克”组织 —“年轻的心”。该组织保持了与“扎斯哈萨克”的密切关系，而且后来成为其在工厂的分支机构。一个土耳其族的年轻人曾任职于“季尔希利克”并代表工厂的“扎斯茹列克”组织。

大部分会议和集会都由我们做最后发言。

关于在阿克莫林斯克组建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在电影院举行的大型会议上我们进行了讨论。大厅里座无虚席。很多人站在门口。与会者分为两大阵营。时常进入争论状态。我代表“季尔希利克”报坚持要求立即在阿克莫林斯克成立苏维埃政权。我的发言鼓舞了观众。大家谁也听不到谁，掀起嘈杂声，冲上讲台，拥挤不堪。发言人还没有讲完，就被打断，又是一阵喧哗。人们狂热起来，好像触到火花的干燥火药。争辩和吵嚷过后终于选出了临时组建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单独对每个候选人表决了候选人资格，介绍了每位候选人的经历，邀请其站在高高的讲台上给与会者展示。

当时选出了下列同志：

博乔克 — 埃基巴斯图兹斯克工厂的工人，蒙宁 — 军人，格里沃古兹 — 军人，洛兹诺 — 军人，科洛梅采夫 — 军人，沙夫兰 — 铁匠，皮扬科夫斯基 — 电工，孔德拉季耶娃 — 艺术家，博戈莫洛夫 — 小职员， 列普什涅杰尔 — 军人，巴肯·谢里克帕耶夫 — 刚从高等初级学校毕业，阿布杜拉·阿瑟尔别科夫 — 小职员，努尔盖恩·别克穆哈梅托夫 — 教师，拜谢伊特·阿季列夫 — 小职员，茹马拜·努尔金 — 教师，马尔特洛沃 — 理发师，图雷斯别克·门巴耶夫，拜谢伊特·茹曼诺夫，哈菲兹·吉扎图尔林，曼纳扎罗夫，格里亚兹诺夫，我 — 萨肯·谢弗林 — 和其他人。

当某人报告说：“克连斯基·彼得罗夫委员逃跑了”，与会者就开始散了。

逃跑的就是那个彼得罗夫，就是他签署了文件或在会议上发言了言，总是把自己称为临时政府委员，就是那个彼得罗夫，在夏天的一个会议上杜伊谢姆巴耶夫称其为挑拨者。

临时政府委员逃跑的消息更加鼓舞了人民。为追捕彼得罗夫，派出了由格里沃古兹领导的两名士兵。

集会结束后，举行了第一次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组织会议，会议制定了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定了在地方做宣传工作的全权代表，每个机关选举出一位委员，并决定，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委员。

但是在第二天，我们的委员去过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全权机关后不得不又离开那里，因为听到很多对自己的嘲笑。他们无法使用武力，因为手中没有武力可用，没有人可以依靠。

这样一来，城市不承认我们的临时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两天过去了。然后再一次开始了忙乱和大声的争论。最终召集了城市服务机关，小市民，普通市民并选举出人民的苏维埃，任命某个彼得罗克耶夫为临时县委员。这样，在阿克莫林斯克立即出现了几个“政权”：临时委员，县哈萨克委员会，临时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哥萨克管理局，地方自治委员会。

起初，他们管理是齐头并进的，但逐渐地，我们的包含了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组织获得了最大的权力。

很快，各村的代表们举行了县地方自治会议。在夏天建立的地方自治委员会现在举行了改选，我们也参加了。全权代表们分头去各个乡进行选举，我们作为“扎斯哈萨克”的领导人，给他们提供了对应的说明和指导。这些全权代表中的一些人去了草原，他们是“扎斯哈萨克”的成员。

就在这个时候，医生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和大尉米加什（米加达特什）阿布莱汉诺夫代表哈萨克地区委员会从鄂木斯克来了，目的是在阿克莫林斯克成立县级“全国苏维埃”，换句话说，就是县级阿拉什汗国苏维埃。拟成立哈萨克国家公安局，并积累用于维持阿拉什汗国政府的资金。

他们出现在哈萨克委员会，并迅速在那里商妥。阿拉什特派员穆赫塔尔·萨马托夫也参与了合谋，他也来自鄂木斯克，目的是选出成立大会的参加者。

来参加讨论的还有阿卜杜拉（阿瑟尔别科夫），科舍尔拜·扎曼纳耶夫，城市贫民的头领，和我。

参加者全是哈萨克人。出席的都是委员会成员：主席是兽医侯赛因（科扎姆别尔林），成员 — 毛拉曼坚，翻译萨尔曼（舒连巴耶夫），翻译侯赛因（耶尔坚巴耶夫）乡乌先（科萨耶夫）。也聚集了委员会的热心的拥护者，比如，乡长奥尔扎拜，乡长巴格然，文书图列拜·努拉林 — 奥尔扎拜的侄子，区域委员会的成员，还有穆赫塔尔·萨马托夫。委员会大厅里挤满了人。所有的人都带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仿佛在他们面前正在上演大财主酬客盛宴上的摔跤比赛。我们争论了很久，但散会时没有任何结果，什么也没有商定，大家找不到共同语言。

第二天又是会议，委员会大厅又被挤破，还是无法容纳所有愿意参加的人。我们确信，又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委员会成员们请沙里普·亚雷莫夫前来帮忙，他是个癫狂的能说会道的人，关于他我已经说过，过于自信，有点愚蠢的鞑靼商人。我方决定，为了与其相对立，请出了自己的同志，哈萨克教师培训课程的老师，也是鞑靼人，乌瓦利亚·汉格利金纳。争辩完全燃烧了起来。但在这一次，没有任何决定，大家就都散了，约好明日在委员会院儿里召开大型集会。

第二天在委员会大院里聚集了很多人，只有哈萨克人。那时天儿很冷，大家都穿着冬装。呼出的水汽在人群上方弥漫。很多人来自不同的村庄。在这里有老有少，和以前的乡长和新来的。

集会开始了。科舍尔拜·扎曼纳耶夫当选为主席 — 城市贫民的代表。

科舍尔拜 — 是个文盲，但他很会说话并始终坚持我们的路线。他非凡的演讲能力在沙皇倒台后风雨飘摇的时期意外被发现了。比他更好的演讲人在阿克莫林斯克未必能找到。在宣读了有争议的问题后，科舍尔拜把它们提到了一般性讨论中。

演说开始了，争论再次高涨起来。对于斗争，决定性的日子到了，那时各个集团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胜利，或者失败。

在过去的两天内，我们在市民之中积极地进行解释说明工作，以便在决定性时刻能获得支持。在讲台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演说紧跟着演说。每个演讲者都极力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获取全神贯注听讲的公众的信任。尽管天气寒冷，演讲者们都满头大汗。灼热的哈气融化了睫毛上的霜，人群呼出的水汽飞向天空。在这次集会上，我不得不三次发言。

— 什么是阿拉什汗国？— 我在自己的发言中说。— 这个党打算恢复以前的汗国，成为哈萨克人民脖子上的枷锁和眼中钉。我们的人民需要汗国吗？………… 不！长期以来我们忍受了可汗的苛求。现在，那些幻想着自己成为可汗的老爷们的空话不会迷惑广大哈萨克人民群众。疲惫不堪的贫民已经摆脱了沙皇，不希望再一次让可汗的“光辉”坐在自己的脖子上。财主们和乡长们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汗国制度。老爷的子女们需要汗国制度，他们希望成为世袭贵族。多民族的劳动人民的俄罗斯，永远地推翻了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现在不允许可汗再次压迫哈萨克的劳苦大众。请想成为可汗和贵族的老爷们记住这些。普通百姓不会跟他们走的………… 他们做出决定，从哈萨克人们身上敛财。请问，这些钱是给谁的？只给那些人，那些渴望成为可汗的人。已决定成立哈萨克人的公安局。请问，这保护的是谁的利益？当然，可汗的利益。防的是谁？防的是反对可汗和沙皇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捍卫工人、牧民和贫民的利益。谁是布尔什维克的追随者？整个多民族的工人阶级，乡村牧民，所有贫民大众，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和俄国村镇贫困的农民 — 就是这些人跟着布尔什维克。当为了保护可汗而建立了哈萨克民兵局，那么它将反对的是俄罗斯工人，军人和贫困农民。

布尔什维克追求各民族一律平等。他们是沙皇，君主主义者，财主，吸吮人民的血的吸血鬼，强盗官员，乡长和班长的毫不妥协的仇敌。

哈萨克人不会为那些幻想成为可汗的老爷抛头颅，洒热血，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鲜血和和过剩的力量。让毫无根据的空想家在劳动人民中寻找支持汗国制度的人吧。草原上公正的人民不会跟随他们。不要问哈萨克人民要钱，不要让小伙子们去当民兵！— 我坚定地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我们带着胜利离开集会，在多数人的支持下击溃了自己的对手。

第二天举办了县地方自治会议。很多代表来自“扎斯哈萨克”，这里也有我们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出席。会议在中学校舍一栋红砖建成两层楼上开幕。宽敞的大厅这时显得有些不适合热烈的会议：一排排的椅子，代表们静静地坐在其上。后排座位坐着被邀请来的人。

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为代表摆着桌子，在哪儿可以喝配了糖的茶，就着黄油和奶酪品尝奶油面包。

当代表们在大厅里就位后，地方自治会的主席，兽医切尔诺夫宣布会议开幕。人变得越来越多。在大厅里挤满所有城市活动家：前法官，调查员，监察员，医生。我成功地坐在第一排。

— 公民们，在我们的工作开始之前，我们应该进行公民宣誓。我们将宣誓忠于临时政府。我来读誓言，大家记在心里然后与我一起重复。请大家起立！

全场起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与大家一起起立。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会议开始完全是个意外。我们预先约定，在本次会议上要求地方自治服从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这个革命人民政权。否则地方自治会面临宣传自己的组织。但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这样一个开始，这个不得不需要宣誓的开始，这就意味着失去了反对刚才的誓言的机会。

在场的人绝大多数是哈萨克人。他们中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的人 —“扎斯哈萨克”的拥护者。切尔诺夫迅速读完誓言，把它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 现在请大家轮流在誓言下面签名，— 他建议道。

人们开始在大厅里移动，从这点可以判断与会者们完全准备好签署誓言。

而我们，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们，有种不知因为什么的不知所措。

— 请允许我说几句话，— 我对会议主席说道。

切尔诺夫允许我发言。

— 您刚给我们宣读的誓言，多数代表并不清楚。我建议用哈萨克语宣读誓言，以便哈萨克代表都知道签署的是什么。还请更详细的说明，我们是在对谁宣誓，是对哪个临时政府吗？— 我直率地提出问题。

— 也许，您需要自己翻译成哈萨克语，— 切尔诺夫有些慌张的建议道。

— 我不是您的官方译员，— 我挑衅地回答道，我感觉到，扮演主席角色的切尔诺夫有些迟疑。

这时立即引起共鸣，有人支持我，一些俄罗斯代表和军人，我们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

— 下来！— 他们喧哗起来。— 他想瞧瞧地骗了我们，让我们向克连斯基宣誓。打倒反革命分子，逮捕他！

人们喧哗起来，站立起来。摔着椅子，军人们猛扑向主席团。切尔诺夫的爪牙从那里像风一样逃走，他们都从后门逃跑了。在舞台上剩下切尔诺夫一个人，脸色苍白，惊慌失措。

— 请您让人们安静下来，— 他冲我说了好几次。

但人群向前挤着涌向前，毁坏了长凳和椅子，大叫道：“逮捕反革命分子！”

我和蒙宁两人试图恢复秩序，声嘶力竭，好不容易让大吵大闹的代表们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后切尔诺夫又开始讲话：

— 你们平白无故地叫喊，无理由地抬高声音，— 他开始给自己找借口。— 我说的誓言是对于我们阿克莫林斯克临时政府的。我指的是临时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他开始在我们面前转弯抹角地给自己找借口。 — 任何政府，在成立大会之前都称其为临时…………

无论切尔诺夫怎样闪烁其辞，地方自治会这次没有开成。

第二天，当我在学校给孩子么上课时，两个坐着雪橇从“扎斯哈萨克”来的人找我：

— 我们快走吧！一些哈萨克人在中学里又搞了一次会议。提出开放独立的地方自治，和俄罗斯分开。萨马托夫，亚雷莫夫，努拉林怂恿人民离开正确的路线。

我不得不停了课，坐着雪橇向学校飞奔。那里真的在开会。在主席台上坐着萨马托夫，亚雷莫夫和努拉林。主席由萨马托夫担任。我挤过人群走近主席台。可以看出，萨马托夫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吸引了朴实的听众们的注意力，吸引他们站到自己这边。我向萨马托夫请求发言。

— 好的，把您也加入发言者名单，— 他乐意地答应道。

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出来，我看到，他们没完没了，我的演讲最后可能给不了与会者了。我诚恳地走进萨马托夫并坚决地要求发言。

— 轮到你了 — 请发言，— 他沉着地回答道。

我迫不及待，打断了当前的发言，就开始说话。被打断发言的那位慌了神，就沉默了。大厅里一片寂静。怎么结束这个小冲突呢？萨马托夫冷冷地请我维持顺序。

— 别妨碍我说话，穆赫塔尔卡！— 我坚定地用富含表现力的手势让他明白，让他不再打搅我。

大厅里立即传来哄堂大笑[22]。我们的同志们尤其大声地笑了起来，他们知道这里的细节。萨马托夫大怒，亚雷莫夫和努拉林生气地扭曲着脸。

— 在这种情况下，我拒绝主持会议！— 萨马托夫说。

— 没有人请你举办会议啊，— 我回答道。

萨马托夫，亚雷莫夫和努拉林离开了会场。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尝试举办单独的哈萨克地方自治会议。

凭着没有丢掉的希望，要实现返回旧时代并达到自己的成功企图，需要给阿拉什汗国筹集资金，阿布莱汉诺夫和谢伊托夫继续住在阿克莫林斯克。我们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开始谈论，是不是应该逮捕并关押这些间谍。他们现在对我们并没有严重的威胁，没有人想因为逮捕这些无助的人而给自己惹上麻烦，所以，在一个美好的夜晚，这两个活动家逃离了阿克莫林斯克后，我们只是开心地笑笑。

1918年2月，我们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召开了阿克莫林斯克县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是不久前从前线回来的军人，俄罗斯的村庄的贫民，以及哈萨克村民和斯帕斯克工厂的工人。

代表大会的举行伴随着极大的热情。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县里的苏维埃政权是唯一的，享有充分权力的。在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最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最近在每次会议上都被提出。代表们的发言热情、真诚。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带领下举行了城市集会。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认为不应分离不友好的用斜眼看我们的阿克莫林斯克哥萨克。哥萨克仍希望独立出来，创建自己的独立自治权。我们知道，这时，阿拉什汗国的领导人与哥萨克首领杜托夫谋划采取联合行动，并公开将其写在“哈萨克”报上。该报还报道，哈萨克民兵的军官培训正在奥伦堡士官学校进行，那里通常培养的是哥萨克军官。我们还知道，早在阿布莱汉诺夫，谢伊托夫，努拉林和萨马托夫逃离阿克莫林斯克之前，他们通过县哈萨克委员会和当地哥萨克进行了关于联合行动的秘密谈判。

我们在城市哥萨克中举行了集会。图雷斯佩克·门巴耶夫，来自乡村的代表，和我发表了演讲。

— 哥萨克劳动人民！我们的阿拉什汗国，你们的将军和首领，比如杜托夫和卡列金 — 他们都是寄生虫，同时还在吸吮劳动人民的血。兄弟们，哥萨克劳动人民，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不要受到欺骗，我们不要走入陷阱，那都是老爷们给我们准备好的，先生们，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劳动荣誉被玷污！— 这是我们热切地号召。

图雷斯佩克站在高高的讲台上，用蹩脚的俄语竭力谴责阿拉什汗国和哥萨克头领一直到狂热，以至于最终憋不住用哈萨克语说不出口的句子开始谩骂。

代表大会选举出县城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其成员包括：

1. 博乔克 — 埃基巴斯图兹斯克工厂的工人，粉刷匠，艺术家；

2. 卡琴科·扎哈尔 — 工人-乌克兰人；

3. 沙夫兰 — 来自乌拉尔的工人；

4. 谢里克帕耶夫 — 刚从高等初级学校毕业。哈萨克平民的儿子；

5. 奥列尼科夫 — 从前线回来的军人；

6. 博戈莫洛夫 — 阿克莫林斯克小职员，老革命；

7. 洛兹诺 — 阿克莫林斯克车夫，从前线回来的军人；

8. 阿瑟尔别科夫 — 职员，秘书，哈萨克平民的儿子；

9. 别克穆哈梅托夫 — 鞑靼贫民，哈萨克学校的教师；

10. 努尔金 — 乡村学校教师，哈萨克平民的儿子；

11. 舍金 — 文化水平低的城市贫民；

12. 卡拉（黑色，绰号）拜谢伊特（茹曼诺夫）— 哈萨克文盲，城市贫民；

13. 阿伦·马尔德巴耶夫 — 城市贫民，精力充沛，信守承诺，聪明，诚实，固执，机敏，虽然是一个半文盲；

14. 图雷斯别克·门巴耶夫 — 文化水平低的草原小伙子；

15. 扎伊纳科夫·拜马加姆别特 — 乡村贫民。懂几十个俄语词，没受过教育，但积极，守信的机灵人；

16. 奥巴基尔·耶先巴科夫 — 文化水平低的哈萨克人，懂一点点俄语，贫民，有勇气，勇敢的小伙子。他是托连古特[23]的儿子，托连古特是阿克莫林斯克的阿加-苏丹[24]，也是市长，胡代缅金的世袭贵族。从小就是贫民的拥护者，在和贵族的斗争中久经考验；

17. 吉兹扎图尔林·哈菲兹 — 城市鞑靼贫民。曾是哈萨克商人科希古洛夫的佣人；

18. 加利姆·奥巴基罗夫 — 贫民，也是科希古洛夫的仆人；

19. 巴特塔尔·斯马古洛夫 — 职员，秘书，具有初等教育水平；

20. 阿季列夫·拜谢伊特 — 毕业于城市的中学，当过秘书，哈萨克平民的儿子；

21. 帕夫洛夫 — 阿克莫林斯克办公室职员；

22. 蒙宁 — 阿克莫林斯克平民的儿子，年轻军人；

23. 格里沃古兹 — 军人；

24. 马尔特洛戈 — 理发师；

25. 谢尔巴科夫 — 斯帕斯克工厂的工人；

26. 皮扬科夫斯基 — 装配工；

27. 马尔滕诺夫 — 斯帕斯克工厂的钳工；

29. 托连古特 — 小伙子，高级侍从；

30. 阿加苏尔坦 — 老苏丹；

28. 普鲁多夫 — 斯帕斯克工厂的工人，机械师；

29. 孔德拉季耶瓦 — 艺术家；

30. 特罗菲莫夫 — 律师；

31. 巴佐夫 — 小职员；

32. 马柳科莫夫 — 农民；

33. 斯捷加林 — 文化水平低的农民；

34. 格里亚兹诺夫 — 小职员；

35. 又一位格里亚兹诺夫，也是小职员；

36. 科洛梅采夫 — 从前线回来的军人；

37. 韦尔巴 — 小职员；

38. 哈基姆·曼纳扎罗夫 — 小职员；

39. 侯赛因·科扎姆别尔林 — 兽医；

40. 京纳林 — 哈萨克工人；

41. 云金；

42. 安南琴科；

43. 扎希亚·艾纳别科夫；

44. 科托夫；

45. 我和其他人。

博乔克被选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谢里克帕耶夫和扎哈尔·卡琴科被选为他的副手。后来，我们选出扎哈尔·卡琴科为主席。主席团成员包括：我，格里沃古兹，蒙宁，阿季列夫，巴甫洛夫，孔德拉季耶娃。

从今以后，阿克莫林斯克市机关必须服从我们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我们任命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每个成员为委员，根据他们的教育水平分配到各个机关。

巴甫洛夫和蒙宁被任命为财政委员；博戈莫洛夫和阿瑟尔别科夫 — 粮食委员；我被任命为教育委员；维巴成为邮政与电报（通讯）委员；斯捷加林和马尔蒂巴耶夫 — 农业委员；茹马拜·努尔金被任命为的调查员，法庭成员；代表大会后从鄂木斯克来的德里兹格被任命为法庭主席，虽然这位同志不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皮扬科夫斯基 — 劳动委员；梅柳科莫夫 — 卫生委员；图雷斯别克·门巴耶夫和另外两三个哈萨克人被任命为哈萨克公文处理部门主任；克列缅斯基同志被任命为法官；沙夫兰 — 国有化面粉厂委员；格里亚兹诺夫和阿季列夫 — 县公安局局长。

工作当时很困难。

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武装支队的，这能让我们的政权有所依靠。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着手建立这支队伍。有文化的工作人员很少。省里来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说明和指示是不定期的而且有延迟。之前的机构职员几乎全都自愿离职，而剩下的不多的人工作马马虎虎。

我们每位委员的工作任务都很重。工作一大堆，没有喘息的时间。

《季尔希利克》报开始抽空出版。所有困难的工作都堆到了我这里。何况，我还没有放弃在学校给孩子们上课。为少年们开办了夜校，我不得不在那里代课。总而言之，从清早到深夜我们的工作都不停歇。

阿克莫林斯克县哈萨克委员会机械性地瓦解了。我们将其领导人，侯赛因·科扎姆别尔林和舍金，领入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编制。找来委员会领导后，我们问他们要募集的用于贫民子弟助学金的资金报告。他们真的害怕了。按照哈萨克习惯，我们的中间人就是兽医瑙雷兹拜·茹拉耶夫，他消除了冲突。他们收集的资金简直“乱七八糟”，所以哈萨克委员会成员在我们面前作报告。我们意识到了这点。从百姓手中募集的用于帮助穷人学生在鄂木斯克上学的资金，真不少。起初我们来募集资金。当我们脱离委员会编制后，我们的后继者开始消费这些资金用于自己私人的需要并仅把一点资金直接送到鄂木斯克的地区哈萨克委员会。那里的委员会成员把这些资金分给了自己的在其他县上学的，并不需要帮助的亲戚。

我们通过报纸《季尔希利克》谈论了这种不公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犯错的哈萨克委员会成员害怕在我们面前作报告。当我们聚在兽医瑙雷兹拜家里时，他们，哈萨克委员会的成员，流着泪祈求宽恕他们的滥用职权。我们决定这次给他们严厉的训诫。

很快，收到了来自鄂木斯克的电报，其中指出，从哈萨克区域委员会驱逐阿拉什汗国人，并且在新编制中加入艾特宾诺夫，阿利然诺夫，托尔桑诺夫，托古索夫等人。然后，我们收到一封上面来的电报，建议也改选阿克莫林斯克县哈萨克委员会。我们将这个委员会解散，这样就不会两个政府并存，改选委员会被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和错误的事。

一天，我收到一封鄂木斯克来的电报，内容如下：“阿克莫林斯克，谢弗林收。部分年轻学生不同意阿拉什汗国的“比尔利克”的反革命路线，并和其断绝关系。组建了学生民主理事会。当选的主席团成员有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陶坦·阿雷斯坦别科夫，哈姆扎·茹苏普别科夫，谢特卡济耶夫，阿布利海尔·多索夫…………”

这是个让人高兴的新闻。我和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开始了规律地书信往来。

我还与金穆哈梅特·阿季列夫通信。他报告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鄂木斯克建立的称为第一国际队的红军游击队。

“在俄罗斯没有一个党，除了布尔什维克，— 金穆哈梅特写道 — 能保证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平等！”

在另一封信中，也谈到布尔什维克纲领的正确性，他写道：“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关键时刻，我不能坐以待毙，所以我决定上前线，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战…………”

在我们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工作热火朝天。很多事情都需要猜着，盲目地决定，因为我们得不到上面来的指令、说明和指示。苏维埃政权在彼得格勒不断发出一个又一个指令。我们通过电台了解它们的内容，并常常会曲解其意。

曾经有一段时间，并不是所有的边疆区都承认苏维埃政权。很多人都对苏维埃政权保持怀疑和不友好的态度。从收音机可以听到，比如，这样的消息：“苏维埃政权在彼得格勒倒台了。”报纸竭力抨击布尔什维克，极力谴责苏维埃政权。哈萨克阿拉什汗国的报纸也尽力不落后于资产阶级俄罗斯的报纸。

1917年12月2日第253期的《哈萨克》报发表了社论说《好消息》，在其中讲述了有关苏维埃政权的推翻，还顺带给布尔什维克党泼脏水。

在1918年1月17日第260期《政治局势》的文章中，布尔什维克再一次被深入浅出地抨击，被骂为“自私自利的人，居心叵测的卑鄙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伪装成人民的保护者。”在往期的1918年1月12日的《哈萨克》报上题为《煽动》的社论里不惜笔墨地对布尔什维克一股脑地发泄不满，说布尔什维克用虚伪的承诺欺骗人民，设法吸引人民站在自己的阵营，浑水摸鱼。

伴随着尖端的鼓动，阿拉什汗国党没有忘记实际行动，积极筹备建立正规军。该党呼吁青少年“走进军官士官学校”。这些学校已在乌拉尔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开设。一批批“勇敢”，年轻的阿拉什汗国人进入军校，自愿走上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道路。第259期“哈萨克”报还据此发表了长篇声明。

而苏维埃政权在这个阶段逐步稳固了自己的地位。逐渐地削弱了试图支持旧秩序旧世界的少数派。我们密切关注着报纸，并得知布尔什维克更加坚定地对支持“哈萨克”报的魁首杜托夫的哥萨克部队施压。这一天终于到了，当我们拿到一期《哈萨克》，在其中毫无喜悦的说道，阿拉什汗国中央委员会将很快被迫撤离奥伦堡……

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奥伦堡。魁首杜托夫逃跑了。

几天后传来消息，阿拉什汗国的领导人布克汉诺夫，拜图尔孙诺夫，杜拉托夫和奥马罗夫（耶利杰斯）经过阿克莫林斯克去了塞米巴拉金斯克。我们在两天后通过一位哈萨克村民才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位村民还报告了他们昨晚过夜的地方。我们考虑后，判断出阿拉什汗国人会路过斯帕斯克工厂，就立即发电报给斯帕斯克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回复的电报中我们得知，阿拉什汗国的领导人已经走过了。

届时应出的这期《哈萨克》报，我们看过后，发现事实已经被改编和粉饰。其编辑是某个叫阿布利哈米特·容季巴耶夫的人。1918年2月27（14）日出版了新一期报纸，即第261期。其中发表了文章《奥伦堡的局势》。在文章中对比了布尔什维克占领城市之后和之前的局势。报纸的语气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下面是文章《奥伦堡的局势》的摘录。

“哥萨克军队和白党一起与布尔什维克战斗了一个月，但在1月17日夜战败并离开了城市。

从敌人手中拯救国家的委员会代表，攥住所有的权力于自己手中 — 哥萨克魁首杜托夫和奥伦堡委员阿尔汉格利斯基 — 带着自己的指挥部一起潜逃。

城市没有了主人。居民处于极端状态中。哥萨克人跑了，布尔什维克还没来，城市里没有能够保护居民免受强盗团伙和其他坏蛋侵害的政权。因此，穆斯林军事委员会宣布，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巩固了地位之前，自己是城市的全权主人。

委员会派出由武装小伙组成的警卫队驻守各个国家和人民机关以防被突然袭击。，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机构在发生突然袭击。巴什基尔驮运队客栈 — 穆斯林军事委员会的驻地 — 成为城市里所有进步活动家的希望和支柱。

在驮运队客栈的院子里，穆斯林的武装军人，以及自告奋勇的鞑靼青年团不间断地巡逻。马车和汽车随时待命。

一月十八日，布尔什维克进入城市，并开始安置住处。武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走街串巷，使居民受到了惊吓。他们每十个到十五个人一组进入民房进行搜查，寻找武器和隐藏的军官。

搜查人员中有公正的人，他们善于和人民对话。但也有些人给居民制造了恐慌。他们像没有适应绳子的野牛一样冲人们大喊大叫，在民房里掠夺，并枪杀那些试图反抗的人。无政府主义的水手和当地的奥伦堡窃贼趁火打劫，他们成为“布尔什维克”是为了捞一把。布尔什维克指挥部毫不宽容地严惩了这些人，但是即便如此，在初期，城市经受了混乱。骗子冒充布尔什维克闯进富人的房子，拿了值钱的东西放进自己兜里，皮靴里，把袋子填满贵重物品并用大车拉走。

面对已瞄准的步枪或已指向心脏的刀，人们恐惧了，为了保命就把所有财产都给了强盗。那些把财产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则就地吃了子弹。

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武装小伙日夜在城市街道上开车巡逻。现场抓到掠夺者就将其逮捕，并把财产还给所有者。在三到四天内，多亏穆斯林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强力行动，城市得以摆脱趁火打劫的坏人。

无政府主义的水手见到委员会小伙子后，咬牙切齿的极力诋毁委员会成员。在奥伦堡火车站的一次会议上，他们提出没收穆斯林委员会的武器。

布尔什维克在城市里建立了自己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不同部门的委员。在国家和人民机关安排了可靠的警卫队。城市生活走上了正轨。

占领城市后，布尔什维克把之前由立宪民主党发行的报纸《奥伦堡边疆区》拉到了自己的阵营，并将其更名为《消息报》。合作社报纸“南乌拉尔”则被更名为“人民的事业”。

报纸“劳动的黎明”在孟什维克手中。其题材不乏机智，有时会提及自己的老大哥 — 布尔什维克。这家报纸关闭了。相反，代替它的是《劳动报》，但其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有时过度喋喋不休。军事革命委员会关闭了报纸《瓦希特》（时代），它没有表达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2月9日印刷出第一期报纸《奥伦堡穆斯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可以说，在一月末，城市生活有了条理。被耽搁了一个月的信件，报纸，杂志，终于发往读者手里。

可以确定的是，当地的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穆斯林委员会并达到了效果：保护城市免受洗劫的那些义勇队被解除了武装。鞑靼军人和工人团结起来，选出新穆斯林革命军事委员会。

加利·沙姆贡诺夫被选为主席，穆哈梅特·塔希罗夫为副主席，阿布多尔拉·亚库博夫为秘书。

在这个委员会中，应该认为，包括了受平民尊敬的穆斯林，他们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和汗水获取自己的面包，而不是压榨其他人。

在布尔什维克到来之前就长期关闭的店铺和学校在1月29日开门了。商人开始经营生意，孩子们开始上课。以前的立宪民主党大楼作为战时中学开学了。

占领奥伦堡后，布尔什维克给当地富人课了很重的税，直接让他们破了产。

一次性征税总额为一千万卢布。税款征收分配如下：扎列普诺夫应缴纳一百万卢布，萨拉科夫 — 一百五十万，潘克拉托夫 — 一百万，杰耶夫 — 三十万，布罗夫 — 六十万，佩姆诺夫 — 十五万，涅哈尔切夫 — 十二万五千，斯拉希林 — 七万五千，科罗布科夫 — 六万，巴兰金 — 十万，涅洪诺夫 — 七万五千，乌列茨基·奥雷什捷里—七万五千，波特洛瓦的公司 — 十万，扎霍 — 十万，布拉金 — 五万，凯穆什捷里 沃利夫松 科尔尼洛夫 — 各为五万，四万，两万，尔舍斯金 — 五万，雷瑟赫 — 五千，阿格拉东诺夫 — 十万，安德列耶夫 — 三万，沃捷姆 — 五千，舍普沙伊希 — 两万，沃斯克列先斯基医生 — 一万五千，波波夫，捷列宾斯基和尼科林— 各为一万，大财主马赫穆达·胡赛诺瓦的教育机关 — 六十万，哈兹列特乌瓦利亚·胡赛诺瓦 — 十二万五千，格德拜·巴尔塔巴耶夫 — 五万， П·吉马季耶夫，阿布德拉赫曼·阿姆津，贝尔达兰 加布杜尔林，奥阿林瓦佐夫，阿基姆巴耶夫，阿尤波夫，Г·舍皮罗夫，加布杜尔凯姆·谢达切夫 — 各为两万五千，М·沙拉富特金诺夫，Ш·穆苏波夫 — 各为两万，3·库尔塔波夫，拉莫维 — 各为一万五千，3·哈比布尔林，佐马罗夫，Р·哈比莫夫，С·穆尔扎巴耶夫，加布杜拉希特·胡赛诺夫 — 各为一万。每个大财主都无权拒绝交税。

律师加拉茨基的庄园转给军事革命委员会使用，塔什干铁路 — 转到铁路工人手中。所有奥伦堡大型印刷厂中，只有一家列文松印刷厂转给委员会使用。

只有五六个哈萨克家庭在恐怖事件时期留在奥伦堡。布尔什维克没有欺压他们。

《哈萨克》 报社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仍然没有返回奥伦堡。

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给哈萨克人展示了狮子的獠牙，或者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哈萨克人仅在二月中旬在奥伦堡出现过。城市里现在是平静的。没有关于杀人和抢劫新闻。奥伦堡附近哈萨克村庄的居民生活得很好。图尔盖的委员采取了紧急措施，消除哈萨克居民和俄罗斯居民之间的冲突，警告哈萨克村庄里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农夫的敌对侵犯。

邮局和电报局正常工作，银行正常营业。但银行给存款人一星期不超过150卢布。城市里没有小额硬币，而现在，100卢布的纸币都兑换成从彼得格勒来的更小额的纸币了。杜托夫时期发行的奥伦堡新币仍然没有失去以前的票额。布尔什维克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了。

让·然尼别科夫”。

 

这就是攻克“哈萨克”后全新的劳动报纸上的文章。报纸仿佛穿了一件翻毛皮大衣。

同样地，在261期还出了以下社论：

《奥伦堡二月27（14）日。

政治党派代表之间的思想斗争没有停歇，这些党派像树上的树枝一样。每个政党都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民族寻求福利。

沙皇被推翻，实现了革命，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政党。他们追求着政权，对临时政府提出严重指控。布尔什维克指出该政府的被动和无所作为，指责该政府对被压迫工人的需求持冷淡态度。布尔什维克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十月底，所有的省都处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控制下，除了奥伦堡，顿河，乌拉尔斯克，乌克兰，这些地方的大多居民是哥萨克。

奥伦堡经历了漫长和顽强的斗争，但现在，它投降了，收起了翅膀，布尔什维克稳稳地把它拿下。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战斗的，职务为乌菲姆斯基部队指挥官的来自图尔盖县的阿利比·然吉利金先生 — 是来自克普恰克家族的外来人。他邀请善于和人民工作的奥伦堡居民穆哈梅季亚尔·通加钦先生给自己当助手。穆哈梅季亚尔先生深思了四天，他和奥伦堡显要的穆斯林以及同事商谈，终于，得到了他们的赞同，接受了委员的建议。然吉利金发了电报，邀请一些阿克秋宾斯克和其他地方的工作人员到奥伦堡。

收到电报和书面通知，全面考虑了当前局势后，害怕被枪毙的社会活动家们开始从各地涌向奥伦堡。

已抵达的哈萨克工作者本来生活在草原上，他们四面张望，小心谨慎，不理解当前形势，不承认任何人，除了委员阿利比和穆哈姆梅季亚尔。

委员阿利比·然吉利金先生给人民阐明了革命思想。在他的号召下来了以后，人们同意和委员同心协力寻找防止人民陷入灾难的方法。阿克秋宾镇坐落在离奥伦堡不太远的地方，在电报的帮助下，能联络到遥远的伊尔吉兹县和图尔盖县的居民。

要注意到，在这个过渡时期，人民急需报刊的报道，可以看到，奥伦堡前编辑部的成员都逃跑了，为了回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同时也应阿克秋宾县工作者的要求，我承担起“哈萨克”报编辑的职责。

还来了下列元老工作者：梅尔扎古尔·科艾达罗夫，萨尔先·扎库波夫，阿赫梅特克列·科苏阿科夫；年轻知识分子有：耶先·努尔穆哈梅托夫，萨金德克·多斯然诺夫，内桑加利·别吉姆别托夫，苏丹·阿尔卡巴耶夫，努尔加利·阿坦塔耶夫，扎达克列·努尔穆哈梅托夫，阿利·伊布赖莫夫，耶列热普·科艾达罗夫，卡瑟姆·阿伦加济耶夫，多斯穆哈姆梅特·科扎巴耶夫，卡马利特坚·阿伦加济耶夫，巴黑特克列·卡肯诺夫，卡拉赛·科艾达罗夫等人。

在过渡的和不安定的时期，没有现成的道路，所以有一个坚定的方向 — 是难上加难的事。报纸的读者应注意形式的变化无常。

“哈萨克”报最重要的职责 — 通知人民正在发生的事件，指明道路，在关键时刻给不知所措的人提供帮助……

阿布杜利哈米特·容季巴耶夫》。

 

然吉利金委员 — 哈萨克人里的第一位布尔什维克。他亲自率领红军参加了和白党们的激烈战斗。我们是通过阿拉什汗国党的报纸知道然吉利金同志的名字的，那些报纸竭力辱骂他，并把他归类为最不三不四的东西。

听到阿拉什报纸的狗叫声后，我们认为然吉利金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我们自己议论道：“如果抛开报纸说他的这样那样的谣言，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就像科利拜（托古索夫）。如果你不在乎科利拜的不稳定性和喜怒无常，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机智的人……》根据报纸诽谤性的言论，我们很难对布尔什维克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哈萨克”报1917年12月2日第 253期的文章“法官 — 人民”上，布克汉诺夫（笔名为“克尔·巴拉瑟” — “草原的儿子”）夸口道：

“在成立大会的投票选举中，按名单№ 3，拥护然吉利金的图尔盖人民只投了41票，而对阿拉什党的名单，有54 897人投票。”

阿拉什的发言人在报纸上每天竭力给那时人数不多的哈萨克布尔什维克泼脏水。大多是针对然吉利金和科利拜的。

在文章“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中，阿拉什汗国显要的活动家之一杜拉托夫，用署名马季亚尔，在1918年3月3日在报纸“萨利阿尔卡”中写道：

“……如果昨天的告密者，成为今天的布尔什维克，想要去非常遥远的地方见鬼，我们祝愿他们一路平安。但我们非常遗憾，他们唆使正直的人离开正确的道路，这真让人不快，他们还以人民的名义说话，那时他们身后跟着不足几十个哈萨克人。在沙皇制度的黑色反动时期，他们之一以基督传教士的身份出现，其他人则把自己卖给了宪兵队 — 成为秘密情报员，还有一些在欺骗人民，还有一些在大路上抢劫 — 这是多么卑鄙的人…… 现在，在动乱的时代他们成为“布尔什维克”，想要在坚如磐石的阿拉什队伍中，在生活在雪白宽敞的毡房中的人民之中点起纷争之火。他们声明说，不需要给阿拉什党自治权，因为全哈萨克-吉尔吉斯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 全都是对哈萨克人民有害的大财主，因此，代表大会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他们散布假消息，说十五个优秀的阿拉什汗国领导人 — 是哈萨克-吉尔吉斯人民的敌人，所以需要消灭他们。他们公开声明：“哈萨克”报 — 自由的敌人，该报社的工作人员 — 沙皇尼古拉的走狗”，— 杜拉托夫这样控诉，哀叹道，然后转而谩骂和威胁哈萨克布尔什维克。

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没有收到他们的抨击。他们把列宁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民谚说得好：“不管狗怎么叫，驮运队要走自己的路”。工作如火如荼的继续着，虽然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有时不得不栽跟头。财主的房子和磨坊都被转交给了人民。西伯利亚银行被收归国有。

尽管布尔什维克把杜托夫驱离了奥伦堡，但是除了阿克莫林斯克地区的其他几乎所有地方，白党和阿拉什汗国的拥护者们仍然继续活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各机关还很缺乏真正的宣传员，而且还没有拿着武器公开地为保护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挺身而出的小伙子-战士。

感觉得到，在布克耶夫斯克地区的哈萨克人之中政治积极性的增长，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站到苏维埃这边。从报章中我们了解到，布克耶夫斯克的知识分子推翻了克连斯基政府官员，将其政权移交到了平民手中。

1918年2月27日第261期的“哈萨克”报上转载了《乌兰》报上的消息：

“再次修改。

在上一期报纸上通报，库尔曼诺夫委员被免职，而在他的位置上任命了阿济尔巴耶夫。现在委员会完全被撤销，而布克耶夫斯克地区行政的分配如下：

内勤：Б·尼亚佐夫。

交通：И·科舍科夫。

救援：К·缅涅舍夫。

粮食：С·根涅拉洛夫。

财政：Д·捷米拉林。

教育：缅杰舍夫。

卫生：М.·科克巴耶夫。

司法：С·努拉利汉诺夫。

还没等到代表大会和全民公决，这些人立即接手了布克耶夫斯克地区的工作。他们的行动可以被视为具有双重性。

首先，在这个危险时期，必须有人具有权利，以便立即着手拯救可能受到灾难的人民，并给其指出正确的道路。但其次，我们也可以认为，将先前的工作人员撤职，也就是将先前布克耶夫斯克地区四千居民选举出的代表撤职，擅自把权利转交到上述的城市知识分子-背弃者手中，可这只是满足了某些人的有限利益。我不能说我们的领导人的行动正确还是错误，但我想，人民明白，这一切可能会导致什么……”

阿拉什汗国定居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在乌拉尔斯克和阿克秋宾斯克地区，哈萨克居民暂时还没有承认苏维埃政权。突厥斯坦的哈萨克人仍然念念不忘自治制度。

1918年2月27（14）日的第261期“哈萨克”报上刊登了这样的时事：

“……科坎德。在科坎德的苏维埃政权。原来的“突厥斯坦自治”成员中，以下哈萨克人被逮捕，其中有穆斯塔法·乔卡耶夫和阿布德拉赫曼·乌拉扎耶夫。其他成员，看来，已成功脱逃……”

努力张开怀抱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加强。类似阿拉什汗国这样的短命的小资产阶级“自治”日渐衰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坚定地前进，把资产阶级政府和宗教人员-元老，财主的知识分子都摧毁成灰。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号召人民。我们在此援引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这个历史性的号召“至全体俄罗斯和东方的穆斯林劳动者！”。

“同志们！兄弟们！

在俄罗斯发生了伟大的事件。由于其他国家的侵略瓜分而引起的血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奴役世界人民的掠夺者的霸权正在衰落。在俄国革命的打击下，束缚和奴役人民的老房子就要崩塌。专横和压迫的世界已经活到了尽头。新的世界诞生了，劳动者和解放者的世界。这场革命的带头人是工人和农民的俄罗斯政府，人民委员苏维埃。

整个俄罗斯布满了革命苏维埃工人，军人，和农民代表。国家政权在人民手中。俄罗斯劳动人民心中充满一个愿望 — 实现一个公正的世界，并帮助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获得自由。

在这个神圣的事业中，俄罗斯并不孤单。所有西方和东方的劳动者托起的俄国革命发出了伟大解放的召唤。由于战争而精疲力竭的欧洲人民已经拉起我们的手，开始缔造新的世界。西方的工人和军人已经聚集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猛攻帝国主义的要塞。而遥远的印度，她几个世纪以来遭受“文明的”欧洲掠夺者压迫，已经举起起义的旗帜，组建了自己的代表苏维埃，从肩头抛下可恨的奴役制度，号召东方人民为解放而斗争。

资本主义掠夺和暴力的帝国就要崩溃。帝国主义掠夺者脚下的土壤正在燃烧。

面对这些伟大的事件，我们要对你们说，劳动者们，俄罗斯和东方一贫如洗的穆斯林们。

俄罗斯的穆斯林。波沃尔日耶和克里木的鞑靼人，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外高加索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高加索的车臣人和山民，所有那些被摧毁的清真寺和教堂，被俄罗斯沙皇和压迫者践踏的信仰和风俗！

从现在起，你们的信仰和风俗，你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关宣布自由和不可侵犯。请自由和不受阻碍地安顿自己的民族生活。你们有权这样做。你们知道吗，你们的权利，就像俄罗斯全体人民的权利，被革命和革命机关的所有力量保护 — 工人，军人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

请支持这场革命和其全权政府！

东方穆斯林，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所有那些人身和财产自由，而自己的祖国几百年来被贪婪的欧洲掠夺者买卖的人，所有那些自己的祖国要被掠夺者挑起战争而瓜分的人！

我们声明，关于占领康斯坦丁诺波利的推翻沙皇的秘密条约，证实了被推翻的克连斯基政府 — 如今被撕碎并销毁。

俄罗斯联邦及其政府，人民委员苏维埃，反对占领别人的领土。康斯坦丁诺波利应该留在穆斯林手中。

我们声明，关于波斯分界线的条约被撕碎并销毁。一旦停止军事行动，军队将撤出波斯，而波斯将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保障。

我们声明，关于波斯分界线的和夺去其亚美尼亚的条约被撕碎并销毁。一旦停止军事行动，亚美尼亚将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的保障。

俄罗斯和其革命政府没有等待你们沦为奴隶，而是那些欧洲帝国主义的掠夺者在等待着，他们把你们的祖国变成肆意滥用和掠夺的殖民地。

打倒这些你们国家的掠夺者和奴役者！现在，战争和破坏动摇了旧世界的支柱，当整个世界充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怒，当愤怒的火花变成强大的革命火焰，当甚至被外来压迫害得疲惫不堪不得安宁的印度的穆斯林也起义反对自己的奴役者，现在已经不可以沉默。不要浪费时间了，请甩掉肩上几个世纪以来的你们的土地的掠夺者！不要让他们洗劫你们家乡的祖宅！你们自己应该是你们国家的主人！你们应该自己按照自己的或类似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你们有权这样做，因为你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志们！兄弟们！

我们坚定地和坚决地走向公正的民主世界。

我们的旗帜承担着解放世界受压迫人民的重任。

俄罗斯的穆斯林们！

东方的穆斯林们！

在这条更新世界的道路上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同情和支持。

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

В·乌里扬诺夫（列宁）[25]。

这就是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号召。阿拉什汗国蛮横无理地甚至把列宁也说得一无是处。在这之后也就难怪，阿拉什汗国人也谩骂科利拜（托古索夫），然格利金和其他哈萨克布尔什维克。

开始滋生出诽谤的语言，指向像列宁这样的人，可以意识到是什么程度吗？我不想毫无保留地颂扬科利拜或其他什么人。很少有人不在自己的生活中栽跟头，看来，科利拜的行为也并非无可指责。我们不了解他。他大骂阿拉什汗国的领导人及其死党。如果那些因为加入布尔什维克而受到屈辱的哈萨克人突然投奔了阿拉什汗国，那么他们会被那些领导人颂扬并捧到天上。早在党阿拉什党成立之前，1914-1915年我们还在鄂木斯克学习，《哈萨克》报竭力责骂人民眼中的科利拜和哈吉 — 毛拉萨利姆·卡希莫夫，他当时曾为杂志《艾卡普》撰稿[26]。

当时的我们，年轻人，相信了《哈萨克》报的话。在那一年，1914-15学年，科利拜来到鄂木斯克。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科利拜邀请了所有鄂木斯克的哈萨克学生，并与他们合影。我没去他那里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哈萨克》报关于这个人的谩骂评论影响了我。

和科利拜合影后，很多他的崇拜者后来成为阿拉什汗国人，而且不介意地给昔日的辅导员扔石头。

在那些日子里，鄂木斯克市剧院举办了所谓的西伯利亚晚会。在其中一个厅里完全讲哈萨克语。

在剧院的阳台上支起了哈萨克毡房，里面摆放了贵重器具，铺了地毯，装饰了红红绿绿的小灯泡。在毡房里出售马奶酒，冬不拉琴手和歌手表演着哈萨克的旋律。在这个夜晚，我们也有幸演奏了冬不拉。我们在剧院的舞台上唱歌，跳舞。萨马托夫和沙伊拜·艾曼诺夫组织了艾特斯 — 两位诗人之间的比赛[27]。

晚会的管理者是诺沃谢洛夫，别列佐夫斯基和谢杰利尼科夫。

这这个晚会上，我近距离见到了科利拜。那时，科利拜就认为《哈萨克》报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是不可妥协的敌人。

报纸一度不惜笔墨地报道毛拉萨利姆。沙皇倒台后，萨利姆突然站到阿拉什党这边，而且布克汉诺夫亲自任命他为阿拉什汗国科克切塔夫斯克县主席。可以举出不少这种非常“有趣”的例子，来描述阿拉什汗国人“正派”的风气。

我第一次见萨利姆是在儿时，那时我在阿克莫林斯克市立学校读书。他来为出版杂志《艾卡普》集资。他给我的印象是口才很好，但是个过于活跃的人，性格轻浮。关于他我们后面再说。

正如我说所说，所有的自治权，譬如阿拉什汗国，渐渐消散，就像微风吹起马粪块燃烧后的灰烬。腐朽的淤泥能否阻止春汛猛烈的冲击！？……

无畏的老爷们被资产阶级政府成员的朝天一枪吓得四散而逃，我们成为这些事件的见证人。在阿拉什汗国成员滕内什帕耶夫，乔卡耶夫和阿卡耶夫的领导下，科坎茨克自治“政府”可耻地解散了。为了展示虚放一枪就吓得扔掉大权的执政者的真面目，我引用一下乔卡耶夫本人的信。根据这封信可以看出，它是明确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宗教狂热者，乌兹别克教长没少嘲笑乔卡耶夫，因为他让自己的追随者们既痛苦又遗憾。

乔卡耶夫的信被发表在1918年3月18日第34期的《萨雷-阿尔卡》报上。

“1月31日下午两点钟，当我们讨论科坎茨克布尔什维克的最后通牒时，想起了步枪射击的声音。原来，布尔什维克的军人开始用枪射击了。他们的这些行动违背了最后通牒约定，按照该约定，讨论和接受最后通牒需要三个小时的期限。

人们聚集在伊斯兰教派的屋子里，国家活动家和普通公民听到布尔什维克发动进攻的消息后很快四散而去。政府代表已没可能重新开会并冷静地讨论局势，因为听到布尔什维克的枪声后，穆斯林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跑到了外面。他们没有倾听在这之前还在号召不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府的发言。在这种突然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个发生在科坎德的戏剧性事件的政治原因，现在要全面地详细说明和揭露可没有时间。因此在这里，我只想让能够很好地搞清总体形势的人亲自看到，听到，感受到那些可用于一般性讨论信息，我的这些记录在政治上可能显得有些目光短浅。

躲过布尔什维克的子弹后，大约十天，我都藏匿在科坎德村附近村庄的萨尔特[28]同行那里。但愿神不要把这短暂时期内我经历的这些苦难送给布尔什维克，虽然他们是我的敌人…… 在科坎德，以强盗耶尔格什为首的萨尔特开始了和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他们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忍受击败。他们决定在费尔甘宣布耶尔格什为可汗，除了萨尔特，那里不留任何一条活命，可以确定，布尔什维克和哈萨克人之间并无差异，而鞑靼人 — 不是穆斯林，因为某人从村里看到好像一个鞑靼老师脚朝着克布拉[29]睡觉。萨尔特比以往更加愤怒，像装满马奶酒的皮囊似的气得鼓了起来，并决定消灭所有不是萨尔特的人。拿上刀，锤，月锄，镰刀，套索，匕首，他们就出去了。正好在这个时候，我来到了激动的想找避难所摆脱布尔什维克的萨尔特中间。

这里无法描述所有我看到和听到的。因为，如果描述一切，纸就不够的。因此，在这里我只讲最重要的。

二月20（7）日星期三，我们和奥马尔汉一起离开高汉村，奥马尔汉是在整个费尔甘闻名的居住在“我的穆巴拉克”村的哈吉穆萨汉的学徒，我们经过耶列什村，到达了库姆巴斯特村。我的同伴骑马，而我徒步：萨尔特没有让我坐大车作为回报！我身着萨尔特服装：杂色长衫，头上围着像锅一样大的白色头巾，脚穿套着亚洲套鞋的便靴。

我不知道我要躲到哪里，只有一个念头支配着我：暂时科坎德的战斗还没有平息，要在自己的同行中间渡过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寻找可以感知到我的委屈的角落……

在库姆巴斯特村附近，大约二十名武装萨尔特突然抓住了我。

— 你是谁？

— 我是穆斯林。

— 什么穆斯林？

— 我是哈萨克人。

— 哈萨克人什么时候成了穆斯林？

— 我们自古以来就是穆斯林。

— 我们怀疑哈萨克穆斯林。

— 如果你们有怀疑，那么我们哈萨克人，有证据。

— 什么证据，说说看？

— 证据 — 就是祈祷文《舍什基梅》。我被迫从头到尾朗诵了祈祷文《舍什基梅》。谢天谢地，我没有忘记这段在久远的儿时熟读的祈祷文！

经过了这样的检查，萨尔特们好像相信了，认为我是一个穆斯林，但即便如此，还是决定寻找更为实质的关于我的穆斯林背景的证据我的穆斯林，这就是说要检查我有没有完成割礼的规矩。在这个时候，我的同伴，知名的奥马尔汉完全没有尝试对我进行任何帮助，只是坐在马鞍上自顾自的光彩夺目着。他是全费尔甘著名的教长的儿子，如果他想帮助我，用他的一句话就可以制服愤怒的萨尔特。但他确定，萨尔特不打算放过我，他竖起马的前蹄，大喊一声，“驾！”— 便疾驰而去。

萨尔特没有找到我是异教徒的证据，便开始审问。

— 你是哈萨克人，但为什么在我们的地方游荡？

我没有说谎，解释了我的情况，说在穆萨汉家作客就休息几天。

萨尔特反驳道：

— 如果你在教长穆萨汉家住过，那么为什么他的儿子现在把你丢下？

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显然，在我的同伴，毛拉奥马尔汉塞满学术的脑瓜里没有地方容纳友情了……

在这里，萨尔特最终决定：“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来自哪里，我们只清楚一点：他不是萨尔特，他自己也不否认这点。也就是说，应该杀了他。现在是萨尔特的时代。我们不在乎什么哈萨克，什么布尔什维克！”他们绑了我的手，把我带到村庄的边缘，对着大街上喊：“抓到了哈萨克人！”人们开始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很快已经聚集了七八十人等着杀我。所有人都拿着家伙。手中有火枪，钺，匕首，鞭子，斧子。我毫不怀疑我要完了。因为萨尔明确决定要杀我，所以他们没有特别地殴打我。他们让我坐在一棵树下，在这里两条街道汇在了一起，他们开始讨论如何杀我。

我的双手被绑在背后，眼睛被蒙住。脖子上戴着一条黑色皮带做的环。我等着自己的不可避免的死亡！萨尔特决定把我头朝下倒挂起来枪毙。而且，他们决定对我的仁慈和宽容一些 — 为了不造成痛苦，不用散弹枪打我，而是用步枪子弹。不能怀疑神的公平和仁慈！在我面前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及时出现了神的所有正义！……

当他们将要把我悬挂起来时， 其中一个萨尔特走上前说：

— 你们说，他是哈萨克人。但是哈萨克人也是不同的，我们看看，这个哈萨克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蒙我眼睛的东西被解开。全神贯注地看了我后，萨尔特急忙闪开，立即高兴地呼喊道：“阿斯萨劳马利库姆，穆斯塔法先生！”— 并急忙开始松开我的手。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用刀割断挂在我脖子上的皮带，把我扶起来并开始向萨尔特解释我是谁。他说了很多对我有利的话。现在萨尔特停止了杀人计划，决定把我送到科坎德去找强盗耶尔格什。我被扶到马上，便立即和护送的人出发了……

我顺便讲讲从死亡中挽救了我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众多萨尔特中的一员，去年被动员到后方工作。在工作中他受到了严重的侮辱，所以他从后方工作中逃出来，和我在彼得堡见过面，拿着我的钱上路并去往费尔甘。原来，他也知道我最近在突厥斯坦的活动。

我像被捕的狮子一样被送回来。我们经过了上面提到过的耶列什村，前往高汉。在耶列什村和高汉村之间有一条峡谷。在这个峡谷里，我们意外碰到埋伏着的三个武装的人，他们抓住了除了萨尔特外的所有人。当他们意弄明白，我是异乡人，而且不是自己走，还有护送队，就决定不用废话就地把我枪毙。

他们匆匆把我搁到悬崖边上。那个可能再次帮我摆脱困境的人留在了库姆巴斯特。谁能救我避开不可避免的子弹？我心中暗想，“只求没有痛苦地快快死去”，— 我闭上了眼睛，就坐了下来。

这时神亲自饶恕了我。子弹从旁边呼啸而过。萨尔特们亲自把我放到马上并说道：“命运帮助了这个罪人” — 就往远处走了。

当我们走近高汉时，当地村庄的乡长库尔穆哈姆别特·哈季姆库洛夫出来迎接我们。原来，他很久以前就知道我。他走近护送我的萨尔特，生气地责备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回去要就地枪毙。乡长哈季姆库洛夫把我领到自己家做客，然后在我的要求下，派给我几名带路的小伙子，我就动身前往库达沙乡。在贡纳扎尔村我拜访了乡长库达沙，从谈话中得知，他也不能帮助我走出困境。我不得不返回高汉并等待科坎德战斗的结束。

终于传来消息，强盗耶尔格什逃跑了，而城市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在这之后萨尔特就像泄了气的牛肚似的沉默了，变得温顺谦恭。但是，当得知村庄里萨尔特的情绪后，我就渴望尽快离开他们这里。但是弄不到大车和马需要的钱。向导的钱也不够了。我的无尽的痛苦就这样继续着。萨尔特被剥夺了无上的优越感，不想正确地指给我道路，隐瞒了沿途村庄的名字，当疲惫的我来了以后，任何人，甚至都不给我喝口茶。他们带给我这么多的苦难！整整两年前，萨尔特，就像膨胀起来的皮囊，狠狠地威胁要杀死所有异族人，他们用威胁杀死我折磨我的灵魂，只因为我是哈萨克人。现在，在布尔什维克胜利后，当被他们要尊为可汗的耶尔格什逃跑后，温顺了的萨尔特继续默默地嘲弄我。

我步行了两天，经受了种种痛苦，来到了达格斯坦村。在这里我雇了一辆大车，支付了九个九十，并喊道：“你们在哪里，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就开始了回家的路程。翻过雪山后，我立刻大声对萨尔特宣布：“永远再见了”。

我看到了很多。这些天我过着漂泊的日子，没从马上下来，所以我没有时间和可能写出下面的这些，亲爱的朋友们！

穆斯塔法”。

                                                               2月24 （11）于山区

 

这就是科坎茨克自治部长乔卡耶夫先生的信。

这就是“国家的活动家”曾经的处境，他不愧享有科坎德部长的殊荣，我想，他不仅是哈萨克人的领袖，也是乌兹别克人的领袖。在乔卡耶夫的信中，想必，有很多不是实情。事实上乔卡耶夫们想出其不备地俘虏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士兵，在夜间袭击他们，包围他们，展开射击。作为回应，士兵们从堡垒开火并赶走了乔卡耶夫们。关于这些，被写在俄罗斯报纸“新突厥斯坦”13（30）期里面。

乔卡耶夫在他的信中好像对有些事很满意，比如乌兹别克人给他讲，虾在哪里过冬，让他弄明白，哪里有光荣和哪里有神。

乔卡耶夫逃离阿克-清真寺之城（佩罗夫斯卡，现在的克孜勒汗国）。在逃跑之前试图把阿克-清真寺的执政者变为世袭贵族卡西莫夫 — 阿布莱汉的曾孙。乔卡耶夫几天几夜，不惜口舌地努力说服居民。乔卡耶夫把所有阿克-清真寺有影响力的哈萨克人都攥在手中。当他掌权的时候，在阿克-清真寺出现一小撮布尔什维克，他们顷刻间就夺去了卡西莫夫之前所有的特权，取消了他的世袭肩带，他本人也被抓。乔卡耶夫立即逃离阿克-清真寺，转移到科坎德，以哈萨克代表大会领导的身份出现，代表大会由阿拉什汗国召开，地点在瑟尔-达里因斯克地区的突厥斯坦城内。关于这些应该说：在代表大会上，从阿拉什汗国来的领导人是巴克特格列·库尔曼诺夫和梅尔扎基普·杜拉托夫。在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再次出现阿布莱汉的后裔，贵族阿济姆汉·肯涅萨林和来自科温拉德家族的市长拜乌扎克的儿子。

在代表大会上，臭名昭著的贵族阿济姆汉当选为主席。

会后，乔卡耶夫返回科坎德，当他听到不明不白的第一枪后，就胆怯地从科坎德逃跑了。他在科坎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以从他的信中了解到。根据他的信来看，乌兹别克 — 财主们的代表 — 没少讥讽和嘲笑他的“部长”头衔。耶尔格什的拥护者们讥笑着把他搁到悬崖上的目的只是吓唬一下，而乔卡耶夫先生认定，神奇地幸免一死要感谢冥冥中宗教的定数。

 

山间夜晚

 

以下是科坎德部长生活中的另一个画面。当乔卡耶夫逃跑时，其他科坎德自治部长也各奔东西。部长委员会主席穆哈梅特然·滕内什帕耶夫和部长委员会责任秘书孔内尔科扎·霍吉科夫一起逃走。两人都骑着马，害怕沿途勿入吉尔吉斯村庄，白天和夜晚就藏匿在山上，就像从豺狼嘴下逃出的流浪狼。

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眼睛就像瞎了似的。大雨倾盆。陡峭的群山环绕。两位部长被石头绊倒，在每个泥潭里辗转反侧。马勉强能拔动腿。部长们都湿了个透。他们由于饥饿而疲惫不堪。饥饿的马缓慢地迈着步子，意外遇到山崖，就垂下了脑袋。咬住第一根碰触到的小树枝，就连同嚼子一起嚼着。部长低声地催促着马，但马却一动不动。雨水扑哧扑哧地从衣服上和马的鞍垫上淌下来。天空和大地都是黑色的，所有的一切都在黑暗中。山洪从山上流下来。在远方的某个地方吉尔吉斯村庄的灯火闪烁着。在山上可以听到饥饿狼群凄凉的嚎叫声。部长们害怕前往灯火闪烁处。部长们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小声交谈，想给可怜的灵魂找一个僻静的角落。

这时，逃亡的高官和他的秘书遇到一个黑暗的洞穴，他们低声交谈后从马上下来。

把马用缰绳拴住，蜷缩着，他们坐在岩石背风的一面，雨水从衣服上流到地上。

习惯了一会儿，孔内尔科扎喊道：

— 穆哈梅特然！

滕内什帕耶夫用勉强听得见的微弱声音回应。孔内尔科扎也悄悄地问：

— 你还要当部长吗？

— 你开什么玩笑?！— 穆哈梅特然抱怨道。— 找到地方是为了开玩笑！

这就是科坎德部长们生活的小画面。所有内容都是孔内尔科扎本人向我叙述的。

 

西部哈萨克斯坦的自封可汗

 

阿拉什汗国的头目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如果他们无力对抗布尔什维克武器的尚不清楚的火力，死亡将等待着他们。于是，他们决定组件哈萨克民兵。

开始着手在两个地区征召民兵：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乌拉尔斯克。

虽然阿拉什汗国的头目们搬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政府成员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和哈列利·多斯穆哈梅托夫留在了乌拉尔斯克。他们正是自治派的发起人，在奥伦堡举行的第二次哈萨克-吉尔吉斯代表大会上他们提出在会后立刻宣布哈萨克自治。

布克汉诺夫，杜拉托夫，拜图尔孙诺夫，加布巴索夫，耶尔梅科夫和图尔雷巴耶夫是另一派的鼓动者，他们希望至少等到哈萨克民兵成立之后再宣布自治。

多斯穆哈梅托夫派在代表大会中是少数，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赞同布克汉诺夫派的人。政府成员们逃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后，他们仍旧留在乌拉尔斯克，他们领导着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并着手建立民兵。他们比布克汉诺夫们更积极。布克汉诺夫们悄悄地，用迂回的方式稿活动。多斯穆哈梅托夫们没有任何迂回手段追求着自己的“汗国”。

在高尔察克的支持下，从位于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布克汉诺夫的阿拉什汗国脱离出来后，多斯穆哈梅托夫们自命为乌拉尔斯克和阿克秋宾斯克省的主人，并成立了被称为西部阿拉什汗国的政府。该政府生活的一些事件，比如库安奈-圣人来到哈列利，我在上文中已提到过。

当自封的科坎德政府从布尔什维克的几声枪响声中逃出来后，阿拉什汗国人开始在乌拉尔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建立民兵，召集了一些马匹和步兵小伙子并开始教他们军事。

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布尔什维克耐心地等待着，这将如何结束，但有一次，几个布尔什维克军人来到阿拉什汗国民兵的演练地点，并突然向天上打了几枪。民兵急忙四散。名为卡济的小伙子民兵队长，尝试用喊叫和威胁阻止自己人慌乱。而他此刻被子弹打倒。民兵队长一死被阿拉什的多产作家在《萨雷-阿尔卡》报上大肆宣传，但是，他们又沉默了下来，因为可以想见，子弹是给谁准备的呢。

在1918年3月18日的第34期《萨雷-阿尔卡》报上，他们利用该事件来无耻地进行反革命宣传。

族长沙卡里姆，拜姆别特，梅尔扎基普，茹苏普别克，萨比特，东年塔耶夫，赖姆然，哈吉然加利和穆斯塔基姆胡扯的全部废话，都刊登在了报纸上。

阿拉什汗国的民兵不只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乌拉尔斯克建立，还在图尔加建立。扎汉沙 ·多斯穆哈梅托夫和哈列利·多斯穆哈梅托夫在乌拉尔斯克建立了民兵，在日姆皮塔市成立了阿拉什汗国的独立政府。

在阿拉什汗国政府逃亡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奥伦堡，然吉利金开始接管哈萨克人在奥伦堡区域的事务。这就是多斯穆哈梅托夫们决定在乌拉尔斯克建立地方政府的原因。

他们召开了乌拉尔斯克地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卡拉秋布举行。关于该会议应当详细地讲讲。

 

卡拉秋宾斯克代表大会

 

1918年初。冬季。乌拉尔斯克地区所有的哈萨克知识分子来到卡拉秋宾。多斯穆哈梅托夫派主持了代表大会。参与代表大会工作的有肯任，卡萨布拉托夫，梅尔扎加利耶夫，卡拉特列乌奥夫，若尔德巴耶夫，汉格列耶夫，伊普马加姆别托夫和阿利别科夫。那时他们还不是布尔什维克。

多斯穆哈梅托夫派被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上议事日程的最重要的问题：政府选举，建立军队，筹集维持以上活动的资金，

在建立军队和政府的问题上没有分歧。当讨论筹集资金的问题时，代表大会分为两派，开始争论。大多数人支持多斯穆哈梅托夫派，他们提议从各家各户收取，从每个通季克[30]收取一百卢布。

    少数人 — 古拜杜拉·阿利别科夫，伊普马加姆别托夫，汉格列耶夫和支持他们的若尔德巴耶夫，科萨布拉托夫，肯任，卡拉特列乌奥夫，梅尔扎加利耶夫 — 他们提议向大财主征重税，而对贫民 — 按其能力征税。

有名的斯雷姆·巴特尔的后代，即贵族大财主萨雷克反对这项提议。既然萨雷克反对穷人和富人之间纳税额的差异，多斯穆哈梅托夫也反对。开始激烈地互相争吵。双方都在各自证明自己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决定。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们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加入哪一方。双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更有权威的多斯穆哈梅托夫派吸引了很多的注意，但是古拜杜拉·阿利别科夫，伊普马加姆别托瓦及其他人的论证更有逻辑和说服力。没有失去人道主义情感的人们被他们被吸引到自己一方。

代表大会在清真寺里举行，人满为患。异常闷热。没能进到会场的人群则包围了清真寺。通过敞开的窗户，人们向里面张望着，兴致勃勃地听着争辩。“从大财主那里 — 按大财主的方式收重税，从贫民那里 — 按可行性。不从贫困户那里收税”，— 这样的建议迎合了人群的品味。通过敞开的窗户，可以听到赞同的欢呼声。

最后古拜杜拉派以书面形式概述了其反对意见并亲手交给主席团。多斯穆哈梅托夫派向代表大会声明，古拜杜拉派的书面形式反对意见会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多斯穆哈梅托夫派的论据也在足够充分，清晰的“根据”可总结为下文：

“兄弟们！我们带着最高的目标和最美好的心愿集合在这里。俄罗斯被暴动和严重的不安席卷。俄罗斯已经分成了两个阵营，内讧弥漫，鲜血横流。一方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而其他人考虑的是挽救自己的生命。就这样形成了极端形势。我们应及时应对这件事。我们聚集到这个代表大会上，是为了团结人民，使其坚如磐石。有学问阿拉什人也在场。你们中间有闪耀着圣人，可敬的族长，关荣的小伙子。你们都是进步的阿拉什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不容出现等级划分。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阿拉什儿女的人，都应谨记这一信条。

我们不按等级来划分国家。所有的阿拉什孩子都是一样的。阿拉什的子女应该用同样的热情参与一切事务。所有的阿拉什资源应平均分配，没有大财主和贫民之分。这就是为什么向所有人平等地收取一百卢布。

爱阿拉什的人，将不会把国家的子民划分等级！”

因此，阿拉什的领导人提议大财主和贫民是兄弟，同样地互相关爱，平等地向所有人按一百卢布征收。这就是有根据的论证！

后来对这个争议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权平均分配。多斯穆哈梅托派不知所措了。

主席团匆忙地小声低语着，并宣布进行会间休息。

午饭后，代表大会继续开展工作。主席宣布，扎汉沙为穆斯林委员会在圣彼得堡的代表，代表哈萨克人。在族长的要求下，他对该委员会的工作作了简短报告。虽然该报告没有列入议事日程，与会代表还是听取了扎汉沙的意见。一些人赞许地喊道：“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

— ……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在穆斯林委员会工作，宣扬伊斯兰教。这么多个世纪穆斯林有什么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屈辱没有遭受过。穆斯林的宗教长久以来在被轻视，圣书 — 古兰经 — 不止一次地被践踏…… — 扎汉沙就这样词如泉涌地开始了自己的演说。

在阿拉什汗国的领导人中，有两个人特别能言善辩：梅尔扎基普·杜拉托夫和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梅尔扎基普被公认为是文艺说明的行家。扎汉沙 — 出色的演讲者。梅尔扎基普的语言风格雅致，而扎汉沙的语言并不总是平滑的，常常有些粗糙。

就这样，扎汉沙激昂地讲述着穆斯林委员会。听众们好似一个人，屏息聆听。所有的目光都倾注到扎汉沙身上。演讲者用炯炯的目光把一个又一个的听众吸引过来，完全把大家吸引住了。

为了强调自己的话，他时而把拳头握得咯吱作响，时而为了表现更强的真实性和更严谨的说服力，他向前伸出手指张开的手掌。时而，他的手臂像翅膀一样平稳地往两侧张开，时而双臂交叉。演讲者根据需要挥舞着像钺一样划破空气手臂。他用闪闪发光的眼睛巡视着被他迷住的听众，仿佛给他们施了魔法。他脸上的神情不断地变化。

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讲：

— 我们坐在彼得堡的穆斯林委员会。俄罗斯人已经公然内部敌对。布尔什维克在城市徘徊并扫射所有的机关。穆斯林委员会也遭到了扫射。城市里一片混乱。人民遭受着不幸。在这个时刻，当每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命运是，在我的脑海中忽然闪现出神圣的想法。我想起，最初的古兰经手稿是哈里发奥斯曼手写完成的，手稿保存在被推翻的沙皇的彼得堡博物馆里。此时，当世界处于底朝天的混乱的时候，我坚定了一个唯一渴求 — 无论如何要解救出神圣的古兰经。我和其他穆斯林委员会的成员说了自己的想法。所有人都害怕了，都不敢跟着我去。但是我想：古兰经可能被破坏的时候，是否值得献出生命？在满街炮火下我跑到博物馆。这里完全被翻得底儿朝天。别无旁顾地克服了不少阻碍后，我找到了神圣的奥斯曼用心血写成的古兰经。抱住古兰经，我急忙离开博物馆。穿过连续不断的敌群，躲过炮火，我用这双手把神圣的古兰经带到了穆斯林委员会……

一些大财主已经哭了。一些人呼喊着：

— 亲爱的扎汉沙！你是无价的，而这里还坐着那些忘恩负义的人，还敢和你顶嘴！

哭泣的人不止有圣人库安奈，大财主萨雷克，还有甚至有点呆的“学生”巴尔坦诺夫，扎连诺夫等人。扎汉沙坐了下来。阿利别科夫的一帮人坐着，沉默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们坐在主席团的旁边，并观察着，看事情将如何收场。

扎汉沙发言之后，主席团再次提出集资问题。扎汉沙亲自担任主席。

— 在集资方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现在我提出问题来进行表决。谁同意我们的提议，不分财主还是贫民各户平等收取一百卢布，请举手！

代表大会上多数人投票赞成。古拜杜拉和科萨布拉托夫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代表大会和主席团声明：

—  我们认为这样的决定不公平，我们不能听他的！

— 请安静，煽动者们！— 那些在扎汉沙演讲时流泪的坐在第一排的“学生”巴尔坦诺夫和扎连诺夫喊道。他们激动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在巴尔坦诺夫手中闪过一把匕首。

— 应该杀掉煽动者们！— 他喊着扑向阿利别科夫。

现场陷入慌乱。

— 是吗，你试试！试试来杀啊！— 阿利别科夫和科萨布拉托夫也开始在自己的口袋里寻找刀子。

— 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我亲爱的朋友们？！— 扎汉沙急忙拉开他们。

吵嚷声高涨起来。一些代表起身逃跑了，其他人像生了根似的立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列利不见了，从后门逃跑了。卡拉特列乌奥夫靠着火炉站着，仿佛变成了石头。肯任睁大了眼睛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大家开始请求扎汉沙：

— 让他们停下来！

扎汉沙跳上桌子，摊开手臂呼喊道：

— 兄弟们，醒悟吧！你们怎么了？！收起你们的手。都停下！

人群开始安静下来。开始在惊慌下互相指责，渐渐地，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圣人库安奈发言了：

— 哦，我的神！多么耻辱！你们怎么了，我亲爱人们？我们彼此扑向穆斯林同胞！这是可耻的，耻辱的行为，而且这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清真寺。停止吵架吧！停止争执！这是可耻的，你们大家 — 都是亲爱的兄弟。请和解吧！嘿，古拜杜拉，阿斯潘季亚尔，努尔加利，耶先加利，莫尔达加利，萨利姆格列！请互相拥抱吧！请与扎汉沙拥抱，请与哈列利拥抱！

敌对的人们和解了，开始互相拥抱。

在代表大会后，建立民兵和军队的工作开始了。从每户通季克收取了一百卢布的集资款。哪里有人拒交，阿拉什汗国人就用鞭子说话。

 

卡拉秋宾斯克代表大会之后的乌拉尔斯克民族区

 

虽然古拜杜拉的同伙和阿拉什汗国的领袖们在卡拉秋宾斯克代表大会上互相拥抱，而在他们的内心却另打着算盘：古拜杜拉·阿利别科夫，肯任，科萨布拉托夫，若尔德巴耶夫，卡拉特列乌奥夫，米尔扎加利耶夫决定创建自己的政党。

他们称自己的党为“阿克-若尔”[31]，其使命是保卫农民的利益。

彼此协商后，他们派出伊普马加姆别托夫，肯任，卡拉特列乌奥夫前往捷米尔斯克县，而科萨布拉托夫，梅尔扎加利耶夫，阿尔帕斯卡尔·阿利别科夫 — 前往乌拉尔斯克。其他人留在阿拉什汗国附近的日姆皮特。

伊普马加姆别托夫，卡拉特列乌奥夫，肯任在捷米尔市，与俄罗斯人联合起来将地方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摆脱了阿拉什汗国的控制。

科萨布拉托夫，梅尔扎加利耶夫，阿尔帕斯卡尔·阿利别科夫抵达乌拉尔斯克。1918夏天，乌拉尔斯克的政权掌握在哥萨克人手中（哥萨克政府军）。尽管如此，与哥萨克政府同时地，布尔什维克开始着手建设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为数不多的哈萨克人与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并参加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他们之中有族长巴希特然·卡拉塔耶夫，阿布杜拉赫曼·艾捷耶夫，伊普马加姆别托夫和汉格列耶夫。

科萨布拉托夫，梅尔扎加利耶夫，阿利别科夫到乌拉尔斯克是为了与卡拉塔耶夫见面，并和他讨论关于购买武器的事。买到两三把步枪后，他们在自己家中被哈萨克人逮捕。哥萨克没有停手，解散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选举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被抓起来，并有专人看守。

以科洛斯托夫同志为首的一些代表大会组织者被枪杀，其他人都逃跑了。

卡拉塔耶夫被监禁。伊普马加姆别托夫逃跑时被枪杀。直至1919年红军占领乌拉尔斯克之前，当地布尔什维克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状态。

被捕的科萨布拉托夫，阿利别科夫，梅尔扎加利耶夫在审讯之后被释放并返回日姆皮特。

多斯穆哈梅托夫派，在日姆皮特建立了阿拉什汗国政府，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活动。他们称其政府为西部阿拉什汗国，在他们看来，应在西部的整个一半哈萨克斯坦确立政权。民兵迅速被改制为军队。

不认可阿拉什汗国的捷米尔斯克委员会被解散，卡拉特列乌奥夫与肯任逃往图尔盖，在那里归附了图尔盖阿拉什汗国并成为其官员。

西部阿拉什汗国开始蓬勃开展自己的活动。高尔察克占领了西伯利亚，苏联政权被推翻，阿拉什汗国进一步壮大起来并神气十足。他们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在奥厄尔市开办了军官学校。它被称为哈萨克第一士兵士官学校。这里聚集了阿拉什汗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祈求神赐给其金肩章。在高尔察克占领了西伯利亚之后，1918年10月12日第57期《萨利阿尔卡》报上通告：“根据阿拉什汗国的命令，在乌拉尔斯克地区建立了哈萨克军队，人数超过两千人。在武器方面，他们收到来自萨马拉委员会的2000支步枪，58挺机枪，两架炮和两辆汽车。”

在这期报中，关于奥厄尔市学校的毕业生用大标题进行了报道：

 

“第一批哈萨克军官们

乌拉尔斯克地区哈萨克指导员培训学校的哈萨克指导员们于十月一日毕业了，并赶赴草原培训草原上的小伙子们……”

“第一批”哈萨克军官从学校毕业后，所做的第一件卑鄙的事情就是和哈萨克自己人有关的。这些阿拉什汗国的“勇士们”，“第一批可汗”，用贫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手。

阿拉什汗国的可汗在各方面效仿他的老大哥高尔察克。西部阿拉什汗国的军队看到人民的不满，委屈和泪水，就开始发牢骚。一些阿拉什汗国人，不满意自己的可汗的政策，试图挑拨士兵不予服从，阴谋煽动。

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军队起义并打死哥萨克的领袖。小城被惊动，开始了恐慌。不走运的阿拉什汗国政府逃走了。

攫取所有武器和粮食大车队后，起义者经奥厄尔前往阿克秋宾斯克前线与红军会合。当他们接近奥厄尔市时，在奥厄尔学习的“第一批哈萨克军官”的代表们迎接了他们。他们已经得知阿拉什汗国政府逃跑的消息。哈萨克军官们让起义者停下脚步，并和他们进行了以下对话：

— 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听说过你们，在这里等着你们。我们和你们是一致的。请你们在这里稍作休息，然后我们也将离开城市并与你们一起动身……

起义者们同意了，就驻扎在峡谷中休息，一点也不担心，一点也不怀疑。阿拉什汗国的军官在夜间出其不意地偷袭了熟睡的他们并杀了他们。“阿拉什汗国的第一批勇士”砍、刺熟睡的小伙子们，他们像绵羊一般……

这就是“勇士”们的军人的高尚品质开始体现的地方。

西部阿拉什汗国的全部政权集中在三个人手中：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哈列利·多斯穆哈梅托夫和乡管理员萨雷克。在他们身后是圣人库安奈，其意志被无条件执行。

在乌拉尔斯克省和阿克秋宾斯克地区，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被称为可汗。不是开玩笑，实际上的确是这样。人民躲着像蝎子似的可汗的民兵。已经从每户通季克征收了一百卢布。那些拒绝支付的人，被用树条抽打。可汗的权力是无限的，他的专制命令胜过尼古拉沙皇时期。

阿拉什可汗一点也不亚于高尔察克君主政体的领袖：杜托夫，安年科夫，克拉西利尼科夫，谢缅诺夫，卡尔梅科夫。他们全都会用动手打人，挥动树条，如疯狼一般扑向人民。夺去所有他们喜欢的东西，用大棒镇压反抗。人民忍受着煎熬。妇女和儿童们哭泣着，并害怕得发抖。姑娘们被侮辱和强暴。

可以引用一位俄罗斯村镇居民的申诉，阿拉什汗国的军人们从那里经过。

 

复件

记录№ 26

捷米尔县，斯塔夫罗波利乡，韦尔博夫镇。

阿拉什汗国的队伍，经过我们的村庄时，进行了违法活动。使用了打人用的树条。当众殴打老人萨莫赫瓦洛夫，殴打他的儿子亚基姆。

我们派医疗检查员去通知在前线指挥的上校巴杰耶夫。

公民委员会临时主席

普尔德舍夫

1919年6月22日。

正本无误：秘书孔诺瓦洛夫。

 

我援引另一个镇的居民写的声明，说的是阿拉什汗国民兵的行动。该声明文理不太通，但还是可以明白说的是什么。

“1919年6月22日，我们，以下签名的是捷米尔县伊兹迈洛夫乡的公民，我们在乡法院。科罗索特担任会议主席。在会议上提交了这样的决议。在过去的五月一号，奥厄尔民兵夺去了我们乡八百普特小麦，十匹带着马具的马匹，两辆大篷车，从每户征收了一百卢布。他们要尼古拉时期的钱。我们没有那种钱，我们解释了自己的情况。其次，不顾我们的反对，他们进行搜查，把所有东西都翻得底儿朝天。在搜查过程中他们拿走了一切：钱，衣服和其他东西。还强暴了妇女。前面提到的800普特小麦只是从四个户主那里拿的。所以我们想知道，在哪里以及如何分配这些小麦。我们选了斯捷潘·谢列德向哥萨克军队最高司令部汇报并让他们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

签字了（文法错误）：普罗库尔·蓬塔连科，乌斯季姆·特尔斯基等人。

主席科罗斯托夫，

秘书宗诺梅罗夫。

抄写无误：秘书宗诺梅罗夫。

 

这就是阿拉什汗国民兵的行为。很难责怪他们 — 可汗下达命令，上级派遣，民兵执行。能往哪里躲？

阿拉什汗国政府不知道其他的命令，除了“拿吧”。比如，在西部阿拉什汗国作战分队6月19日第59号命令中说道：“在十天内从捷米尔县博罗金乡征收战争税，“马蹄税”— 每户一百卢布。将1300普特小麦和五驾马车送至奥厄尔”。

顺便提一下，在奥厄尔出版了报纸。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叫做《然纳哈萨克》（《新哈萨克》）。该报的编辑是医生阿赫梅特·马梅托夫。

乌拉尔斯克地区被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占领后，“可汗”政府四散逃走。要被枪毙的老大哥伊普马加姆别托夫，连同阿尔甘切耶夫，艾捷耶夫，汉格列耶夫从地下工作中走了出来。没有加入阿拉什汗国的别克巴特罗夫派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同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也归附了布尔什维克：医生伊普马加姆别托夫，阿利别科夫，科萨布拉托夫，梅尔扎加利耶夫等人。

我提到了图尔盖阿拉什汗国的事。对其没有必要赘述。图尔盖阿拉什汗国算是阿拉什汗国的东部分支。其领导人是耶斯普洛夫，杜拉托夫，拜图尔孙诺夫，耶利杰斯·奥马罗夫。在他们之中，有很多来自库斯坦和图尔盖的财主知识分子。其积极分子是从乌拉尔斯克逃来的卡拉特列乌奥夫和肯任。图尔盖人也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也向人民征收各种各样的税，乐意时就上鞭子。阿拉什汗国人的马刀不止一次地染上哈萨克平民的鲜血。图尔盖阿拉什汗国，就像西部阿拉什汗国，和高尔察克保持着关系，向他派出自己的信使和代表。在自己的极盛时期，图尔盖阿拉什汗国极端胡作非为。

 

在阿克莫林斯克

 

让我们回到1918年初，从发生在阿克莫林斯克的事件开始。阿克莫林斯克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工作没有喘息的机会。向当地大财主共征税三百万卢布，依据的是每个财主所积累的财富。当时三百万意味着很多钱。大财主们大哭，但也无可奈何，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们不得不向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财政部门缴纳。大财主们的最好的房屋也上交让给了机关。在革命初期，银行，机械，蒸汽磨房都转交给人民所有。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会议经常召开，讲了很多。城市的居民也来听。

有时，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预先允许市民前来演讲。

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

冬天来了。在夏天来临之前，调整好了鄂木斯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之间的关系。准备好运送信件和报纸。在整个阿克莫林斯克省，苏维埃政权彻底稳固了。在阿克莫林斯克县，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县，鄂木斯克县，行政权力转移到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手中，然后在科克切塔夫斯克县和阿特巴萨尔斯克县也已实现。从阿特巴萨尔来到我们这里的特派员接到了说明和指示。哈萨克人迈科托夫在阿特巴萨尔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干得不错。科克切塔夫升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并积极参加到萨贝尔·沙里波夫的革命斗争中；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 伊斯哈克·科别科夫，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在鄂木斯克，活动者有科利拜和工人乌加尔·然内别科夫，济基里亚·穆克耶夫，加利姆[32]·塔季莫，以及学生然奈达尔，哈姆扎，阿布利海尔和陶坦。

在鄂木斯克，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容克贵族发生火力冲突。

与阿克莫林斯克相比，鄂木斯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优势在于，他们的火车站有很多工人。在工厂，铁路，轮船公司都是工人阶级，比较容易组织。很多人是文盲，能较快明白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重要性，有组织地武装起来和创建红军队伍。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在这种支持下更容易开展。人数不多的哈萨克工人也没有落在俄罗斯工人后面。

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武装起来的哈萨克在大财主奥谢尔拜的酒店房间组织了司令部。领导该组织的是“乌什茹兹”党的领导人伊斯哈克·科别科夫，卡里姆·苏秋舍夫，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伊斯哈克·科别科夫曾是哈萨克工人红军支队的指挥官。

在鄂木斯克，哈萨克工人也开始加入到红军的行列中。1917年冬初，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军官和大财主的子弟发动了叛乱。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包围并逮捕了一些领导人。自食其力的红军用果断行动，解救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叛乱的领导人自食其果。伊斯哈克·科别科夫和自己的哈萨克支队积极参与了这次平息军官暴动的活动中。

当大财主们听说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被叛乱者咬住时，他们欣喜若狂。阿拉什汗国的走狗已经消除了，城市已经夺取，建立了以前的政权，所以他们聚集到其中的一处房屋里讨论形势。欢欣鼓舞，互相祝贺，并一致要求：“必须找到科别科夫！必须消灭科别科夫！”

而这时科别科夫本人带着哈萨克军队，手里拿着枪出现在房屋中。阿拉什汗国人呆坐在座位上。

工人阶级没有消灭胆小软弱，祈求宽恕的敌人。哈萨克士兵给大财主们放了点血，就让他们快跑。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工人的组织者有：卡里姆·久谢克耶夫，哈先·卡兰纳耶夫，耶列热普·卡西莫夫，格鲁希岑，卡利，穆坎·耶斯马加姆别托夫，沙里普和博斯金诺夫。他们全都是“乌什茹兹”党的成员。工人的军事训练由伊斯哈克·科别科夫和卡里姆·苏秋舍夫担任。

在阿克莫林斯克没有大工厂，所以工人少。乌斯宾斯克，斯帕斯克，卡拉甘达和萨雷-苏的工厂，距离阿克莫林斯克两百，三百俄里。冬季与他们的联系就中断了。从奥尔斯克，经阿特巴萨尔和阿克莫林斯克，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铺设了铁路。南西伯利亚铁路管理局位于阿克莫林斯克。这里建了火车站，我们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在该工地作了演讲报告。新手们在这里工作，这些新手不久前才从农村来到这里，有很多东西还不懂。我们开始解释现在的政策。为了在实践中证明革命政策，我们提供给工人住所，没收了其中一位城市大财主的豪宅。年轻的工人首先需要革命教育。

有一次，政府的无线电报传至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根据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大纲，苏维埃政权授予全体沙皇制度压迫下的人民自治权。每个人都有权利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哈萨克人民可准备根据自己的区域建立自治。对此，需要着手筹办人民法院和用哈萨克语教学的儿童学校”。

在这个无线电报之后，我们收到了来自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报纸《萨雷阿尔卡》和杂志《阿拜》。在它们的版面上，用很大的字体刊登了阿拉什汗国领袖的报道，关于布尔什维克授予哈萨克人自治权……

 “上帝帮助你，阿拉什！ — 他们激动地叫道。 — 边疆的尽头没有你的快乐，阿拉什！切开白色骆驼的胃（意思是 — 准备盛宴），阿拉什！无比的高兴，阿拉什！高兴起来吧，阿拉什！”

报纸还顺便报道说，为了自治权谈判，哈列利和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前往莫斯科。阿利汉·布克汉诺夫不久前收到了他们的电报，电报中说，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会谈是成功的。

我们要思考思考。应该好好想想！阿拉什汗国人多斯穆哈梅托夫前往莫斯科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讨论哈萨克人的命运，而且他们发电报给布克汉诺夫，通知他们谈判的成功。

难道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将哈萨克自治权转交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手中？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阿拉什汗国人带着响亮的快乐通过《萨雷阿尔卡》报和《阿拜》杂志通知了所有人。

这是怎么了？我们下面该如何进行？

我们很快召开了“扎斯哈萨克”会议。进行了关于自主权的报告。在报告后互相交流意见，整个“扎斯哈萨克”组织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哈萨克人大多是文盲。贫民和工人仍然处在大财主和富裕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知识分子 – 出身于贫民，能够维护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暂时是非常少的。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哈萨克人成为了阿拉什汗国的成员，并积极支持上层大财主的政策。如果现在给还没从阿拉什汗国中独立出来的哈萨克人自治权，那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就会夺取权力。哈萨克劳动人民不需要在阿拉什汗国的自治权……”

在作出决议后，决定立即召开阿克莫林斯克县哈萨克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希望在贫民代表大会上讨论自治权问题。与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商定后，立即召开了代表大会。代表们迅速赶到。因为匆忙，我们没有等到远郊的人们。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建筑的底层召开（以前的中学，很久以前富人莫伊谢耶夫建造的）。

我作了关于自主权的报告。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扎斯哈萨克”的决议。我们将代表大会的决议给莫斯科发了电报。

电报的内容由拜谢伊特·季列夫编写，由我校对。我和拜谢伊特·阿季列夫，阿卜杜拉·阿瑟尔别科夫， 巴肯·谢里克帕耶夫，茹马拜·努尔金，努尔盖恩·别克穆哈梅托夫讨论了电报。

当时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我们还不能断定。我们关于哈萨克自治权的看法继续这样保留着，它曾经在决议中的说明，是到1920年为止，当在阿克莫林斯克举行例行的哈萨克贫民县代表大会时，我们在大会上再次提交了哈萨克自治权的问题。年轻的鞑靼人克雷莫夫参与到代表大会的工作中，他是和五个红军战士一起到阿克莫林斯克的。（后来克雷莫夫毕业于莫斯科军校。）参与的同志还有茹马拜·努尔金和奥马罗夫·阿希姆。在这次大会上，我再次作了自治权的报告，代表大会再次通过了决议，这是在1918年贫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我给在奥伦堡的吉尔吉斯边疆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发了电报，详细地叙述了代表大会关于自治权的决议。电报被刊登在奥伦堡的俄罗斯报纸上。

我再次在没有叙述完1918年的事件之前，就又要往前跑了。是这样，我们发电报告知莫斯科，哈萨克劳动者不需要在阿拉什汗国的自治权。顺便说一句，这时，很多阿拉什汗国人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哈萨克人民不需要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自治权。首先这样喊的人，是因为科坎茨克自治命运而痛哭的乔卡耶夫。1918年4月5日的第29期塔什干报纸《比尔利克图厄》（《统一旗帜》）的进步文章中，布尔什维克被贴上了掠夺者，好色之徒，坏蛋，骗子的卑鄙头衔，并发表意见主张，“他们（布尔什维克）许诺的自治权不会有任何好处”。

在文章中有几行是这样的：

“……最近布尔什维克经常在讨论突厥斯坦的自治权。在我们的塔什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托博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空话连篇。已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电报，上面指出建立突厥斯坦的自治权的必要性。

……但是在布尔什维克许诺的自治权和符合人民实际的自治权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着天壤之别……

……布尔什维克希望在突厥斯坦建立的自治权，和真正的自治（即阿拉什汗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完全不打算将管理权转交给人民本身，不干预其内政。与他们承诺把政权交给平民相反，他们打算把道德败坏的骗子安置在政府中……”

在《比尔利克图厄》的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布尔什维克在突厥斯坦的掠夺行为没有期限。现在所有正直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正在遭受迫害。布尔什维克寻找杀掉他们第一次机会。无人顾及广大群众的真实想法。人们何时会认为自己的敌人正是那些英勇的，现在被迫躲藏起来公民？”— 塔什干报纸提问。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海里特坚·博尔加姆巴耶夫，阿拉什汗国机智的活动家之一，他的笔名博尔坦广为人知。报纸的编辑是苏丹别克·霍占诺夫。

在文章中提到的知识分子，被迫躲藏起来，— 不是别人，正是乔卡耶夫。

1918年的春天到了。阿拉什汗国人没有坐视不管。他们鄂木斯克的同伙蓄意使出现在穆汉·艾特宾诺夫和科利拜·托古索夫之间的敌意升温。他们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有争吵。“披着人皮的恶魔”的有害行为的结果，是科利拜逮捕了穆汉。穆汉迅速逃出监狱，首先开始伪造资料，诋毁科利拜，并通过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逮捕他。

自1914年以来在鄂木斯克成立的“比尔利克”组织的很多青年成员，终于投靠了阿拉什汗国，其他一部分青年来到苏维埃的旗帜下。稍后详细叙述…… 来自“比尔利克”的阿拉什汗国人同心协力攻击科利拜，给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散布“资料”，损坏科利拜的名誉。手法高明，经验丰富的诽谤专家，无耻的告密专家，当乡村里进行乡长，准尉，和仲裁法官的斗争的时候，他们利用了自己前辈们的卑鄙经验！

就我个人来说，我了解科利拜不多，所以对他没有庇护，没有诽谤。但我知道一件事：就是阿拉什汗国的后裔利用“比尔利克”在鄂木斯克伪造“资料”，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面前诋毁科利拜。

在告密者的帮助下，转投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军官波柳多夫逮捕了科利拜。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科利拜被说得一无是处，并吹捧拜图尔孙诺夫和布克汉诺夫。以下是鄂木斯克电报之文本，它被刊登在1918年4月19日第38期的《萨雷阿尔卡》报上。

再次从鄂木斯克来的电报。

4月11日白天，还有两份来自鄂木斯克的电报送到达《萨雷阿尔卡》编辑部。其中一份说：“与科利拜一起被捕的有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苏列缅·托古索夫等人。科别科夫也许也被捕了。立即派耶尔梅科夫和萨尔先诺夫告诉人民科利拜以往的活动。完成公正判决”。电报作者 — 卡沙尔斯基。

久经考验的狡猾的阿拉什，不愧为他们父亲的卑鄙传统的继承者 — 阿特卡明涅尔（骗子，滑头），巧妙地从各方收集编造，他们发送电报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名字，签名是虚构的 — 卡沙尔斯基。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为什么要隐藏他的名字？

第二份电报告说的是：“4月17日（按照旧格式）在鄂木斯克举行贫民代表大会。他们将讨论涉及科利拜行为的问题。萨尔先诺夫请求提交到代表大会”。电报下方署名 — 比尔利克。

阿拉什汗国的老人们和年轻人们齐心协力逮捕了科利拜，和他一起被捕入狱的还有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他们企图诽谤伊斯哈克·科别科夫，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工人们并没有欺负他。他们已经采取了行动，将要释放科利拜，但意想不到的捷克人叛乱妨碍了他们。

他们谩骂科利拜，指责科利拜。假如说科利拜是卑鄙的人，积极参加革命并捍卫革命利益的沙伊梅尔坚和伊斯哈克做了什么坏事呢？

他们何罪之有？

我们知道罪在哪里。他们联合布尔什维克，支持苏维埃政权，反对阿拉什汗国。谁为此指责他们呢？身为“比尔利克”成员的阿拉什汗国的年轻拥护者们指责他们。他们决定歼灭自己的那些敌人，那些从阿拉什汗国的“比尔利克”脱离出来，走上革命道路并建立了学生民主委员会的人”。他们也试图在诋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试图逮捕鄂木斯克的学生陶京·阿雷斯塔姆别科夫，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阿布利海尔·多索夫和哈姆兹·茹苏普别科夫等人。

“比尔利克”的儿子中“当之无愧的”的其中三人挑拨民兵并逮捕了陶京，哈姆兹和阿布利海尔。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搞清楚之后迅速释放了他们…… 这就是阿拉什汗国年轻的追随者所起的作用。他们是不是自己父亲真正的儿子呢？

我们派两个人从阿克莫林斯克出发前往在鄂木斯克举行的贫民代表大会 — 比利亚尔·京纳林同志，工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和阿克莫林斯克贫民代表，受人欢迎的发言人科舍尔拜·扎曼纳耶夫，也是布尔什维克，“扎斯哈萨克”的积极分子。

五月一日到了。在阿克莫林斯克，我们将节日办得喜气洋洋而且盛大隆重。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工人组织和少数红军队伍举着旗帜，唱着革命歌曲走上街头，到处举行集会，发表演讲……

为了在鄂木斯克学生的助学金，并维持“扎斯哈萨克”组织，我们举办了第一场大型的哈萨克语售票晚会。观众观看了我在前一天写的戏剧“走在幸福的路上”。这是我的第一个大型文艺作品。

在晚会上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肩并肩挤在一起。应观众的要求，晚会延长至第二天。大厅里的座位不够。“扎斯哈萨克”成员巴肯·谢里克帕耶夫，科热拜·耶尔坚诺夫，奥米尔拜·东年塔耶夫，萨利克·艾纳别科夫，班努，沙拉帕特，别先诺夫及其他人扮演了角色……

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影响一天天扩大。工人士兵代表苏维的成员开始经常去往村庄，举行座谈会，听取地方的实践措施。

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时期，正值1916年的哈萨克起义，那些乡管理员，如奥尔扎拜和阿利克，带着武装起来的沙皇士兵们，到各个草原去，残酷地抢劫人民。我们大约收到两百封以劳动者名义写的投诉，所以我们派茹马巴亚·努尔金带着15名红军士兵一起去草原逮捕前乡长们，并没收他们的牲畜。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派民兵拜谢伊特·阿季列夫去往另一个方向。

红军司令部的组织由来自俄罗斯的两名水手领导，— 济明和阿夫杰夫，以及老军人巴兰金。

我们巩固了与卡拉甘达，斯帕斯克，乌斯宾斯克工厂的联系，那里也成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工厂的使者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工厂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图鲁斯别克·门巴耶夫和阿伦·马尔达巴耶夫也来找过我们。那时刚开始出现工厂国有化，从卡拉甘达，乌斯宾斯克，斯帕斯克来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工人们来到这里，成为我们县工人民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他们其中有这样的同志，比如涅曼，奥伦别克·别科夫。他们作了工厂形势的报告，要求出钱出武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通过了国有化工厂的决议，并命令在斯帕斯克没收七万普特的蜂蜜。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工人代表 — 涅曼和别科夫一致通过从储备中提供资金和武器的决议。为了拿到步枪和机关枪，我们派红军司令部成员水手济明，指挥员科佩洛夫和斯帕斯克工厂工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普鲁多夫前往鄂木斯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拿到了资金和武器，奥伦别克·别科夫来到我的住所。普鲁多夫同志很好地评论了别科夫。当我听了他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报告，我信服他的能力。现在，我们谈论了工人，哈萨克人，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和阿拉什汗国。他对关于阿拉什汗国的认识非常不清晰，对此有明确的，坚定的态度的人在别科夫这里是没有的。

我开始向他阐述，“阿拉什汗国 — 是资产阶级组织，想在哈萨克贫民之上，工人之上建立之前的可汗政权，阿布莱可汗和沙皇尼古拉 — 是一样的”，— 我说道。

别科夫承认了，并同时阅读了我们的报纸《季尔希利克》和报纸《萨利阿尔卡》。我评论了《萨雷阿尔卡》的文章和其撰稿人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我和别科夫对于阿拉什汗国达成共识。答应我为革命的利益更加努力地工作，别科夫就和我告别了……

1918年5月，“比尔利克”组织在鄂木斯克，终于通过阿拉什汗国的平台，召开了青年代表大会。每个组织从边陲邀请两个人。我们代表“扎斯哈萨克”派出阿布杜尔·阿瑟尔别科夫，而第二个选定了在鄂木斯克学习的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

首先，贫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比利亚尔和科舍尔拜从鄂木斯克返回，阿卜杜拉随后也到了。我们听取了他们的信息。原来，在青年代表大会上聚集的代表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库斯坦奈斯克省的青年组织。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尤其是在讨论拉什汗国和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会议的参加者分为三派：“右翼”，“左翼”和“中间派”。

 “左”翼，指的是，阿拉什汗国的反对者，即我们的代表：阿卜杜拉·阿瑟尔别科夫和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以及一起的鄂木斯克的“民主苏维埃”的代表阿布利海尔·多索夫，哈姆佐·茹苏普别科夫。但是，“左翼”占少数。

在讨论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爆发了特别激烈的争论。三种不同的看法公开斗争。

“左翼”— 阿瑟尔别科夫同志，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阿布利海尔·多索夫和哈姆扎·茹苏普别科夫保卫苏维埃政权。昔日的“中间派”阿布德拉赫曼·拜季利金，在讨论阿拉什汗国的问题时，加入到“左派”。否决了苏维埃政权“右”翼 — “比尔利克”领导人克缅格罗夫，斯马古尔·萨德沃卡索夫，阿普帕斯（加布巴斯）·托格然诺夫，赛达林·阿瑟加特，谢伊托夫等人。

当布尔什维克打死塞米巴拉金斯克阿拉什汗国的民兵队长卡济（托尔桑诺夫）时，上面提到的“比尔利克”的毕业生编写了悼词，说道：“我们发誓不会离开由卡济开辟的道路……”

他们将自己的誓言用电报传给《萨雷阿尔卡》编辑部。文本已被刊登在1918年4月15日第 38期报纸上：

“悲伤

带着炙热的感情和民族的热血，我们深切哀悼英年早逝的年轻兄弟卡济。卡济没有实现藏在内心的梦想，因为他成为民族复兴的第一位牺牲者。他现在成为我们青年的指路之星和崇高典范。我们已经承诺忠于神，并用人格发誓永离开他的鼓舞我们前进的道路，并且不忘记卡济。作为证明这种忠诚，4月20日，我们举办了收费的哈萨克语音乐会，一半的收益分给他留下的孤儿，一岁的儿子，用于教育。我们还决定，对他的家人及其未来提供实际援助。

来自“比尔利克……”组织的青年……

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青年代表也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演讲。最终，在我们的代表的压力下勉强提交决议：“我们承认苏维埃政权，如果它不触犯我们……” 以多数投票淘汰了所有以前的青年组织名称，采取统一的名称“扎斯阿扎马特”（年轻的公民）。选举了“扎斯阿扎马特”中央委员会。穆尔津（穆赫塔尔）当选为理事会主席，选出成员 — 斯马古尔·萨德沃卡索夫，穆拉特别克·谢伊托夫，古利亚·多瑟姆别科娃，阿布德拉赫曼·拜季利金。我们决定在被关停的报纸《乌什茹兹》的基础上出版新报纸
                                             《扎斯阿扎马特》。任命克缅格罗夫为主编……

从鄂木斯克返回，阿卜杜拉顺路到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那里与布尔什维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领导伊斯哈克·科别科夫，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卡里姆·苏秋舍夫会谈。

我们纷纷向阿卜杜拉提问：

—  在鄂木斯克的哈萨克工人们生活得怎么样？在轮船公司和铁路工作的哈萨克工人的地位怎样？哈萨克的车夫在做什么？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工人生活得怎么样？

阿卜杜拉回答道：

— 更好了，最有觉悟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工人武装起来了。伊斯哈克·科别科夫领导他们，那里的工作开展得不错。鄂木斯克的工人表现得不错。不久前，大约20名志愿者参加了红军。是我亲眼看到了敬爱的，有文化的指挥官，比如乌加尔·扎内别科夫，穆哈梅特卡利·塔季莫夫和济克里亚·穆卡耶夫……

这些名字的确值得尊重。这是广为人知的哈萨克工人勇士。在艰苦的斗争中，他们英勇地举起红色的旗帜，并用机枪扫射敌人。乌加尔·然尼别科夫在1912年是勒拿河矿工，沙皇政府残酷地迫害他们。这些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真正的勇士，成为红军战士。这些人需要颂扬！……

我们还从阿卜杜拉那里听到不少令人不安的消息。

— 有传言说，军官，大财主和哥萨克很快打算起义 — 阿卜杜拉说道。— 到处可以听到他们讨论安排非法集会，互相私语，显然是准备一个阴谋。萨贝尔·沙里波夫报告说，在树林里，在哥萨克部队首领的身边集结了军队。但在鄂木斯克，这些传言没有意义。在路上我确信他们的可信性。安年科夫的武装军队在一个车站洗劫了邮局，抢走了两个民兵的步枪并消失在树林里。在科克切塔夫的近郊人们惊慌不安。“比尔利卡”的领导人也在暗中准备着。有传言说，一个年轻的阿拉什汗国活动家去某个地方参加秘密共谋。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形势更加复杂。在第一次暴乱后幸免于难的人再次开始抬头……

— 我们被派往鄂木斯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买武器的人在哪里？

— 他们拿到武器就和我出发了。但是我着急就超过了他们，— 阿卜杜拉回答道。

如果深入到细节中思考，更用心地在事情和对话中分析，就能发现将要到来的灾难已经显而易见地越发临近了。没打死的蛇会渐渐地积蓄力量，悄悄地活动，等待合适时机。但是我们不能对那时复杂的形势给出正确的评估。

我们没有步枪来武装阿克莫林斯克火车站的铁路工人，他们住在财主伊斯哈克（多加拉科夫）的天蓝色房子里。

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阿季列夫从阿克莫林斯克县南部的乡返回。用他的话说，在哈萨克村民那边一片寂静和安宁。

但是在他的官方报告之后，拜谢伊特来我的住处找我，他一脸的难为情，开始唠叨乡村的一些形势，最后，他低声地说：

— 我想告诉你一些事……

— 什么事？— 我警惕起来。

—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待…… 但是我干了荒唐事……

— 你说吧，你干了什么荒唐事？

— 在一个远处的村庄我遇到了科坎茨克自治领袖 — 穆哈梅特然·滕内什帕耶夫和谢里克派·阿卡耶夫。他们有一个随行人员。原来，他们是从突厥斯坦逃出来的……

— 是吗，那他们现在在哪里？

— 前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了，— 阿季列夫继续沮丧地说。

— 你是怎样遇到他们的？为什么没有逮捕他们？

— 简直……羞愧。他们在一个村里停下吃午饭，在单独的窝棚里休息。他们骑着马穿过村子，身着寒酸，像教长。我这个村长那里停了下来…… 关于他们的到来，我以前就听说过。我们坐了很久，就决定：“得了，我去和滕内什帕耶夫会面吧”。村长吓坏了[33]。当我进入窝棚，滕内什帕耶夫也吓坏了。部长的表情发生了变化，极度惊慌，从座位上跳起来，开始跟我打招呼。寒暄之后，我试着让他们冷静下来，— 阿季列夫结束了叙述。

— 也就是说，平静地将他们放走了？

— 是的…… 不敢招惹他们。还告诉他们，接下来怎么走，在哪些村庄停留比较合适。

— 漫不经心，太马虎！马米！[34]— 我喊道，对着拜谢伊特大发雷霆。

拜谢伊特给了自己的政治敌人，给了阿拉什汗国领导人怎样的慈悲啊！……

而阿拉什汗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呢？对此不可能有两个答案。我们亲身体验过他们的“宽宏大量”……

很快，我们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收到两封紧急电报 — 一封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另一封来自从鄂木斯克。第一封说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从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回国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不愿服从苏维埃政权下达的解除武装命令。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对他们下达了最严格的解除武装指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在火车站接见他们，并开始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关于交出武器的谈判。捷克斯洛伐克人有意挑衅。造成了武装冲突威胁。要警惕！……”

在第二封电报中更糟糕：“立即征兵派往前线，年龄要求是……”

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家都清楚，绝大多数老百姓不希望再次上前线。

会发生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陷入混乱状态，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还是宣布了对一定年龄段的男人征兵上前线的命令。

第二天早上，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开过会后，巴肯来找我。这天不是工作日。

— 有什么新闻？— 我感兴趣地问道。

— 没什么。不祥的寂静。非常恐慌，看来，不会有好事，— 他愁眉苦脸地回答道。

在这一天，我们打算稍事休息。我，巴肯，阿卜杜拉，奥米尔拜和努尔盖恩 — 大家一起去伊希姆河绿色的河畔。从狂风暴雨的1918年春开始，我们第一次走出城市。我们享受地躺倒在青草地上。我们翻跟头，安闲自得，在奇美的伊希姆河河畔撒欢儿。用纳甘式左轮手枪射靶子。沿着伊希姆河河畔的柳枝一片翠绿。蔚蓝色的伊希姆河河水泛着如丝的波光。天空淡蓝淡蓝的，远处的草原郁郁葱葱…… 空气中弥漫着夏天的芬芳，让人陶醉。我们在柔滑的草地上休息并平静地交谈。但是心脏却在忐忑不安地跳动，似乎从远处感受到不可避免的灾祸就要来临。

 

 

捷克斯洛伐克叛乱。苏维埃政权在阿克莫林斯克倒台

1918年6月3日

我需要写很多东西。我一直坐到半夜，早上很晚才起来。匆匆洗漱后，坐下来和主人喝茶，她是乌兹别克人穆克姆拜的遗孀，我租了她的公寓。她的儿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房间报告道：

— 在哥萨克的镇上聚集了拿着步枪和军刀的人。他们想逮捕所有的人，因为在鄂木斯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已经没有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了！

我们不得不把孩子再次派出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很快就跑了回来：

— 他们占领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逮捕了博乔克，蒙宁，帕夫洛夫。哥萨克骑兵包围了库布林的房子，在那里有红军战士。

在男孩爆豆子般讲着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小伙子卡里姆来了，他是“扎斯哈萨克”的成员，也说了同样的事情并建议：

— 你应该赶快跑！

在他后面，匆匆进来一位哈萨克人 — 工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比利亚尔·京纳林，他支持自己的同志道：

— 是的，亲爱的朋友，需要赶紧躲起来。他们会找你的！

又进来两个同志，也一致赞成，我真的需要赶紧跑。

主人的男孩很快带来了最新消息：

— 哥萨克已经逮捕了四个或六个人。他们喊着，要逮捕所有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

街道上站满了人 — 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沙里普·亚雷莫夫在马背上向人群喊：“萨肯应该被逮捕，还有阿卜杜拉！”

从各处传来了枪声。

同志们坚决地建议我躲起来。

— 我怎么能不管陷入困境的自己人！如果今天我可耻地跑了，明天怎么有脸见他们！— 我检查着自己的纳甘式左轮手枪喊道。

枪声更响了。

朋友们一看，劝我是徒劳的，就散了。

我招呼来主人，支付了房租，把我的书籍和文稿托付给她看管，而自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事做准备。从街上传来骑兵的马蹄声和枪声 — 时而单枪，时而齐射。

女主人非常不安，开始恳求我躲到地下室：

— 快来吧，他们就要来抓你了，— 她继续道。

但已经来不及做任何事情了。

院子里闯入六个武装到牙齿的喽啰，— 四鞑靼人和两个哥萨克。

我握住我的左轮手枪，但其中一人从后面朝我跳过来，用鞭子抽我，并夺下我唯一的武器。捆住我的手后，他们把我拖到了街上。

天气晴朗，温暖。砰砰的步枪声让人想起棒子打干燥毛皮的声音。灰尘一大团。人们的喧嚣没有停止。而这一切嘈杂声搀和成一体，给人的印象是，仿佛牛群在街上疯跑，躲避着凶恶的牛虻。

有些人互相不甘示弱地比着嚷嚷。其他人都忙着 — 寻找布尔什维克。还有人在惊慌和恐惧中东奔西跑 — 可别被偶然飞来的子弹打中。

那六个年轻大汗领着被绑的我，穿过惊惶和喧嚷的街道前往哥萨克的镇。

抓我的人有沙里普·亚雷莫夫，他在城里是出了名的愚蠢和疯癫的人，另一个 — 黑胡子有钱小老板努尔克，第三个 — 马贩子。还有努里·托甘诺夫，以前乡里的翻译官。

这帮坏蛋喘着粗气走着。他们的眼珠子就要气得从眼眶里蹦出来了。鼻孔胀得鼓鼓的，就像被牛虻惹恼的牛。路遇的人们好奇地朝我们瞪大眼睛。我押送人员怒斥着，更加神气十足起来：

— 嘿，人们！你们的院子里有没有布尔什维克？请看，我们抓住了最顽固的布尔什维克！……脚动起来啊，快点！— 我的后背皮鞭挥舞。托甘诺夫特别热衷于此。

我转向押送人员中稍稍有点文化的亚雷莫夫：

— 沙里普-阿布济[35]，请您命令一下，别让打我了。街上这么多人！

但是，时而我还是会挨鞭子。

迎面而来了三个哈萨克骑士。从马上跳下来后，其中之一用鞭子狠抽了我。我环顾一看，看到一个黑胡子的麻脸哈萨克人。我斜着嘴冷笑着，平静地对他说：

— 您这么急着打我。难道我惹你了吗？……

他有些羞愧，勒住了马，就不再追究我了。

终于，我被押到哥萨克镇……令人难以置信的慌乱。这里有哈萨克人，鞑靼人和俄罗斯人 — 从小孩到大人。妇女，儿童……人们恐慌不已，嗡嗡声像海浪似的振动着。骑士们前前后后地疾驰着，从各处传来步枪声。哒哒声，隆隆声，噪音，灰尘 — 什么都分不清！失去理智的人群叫喊着咒骂布尔什维克；看到押送来的我后，就猛扑过来。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族长努尔然，他手里拿着根带有花纹的黑色拐杖。他的眼睛布满血丝，像患了炭疽病的牲口似的。他紧紧地贴住我，开始下流的谩骂我。

我勃然大怒：

—  您是和谁一起的啊？难道您没有和我们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里工作吗？

他大声叫喊道：

— 别废话！我知道你干了什么，人民也知道！你要承担一切！

愤怒的人群围拢住我。每个人都试图接够到我的脸，乱打一气。未能在我身上泄愤的人推挤着前面的人。我的听到了这样的话：“骗子……异教徒！无神论者！……”

眼前的拳头更加密集的闪过，我被从自四面八方殴打和推搡，我开始喘不过气来。努起最后的力气，我勉强站着。环视着这些愤怒的脸 — 难道没人站出来说句话？突然，有个哈萨克人跳到我旁边 — 哈吉苏列缅，他架住我的手臂，把我从人群中拖出来，并拖到最近的小木屋。而那里全是人 — 胡子拉碴的老哥萨克和还很年轻得，没胡子的年轻人。他们全副武装。军官配着军刀和左轮手枪。

他们的头目库奇科夫斯基快速且大声地发号施令。奔跑着，忙碌着，马刀叮当作响。

我的救星 — 哈吉苏列缅 — 表现得很逼真，装作在搜查我，然后匆匆把我带到远处的一个房间。

我完全没想到，就是这个人把我从愤怒的人群中救了出来。

在之前的工作中我从未碰到过哈吉苏列缅，直到最近我也就只见过他两次。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我与朋友们一起去一个马奶酒商那里。而他哪儿已经坐了几个人。我们过去喝马奶酒。在他们中间，我注意到一个高达黝黑的哈萨克人，留着小尖胡子，人们始终在称呼他：“哈吉-耶克，哈吉-耶克”[36]！我们也加入了这帮人。不知道，哈吉不喜欢什么，— 也许，我来自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也许，我用俏皮话吸引了周围的注意，他对我的一个笑话找茬儿并说了不少不中听的话：

— 现在的年轻人没教养了，不愿意尊敬老人！……

但是他骂我也没有，我完全不想欺负他。当哈吉生气地斥责我时，我努力不和他发生争执，尤其是在这里，在马奶酒商的屋里，不是争论的地方。

在这件事以后，我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再一次见过哈吉。他来处理一个年轻女子的事，这个女子和丈夫离婚了。

有些阿克莫林人对财产权附加了所有努力，以阻碍离婚。但找到了她的维护者。势必往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召请双方的证人。

这个事情由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图雷斯别克·门巴耶夫接手，他不是很有文化。

这样一来就有申诉书到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据说，对离婚不满的人想对图雷斯别克施压，并要用各种手段达到目的。

我接手了这件事，后来见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她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自由。

遭受的攻击没有停止。当他们开始威胁我的时候，我警告道：

— 如果您想追究这个女人，我就把您送上法庭。

他们怕的不是我的话，而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所以就安静了下来，并打消了把女人强行还给不爱的丈夫的念头。

参与处理这个事情的还有马奶酒贩子和在马奶酒小店无故指责我的哈吉苏列缅。他们对我保护女性的做法很满意，赞同地对我点头示意。

— 谢谢你，亲爱的！上次真是对不起，我冲你发了火。我那时还不知道你的性格就发火了。

这个女人原来是哈吉的亲戚，今天他决定要感谢我……

在我被推入的那个房间里，我见到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席博乔克，他的副手巴肯，财政委员蒙宁和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孔德拉季耶夫。用几句话略做交流后，我们沮丧地沉默了。

— 谁在开枪？— 我问道。

— 红军。

— 那其他同志在哪里？

— 巴甫洛夫也在这里，在另一个房间。

我们沉默地坐着，思考着处境。

枪声停了，但人声和马蹄声很长时间都没有停止。库奇科夫斯基仍然卖力地大声发号施令。

过了一段时间，又拖来了被打的拜谢伊特·阿季列夫并扔给我们。原来，他在城郊被抓。而阿卜杜拉在街道被驱赶的时候不停被殴打。

一个接一个地，又有几个布尔什维克被推入房间，被打得血迹斑斑。特别是不忍心看卡琴科。

镇子变成了可怕的地狱。起义的哥萨克把小镇攥在自己的手里。往房子这边又来了新的骑士，但轻轻一策马就离开了。聚在一起的人们瞧一瞧也会招来一阵拳头。往墙上贴着鼻子朝窗户看去，房子被从四面包围了……

这时，有人大声敲窗户，我们回头看去，原来是哈萨克老头基雷拜。他气得浑身发抖，用拳头威胁我们。没听清他在那里喊什么，我走到窗前。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的脸扭曲得像萨满巫师的脸。他挥舞着自己瘦骨嶙峋的拳头，在疯狂的喊着什么。不幸！…… 不幸！…… 我看着他摇摇头道：“不幸的人，你真可惜……”又有几个哈萨克人跑过来，也开始骂我们，并用拳头敲着窗户。其中一人是商人巴瑟别克的儿子。大多数谩骂都指向巴肯和拜谢伊特。原来，雇农没有得到巴瑟别克的儿子承诺给他的报酬，就给巴肯交了申诉书。巴肯和拜谢伊特把巴瑟别克的儿子叫来并强迫他支付给雇农200卢布。所以在这里，他骂得最凶。

难道在这件事以后，巴瑟别克会袒护拜谢伊特，巴肯和他们的同志，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吗！？

哥萨克轻松夺取了城市。他们逮住机会指责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席博乔克，博乔克知道要发生这样的事，但他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如果他及时警告布尔什维克关于哥萨克要暴动的事，这种致命的结果就不会有了。尽管所有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被捕，我们的红军小分队没有对哥萨克投降，和他们进行了枪战。但是，当哥萨克抓住了博乔克，博乔克就命令红军停止射击。

中午过后，我们被带到到街上，被押送着，被驱赶往另一个地方。

好奇的人群打量着我们。很多人对我们的处境感到高兴，当然，首先是 — 富人们。我注意到一位年老的哈萨克妇女，她站在自己家大门口，用手指着我们说：“谢天谢地！……”

最后，我们被赶到半烧毁的棚子里并被关起来。有哥萨克卫兵在门口把守。哥萨克昨天还没有权利，今天就成了城市的主人。哈萨克和鞑靼财主们对此特别满意。他们之中，有举止傲慢，挥舞着一把左轮手枪的醉汉沙里普·亚雷莫夫。

有越来越多的布尔什维克被带到了棚子里。很多人纳闷：怎么会这样呢？真是出乎意料。人们愤慨地责骂博乔克。

在棚子周围聚集了民众。这里有朋友也有敌人。朋友们很震惊，敌人们很欢喜。

自由的人开始带给我们新闻。第一个新闻是巴甫洛夫同志的妻子报告的：

— 他们想枪毙所有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人，一共有十二个人 — 八名俄罗斯人和四名哈萨克人。

哈萨克人 — 是巴肯，萨肯，阿布杜拉，拜谢伊特……

然后是另一个消息：枪毙六个人，其中之一是哈萨克人。然后再一次：哥萨克头领，城里的富人和贵族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决定枪毙十二个布尔什维克。

总之，无论怎样，我们明白，我们的处境很糟糕。

夜幕降临。我们躺下睡觉，但入睡是不可能的 — 噪音没有停止，还有一些人在活动。

夜里又有几个布尔什维克被赶来。他们说，哥萨克夺取了鄂木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科克切塔夫，不经审判和审讯就枪毙并挂起布尔什维克，而且，说捷克斯洛伐克人也加入了哥萨克。

我们的一些人消沉了。变得忧郁…… 难道，我们要认为，革命失败了？难道旧社会又要开始了，沙皇要回来了？

暴动领袖来找我们了，城防司令 — 军官库奇科夫斯基。

— 由特别委员会调查你们的事。我们是暂时逮捕你们。可以认为只是在政权变动时期。很快就会释放你们…… — 司令安慰道。

他离开后我们了解到，已作出判决要枪毙所有领导人。

棚子里很拥挤，没有窗户，只有四角形的带有隔栅的孔。大门整天都是敞开的，我们看得到全副武装的哈萨克卫兵。

在卫兵当中，我认出了阿克莫林斯克的我以前的老师克拉斯诺什坦诺夫。

透过敞开的门，常常有人往里张望，时而是敌人，时而是朋友。朋友们和我们打打招呼，鼓励地冲我们点点头，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哈萨克人，难道他可以忘掉自己最喜欢的食物 — 肉和马奶酒？

慢慢地，我们开始冷静下来。互相交换了意见。快乐很少。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处境很坏，而且这心里充满了苦涩和怨恨 — 我们无法预知！

我走近靠在墙上的巴肯。

— 现在要枪毙我们了，— 他悲伤地说。— 但我们是为正义而牺牲，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们不会被他们忘记的，那些以后来…… — 他搂住我并继续：— 让我死吧，其他人…… 但你应该活着并把这些写到报纸上，在书里讲，告诉我们的子孙，我们是为什么献出自己的生命。你要活下去！— 巴肯用这句话结束了讲话。

— 得了吧，我们全都应该活着。我们会顺利地从这儿挣脱的，— 我安慰他道。— 还有很多战斗等着我们呢！

我们沉默地坐着，等待着，沉思着。我们处于这种难堪的境地，到底会怎么样呢？

谁也不完全确定，哈萨克人暴动是不是只发生在阿克莫林斯克，鄂木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或者起义已经遍及整个俄罗斯。棚子里已经聚集了大约一百人 — 都是很重要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领导人和活动家。普通布尔什维克被单独关着。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领土已被敌人控制，哪里还保留了布尔什维克政权。

开始了传唤审讯。第一批被叫到的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博乔克和财政委员巴甫洛夫。他们很快被带回，只是被询问了城市机关的活动和文件。从四面八方都传来提问：

— 了解到什么了？…… 国家政权在谁的手中？

— 我们自己也什么都不清除 — 他们回答说。后来，想了想后，博乔克推测道：

— 政权，应该在，社会革命党人手里。又一个令人忧虑的夜晚来到了。棚子里很闷热。午夜时分门打开了，伴着噪音进来二十个全副武装的俄罗斯人。他们在门口列队后，开始对着名单喊。我们立刻明白，叫的主要是领导人。

读名单的是君主主义者谢尔博夫，穿着军装的顿河哥萨克，专业是 — 技术员。

他曾是布尔什维克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在阿克莫林斯克的会议和集会上他一贯反对我们。现在他手拿布尔什维克死亡名单。他就像一只臭鼬，咯咯地咬着牙齿，喊着姓，把人叫到了一队。划了一根火柴，以确保在他面前的卡琴科不是别人，他嘲讽地笑着说：

— 是你呀，棕胡子！你记得吗，你差点把我的眼睛抓出来？！……

叫出了超过四十人，排成一排，被押送队围了起来。

天空无云。高高的不知何处的星星闪烁着，在它们从远处传来的光辉下，夜似乎并不很暗。

没有人能够推测，“勇士”谢尔博夫要把我们带到哪里。

而谢尔博夫继续嘶哑地对自己的队伍喊着命令。押送队拿起枪做好准备。

谢尔博夫大喊道：“带走！”

就赶着我们去往不知道的地方……

城市被雾笼罩，阴郁，黑暗。它像是一头屏息而卧的巨兽。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一切都已经死了。只有我们，似乎是仅有的生命，从冷清的街道上穿过，哥萨克围拢着我们。步行护送队的枪随时待命，骑马的护送人员的裸露的马刀在星光下闪闪发亮。

走啊，走啊…… 只听到脚下砂土咯吱咯吱地声，和马的鼾声。所有人都忧郁地沉默着：我们是，押送队员也是。似乎，双方都在紧张地监视着对方。在沉默中，刀刃在打磨，如果有人心不在焉，就会有刀把捅向他。

好像，哥萨克已经知道 — 已经标出了带布尔什维克去的地方。而后面的人耐心地走着，似乎知道他们被赶往哪里和为什么……

裸露的马刀不祥地闪闪发亮，步枪不祥地铿锵作响。我们沉浸在黑暗中，而安宁祥和的家远在身后。

终于，我们被带到城郊。

我的伙伴努尔盖恩和后面走着的侯赛因·科扎姆别尔林悄悄地说：

— 他们把我们带出城，是为了在这里枪毙！

— 胡说！— 我鼓励同事道。— 在哪里枪毙不都一样嘛。

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整个不算长的生活道路。我从小就非常好学。我的少年时代在村庄里恬静地渡过…… 然后到了乌斯宾斯克的工厂，在阿克莫林斯克城市学校渡过黄金岁月。而再往后 — 鄂木斯克的旅行，在中等师范学校教书。青年学生联盟“比尔利克”的成立，带来鼓舞人心的喜悦。希望，理想，赋予崇高事业自己的全部体力和精力…… 在努拉河畔的布格洛村当过一年教师。期待已久的自由，创办报纸，在委员会工作，— 大型集会，轰轰烈烈的生活。

我们想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实现很多好的计划。

想起母亲，父亲，亲人，亲戚，同志，朋友…… 爱人……

在某一时刻，我的整个一生都在眼前晃过，这时，我的心在痛苦地收紧。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瞬间消失，就在现在吗？……

无谓的死使你的整个生命变成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玩具。是的，玩具！…… 如果是这样，生或死 — 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死，就让死吧！只是请快一些。

总之，命运已定！我不害怕死亡，我直视它的眼睛。如果生命只剩下唯一的 — 死亡，那么人不应该害怕它。他应该高傲地昂着头面对自己的命运！小伙子们都默不作声……

我们来到了郊外。在转弯处可以感受到临近的死亡气息。

你活过 — 突然间你要离开！生命 — 全都消失。或早或晚…… 我们比别人死得早…… 可怜的母亲将痛哭流涕！……难道我们真的要死了吗？难道母亲应该洒下眼泪？…不！我们不会死！……我们现在向不同的方向跑开。枪声哒哒响，马刀开始闪耀。而我们消失在夜色中…… 要返回自己的村庄……

我们走近城市最边缘的石头房子。大铁门嘎吱嘎吱地打开了，有什么东西嗡嗡地响起来，又发出清脆的声音……

我们被赶进敞开的大门，一个巨大的院子。

从石头建筑里出来了几个人。谢尔博夫轻声和他们说了会儿话，然后和两个武装押送人员商量着什么事情。

我们的希望点燃了……

铁门闩又清脆地响了起来，发出了很大的声音。一分钟感觉像是永恒。过了很长时间，直到出现两个狱警带走了我们中的一个…… 然后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带走，每个人都惊惶地等待着轮到自己。同志们更加担心了，因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带进房子。

— 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 杀人？好吧，你说，他们对我们做什么？— 努尔盖恩不安地贴住我。

— 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别徒劳地闲扯了！— 我失去耐心，打断道。

— 你在这里也打算发命令吗？— 努尔盖恩生气了。

我后悔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的话。

— 好吧，不值得说这个了！— 我安慰同志道。

我们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振奋了忧郁的，僵住的被捕者们，他们活跃了起来。

我们开始交谈…… 而押送员同时还在继续带人过去。

轮到我了。我被带到一条狭窄的走廊上，最远的门处有一盏灯。

那里坐着某位俄罗斯官员。谢尔博夫站在窗边。他们记录下我的姓。

— 有钱吗？— 官员问道。

我的口袋被搜，并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他们命令押送员道：

— 带走他！……

我被带到了一间黑暗，冰冷的水泥地房间。沉重的铁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从外面传来哐啷哐啷地锁门声。

从黑暗的房间深处传来一个声音：

— 你是谁？

我听出是自己的同志，律师特罗菲莫夫。房间里很暗。我摸索着找到躺在水泥地上的人们。我们躺下，时而说几句话。

门被不时地打开并推进后续的囚犯。他们的其中一个，在黑暗中给自己摸索着找地方时，推了我的腿一把。

— 地板上是什么？— 他用俄语困惑地问道。

— 人躺在地板上，— 我意味深长地回答道。

— 说得对！— 特罗菲莫夫从远处的角落插话道……

我们就这样，在这个黑暗的洞穴里消磨了一夜。

随着早上的到来出现了卫兵。疲倦的，筋疲力尽的我们被抬起来，并被赶到监狱的院子里。

然后再次被分别塞进牢房关起来。

白天的时候，哥萨克司令的助理，也就是年轻军官莫伊谢夫来到我们的牢房。他本人不是哥萨克。他的父亲 — 阿克莫林斯克大商人。这位商人的儿子和我在阿克莫林斯克学校是同学。有一段时间我和他是同桌。我们两人都对报纸感兴趣，还争论政治。我们还一起玩过。现在，在他的肩膀上有准尉的肩章。

当巴尔干爆发战争时，我们的老师开始给保加利亚人募集资金。举办了慈善晚会。在那些日子里大骂了土耳其，赞扬了保加利亚。从每个学生那里募集了5-10戈比，但我拒绝了捐款。莫伊谢夫那时责备了我，并开始散布谣言说，谢弗林 — 是土耳其的爱国者。

1919年，我离开阿克莫林斯克到鄂木斯克继续学习。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机会遇到莫伊谢夫。只是在1917年，在阿克莫林斯克，在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我再次见到他。我们不得不没收了他父亲的财富：石头房子，磨坊，大量牲畜。我坚持认为，要把努拉河畔被莫伊谢夫强行占据的土地还给哥萨克人。

就这样，现在我遇到的年轻军官莫伊谢夫已经是敌人了。

他的制服很显眼，绷着武装带。他旁边是监狱长和两名武装到牙齿的家伙。我和以前的同学交换了一下眼色 — 只是这样而已……

看到我们坐在石头地板上，莫伊谢夫询问了问监狱长相关的规程，低声地给出指示，就走了出去。

我们在外面自由的朋友，没有忘了我们 — 带来吃的东西，报告新闻。比如今天的是这样的：几个人终于被列入名单，并会被枪毙。他们的姓暂时还不知道！

次日，另一个消息：没有人会被枪毙了，因为在很多地方，包括在鄂木斯克，政权在布尔什维克手中。

这条新闻之后，我们咬着拳头 — 失算啊！

又一天，我们再次被带到院子里散步。我试图跟一个学生守卫说说话 — 社会革命党人。他用嘲笑回答了我。

在院子里贴出了城防司令的命令，上面写着布尔什维克是人民和祖国的敌人，还说，在整个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权将被夺去，他们所有人都要遭到应有的惩罚……

从这些命令可以知道，阿特巴萨尔被抓 — 政权在沃尔科夫上校统领的长官安年科夫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手里。

我们中的很多人看到这样的信息后，更低地耷拉着脑袋。思想上比以往更加忧虑：“至少鄂木斯克不要投降啊，最终不能让哥萨克肆无忌惮！”

但第二天知道，鄂木斯克也沦陷了。哥萨克更加凶狠起来。

原来，“英雄们”— 夺取阿克莫林斯克政权的暴动者们在攻克鄂木斯克之前，对自己的力量还没有信心，有些害怕。但是，当鄂木斯克被攻克的消息一传出，就终于肆无忌惮起来。

开始了对年老和年少的商人和小贩的军事训练。对于所有这些人，只要与布尔什维克有一点瓜葛，就被赶进监狱。

牢房里人满为患。大多数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在第一牢房。被认为最危险的二十四个人被戴上镣铐。其中有红军司令部首长，水手阿夫杰夫，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委员巴甫洛夫和蒙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博乔克，他的副手卡琴科和谢里克巴耶夫，法庭主席德里兹格，马尔特洛沃，粮食分配委员博戈莫洛夫和阿瑟尔别科夫，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及教育委员谢弗林，劳动委员皮扬科夫斯基和谢尔巴科夫，民兵委员格里亚兹诺夫，阿季列夫，扎伊纳科夫，别克穆哈梅托夫，社会-民主党人，非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彼得罗克耶夫等人。

被捕的茹马拜及其助手被押送队带来，他们跑到耶列缅，目的是答谢乡长奥尔扎拜·努拉林和阿利克的贡献。但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 茹马拜和他的同志们在奥尔扎拜的坚持下被戴上镣铐。

我们被穿上粗麻布做的杂色囚服 — 背部和领口是黄色，其他地方是黑色。

发给我们领口已褪色的长裤和衬衫，还有令人​​恶心的粗呢上装。

当我们被领到外面散步时，院子就被武装押送员围着。

攻克鄂木斯克后就不准给犯人带东西了。警戒加强了…… 押送人员随时都在换；有时是准尉，有时是当地富人，小市民或商人的儿子。

我们吃得非常糟糕 — 一些稀菜汤或有干又硬的黑面包和水。

逮捕布尔什维克还在持续。

入狱的有工人，他们来自乌斯宾斯克，斯帕斯克，卡拉干达的工厂。逮捕了《扎斯哈萨克》的青年。

十二个牢房都挤满了人，但当局并没有满意，继续把布尔什维克分别塞进各个石头棚子。

哥萨克像饥饿的狼似的搜查村庄，搜查阿克莫林斯克县的每个镇。人们像羊群似的，耐心地在不幸中煎熬。

穷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试图顶嘴的人就会挨鞭子。

人民开始以各种方式反抗非正义的行为。

在我们不得不戴镣铐的那天，需要一个铁匠。叫来一个哈萨克铁匠。当他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后，断然拒绝。他被鞭子毒打，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执行卑鄙的命令。

老百姓陷入绝望。而那些不喜欢苏维埃政权的人却在欢呼。

有传言说，我们将被送给奥伦堡的哥萨克头目杜托夫惩治，说鄂木斯克正在等着一个重要的长官的到来，为的是建立战地军事法庭，并枪毙所有领导人。

每一天我们的处境都越发艰难。

有消息说，在西伯利亚，白党控制了城市。

我们一起讨论现实局势。

只需要动动手或腿 — 镣铐就会响，就像被绊绳绊住的马。如果我们一起站起来，镣铐的铿锵声就响彻监狱。

有一次，我们牢房中的哈萨克人谈论自己的战友们的命运。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话题有关来自科克切塔夫的萨贝尔·沙里波夫，有关来自鄂木斯克的工作者 — 塔季莫夫，然尼别科夫，穆克耶夫，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 — 耶斯马加姆别托夫，杜伊谢克耶夫，有关他们的县委员伊斯哈克·科别科夫，有关那些在鄂木斯克组织青年布尔什维克民主委员会的人，还有关很多人。

与我关系最近的是兽医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他是阿拉什汗国的激烈反对者。

我记起有这样一个故事。1917年，布克汉诺夫从奥伦堡来到鄂木斯克。上校热烈地迎接他。举行了集会。那时反对布克汉诺夫的只有一个人 — 沙伊梅尔坚。

阿拉什青年认为他疯了。沙伊梅尔坚为了表示抗议，与陶坦·阿雷斯坦别科夫一起离会而去……

我们想的不仅是阿克莫林斯克同志的命运。当苏维埃政权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建立时，恼怒的阿拉什汗国人不想认可这个权力，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只有来自卡尔卡拉林斯克的教师内格梅特·努尔马科夫。十月革命后，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写到：“你怎么样，萨肯？我看，只有布尔什维克能给被沙皇政权严重压迫的穷人带来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布尔什维克……”

谈话中还提到，在卡尔卡拉林斯克内格梅特现在的自我感觉如何。

在1917-18年，很少能听到哈萨克人自愿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事。在报纸上这是不提及的。更加困难的是，哈萨克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治斗争，是公开反对阿拉什汗国的民族主义方针的。

我们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所有在哈萨克斯坦发行的报纸，除了阿克莫林斯克的《季尔希利克》，全都支持阿拉什汗国。

了解1917-18年的社会政治斗争后，很容易就可以确定，受过教育的人都围绕着报纸和杂志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的目光一离开报纸或杂志上的政治，他们就试图在其他省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在1917年至1918年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报纸《萨雷阿尔卡”》成为阿拉什汗国的主要喉舌。只有一位来自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卡尔卡拉林斯克的内格梅特写信给我们的“季尔希利克。”

阿克莫林斯克的报纸强烈地反对阿拉什汗国。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报纸《乌什茹兹》支持了我们。

我们当地的思想上的敌人于1918年开始发行《扎斯阿拉什塔尔》报 —“年轻的的阿拉什汗国人”。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行了《扎斯阿扎马特》[37]报，该报也竭力抬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威信。

乌拉尔的阿拉什汗国人同一时间在奥厄尔市出版了报纸《然纳哈萨克》—“新哈萨克人”。

在塔什干，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报纸有《比尔利克图厄》[38]，支持阿拉什汗国的有布克耶夫斯克的报纸《乌兰》[39]，其编辑为诗人-毛拉卡拉舍夫。积极反对他们的有谢里克·扎基波夫。

奥马尔·卡拉舍夫写了阿拉什汗国国歌，并出了一本名为《捷尔梅》的书[40]，在书中颂扬了阿列肯（阿利汉）。他充满激情地确定，哈萨克人民的旗帜 — 就是阿列肯。在他周围环绕着中学生，大学生……

现在重新阅读这些报纸，很难相信，在哈萨克斯坦当时有人支持布尔什维克。

在阿克莫林斯克有一些逃脱逮捕的布尔什维克，— 图雷斯别克·门巴耶夫，扎希亚·艾纳别科夫，阿布巴基尔·耶先巴科夫，加利姆·奥巴基罗夫，巴特塔尔·斯马古洛夫，扎曼纳耶夫，比利亚尔·京纳林，谢伊特·纳扎罗夫，阿伦·马尔德巴耶夫，哈基姆·曼纳扎罗夫和很多其他人。

青年组织“扎斯哈萨克”提前知道了即将发生的逮捕活动家的消息，并成功地提醒了巴肯·然纳巴耶夫，科热拜·耶尔坚纳耶夫，萨利赫·安纳别科夫，奥马尔拜·东年塔耶夫，杜伊谢克·萨克巴耶夫和其他同志。

不论狱警们怎样设法剥夺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我们还是通过外面的朋友得到越来越多的新消息。我们了解到，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组建了阿拉什汗国政府。《萨雷阿尔卡》完全公布了其纲领。报纸还出现在阿克莫林斯克。有人把这期报纸送给监狱里的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第42期。

报纸上印着阿拉什汗国的口号，内容是：

“谁逮住了是土匪和暴徒的哈萨克布尔什维克，就请把他们就地正法吧。他们需要被全部消灭！”

我们每天都在等待死亡……

革命的敌人 — 毛拉们，仲裁法官们，乡长们日渐趾高气昂了。

仇敌欢喜。好友哀痛。

而在石头监狱里坐着戴有镣铐的红鹰-布尔什维克。

 

 

在阿克莫林斯克监狱里

 

以准尉为首守卫着监狱的哥萨克，就像一群恶鬼。他们每个人胸前都有弹夹。帽子凶恶地向上翘着，裤子上有双道条纹的镶条。所有人都配有军刀，步枪，鞭子。他们用每个人都能听到的声音骂着脏话。有时派出出身农民的新兵看守监狱。每当这时，被拘禁的人们就感到更自由一些。

白党掌权后，在阿克莫林斯克县成立了消除布尔什维主义委员会。委员会的头儿是君主主义者谢尔博夫。

谣言每天都在更新，很明显，有些地方已经采用了死刑。一天，谢尔博夫和监狱长，还有七八个陪同的军官出现在监狱。他们每个人肩膀上都有肩章，稍微一动马刺就清脆地响。

原来，谢尔博夫带来了城防司令。当他们带着嘈杂的声音进入我们的牢房时，监狱长用嘶哑的声音下令道：“起立！”我们就站了起来。

— 你们的案子将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你们每个人都将被依法指控。不会违法处理！…… — 驻防军首长对我们宣布。

白党掌权后立即召开了县代表大会。只有财主们和以前的乡长们从各村镇赶来。但不管代表选举有多么严格，终究还是有人在代表大会上同情苏维埃政权。在代表大会开幕当天他们宣布：“首先应该释放监狱里的苏维埃工作人员！”

哥萨克头目，财主和军官们，被这样的声明触怒了，就地逮捕了同情囚犯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审讯。

白党分子日益凶猛起来。妄自尊大和轻浮的军官们在阿克莫林斯克的街道上闲逛。军官们，财主的孩子们就像愤怒的刚满周岁的小骆驼。

监狱装不下囚犯了。新进来的被拖进石头房子的地下室里，匆忙进行测试，并释放“无害人员”。一些是因为贿赂才被释放的。几个“扎斯哈萨克”的小伙子被释放了。释放了兽医瑙雷兹拜 茹拉耶夫，道特·别盖达罗夫，教师 — 加利姆然·库尔马绍夫，加利·基塔波夫，文书卡里姆·奥巴基罗夫和其他人。

其中，乌瓦利·汉格利金是通过亲戚的偶然帮助出来的，他受过教育，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是真正的思想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忽然醒悟后，当局开始找他，要把他抓回监狱，但乌瓦利成功地隐藏起来。

也有人认罪，说他们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是因为愚昧和无知；这些人也被释放了。释放的有，比如，努尔然·舍金。

监狱里的情况越发糟糕了。私人的衣服，包括内衣都被没收了。发给了我们公家的亚麻内衣，斑驳的黑色短外套，被子被换成每人一个的稍稍填了点儿干草的亚麻枕头。我们睡在木板床上，而后来进来的人 — 睡在土地或石头地上。牢房里乌烟瘴气，臭味难闻，非常拥挤，人太多了。从外面递东西不被允许了。养活我们，有水，没烤透的带着烤糊了皮儿的黑麦面包。半生不熟的面包可以用作库马拉基[41]和游戏中的棋子儿。

 

 

 

监狱里的十二间牢房都被塞满了布尔什维克。囚犯们变得很消瘦，好像染上了严重的疾病。我们的牢房有两个窗口，上面的栅栏是四方形的粗铁棍做的。在其中一个窗口上有通风小窗。虽然不允许打开它，但在我们这儿它一直开着。闷热并没有因此有丝毫的减少。当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没有空余的木板床，石头地上也没地方，甚至连巴掌大小的地方也没有。

白天我们聚成半圆坐着，并寻找方法来打发时间。有的用面包块玩跳棋，有的交谈，有的唱歌，有的愁眉苦脸地嘟哝着什么，有的盯着窗外，几个小时地坐着，不说也不动。

每天在窗前都会出现被捕者的亲人或熟人。哥萨克不让任何人接近，当他们交班后变成了农民士兵，就假装没有看到任何禁止的活动，这时就可以通过栅栏和自己的亲人说说话，听听外面的消息。

监狱位于阿克莫林斯克的西部边缘。前四个牢房的窗户是临街的。可以看到城市边缘的房屋，也可以看到城市后面起伏的草原和远处伊希姆河河畔的小树林。

在有好狱警的时候，我走近栅栏，久久地望向窗外……

外面的那边是盛夏，城市掩映在绿色中，蔚蓝的伊希姆河穿过绿色的河畔。

从我们的窗口步行大约一百五十步，有一所房子，那里住着熟悉的老头克列缅斯基，也是我们囚犯当中的一员。克列缅斯基的儿子们经常到这个房子，大敞开窗户，通过望远镜偷偷地看我们的牢房。我们叫克列缅斯基本人来到栅栏边，他就开始跟儿子用无声的手势交流。我们一点也不明白他们谈的是什么，但老头明白，并转达给我们一些当前的新闻。

美妙的夏天在监狱里却特别难挨。真的完全是这样的，谁能轻松地忍受拥挤，闷热，肮脏，恶臭和不自由？辽阔的哈萨克草原的孩子们被戴上铁铐禁锢在牢房 — 比地狱更难以忍受……

我坐在栅栏前盯着外面的自由。我看到远处起伏的绿色草原。夏天如丝的微风轻抚着脸。我让风吹拂我的胸部。让风的吹拂医治我及其疲惫的身体。我的思想飞快地冲向自由，到达远处的某个地方，就像雄鹰挣脱了束缚，把监狱甩在身后。它飞过绿绿的草原，飞过有如地毯的牧场，飞过一望无际的辽阔。它在急速的逃离中停歇在无人的山峦上和茂密的树林中，那里溪水潺潺。它虔诚地聆听鸟儿们的歌唱 — 很多鸟齐声歌唱，歌声悦耳；它沿着大湖的岸边和白天鹅们飞行，贴着河面疾飞，和蜿蜒流淌的水流竞赛，穿过村庄并再次飞向渺无人迹的辽阔草原……

我坐在栅栏前…… 那边，一个陌生的哈萨克人赶着牛车走着。他就是从那边遥远的草原过来的。牛不慌不忙地拉着载有干粪块的车走着。哈萨克人也不着急。他平静地望了一眼监狱的窗户，用慵懒的动作锤了一下牛。牛低下头，照旧缓慢的前进。牛车旋转的轮子似乎带着沉闷压抑的埋怨吱吱响着…… 你在哪里，美好的自由？…… 除了监狱中的囚犯，谁知道你真正的价值？这个其貌不扬的哈萨克人比我们幸福百倍 — 他是自由的，虽然他的命运并不让人羡慕 — 拉牛粪块的车夫。唉，自由，没有什么比你更美！

哈萨克人赶着牛过去了……

在他身后不慌不忙地，出现了身后跟着一串雏儿的大白鹅，它脂肪沉重，拱着长脖子，轻轻摆动着喙并平缓地，庄严地迈着整齐的步伐。它温柔地对雏儿咯咯叫着，不知是在说什么。而它们，完全是刚破壳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小的，黄黄的，笨拙地撇开脚掌挣扎着追赶妈妈。它们用细细的吱吱声回应母亲温柔的呼唤。母鹅一边不时回头招呼着雏儿，一边慢慢地继续带领它们往草坪上，往低地走去。

瞧啊，自由之美！瞧啊，美好的夏天！

白鹅带着雏儿停留在草坪上……

忽然，出现一位不知从哪里来的年轻哈萨克姑娘。从很远处她就全神贯注地望着监狱窗口。她看到栅栏后的我，就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她的眼睛亮得像李子。她的年龄大约15岁，很瘦，恨苗条，中等身高。她身着带有两道褶边下摆的白色连衣裙，头戴黑色天鹅绒的帽子。浓密的，缎子般的黑头发编成两条辫子，鞭子尖儿上扎着红绸子。她款款地迈着步子，向窗口走来…… 她望向卫兵…… 步伐完全放缓。她停下来回头看，好像在等什么人。然后忧愁地直直地看着我，不能长时间在那儿站着，就走远了。她灼热的目光似乎在尝试分担我的痛苦。在我看来，她就像亲妹妹，有着敏感而善良的心。她清纯的目光抚慰了我忧伤的灵魂。哦，我的有同情心的，身姿婀娜的妹妹！你为什么这么全神贯注和忧伤地看着我？你的目光仿佛是用翅膀划过水面的燕子，要把或浇灭。谢谢你！

一天后你又来了，所有时间都在痴痴地看。你是谁？谁的女儿？你认为我们是什么人呢？认为我们是大罪犯，恶棍，好色之徒，还是人民和祖国的敌人？你看我们是带着谴责还是同情？哦，我的妹妹是富有同情心的！不管你是谁的女儿 — 真的谢谢你！

这个姑娘很多次从监狱窗口前走过。但不敢接近，没有足够的胆量。她是谁的女儿，我们不知道，但她的脸我似乎很熟悉，就像亲人。我已经如此习惯她的访问，以至于如果有两天看不到她，就会开始想念。

百灵鸟是否会在铁窗前唱歌，太阳会不会瞧瞧寒冷，潮湿的牢房，微风能否带着绿色草原的香味钻进牢房 — 对于囚犯受伤的心灵，这一切都有治愈力。陌生的姑娘对我来说也是全能的药。他也习惯了看我的脸，用轻轻的头部运动和我打招呼。

一天，监狱里传开可怕的谣言，说我们中的一人要被枪毙。牢房里的同志们陷入了沉默，沉浸在悲伤的沉思中。每个人的手或脚上都戴着镣铐。我们疲惫不堪，用毫无生气的眼神看向一处。我匆匆地瞥了一眼栅栏。看到— 她来了。穿着白色的下摆带褶边的裙子。辫子上扎着红绸带。她望着我们的窗口款款走来。心中的压抑和忧伤被卸下，阴云消失，生活变得明亮起来。

镣铐的声音响起，我跳向栅栏。同志们精神一振，仿佛从噩梦中醒来，用莫名的冷眼瞥我。

—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 有人突然问道。

— 我的妹妹来了！— 我平静地回答。一些人继续惊讶地看着我，另一些人轻轻骂道：“呸，有你的！”

有一天我们听说，以前的驻军司令被撤了，取而代之一个新人。第二天，闪闪发光的肩章，叮当作响的马刺，谢尔博夫和监狱长带着一队军官来到我们的牢房。门被吱呀呀地打开，首先迈过门槛的是监狱长，他大声命令道：“起立！”带着步枪和军刀的军官们填满了牢房。他们全都卑躬屈膝，活像一群猎狗，全体盯着年轻长官，这位长官眼球突出，歪戴着帽子，简直像围墙下游手好闲的酒徒。他腰里别着左轮手枪，手握短鞭。进入牢房后，他停了下来，斜撑着腿。

— 在这里多数是哈萨克人？— 他惊讶地发现。谢尔博夫开始分别抄下我们的“功勋”，细节，感受，职务情况和每个人的官阶……

新任命的驻军司令贡恰罗夫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新的阿克莫林斯克长官白天黑夜都吵嚷着到处闲逛，不停地纵酒狂欢。

我们听到传言说，在鄂木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科克切塔夫，我们的很多同志被枪毙。不经开庭就枪毙是以前最紧张的时候的事了。现在我们知道，在阿克莫林斯克枪决将通过法院。

囚犯们听惯了“枪毙”。对自由的期望没有了。我们开始被分类。七八十个“最红的”人留在这里，没有再被审问，而另一批约六十名犯人被送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与他们一起被押解的还有卡列加耶夫同志，他是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陷落前的两三天从鄂木斯克过来找我们的，结果落入监狱。

有时我们也能听到让人快慰的传言，“白党分子抵挡不住红军的进攻，紧逼，和追赶！”虽然无法证实，但我们会坐下来占卜。“最终红军胜利，毫无疑问，但我们在这儿看不到胜利”，— 我们在牢房里觉得很遗憾。

同志们变得越来越消瘦。依然靠水和没有烤透的黑麦面包为生。如果不是来访长官每天灭绝人性的侮辱，我们靠那份面包也不会瘦成这样。沉重的思想，铁的镣铐，有关枪决的每日新闻，浑浊的空气和监狱牢房的地面，在监狱里 — 就是这些在折磨我们。

我们的日渐乏力，心情越来越不好。我们的人被分别安置在所有的牢房中；只有一间大门敞开，里面蹲着哈萨克盗窃犯。每天，我们的同志都被带到由监狱围墙围着的院子里散步十到十五分钟。每当这时，镣铐的响声就回荡在整个监狱。

一天，我们牢房的人也被带出来散步。围墙边站着武装卫兵。有四五个牢房的窗户对着院子，这些牢房的同志们透过栅栏看着我们。有些意志坚强的人冲我们打招呼，鼓励地冲我们点点头。其他人愁眉苦脸，绝望地摇头。

戴着镣铐，在卫兵围着的院墙内，我们来回走动，就像被围起来的狼群。这一天让人特别难过。我们透过栅栏看到窗内充满悲伤的眼睛，我们的同志 — 孔德拉季耶娃。她抓住铁栅栏，支着下巴，唱起凄凉的囚犯歌曲。她的声音很美，很亲切，让我想起了的 科贝兹琴的声音。在这位了不起的女人的脸上，眼泪慢慢地流下来：

“……挣脱镣铐，给我自由，我教会你热爱自由”— 她唱道。

博戈莫洛夫同志，我们牢房的囚犯，天生敏感，性格温和，诗人，他停下来，靠在灯杆上轻声哭泣……

一天，盗窃犯牢房的一个人逮机会到我们的牢房看了看。他给我们带来一堆刚割下的新鲜干草。

“今天我被带去干活儿，在那儿我拿了这些给你们作铺盖用”，— 哈萨克人边扔给我们干草边说着。

我们欣喜若狂。我们开始拥抱芳香的干草，享受地闻着，抱着干草就好像孩子见到了思念的母亲。深受感动的拜马加姆别特（扎伊纳科夫）长久地抚摸着干草，闻着，并高兴地将其贴近胸口。在这些时刻，特别希望自由，去到夏日芬芳的草原……

我的妹妹每三天一次走过监狱的窗前。她向我点头 — 打招呼。大白鹅带领着雏儿每天经过斜对面的草坪。小小的黄黄的它们每天都在长大。

在无趣单调的监狱生活中偶尔也会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正如我所说，我们吃的是没烧开的水和黑麦面包，所以每个人自然都渴望好吃的。我们哈萨克人，按照习惯，想是肉和马奶酒。仿佛，如果让我们看到美味的马肉肠 — 卡济，我们会追它到世界的尽头。从外面往里递东西已经不允许了，有人警惕地盯着，但正如人们说的：“做事的人总能胜过跟着看的人”。逮住机会就能有块熏制的卡济被弄进牢房，但不是每天都有，而是偶尔赶上同情我们的狱警当班的时候。裹在破布中的一俄寸长的香肠从观察孔被塞进来，砰的一声落在地板上。已站好了随时准备上前的侯赛因（科扎姆别尔林），他像库迈[42]在扑食似的准备飞扑向包裹。在那一天，自从侯赛因的妻子从我们的窗前经过时发出递包裹的信息后，侯赛因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观察窗。而我们，照样也盯着侯赛因并兴奋得喘不过气来，就像饥饿的金雕发现了猎物。

这时，一俄寸长的一块香肠出现在观察孔。侯赛因飞扑向它，把香肠握在拳头里坐了一会儿。要平分香肠，我们却没有刀，用手撕也不可能 — 这块香肠太小了。这意味着，需要每个人排队用牙咬下自己的那份儿。

侯赛因攥着香肠，露出手指那么宽的香肠尖送到同志嘴里。每个人都有权咬下规定的大小…… 轮到拜谢伊特（阿季列夫）了。侯赛因送上香肠。拜谢伊特假装成半死不活的可怜人，把嘴凑近香肠，使劲一吸气就扭过脸去。

— 你为什么不咬？— 侯赛因纳闷道。

— 这么一小块能够我吃么？！— 拜谢伊特回答道，他的样子变得更加可怜。

— 咬吧，我们还会有的！— 侯赛因恳求道。

— 不，还是你们吃吧。一俄寸香肠喂不了所有人。吃吧，就让我一个人饿着吧…… — 拜谢伊特谦虚地回答道，悲伤地叹了口气就躺在了板床上。

我们关切地围住拜谢伊特，开始安慰他。

— 让我们多给他一点吧，— 终于有人提议道。

侯赛因犹豫了一下，把香肠又伸出半个手指那么多递给谢伊托夫。半死的谢伊托夫慢慢地抬起了头。斜眼瞧了瞧香肠和它的主人。片刻中，双反都警惕地盯着对方。侯赛因慢吞吞地递上来的时候，拜谢伊特迅速地，像一条灵巧的狗鱼，连同侯赛因的手指头咬住了香肠。侯赛因大叫着松开了整块香肠，只为挽救自己的手，而拜谢伊特立刻吞下一半香肠，然后为了另一半的战斗就开始了。

这样的场景活跃了我们的监狱生活。

抢到额外的香肠后，拜谢伊特活泛了一些，开始开玩笑，讲一些事情，用俄语唱诙谐的歌曲，曲子是俄罗斯文书写的。歌名叫做“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的精选口号”。

 

哦艾兰，你是我的愿望，

马奶酒，我的激情，

凯马克[43]，衷心的期望，

草原的羊，我的灵魂。

你像巴雷姆塔[44]敲击我的灵魂。

用鞭心狠抽我的心。

我的吉尔吉斯灵魂振奋起来，

当你在毡房中入睡。

比五光十色的长衫更贵，

她用锋利的宝剑退敌，

鲜血被烧成干粪块。

哦，来吧，我亲爱的撒旦，

俯首保佑，—

我沮丧地呼唤

马儿热情地嘶鸣。

 

拜谢伊特以认真的态度完成了他的表演，像真正的演员一样向前挺挺胸，摆出大公鸡似的样子。

我们尽情地笑。

有一次传来消息说，现在完全没有死刑了。这些传言似乎很可信。我们的呼吸更自由了。很快，外面的东西也被允许递进来了。监狱长本人开始偷偷和一些囚犯聊起天来。

我们开始被带去审讯。八到十个人一组被哥萨克骑兵押送队被带到审讯地点。

“要审问什么呢？”— 我们不耐烦地问去过的同志。

轮到我了。立即赶出十五人在一组。脚戴着镣铐。哥萨克骑兵握着拔出鞘的军刀。我们被排成一排两人。比我和拜谢伊特高的人被排到前面。天气很热，正赶上夏季最热的四十天[45]。街道上挤着成群的妇女，儿童，老的，少的，鞑靼人，哈萨克人，俄罗斯人，骑马的人和步行的人。镣铐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我们在押送队的护送下整齐地行进在街道中央。我们默默地看着人群。在人群中，我看到朋友和熟人。同情的，皱眉的，平静的 —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我们打招呼，把手放在胸前并轻轻地点着头。突然间我的目光和父亲的目光相遇，他是从遥远的草原过来的。他从远处用无奈的，悲伤的，带着爱意的神情看着我。我发现人群中拜谢伊特，阿卜杜拉和茹马拜的父母，也看到了他们的从村里赶来的朋友。大家都沉默着，掩饰着不安，抑制着愤恨。有的人在偷偷地哭。他们没有把我们从刽子手手里拉出来的力量，因为刽子手有武装。我们在街道两侧朋友和敌人目不转睛的护送下穿过街道。镣铐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街道在哭泣，光着头，敞着怀的我们鱼贯而行。

 

 

在大群的人中，我看到了那位总来监狱的窗前的自己的“妹妹”。在她天真无邪的眼中 — 含着泪水。她对我点点头，我也感激地以点头回应。在人群的注视下我们打起了精神，步伐更坚定了。

调查委员会会议是在以前的教学楼上召开的。冬天我住在托卡列夫老师家里，他家坐落在学校的院子里，是独栋住宅。现在，我穿着粗麻布囚服，光着头，戴着镣铐走进我以前的公寓。我和拜谢伊特走在前面，在楼梯上见到托列拜·努拉林。托列拜一边盯着我，一边问：

— 别来无恙，萨肯？

— 平安无事！— 我答道。

托列拜片刻就消失在门后。我们的脚步那时没有像托列拜那么快，我们的脚镣叮铛作响，勉强能拖动腿。

押送队队长走进一个房间。很快，他和某个俄罗斯人从那里出来，他们开始传唤我们的第一位同志进去审讯……

一个一个地被叫进去，审问完就被带走了。

我透过窗户望向院子。老太太托卡列娃走过，她是我冬季住房的房东。她看见我后，遗憾地摇了摇头……

轮到我了。我走进房间。桌后端坐着委员们。主席 — 哥萨克琼通诺夫。审问我之前谢尔博夫正好出来。在委员会成员中坐着一个黑胡子的俄罗斯农民，三个哈萨克人。其中之一是商人塔什季，第二位 — 著名的毛拉曼坚，第三位是坐着的托列拜。当我走近桌子时，塔什季和曼坚低声地和我打招呼道：

— 还好吗，萨肯？

我回答道：

— 平安无事！

琼通诺夫本人开始了审问：

— 您是怎么进入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

— 草原上哈萨克人的选举，根据老百姓的愿望。

— 您旨在维护什么人的利益？

— 哈萨克人民的利益，特别是选举我的劳动人民。

— 您领导的是什么工作？

— 领导阿克莫林斯克县的教育工作。

琼通诺夫没有问，我也并没有说我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 您参加过集会和会议吗？

— 参加过。

— 演讲过吗？

— 演讲过。

— 您将什么了？

— 我不记得了。

— 您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了吗？

— 是的。

— 您赞成还是反对成立大会的召开？

— 如果劳动人民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我就不反对召开。

— 您对宗教怎么看？

—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是宗教人士。

— 您用有伤风化的言辞骂过清真寺吗？

— 无法用有伤风化的言辞骂无生命的对象。

— 在这里用哈萨克语出版的“季尔希利克”报上，您写了什么？

— 大多数情况下，我写的是诗。

然后黑胡子农民调查员提问：

— 您是作家吗？

— 不是很成功…… 但还写点东西。

— 您写了哪些诗，关于什么的？

— 主要描述人民的日常生活。

琼通诺夫又问：

— 您为什么写诗？

— 首先，因为会写诗，其次，我想，写诗 — 不是犯罪。

黑胡子农民对琼通诺夫说：

— 这怎么了，如果他写的诗是关于人民日常生活的？如果他会写，就让他写吧！

— 您在五一劳动节前写过一个社会剧，并把它搬上舞台。据说，在这部剧中，您颂扬了布尔什维克！

— 这部剧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是的，五一劳动节时在阿克莫林斯克它被搬上舞台。在剧中我指出，在1916年动员哈萨克青年到后方工作的时期，乡管理员，文书，财主和毛拉的贪婪。

沉默了一会儿后，琼通诺夫转向旁边的人，俄罗斯和哈萨克委员会成员：

— 你们还有问题问被捕者吗？所有人都沉默了。托列拜转向我：

— 在《季尔希利克》报上，难道您就没有写过诗歌以外的东西吗？

— 有时写短文。

托列拜从衣兜里取出一期《季尔希利克》报：

— 不是您写的这篇文章吗，这里竭力谩骂杜托夫长官并谩骂所有阿拉什汗国人。这个“沙米利”不是您的笔名吗？

— 我的名字是萨肯。

— 不对，我们知道，这就是您。关于这点，报社的工作人员已经告诉我们了。

— 他们可能搞错了。

— 如果是这样，谁才是“沙米利”？

— 我不知道。报纸的正式编辑是拉希姆然·杜伊谢姆巴耶夫。请问他。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拉希姆然正在逃跑，躲藏在草原中，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沙米利”。

托列拜又从衣兜里取出一张纸：

— 那好吧，那这篇文字你知道吗？

他拿着我的信，是发给西伯利亚边区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我在信中详细汇报了阿拉什汗国的活动。他把信展开在我面前，就问道：

— 这里不是您在谩骂阿拉什汗国人吗？…… 这不是您的签名吗？……

我无法拒绝，因为这篇文字是我手改过的机打稿。

— 可能是我写的。

我被迫在文章空白处签字，以便核对笔迹。

托列拜又从衣兜里取出一张什么纸：

— 您知道吗？难道不是您以人民的名义写的吗？这是我们的电报正本，是以阿克莫林斯克贫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发给莫斯科的。这个又是我手改过的机打稿。我无法回避，被逮个正着。

— 编辑这封电报的时候，我也在场，— 我回答道。

— 除了您以外还有谁在场？

— 当时人很多。不记得谁在场谁不在场了。

— 请在电报上签字，他吩咐道：“是我写的”，— 托列拜命令道。

— 我怎么能在集体创作上签字？

最后，我被迫签字但写明，是“参与编写”。

— 您反对阿拉什汗国吗？— 琼通诺夫问道。

— 是的，反对！— 我回答道。

— 为什么？

— 沙皇被推翻后，阿拉什汗国决定把哈萨克人从俄罗斯人民中独立出来，并希望成为哈萨克可汗，成为地方之王。在我们看来，摆脱了专制制度的哈萨克人民不再需要可汗。民族主义者想彻底脱离俄罗斯，想把所有农民驱逐出哈萨克的土地。这可能会导致灾难。我们将失去俄罗斯劳动人民的支持，而正是他们推翻了沙皇，并让哈萨克劳动人民获得了平等。这就是我反对阿拉什汗国的原因。

俄罗斯委员会成员们面面相觑，黑胡子农民不怀好意地斜眼看着哈萨克人。

在我看来，在场的阿拉什汗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听到我刚说的话。托列拜，商人塔什季和毛拉曼坚都不知道往哪里躲了。他们脸红了，为自己不纯正的血统而羞愧。

俄罗斯人继续不怀好意地用疑问的目光看邻座的阿拉什汗国人。可以相信，我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签了字。

我被邀请去大厅。他们继续审问后面的同志。在大厅里，我停在窗前。塔什季和托列拜走近我，并伪善地开始和我交谈。旁观者可能会觉得，他们 — 是我的近亲。

— 没什么，没什么，你会自由的，— 他们安慰我道。

我和托列拜曾经在市学校一起上学，是朋友。而现在却“友好地”互相指责。

几分钟后，我的“恩人们”去继续审讯了。

我和拜谢伊特两人一起走进一间学校里的教室。在这里，有人通过押送人员给我们送来马奶酒。

我们享受着马奶酒，突然发现两位哈萨克妇女走近我们的窗口。其中一人原来是拜谢伊特的妻子，而另一位是岳母。他们看到我们很满意，就认为，不安的希望也会被证明是好的结果。他们指着自己的白色头巾，好像在问：清白么，证明无罪了么？

我否定地摇了摇头。

委员会继续审讯。不同的军官往来穿梭，时而进去，时而出来，时而奔跑（在愤怒中，像被牛虻攻击的牛）。他们手里拿着短鞭，有的拿着打人用的树条。他们的眼睛发着光，就像受惊的小骆驼。当委员会完成工作后，在押送队的驱赶下，镣铐又开始叮铛作响，我们排成一串返回监狱。

审讯后有传言说，好像现在监狱中只关押最危险的罪犯，而其他所有人会被释放。

每天都传来最不可思议的传言，难以置信，传言有时让人苦恼，有时让人高兴。

每个人都渴望自由。

在监狱窗前，越来越多地出现朋友，亲戚，从遥远的草原赶来的我们的父亲。

我们使劲朝他们点头，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不出声，压抑着悲伤回答我们。有时会遇到有人情味的狱警，我们就能搭几句话。

每天的忧郁都很相似。时间就像被冻得停住了。我们用生面包块玩国际象棋和跳棋。我们谈论往事。有时试着靠互相捉弄来打发时间。

我久久地坐在窗栅栏前…… 不是每天，但那个辫子上扎着红带子的女孩还会来，注视着我们的窗口。我和她打招呼。白鹅依旧朝着草坪一侧的低地通过，身后跟着自己的雏儿。雏儿长大些了，自信地迈着步子，它们的翅膀变得更结实了……

日子过得很漫。囚犯经常从一间牢房被转移到另一间牢房。当人们被赶到窗户朝院子的牢房时，悲伤和烦闷就会笼罩心头。

有一回我们了解到，拜谢伊特的亲戚们给阿拉什汗国发了电报，要求把他从监狱救出来。当阿拉什汗国人滕内什帕耶夫和阿卡耶夫逃离突厥斯坦，通过阿克莫林斯克县逃往塞米巴拉金斯克时，拜谢伊特仁慈地指给他们正确的道路。而现在，为了还人情，亲戚们请求帮助，并为此事通知了监狱。我们不知所措地等待，这件事会怎么样呢……拜谢伊特的希望点燃了。

有一回在监狱外出现了拜谢伊特的弟弟。他跑到离窗口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意识到我们还在看着他，就和一个过路的人说话，仿佛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 嘿，听听好消息吧！我们的巴肯[46]很快就要被释放了！

我们看穿了狡猾的男孩并为拜谢伊特赶到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后，从过窗前走过拜谢伊特的妻子与其母亲和父亲 — 医生瑙雷兹拜·茹拉耶夫，政变后，他也在监狱里跟我们一起待了几天。他们都在一起，男孩也跟他们一起了。大家都无限高兴。瑙雷兹拜摘下帽子，像信号员似的，挥舞着它，让我们明白，已收到滕内什帕耶夫和阿卡耶夫的请求释放拜谢伊特电报……

但拜谢伊特仍然没有被释放。

时间在推移。自从我们被关起来的那段时间孵出的黄黄的小鹅，已经长成大鹅了，不再跟着母亲到草坪上了。

监狱里的情况相对好了一些。但是一些军官和狱警像蛇一样咝咝的恶狠狠地对我们，继续谩骂我们，无缘无故对我们发狠。有一回，像往常一样，我们按程序被带到被围起来的院子里放风。在那里，我用茶杯舀冷水洗脸。我不得不把镣铐从脚踝抬到腿肚子。这时副监狱长弗罗洛夫从旁边经过，他消瘦，有淡褐色头发，小胡子，脸颊上有红色胎记。哈萨克囚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卡尔德别特”，对应的俄语意思是 — “红脸”。这个卡尔德别特弗罗洛夫，突然停在我旁边，指责道：

— 不会戴镣铐吗！还居然被叫做囚犯！

他怎么能这样说话？！……

夏季的四十天 — 最炎热的时节，已经过去了。丰收的季节就要到了。现在，从外面可以畅通无阻地往里面送东西了，都不知道是谁送的。我收到过几次不知谁送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监狱里的生活变得好多了。

在那段监狱生活中，一些事件我还记忆犹新。

我们哈萨克人经常被从一间牢房换到另一间牢房，有七八次。

在检查和仔细审讯之后，监狱里大约剩下大约五十个最坚硬得像石头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有八九个哈萨克人。我们尽可能努力地共同坚持着。每当我们被换到沿街的牢房，就久久不离开铁栅栏。窗前不时有我们的朋友和亲人经过。有时，路过的陌生人也会向我们致意。谁是忠实的朋友，谁是明显的敌人，在艰难的斗争道路上会认识清楚。

阿克沙尔和维特基别克一次都没有来过监狱，他们是和我父亲从遥远的草原一起来的。侯赛因和拜谢伊特的年轻妻子经常来送东西。阿卜杜拉的名为巴娜的未婚妻总有办法和监狱长和狱警周旋，把新闻写在纸条上带给我们。

关于巴娜的灵巧和机敏，甚至连我们，犯人，也并不是总能领悟。比如，有一天，她送来用干净的纸包着的茶叶。狱警仔细检查了异常寒酸的包裹，并确认，那一小片纸上什么也没写，就把包裹给我们了。很偶然的，我们把这张纸用水打湿了，纸上显现出文字。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外面当前的新闻。

巴娜把我们的衣服拿去洗。有时在她洗过的衬衫袖子上没有了纽扣。我们就开始用手摸着找扣子，然后勉强看出四个字母：“卡拉”— 瞧！撕开袖子的褶子或腋下，发现巴娜的小纸条，微小但清晰的字迹报道了新闻。

任何人都不被允许探视。有时，长官会很仁慈，在狱警的监视下，主要 — 还感谢亲人的纠缠，我们被允许探视五到十分钟。我记得，哈萨克人里只有茹玛拜得到许可和自己的父亲简短的探视。久莉莎拉普毕业后从鄂木斯克回来，她被允许探视我五分钟。（在第一刻，久莉莎拉普没有认出我，监狱里囚犯的外貌变化这么大！）

在俄罗斯妇女中，巴甫洛夫的妻子定期和我们联系。她用自己的机智，灵巧，超越了所有其他妇女。有一回她成功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在未来两天将决定对你们是否采取死刑。如果我得到不幸的消息，我通过你们窗前时，穿黑色连衣裙。如果我听到的是好消息，我就在头上扎个红头巾……”所有的囚犯都知道了这个暗号。

我们的小牢房的窗口那时朝着院子里。有一回，有消息说巴甫洛夫的妻子来监狱探视丈夫。我通过窗缝警惕地盯着罕见的来访者，他们去值班室探视了。巴甫洛夫的妻子很快也来了。她一身黑衣！…… 一分钟后，戴着镣铐的巴甫洛夫在狱警的陪同下也过去了。在狱警面前，妻子扑向丈夫，流着泪拥抱他。然后她头也不回的走了…… 看到她的黑衣后，我们一下子泄了气。我感叹道：“现在我们的运气到头了！……”同志们忧郁地附和道：是啊，现在全完了！……

当巴甫洛夫回到牢房的时候，我们向他冲去。原来，他们的孩子死了，所以母亲来的时候穿了丧服。

这一天到了，监狱长允许我们收信，信里可以写家里的事，日常的事，但不能涉及政治。

有一天我们收到了明信片，签名是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鄂木斯克学生。明信片是用俄语写的。上面说：“……瓦赫恰·乌克梅托夫[47]患了结核病。外科医生拒绝治疗。乌尔肯别克·萨比托夫[48]正在康复中。德恩切[49]顺利抵达”。

收到这样的明信片，我们精神振奋。我们也把消息告诉俄罗斯朋友。

在明信片末尾金穆哈梅特又写道：“从前线顺利返回。在赤塔与谢苗诺夫长官战斗过”。

我们很轻易地理解了密信的内容。白党政府的活动已经没有希望了，人民拒绝支持他。苏维埃政权在加强……

监狱里的每一条令人欣慰的消息都鼓励，振奋了囚犯。

在为公平而战的艰难的道路上，在艰苦的日子里更能看清朋友的忠实，敌人的卑鄙，更能看清一些人的人道和另一些人的残暴。以前，当我们建立了人民政权，当力量在我们这边，很多人巴结奉承我们，要做我们的朋友。当我们处于困境时，这些逢迎献媚的人立刻转身离开，把背影留给我们。而有些人甚至把对我们的支持变成拳头反对我们。不止一次，我们不得不信服哈萨克人民的话，是这么说的：“朋友很少，而敌人很多”。

很多人现在意识到，之前在自由的时候曾肤浅地说，某某同志我很了解并且可以为他用脑袋作担保。而人的真实面目，他的本性在困难时刻才表现出来。如果你想检验一个人的人格，需要看他在困境中的表现。

另一些人，以前在他们自由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是好人，而在艰难的道路上他们却毫无价值，软弱，不忠实。恰恰相反，在一些事上曾表现不好的人，以前在我们那里品行不端的人，在艰难的时刻原来是独立和勇敢的人。

我举几个例子。

在十月革命时期阿克莫林斯克的集会上，一直有个姓博乔克的人发言。他自我介绍说自己起初在埃基巴斯图兹斯克工厂当工人。他永远穿着随意，但讲得很好，而且总是说，他参加了1905年的革命。

博乔克成为阿克莫林斯克年轻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我们把他选为阿克莫林斯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席。他向我们保证，他以前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现在成为共产党员……

以前，阿克莫林斯克并不存在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立前夕，在县领导官邸，我们，俄罗斯和哈萨克的同志第一次成立了布尔什维克组织。

而在关键时刻，阿克莫林斯克的一直扮演革命英雄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没有斗争，拱手把阿克莫林斯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交到反革命分子手中。他提前知道反对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起义，但他既没有通知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普通成员，也没有通知我们主席团成员。博乔克第一个落入敌人手中，未经我们同意，单方面下令红军部队停火。而在狱中，戴上镣铐的博乔克“唱”道：“我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从来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胆怯的博乔克 — 不是个别情况。还有一位来自阿克莫林斯克的活动家。他一直为布尔什维克说话，敲着自己的胸脯，凭着自己的顽强，混入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席团。当反革命分子胜利后，这个“布尔什维克”和我们一起被捕并被送进监狱，他为了被释放，被相信，眼含泪水谩骂布尔什维克囚犯。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一对曾在阿克莫林斯克工作的夫妻 — 彼得罗克耶夫夫妇，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动家。我们未曾谋面，所以对他们知之甚少。他们不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我们认为彼得罗克耶夫夫妇是孟什维克，对他们有所怀疑，虽然彼得罗克耶夫说自己不是孟什维克。白党分子把他跟我们一起抓了起来。我们确信，这对夫妻表现得就像真正的英雄。

在我们的监狱里，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不少意志薄弱和脆弱的人。有一回，拜谢伊特看着一个软弱的人，用悲伤的声音说：

— 噢，我的神啊，当我们与这些人手挽手一起工作的时候，大地为什么没有把我们掩盖？！

在这一天，我记住了拜谢伊特伤心的话。在生活中常会遇到那些外边看起来很好，值得尊敬人。但真实性格在艰苦条件下，一分钟就能表露无遗。最令人厌恶的，斤斤计较的，还有最高尚的性格都能被考验出来。在这里，我想谈谈维亚佐夫和巴兰金，大家对他们都很尊重，但后来都厌恶地转身离开他们。冲动急躁的拜谢伊特始终公开表示反感这两个人的不当行为，把对他们的这种厌恶写在脸上。

有一回，亚佐夫和两个同志在牢房的角落里谈论叛变的话题。牢房里约有二十人，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喜欢亚佐夫。没有板床，所以我们用胳膊肘支着装满干草的袋子，坐在石头地上。在相反的角落里坐着拜谢伊特，他不时瞧一瞧亚佐夫那边。

— 他在哪儿扯什么呢？— 拜谢伊特愤慨地说道。— 他在哪儿胡诌什么？

亚佐夫继续说话。

— 亚佐夫，你过来！— 拜谢伊特忍不住了。

— 怎么了？— 对面回答道。

拜谢伊特盯着亚佐夫并喊道：

— 你为什么是个傻瓜？！

亚佐夫，当然，大怒。

—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他紧接着拜谢伊特说道，但拜谢伊特不再朝着他，并躺在自己的袋子上。

我们在这个小冲突中观察到双方的性格。在这大考验的时期，保持公民的尊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样的同志，比如卡琴科，奥列尼科夫，博戈莫洛夫，莫宁，沙夫兰，皮扬科夫斯基，特罗菲莫夫，格里亚兹诺夫，马尔特洛沃，克列缅斯基，阿法纳谢夫，彼得罗克耶夫夫妇，和一些其他同志，表明自己是劳动阶级真正的捍卫者和正直的布尔什维克。很多哈萨克和鞑靼同志到最后都是正直和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的行为中我没有看到“曲折线”。

在艰难的道路上，很少有人不磕磕绊绊就能走到最后。可能不止一次消沉，迷失在艰苦的道路上。很多人在复杂环境中成为表现不端[50]人员的一分子。

不能轻易相信高傲地声明“我是怎么怎么样的”人，如果他没有通过考验。

你是谁，只有那时才会确定，就是当你走出去和敌人战斗，而且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 只有被敌人抓住，身陷囹圄，戴上镣铐，你才会明白自己的本质，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小伙子！如果没有在为正义而战时体验过艰苦和失去，在平静安宁的生活中就无法彻底和坚定地认识自己。

 “勇士决定战争，而演讲家 — 只决定争吵”，— 人民的智慧这样说。

……狱友们开始被派去收获作为监狱副业的白菜和土豆。菜园在城市的郊区的伊希姆河畔。现在，囚犯的亲人们开始在监狱的菜园等待他们的出现。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得到改善。

但是，被带去工作的大部分犯人，都行贿，或用自己温顺的行为讨好了监狱长。被带走的人，当然，是脚上没有镣铐的那些人。渐渐地，轮到了带镣铐的人。解下镣铐，带走了侯赛因，然后是拜谢伊特，再往后是茹马拜。被带去菜园的俄罗斯人有博切克，亚佐夫，巴甫洛夫，特罗菲莫夫，奥列尼科夫，克列缅斯科，皮扬科夫斯基等人。他们都表现很好，他们都与自己的亲人见了面。

当时在阿克莫林斯克爆发了霍乱。我们被告知，拜谢伊特的父亲病了。拜谢伊特成功地去了菜园。他给了押送队队长很大一笔贿赂，押送队队长就准许在一名狱警的陪同下让拜谢伊特回家。这一天拜谢伊特没有回牢房。

黎明的时候，我从自己的袋子上爬起来，手握栅栏望向院子。拜谢伊特在狱警的陪同下正通过哨岗。他一进牢房，就走近我并忧郁地靠在墙上。

—  萨肯…… 我的父亲过世了…… — 他几乎哽咽着说道。

我的眼中也流出泪来。凝固的心一瞬间就软了，泪水不由自主地往外流。

侯赛因和押送队队长“交朋友”比别人都早。有时候他甚至在菜园里过夜。有一次，他成功地宴请了谢尔博夫和城防司令。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所以宴请后过了三天，侯赛因被释放了。

侯赛因和拜谢伊特获得监狱长的如此信任，以至于在他们的请求下，茹马拜，然后是阿卜杜拉也被带到菜园。从菜园出来后，囚犯们竭力给监狱长更大的贿赂。我们的朋友也给了贿赂。晚上返回监狱的同志们已经可以推测出谁还可能被允许去菜园。新人也被提前解下镣铐。

直到有一天，我的镣铐也被卸下了。我走到街上，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摆脱了束缚的鹰。我感觉成为自由的人很奇怪，自由 — 有点不习惯。我看着没有戴镣铐的人，觉得自己仿佛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忙碌着做自己的事情的城市，让我感到很陌生。我们被赶到郊区的菜园。正是秋天，无云，温暖。我想拥抱大地，天空，空气，树木，青草，河流，所有的一切。菜园沿着伊希姆河延伸。树木的叶子仍然是绿的，但杨树的叶子已经变成淡黄色，像老头的白发。园子里充满温暖和阳光。微风仿佛在让树叶跳舞。

在菜园后面，我们登上小丘，看到和蓝色的地平线融为一体的无边草原。我们每吸一口气，每过一分钟都变得更加有活力。夏天的三个月我们都戴着镣铐待在臭烘烘的监狱，现在，来到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都感受到真正的愉悦，贪婪地呼吸芳香的空气，好像要吸饱它们并带回去备用。我们吸着空气，就像喝着醉人的马奶酒。

旁边的伊希姆河流淌着。我们拿着铲子，锄头，挽起袖子，开始劳动……

狱警守卫着菜园。

我们面朝家乡的村庄，久久地望着草原。无论你往哪里看，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由的人，这是惊人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囚犯很难适应。他们在赶路去什么地方，匆匆走过，心里想着什么。我看到一个哈萨克人，他长得很像在监狱窗前走过的那个给大车装干粪块的人。我看到了哈萨克骑手，见到从村庄出来的坐着大车飞驰的人。我忍不住想，没有见过监狱的人，无法真正地评价自由！

我长久地站在高处的菜园边上，凝视着南方 — 我家乡村子的方向。我幻想着。我从监狱逃走，隐藏在无边的草原中…… 骑着骆驼跑到谁都不知道的远方，和不认识的哈萨克人在一起。或者，如果不是骑骆驼，那就坐牛车。溜进自己的村子……

呼吸了新鲜空气后，囚犯们苍白，枯萎的脸上开始有了血色。痛苦的阴影消失了，它隐藏到了每个囚犯的眼神中，因为从他们眼中发出了希望的光芒。

不久，囚犯的亲戚和朋友们来了。我的父亲也来了。

菜园里的工作对于囚犯来说就像在天堂。挖出土豆，我们把它洗干净，然后切碎各种草[51]，加上肉并在桶中煮汤。在我们看来，在自由的空气中炖的肉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好吃。

    菜园里的幸福并不是每天都有。大家轮流着，每过三四天就换一波人。

有一次，我们在押送队的陪同下去澡堂洗澡。一路上人们都挤在我们周围。在澡堂大门旁边我看到了自己的父亲，我跟他打了招呼，简要地交流了一下新闻。很快，父亲说要向我告别了，他要回村里。

通过在菜园里干活，我们了解了正当权的白党分子的活动。人民同情我们。狱警这时的态度也很温和。他们不赶来人，假装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人们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有些人从远处公开地向我们问好。

在起义的那天，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被击溃的那天，疯狂的，昂着头颅的哥萨克们，现在似乎醒悟了，安静下来了。在亲身体验了白党分子的双桅船和皮鞭后，这些肤浅的人开始想起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在阿克莫林斯克出现了阿拉什汗国县政府。政府中出现了审问布尔什维克的调查委员会成员：毛拉曼坚，商人塔什季，乡长奥尔扎拜，文书托列拜·努拉林，医生图西普。乡长，商人，毛拉丢掉了所有廉耻和人格，但尽管如此，自称为阿拉什汗国人的他们，还神气十足，就像被激怒的斗鸡。他们嘲笑女性自由和穷人平等的言论。

有一回，大约二十名囚犯从菜园返回监狱。像往常一样，后面和两侧都有武装押送人员。按队形，一排两个。穿过郊区，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棚屋附近，我们看到一位哈萨克女人。她皱着眉，脸上毫无血色。很明显，沉重的痛苦折磨着她的灵魂。在我们小组中有三个哈萨克人。当我们从旁边经过时，这个女人看着我们，把手紧贴在胸前，很尊敬地低下头，衷心地欢迎我们。这个哈萨克女人悲伤的形象，从这一天开始就不可磨灭地活在我的记忆中…… 毫无疑问，这个女人坚信我们的事业的正义。

我们继续被带到菜园。大家都受尽了等待自由的折磨，特别是哈萨克小伙子。我和拜谢伊特开始盘算逃跑。在逃跑之前，我们决定弄到哈萨克服装，以便换掉一俄里内都很明显的囚衣，还要转告亲人和最忠实的朋友关于逃跑的时间和条件。

有个哈萨克人的窑洞离我们工作的菜园有二十步之遥。窑洞主人的儿子艾特然是我们的朋友，是“扎斯哈萨克”成员。在我们的逃跑方案中，要在这处农舍预先准备好马。在狱警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快速沿着低地跑向那里，骑上马 — 一溜烟跑掉。我们的亲人也要做好准备，应在指定时间返回自己的村庄，以免被怀疑参与共谋。

当我和拜谢伊特给同志们分享了自己的计划后，巴肯和阿卜杜拉没有赞成我们。

我们下定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逃跑。

有一回，狱警允许我们在菜园和两个小伙子见面。

小伙子们下了马，打过招呼，和我们坐在一起。狱警站在远处。过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骑着马的我们的侯赛因，他下了马，也坐在旁边。我们扔给他一堆问题。侯赛因顺便告诉我们，他如何巧妙地，狡猾地摆脱了监狱。事情是这样的。

在菜园干活的时候，有心计的侯赛因让监狱长很满意，赢得了信任并和对方“交了朋友”。有一回侯赛因在自己的“朋友”的许可下在菜园里安了一个帐篷，并邀请长官 — 阿克莫林斯克的主宰者来做客。准备了很多马奶酒，伏特加，宰了羊，充分地招待了自己的客人 — 城防司令，谢尔博夫和监狱长。侯赛因亲自炖了羊肉，亲自勤恳地伺候了尊敬的客人。

大喝一通后，身为调查和消灭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主席的谢尔博夫很满意，命令恭敬地站在帐篷入口处的侯赛因道：

— 嘿，布尔什维克，过来，和我们一起喝吧！

— 谢谢您的关心！…… — 侯赛因回答道。— 我很高兴能为您服务。但只有一事相求 — 不要叫我布尔什维克。否则您就是欺人太甚了……

— 难道你不是布尔什维克？！— 谢尔博夫和城防司令同时惊呼道。

侯赛因给出了详尽和全面的解释：

—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您平白无故地把我关在监狱里，我很痛苦……

在这种情绪下，侯赛因把自己的苦难娓娓道来，并最终装模作样地哭了起来。

— 应该仔细检查他的案子，— 谢尔博夫同情地说着，让侯赛因坐到自己旁边，给他倒上伏特加。几分钟后，谢尔博夫出去办事了。剩下城防司令和监狱长。侯赛因让他们知道，他可以用库马拉基占卜。城防司令很高兴：

— 那就给我占卜占卜吧，我想知道什么在等着我，— 他请求道。

侯赛因立即从兜里掏出用破布裹着的库马拉基。他把破布铺在桌子上，撒下库马拉基，并开始轻声嘟囔：

— 您的命运平安。幸福会突然降临。很快您会升迁…… 您会活得长久并美好……

城防司令兴高采烈地问道：

— 请占卜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女人爱我？……

而侯赛因很清楚，谢尔博夫和城防司令在同时追求一个叫兰舒科娃的女子，她是城里有名的美女。

侯赛因聚精会神地低下头，撒下库马拉基，开始用双手劈开他们上方的空气，仿佛驱赶邪灵，并带着鼻音说道：

— 从来没有过女人不喜欢您的情况。现在，在阿克莫林斯克，不是一个女人在向往您，而是很多女人。尤其，有一位黑眼睛栗色头发的美女爱您。但她不敢告诉您自己的爱，因为有另一个人在热情地讨她欢心。他甚至已经倾诉了对她的爱，但她对他不感兴趣……

城防司令拍了拍侯赛因的肩膀，转身向监狱长说道：

— 原来，他不是愚蠢的哈萨克人！为什么把他关在监狱里！

在这次占卜的两三天后，侯赛因被释放了。

就这样，我和拜谢伊特决定逃跑。弄到了哈萨克服装。但在逃跑那天，由于很荒谬的意外，我留在了牢房里，其他人被带到菜园。晚上，我不耐烦地等着。预感到了什么。劳动之后，所有同志都返回到牢房。而拜谢伊特成功地逃跑了……

囚犯们胆怯地警觉了起来 — 现在会怎么样？有些人表示对拜谢伊特逃跑不满。其他人担心他有没有被抓到。

城防司令沙希姆气急败坏地来了，拉响了监狱警报。他来到这个城市不久，接替了侯赛因用库马拉基给占卜过的那位。

现在囚犯被停止带去劳动了。监狱的制度变得更加严格。

多雨的秋天来了。我们在监狱里的日子还看不到头。开始有人从村里拿着请求书跑来找官员为我们说情。但没有人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说客逐渐散去。

我们留在肮脏恶臭的监狱里。有时，有人把书和报纸给我们。我们读它们，再重新读，还玩玩跳棋。

有一回，有人给我们带来盛在一个大木盘里的东西 — 一整只绵羊，说是科舍尔拜送的。在暴动那天，他躲过逮捕并成功逃跑。现在才返回城市。

当我们被告知是谁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走近朝向街道的窗口，看到不远处戴着白色的羊皮特马克[52]的科舍尔拜和一个红发小伙子。岗亭上站着的不是哥萨克，而是个普通新兵。他没有从窗口驱赶科舍尔拜。我们轮流走近开着的通风窗打招呼。科舍尔拜压低声音讲了新闻：

— 要有耐心！转变将在一瞬间，一天之内。不用再等很久的。整个俄罗斯的情况，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可以说，清晨已经来临。我们正在等待日出。为时不远了 — 很快。准备好力量吧！在神的帮助下，红太阳会升起的！— 科舍尔拜鼓励地说道。

两天后，窗口旁出现他的同伴，戴着白色特马克的红发小伙子。他和我们打了招呼，并通知我们，阿克莫林斯克的主席茹西普[53]·伊兹巴萨罗夫被捕了，被捕的还有阿拉什汗国委员会成员，和布尔什维克调查委员会成员毛拉曼坚…… 我们想知道他们被捕的原因，但小伙子不知道详细情况。“听说，他们被捕是因为收了哈萨克人的钱给哈阿拉什汗国……”

红发小伙子原来是我的同乡。他的名字叫拉希姆然·博潘别科夫。

几天后拉希姆然再次来到窗口，他说，通过值班员把报纸转给我们，并承诺再来。

我们很想知道，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倒台后，在西伯利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收到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报纸，并如饥似渴地阅读和重读它们。

西伯利亚，乌法和萨马拉被捷克斯洛伐克人占领后，每个站在社会政治斗争舞台上的党派，都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们用统一战线反对革命，在萨马拉成立了自己的政府，称其为成立大会委员会（КОМ УС），并大声宣布，说“我们是全俄罗斯唯一政府”。当然，鄂木斯克的白党分子政府没有服从他们的一纸命令，而且通告所有人说自己是“全西伯利亚的政府”并打算征服萨马拉的成立大会委员会。除了鄂木斯克，在西伯利亚还组织了其他政府，其中的每个都是自主行事。阿拉什汗国也宣布了自己的独立政权，但它无法征服整个哈萨克斯坦，因为在那时，它本身就分裂为在乌拉尔省的西部部份和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阿拉什汗国的东部部份。西部的领袖是扎汉沙·多斯穆哈梅托夫，哈列利·多斯穆哈梅托夫，和乡长萨雷克，而东部的领袖是布克汉诺夫，耶尔梅科夫，加普巴索夫，和从科坎德逃来的滕内什帕耶夫。另外还有一个图尔盖阿拉什汗国。其领导是阿赫梅特·拜图尔孙诺夫，杜拉托夫，耶斯普洛夫，以及从乌拉尔斯克来的肯任和卡拉特列乌奥夫。图尔盖阿拉什汗国被认为是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一个分支。所有这三个政府都各自独立，反对革命。他们建立了武装部队，自己的民兵。他们不落后于哥萨克，从各个村庄征“税”。他们的军刀同样也在温和的萨克劳动人民头上闪闪发光……

无论阿拉什汗国人怎样努力扩大其影响力，无论怎样挥舞军刀和皮鞭，他们的政权也只限于塞米巴拉金斯克，图尔盖，乌拉尔斯克和日姆皮特。阿克莫林斯克的阿拉什汗国曾完全束手无策。当地的哈萨克人不希望成为他们的战士。

简而言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倒台后，在西伯利亚，俄罗斯白党分子组建了几个政府。而支离破碎的哈萨克阿拉什汗国虽然宣布其独立性，但是即便如此，它仍然服从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政府，并同时服从萨马拉的成立大会委员会。

正如我所说，阿拉什汗国没有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阿克莫林斯克省。阿克莫林斯克的哈萨克人不交税，并且不征兵服役。阿拉什汗国在阿克莫林斯克的支持和承认让人想起游戏“汉扎克瑟马？”[54]。

叛乱者 — 白党分子和西西伯利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 — 发动了自己的强力攻击，首先是对车里雅宾斯克和阿克莫林斯克地区。起义首先出现在车里雅宾斯克，然后是在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科克切塔夫，阿克莫林斯克和 鄂木斯克。为了管理鄂木斯克的阿克莫林斯克地区的活动建立了阿拉什汗国地区政府。其成员包括艾达尔汉·图尔雷巴耶夫 — 律师，辩护人；米加什（米加达恰）·阿布莱汉诺夫 — 可汗的后代，沙皇军队的军官；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 — 医生；穆瑟尔曼别克·谢伊托夫 — 翻译；耶列热普·伊特帕耶夫 — 前地区法官的翻译；马格然·茹马巴耶夫 — 知识分子，乡长的儿子；穆赫塔尔·萨马托夫 — 知识分子，贫民的儿子，相信臆造的 布克汉诺夫；斯马古尔·萨德沃卡索夫 — 学生；阿瑟加特·赛达林 — 学生；科什克（科什穆哈梅特）·卡缅格罗夫 — 学生；穆拉特别克·谢伊托夫 — 学生。最后五个政府成员组成鄂木斯克青年组织“比尔利克”的领导核心。

阿拉什汗国开始在各地成立县政府。他们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确定并由布克汉诺夫亲笔签署。政府成员的名字公布在报纸“萨雷阿尔卡”上。从报上可以知道，阿拉什汗国科克切塔夫斯克县的主席是哈吉-毛拉萨利姆·卡希莫夫，他以前在“哈萨克”报上卑鄙的评定梅尔扎基普。对于他的评价，毛拉萨利姆一点也不比科利拜·托古索夫好。阿布德拉赫曼·拜季利金后来加入阿克莫林斯克地区阿拉什汗国。

社会革命党的反革命领导人，萨马拉的成立大会委员会的代表宣布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国家大会。派去参加大会的有中央阿拉什汗国领袖阿利汉·布克汉诺夫和阿利姆汉·耶尔梅科夫。他们沿途停在鄂木斯克，带上阿拉什汗国阿克莫林斯克主席艾达尔汉·图尔雷巴耶夫和秘书阿布德拉赫曼·拜季利金，之后阿利汉，艾达尔汉， 阿利姆汉和阿布德拉赫曼隆重地到达车里雅宾斯克。但是既然国家大会被改期，他们就去了萨马拉，去拜访成立大会委员会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可汗”们停留在宾馆舒适的房间。加入他们的有从西部阿拉什汗国来的Ж·多斯穆哈梅托夫，X·多斯穆哈梅托夫，瓦利特汉·坦纳舍夫和穆斯塔法·乔卡耶夫，从突厥斯坦来的 — 自己的“小弟弟”-强盗耶尔格什。进行了谈判，但更多的是日夜持续的酒宴。

统治者们到这里来没有空着口袋，还得加上从成立大会委员会得到的200万卢布。萨马拉雅致的饭店从早上到早上地连轴转。阿拉什汗国的会议在最好的饭店的舒适的大厅内举行。桌子上的瓶子光彩夺目，仿佛列队整齐的骑兵。热情洋溢的可汗与挤在桌上的瓶子数量相匹配。会议上问题的解决伴随着瓶塞砰砰飞出的声音。见底的空瓶伴随着决议的出台。可汗们说任何话题时首先要大骂所有的哈萨克布尔什维克。

阿拉什汗国得到萨马拉成立大会委员会给的三千套士兵制服和很多武器。此外，西部阿拉什汗国单独得到 两千支步枪，三十七挺机枪，两架炮和两辆汽车。

但很快，布尔什维克占领了萨马拉。国家大会在乌法召开。主持会议的是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阿夫克先季耶夫，切尔诺夫，津津诺夫，乌利斯基和革命的敌人 — 哥萨克首领，吸血鬼伊万诺夫和杜托夫。阿拉什汗国的代表是乔卡耶夫和阿利汉。反革命分子聚集在一起，像落在腐肉上的乌鸦群，经过长时间的口角选举出了政府，被称为全俄最高政权 — 执政内阁。内阁成员包括阿夫克先季耶夫，津津诺夫，来自阿拉什汗国的乔卡耶夫等人。

他们自认为是无所不能的统治者，宣布了自己的政府。但西伯利亚的“统治者”，首先是鄂木斯克政府，不服从“最高”政权。饱经世故，老奸巨猾的白党分子们为了掌权，在内部就互相厮打起来。

红军占领萨马拉后，接近了乌法。执政内阁被迫转移到鄂木斯克。此时在西伯利亚独立运作的有鄂木斯克政府，阿穆尔政府，东西伯利亚政府，远东政府和其他政府。

塞米巴拉金斯克阿拉什汗国无法独立管理自己的省，就试图依靠鄂木斯克政府的势力 — “阿拉什军”，他们和鄂木斯克政府军一起前往谢米列琴斯克的前线对抗布尔什维克。阿拉什汗国的主要目的是与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坚决斗争。塞米巴拉金斯克阿拉什汗国把努尔加利·库尔然诺夫关进监狱，罪名是，他曾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成员。他们故意激起家族仇恨，参与乡村里乡管理员职位的争抢。大多数塞米巴拉金斯克领导人来自托贝克特家族，是阿尔根大家族的分支之一。阿拉什汗国在这段时期的活动可以由下面的事件反映。

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县生活着两个富裕，显贵的代表性家族，托贝克特-穆萨泰和伊克。他们彼此仇视，争强斗胜。他们利用家族派系，煽动对方家族内斗，互相告密。他们把草原上的斗争转移到城市。伊克家族最终胜利，因为塞米巴拉金斯克阿拉什汗国的头目之一是他们的亲戚。穆萨泰开始寻求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他们就站在了布尔什维克一边。这发生在1917年底。而在1918年初，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倒台后，阿拉什汗国的政权得到加强，并追捕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狂热者的穆萨泰家族。阿拉什汗国的三流作家在自己的报纸上把穆萨泰家族描绘成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看来，穆萨泰是无赖，骗子等货色。而穆萨泰从何得知社会主义，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穆萨泰只是与捍卫阿拉什汗国的伊克敌对。一旦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和阿拉什汗国打起来，穆萨泰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布克汉诺夫签署了一项命令：“逮捕无赖穆萨泰！”……最终，穆萨泰被送进监狱。

这就是塞米巴拉金斯克中央政府从事的勾当。因为这些琐碎的家族斗争，阿拉什汗国政府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地方自治会被人们同时称为托贝克特阿拉什汗国和托贝克特地方自治会。

尤其，阿拉什汗国不遗余力地追捕哈萨克布尔什维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者。阿拉什汗国人的做法和以前的乡长，教长，县里的沙皇官员没有任何不同。

 

 

高尔察克军事制度

 

像被气疯的狼一样，高尔察克们在草原上和城市里四处搜寻。好像这些恶棍无处不在，也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们的残酷折磨。

人民陷入恐慌中。

无辜的人们遭到鞭打，在土匪们的鞭子下痛苦呻吟。

涉嫌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不经判决和侦讯就扔进监狱。

农夫被征兵。而那些逃避的人被鞭打，监禁。

监狱长，狱警，和野兽般凶狠的军官闯入牢房。无故殴打被监禁的人。

在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地方，出现一些卑微的当地追随者，效仿白党军官胡作非为。

而如果碰巧在某报纸上出现了考虑不周的词汇，如“劳动阶级”，“平民”，“自由”，该报纸的出版者就会被沙子填满嘴巴。

阿拉什汗国的报纸在白党面前摇着“尾巴”并为阿拉什的清白散布蛊惑宣传，宣传关于从阿拉什汗国流放出的那些试图支持“卑鄙的”布尔什维克的哈萨克人。

“而如果哈萨克人中的某人，敢于成为布尔什维克，将被就地枪毙”，— 报纸威吓道。

阿拉什汗国的县首领向阿克莫林斯克的人民征税，并要求刻不容缓地缴纳。

白党分子很清楚我们和阿拉什汗国人的敌对关系。他们表现出“友好的关心”，毛拉曼坚和图西普·伊兹巴萨罗夫在我们这里被关了三个月。

监狱长罗斯托夫有一次顺路到我们牢房，并笑着通知道：

— 今天奥塔加瑟[55]要来你们这里。年轻的小伙子们需要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们决定将曼坚关到你们这里的原因！

我笑着答道：

— 谢谢！

— 我们不需要这个大腹便便的人。给他另外找个地方，— 茹马拜冷冷地补充道。

— 好吧，努尔金，就让他和你们待着吧！你们要好好地招待他！— 罗斯托夫使了个眼色就离开了。

入夜了。监狱中完全黑了。偶尔我们在牢房点蜡烛，但现在它还没被拿来。

从隔壁的牢房听到了被压低的声音。间或有狱警沿长长的走廊走过，钥匙叮当响。我们悄悄地交谈。

我慢慢地从坐的地方站起来，望向窗口。

周围天色渐亮。仅在远处有乌云低悬，仿佛要压向地面。零星的雪花飘落。寒冷从黑暗中袭来。任何地方也看不到灯光，地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像是盖上了发亮的白毯子。

牢房里比夜更黑暗。

唯一的小通风窗一直开着。新鲜的空气从街上轻轻地吹进牢房，赶出了臭气。

从隔壁牢房传来两个女人的歌声。似乎，这不是唱歌，而是哭泣。其中有那么多的悲伤和痛苦……

过了一会儿，监狱长带着狱警进入我们黑暗的牢房，并带来大腹便便的哈萨克人。还没出门，监狱长就高兴地宣布：

— 这就是我向你们许诺的奥塔加瑟，请带着敬意接收吧！— 然后离开了。

新来的奥塔加瑟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转向我们说道：

— 阿斯萨劳马利库姆！

在板床上放好自己的被褥，他急忙向我们伸出手打招呼。当他向茹马拜伸出手时，茹马拜喊道：

— 滚开，狗！看到就觉得无耻！还伸手，卑鄙人！滚开！没有地方让你和我们在一起！— 茹马拜把他的被褥扔到地上。曼坚环顾着四周，胆怯地后退。

— 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我亲爱的朋友们，— 他嘟哝着说着并坐下。

— 算了吧，茹马拜！这里不是向毛拉报仇的地方。不要碰他，— 大家开始笑着劝说茹马拜。

曼坚被允许将被褥放到板床上。我们豁达地和他打招呼并开始向他打听消息。

曼坚立刻就努力证明与阿拉什汗国人划清界限。他告诉我们，阿拉什汗国县委员会主席图西普·伊兹巴萨罗夫也被捕了，但是他现在暂时在监狱的医院。

第二天早上，图西普来到我们的门前打招呼。

— 欢迎图西普！— 我们大声地回答，没能掩盖讽刺。— 祝您拿到从自己的同伙朋友那里得到的应得的奖励。不要感到伤心，都会过去的！俗话说，图尔帕尔[56]尥蹶子的时候，他的蹄子不会疼。

    图西普并没有表现出机智，他低声辩解道：

— 为什么要回忆往事？

监狱的病号牢房，就是关图西普的地方，无需锁门，病人就可以天天找我们，当然，是在我们被带出去放风十五分钟的时候。此外，他还通过观察孔和我们交谈。

对于其他人，这么随便的行为往往会被惩罚。但是他们没有碰图西普。

被囚禁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几乎不知道图西普，但是毛拉曼坚为所有人熟知，因为他是布尔什维克的负责案件调查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在审讯中，他沾沾自喜，傲慢地坐着，所以被记住了。被监禁在其他牢房里的俄罗斯人得知曼坚被捕后，忍不住想看看他被捕后的样子。每天早上他们从自己的牢房出来后，就走近我们的牢房观察孔，试图看看毛拉并由此幸灾乐祸。

过了几天，监狱长罗斯托夫又来到我们的牢房。

— 怎么样？把曼坚当做自己的奥塔加瑟了吗？— 他转向我们并朝茹马拜使眼色，补充道：— 宽恕他吧，请敬重他！— 然后离开了。

我没有马上领悟长官的话，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在讽刺，取笑我们。

有一次，一号牢房放风。他们从我们的门前通过，其中一个布尔什维克辱骂了曼坚。

— 为什么这张脸在你们这里，他不受制裁么？把他给我们吧！我们按功劳来报答他！— 他威胁道。

曼坚害怕得不得了。

第二天他被转到了马卡尔金的牢房。曼坚刚刚迈过门槛儿，马卡尔金突然站起来，对着他的肋部来了一通揍，并将他塞到板床下。

又一天，曼坚没有忍受住马卡尔金的残酷折磨，在放风时停留在我们牢房旁边。

— 我亲爱的，我不能再忍受了！请你们制止马卡尔金！萨肯，帮帮我，求你了，请管管他！— 他恳求道。

当我们被带出去放风时，我走近马卡尔金牢房的门，把他叫到跟前：

— 你别再碰曼坚了，对他已经足够了！图西普放风时在我们旁边停住了。

— 您怎么想，会对我做什么？— 他胆怯地开始打听。

— 我们从何而知？你昔日的同志把你关起来的，他们更清楚，— 我们回答道。

— 我到底会被怎么样？— 他紧接着问。

自我们被关到监狱带上镣铐的那天，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每天我们都在等待死亡。

但图西普，这个迟钝的脑袋，一点也不考虑我们的遭遇。他根本不关心我们！他是偶然落入监狱的，他的朋友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所有人都丢进这里，— 正是他的一时冲动，才被关到这里三个月。现在他只关心自己的性命，对所有人穷追不舍地问：“我将会怎么样？……”

这就是人民 — 这些阿拉什汗国人！他们很擅长这样，不幸的人，假装成需要帮助的人！

有一次，我们坐在牢房，听到图西普又在求走过他身边的某人。

— 你要干什么？— 茹马拜回应道。

— 能耽误您几分钟吗？

茹马拜站了起来。

— 我会被怎么样？你怎么想？啊？— 图西普再次哭诉道。

茹马拜没有开玩笑，生气地打断道：

— 你会被枪毙！因为你们的所有人被认为是比布尔什维克更危险的人！

图西普害怕地后退。

我，阿卜杜拉和别肯大笑起来。因为我们在监狱中遇到了一些阿拉什汗国人。

他们不会被关在这里很长时间的，很快就会被释放。如通常所说，乌鸦不会啄乌鸦的眼睛。

而我们仍旧留在这里。

有一次我们知道，监狱长罗斯托夫的位置被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和刚愎自用者谢尔博夫取代。

他巡视牢房并宣布，高尔察克将军成为俄罗斯唯一的统治者。

谢尔博夫因恐吓囚犯而出名。

有一次，他带着狱警进入我们的牢房，说道：

— 西伯利亚的执政者，和全俄罗斯的独裁者是高尔察克将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今后，违反监狱制度的囚犯将被不予警告直接枪毙。明白吗？

哪里有光明！我们的情况更加恶化。高尔察克夺取政权后，解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执政内阁不满君主主义者，前社会革命党领导人 — 切尔诺夫，阿夫克先季耶夫，津津诺夫，乌利斯基，所以他们设法要解散他们。西伯利亚的社会革命党积极分子之一是鄂木斯克作家诺沃谢洛夫，他也是克连斯克政府的成员。在鄂木斯克，高尔察克的刽子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毙了他。

很多对新政权不满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被关进监狱。甚至当时试图支持高尔察克的人也被驱逐。

君主主义者成为局势的主宰者。

人民像躲避火一样躲避高尔察克。

围在他身边的有双手被工人和农民的鲜血染红的大财主，将军，长发教士，毛拉和穆夫提，外国资本家。在门口的仆人傍边，坐着嚼着烟丝的，我们的阿拉什汗国人。在他们之下只有尼古拉时期的警察局长……

共谋大会以国歌“上帝啊保佑沙皇”结束，以酒会告终。

高尔察克的命令通过鞭子得到增强。

有一次，我被叫到监狱办公室，那儿同时供谢尔博夫居住。当他打听我为什么从学校图书馆拿走字典的时候，我在观察着房间。

在床的上方悬挂着沙皇尼古拉的肖像。在肖像下面，十字交叉的卡宾枪和放在镶银刀鞘里的军刀。再往下 — 白布上的“上帝保佑沙皇”的完整文字内容。

肆无忌惮的高尔察克们不懂得低调，完全不掩饰自己的意图。

有一次在半夜听到钥匙的叮当声和开门的嘎吱声！我们留心地听…… 传来很响亮的声音：

— 水手阿夫杰耶夫，起立！

不难理解，谢尔博夫本人来了。有个陌生的声音附和他。

— 跪下！— 谢尔博夫咆哮道。

— 如果我不起立，那会怎么样？— 我们听到了阿夫杰耶夫的声音。

— 跪着，为沙皇念祈祷文！— 谢尔博夫命令道。

— 不，不起立。我不念祈祷文！— 阿夫杰耶夫用深沉的男低音回答道。

— 你给我念，畜生！必须！

狱警喊一边用鞭子打阿夫杰耶夫，边叫道。

— 真正的军人是不打囚犯的，而是枪毙他！— 阿夫杰耶夫指责道。

— 闭嘴，痞子，给我唱祈祷文，说你呢！— 谢尔博夫变得凶猛起来，开始用短鞭了。

— 打死我吧，但我不会为沙皇唱颂歌的，我有一首歌 —《国际歌》，— 阿夫杰耶夫坚持己见。

刚毅的水手被打了很久，但他没有投降，没有在敌人面前下跪。

高尔察克的“勇士们”辱骂着布尔什维克，带着巨响打开下一扇门。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巴甫洛夫头上。

— 喂，亲爱的，跪下祈祷沙皇父亲！— 刚愎自用的人喊叫起来。传来叫喊声，打骂声……

— 唱啊！

巴甫洛夫忍不住殴打就屈从了，用哭丧的嗓音唱起《上帝保佑沙皇》。这不是我们的巴甫洛夫，而是在暴乱前从突厥斯坦逃到这儿的那个。

囚犯们带着懊恼和伤心听他的歌，并责骂怯懦的狱友。而土匪们笔直地站着，庄严地将手放在帽檐旁，表达对沙皇的敬意并挖苦囚犯。

这时巴甫洛夫唱完了，土匪们再次将他围住：

— 啊，胆小的畜生！你让我们收回了枪毙那些十五分钟内不服从的人的命令！觉得自己是英雄吗，痞子！现在，就像最后一头畜生，你害怕了！— 他们大声叫着，继续打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的呻吟声越来越少，最后几乎听不到了。

恶棍们再次返回阿夫杰耶夫的房间：

— 你是好样儿的，阿夫杰耶夫！虽说你是我们的敌人！你 — 真正的人！值得和你打一仗！而巴甫洛夫 — 卑躬屈膝的畜生！— 他们说道。

谢尔博夫突然大叫起来：

— 阿夫杰耶夫曾是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首长！当我们包围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并向司令部进攻时，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气。阿夫杰耶夫不让我们靠近，用手榴弹威吓我们，他带领两个红军战士对抗我们！我向他喊道：“放下武器投降！”但他回答道：“虽然我们力量悬殊，但我们要保卫自己！”

谢尔博夫对阿夫杰耶夫的英勇夸夸其谈，同时努力强调自己的英勇。

喧哗声接近我们的牢房了。

这时谢尔博夫走进牢房，里面是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 律师斯马科京，哥萨克人，投奔了布尔什维克。他已经不年轻了，但是非常顽强刚毅。他不惧谢尔博夫的叫喊，带着威严回应他。当时谢尔博夫说：

— 那好吧，老头。虽然你是哥萨克，但是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不动你仅仅因为你是哥萨克人。

就这样，所有的牢房几乎都被轮流巡视，用恶言辱骂了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律师特罗菲莫夫后，现在轮到布尔什维克和阿克莫林斯克官员和财主的愤怒的检举人，他们也到了我们的牢房。

随着开门的巨响声，谢尔博夫，警卫队长，狱警和两个穿哈萨克服装的俄罗斯人进来了。谢尔博夫发令道：

— 站起来！

我们起来了。

谢尔博夫带着微笑转向自己的一个同伴，指给我们说：

— 这是— 哈萨克部部门，中尉先生。

— 是，长官，— 中尉“领悟”了。

— 是的，布尔什维克的雏儿们，但我们砍了他们的翅膀，不让他们飞起来！— 带着醉意的谢尔博夫洋洋得意地说道。

在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巴甫洛夫被乱刀砍死……

在监狱中还有这样一些囚犯，他们不用遭受酷刑。他们待在一边，虽然当听到囚犯的呻吟声，被土匪-狱吏痛打的声音时，也并非也漠不关心。

监狱里也有远离政治斗争，但拒绝参加白党军队的农民。

在例行的征兵后，姓为戈佩的德国人被扔进监狱，据说他鼓动年轻人不服从政府。

他看起来不超过二十岁。他出生于阿克莫林斯克县的多林卡村。俄语说得不好，几乎不懂哈萨克语。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们找到共同语言。

有一次，半夜，狱警和两个武装士兵闯入我们牢房。

— 戈佩。起来，跟我们走！— 听到这样的命令。

— 去哪里？— 他问道。

— 去审讯！

我们在等待同志中很久都没睡着。监狱里很静。在窗户栅栏后面一片漆黑。只有白蝴蝶般纷飞的雪花铺满大地，还耸立着盖在监狱的围墙上……

夜，吞没了我们的同志。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突然再次听到开门声，疲惫不堪的戈佩被推进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自己的地方，就倒下了。

我们小心地让他躺好，开始详细询问。戈佩什么也不能回答，只是抱住我，像孩子一样哭着说：

— 告诉我，什么时候红军来？什么时候？……

— 不要哭，要忍耐，你已经不时孩子了！红军很快就来，— 我尽量安慰他。

戈佩的牙咬得吱吱响，攥紧了拳头。

在监狱的不远处是俄罗斯墓地。戈佩被四个士兵带到那里。用枪托打，脚踢，在雪里滚，直到他们自己累了为止。

监狱医院的处境比我们的牢房稍好一些。白天，那里的门是不锁的。有段时间，那里躺着的病人是我们的努尔盖恩和教师戈尔巴乔夫。

图西普虽然不是病人，但也躺在医院里，很快就被作为阿拉什汗国的代表单独隔离出来。

来给病人治病的是个不好看的助理医生，衣着寒酸，像匹长癞的瘦马。

在医疗接待期间，通常，囚犯对狱警抱怨自己不舒服，获得允许后，就去找助理医生取药。

有一次，我感觉身体不舒服，请求狱警允许我去“医院”。除了助理医生，谢尔博夫和医生布拉戈韦先斯基也在那里。

— 哪里不舒服？

— 这里……出现绞痛，怎么也消除不了。能否给我一些药？— 我请求道。

布拉戈韦先斯基看了看我，并让助理医生给我一些药。助理医生阴险地笑着说：

— 我用毒药医治过这种类型的病，“很快康复！”

“这个不幸的人想干嘛？”— 我惊讶地想。

如果是残酷的谢尔博夫 — 他有权利。他是监狱长，布尔什维克斗争委员会主席，有文化的人 — 毕竟是个技术人员。在这场斗争中他的目的很明确！他想统治，压迫和发号施令。

但是，这个穿着破裤子的不幸的助理医生要达到什么目的？他想要什么？他也是阿拉什汗国人，就像那些嘴里嚼着烟丝，擦着高尔察克的门槛，拖着长袍，撩着长襟，并附和着白党：“消灭布尔什维克！”的人。

可怜的你们，太可怜了！

在高尔察克时期，哈萨克活动家开始想建立民族苏维埃。

有一次，鄂木斯克检察长来访问监狱。巡视牢房的时候，向我们的牢房张望。他东拉西扯地问了半天，总之也没什么特别的，就转身要走。但我叫住了他。

— 能问一下您吗？

— 什么事？

— 我们不经审判坐在这里要到什么时候？

— 得等到国家委员会成立！— 他答道。

这时，红军已经接近奥伦堡和乌法。

— 那过多久才能成立国家委员会？— 我继续问道。

他看着我，迟疑了一会儿，答道：

— 不会很快的！— 然后离开了。

关上门，我们大笑起来。

相似的白天和黑夜就这样过去……

我么旁边，墙那边坐着三个女人。她们每晚都唱歌。她们悲伤的声音传遍寂静的监狱。期盼自由的我们陷入悲伤和忧郁中。

从包铁的窗子吹进刺骨的寒风。外面非常冷。

难道监狱的墙能听到并理解囚犯的痛苦吗？默不作声的石头墙前流下多少徒劳的流泪。

我们再次被转到另一间牢房。但在那里也不轻松，时间过得同样苦闷和漫长。有时下跳棋，聊天，读悄悄送给我们的书。

我和理发师马尔特洛沃在牢房交谈，就像在自由时期似的组织一些会议，这个“最高纲领派”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

我们就这样度过漫长的日子……

 

 

在安年科夫长官的魔掌下。阿克莫林斯克押解站

 

在一个倒霉的日子里，监狱长和几个警卫冲进牢房并宣布：

— 请准备前往押解站 — 两三天后就动身。

— 去哪？ — 我问道。

— 去鄂木斯克政权的辖区，— 谢尔博夫回答道。

他刚一离开，牢房里就热闹了起来：

— 我们要被赶到哪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谁来押送我们？

关于即将到来的转移，我们通过外面的人把消息带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请他们带来御寒的衣物，如果可能的话，就给一点钱。阿卜杜拉的父亲用鞋后跟把钱带给儿子。

我们会到谁的手里？

很快弄明白了，我们将被押送到鄂木斯克，押送我们的部队是由著名的高尔察克长官 — 安年科夫率领的，该部队的十五名士兵已经抵达这里。他们全是臭名远扬的暴徒并自愿加入安年科夫的部队。这十五人中有两名军官。

这里，安年科夫的队伍得到阿克莫林斯克年轻哥萨克志愿兵的增补。现在的队伍有四十至五十人。在这些精锐的暴徒控制下，阿克莫林斯克的政府准备把我们转移到鄂木斯克。

不难猜到，已到达的转移犯人的押送队 — 经验丰富的刽子手。我们知道，根据自己长官的许可，他们想将所有囚犯带到城外，在那里枪毙。然后证明自己无罪，就说，“他们企图逃跑时被击毙”。

令人惊慌的谣言开始在整个监狱慢慢传开：“所有人的末日来了，没有人能活下来”。这种惊慌和恐惧慢慢地传开。

过了两天，监狱长和阿克莫林斯克城防司令来到我们牢房。

传来已经习惯了的命令：

— 起立！

随长官来的士兵故意把步枪和军刀弄得响起来。

我们再次听到了即将到来的转移。我们被警告道：

— 记住：如果你们之中哪怕只有一个人企图逃跑，就枪毙所有的人！

现在我们真的开始准备出发了。

从外面不断有东西送进来，以便我们在途中有保障。有消息说，大约有五十名囚犯将被转移。阿克莫林斯克监狱中，只有两个人因为生病应该留下来 — 努尔盖恩和教师戈尔巴乔夫。

这样，我们准备前往押解站：

脏兮兮的，准备好面对任何苦难的人们坐在肮脏的板床上。

我们第四牢房的所有二十名囚犯每时每刻等待着押送队的出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被带走吧，随便去哪里！厌倦了等待”……

一月，天气难以忍受。冬季行使了自己的权力，如期而至。严寒魔鬼般地嚎叫。白天短暂，暮色很快来临。

囚犯们紧紧地聚在狭小牢房的角落里，低声交谈着。

悲鸣似的风，带着严寒，从破损的栅栏式窗户吹进来。

我们坐了很久，直到半夜。所有人依稀地听到压低的嗓音，最后完全沉默起来。

还不知道的事，惊慌的等待，让人变得疲惫，我们就这样和衣而睡，一个个冷得打战。

黑夜将整个监狱带入黑暗的黑渊，似乎囚犯们并没有睡，而是沉没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

从窗户后面，我们听到卫兵的脚步声，还有零星水滴的敲击声，— 我们的呵气融化了栅栏上的冰。有时从角落传来喃喃声和消沉的叹气声，有时还有梦中的胡话：

— 呜……啊！

沉重的灾难是偶然落在我们头上的吗? 不会。我们没有贪图安逸生活。我们将艰巨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我们为劳动人民的自由而加入伟大的战斗！如果我们走上了这条艰难的道路，那么就应该勇敢地迎接所有的苦难并战胜它！

是的，艰难地战斗，我们中的很多人会牺牲。但是为正义而战会减轻痛苦，而且可以献出生命，如果需要！……

也许，明天我们将被带出城并被枪毙？只是劳动人民永远也不会忘掉我们，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忍受痛苦！这样坚持并奋战到最后，战士们，继续前进吧！面对艰难的道路，你正在渡过难关，不要消沉和放弃！

我被走廊沉重的脚步声和嘈杂的说话声叫醒了。刹那间，同志们都醒来了。

我们通过观察孔向走廊看，想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到 — 狱警们手中拿着灯，往来穿梭。

天亮了…… 朦胧在牢房中慢慢消失。

走廊里出现几个武装士兵，他们的衣服款式我们没有见过。在每个人的胸前都绑着机枪带。头戴顶部为红色的黑毛高帽。肩上有带镶边的红色肩章。姿态放肆。

很快，整个长廊站满了穿着特殊制服的士兵。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敲着石头地面。

— 安年科夫的部队…… 安年科夫的部队！— 在黎明前的昏暗中听到囚犯们不安的说话声。

走廊上，钉了鞋掌的皮靴发出沉重的脚步声，枪托的敲击声，军刀叮当作响，大声的说话 — 所有这些都令人难受。

牢房里，大家都醒来很久了，坐在那里等待。结局即将到来。

牢房的大门铿锵铿锵地敞开了。监狱长，哥萨克军官和一些手中拿着灯的士兵进来了。

我们快速地站起来，像死人似的呆在那里。

— 现在开始转移。快穿上衣服，准备开路！— 监狱长尖声说道，然后离开了。

将零碎用品包起来后，我们再次坐下来等待。

过了大约十分钟，监狱长和哥萨克军官再次出现。开始按名单点名。

被叫到的人沿长廊的墙坐在石头地上，武装士兵围着他们。开始搜查。我们被扒下所有的衣服，只剩内衣。

我为自己的笔记担心，其中一部分笔记被缝在裤腰里，还有一部分藏在靴子的鞋垫下和毡袜的脚尖处。

轮到我了。我的靴子被拽下来，袜子被抖出来，他们打量着，“那里有没有炸弹”，几次把手伸进皮靴筒，最后说道：

— 穿上！

我平静下来，不慌不忙地穿上。藏着的笔记得救了！

轮流搜查了所有人。在这项程序进行当中，黎明了。

所有的囚犯被带到监狱的院子里。大约三十个押送员组成一个紧密的圆圈围着我们。

监狱长和两名军官几次离开去监狱办公室，跑前跑后，一个人移交我们，其他人接手。

最后，城防司令来了，我们被列队带出监狱大门。护送队在那里等着 — 三十个骑兵和二十个步兵。只有搜查我们并把我们从监狱带出来的那些人穿着相同的制服。我们不只注意到他们奇怪的制服，首先是他们放肆无理的无赖举止。这些人就是安年科夫的从鄂木斯克来的暴徒。

在监狱大门外，我们看到了大约二十架雪橇，每架雪橇都套着一匹马。

命令随之而来：

— 每架雪橇上坐四个人，各就各位！

我，巴肯，阿卜杜拉和茹马拜坐在一架雪橇上。然后再次命令：

— 每架雪橇上只坐两个人！

我们顺从地执行了命令，把自己的用品在雪橇上放好。突然，我看到一位穿着短皮外衣和毡靴的武装小伙子，他是我的亲戚 — 自己的日延[57]。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怎么会在安年科夫长官的队伍中？! 要知道，那里只接收自愿者…… 押送我们的队伍叫做“游击队”。五十个革命者的命运在这个队伍手里。不知道，他们将对我们做什么，什么时候把我们带出城……

难道是他？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遗憾。我盯着年轻的小伙子，还是不相信自己 — 是他吗？

“啊，人们，在你们中间有多少败类！…… 啊，生命，你养育了多少坏蛋！一些人不得不为不公平而受苦，被忧郁和痛苦包围，另一些人庆祝下流和卑鄙。卑鄙人和坏蛋会受到诅咒的！”— 我在沉默中愤怒的想。

被我注意的那个小伙子不安起来，开始从侧面向我挤过来，走近后向我问好。

— 阿斯萨劳马利库姆！

我没有回答并转过身去。他嘟哝了什么，又开始和我的同志们问好。听到命令：

— 起程！

滑木嘎吱作响，我们在雪橇后面踩着结冰的雪慢慢地走着。寒风刺骨。

城市还在沉睡，太阳在寒冷的橙色光芒中从地平线上慢慢升起。

在每架雪橇的前面和后面都有骑兵和步兵押送。

我们到了市郊。

坐在大红马上的监狱长和押送队告别。

在郊区，为数不多的亲戚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中的一些人。他们每天都出来到路上，就为了不错过看到押解犯人并告别。他们现在沉默地站着，视线不离我们的脸，并擦着眼泪，好像是在送我们走最后一程。囚犯和押送员脚下，以及雪橇滑木下面和马蹄脚下的雪发出吱呀呀的响声。

武装押送人员轮流和囚犯一起走，而在我们身后是哥萨克组成的骑兵队。马时常陷入雪堆。

阿克莫林斯克留在了身后。

在囚犯中有六个哈萨克布尔什维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者，和一个女人。

押送人员大约有七十人 — 这些人是忠诚可靠的高尔察克人，是将军的得力助手。高尔察克不信任让农夫组成的士兵押送布尔什维克。我们的护送队 — 全是哥萨克，除了我的哈萨克亲戚和流浪商人的儿子，这个流浪商人有一半乌兹别克血统。

十五个来自鄂木斯克的长官，看起来极其凶恶，土匪脾气。他们肩章上的两个银色字母“А. А.”投入眼帘，意思是：“安年科夫长官”。

我们拍着长队走着，在弯曲的道路上，艰难地跟在雪橇后面朝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方向前进。

根据押送员的命令，我们每两个人轮流坐在雪橇上。

入夜前，我们赶到某个村子并停下来过夜。提前抵达的押送队军需官在这里等待我们。

我们安顿在两间脏兮兮，已经被毁坏了一半的哈萨克简破房子里，但是在我们看来，如果和监狱比起来的话，这里就像是天堂了。我们已经整整一年没见过民居了。

在破房子前面安排了两个卫兵，而且，当我们需要出来放风时，士兵会跟着我们。

卫兵队长和年轻军官一起不停地找囚犯们说话。

有个押送队队长 — 魁梧，黝黑，像卡尔梅克人，比起其他人，更喜欢与人攀谈，也更厚颜无耻，没完没了的谩骂和说下流话。

走进我们的破房子时，他预先警告道：— 如果一个人逃跑，将枪毙所有人，都他妈一样！所以互相都盯好了！

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怀疑，他的诺言会兑现。

黎明时我们再次上路。

快中午的时候，暴风雪突然来了。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哈萨克村庄停下并等待暴风雪结束。在这里我们吃了一点东西。

不论我们停在什么地方休息，没有一个木房子里出现过男人。看来，他们害怕被安年科夫的志愿兵看到。

很快，暴风雪停了。天气变得晴朗。押送队准备出发，但是我们所在的房屋的女主人恳求押送队长官停留。给煮了肉，请大家都吃了以后，她带着敬意为我们送行……

暴风雪过后更加寒冷了。新下的雪耀眼夺目。我们缓慢地前进着 — 每天走三十至四十俄里。

太阳像个红色圆盘，向四周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容不得我们喘气和向前看。吐出的痰被冻成冰，伴随着小冰块清脆的撞击声落在地上。

附着在脸上的霜不融化，和平常一样，落在眉毛上，特别是胡须上，立刻就结冰了。

在冒汗的人们和马的上方升起一团团水汽。马的鼻孔中挂着冰柱。我们不停地擦去两颊的雪。为了使身上暖和起来，来回地摇晃着胳膊，跺着脚。

我们在距离阿克莫林斯克一百一十俄里的库绍卡镇停下来过夜。这是我们在去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俄罗斯镇。

我们被赶到学校。在镇上，押送人员更加凶恶，看来是想向俄罗斯男人展示安年科夫长官的威力和权力。押送队问镇上的居民要家酿酒。

我们和押送人员住到教室里，而那些官阶更高的，都跑到镇子里到处找酒喝。

过了一些时候，士兵拖来两名本地农夫，骂着他们并用枪托捅他们的肋骨。农夫立即被脱去衣服，开始被通条抽打。长官的队伍对观看抽打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相视而笑，还数着：“二十五…… 五十……”

囚犯们这时正在处理冻伤的地方，而理发师马尔特洛沃为所有人剃去了胡须。

黎明时分，我们离开了库绍卡。一月天寒地冻。今天我们经过森林。白桦树和松树好似稠密的围墙包围着我们，只是时而会闪现出白色的林中旷地。

我们在马金克集镇停下过夜。集镇上足有一半居民是支持高尔察克的哥萨克人。

囚犯们没有停止讨论 — 在某个这样的哥萨克集镇上也许会枪毙所有人。

我们再次被赶进学校，为了给自己准备食物，我们开始忙碌起来。但是令人不安的悄悄话没有停下来。

大家已经准备睡觉了，突然，长官队伍的押送人员闯了进来。他们面露凶相，甚至，他们戴的毛皮高帽也显得很吓人。传来命令：

— 水手阿夫杰耶夫，律师特罗菲莫夫，孔德拉季耶娃，蒙宁，这四个人立刻去见长官！

我们开始向押送人员打听：

— 为什么？他们会怎么样？

— 审讯！

同志们离开以后，谁也没有心思休息了。所有人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这就要开始迫害了”。

但一切顺利，同志们很快被带回来了。我们扑向他们问道：“为什么带走了？带到哪儿了？”而他们自己也不清楚。没有任何审讯。他们被带出学校，关在空的，黑暗的棚子里，然后就被带回来了。

第二天，其中一个爱说话的押送人员不守纪律，想枪毙所有这四个人，然后还是改变了主意。

留下马金卡，我们又启程了。

寒冷减弱了一些。我们穿过发青的松树针叶林，陷入在深深的积雪中。每天行进不超过三十俄里。

路程刚开始时，阿卜杜拉就不能步行了。茹马拜后来也倒下了。现在他们不跟着雪橇走了，换成我和巴肯步行前进，就不和他俩倒换了。

在雪堆上很难走，但是我们不得不忍着，我们知道，雪橇上坐不了四个人。只是有时，我们筋疲力尽了，我就和巴肯很短暂地坐一会儿。押送人员粗暴地命令从雪橇上下来。在押送人员责骂下，巴肯蹒跚着步行，他对阿卜杜拉和茹马拜发怒道：

— 你们得了什么病？

巴肯终于没有力气了，就开始恳求茹马拜哪怕步行一点点的距离，以便让他可以在雪橇上稍事休息。

我没有坐在雪橇上，我知道，如果停止用力，就老想休息，但我不知道，不能步行的同志们会怎么样。我不得不耐心地忍受路上的所有困难。

内衣由于汗水而无法干燥，外衣被覆盖了一层冰壳，这样一来就更加艰难。

周围是茂密的树林。白桦树和松树耸立着，层林密布。

天气一直变幻不定 — 时而是静悄悄的严寒，时而突然出现暴风雪。而且一步也不能落下，需要不断前进……

我们再次在学校过夜，在哥萨克集镇休钦斯卡，距离阿克莫林斯克两百五十俄里。

押送人员派一些囚犯去打水，其中包括茹马拜。

喝够了热茶，我们身上暖和起来，振作起来，开心起来，慢慢地交谈起来。马尔滕诺夫，机械工人，给我们朗诵纳聪献给革命家的诗。其他同志也读了诗，低声的唱。

我们绕过科克切塔夫，在阿扎特镇停留。在这里，我们被安置在非常狭窄的木房，在门口照例安排了卫兵。

自从我们到达科克切塔夫近郊时，看守我们的只有温和的士兵，而长官的暴徒们在镇里四处搜寻家酿酒。

半夜，我们所在的房间隔壁，传来醉醺醺的争辩声，然后听到吵架和骂娘。

传来枪声。听声音好像是打架的人群从房间里中冲出来，继续在我们的门边大声叫嚷。有人要闯进我们屋，并大声喊叫道：

— 开门！全打死！

我们的押送员走到门外，对怒气冲冲的那位喊道：

— 你要干什么？

但那个人并没有停止，在门后骂着好一些的脏话：

— 开门！开门，跟你说呢！

我们的卫兵锁上门，站在门槛旁，并从刀鞘中拔出军刀。

— 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回事？— 我们受惊了。

— 喝多了吧，畜生！想闯进这里！— 卫兵说明道。

— 那他们在这里干嘛？

— 请安静下来，安静地坐着！我不会让他们闯进来！过了一段时间，敲门声停了，吵闹平息了。

黎明时分我们离开了阿扎特镇。我在路上问我们的夜班守卫：

— 那里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 这些蠢货喝多了，想打死你们！

……我们这个特殊的驮运队经常会遇到行人 — 大多数的哈萨克人，他们不慌不忙地走在漫长的冬季道路上。遇到过一位骑马者，是个哈萨克人，骑着灰白的马。他的脖子上围着山羊绒的白色防寒围巾。

押送人员让他停住，其中一个长官揪住他的围巾，几乎把顺从的哈萨克人勒死。扯下围巾，长官放走了这个倒霉的人。而这个人，温和地嘟哝了些什么，就继续赶路了，好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狗。

在离道路不远的凹地上，出现了一座哈萨克村庄。被雪盖满的小木房子，躲藏在雪堆中，仅仅露出炉子的烟囱，烟从烟囱中团团升起，可以断定这是居民的住宅。在路上，村里的狗用叫声迎接我们。长官们朝它们开枪。狗就飞奔向村子，攀上屋顶，惊慌失措地从烟囱后面看我们的队伍。

长官的枪声使整个村庄受到惊吓。

继续赶路。我们遇到从城市返回的行人，他们的雪橇上装满粮食，骆驼驮着沉重的袋子。蒙了白霜的皮袄里脸冻得的发青的人看着我们。不幸的人勉强地行进着，显然，他们来自远处贫穷的村庄。

其中一个押送队长官突然抓住了近处哈萨克人的衣领，将他推向雪堆。想了一下，就拽下他的羊羔皮护耳大皮帽。另一个押送员夺去第二个哈萨克人的羊毛保暖围巾。其他哈萨克人身上就没什么可拿的了，所以押送人员只是为了消遣而敲打他们，并将他们推到雪里。其中一个长官被惹恼了，因为他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就跳向驮着东西的骆驼旁，用军刀乱砍盛着面粉的袋子。面粉洒到雪地上……

而我们，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继续前进。

这件事之后，押送队长官们如果发现骆驼驮运队从远处过来，就开始互相吹牛：

— 我能一刀砍断三条绳索！

— 我能砍断四条！

— 我先来砍！— 一个人喊道。

— 不，是我！— 另一个人争道。

过了一会儿，我们追上一些哈萨克行人，暴徒们扑向不幸的人们。军刀闪耀。袋子一个接一个从骆驼上掉下来，面粉，谷物散落到雪地上…… 可以从行人身上拽下来的所有东西：带护耳的大皮帽，围巾，靴子 — 都被土匪抢走了。

我们绕过了科克切塔夫。茂密的树林已被我们甩在后面，在我们前面显现出辽阔的草原。白色的海洋覆盖着平原。它似乎无边无际，寒冷的，一望无际的沉默草原只是在远处的某个地方与地平线融为一体。

当你望着铺满雪的草原和排着长队慢慢走在狭窄小路上的人们，悲伤的画面就展现在你眼前。

远处，时隐时现地出现两个骑马者的黑影。

— 科利亚，我一枪放倒一个，你怎么想？ — 一个押送员叫住另一个押送员。

— 不，你不会打中的，太远。

— 我们打个赌！— 第一个人没有认输。

— 好吧，开枪吧，如果打中了，我就把围巾给你！— 科利亚同意了。

骑马者走近了。根据骑马者的姿势和穿着，从远处就可以看出这是哈萨克人……

长官跪地瞄准。枪声响起。打偏了！…… 再次开枪。再次打偏。哈萨克人调转马头，甩开鞭子往回飞奔。

但是士兵没有停止并继续射击，在骑马者们跑开的时候又瞄准了他们。他们很幸运，押送人员是步兵。到科克切塔夫之前，所有骑兵都是土匪，我们放走了驮运队，继续前进。

所有发生的这些我们都不明白。在奥伦堡见到长官杜托夫和阿拉什汗国族长时，他们按照哈萨克礼仪打招呼，互相拥抱。而长官的士兵们在草原上见到村庄的哈萨克人时，却将他们当成靶子。而且绝对不像乌兹别克的巴斯马奇分子射击穆斯塔法·乔卡耶夫那样，仅仅是吓唬一下。他们射击用的可是真枪实弹。

这里谁对谁错？很难明白。族长和领导做的是一套，而普通长官，押送队员，士兵 — 做的是另一套。

当白党的喽啰们在草原上拿手无寸铁的百姓消遣时，其他安年科夫长官的将领们正携手和阿拉什汗国的哈萨克部队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谢米列奇耶与布尔什维克战斗。

当白党分子在村庄胡作非为，在哈萨克人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侮辱平和的哈萨克人时，阿拉什汗国的族长们，照例把从羊角里拿出来的烟丝含在嘴里，卑躬屈膝地注视着高尔察克和军官老爷，准备着执行他们的任何要求。当长官们射击手无寸铁的哈萨克人时，哈萨克的族长们与安年科夫长官一起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建立“志愿”军，和由财主的儿子以及蒙昧的被骗的哈萨克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战斗，并在“萨雷阿尔卡”报上刊登了以下内容：

“安年科夫长官关于成立哈萨克第一支勇敢小伙子军团的命令，№ 180，第三项。我命令炮兵校官托克塔梅舍夫根据我的指示，建立英勇的哈萨克军团，会俄语的哈萨克人首先应当加入军团，同时建立军官学校。

建立这样的军团对于加强前线力量极为必要。还可实现哈萨克人本身的热切愿望，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会怎样冲向前线，他们会用胸脯保卫家乡土地，在消灭敌人时展现勇敢。他们会在杰特萨歼灭布尔什维克。

第一个哈萨克军团的组建原则包括顺从，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训练 — 以哥萨克为榜样。

希望，勇敢的小伙子们不要逃避职责，而村里的族长和梅尔兹不要阻碍他们上战场”。

《萨雷阿尔卡》 第 65期

    在这期报上还刊登了在前线支援阿拉什汗国军队的消息。

“上一期报纸我们报道过，为了支援阿拉什汗国第一军团，已经从人民那里集资，以便给在杰特萨前线与布尔什维克战斗的哈萨克人寄送包裹，”……

对于该项任务，在此列出被选族长和老爷的名单。给他们颁发了证书，以此证明已收到第一批捐助品：

1. 伊马舍·阿布杜舒基尔·扎希克别科夫，根据证书№ 3，募集了……

2. 县地方自治管理局成员阿布杜尔哈米特·巴尔塔巴耶夫募集了……等等。

包括以前的募集款项，共募集，13 272卢布50戈比。

在安年科夫长官的一群奴隶和一些哈萨克人骗光村里人的钱时，另一些人 — “志愿兵们”— 在草原和道路上掠夺者。

报纸没有掩盖土匪们敲诈的事实并刊登了申诉书。

这是其中的一些内容：

“1918年12月，塞米巴拉金斯克县肯图别克村的居民提交了申请书，在其中说，巴甫洛达尔县，安年科夫部队司令部的长官对村子征税五万卢布。除了征到的税之外还带走十匹马。

阿季利汉·然努扎科夫被收取一万卢布，价值六千卢布的纺织品，一匹马，一件狼皮大衣，一件黄鼬皮大衣，三床被子和五普特黄油。

第二次来村子征税时，除了所列举的，阿季利汉·然努扎科夫的很多衣物，羊毛毡和器皿被夺去。

阿尔东加尔·奈曼巴耶夫被征税两万一千卢布，外加三匹马，两头骆驼，马具，雪橇和羊毛毡。

没收布尔什维克集体店铺六百卢布和十包火柴。

门拜·别克包奥夫被迫交出狐皮大衣，十俄磅散装茶叶，一顶护耳皮帽。

除此以外，1918年11月20日，别斯卡拉盖斯克乡，塞米巴拉金斯克县的哈萨克人 — 阿克巴尔·拜坚，别克尔·拜坚，以及他们的妻子 — 阿日兰和杰利亚弗鲁兹 — 提交了申诉书，其中说，11月16日，拜坚· 阿利耶夫的越冬室遭到安年科夫长官的强盗们的攻击，为首的是两个军官 — 俄罗斯人和中国人 — 随行的还有科尔苏斯克集镇的五个哥萨克。

在抢劫发生时，拜坚·阿利耶夫被俄罗斯军官帕辛用枪打死。

通过侦讯确定，抢劫总额为八万五千三百八十四卢布 — 两万现金和价值六万五千三百八十四卢布的财产。

申诉书附件 — 拜坚·阿利耶夫的医生验尸证明和部队头目收取户主两万现金的收据”。

“萨雷阿尔卡”第65期

1919年

安年科夫的恶棍们的暴行从内心深处激怒了俄罗斯同志。他们走进我们并表示支持。

押送队伍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越来越近了。随着我们接近城市，押送人员的行为变好了一些，他们的性格好像随和了些。

我的倒霉亲戚 — 日延，一直没来找我，我也没有和他说话的愿望。

但是有一次他和我的同志说话了，也正打算调整好和我的关系。

— 请转告萨肯，让他别生我的气了。我当了白党的士兵，是因为他们承诺让我学习。所以我就不得不听他们的。而如果他们不帮助我学习，我就逃跑。就这样告诉萨肯，— 他请求同志道。

我相信了日延的坦白，我和他交谈起来。他请我给他提建议，他以后该怎么办。

— 你自己说的，想学习。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吧。而如果你要参军，就加入红军。这是最好的军队，— 我建议道。

起初我们的谈话并不顺利。我斥骂了他：

— 为什么你在阿克莫林斯克辍学？为了做了这样的蠢事 — 在严寒中和囚犯们走这么远！看看你自己 — 脸都冻坏了。自己成了个邋遢人！难道你认为这些暴徒会坚持很久吗？如果明天红军夺取了政权，你找谁寻求保护？

但是我的日延坚信，在任何情况下离开安年科夫的人以后 — 或者去学习，或者逃跑。

— 俄罗斯有什么新闻吗？— 我问他。

他缓慢地低声说：

— 红军来了。已经占领了乌法奥伦堡。

— 是吗！就是说，土匪们就要完蛋了！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押送人员和善了 — 红军很近了。

我们的情绪振奋起来，尤其是我们终于用了十八天，完成了从阿克莫林斯克转移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1月5日出发，23日抵达）。

我们被赶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主要街道。押送员们视线不离囚犯，手中的武器随时待命。

人们停下脚步，又长时间地跟着，带着好奇端详着我们每个人。

我以前来过这里，但现在的城市更大了。人多了。城里有很多捷克军人。穿着自己特色的服装，比白党的要好。我立刻就猜到，是因为看出这些捷克人高傲的​​捷克步法，以及他们的姿态。

“你们就是这样啊，狗东西！最好的马 — 对于他们来说，大概吃的不比老爷们差，还有全城的来自显贵家庭的美女，大概，都会为他们服务”，— 我自己想着。

我们被带着穿过城市，在城市最边缘的地方被赶进用木格栅围起来的押解站。

                                                                       在安年科夫长官的死亡列车上

 

在讲述死亡车厢和我们的命运之前，我想简要地描述一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兵营，我们就是被赶到这个地方。它更像一个仓促中用破木板钉起来的牲畜棚。在很多地方都张着口子，风雪就吹进来。

五六个这样的木板建筑在这里被叫做板棚，构成了我们的集中营。

在其中两个木房里关着奥地利和德国战俘，他们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被俘获的，还有一个木房里关着红军战士，阿克莫林斯克省的苏维埃政权倒台时他们被逮捕。

现在，我们也被赶到他们的板棚。我们这群人混乱无序地往里走。在冻结的土地面中间放着三四个长凳。四周走风漏气地灌进冷风。板棚里很宽敞，就像在草原上。

大约十个穿着灰色破军大衣的犯人迎接了我们。他们的脸看上去很可怕。不是人，而是活着的没有一滴血的骨头架子。眼睛深陷，目光呆滞无神。他们几乎不动，就像梦游病患者或神志不清的病人。

在这里的有前赤卫队指挥官卡佩洛夫，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腿部中枪的列兵，和两个年轻的鞑靼人。他们的名字我没记住。看上去比别人更精神，更有力的，是一个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鞑靼人。我们基本上是从他那里了解消息。

突然，角落里一个灰色的东西微微动了动…… 心头一沉…… 我们看清了。那边的脏垫子上有个奄奄一息的赤卫队员。可以看到一堆破布盖着的皮包骨。被冻坏的脚趾变成黑色并掉了下来。他呻吟着…… 他快要死了，而这些饥饿的，极其虚弱的人帮不了他什么，只有两个人不知怎么还有点精神 — 还有鞑靼人卡佩洛夫。

我们听了他们的故事，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我们经受的痛苦原来只是小儿科。有谁听了土匪的这些暴行能不震惊！

红军战士被赶到这个寒冷的板棚里，木房里的地板是被冻结的土地。他们被饿得疲惫不堪，偶尔被喂一点半生的黑麦面包。精疲力竭，被冻伤的他们，躺在光秃秃的地面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死了。

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剩下十个安然无恙的活着的死尸。看着这个场景，你会体验到对两条腿的野兽的极度憎恨。同志们的心里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手指攥成拳头，紧咬着牙关。

年轻的鞑靼人详细讲述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在苏维埃政权倒台后受尽折磨。

被残忍杀死的有哈萨克工人队伍的领导人，县民兵长官和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伊斯哈克·科别科夫，工人领袖之一加利·耶斯马加姆别托夫，哈萨克工人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卡里姆·苏秋舍夫和在政变前夕从阿克莫林斯克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水兵济明。关于英勇的战士们遭受的这些野兽般的迫害，可以写很多。

甚至，给用来吃肉的动物剥皮的时候，屠夫下手都会比白党分子对待布尔什维克轻一些！

子孙后代不应该忘记苏维埃政权的战士！

……所有的，我们的吃的东西，都分给了这十个幸存者，把衣服分给了他们一些。由于我们的关照，他们的脸颊上出现淡淡的红晕。

当我们分享食物的时候，从一旁无法平静地看他们。凹陷的眼睛盯住食物，好像眼睛就要夺眶而出。他们用瘦骨嶙峋的手指颤抖着抓住小块食物，随即匆忙地塞进嘴里。他们冻坏的脸颊布满皱纹，无神的眼睛无法从面包上移开。

“有学问的”，“有礼貌的”鼓吹自己的仁爱的先生们让人性沦落到了何等地步！……

我们直接安顿在地板上。门后站着看守。他们看起来自信威武，好像他们刚打赢一场硬仗，现在正守卫着战败者。当他们在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路上听说红军来了，就害怕了，有些垂头丧气，但现在又活跃起来，昂起了头。

我们通常五个人一起吃。我，巴肯，阿卜杜拉，茹马拜，拜马加姆别特（扎伊纳科夫）总是共享最后一块面包。但是今天分配很紧张。把储备的食物分发给虚弱的同志们后，我们自己就得挨饿了。

应该想办法和城里联系上，购买一些食品。阿卜杜拉把钱交给我的日延，日延换班后就进城了。我们坐着等待，直到深夜，但是没等到，就饿着肚子睡觉了。

天亮了。就像死人从坟墓里出来一样，我们从土床上爬起来，饿着肚子，还感冒了。

很快，期待已久的日延换了班来了。他站在门口，阿卜杜拉和茹马拜过去问他昨晚是否给我们买了食品。我们在远处看着他们说话。同志们愤怒地回来了，脸都被气歪了。

— 你的日延什么也没给我们带回来！还挖苦地说，我们没有给他任何钱！

憎恨地朝看守的方向又看了一眼后，朋友们请求我：

— 你过去说说吧，至少把钱要回来。也许他尊重你。他不跟我们说话，就像看待畜生一样。

— 我没给他钱，怎么能把钱要回来？— 我答道。

但是他们坚持让我过去，我不得不走近日延：

— 你为什么不肯把钱还了？怎么回事？

— 他们撒谎！我没拿任何钱。难道我能对包括您在内的人们做卑鄙的事吗？他们本身就在欺骗你！……

这样，我从自己的亲戚口中也没问出什么。饥饿和不公正更加激怒了我们。我们沉默地坐着，直到晚上。

在太阳落山之前，有士兵来找我们，他们来自安年科夫长官的部队，他们袖子上缝着的标志像只公鸡。我们被匆匆地召集到一起，被命令卷起铺盖并被赶往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板棚里只剩下红军战士。我们勉强来得及向他们道了别。

外面刮起了暴风雪。寒冷深入骨髓。我们走的不是大道，而是迂回地走在深深的新雪上，都没有路。我们走在雪堆上，陷得很深。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火车站。人们好奇地，同情地看着我们。他们停下来，堵在路上。长官的喽啰们不断地喊：

— 滚开！离远点，靠边！

人们急忙闪开。看守从各个方向围住我们，攥着武器随时待命。他们走到站台上。停着一列有很多车厢的火车。铁轨像蛇一样延伸到不同的方向。我们被带到两个运输牲畜的车厢旁。

我们从肩上卸下随身物品，把它们放在地上，聚得更紧一些。

一个老押解队员领来了铁路工人。铁路工人打开这些运牛的车厢，仔细检查后说道：

— 请分成两组上来吧！我们上了车厢。在里面很不舒服，很冷，墙很薄，风从缝隙中吹进来。我们各就各位地坐在板床上，彼此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车厢中间有个铸铁炉子。没有窗户。唯一的通道也从外面用盖板遮住了。车门吱呀呀地闩上了，看守也上了车，其他押解队的喽啰们离开了。

我们的心情很压抑。不久，士兵们又来了。

— 请接着面包！

给我们的车厢和隔壁车厢各发了两个大圆面包，我们被允许去接开水。交给水桶后，押解队警告道：

— 请彻底记住！如果有谁想跑，就当场击毙！

很快，热水拿来了。有一个同志点燃了蜡烛头。凭借其微弱的火焰，我们喝了“茶”，努力暖和暖和。

我们的呵气使车厢墙上的铁钉子帽和螺钉覆盖了一层白霜。

从1818年6月到1919年1月，我们在阿克莫林斯克的监狱里待了七个月。两个月 — 带着镣铐。而在所有这段时间中忍受了长官和狱警的侮辱，每天都在等死。最后，1919年1月5日，我们被赶到500俄里外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忍受了严寒，饥饿，和殴打。每个人都在想，路的尽头一定有某种必然在等待。这令人欣慰。

经过十三天[58]的跋涉，我们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集中营。

而现在，我们被赶进黑暗寒冷的车厢，而且被送往哪里 — 一无所知。我们的痛苦何时才会结束？我们中的谁能看到光明的一天？听说，我们将被带到鄂木斯克，那里有法庭。什么法庭 — 没人知道。随便什么法庭吧，只是快一些吧…… 我们潦草地把随身物品摊到板床上，就躺下睡觉了。

夜里，我们的列车又增加了很长，也不知道还挂了什么车厢。

经过八个月的监狱生活，我们第一次听到火车站嘈杂的人声，蒸汽机车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列车员的哨声和喊话声。这些声音对我们来说很不适应，很新鲜，似乎都来自另一个世界。我们坐在黑暗和寒冷的车厢里，就觉得自己像在那个世界。

最后，火车挂好了所有车厢，蒸汽机车划破黑夜的雾气启动向前。

往哪儿开？为什么？……开吧，开吧…… 只是要快一点！

车厢吱嘎吱嘎声地摇晃，车轮敲击着铁轨。

我们来到了鄂木斯克。车厢被赶进铁路死岔线。

太阳的一道道金色光线通过缝隙照进来。这么明媚的曙光我们很久没有见过了。就好像希望在我们面前亮了起来。

我们用铅笔刀清除了板缝中的霜，阳光就冲进车厢。我们能互相看清对方的脸了。我们的眼睛早已习惯了昏暗。

饥饿提醒了自己。我们说服看守带我们之中的某人去弄开水。要来柴火，点燃炉子。车厢内暖和起来。铸铁的炉子烧得通红。一路上被冻透的囚犯们明显开心起来。

开水端来了，还得到面包。现在我们的口粮被缩减了。如果说之前面包是每天发一次，现在则是隔一天发一次。

我们坐在炽热的火炉旁边取暖，就着开水嚼面包。

炉子的热量使得铁螺钉上的霜开始融化，车厢的墙壁似乎在流泪。外边是真正的，西伯利亚的严寒。从远处传来很响的车轮轧雪的咯吱咯吱声，和蒸汽机车悠长的汽笛声。

傍晚，又打了一次开水。我们恳求看守去城里把我们的一些零散东西卖掉。请求用换来的钱给我们买面包，烟草，纸张，信封和邮票。他们满足我们的要求，甚至还带回来找的零钱。

不知怎么，一些高级押解员进了车厢。他们是从阿克莫林斯克陪同我们来的。一路上，他们问我们要结实的和御寒的衣服，搜寻靴子，特马克，男外套。有些人在路上把东西骗去，还有些人答应到鄂木斯克后把东西还我们。这时他们来实现承诺了。

我不得不交出一顶新的狐皮特马克，作为交换得到针织英国帽。现在，我的衣着是这样的：英国的帽子，哈萨克库皮[59]，里面是带有黄鼬皮衬里的毛织男外衣，然后是带有黄色师范学校纽扣的黑呢子上衣，羊皮裤，下面是俄罗斯灯笼裤，脚上穿着哈萨克靴子。

交换完毕后，我们问押解员，我们会怎么样？

— 可能做什么呢？调查后就释放，— 守卫无忧无虑地回答道。

— 还会被赶进监狱吗？

— 准确的不知道，但无论把你们赶到哪里，不需要等很久了。现在调查得很快。

— 让他们赶吧，转移吧，随便什么地方，但生活在这些车厢里是不行的！

从我们这儿得到想要的东西后，押解队长很开心，就决定安慰我们：

— 没什么，要坚强，都会过去的。革命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他们站了一会儿就走了，门再次被闩上。

我们坐下来给鄂木斯克的朋友和熟人写信。茹马拜给在鄂木斯克学习的亲戚写信。我，阿卜杜拉和巴肯代表所有囚犯给也在这儿学习的然奈达尔写信。我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穆汉·艾特宾诺夫。俄罗斯同志们记起熟人的地址后也写了信。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相邻车厢里的囚犯们在干什么。和他们没有联络。只是偶尔当他们和我们的门同时打开时，才匆忙交谈几句。

— 我们现在怎么寄信？— 图特罗菲莫夫盘算着说。

— 需要再去要开水，顺路就把信投到信箱。

— 要是押解员不同意呢？

— 没什么，现在会同意的。

我们这边通常都是卡琴科去打开水。有一次，他满意地回来了，带来了面包，纸，烟草，信封，并通知我们：

— 现在，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一些有趣的事情！— 是吗，说吧，快说，— 我们迫不及待地请求道。

— 我们去热水器旁边的小店了，— 卡琴科说道。— 我们想卖金戒指或换取食物。而店主听说我们是谁后，脸色就变了。不，她说，我不需要您的戒指，留着它下次用吧，现在拿吃的吧，是免费的。但是，我们把戒指强行给她了，并且还给了钱。她把吃的卷起来，包装好，我小声问她：有没有报纸？没有，她说，再来吧，一定准备好。

我们很高兴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的加入，并决定今天派卡琴科找她，也许，他可以寄出信，顺路到小店拿上报纸。

但是，这怎么做呢？

— 要水吧！— 沙夫兰一跃而起，开始敲门。

— 你们需要什么？— 守卫回应道……

沙夫兰开始证明我们现在急需水。

— 好，我汇报一下长官！……

过了一会儿，看守们打开门，带走我们的两个人，包括卡琴科和邻车厢的一个犯人。

黄昏时分，车厢里完全变黑了。我们低声说话。从车站上传来说话的声音，蒸汽机车的汽笛声，车厢的铿锵声，这些声音似乎让整个大地都在颤动。听到口哨声和听不懂的喊声，原来是一些铁路工人。

总之，车厢外如火如荼的自由的，彼岸的生活不是我们的。

炉子迅速冷却下来，车厢片刻就变冷了。铁部件上迅速形成了大量的冰锥，白色霜冻再次出现在各个地方。车厢里比之前更冷了。我们躺在冰冷的车厢里，简直难以忍受。

我们的车厢里有卡琴科，蒙宁，巴甫洛夫，德里兹格，克列缅斯科，他的女婿尤拉舍维奇，博戈莫洛夫，特罗菲莫夫，马尔特洛戈，另一个蒙宁，我，佩特罗克耶夫，阿卜杜拉，巴肯，茹马拜，安年琴科，科托夫。大约二十名其他阿克莫林斯克人被关在邻车厢里……

卡琴科回来了。

— 信发了吗？报纸带来了吗？

— 一切顺利。信发出去了，这是给你们的报纸！— 卡琴科一边得意地笑着回答，一边从口袋里取出报纸裹着的黄花烟。

— 谁读报纸？谁读得好？— 我们都想听新闻：— 让伊万·巴甫洛维奇读吧！

蜡烛头被点燃。承担读报纸任务的是律师伊万·巴甫洛维奇·特罗菲莫夫 —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报纸是鄂木斯克高尔察克的政府发行的。

不读也可以推测，高尔察克的报纸号召的是什么，内容写的是什么！

“……布尔什维克 — 有预谋的犯罪者，嗜杀成性的人，卑鄙的人，战乱中趁火打劫的人，他们要杀死每一个人，除了自己的追随者之外……”

“在前线，我们英勇的军团在斯捷尔利塔马克地区使迫使红军撤退。布尔什维克活不到这个冬天的结束”。

“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被包围了。每天，铁环都会把他们勒得更紧…… 现在，这些卑鄙的人无处可躲了”。

““通讯”社让我们喜悦，报道说，彼得堡被尤坚尼奇元帅占领”……

简而言之，这些“喜悦”的新闻在高尔察克的报纸上非常多。但在报纸上也有另一种感觉的信息。例如这样的：“根据战术考虑，我们的部队离开城市乌法”。还有：“我们的部队再次包围奥伦堡市”。

我们这样的消息后，都精神振奋。每个人都渴望表达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乌法和奥伦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我们再次生起炉子，在它的光芒下，我们轮流阅读报纸。交流看法直到深夜。

身边，火车往来，站台喧嚣的声音没有平静。

到了后半夜，我们紧紧裹住，让自己暖和一些，就睡了。黑暗的车厢像个铁皮包的大箱子，里面填满了沉默的东西。

随着黎明的到来，车厢里渐渐地亮堂了起来。从每个缝隙中灌进冷风。墙上出现一片片的白霜。那些睡在墙边的人，衣服都冻住了。

我们牙齿打着战爬起来。炉子里已经没什么可烧的了。等了很久后，终于等到押解员的例行检查。

这次轮换到车厢里的除了熟悉的面孔还有新兵。他们一起挤进车车厢并好奇地盯着我们。清点人数后，原来的押解队长按名字把每个人交接给自己的接班人，接班的人又自己清点了一遍，并记下了我们的姓。然后，他们去第二个车厢做同样的事，然后是第三个，那边有老押解员。我们就这样被交给新押解员。

新押解员的举止有所不同 — 两个车厢的大门都被打开，我们被允许出去放风。我们潦草地洗了脸后，就过去弄开水和面包。

新押解员非常年轻，比以前的人对我们更好，虽然，看衣服，他们是来自安年科夫长官的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来是学生，是自愿加入安年科夫的部队的。

— 以前的押解员返回了吗？— 我们好奇地问。

— 没有，现在只有我们看守你们，— 那边紧接着答道。

在沉闷冰冷的车厢里，过了一天又一天。每隔一天发一次面包，每人分到的不足一俄磅。暂时我们还有一些个人物品，我们把它们卖掉，用换来的一点钱购买面包，并将其平分。我们从士兵那儿弄到木材，生起炉子。墙壁开始滴水，在地板上形成脏水坑。当热量消散后，水坑瞬间就冻结了。然后，解冻后的水再次从墙上滴落，水坑变得越来越大，在地板上结成厚厚的冰。最后，我们估摸着在地板上钻出两个洞，排出融水。

有时，白天烤火取暖的时候守卫也来找我们。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稍稍把门开一点，让阳光照进来。在炉子边取暖的时候，年轻的士兵不得不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最想谈的是政治。

有一次，我顺便问了一句：

— 俄罗斯现在是哪个政府？

— 取缔布尔什维克的地方建立了人民政府 — 守卫答道。

— 那布尔什维克去哪了？

— 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

— 什么是人民政府？共和政体吗？

— 叫做临时政府。

— 高尔察克元帅怎么样？

— 高尔察克 — 最高统治者。他是临时的。但是只要他打败布尔什维克，就会立即召开全俄的国家大会，这个会议将决定我们的政府。

我和这个守卫谈了很久。服役之前，他就读于鄂木斯克中等农业学校。是自愿加入安年科夫的部队的。

— 什么，在您看来，最好的是共和国还是沙皇政权？— 我问道。

— 当然，共和国！— 他回答道。

— 现在最高统治者是高尔察克。这就是说，政府是独裁政府。如果他征服了整个俄罗斯？那时会是什么政府？

— 我说了，政府的问题是国家大会决定的。

— 那么您认为它会选出什么？

— 国家大会喜欢什么政府，就是什么政府吧，— 士兵迟疑地答道。

— 您刚才是说，在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地方建立了人民政府。但是，难道它可能是人民的政府吗，如果只有一个高尔察克统治？

—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成为人民的政府的！人们将在会上发言，并提出自己的选择！

— 所有的问题在于，人民参加不了大会。那里没有普通人的位置。参加会议的将是元帅，将军，高级军官，贵族，知识分子，财主。他们将保护自己的利益。约束人民对他们是有利的，— 我坚定地表达意见。

同志们看我太专注于讲话了，就开始示意我，让我冷静下来。

士兵寻思起来，但继续坚持己见：

— 您是不对的。大会上，人民会用多数票选出自己的代表。这样他们就会获得公平。

— 当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任何人民投票都没有用，— 我断定。

过了好几天。有一次隔着门我们听到有人用哈萨克语和守卫说话。我们凑到缝隙处，看到一个穿着破大衣，戴着白色护耳帽的年轻哈萨克人。

守卫把门打开了一点，我们探出头。小伙子热情地招呼我们。

— 你们从阿克莫林斯克来？— 他问道。

— 是的！您是谁？

— 我是茹马拜·努尔金的亲戚。他和你们在一起吗？茹马拜冲到门口，感动地和自己的年轻亲戚致意，他原来是库尔曼加利·图亚科夫，在鄂木斯克的学校上学。原来，他收到了茹马拜的信，就来看望他。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后，他答应明天再来，就离开了。这个小伙子的出现鼓舞了我们，终究还是可以指望某些支持的。第二天，小伙子按照我们的请求给我们带来了茶壶和四个白铁皮杯子。

很遗憾，对于前线的形势，库尔曼加利不比我们知道得多。关于鄂木斯克的事儿倒是跟我们说了不少。他说话简单，谦虚，守卫陷入了沉默，他不懂哈萨克语。

— 12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在一起密谋反对高尔察克。一切都开始得很顺利。夜里，密谋者们袭击了监狱并释放了所有的囚犯，包括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和科利拜·托古索夫。第一天，这些同志藏在毛拉库杰拉的家里，夜里前往草原。但阿拉什汗国人得知有人逃跑后，急忙派人追，跑了两天的路程后，在一个村庄里追上了他们，抓住并送回到监狱。托古索夫死了，关于沙伊梅尔坚我什么都不知道……

— 多么忠实的阿拉什汗国军人！— 我们当中的一位尖刻地讽刺道。— 抓住两个主要革命家，也许高尔察克要感激地给他们的肩膀上披上贵重的长袍了。这些抓住科利拜和沙伊梅尔坚的英勇的阿拉什国民是谁呢？— 我们感兴趣地问道。

其中一个阿拉什国民原来是卡济·托尔桑诺夫，我们的茹马拜的亲戚。他的父亲是托尔桑，是个奸猾贪吃之徒，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全县有名，他当了二十五年乡管理员，多次得到沙皇尼古拉颁发的证书。他的儿子 — 卡济，紧随父亲的脚步。现在他是阿拉什汗国阿克莫林斯克地区委员会的成员。曾经有一段时间，卡济与省里的阿拉什汗国人不和，与科利拜·托古索夫和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参与成立了“乌什茹兹”党。他天生就是个个冒险家，在这个党待了不久，很快又重新投奔了自己的同伙，成为当之无愧的阿拉什成员。于是，当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将囚犯从监狱中释放后，阿拉什汗国人尽一切努力把自己的同胞抓回监狱。好极了，可怜的东西！

这个重要事件的详细信息我们晚些再说。

1918年12月，当高尔察克的恶行超出了所有界限，地下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决定在城市发起暴动。

很多新兵离开高尔察克的军队去了布尔什维克那边。这时的高尔察克不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是自己的帮手，开始逮捕他们，并枪毙了一些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也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他们共同制定了一项夺取城市的计划。首先应占领火车站，然后从监狱释放囚犯，夺取电话和电报。拟定在市中心包围哥萨克骑兵团，并释放集中营里的俘虏，包括赤卫队员，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德国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决定在一夜之间推翻城市里的高尔察克政权。

12月22日夜，布尔什维克的部队释放了囚犯，并解除了哥萨克骑兵团的武装。但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疏忽，中央电报局落在高尔察克分子的手中，他们通知了所有人，调动了增援。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措手不及地被逮捕，指挥部被查封。散乱的暴动部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与其他人一起等待起义指挥部的指示，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和阿季列夫（金穆哈梅特）被迫停止行动。

陷入混乱交战。众多的高尔察克军官和宪兵拉响了警报。城市被惊动。布尔什维克剩下的不多了。铁路工人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但他们也非常少。人数不多的部队被击退，撤退到火车站。在那里架设了街垒，一直坚持到早上，然后撤退到了库洛姆津诺火车站。

鄂木斯克的哈萨克人和住在艾特宾诺夫家的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了暴动。他与著名的鄂木斯克作家和革命家别列佐夫斯基保持着长期联系。金穆哈梅特完成布尔什维克交代的任务后隐藏了起来，躲过逮捕。

起义后的第二天，高尔察克发布命令：“藏匿布尔什维克的人将被不经审判直接枪毙。被从监狱释放的所有逃犯应向当局自首”。

十二个从监狱逃脱的社会革命党人，听从了命令，向高尔察克投降。

在同一天夜里，他们全被枪毙。

正如我所说，阿拉什汗国人帮助高尔察克抓捕逃犯。

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想丢开地方自治会的工作，因为他被指责起义期间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子弹。阿拉什汗国的骑士急忙追查金穆哈梅特。

从穆汉·艾特宾诺夫那里找到了然奈达尔，和从监狱逃脱，躲藏在自己家的布尔什维克诺维科夫。

就这样，哈萨克人在12月起义中表现各有不同……

再回到我们的车厢。

第二天，库尔曼加利带来了然奈达尔。我们的欢乐没有结束。他们给我们带来大量面包和黄油。吃饱后，我们认为，面包加黄油 — 绝佳的食品。

俄罗斯的同志们都高兴地欢迎我们的客人，问了感兴趣的新闻。但后来我们就没有见到然奈达尔和库尔曼加利了，因为我们的车厢被赶进了死岔线。这里完全没有人，只是偶尔有铁路工人经过。他们喘着粗气，调动铁道上黑色的蒸汽机车，时而那边时而这边，时而慢，时而快，就像在训练小黑马跳跃。很快，蒸汽机车挂上车厢开动了。有不同种类的车厢。在一些车厢里 — 温暖并舒适，先生们坐在柔软的座椅上。在另一些车厢里 — 饥饿的，疲惫不堪的人们躺在光板子上，从早到晚没有一块面包。在一些车厢里 — 天堂，在另一些车厢里 — 地狱，蒸汽机车不忧伤也不喜悦，耐心地拖动着充满快乐的车厢和充满痛苦的车厢。啊，火车啊，火车，你铁的心肠！……

在我们的车厢里，情况没有变化，依旧是冰，潮湿和缝隙中吹进来的寒风。这不是生活，是无法忍受的环境，现在我们觉得监狱更像天堂。

童年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被地狱的画面吓到，大约就像这样：

— 如果你说“冷”，就把你扔进炽热的火炉。那里的火，要把人烧一天…… 如果你说，“哦，我热！”，那么就把你扔进无边的冰海。如果你再说“冷”，就再把你扔进炽热的火炉……

我们的车厢比地狱更糟糕，因为在其中既有冷又有热，天还黑着，很闷。我们的三个人已经生病了。巴甫洛夫的状况日益恶化。

在我们看来，去鄂木斯克的监狱成为我们梦想的极限。艰苦和不幸的魔爪，越发刺入我们的身体 。

我们到达鄂木斯克后，两个星期过去了，但在我们的命运中没有看到任何光明。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弄到新的高尔察克的报纸，或者找偶尔路过的人，或者找那个小店店主。他们告诉同一个消息。这些报纸里都在说一件事。但是可以看出，高尔察克分子的凯旋行进要停止了。找不到一条高尔察克分子在前线的新闻。从字里行间可以明白，人民不会坐视不理。在整个西伯利亚：阿尔泰，伊尔库茨克周边，叶尼塞河流域 — 在所有高尔察克统治的地方都掀起了起义的浪潮。

而我们被囚禁，并且为如何弄到柴火生炉子而头疼。有一次，火车头从我们身旁慢慢驶过。我们请求守卫，让他问司机要些柴火。火车头停了下来。

押解员让每个车厢下来两名囚犯，并把他们带到火车司机那里。回来时，他们抱了一堆木柴，再次前往火车头时，他们更活跃，更麻利了。火车头仍然等着，显然，有一个好司机。

我们的同志跑了好几趟去取木柴。

— 我们趁机和司机说话，— 沙夫兰一回来就和我们说道。— 我们解释了我们是谁，为什么被关起来，他骂了白党分子并说，“要坚强，同志们，这些狗们就要完蛋了！所有的人都恨他们！”

我们就这样，从司机那里偶然知道了一点新闻，或者是从报纸，有时守卫也不介意和我们分享当前的新闻。

鼓舞我们的还有，人民认清了高尔察克政权。我们等待着好日子，忍受着痛苦，希望，不会有更差的了。车厢仍然停在一个偏僻荒凉的死岔线。我们写信给同志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但毫无音信。每天都变得更加难熬。允许卖的东西都没了。衣服是不允许卖的。当然也没有可以卖给的人。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填补我们微薄的口粮了。饥饿的同志们变得非常虚弱。

很快，巴甫洛夫离开了我们。他去得很平静，受折磨的时间并不长，只在最后一天呻吟过。我们尽我们所能地照顾他。勇敢刚毅的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的心情更沉重了。

自从我们来到鄂木斯克，大约过了十六天后，在十个士兵的陪同下，一个年轻军官来到车厢边 — 中等个头，脸型端正，浅色头发，穿着安年科夫部队的制服。

他从精致的皮袋里拿出纸，铅笔，放在侧边，并说道：

— 我会叫你们的姓，请你们回应。

当他查看名单的时候，靠近他站着的人就往纸上张望。

— 今天你们将被转移。所有多余的东西都留在这里！ — 军官命令道。

— 往哪里转移？

— 到了就知道了。现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以便检查！

军官再次开始一个个点名，我们每个人都走过来，摊开自己的东西和铺盖。他看了看就说“这是多余的”，就把值钱些的东西放到一边。没收了几只手表和婚戒。我的哈萨克皮大衣被没收了，它本来是属于巴肯的，后来我穿上了。官员示意士兵过来，对他点点下巴，士兵就把被没收的物品单独放在一起。

军官的拜访让我们变得相当“轻快”。我只剩下两件衬衫和师范学校的制服。上衣是破旧的带有磨坏了的黄鼬皮衬里的哈萨克男外衣。好在军官没有扯下我的羊皮裤，靴子，和英国针织帽。

拿上所有的东西后，军官走了。

我们开始猜测，要往哪个方向走？沙夫兰和特罗菲莫夫的眼睛都似是而非地看到了军官手中的指示，好像是要把我们送往草原上的军团总部。

— 什么草原军团？在哪儿呢？带去找谁 — 安年科夫？或谢苗诺夫长官的总部？还是其他将军？

每个人都觉得事情有了一个大转折。转移到总部，那里有战地法庭并且要枪毙吗。其他猜测就没有了。

到晚上了。我通过宽缝向外张望，看看车站上都在干什么。今天多云，天气不是很冷。到右边的铁道上，两个工人不知在干什么。除了他们就没别人了。就像火车站常听到的喧嚣，喷着蒸汽的火车头。挂钩员们谈话的时候，有人争吵。传来缓冲器的铮铮声。无风，大片雪花慢慢地落下来。

电灯亮了。那边和这边，红色和绿色的信号灯清晰可见。铁路工人响亮地吹着口哨，用灯光发信号。随着隆隆的响声，一列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然后，随着大地的震颤，又一列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呼啸而过。

我长时间专注地看着熙熙攘攘的车站生活，它完全不像我们黑暗和艰苦的日子。我觉得，今天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生活……

往炉子里扔着柴禾，我们一直坐到深夜。德里兹格重病，每个小时都变得更加憔悴。巴甫洛夫的死亡，德里兹格的状况，未知的事 —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

有些人躺着，另一些人静静地坐着，看着快要熄灭的炉子。车厢的墙壁又在哭泣。从外面传来大风的嚎叫。

在午夜时分，听到脚步声。他们接近了我们的车厢。守卫问了些什么，脚步声就远了。我们都认真听了。

几分钟后，火车头开来，挂上车厢，拉往另一个地方。大家都醒了过来，仔细听着。车厢脱钩了。然后，又挂上了，拖了好几次，终于，经过漫长的机动操作后，我们的车厢成了某列车的一部分。

火车在飞驰，但是我无法入睡，我透过缝隙望着黑暗。

黑夜笼罩了一切。呼啸的狂风舔着田间地头的雪，卷起的雪被重重地摔在车厢上。

车轮敲击着铁轨。

黎明时，在一个车站，所有人被带出来放风。我们看到，从第二个车厢抬出了哈菲兹，他一边是拜马加姆别特，另一边 — 俄罗斯同志。

— 发生了什么事？生病了吗？— 我们向他冲去。

— 他很难挨，整夜辗转反侧发着烧。现在恢复了一点，但还没苏醒，— 拜马加姆别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当我们被赶回来时，第二个车厢的潘克拉托夫同志悄悄地溜进我们的车厢，说道：

— 我们离开鄂木斯克的那个夜里，发生了不寻常的情况。大家像平常一样，都沉默地坐着。没有人注意到哈菲兹面向墙抽搐。突然，他抬起头问拜马加姆别特要铅笔刀。后者没有给，说早就保存起来了，不想拿。哈菲兹，不说一句话，躺下又转向墙壁。过了一段时间后，从他所在的角落传来呻吟声和哈萨克语的喃喃自语。拜马加姆别特向他冲去，扶起他并大声喊道：“快来这里，他想要自杀！”每个人都跳起来，围住了哈菲兹。他想用钉子切开静脉，但只是割断了肘部的肌肉。伤口在流血。我们包扎了伤口，让他平静下来，振作起来，骂他怯懦。他躺在那里哭了，然后似乎平静了下来，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突然，他愤怒地跳到门口，开始用腿踢门，可怕地喊叫。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推开，但他拼命挣扎，还威胁别人，谁的话也不听，直到失去知觉。他长时间胡言乱语并恳求道：“兄弟们！让我自己死吧，而不是死在侩子手的手里！我会破门而出！我没有耐心了”。在停车时间，他再次跑到门口，开始疯狂地骂看守。从外面传来看守的声音。门开了，出现军官和押解员，并喊道：“怎么回事？”哈菲兹丝没有停下。骂了军官，高尔察克和高尔察克政府。军官气得脸色发白，就抽出军刀。我们开始安抚军官，就说，哈菲兹生病了，请原谅他，他神志不清。但哈菲兹没有放过军官，并开始恳求他：“如果你是人，别舍不得子弹，用枪打死我……”

军官走了，我们继续按着哈菲兹，直到天亮他才冷静下来。就这个事，朋友们，— 潘克拉托夫结束了自己的讲述。

— 你们的车厢里是怎么谈论我们的命运的？— 有人问道。

— 被带到谢苗诺夫长官或安年科夫长官那里，单程。我们完了…… — 潘克拉托夫沉默了。

— 遗憾啊，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 不知是谁悲伤地承认道。

— 是啊，哈菲兹这个可怜的家伙忍不住了！……火车轰隆隆地飞驰过无边无际的雪白的平原，把我们带往东方，西伯利亚的深处。暴雪并没有平静下来。厚厚的雪下面伸出白桦树，树冠在风中摇摆，仿佛在向我们鞠躬。

车厢里的情况比在鄂木斯克的时候更糟了。分发面包变成每人给四分之一俄磅了，水也总是不够。在车站，有对向的火车停站时我们就恳求火车司机给一些木柴。但大多数时候给我们的不是木柴，而是小煤块。我们把灰渣撒在地板上用来吸收水分。我们想要热量，火焰还能给我们能量。但很快就热得口渴了，我们不得不在停站时问押解员要水。他们并不总是满足我们的要求。所有人的脸上都沾满煤灰，眼睛深陷，不是人 — 皮包骨。早晨，放风时，我们用雪匆匆给自己洗脸，脸就被洗得黑一道白一道的。

板床也被用来点炉子了。只有病人的板床被留下。但是病人的数量却与日俱增……德里兹格尤其感到不舒服。饥饿折磨着每一个人，但首先我们尽量先给病人吃哪怕一点点东西……

午后……烧的通红的炉子旁剩下四个人 — 沙夫兰，卡琴科，安南琴科和科托夫。我坐在他们旁边。

— 我们即使不死在这里，在那里也会被枪毙 — 沙夫兰说道。

— 如果他们要审判我们，在鄂木斯克监狱就行了。为什么要带到别的地方？很明显 — 要杀我们！

— 应该逃跑。没有别的办法了。那样至少我们的一些人能活着 — 沙夫兰继续说道。— 应该在开车的时候跳车。

同志们都赞成，我什么都没说。

— 但是车厢是关着的，而且没有工具开门，— 卡琴科说道。— 怎么跳？空手是撬不开门的。守卫在途中也会盯着。如果发现一个人，大家就全完了。

— 如果把窟窿扩大，就是烟囱的出口？— 科托夫说道。

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计划。沙夫兰突然站了起来。

— 从窗户跳更简单，只需要打开窗盖，— 他确定地说道，并走到窗前。

鼓捣了不长时间，他打开了盖板并转向我们。我们呆在原地，看着打开的盖板和沙夫兰 — 他会做什么？沙夫兰小心地把头探出窗外望了望看守的车厢。枪响了。沙夫兰立即缩回了头并迅速关上盖板。

— 混蛋，盯着呢。直接瞄准了我的头，混蛋！— 他骂道。— 甚至夜里还盯着。

一夜过去了。在一个车站我们弄到了一些面包和水，就先吃点东西垫垫饿坏的肚子。

日子像往常一样。夜幕降临。每个人都围坐在炉子边。

涅斯托尔·蒙宁突然爬上板床，叫道：

— 同志们！高尔察克跑了！盖达将军的车刚过去！

所有人都看着他愣住了。高尔察克往哪里跑了？盖达在哪里？

— 你在那儿胡扯什么呢？

盖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将军的名字是我们是从报纸是知道的。他在前线指挥对抗苏维埃军队。

我们让蒙宁躺在板床上，意识到他病得很重。但蒙宁很快又跳起来，喊道：

—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万岁！

……车厢里很闷。双手，双脚就像被铁包上。可怕的癔病席卷了整个车厢，不想动。感觉像在噩梦中……在一个小车站上，我们的车厢被摘钩了，挂上另一列火车，就又开始走了。

第二个车厢的情况不比我们的好。那边哈菲兹奄奄一息，又出现了其他患者。

我们开始经常碰到拉着农民新兵的对向车。他们衣衫褴褛，衣着简陋，像醉鬼似的大声喧嚣。有唱歌的，说脏话的，有时还能听到哭诉声。在那些车厢里，同样没有自由。我们被带到东方 — 迎接死亡，他们被带到西方 — 也是迎接死亡。它的黑色判决是不容上诉的！……

我们抵达新尼古拉耶夫斯克[60]。我们的车厢又被摘钩，并再次被赶进死岔线。我们被带出来放风。我们用雪勉强地洗了洗，渗入脸的煤面使得脸上出现一道道的黑印子，但眼睛闪闪发亮，牙齿很洁白。

傍晚，六个人被带走弄木柴去了。我们请求守卫把门开着。还能动的人都聚集在门旁。看着来往的人。

不久，出现了一个军官 — 好像是我们的押解员的长官，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军人，穿着又新又漂亮的衣服 — 干净的靴子上马刺叮当响，袖子上缝着金边，装备了军刀和左轮手枪。其中一个人 — 高个的金发男子 — 袖子和大檐帽上缝着骷髅头的形象。

— 你们中间有奥伦堡人吗？— 他们之中的一个问道。

— 没有，我们都是阿克莫林斯克人，— 有人回答道。

— 你们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人吧？— 娃娃脸准尉问道。

— 是的。

— 呵，想要自由吧，你们这些混蛋！— 娃娃脸阴险地说。

我们什么也没说。军官们很快就离开了。

我们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被送往巴尔瑙尔。很明显，我们是被送往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安年科夫长官那里，那里就是“草原军团的总部”。

现在，火车走得很慢，总是靠站。过很久才有对向的列车开过。我们筋疲力尽，已经说不出话来。车厢里弥漫着死一般的沉寂。

德里兹格同志去了。他就像巴甫洛夫，耐心地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平静地去世。巴甫洛夫留下了妻子和四个或五个孩子。他曾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财政委员，踏实，坚强，受过良好教育。关于德里兹格我们知道的很少。他从鄂木斯克来到阿克莫林斯克，是我们的革命法庭主席。这是一个大胆，信念坚定的人。

我们通知了守卫我们同志的死。押解队敞开大门。命令搬出尸体。原来，我们的车厢后面还挂有一节空车，专门用于停放死尸。经验丰富的高尔察克的凶手们真是有远见。当德里兹格同志的尸体被搬出时，我们用强忍着愤怒和悲伤的声音慢慢地唱“沉重的奴役折磨着……”

在德里兹格之后，是蒙宁。他病得很重，经受了痛苦的挣扎。我们心中充满了怒火。死者被抬到车厢里，德里兹格也在那里。抬尸体的时候，亚科夫·蒙宁 — 死者的哥哥，忍不住了，抓住死者，开始像孩子似的抽泣。我第一个责备他道：

— 现在不是哭的时间！起来！他不只是你的兄弟！

亚科夫平静下来一些。

蒙宁出生在阿克莫林斯克，是一名军人，沙皇倒台后，是在阿克莫林斯克举起苏维埃旗帜的第一批人之一，并成为红军指挥官。他曾认真地和克里沃古兹工作。有文化，勇敢，是我们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赔款事务委员。在阿克莫林斯克他留下了老人 — 父亲和母亲 — 和年轻的妻子……

我们驶过巴尔瑙尔。在那里买了大约一俄磅黄油和面包，补充了点吃的。但这种食物能帮助饥饿和疲惫的人们吗？我们把最好的一块给了病人。靠站时打了清水，虽然我们也很渴，但也同样为病人留着。

在我们的车厢里病得特别重的是水手阿夫杰耶夫和梅洛库莫夫同志。在另一个车厢里死了两个人 — 马丁诺夫和皮扬科夫斯基，两人都是阿克莫林人，马丁诺夫 — 斯帕斯克工厂的工人，皮扬科夫斯基 — 市民，铁匠，波兰人。两人都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皮扬科夫斯基是劳动委员。两人在阿克莫林斯克留下了妻子和孩子。皮扬科夫斯基去世前唱过“马赛曲”。浪漫的波兰人，甚至在临终的时候，还在唱……

当驶过巴尔瑙尔县时，我们的情况明显改善，但同志的去世仍然让人忧伤。

长官的“勇士们”故意想饿死我们，那个加在后面，用来停尸的车厢就能说明这点。不用提其他食品，甚至连面包也没有给我们储备。另外，很多车站不提供任何食物。偶尔，可能会见到带着大圆面包的农民，其他食品完全没有。所有的问题在于，首先，农民本身的食物都不够，其次，他们卖东西不想收高尔察克的钱。此外，当地居民普遍恐惧高尔察克。

在一个小车站我们的列车耽搁了很久。距离铁路大约五俄里的地方可以看到小镇。四个押解员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匹马拉的雪橇，各从车厢里带了一个囚犯，坐着马车就去了小镇…… 他们带回了面包。大部分自己拿了，其余的均分给两个车厢。

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到镇上后，长官们索要面包。“我们自己还饿着呢”，— 农民回答道。士兵们挨家挨户找，谁也没有面包。找到机会，我们的一个同志悄悄地对农民耳语，告诉他面包是给什么人的。农民气愤地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们不知道你们！”形势立即转变，农民立刻端出面包。他们热心地收集，最后一块碎屑也不放过，直到长官的士兵们说：“够了，没时间了，列车等着呢”。

在巴尔瑙尔县的车站，我们的同志去弄面包和烟丝，有时还能弄来俄语报纸 — 《阿尔泰之光》。其内容和鄂木斯克的报纸是有区别的，它或多或少反对高尔察克，显然，出版它的是社会革命党人。从这份报纸上，我们了解了不少新闻。

“……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让欧洲保持冷静，在王子群岛召开会议。本次会议将讨论俄罗斯的和平稳定问题。会议邀请了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代表”。

报纸报道说，高尔察克好像回答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被邀请，我们拒绝参加会议。”

报纸上写道，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达成一致，打算联合起来反对高尔察克。关于这一点，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发布了号召：全俄罗斯起来反抗高尔察克！布尔什维克联合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后，同意召开成立大会。

报纸上的这个消息鼓舞了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领人特罗菲莫夫。

— 不错，谢弗林，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他高兴地说了好几次。

根据报纸的报道，西伯利亚铁路的所有工人，所有农民和合作同盟都反对高尔察克。

这些报道的可靠性，我们不只一次地确认。

— 持续不了多久了，坏蛋！— 在我们的车厢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 报道说，阿尔泰省的农民起义反抗高尔察克，但失败了。被强行压制。起义的领导人逃到阿尔泰山区。

在巴尔瑙尔省合作管理委员会中，高尔察克分子进行了搜查，并把委员会领导人关进监狱。高尔察克不止一次禁止阿尔泰的报纸，不止一次罚款和追究编辑的责任。

但被禁止的报纸继续以其他名称发行。在同一时间，它被称为《阿尔泰的黎明》。后来改名为《阿尔泰的新曙光》，最后，它叫做《阿尔泰之光》。所有这些信息都是这家报纸发布的。

但是，当我们接近塞米巴拉金斯克时，我们的情况恶化了。再次没有面包，再次不是每天有水。

当我们被带出来时，我们把雪收集到装煤的袋子里。雪在炉子边融化，我们就喝这些脏水。但是，押解队士兵甚至连雪也不让多拿…… 接连几天被暴风雪狂吹。火车停了很久，好像司机在故意拖延，尽力延缓我们的死亡时间。

阿夫杰耶夫病了。他浑身颤抖，勉强能站起来。有一次，他想走到门口，但他痉挛了，水手无奈地停下。他从一边摇晃到另一边，尽管火车是停着的。看着他就感觉害怕。不过，我们任何人都好不到哪去。煤尘渗入毛孔脸上只能看到眼睛。煤尘钻进鼻孔，耳朵，嘴巴。

大家都在等待快些到达目的地，随便哪里。但火车不着急。猛烈的风暴不想停歇。我们疲倦无力，我们等待。我们中间最顽强的是卡琴科同志。所有的需要 — 烟丝，木柴，打水和面包总是他在负责，卡琴科是我们的班长。勇敢的乌克兰人，他带着尊严代表着自己的民族。

在一个车站停车时，阿夫杰耶夫呻吟着请求道：

— 卡琴科，弄一杯牛奶 如果你能弄到，我不会死，我用生命求你！……

卡琴科的眼睛落泪了。他和押解员一起到车站去，半小时后，出现了一杯牛奶。在火炉上很快就煮好了，并端给了阿夫杰耶……夫。

我们都相信，这杯牛奶会帮助阿夫杰耶夫活下来。康德拉季耶娃同志没有离开水手，她是我们中的唯一女性。白天和黑夜，她都在照顾病人。

过了很久，我们好不容易从巴尔瑙尔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枯瘦，苍白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停止发水给我们了。不允许大量收集雪。每天有时一次，有时两次出去放风，在这期间，我们急忙抓起冰块和雪块。融水首先给病人，而剩下的，有时一杯，甚至半杯由健康的人分着喝。人忍受饥饿比忍受口渴更久。只是现在，在这个车厢里，我才发现，原来水 — 世界上最昂贵的。“啊！你们在哪里，潺潺的山泉和溪流，我多少次冷漠地跨过你们？”— 我不由自主地思考着。

黎明时，我们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我们的车厢在货运站被摘钩了。我们弄到了水，喝够了，轻松地深呼吸。两俄里外可以看到城市。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被带出车厢而且没有催促，像往常一样，给我们时间用雪洗脸。

无论看哪里，到处都是厚厚的蓬松的雪。塞米巴拉金斯克像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镇子。天气温暖。天空无云。纯白的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货运站上几个哈萨克人往雪橇上装羊肉。

押解队长官和两名士兵去了城市。剩下的押解员们给了我们一些面包。在这个城市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但我们都认为，只是为了摆脱车厢的煎熬。

一整天，我们带着希望观察着车站，等待着新闻。晚上，有军官走到我们的车厢。

— 我们返回了。今晚出发，— 他宣布。

— 为什么要返回！去哪里？！

我们的惊讶，怨恨，愤慨没有尽头。

— 命令返回。知道的就这些了，— 军官回答道。

车厢的门再次被关上。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为什么要返回？还要被带到那里？

— 显然，塞米巴拉金斯克本身的情况就不好。因此不接待我们。现在，我们要死在这拉着我们跑的火车上了 — 我们议论道。— 他们故意把我们送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为了在路上饿死我们。现在，既然我们坚持住了，就再运回去，到偏僻的西伯利亚监狱。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夜里，我们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出发了。

又是长久的让人厌烦的停车，车轮无精打采地慢慢敲击着铁轨。刮起了暴风雪，列车完全停了。道路上盖满了雪。听不到人的声音。原来，我们被挂在货车列车上。

我们以马迈步的速度移动。停了很久。每天只走二十五俄里。暴风雪肆虐了整整三天。三天我们都没有看到面包，而水偶尔会出现……

当暴风雪停下来时，列车被积雪挡住了。这已经是第四天，没有面包，也没有水。饥饿的囚犯气愤地坐着，就像饥饿的狮子。眼中的火少了，但愤怒 — 更多了。

— 不行啊，与其一个一个地饿死，还不如立刻开枪打死我们！应该敲门，要面包和水！— 有人建议道。

— 对！— 大家一起来。在最近的一站大家开始踢门。

押解员狂暴地回答：

— 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要面包和水。

— 没有！— 押解员打断道。

— 至少让我们出去弄点雪！

押解员咒骂我们。我们又开始踹门。

— 嘿！别踢了，我要开枪了！— 押解员警告到。

— 开枪吧！— 我们齐声喊道。— 或者打开门让我们弄雪去！

押解队长来了，打开了门，允许我们收集雪。我们填满了袋子和桶。押解队开始不耐烦地催促我们。阿凡纳西耶夫同志说道：

— 请等一下，我们弄些就回来。

士兵冲着他喊叫起来。被激怒的阿凡纳西耶夫不离开原地。押解员招呼其他坐在车厢里的士兵：

— 出来！他们想造反！— 转回头，喊道 — 我枪毙你们所有人！— 并扣动枪栓。

阿凡纳西耶夫用眼睛盯住他。

— 来吧，开枪吧！— 他愤怒地喊道，并站到士兵面前。士兵不敢开枪。押解队长就出来收拾了局面。

火车开动了，但很快又停了下来，这次，押解员自觉地打开门，允许我们弄雪。火车停了很久。我们旁边有好几列蒸汽机车经过。司机从开着的门里盯着我们。我们当中的一个同志喊道：

— 我们是囚犯，布尔什维克！……我们挨饿！请帮助我们！……

火车过去了，在车头处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从那列火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肮脏的黑制服的人。走近押解队长后，说了一会话，给了个包。

押解队长把包给了我们，里面原来是面包。

— 就是那个人给的，拿着，你们自己分着吃吧！— 长官说道，好像我们没有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似的。

我们的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们高兴的不只是这么多的面包，而是引起了陌生人对自己的关注。这就是说，他同情我们，而不是恨我们，就好像所有人都是高尔察克分子。

他们锁上了门，但很快再次打开锁，押解员说道：

— 接着面包！

原来，那个司机又来了，胳膊下面夹着两个大圆黑面包。

我把头探出去，长时间地打量他。他友好地点了两三次头。他的眼睛同情地闪烁着。

第二天我们抵达了巴尔瑙尔。

获得长官的许可，挑选了合适的衣服后，卡琴科和押解员去车站了。他们带着收获回来了 — 带来了面包，香肠，黄油，烟丝。吸烟者首先扑向烟丝，而不是食物。我不止一次地惊讶，饥饿疲惫的人用颤抖的双手抓住的不是黄油和面包，而是烟卷，匆忙地借了火，第一口烟后，他们的额头上溢出大滴的汗水。他们把所用的烟都吸了进去，似乎是把它们吃了，不吐出任何东西。

……从巴尔瑙尔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路上又死了两个同志。其中之一 — 面粉厂技术员尤拉舍维奇（克列缅斯基的女婿）。

我们不知道，现在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要被带到哪里。但是当我们知道要去鄂木斯克时，恐惧消失了。

我们再次被赶进鄂木斯克车站的一个偏僻的死岔线。我们在那里停了两天。第三天，到火车站打水的同志说：

— 有个穿着讲究的有风度的公民在火车站迎接我们，跟着我们来到车厢。然后转过身。

— 可能是普通居民吧，— 我们得出结论，— 很少有人愿意看囚犯。

— 不，不可能！他的眼神有穿透力，他看我们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中午，卡琴科再次去打水，返回后，他低声说：

— 这个人又在这里了！就在那儿，车厢后面，你们看！

我们冲到缝隙处。真的，很健壮的一个人，中等偏高的个头，金发，像个闲人似的在不远处忽前忽后地踱着步子。

第二天，在我们的车厢旁出现一个女人，手中那这个不大的包，衣着朴素。车厢门是打开的。当守卫要闩上门时，那个包突然被扔到我们脚下。我们看到那个女人几乎是跑着离开我们。守卫的士兵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发呆。我们赶紧把包藏了起来。里面有面包，香肠和烟卷。

那些没有像我们似的经历过这种绝望处境的人不会明白，即使是最小的帮助和支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三天，我们终于离开了车厢。

 

为了劳动人民的自由。

我们在战场上洒热血。

炮火发出可怕的响声，

大地在战栗，在呻吟。

我们在地上被无情地压迫，

我们拼搏着，顽强向上。

刺刀和纷飞的子弹

完全决定了生死。

我们的肺

早就被工厂的烟熏黑了。

从来就是被压迫的奴隶

手和脚的皮都磨破。

大家都认识到 — 贫穷和不幸，

我们等待着自己的春天。

不止一次体验到死亡的寒冷，

我们着了魔地热爱生活！

谁有邪恶的梦想

恐吓我们，— 谁就会躺到地下。

……谁还敢恐吓我们？

我们国家的每个人 — 都是士兵[61]。

 

在鄂木斯克的集中营

 

押解队正在等候。军刀和步枪的刺刀闪闪发亮。有一支步兵押解队，还有一支刚从城里来的骑兵。我们被从车厢里带出来并一字排开。押解队的新长官 — 和原来的军官一样年轻。肩章上的镶边饰物闪闪发亮。镶银军刀的刀鞘在把手处带着缨子。马刺在轻轻运动时就会响起。军官们都很年轻。他们就像戴着银项圈的敏捷的小狗崽子。我们已经很好地研究过他们了。这种任性的流氓和坏蛋，谁也管不住 —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下流的脏话，无知愚蠢的笑声，野兽般的咆哮。他们不止一次得意地玩弄着自己的军刀和鞭子。不止一次醉醺醺地用武器威胁我们，喊着要开枪，用脏话骂我们。不止一次的折磨，要求我们跪拜沙皇。我们的同志都完全了解他们人性的底线……

那些能走路的人，被排成两排。军官站在旁边交谈，不时看看我们。

— 来自第二节车厢的两个同志不能站起来 — 我们的队列中有人说道。— 请允许用手抬着他们？

— 身体还好的出来吧！

我和潘克拉托夫同志进入车厢。在肮脏地板上的煤尘中躺着两个人。一个 — 是皮扬科夫斯基[62]同志，他从突厥斯坦来到阿克莫林斯克时被逮捕，另一个 — 律师 — 最高纲领主义者斯莫科京。他们两个默默地看着我们，没有力气说出一个字。他们的眼睛像冻结的冰块…… 皮扬科夫斯基仅有力气穿上一只靴子，另一只扔在旁边。他瞪着眼睛看着我。

— 你不能穿靴子吗？— 我问道。

他呻吟着点了点头，试图坐起来，但是不能，仅用目光瞄向靴子。我们和潘克拉托夫将靴子套到他肿胀的脚上，将同志抬起来，搬往押解队的雪橇。

看到我们从车厢里抬出半死的同志，新押解队长官笑着说道：

— 原来，在路上你们没有损失？老押解队长以笑话来回答笑话：

— 没有损失…… 坚强的畜生们。只有六人死亡。

天气已经相当暖和，春天即将到来！我睁大双眼，仿佛第一次看到我周围阳光灿烂的世界。在白天的光线下我的同志们看起来很糟糕：憔悴，面色苍白，眼睛深陷。脸上和衣服上覆盖了一层黑色的粉尘。他们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我自己似乎也脱离了尘世。我们住在笼子里九个月，在黑暗中，在饥寒交迫中。总共九个月！但是我们不得不经历苦难，九年也能熬！在九个月中，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看到世界的希望，只是抖落自己身上的煤尘。所有的一切，除了系着皮带，别着军刀的押解队员，对我们来说就像童话……

我们被驱赶…… 那些腿不行的人，坐在雪橇上。

从西南方静静地吹来新鲜的微风。铁路附近和房屋门前的雪开始变松，融化。好像远处天空中的太阳温暖起来，也使我们的内心感受到温暖的气息，预示着夏季的来临。可以感觉到，雪融化的时候到了。在阳光下眯着眼，面对柔和的轻风。我望着周围，心跳越来越有力…… 狮子安静的内心开始活跃起来，因为预感到了自由。我看着同志们布满煤尘的脸，出现了红晕。所有人挺直胸脯，饥渴地吸着空气。我们疲惫不堪的身体重新恢复了活力，在深陷而呆滞的眼神中开始出现希望的光芒。所有人都坚信，无论我们被带到哪里，也不会比死在车厢里更糟糕。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走在大街上的无忧无虑的人们，我们很想念那种正常人的样子。心里甜甜的。埋藏在心中很久的想法和愿望复苏了。

骑兵押解队拔出军刀驱赶着我们。从旁边走过的的居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靠近我的押解队黑马，晃动着它的鬃毛，缓慢地前进。马身像丝绒般黑得发亮。我享受着温暖的白天，期待着自由，赞叹着顽皮的黑马。押送人员看我在欣赏马，冷笑道：“你想骑马吗？……”

我们被赶到距离铁路不远的集中营。值班的年轻军官走了出来，结实，红发，弄得军刀叮当响，显然，是集中营的长官，还跟着四名士兵。他接收了我们并允许押解队离开。

在集中营里，围起来的木头栅栏就像牲畜栏那样，支着十个用烂板子做的长条形板棚。在紧闭的大门外面和里面都站着守卫。集中营类似于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所有的十个板棚里挤满了被逮捕的人。板棚的门没有上锁。被捕的人自由地出入各个板棚。

当我们被赶到这里时，整个集中营的人都出来迎接我们。

从押解队手中接收我们的是个很年轻的军官，他命令自己的助手们将我们安置在空置的板棚里。

集中营由捷克斯洛伐克人把守。

当我们向自己的板棚走去时，越来越多的囚犯出来看我们。他们中的很多人看起来和我们没有多少不同，同样的疲惫不堪，衣衫褴褛。所有人都同情我们，想和我们在一起。当我们表示很饿时，囚犯们向自己的板棚跑去并拿来了面包。我们都坐下来，有人拿来开水，请我们喝茶。很多个月以来，这是第一次，我们用人类的方式洗脸。

在集中营的囚犯有一千五百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被赶到这里。有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和韩国人。他们就像蚂蚁一样，在集中营范围内乱爬，来回穿梭。营房里面是肮脏的板床，昏暗，臭气，阴郁。囚犯疲惫不堪，很多人衣衫褴褛。每天有人死去。但是，当我们离开车厢后，自己感觉到仿佛回到了自己家，自己的村子。我们吃饱了，振奋了起来，所有人的情绪都高涨起来。

这在这里被叫做霍尔瓦特的匈牙利人，中等身材，圆脸，黑发，他立刻来找我们哈萨克人，带来了一些吃的东西，与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他俄语说得不是很好 — 经常卡住，但他明白所有的话。霍尔瓦特说，他是红军骑兵部队的，参加过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一个车站的战斗。几千个去往鄂木斯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那里被歼灭。暂时捷克人凭借人数还没有压制住人数不多的红军部队，他们不交出车站。霍尔瓦特就参加了这场会战。和霍尔瓦特一起并肩作战的还有在鄂木斯克加入到红军队伍中的哈萨克小伙子们。这支队伍英勇地战斗，直到最后一颗子弹。

— 没关系，同志们！没什么可怕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把他们 — 这样！— 霍尔瓦特热情地谈论着，掐住自己的喉咙，表示我们将这样消灭他们。

— 红军控制了整个世界，— 我说道。— 再也不会有侮辱。

长着淡褐色头发的小伙子走向霍尔瓦特，也是匈牙利人，他看着我。

— 不要泄气，同志，红军就要来了。我们为打倒沙皇战斗了五年，而为无产阶级，如果需要，我们将战斗十五年…… 在全世界，将只有我们的政权。

在集中营，我们遇到了巴索夫，他是阿特巴萨尔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领导人之一。因为阿特巴萨尔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不是很活跃，所以白党分子在集中营只关押了四个人，而其余的人被释放。在阿特巴萨尔的布尔什维克不多……

集中营的人原来可以得到报纸。我们一下子扑向它们，尽管是高尔察克的报纸。报道说，在高尔察克占领的地方，出现了游击队员，还说，俄罗斯红军部队发动进攻并向前推进。显然带着不情愿，但报纸上仍然报道说，还剩下某个城市，某个居民点。首先让我们高兴的是有关游击队活动增加的消息，要知道，游击队的活动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某个地方。

经过观察，我们很快明白，集中营里一半的囚犯生病了。每天有五到十人死亡。很多人几乎光着身子。冬季的寒冷和饥饿将他们带到了衰竭的边缘。在我们到来前不久，给囚犯提供的还是可以忍受的食物。但是很多人长期挨饿，已经不能复原。集中营里开始爆发伤寒。大约有四十个我们的同志，在到达集中营两天后也生病了。表现出饥饿，寒冷和煎熬。很多人开始肿胀。死了一个又一个……

我们押解队的囚犯中仅有六七个人没有病倒。所有的病人都躺在两个独立的板棚中。囚犯自己照看他们。每天都有新病人被送进板棚-医院的一个门，每天都会从另一个门将死者抬出。很少有人能恢复健康。如果你来到住着健康囚犯的板棚，你可以看到一些人聚在一起阅读报纸，交谈，其他人玩着油迹斑斑的纸牌或自制的跳棋。也有歌手。但是很少有人会高兴。囚犯们就像被打昏的鱼。他们勉强地拖着双脚，踉跄着，就像在梦游。很多人一整天都不从板床上起来。每个板棚里都有仓促制成的双层板床。板棚内不通风，又脏又臭。每天都有人被带到医院。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在这里，在集中营，就是地狱门前。特别糟糕的是夜里。如果你醒来，就很久都睡不着了，只能听到囚犯胡言乱语。很多人在睡梦中呻吟。还有人在恐惧中醒来，企图逃跑，寻找东西，在半睡半醒中嘟囔和大喊，辗转反侧，古怪地环顾四周。板棚里的夜间生活，就像黑色的泥潭，在里面，一些陷入黑暗和恐惧的模糊的影子乱爬着，呻吟着。

病人所在的板棚更糟糕。充满接连不断的呻吟声。病人们在发热中辗转反侧，垂死挣扎。看得出，他们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消逝。一些人在神志不清中胆战心惊，另一些人不知为什么而高兴着，嘟囔着藏在自己内心的东西，揭开自己内心的秘密。……作为助理护士的囚犯们帮助虚弱的人喝水，抬身子，尽力地照顾着。助理护士们愁眉不展，看着他们的脸，病人很难发现康复的希望。

唯一的乐趣是，板棚不锁门。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每天都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阅读俄罗斯和哈萨克的报纸…… 我们为红军的胜利感到高兴。我们联系到鄂木斯克的一些处于自由状态的同志。他们找到办法，来集中营见我们。穆坎，然奈达尔和库尔曼加利给我们带来了东西。

有一次在“食堂”附近，就是我们打开水的地方，我看到了济基里亚·穆克耶夫。打过招呼，我们谈起话来。

—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问。— 早就在集中营了吗？

济基里亚，原来早于我们来到集中营，他被关在单身禁闭室。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济基里亚就打算逃跑。但是捷克守卫抓住了他。在审讯过程中他假装成傻子，然而，将逃跑者关进单身禁闭室还带出来放风是非常罕见的。

与外面的同志见面后，我们听到了许多消息。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红军部队中也有哈萨克人了，哪里有布尔什维克 — 哪里就有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集中营里，我们了解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少数哈萨克革命者的命运。在政变当天，白党分子枪毙了伊斯哈克·科别科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穆斯林大财主将卡里姆·苏秋舍夫殴打致死。加利·耶斯马加姆别托夫也被杀害。穆坎·耶斯马加姆别托夫被监禁三个月，后被释放。其他人成功地躲藏起来。在起义那天从监狱中释放的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和科利拜，被阿拉什汗国捉住，并转交到高尔察克手中。科利拜在监狱里被害，一段时间后，沙伊梅尔坚·阿利然诺夫被枪毙。

在鄂木斯克加入红军的哈萨克人命运如何？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骑兵队作战。哈萨克小伙子的领导人有穆哈梅特卡利·塔季莫夫，绍克耶夫，茹马拜·托利梅巴耶夫，乌加尔（穆卡泰）· 然尼别科夫，济基里亚·穆克耶夫。

1918年6月初，捷克斯洛伐克人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走铁路前往鄂木斯克。每节车厢有三十到四十个武装到牙齿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

有步枪，机枪，大炮，毛瑟枪，炸弹和军刀。所有人都接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红军战士在那个时候是相当多的，但他们缺乏军事训练和武装更是碰上什么就用什么。步枪很少，特别是子弹匮乏。单独而普通的红军队伍虽然看到到捷克人的强大，但千方百计地阻碍他们的推进，在路上到处设立伏击点：在树林里，在草原上，在火车站 — 勇敢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作战。

敌人的子弹如雨点般飞来。红军战士从自己的伏击点只能用稀疏的射击来回应他们。

在马里扬诺夫卡附近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几次，红军战士打退敌人并进行反攻。最终，子弹用尽，剩下的战士很少。敌军以武器和人数取胜。占领马里扬诺夫卡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朝鄂木斯克推进。在紧邻鄂木斯克的库洛姆津诺车站，最后的红军部队迎着他们出来了。为了保卫城市，很多工人和工作人员平生第一次手握武器。在保卫者中大约有二十五个哈萨克人。在库洛姆津诺车站再次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激战。再一次血流成河。到处都洒满鲜血。但最终红军被迫撤退，敌人占领了库洛姆津诺并进入鄂木斯克。 在库洛姆津诺作战的二十五个哈萨克人中，二十人在战斗中牺牲，其他人被抓去当俘虏并被残忍地处决 — 他们的头被砍下，被军刀乱砍成块。被俘的小伙子中存活下来的有济基里亚·穆克耶夫和乌加尔（穆卡泰）·然尼别科夫。战斗结束后，哈萨克人清理尸体。但是，他们的头已经被打坏，很难，有时甚至无法辨认尸体。在战斗中阵亡的其中一个哈萨克人被认为是穆哈梅特卡利·塔季莫夫并按礼仪下葬。给穆哈梅特卡利的家乡发了信。在伊尔特什当水手的穆哈梅特卡利的哥哥来到鄂木斯克，朋友们也来了并举办了哈萨克式的酬客宴。就这样结束了，大家都以为，他是苏维埃旗帜下，鄂木斯克劳动阶级哈萨克英雄之一……

但是后来查明，穆哈梅特卡利·塔季莫夫的命运不是这样结束的。关于这件事，值得给现在的人详细讲讲。

穆哈梅特卡利·塔季莫夫和阿卜杜拉·阿瑟尔别科夫在1919年的战争中童话般地活了下来。一个在乌拉尔活动，另一个在东部 — 几乎在日本旁边。萨贝尔·沙里波夫做了什么并怎么活了下来，也很惊人。关于他们我单独再写，这些人应被载入长诗。在这里我只对穆哈梅特卡利进行的活动作简短的描述。

原来，在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之后穆哈梅特卡利还活着，并与小伙子捷利姆巴耶夫和四十个红军队伍的同志一起撤退，抵达已经被白党分子占领的伊希姆市。部队突然袭击了白党分子，解救出囚禁在监狱中的红军战士和布尔什维克并向远处进发。部队向叶卡捷琳堡边战斗边移动。在瓦盖站，茹马季利·捷利姆巴耶夫负伤，他被送往维亚特卡。这时穆哈梅特卡利加入到被称为“鄂木斯克狂野的一百人”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穆哈梅特卡利在北乌拉尔作战。

在庆祝十月革命的时候，他在科舒文斯克工厂。莫斯科领导人来这里庆祝。他们将分散地红军队伍召集到一起，成立了第一支道路骑兵军团。穆哈梅特卡利在这个军团的机枪排。

这个军团陷入白党分子的包围，但冲破包围圈并与红军在格拉佐夫市附近汇合。在这个地方，军团整个冬天都在作战。和他们一起在北乌拉尔同白党分子作战的还有“红鹰军团”。用哈萨克语说的话，听起来不太好，但用俄语的话很有力。关于这些军团：关于第一道路钢铁军团和红鹰军团，我们是在集中营里高尔察克的报纸上了解到的。

1919年4月，中央派领导人来到了北乌拉尔。红军的实力增强。党发出号召：“戴着敌人枷锁呻吟的西伯利亚和苍白的乌拉尔在等着我们”…… 这一号召鼓舞了红军的斗志。白党分子被驱逐出叶卡捷琳堡。穆哈梅特卡利 — 机枪排排长。痊愈的捷利姆巴耶夫来找他，朋友们继续和白党作战，并永远冲在前面。在占领伊希姆和亚卢托罗夫斯克后，穆哈梅特卡利染上伤寒，被送往叶卡捷琳堡。

攻克鄂木斯克后，高尔察克逃跑，茹马季利在巴尔瑙尔附近落入白党分子手中，他被残忍地杀害。

这就是鄂木斯克哈萨克革命者乌加尔（穆卡泰）的命运。他落入白党分子手中，逃跑了，再次被抓获，并再次逃脱。

在伟大斗争中，在当时的历史事件中，有很多真正的英雄是从我们的劳动阶级中走出来的。关于他们的英雄事迹，我稍后讲述。在革命的旗帜下，科克切塔夫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萨贝尔·沙里波夫经历了难以置信的困难。 多索夫忘我地为新政权而战斗 — 他是组织民主委员会的鄂木斯克学生之一并加入布尔什维克。陶坦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陷落之前躲到库斯坦奈县的自己村里。只有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留在了鄂木斯克……

听说我们被赶到鄂木斯克集中营后，茹马拜·努尔金的父亲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食物。

囚犯们逐渐获得警卫长的许可，在押解员陪同下从集中营离开，进了城，顺路去了店铺，找了熟人。我们就这样跑到城里，看望了茹马拜的父亲，和穆汉和然奈达尔会面。

当我们进城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士兵陪同我们。这些“英雄”明显地安静下来，横行霸道已经过去并感觉到：他们开始意识到，作恶太多，不能再多了。我们开始和他们公开谈论。一些人斥骂自己的军官，说了他们所做的一切…… 其他人指责苏维埃政权：“不允许我们回家，只是因为这我们才开始作战，掀起哗变”。简而言之，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我们表示同情，称我们为“兄弟”。当他们陪同我们在城里走时，可以去任何地方，但他们警告说：

— 兄弟，你要知道，如果你逃跑了，我就会被枪毙。

我们来到城市，并没有打算逃跑，尽管可以这样做。阻止我们的是，如果我们逃跑，留在集中营的同志们将被枪毙。我们制定了集体逃跑计划。

春天将至，天气逐渐回暖。

后来进城的时候，我和茹马拜和卡琴科弄到两个用来证明身份的证件。一个是然奈达尔·萨德沃卡索夫给我们弄到的，另外一个 — 是库尔曼加利·图亚科夫弄到的。这种证件很少，所以我在押解队的陪同下去见然奈达尔，并从他那里拿走了1917年青年学生民主委员会的图章和印章，找到胶水，锋利的削笔刀，化学铅笔，纸，蘸水笔，墨水。

在集中营里，我们仔细削掉橡胶印章，修改了一些字母，再次粘上，就得到了教育委员会的印章。但我们不能做得特别精细，如果有人猜到我们印章的完整印样，那么用俄语说就是：“学生教育委员会”。

然奈达尔给我弄到的证件上面，名字是杜伊谢姆比·阿西耶夫，符我的年龄。

就是这个证件：

 

哈萨克教师教育委员会 

1919年3月25日

№ 112（盖章处）

证明

本证明发给鄂木斯克成人师范学校学生杜伊谢姆比·阿西耶夫，哈萨克人，来自鄂木斯克县斯列京斯克乡，26岁。阿西耶夫在休暑假。证明已确认，我们在此盖章并签名。

教务委员会副主席（签名）

秘书（签名）

 

为了以防万一，我准备了阿拉什汗国县委员会的证明，签字人是委员会主席萨德沃卡斯·然塔索夫。

我们很清楚有这样的命令：“逃跑的囚犯被逮捕后枪毙不经开庭和审讯。”但是尽管如此，所有健康的人都决定逃跑。

茹马拜打算和父亲逃往村庄。其余的人将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奔东西。

天气回暖，在板棚之间积攒了一冬天的雪开始融化以后，被俘的奥地利人开始把雪运往市郊。我们和他们约定了逃跑计划。

运送雪的通常是奥地利人，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被俘。我们和这些运输工约定了逃跑计划。

那天起得很早。心忐忑不安地跳。早晨有点冷。天是浅灰色的。穿好衣服，洗完脸，喝了茶。很快所有的囚犯都起床了，他们又在板棚之间来回穿梭，像蚂蚁般忙碌。我们不断地出来看雪橇。

终于，奥地利人来了。

首先，我们决定运送茹马拜。决定性的时刻来临了。计划早就准备好了，细节都反复说过。我们默默地相互看着…… 在每个人眼中都有冒险的决心。

在雪橇围着的两个板棚之间，囚犯们手拿铁锹聚在一起。为了不使守卫起疑心，大家都假装往雪橇上装雪。

茹马拜迅速躺在雪橇上。囚犯们早已把雪弄松并将雪撒到茹马拜身上。在上面放了木板，奥地利人坐在木板上，雪橇开始走了。我们小心地紧跟着看…… 雪橇顺利地经过岗哨。大门旁的捷克人冷漠地看着他们离去。士兵打开了大门。我们焦急地看着……

雪橇冲向自由了。

我和阿卜杜拉决定明天逃跑。

我进到板棚，去找患病的拜马加姆别特和巴肯，给他们喂水。决定去看望哈菲兹和阿凡纳西耶夫，但阿凡纳谢夫已经死了。斯莫科京也死了……

整个晚上我都不能入睡…… 整个晚上我都在幻想。去了家乡。看到了幼年时的草原和山峰。与恶劣天气战斗，我大胆地走在厚厚的积雪上。在家乡的村庄母亲迎接了我。从我记事起，还从来没有拥抱和亲吻过她，今天是第一次拥抱和亲吻她，就像孩子向她表示亲热……

我去了梦想中的其他村庄，找到了游击队并和他们在一起打白党，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我去了突厥斯坦…… 去了俄罗斯。我去了所有我没去过的地方。我追逐着自由！

我比所有人起得都早，开始观察运雪工。他们都还没有来。我为病人煮开了牛奶。巴肯勉强喝完了它。勉强移动着，勉强看着。用无力的声音请求我：

— 给我纸和铅笔……

我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尝试着写一些东西，但是不能。他眼中流出了泪水。我也勉强控制住了自己才没哭。

— 我替你写，说吧。巴肯摇了摇头。

— 不需要。

我坐了很久，陷入忧伤。涅克拉索夫的诗句重现在脑海中。

 

注视着战争的悲惨，

每当有一个新的战争牺牲品

我遗憾的不是朋友，不是妻子，

我遗憾的不是英雄……

唉！妻子不再悲伤，

朋友把最好的朋友忘却;

但是那里有一颗心 —

她将永不忘记！

在我们虚伪的生活中

各种庸俗和单调

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窥探

神圣的，真诚的眼泪 —

那是穷人母亲的眼泪！

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孩子，

牺牲在血腥的庄稼地，

就像扶不起垂柳自己无精打采的枝条……

 

我想象着与患病的同事告别并从板棚离开。

集中营上空升起了灿烂的太阳。

我看到了板棚旁的奥地利人，雪橇，马，和拿着铁锹的同志。他们紧紧围住雪橇……

我赶紧脸朝下趴下，挺直身子。沉重的雪块夹着冰落在我身上。

同志们快速在我身上盖满了夹杂着冰块的脏雪。在上面放上木板，在木板上坐了人…… 他喊道：“哝！”。雪橇出发了。更重的重量压向我的脖子，肩上，全身。我被揉搓着，压着。呼吸更加费力了，但我忍着。伴随着吱吱声，集中营的大门敞开了。雪橇驶向自由。

 

 

逃跑之后

在去往巴甫洛达尔的路上

 

不知道我们在颠簸的道路上走了多久。呼出的气使雪融化成水滴，顺着我的脸和脖子流下来。终于，雪橇停了下来。我听到车夫从雪橇上不慌不忙地下来，把雪橇翻倒。我和雪一同掉落到地上。车夫低声警告道：“躺着，别动！”。车夫 — 是被俘的奥地利士兵 — 他用手清除紧贴在我衣服上的雪块和破布，然后看了看四周，就坐在我旁边的雪地上。

我们停下来的地方是鄂木斯克东郊的垃圾场，附近有一片白桦林。不远处居住着哈萨克贫民。在人声能达的距离内偶尔有人坐着雪橇驶过，也可以看到孤单的路人，没有任何人注意我们。

— 喂，你现在去哪里？— 奥地利俘虏问我。— 如果你想进城，那就上来吧，我送你！

就好像他是无意中在城市的垃圾场里捡到了我。我爬上雪橇，士兵拉着我走了。我思索了片刻，现在去找谁呢。穆汉的寓所离得不远，在城市的东部。在离家还有一个街区的地方我下了雪橇并和俘虏兵道别。

— 再见，祝你一路顺风！— 奥地利人边说着边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就自己赶路了。

我拐到一个角落。

这是一个温暖的四月天。融化的水滴发出叮咚的响声，沿着街道聚成潺潺的小溪。化冻的地方出现斑驳的暗色。我穿着圆头老军靴。在带有学生纽扣的短制服外面，我紧裹着哈萨克老皮大衣，袖口破了，脏得发黑。我的衣着还包括破旧的护耳皮帽，围巾和脏兮兮的布腰带。之前，当我们被押解队带往城市的时候，我穿了件鞑靼红军战士的军大衣，戴了他的士兵帽。

这就是穆汉的住所了。他的妻子开了门。打了招呼，她邀请道：

— 请进！

— 终于来了 — 我说。女人立即明白我逃跑了，就悄悄地说：

— 愿您一切都好，亲爱的！请来后屋吧。

我走进穆汉女儿的房间。穆汉和然奈达尔都不在家。

— 我不能住这间屋子 — 我提前说道。 — 如果您有棚子，最好把我藏在那里！

女人固执地说道：

— 不要以为有人会来这里。如果有，也不敢进我女儿的房间！

但我无法安心。我很清楚，如果高尔察克的人在穆汉家抓到我，他的家人就麻烦了。而如果在没锁门的棚子里抓到我，那么主人则可以逃脱干系，说他们一无所知。为谨慎起见，我走出房子，钻进棚子。在那里，我刨开一堆干草，给自己做了个类似窝的地方就躺下了。这一天很暖和。从棚子顶慢慢有水滴到干草上。四月天弥漫着春天潮湿的气味。周围的一切仿佛由于春天的到来都复苏了，都快乐起来。鹅咯咯叫着在水洼里扑腾。麻雀像孩子一样玩捉迷藏，叽叽喳喳地彼此追赶着飞啊飞。棚子旁边的母牛哞哞叫。好像它也在为到来的温暖而欢喜……

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然奈达尔叫醒了我。在高兴地欢迎我之后，就把我拉进房子里。

穆汉的妻子已经准备了茶饮，烤好了带乳皮奶油的油炸馅饼等着我们。

— 我亲爱的萨肯，请脱掉外衣，坐下来喝茶吧！没有人会来。如果有人来，你就在我们女儿的房间里等等！— 她又忙碌了起来。

我洗了手，然后坐在桌子旁边。逃跑很顺利，我谈着未来，高兴地吃着油炸馅饼，喝着芬芳的哈萨克茶，已经九个月没见过这些东西了。

我从来没以为，世界上的女性比男性更聪明，更勇敢。我错了。芭季玛阿姨原来是一位勇敢，聪明和平和的女人。当然，在平和的状态下，每个人看起来都可以是有力的，聪明的。但是在艰难时刻会怎么样呢？正是在艰难时刻芭季玛阿姨显示出高水平。

请相信我，不是每个人都敢将高尔察克杀手按脚印搜寻的人接到自己家中的。怎么能不称赞这样的女性，怎么能不尊重她的精神力量！…… 我，然奈达尔，芭季玛阿姨和她的女儿们，平静地交谈，坐了很久。我请求其中的一个女儿帮我剪下我那师范学校上衣的纽扣并缝上普通的黑色纽扣。

正午时分，村庄的熟人来到女主人这里。穆汉的儿子和他的两个同学来了。其中一个是卡斯克·乌捷金。最后穆汉也来了。大家都坐着准备吃肉烩面…… 但是哈萨克人能不问长问短吗？当谈论到我时，我尽力不引起怀疑。从村庄来的人们，顺便也表达了对阿拉什汗国，和某些命令的不满，看来，他们来是想在某些争议问题上讨公道的。

晚上，在然奈达尔的房间里商量了我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制定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 — 从鄂木斯克坐火车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那里的商业街64号与阿布德拉赫曼·拜季利金见面。如果他不在那儿，就去他的家乡，位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南部的泰恩恰湖。按照然奈达尔的看法，拜季利金当时是我们可靠的伙伴。在他的帮助下，我能前往更远的科克切塔夫县去见尼亚佐夫医士，然后与多索夫见面，经阿特巴萨尔和阿克莫林斯克县，穿过戈洛德草原前往突厥斯坦，在那里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第二方案是这样的：从鄂木斯克坐火车到斯拉夫戈罗德（哈萨克语为绍特），位于阿尔泰省。在那里，去两个布尔什维克的寓所。在他们的帮助下，到达巴甫洛达尔（克列卡），并从那里前往巴扬-奥尔。那里位于山区，分布着苏云季克家族的居民点，在那儿找到父亲的亲属。在巴扬-奥尔与沙伊拜·艾曼诺夫医士见面。在这里可以短暂休息，然后前往阿克莫林斯克县，并再次穿过戈洛德草原 — 前往突厥斯坦。

然奈达尔写了信给阿布德拉赫曼·拜季利金，阿布利海尔·多索夫，金穆哈姆梅特·阿季列夫。

第二天，拿着穆汉的钱，我踏上了旅程。

然奈达尔用穆汉的雪橇上将我送到火车站。我们一路平安无事。在这儿，然奈达尔跑去了解开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火车何时出发。而我留在雪橇上，位于脱钩的车厢旁边，离火车站较远。过了一些时候，然奈达尔回来了并说，列车十点钟发车。而现在刚刚八点。然奈达尔一个人去买票了。他想把我送上车，然后就离开。在车站，有可能遇到认识我的哈萨克知识分子，因为从1913年至1916年我在鄂木斯克的中等师范学校学习。如果阿拉什汗国的哈萨克人认出我，我们所有的计划都可能立即暴露。因此，当然奈达尔离开我去买票时，我强行拽住他。可能有人会注意到然奈达尔和我交谈，并跟踪他。我说服了他，是时候分别了，这样比较好。与同志告别后，我悄悄地进入火车站大楼。

在火车站人很多。人来人往，已经有几天买不到票的乘客们忍受着疲惫。很多农村的农夫和农妇在肩上背着背囊。在这里，小商贩，疲惫而衣衫褴褛的士兵，和饥饿的儿童往来穿梭。

我进入三等候车厅，那里全是贫民。

火车站很宽敞，铺着石头地面。我不慌不忙地打量着人们 — 有没有熟人？我改变了自己的步态，试图使面貌变样，以便不被认出来。高尔察克的士兵常常前后穿梭着在车站巡查。军官们迈着整齐而庄严的步伐走过，肩章和军刀闪闪发亮。火车站让人想起蚂蚁窝。嘈杂，喧嚷，拥挤不堪。我走近老兵和农夫，他们携家带口坐在椅子中间的角落里。为了打开话题，我打听开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火车。售票窗口还是关着的。我坐了下来。老兵给农夫讲述德国的战争，关于俄罗斯，最后谈到布尔什维克。他给我的感觉是很老道。

关于布尔什维克，他是这样谈的，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们似的，而农夫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 布尔什维克都是些顽强的畜生。所有的工厂和制造厂都在他们手中。他们的步枪有各种型号，大炮，机枪和许许多多子弹和炮弹。布匹，茶叶，面包，糖 — 都在他们手中。所有的汽车也都是他们的。甚至有飞机，坦克，装甲车。那里整个俄罗斯都参加了红军。现在，他们已经夺取了一直到乌拉尔的地盘。但他们不想去西伯利亚……

— 那为什么不去西伯利亚呢？— 农夫迫不急待地问道。

士兵吝啬地解释道：

— 故意不想去！他们是狡猾的人，他们知道，西伯利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既然在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已被推翻，那么现在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看他们会有什么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在等待西伯利亚人自己醒悟和振作起来。

旁边听的女人瞥了我一眼，然后用胳膊肘顶了一下士兵，意思是说，要小心点。

士兵看着我，平静地挥挥手：

— 这是自己人，我说的对吗？

我假装什么也不明白，耸了耸肩。

看到高尔察克军官从旁边走过，士兵沉默了。当军官过去了，农夫再次转向士兵问道：

— 你说的是真的吗？在俄罗斯所有人都参加了红军？

— 是的，所有的工人和农民，能拿步枪的所有人，都参加了红军。还能怎么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难道农民不反抗就交出地主要夺走的土地？工人们也没有交出工厂和制造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自愿加入红军！

我故意说错单词，带着不解的神情问道：

— 布尔什维克来……这里吗？

— 一定会来！但现在他们故意等着。希望西伯利亚好好地了解新政权。从春天开始，他们应该会来这边！— 老兵深信不疑。

我伤心地摇着头，带着糊涂的表情说道：

— 啊，不好……不好。

— 为什么不好？— 士兵问道。

— 什么为什么！布尔什维杀人！— 我说道。

— 你乱讲什么? 像你和我这样的贫民，他们不会招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贫民。他们只对付富人。所以富人们散布谣言，说布尔什维克是坏蛋 — 杀人犯。你不要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老兵建议道。

我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满意，怀疑地摇着头并重复说：

— 啊，不好，如果他们来……

这时售票窗口排起了队……

我也在排队。一个接一个，紧挨着站着。最后告诉我们说，火车不来了。队伍也散开了。

我再次往前穿过人群朝农夫们走去。

带着兔皮帽，衣衫褴褛的大约十五岁红发男孩儿向我走来，用鞑靼语和我说话。我回答了他，男孩儿信任地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躺在角落里。鞑靼男孩不知问谁要来了水壶，打来了热水。又去弄来面包，牛奶，然后我们一起吃。

夜晚来临。稍微逛了逛，我回到我在角落里的地方躺了下来。老兵和农夫们不知去哪了。

而鞑靼男孩没有离开我。突然，在门的入口和出口处，出现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一字排开并宣布：“所有人都留在原地！检查证件！……”

从队伍中走出两个年轻的士兵，来到大厅中央。

— 准备好证件，要开始检查了！

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开始拿证件。

我也是，掩饰着焦急拿“证件”。

马刺叮铛响着，两个年轻的士兵一刻也不耽搁地朝我们这边走来。匆匆地看了一眼我们的证件，然后检查其他人去了……

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一些人依然坐在候车室，也有人出去了，还有的人只是随便溜达。没有火车，所有人都在等待中煎熬。

往东边，往西伯利亚的方向，过去几列火车，而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方向 — 没有一列，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夜晚，人们在火车站消磨时间。天亮了。乘客开始再次忙碌起来。鞑靼男孩再次不知问谁要来水壶，弄来开水，拿来牛奶和面包。我们共进早餐。时而躺下，时而站起来。而火车一列也没来。等待让人疲惫不堪​​。正午时分，我走出火车站。在站前广场上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互相推搡，仿佛春汛时节的冰块。为了避免人群中有人可能认出我，我决定返回火车站。在入口处，一个红发，穿着脏兮兮军大衣的瘦弱俄罗斯小伙子和我目光相视。他迎着我走来。我没来得及闪到一边。

— 啊，你好啊！你也在这里？— 小伙子惊讶地朝我伸出手。

— 谢天谢地，你好，— 我含糊地回答着，从旁边走过去。.

进入火车站，并试图混入人群。但是，我再次看到这个瘦弱的小伙子。他带着孩子般天真的表情看着我，满意地笑着并打听道：

— 你早就从集中营出来了吗？

我明白了，他是在营地认识的我。我平静地，冷静地看着他。

— 不久以前出来的…… 喂，我们到外面吧！ — 说着话，我走向出口。小伙子跟着我。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我停了下来，悄悄问他：

— 你之前也在集中营吗？

— 当然，难道你不知道我吗？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你。那时你在第七板棚，而我在第八板棚。

— 你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我问道。

— 五天前。

— 那现在准备去哪呢？

— 想回家，去彼尔姆省…… 我在等火车。我表情没变，低声警告他：

— 看着点，要小心。他们有一个习惯，将被释放的人再次逮捕并送回去。这里，在火车站，有人在监视着我们。你不能对任何人说你是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而且不要来找我，明白吗？

瘦弱的小伙子害怕了。

— 好的，好的，一个字也不说！

— 那现在你就走吧！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的熟人再也没来找我。

今天在售票处旁边排队时，从我身边走过两个年轻的哈萨克人。其中一个我在茹马拜父亲居住的公寓见过，当时我们在押解队的陪同下去过他那里。

长腿，两颊绯红，他一身商人的穿戴，第二个人 — 矮个子黑脸，我之前没有见过。他们从我旁边经过了三次。朝我看，但是，显然，没认出来，因为我的服装不像以前的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再次出现在我的旁边。我故意驼着背。

— 你去往哪里？— 他们其中一个人问我道。

— 去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 帮我们买两张去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票，不想排队！

— 好的，那我去哪里找你们呢？— 我问道。

— 在一等候车厅，开始卖票时，我们给你钱。

— 好的。

身着商人服饰的胖哈萨克人，全神贯注地看着我。

— 你从哪里来，小伙子？

— 本地人，鄂木斯克的。

— 来自城市还是村庄？

— 城市……

哈萨克人总是很好奇，喜欢和人认识。

— 如果你是城市人，那么你是谁的儿子？

— 我是摔跤手哈吉穆汉的亲戚，— 我撒谎道。

胖哈萨克人表示知道哈吉穆汉，但是不知道我。

迟疑了一会儿，他怀疑地说：

— 为什么我在这里没有见过你…… 你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有事么？

— 这样的…… 为了一些小事……

— 那你去找谁呢？— 他们惹人厌烦地穷追不舍。

— 去找一个叫萨德克的熟人！

胖哈萨克人带着更大的兴趣开始询问有关毛拉萨德克的事。他的同伴把关心这些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并开始教导我：

— 你，看起来，幼稚，温和又年轻！— 他谈论着。— 看着点，不要掉队。

— 我尽力。

他们去一等候车厅了。

那天，没有开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火车。我忍耐着。我在火车站待的时间越长，面临的危险就越大。

我不得已取消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行程。我决定去斯拉夫戈罗德，它位于阿尔泰省。

傍晚，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方向来了火车 — 向东。乘客们喧哗着蜂拥到站台上。站了许多人。突然一个农村装扮的哈萨克年轻人向我走来。

— 需要票吗？— 他问道。

— 什么票？— 我莫名其妙地问道。

小伙子解释道，去往鄂木斯克的话，如果不是公务原因，是不售票的，所以他不得不说谎，说要到塔塔尔卡站。而他只需要到鄂木斯克，所以他决定卖掉他的票！……

我快速地盘算了一下。要从鄂木斯克到斯拉夫戈罗德，必须在塔塔尔卡站下车，再换乘去库伦金斯克的火车。

我买了这个哈萨克人的票。这列车是客货车。在票上没有显示座位。人们互相推搡着，叫嚷着挤进没有照明的红色车厢之一。

我也进入车厢并搀着哭泣的老妇人坐下。在黑暗中摸索到床板，并在上面躺下。我周围的乘客们互相推搡着。过了一会儿，响起了发车铃声。猛地一晃，火车轰隆隆地开动了。

“好不容易”— 我深吸了一口气。黑暗中有灯光在闪烁，鄂木斯克向后离去…… 火车扑哧扑哧地喷着气，轰隆隆地向前飞奔起来。乘客中的很多人是从前线归来的高尔察克士兵。所有人都挤在无照明的车厢里。谈论的基本上是关于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在黑暗中，谁也看不到谁。有人用低音说话，还有人是尖细的声音，还有人是凶狠的声音，还有人静悄悄的。在黑暗的车厢里开始了互相争吵，我一时激动也参与到争吵中。渐渐地很多声音静下来，睡意战胜了人们。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火车抵达塔塔尔卡。我第一个从车厢里走出来，看见站台上有两个鞑靼年轻人也是从火车上下来的。他们没有着急前往城市。看样子是老师。我赶上他们并打招呼。他们停下来，问我去哪里。

— 我从鄂木斯克来，去往斯拉夫戈罗德，— 我回答道。

— 这样说来，我们是旅伴了！我们也差不多到斯拉夫戈罗德。

    — 太好了，我非常高兴成为你们的旅伴！他们之中的一个人问我叫什么。

— 杜伊谢姆比，— 我回答道。

— 让我们找个地方，喝会儿茶吧!

我们在城市郊区的一个糟糕的地方喝了些茶，然后逛了商店。我的其中一位旅伴叫哈比布尔，另一位是哈姆兹。他们是沙德林斯克市的老师。

— 我们到这些边疆区是为了做生意，— 他们肯定地说。

在其中一个旅伴手中有一个很轻的手提箱，他一刻也不离手。在布匹店，当我的旅伴问价格时，我看到了柜台上新一期的俄罗斯报纸，注意力集中到电报报道上，在第一页用大字体写着：

 “……在匈牙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人民委员会。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发电报到莫斯科说，列宁 — 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

我反复读了几遍电报内容。满心欢喜，但我没将电报的事说给自己的鞑靼同志。

我们返回火车站。去往斯拉夫戈罗德的火车晚上发车。在车站和站前广场聚集了士兵，骑兵和步兵。从样子上不难看出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穿着新衣服，优质呢子的军大衣，红光满面，有光泽，仿佛抹了油。在死胡同里，看到了装甲列车。询问路人后我们得知，一两天前，布尔什维克部队袭击了塔塔尔卡，几乎占领城市。交火惊动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城市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所有离开塔塔尔卡的人都要被检查身份证和车票。在售票处购买车票时也要检查证件。见此情景，我们三个人意识到，不能买从塔塔尔卡到斯拉夫戈罗德的火车票了。

两个鞑靼人担心起来，因为他们可能不被信任，就像可疑的外地商人。我也担心起来，我完全弄不到票。

我们决定：步行到达去往斯拉夫戈罗德方向的第一站，那里售票不检查证件。

我们徒步沿着库伦金斯克的道路出发了。天气温暖。雪稍微融化了一些，轻轻地粘在鞋底上。

傍晚已经到达邻近的车站。详细打听了打听。黄昏，火车从塔塔尔卡开来，没有被检查证件。我们进入铁路职工的岗亭并喝了茶。晚上拿到了票，在货运车厢找了个地方，货运车厢应该会挂到列车上。一片黑暗，坐的位置没有标记，周围全是板床。乘客人满为患。

深夜，我们的车厢被挂到列车上了，我们去往斯拉夫戈罗德。

早晨醒来，我很长时间没有起床。

初升的太阳让车厢里很明亮。人们挤在一起，好像罐头里的鲱鱼。我不抬头偷偷地环顾四周，看有没有熟人。

我们三人一起买了食物，打来开水，坐下吃早餐。人们开始低声说话，然后声音越来越大，并互相打断对方。在车上，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普通的乡村农夫。除他们之外，还有两个黑发，黑皮肤，圆脸的从学校返回的哈萨克小孩。还有三个着装不错的男子引人注目 — 他们是医士。

我在一个车站的市场上买了乳渣馅饼，并将它们带给同路的鞑靼人。他们拒绝了：

— 杜伊谢姆比，我们刚刚吃完，你为什么带这个来？

我坚决地让他们吃。坐在不远处的医士转向我。

— 什么人在卖馅饼？

— 普通的老太太。

医士面微笑着摇头，自作聪明地警告道：

— 不能吃那些，肚子会疼的！我用半通不通的俄语答道：

— 那就疼吧！

医士大笑起来，试图向我解释，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肚子：

— 这里会疼：不要吃，不好！

周围坐着的人出于无聊盯着我们。我冲医士的警告一摆手就往嘴里塞乳渣馅饼，还一边说：

— 如果肚子疼，会死吗？对我们来说，死活反正都一样！

医士惊讶了。

— 为什么反正都一样？

— 我们有什么可惜？请看我…… 我的衣服…… 我无所谓，我不怕死。但你不能死！你需要活着。你的样子不错，好衣服。这不，还有金表。你要死了 — 这些就没了。而我不怕死！

— 那为什么你不怕死？— 医士打听道。

— 我为什么要怕死？我是在地洞里长大的。如果我死了，还是回到那里。如果我不想死，你会做什么，怎么帮我？最终黑土会吞没所有人！

我和医士展开了争论。我故意用粗鲁的语言向医士证明他的错误。周围的人，不时地笑着，仔细地听着我们。几个农夫呈环状围住我们。大多数人站在我这边。

最终，医士承认自己被战胜，就直截了当地问：

—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并回答道：

— 我是哈萨克人！

另一个医士过来了，笑着向我伸出手并紧紧地握了握：

— 好样的，好！

我的鞑靼旅伴惊奇地看着我，并开始对我感兴趣，仿佛第一次遇见我。

— 杜伊谢姆比，太棒了！你哪儿来的这么多意想不到的思想？你像一个科学家在说话。你受过什么教育？

— 学历不高。在鄂木斯克的两个冬天去了成人夜校。我记住了老师说过的一些话。你们自己想想，我能从哪儿知道什么事情？

— 不对，你告诉我们的是假话。你不是知识浅薄的人 — 其中一个鞑靼人确定地说道。

第二个人赞成道：

— 是啊，是啊，你看起来像受过教育的人。

然后，我们开始谈论政治。我仔细地听着，想知道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的生活细节。

— 那现在是谁管理你们，什么政权？— 我问道。

— 现在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有自己的政权。布尔什维克给了我们自治权！

我假装自己完全不懂，就关切地问：

— 莫非要从俄罗斯独立出来？建立自己的汗国？

两个人嘲笑着看我。

— 不，自治了就没有汗国。用俄语说，就是建立共和国，— 他们解释道。

— 我从何而知？我觉得，你们和哈萨克人一样。

— 难道哈萨克人有汗国？

— 是的。叫布克汗，— 我答道。

两个人大笑了起来，并开始说明，布克汗完全不是汗国，汗国 — 是不好的。他们开始骂巴什基尔的扎克基亚·巴利托夫。他们还谈到，对于俄罗斯的少数民族，除了布尔什维克，没有人能给他们自由。

而我，相反地，开始诋毁布尔什维克。他们解释说，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不良言论是强盗和反对自由和平等的那些人散布的。

最后他们总结道：

— 哎，杜伊谢姆比，你虽然聪明，而且受过一点点教育，但是你搞错了，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我的同伴们在一个站下车了，他们不到斯拉夫戈罗德。我们交换了地址。正如我所想的，我们的地址都是虚构的。

我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和铅笔，开始写阿拉伯文。看着我写，两个人笑着互使眼色：

— 说过了，“学生”，自己一次也没有写错……

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到达斯拉夫戈罗德。这是库伦金斯克铁路的终点站。哈萨克人称之为绍特。

从火车站到市区大约五俄里。有钱人乘坐马车启程。许多人慢慢地步行，我和他们一起。我们沿着羊肠小道，白天稍微解冻，晚上有些微微上冻。没有月亮，漆黑的夜晚。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才进入城市。看不到人。矮矮的房子，像在农村，雪几乎盖满屋顶。

除我之外，所有的人都去了熟悉的地方。

我独自一人寻找过夜的地方。遇见两个配军刀的长官的士兵。

— 这里哪里有供住宿的地方？— 我问道。

他们指了路。我走到他们说的房子那里敲门。门上覆盖着雪，看不到窗户。过了一会儿，有人把门打开了。

— 可以过夜吗?

— 进来吧，如果你能住得下……

我进到房子里。两个相邻的房间黑暗，肮脏。在一个角落里，站着一头红色花斑的小牛。浓烈的臭味，汗味，烟味。

在我来之前，这里住着几个农夫和一对吉普赛夫妇。我的地方在小牛旁边的一个角落里。农夫们很长时间没有睡觉，谈论着政治。说的最多的是黑胡子的吉普赛人。他谩骂布尔什维克，但很狡猾。首先是骂，然后讲高尔察克分子怎样凶狠地用树条抽打一个农夫，怎样枪毙另一个人。最终，总结道：

— 没有出路！…… 农民能去哪里？只有去山上，还有森林里。靠什么生存？打高尔察克才行。农夫们迫不得已加入红军…… 就像积雪融化，红色的匪帮跑到了各个地方！— 吉卜赛人兴高采烈。

农夫们点着头，拘谨地赞同他们 — 躲到哪里去？吉卜赛人问我：

— 你是从塔塔尔卡来的吗？我没听说过那里，据说，不久之前红军干了件大事？

我谦虚地告诉他我所听说的。次日清晨，我去往市里。

斯拉夫戈罗德虽然被认为是阿尔泰省的县城，就像普通的富裕的镇。它坐落在开放的草原上。

我很想知道，市里是否居住着哈萨克人。发现有两个哈萨克家庭。我去了其中一家，但这个家庭所有的男人都早早起来去了集市。我也去了那里。原来是赶集。男人们坐着雪橇从各个街道涌向集市。我去了邮局，给在鄂木斯克的穆汉和然奈达尔写了信，然后去了集市。开阔的场地上摊位林立，人群熙熙攘攘。这里基本都是农民，只是偶尔有城市打扮的人。哈萨克人基本见不到。买卖进行得热火朝天。雪橇上装满了成袋的小麦，燕麦，大麦，面粉，黄油盒子。在雪橇上拴着被赶来售卖的牛，羊，马，猪。人头攒动。有人买，有人卖，有打听价格的，还有只是来看热闹的。我慢慢溜达着，看到一个摇摇晃晃走着的人，他穿着袍子样式的库皮，戴着特马克。

他原来是巴扬-奥利地区巴甫洛达尔县卡尔扎斯家族的哈萨克人。他叫斯马古尔。他是来绍特找工作的。工作没找到，现在想回家了。我为意外遇到同路人而感到高兴。他问我是谁。

— 我是鄂木斯克县斯列京斯克乡的哈萨克人…… 在鄂木斯克当雇农。是摔跤手哈吉穆汉的近亲。现在正寻找自己的纳加希，他住在巴甫洛达尔县的巴扬-奥尔地区。

我们约定一起去巴甫洛达尔。

— 今天我们住在这里，— 斯马古尔建议道。— 在这里，有一个鞑靼小店的老板需要工人砍木柴。给他劈木柴的话，他将支付我们二十卢布。我们明天就出发。

— 好吧，— 我同意了。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了店铺。

我们很快就与高个子的红发鞑靼店主谈妥了。

斯马古尔当即决定和房东告别。他住在哈萨克人的房子里，在斯拉夫戈罗德由哈萨克乡执委会监管这些房屋。原来，在斯拉夫戈罗德县有两个哈萨克乡，其中一个叫萨雷-阿尔金斯克。

我们走近矮矮的小屋。正面是涂了油漆的门，在门上用俄语写着“萨雷-阿尔卡乡委员会”。我们进去了。通过一个小小的前厅到了后面的房间，委员会的办公室在那里。那里有两三张桌子，桌子上放着文件，墨水瓶，直尺，算盘，装订好的登记簿。在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俄罗斯人，一个人在写着，另外一个年轻的，在装订文件。在左边角落的桌子旁，我们看到了一个戴着黑色绣花小圆帽的年轻哈萨克人。看起来，这就是萨雷-阿尔卡委员会主席。

办公室里脏兮兮的。木地板没有清理干净。空气沉闷。墙壁上挂着招贴画和高尔察克的命令。透过右边微启的门，可以看到摆放着简陋的哈萨克家具的狭小房间。在里面住着委员会的看门人。

当我们进去时，消瘦的，穿戴可怜的哈萨克女人从门里看我们。办公室工作人员懒洋洋地抬起头。

斯马古尔向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跟着他。我还没来得及迈步，在桌子后面写东西的俄罗斯人厉声叫住了我：

— 去哪里？你弄脏了地板！

“真是优秀的委员会，如果这么脏的地板也认为是干净的！”— 我气愤地想。

我在门旁的门槛上坐了下来，拿出针线，开始修补自己的羊皮手套。

斯马古尔告辞后，我们又去了鞑靼人的小店。那人让自己的儿子和我们回城市西郊的家。已过中年的鞑靼人向我们展示了杂乱无章地放在板棚旁边的厚厚的松原木和松木竿，拿出了横锯和带有木槌的大板斧。厚厚的一段原木，足足够两个人搂住那么粗。首先，我们应将这些原木锯短，为了炉子里能够容得下。然后在木槌的帮助下用大板斧和木楔子劈开原木。我与斯马古尔卖力地工作到中午。我已经很久没有干粗活了。浑身酸痛。双手麻木颤抖。快中午时，我们稍微喘了口气，吃了点东西。鞑靼人做的饭总是非常好吃。在肉菜之后，女主人给我们端上了混着酸奶的美味的汤。

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们继续锯木头和劈木柴。晚上很高兴在干净温暖的房间休息。我们把穿在外面的衬衣和男外衣挂起来晾干。

在鞑靼人小店的家庭中共有三个人 — 店主，妻子和儿子。还有女仆 — 俄罗斯姑娘。

当我们在桌旁交谈时，鞑靼人转向我，建议道：

— 留在这里吧，再干点活儿。不必在初春这么不便的时候步行去巴甫洛达尔。等雪化了，地上干了，有绿草了再走吧。

我拒绝了。事不宜迟。

一早起了床，在中午之前奋力地把锯开的短木劈开并码放在棚子里。

带上了夹着黄油的面包在路上吃。从斯拉夫戈罗德出发，前往巴甫洛达。两人都穿得很轻便，束紧腰带，手里拿着拐杖。将被雪覆盖的斯拉夫戈罗德甩在身后。

我们走了很久，傍晚时后面才赶上来两匹马拉的雪橇。在白雪覆盖的荒凉草原上，路边站着两个疲惫的步行者。在前面的雪橇上坐着个肥胖的哈萨克人，他穿着皮大衣，戴着狐狸皮特马克。马啃着嚼子，快速接近我们。我们打了招呼。戴着狐狸皮特马克的人的嘴唇动了动，不知说了些什么。他的马就与我们并驾齐驱了。

— 亲爱的主人，送我们一程吧，— 斯马古尔请求道。

“特马克”没有理会哀求，从我们身旁驶过。第二辆雪橇紧随其后飞驰而来。他们也走远了。

后面又出现一对马拉的雪橇。我们从路上下来。雪橇带着噪音向我们驶来，并停了下来。在雪橇上 — 俄罗斯农民。

— 喂，来坐吧！— 他喊道。

我们慌张地站着。农夫拽住缰绳，用惊讶地声音喊道：

— 走吧，坐上来吧！还站着干嘛？！

我们刹那间醒悟过来，扑到雪橇上，农夫赶着马。滑木在潮湿的雪上快速地滑行，马轻松快活地飞奔起来。显然，农夫是从集市卖完东西回来的。

— 驾！快啊！驾！— 他挥舞着马鞭，拉长声音喊着。

我们行驶了很久。停下来后，农夫开始谈论重要的事情 — 关于政权。他毫不拘束地讲，为什么农夫要反对高尔察克，并说明，苏维埃对于农民来说 — 好于其他任何政权。

— 当不下雪以后，土地变干，布尔什维克就来了。那时，我们农民将起来把那些混蛋赶到原始森林！ — 他说道。

路上没有人。傍晚时，我们行驶到一个地方，从这里农夫要返回自己的镇。我们告别了。

我们在贫穷的哈萨克人家里过夜，村子在道路附近，一共有四五家农户。

从斯拉夫戈罗德到巴甫洛达尔有一百五十二俄里。我们清晨离开，中午进行了短暂的休息。雪一天天地渐渐消融。只要每隔二十至二十五俄里就能见到镇子。融雪汇成的小溪淅沥沥作响。我的圆头靴完全湿透了。在过夜的地方将包脚布压出水晾干。浸湿的脚发白，皮肤变薄，起了水泡。

快到第四天晚上的时候，我们抵达巴甫洛达尔。这里哈萨克贫民在距离郊区东南两俄里的范围内独立生活。斯马古尔的同事阿布德拉赫曼生活在城市贫民中间。我们在他那里休息了两天。阿布德拉赫曼在鄂木斯克工作，他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从前夫那里带来两个女儿。他将她带到这里，在牲畜集市上做起了生意，成为富裕的小伙子。当妻子去世后，阿布德拉赫曼娶了哈萨克毛拉的女儿为妻。他完全不像斯马古尔— 他机灵，博学，穿着讲究，似乎已经忘记了之前的工人地位，成为一个商人。

我们交谈着。阿布德拉赫曼不可动摇地相信阿拉什汗国。我试图谈论阿拉什汗国的消极方面，但阿布德拉赫曼并没有放弃…… 有一次，一个名为阿比利的眼睛突出的小伙子顺路到阿布德拉赫曼这里。他来自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曾为阿拉什汗国效力。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由于我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亲戚摔跤手哈吉穆汉，他们看着我的体格，就认为我是摔跤手。从阿比利的很多话中，我得知阿拉什汗国“勇士”在这一时期的动向。我们与阿比利一起走遍整个巴甫洛达尔。我们去了在俄哈学校，清真寺，穆斯林聚集在清真寺做周五那天的祈祷。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巴甫洛达尔到巴扬-奥尔的行程，要走一百九十二俄里。斯马古尔在巴甫洛达尔找到了工作，而我和来自巴扬-奥尔的驮运队说好了一起走。那一边的情况不太好，在严重的茹特[63]之后，人民挨饿了。

在城里集市的货摊之间，晒着温暖的阳光，安年科夫长官的士兵在闲逛。他们的样子对于我来说非常熟悉 — 机枪带，黑色的毛皮高帽，军刀，肩章上的两个字母“А. А.”。他们中有些人 — 脱离出来的中国人，流浪汉。匕首别在他们腰间。我平静地观察，因为我已经不是囚犯了。这时哈萨克人骑着马过来了。其中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国人抓住了马尾巴不放。马停了下来，哈萨克人转过身，当他看到是士兵时，恭顺地低下头，什么也没说。中国人用小刀从马尾上切下一束鬃毛。哈萨克人开始吃惊地环顾四周，寻找保护。两个市区的哈萨克人，很不安，对士兵说了什么。士兵用脏话回答。哈萨克人希望从士兵那里要回那一束马毛。人们聚集起来，大多是哈萨克人。看到情况糟糕，中国士兵开始寻求援助。很快三四个长官快速来到这里，从刀鞘中拔出军刀。

哈萨克人像小鱼见到狗鱼似的向四面八方跑开。安年科夫的人用刀背打他们打倒在地。

我和驮运队的人返回了住宅，拿了几期《萨雷-阿尔卡》报。我不能忘记长官的人那些放肆卑鄙的行为，突然，在报纸上看到哈萨克村民签名的文章。在我面前还有一期1919年3月26日的《萨雷-阿尔卡》报。

这就是那篇文章：

 

“无法克制。

……在一月底，12个哥萨克民兵动去了“两个恶魔”板房，它位于距离巴扬两百俄里的地方。一路上，他们无恶不作，骑到我们头上来，在阿克别陶乡侮辱哈萨克人。关于所有这些事，简直无话可说。用鞭子和树条打迎面遇到的哈萨克人。只有在被打的人承诺给赎金之后，他们才会停止打人。大车的所有人为自己的大车交了赎金后，才会把大车归还主人。夺走特马克，地毯，灯笼裤，带有花纹的大块羊毛毡，简而言之，就是哈萨克人家中他们喜欢的所有东西。他们擅自拽下仓库的门锁。还有强奸妇女的现象。

我们引用事实：毒打阿布季尔·莫纳科夫及其妻子和孩子。用树条抽打他的儿子别肯。主人没钱赎身，所以他答应给在回来的路上给一千卢布。他们收了两百卢布后还回来大车用的马。

从哈萨克人的第七个村庄奥尔达拜·阿季罗夫那里拿走了一块印着花纹的大块羊毛毡和一个枕头。

毒打有名的毛拉马什胡拉·科佩耶夫。

用树条抽打捷米尔布拉特和他的儿子，然后收取他们两百卢布。

来自第六村庄的毛拉哈吉阿拜季利达和他的儿子，每人判处15次的树条处罚，并收取他们二百五十卢布。

用树条抽打阿斯卡尔·托普帕索夫，并夺走了他的特马克。

用树条抽打奥斯潘·比塔卡耶夫，收取他二百五十卢布和一顶特马克。

收取了阿希姆·多斯卡拉耶夫一顶特马克和七十卢布。

“寻找她已故的丈夫！”— 带着这样一个荒谬的的要求殴打扎尔帕克·翁季尔巴耶夫的妻子，并夺去她的地毯。

从马群的牧民杜伊先拜·卡拉绍拉科夫夺去五十卢布，和用于大车的二十匹马。

用打人的树条惩罚来自第二村庄的阿比利·沙尔卡尔巴耶夫，殴打，使他的哥哥努尔曼身受重伤，在此之后，还拿走了他们两百卢布。

从苏列缅·奥尔肯巴耶夫那里拿走两百卢布。

当哈米特·乔坎诺夫给了两千卢布的赎金之后，没有遭受树条抽打之痛。

从斯拉姆别克·伊马姆别科夫那里拿走一千五百卢布。

用树条抽打扎姆别克·伊马姆别科夫并拿走五百卢布。

从阿斯卡尔·尚库兰诺夫那里拿走一千卢布。

给了基亚沙·阿利姆巴耶夫二十五下鞭刑，并拿走二十五卢布。

穆萨别克·纳卡赞遭受了二十下鞭刑并支付了二十五卢布。

从来自第十一村庄的图克季拜·托盖巴耶夫拿走了一千卢布。

在去阿克克林斯克乡回来的路上，处罚阿日马加姆别特·扎马科夫15下鞭刑，拿走他300卢布。

教师苏列曼·耶尔然诺夫，恳求“不要碰我的村庄”，提前支付了500卢布并“赠送”了一顶特马克，一条裤子，并配备四个马拉大车。

所有的压迫和侮辱不可能在一封信中描述出来。人们都在困惑不解中。一些人肯定，这出自背弃者 — 俄罗斯人之手。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恶意，一些人想要把哈萨克人分离出去，使之成为自治国家。而人民仅仅只是恳求，“噢，我的上帝，可怜可怜我们吧，再也不要遇到他们！……”只要俄罗斯人出现在视线中，人们就会被吓跑。很多哈萨克人是狠毒的，但所有人仍然希望，能在俄罗斯人中找到通情达理的人来制止同伴的这种放肆行为。

村里的工长们害怕殴打和抢劫，不提交电报给上层的俄罗斯官员。他们这样认为：“在调查会来这里之前，这里的私刑会结束的”。

在距离巴扬三十俄里的地方有一个亚历山德罗夫工厂。其管理员是格龙年戈。在6月25日的命令[64]后，格龙年戈被视为“灵魂的拯救者”。不满足于此，哈萨克人不是白白地为他工作，以“建造”工厂的名义，他还向他们征收“贿赂”。两个月后，他利用哈萨克人拼命工作，并最终没能从后勤工作中挽救他们。去年，由于害怕布尔什维克，他想隐藏在哈萨克的乡里。哈萨克人并没有忘记他的“仁慈”，因此并没有接受他。现在，同样的，格龙年戈2月5日召见全体民兵队长的民兵，并下令毒打不受欢迎的哈萨克人。他将自己房子的底层变成监狱。那里囚禁着卡拉克耶夫和阿斯卡尔·茹西波夫。格龙年戈把手插在口袋里走过来，说道：“如果上交8000卢布，就可以出狱！……”

有一个哈萨克人阿日拜在过去是不支付工资的“资本家”。当格龙年戈决定鞭打他时，哈萨克人袒护并请求原谅，强迫阿日拜带着屈辱抱“资本家”的腿。

有一个哈萨克人阿姆拉没有及时地归还秤锤，就因为这个，格龙年戈夺去了他的马和骆驼。

去年春天，一个俄罗斯人丢了一袋面包，因为这件事，从一个村庄夺走了九头牛。所有的一切都不受制裁，归于“动乱时期”的行为。

这就是领导人的真面目，由他来制服俄罗斯无赖。请问，谁来约束他呢？哈萨克人民要被侮辱到到什么时候？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让两个民族之间形成睦邻友好的关系？……

巴扬山”

 

关于所有的这些都是阿拉什汗国的报纸所写，他们精心地隐瞒了自己领导人和高尔察克的友谊。

我翻阅了1919年2月6日的另一期《萨雷-阿尔卡》报。我读了一篇文章，里面描写了安年科夫长官和哈萨克乡以及阿拉什汗国领导人的友谊和团结。

 

“来自乌尔贾尔

……安年科夫长官举行了代表大会，召集了人民的领导人（乡的）。12个乡中有5人出席了代表大会…… 长官要求从每个乡挑选十个人来进行军事训练。当安年科夫长官声明说，他很了解尊敬的哈萨克人民的领导人（例如阿利汉，穆哈梅特然，阿赫梅特然，扎伊纳科夫）时，在场的所有代表高兴地大喊：“原来，您知道所有的勇敢的人，我们尊敬他们胜过父亲。如果他们命令躺下，我们就躺下，如果命令站起来，我们就站起来”。

安年科夫顺便补充道：“谢米列琴斯克的哥萨克长官阿丰诺夫不恨他们，他说，“他们为了自治权被平白无故地抓起来”，而我本人相信这些勇敢的公民！阿丰诺夫引起了哈萨克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纠纷。阿丰诺夫不同意我把武器分发给哈萨克人和建立哈萨克军团……

肯谢拜·乌姆别特巴耶夫长官的翻译”。

在1919年3月26日的《萨雷-阿尔卡》报上，我看到一篇文章《哈萨克人如何作战》，那里以嘲笑的口吻描述了阿拉什汗国军队反抗布尔什维克的“勇士行为”。而正好在此时，长官的“勇士们”侮辱哈萨克的贫民，像踢狗似的踢着他们的脚。在文章中热情地赞扬了以下人员的勇敢行为，巴尔泰·别谢别科夫，阿赫梅特卡利·奥尔曼巴耶夫，来自阿拉什军团的卡加兹别克· 拉什金，他在谢米列琴斯克前线为反抗红军作战。

看完后，我吐了口唾沫，将报纸扔到一边，拿起了1919年2月20日的另一期《萨雷-阿尔卡》。在这里，我读完了编辑部对给哈萨克村民艾萨尔巴耶夫的信件的答复。他控诉阿克莫林斯克县俄罗斯富农的压迫。《萨雷-阿尔卡》的编辑部往民族仇恨的火焰中扔着柴禾在答复中写道：

“阿克莫林斯克的哈萨克人都还没有建立阿拉什汗国民兵，所以遭受俄罗斯人的暴力……”后面是：

“规则和秩序被遗忘，俄罗斯国家站在了暴行的道路上。拯救的唯一出路 — 哈萨克人民团结起来。不要丧失团结！抛开纠纷。所有人都参加到社会斗争中！让自己最好的公民坐在马上，武装起来，保卫自己！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白卡尔梅克”[65]的时代来临。除了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哈萨克人以外，乌拉尔地区和图尔盖地区库斯坦奈县，所有的其他地方，尤其是阿克莫林斯克地区的哈萨克人，用特马克堵住耳朵，就像躲避火似的逃跑，从民兵组织中逃跑。别人怎么能不轻视漫不经心，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人民？！我们本身就错了，我们不想振奋起来，我们不希望成为人！如果我们这样走下去，大约很快就会从地上消失！现在没有时间等待放肆的禽兽之人带来的公正和和平。不要向他征求任何的意见，预想无法实现也是枉然！您可以向地方政权投诉，但我们不能向你们保证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俄罗斯人已经准备好他们的指控，他们很快会说：“你们偷了我们的牛，损害了我们的利益”。

你们在自己的控诉中愤怒：“难道我们仍旧在那个抓住了我们的人手中，在那个咬了我们的人口中？”我们知道这一点，并早就警告过你们。现在还为时不晚，你们应该告诉人民自己的不幸。谁能担保，今天不幸落在一个村庄，明天不幸就不会落到所有人民的身上？难道这没有发生过？难道在谢米列奇伊，我们的兄弟没有牺牲吗？

哎，你们啊，居心叵测的老爷！谁也不像你们，建立阿拉什军队，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乌拉尔，库斯塔奈，图尔盖地区制造叛乱？这对你们来说还不够，你们还想用自己阴险的圈套控制阿克莫林斯克的哈萨克人，以及把那些劳动人民淹死在血泊中！”

我读了编年史，各种报告和广泛的文章，发表在各期的《萨雷-阿尔卡》报上，在当时出现了阿拉什汗国的中央机关。当然，报纸按照自己的意图扭曲了事实，曲解，修饰，任凭他乐意，鼓吹有利可图的谣言。但无论怎样努力，它给读者建立了虚假的关于实力的概念，显而易见，阿拉什汗国的形势不太好。阿拉什汗国的大臣们组建军队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他们的其他的行为也不值五戈比。

或多，或少，但按照程度来看，阿拉什汗国青年的表现过分积极。他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行了《扎斯阿扎马特》报，在其中为全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青年提供了方针。那时唯一的杂志《阿拜》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发行，也在阿拉什汗国青年的手中。《扎斯阿扎马特》报社编辑部和《阿拜》杂志不时的向读者寻求帮助，指出资金短缺。1919年2月20日的第70期《萨雷-阿尔卡》报发表文章《致报纸及杂志的读者们》。文章的编辑是《阿拜》杂志的艾毛托夫，他是阿拉什汗国青年的领导人之一。

 

“致报纸及杂志的读者们。

 

在新尼科拉耶夫斯克用俄文发行的其中一期报纸上指出，唯一的哈萨克报纸和唯一的哈萨克杂志因为缺乏订户而关闭。事情是关于《扎斯阿扎马特》报和《阿拜》杂志。此消息不符合事实。《扎斯阿扎马特》在这一天发行。的确，由于资金缺乏出现担忧。现在我们平静了下来，因为鄂木斯克青年从文艺晚会赚得的钱中拿出一千卢布送到编辑部。我们希望，志愿者想办法在其他地方支持我们。《阿拜》杂志拥有约900个订户，在召开全体会议之前，以及由于其他原因它被暂停。它由小金融组织发行。《阿拜》有希望发行。我们希望文化青年的公民荣誉和良心不会让我们唯一的杂志停刊。可以想见，它在任何状况下都会发行。

                                       《阿拜》的编辑，茹西普别克·艾毛托夫”

出自那期报纸：

“报告。

由鄂木斯克年轻人举办的哈萨克语晚会的收支利钱。所有收入6，392卢布15戈比。纯收入3189卢布25戈比。

制作的礼物：

苏尔坦·阿布拉希莫夫 — 三百卢布，阿克卡加兹·多斯然诺娃 — 五十卢布 和一枚银质土耳其硬币，沙亚赫梅特·奥捷根诺夫 — 二十三卢布，巴尔塔拜·博兰库洛夫 — 一套银勺子和叉子，阿明娜·库安内舍娃 — 金戒指，古利亚·多瑟姆别科娃 — 银戒指，加济扎·多瑟姆别科娃 — 一枚银硬币，阿斯凡季亚尔·切尔曼诺夫 — 四分之一包烟草，穆拉特别克·谢伊托夫 — 一英镑糖，扎明·托列米索夫—一英镑茶叶。以“季列克”（“希望”）的名义对所有人表示了感谢。

                                                        加布巴斯·托格然诺夫”。

在同一期的《萨雷-阿尔卡》，我读了以下内容：“帮助报纸”扎斯阿扎马特”。

在第68期的《萨雷-阿尔卡》上看到了一则通告，说，“扎斯阿扎马特”报社由于缺乏资金停止运行，我开始募集资金：卡尔别尔根·库洛夫缴纳40卢布，希尔盖·穆斯塔姆巴耶夫 — 20卢布，阿姆拉 — 15卢布，加济兹·穆斯塔姆巴耶夫 — 5卢布，我 — 伊德里斯·穆斯塔姆巴耶夫 — 5卢布。共收集了85卢布。我将这些钱交到了“扎斯阿扎马特”编辑部。

                                               吉姆纳济斯特·穆斯塔姆巴耶夫”。

可以想像，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青年不能袖手旁观。

 

 

去往巴扬村的路

 

第二天，我们和驮运队一起离开巴甫洛达尔。天气温暖，雪在融化。潺潺的流水沿着街道从陡峭的河岸流入伊尔特什河。浑浊的水逐渐聚集在未融化的厚冰上。我们谨慎地穿过伊尔特什河。驮运队有四个人，我是第五个。我们有两匹瘦马和一头体弱的骆驼。马拉着雪橇，上面是三麻袋麦子和两个箱子。而骆驼驮着三口袋面包。

在伊尔特什河后面的一些地方积雪已经完全融化，我们立刻感觉到旅程的艰难。疲惫不堪的马在污泥中，融化的冰雪里只能勉强前进。还没有走完一俄里，黑马已经完全停下来了。他们试图鞭打他 — 也是徒劳。绝望的主人只好让疲惫的马停下来，我们四个牵着花斑红马和黄色的骆驼，在潮湿的黑土上慢慢向远方行走。

在完全没有雪的地方，马用尽最后的力量，但雪橇还是原地不动。土地被大量的春水淹没。当骆驼跪倒时，我们取下他身上的驮包，将可怜的动物抬起来并再次将驮包放上去。

我们几乎没有前进。水通过窟窿渗到靴子里。

行走时我们的膝盖没进水里，并用力拉着马和骆驼。而其他人为饥饿的儿童，妇女，无助的老头和老妇人拿着食物。

但是，我们的劣马还是停止多于行动。走两步就会陷入深深的解冻的积雪下，我们脚上吃着劲，用尽力气将它们拖出来。脊背上的男外衣被汗水浸透，显得好像不是牲畜在拉货，而是我们。

傍晚，我们行进了总共十俄里，并在道路附近稍稍变干化冻的地方停下来宿营。太阳落山后，开始冷起来。水结冰了。汗液浸湿的衣服，旧靴子和包脚布 — 都开始被严寒侵袭。所有的东西都结冰了。我衣着单薄，很快就冻僵了，但是驮运队的人却一声不吭。燃起营火，暖和起来，煮开了水。我们躺在盛有面包的袋子之间发抖。我因为寒冷难耐而夜间醒来，我从头到脚整个身体被严寒包围。我站了起来。周围一片沉寂。斑驳的土地上盖上了一层像白鹅绒般的轻雾。天空纯净，没有一片云。也没有月亮，只有闪烁的星星清晰可见。笼罩着沉寂。驮运队的人躺在袋子之间，静静地打着小鼾。黄色的骆驼在旁边喘着粗气。

冻土的冷气向周围蔓延。似乎，整个世界都被严寒包围，在轻雾中打盹儿，只有马不睡觉。他吃着草，用牙齿嚼着，拔出草根，草是刚从雪下面找到的。马是花斑红色，大地也是花斑红色……

为了使身体暖和起来，我开始前后地跑来跑去，稍微暖和一些，就再躺下，但很快就冻僵了，又站了起来，开始跑，来回转圈，拍着自己的肋骨。这样反复几次，直到早晨……

在第二天，我们慢慢地向远方走去……行走在泥泞中，浑浊的水没到膝盖处。穿过铺设在伊尔特什河和“埃基巴斯图兹”工厂之间的铁路线，经过了两个村庄。

一整天，我们用脚揉着脏泥，行走在春水里，时而从牲畜身上卸下驮包，时而再次驮上驮包。接近晚上时开始变冷，相当疲惫，感到绝望，我终于走不动了。再也没有任何力气，任何愿望向前迈步。我默默地仰面朝天，看着明亮的星星，想起了亲生母亲在村庄里等着我，我振作起来，并继续向前走。

克服道路泥泞的困难，我们仅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就走到了干一些的土地上。

沿路荒无人烟。偶尔有破烂的哈萨克小屋映入眼帘。

在一个哈萨克人那里，我们将雪橇更换到马车上。现在我们经常停下来。在任何村庄都找不到大车，在茹特之后，所有人都极为贫困，饥饿，消瘦。

我们慢慢走着，赶着马和骆驼。老旧而不稳的大车吱吱地呻吟着。

我们的脚磨破了。前进非常缓慢。但终究我们走到变干的土地上，驮运队的人开始和我交谈，问我是谁，从哪里来。

— 我是来自鄂木斯克的哈萨克人 — 我重复了一遍。— 从小就远离家乡工作。早就失去了父母。现在，是去找自己的纳加希[66]。他们住在巴扬-奥尔山。就是这些……

他们开始打听我的亲戚们。

— 他们属于哪个小家族，准确的我也不知道。在我看来，属于艾达博尔[67] — 卡尔扎斯家族的一个分支，— 我回答道。

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些，他们继续占用我所有的时间。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自己属于卡尔扎斯家族中“有权势”的一个家族。

— 我们的村庄位于巴扬-奥尔山的东南面 — 在绍克帕尔山和奥利耶山上，— 我的旅伴肯定道。

年老的驮运者 — 有着乌黑浓密胡子的人，哈吉肯拜的儿子。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名字是斯迈尔。他的一个同伴 — 哈吉肯拜的远亲名字是别克穆哈姆别特。第二个我记住的人，托列拜，他是自城市贫民，做小生意。

有一次，别克穆哈姆别特和我一起走在骆驼前面，说道：

— 听着，杜伊谢姆比，虽然我们和你一起向前走，像同学一样，而你对我们确隐瞒。显然，你不是一个简单的小伙子，透露一下自己的秘密吧！

我大笑起来并尝试用玩笑话搪塞过去。别克穆哈姆别特发觉什么也问不出来，就不再纠缠我。但托列拜很快赶上我，开始说道：

— 你，杜伊谢姆比，不要对我们掩饰。我们是跟你一样的人。你怎样展现自己，我们也会同样做……如果你希望我们和你一起从村庄偷马，我们也不拒绝！

我用玩笑回答了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显然，他们敏锐地观察着我。我们中午在路边休息。在高耸的山冈旁，一连串的小山丘在这里结束。在太阳照得温暖的地方，小草已经发绿。我晒着太阳并在山岗上打起盹儿来。驮运队的人叫醒我喝茶。

斯迈尔再次开始打听起来：

— 哦，神啊，杜伊谢姆比！就是现在，当你睡在山冈的斜坡上时，你让我觉得你完全不是一个简单地小伙子。我想象到，你过去是一个勇士！

我这次又用玩笑推脱了。

我们继续前行。斯迈尔一路上背熟了长诗“博兹小伙子”。并排着走着。白天是温暖的。木制的马车紧跟着我们吱吱作响，从一边摇向另一边。

— 喂，杜伊谢姆比，很遗憾，你不希望在我们面前敞开心扉！你确实是英雄，就像这里的“博兹小伙子”，是不是？

我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斯迈尔决定接着说：

— 你，杜伊谢姆比，和我不要拘束，让我们拥抱并成为朋友！去我们的村庄，我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只要你不隐瞒，你不是普通的小伙子，普通的小伙子不是这样的！

— 你看出我的特别了吗？— 我问道。

— 首先，你的样貌，你的身材说明你不是普通的小伙子。再说了，你和我们一起从从巴甫洛达尔离开，穿着破烂的靴子，趟过没膝深的水，忍受着世界上的一切，但是眉毛皱都没皱一下。所以我认为，你要么在忍受着某些不公正，要么是在为某个人生气。我忍不住气愤地说道：

— 为什么你们一直在要求我揭开秘密？你们有什么根据怀疑我？

别克穆哈姆别特和托列拜朝我们走来。

— 也许你们认为我是小偷或杀人犯？如果我，向你们坦白这些，无所谓，反正你们不能对我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要我不得不承认呢？

斯迈尔失落了。

— 唉，神啊，杜伊谢姆比，我无心说错了话！……亲爱的，你可别生气！就这样吧，我们不再打听了，只是不要生气。

这次谈话之后，他们不再紧跟着我提出各种问题。

几天后，我们到达了巴扬-奥尔山的东南面。和驮运队说再见的时候到了。

在中午的祈祷时间，我们在路边吃午饭。从这里，驮运队应当向南出发。前往绍克帕尔山和奥利耶山。他们仍旧有将近二十俄里的路程。周围是光秃秃的草原，不大的山丘。什么也没有看到，甚至是一只羊。在严重的茹特过后，所有人还在过冬。

我详细地询问斯迈尔，接下来我将怎么走。我想顺便去巴扬-奥尔山上的哥萨克集镇。可以安顿在医生沙伊拜·艾曼诺夫那里。当我在鄂木斯克中等师范学校学习时，他在医学院学习。我们很要好。学习结束后，我们每个人都去了家乡工作。但是邮局在那些年里很糟糕，所以我们的信件往来很少。我们不只是同学，而是忠实的，亲密的朋友。所以现在我决定偷偷地去找沙伊拜。向他打听清楚，我的亲戚在哪里，去找他，可能还要从他那里拿一些路上用的钱，顺路去看一看自己的村庄和苏维埃的突厥斯坦……

在巴扬山的山脚下，可以看到活火山。远处可见山坡上的三个或四个黑点，像是面部的痣。

按斯迈尔的话说，这个村庄的主人是苏云季克-卡尔扎斯家族的哈吉然捷米尔。哈吉有一个儿子名叫伊曼塔克，是有威信的一个人。斯迈尔建议去找这个人。

当时间过了中午，我告别了驮运队，朝巴扬的方向走去。在我的口袋里，还有在煤块篝火上烘烤出的饼，有骆驼的脚掌大小 — 这是所有的食物。手里拿着拐杖。

腰带是破布做的。脚掌上磨起了水泡，渗出血，但是关于这些我没有向驮运队的人提起一个字。

走了很久。金色的太阳已经落在了巴扬山的肩膀上。当走近从奥尔斯克修建的经阿特巴萨尔和阿克莫林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铁路时，遇到了俄罗斯看守人。我们交谈了一下。他大骂当今政权……

我继续向远处走去，穿过峡谷。在路的一边可以看到三四个毡房，牲畜在吃草。当我到达山丘时，哈吉然捷米尔的村庄就位于山丘的后面。太阳落山了……

翻过山顶 — 没有村庄。小山一排排地立在那里，一座挨着一座。翻过一排排的小山还是没有看到村庄。暮色降临。我停下来，留心听着 — 一点声音也没有。再次沿着荒芜的高原走着。前面黑色的山影在黑暗中沉默地打着盹儿…… 我彻底累了。磨破了的草鞋在血液中疼痛。我想我迷路了。不能继续走下去了。坐下来。鲜红色的霞光在西方渐渐变薄，消失。没有声音，没有风。

凄凉的念头就像春汛的泥石流，在我的脑袋里疾驰。

什么时候我的痛苦才能到头？因为我对人有什么样的罪过，让我忍受这么多的苦难？我出生，长大，求学 — 难道仅仅因为这些，就必须忍受耻辱和苦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出生，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要求学？

现在，我独自一人在渺无人迹的，寂静的被黑夜笼罩的高原上。我将会死在这里，销声匿迹，无影无踪。没有力气走得更远。

这些想法，就像黑色的乌云让我觉得憋闷。当我已经感到绝望时看到了黎明的曙光，突然仿佛乌云后的闪电闪过希望。

“要坚持！你的所有痛苦 — 都不是徒然的！你为劳动者的自由和贫民的平等而战。不少英雄牺牲在这条路上。不少人洒着热血流着眼泪为自由而战。鼓起勇气，要坚持！光明的日子并不遥远！我们必须去！必须到达！需要找到！”

穿过一些山丘，留心听着…… 狗叫声清晰地传来。从下一个山顶我看到了模糊的黑影，走近一些，我看到三四个土坯做的冬房，在冬房旁边被毁坏的大车上有一些驮包。村庄还没来得及从过冬的地方迁回来。我来到了最大的窖洞，推门进到院子里。四周脏兮兮的，有些潮湿。进入窖洞，我看到了已过中年的妇女和两个孩子，她不留我住宿，告诉我说：“没有男人在家”。我前往旁边的窖洞，这个给我感觉似乎更干净。在大门口站着一个妇女。打过招呼。在暮色中我试图仔细观察她的脸。头戴头巾，肩上搭着长袍。直鼻梁，大约四十岁，从他的面部和声音可以断定，她是个善良聪明的女人。

— 我亲爱的，在我们的房子里也没有男人。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让陌生人留宿 — 非常危险…… —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从哪里来，小伙子？

— 从巴甫洛达尔…… 我将是您“神的客人”— 我回答道。

— 那好，好吧，进屋吧。只是请勿怪罪，我们没有肉来款待客人。冬季我们经历了茹特，我们的所有牲畜都死了。

— 我不需要肉，任格[68]，— 我感激地回答道。

她把我领到屋里。

土坯的窑洞由两个房间组成。点着煤油灯。在土地板上，我看到带有图案的羊毛毡。在门前和炉子前是空地。在门的右侧堆放着晒干的毛皮。在它们前面躺着两个牛犊，但房间还算干净。在前面角落的床上躺着两个十六岁的女孩。母亲叫醒了她们。女孩们在肩上搭上长袍，仍旧坐在床上。任格叫醒了她的儿子。

— 派济肯，亲爱的，端来茶壶，送到我们的客人这里，— 她说道。

— 请进，我亲爱的！— 妇女对我说道。

灯放在中间。派济肯开始忙碌着倒茶。任格坐在我的对面，靠近他的女儿。我进入干净明亮的房间，我盘膝而坐，注意到我的衣服极其糟糕。脚上的圆头靴，好像小牛的头，肩上是穿破的黄鼬短皮大衣，全部浸渍着炭黑色，破旧的布带。头上戴着黑色猫皮护耳帽，脖子上围着破旧的围巾。

任格开始询问我，试图打听出我是谁。派济肯放下茶壶，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两个女孩垂下眼睑，时不时好奇地偷偷看一下，听着，不遗漏一个字。她们两个的年龄在十五六岁。她们仿佛绿色的柳树，看起来像双胞胎。黑眼睛，像雏燕。披着长袍，她们并排而坐。靠近我坐着的姑娘头上戴着的特马克是羊羔皮的，帽子顶部是棕色丝绒。

任格继续非常仔细的询问我。我尽量详细地回答所有问题。任格静悄悄地咂吧了几下嘴唇：

— 阿佩雷姆-艾[69]，我亲爱的，如果看着你的脸，你似乎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小伙子。而如果按照你说的路线，那么你的行为是完全不理智的。

— 您为什么这么说？— 我问道。

— 我这么说怎么了？你来自遥远的鄂木斯克，来寻找自己的纳加希，甚至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属于哪个家族。在一年里最困难的时期寻找不认识的人。你在冬夏之间道路最糟糕的时候踏上旅程。你步行在陌生的边疆区。当地的村庄都在挨饿的时候，在牲畜接连不断地病死之后，人民陷入灾难时，你还来到这里。难道从远方来的聪明人可以独自寻找自己的纳加希，完全不知道他的所在地和所属的家族？当道路难以通行时，是否需要在春天寻找？当沿路的村庄处于饥饿中，刚刚冲走了薄冰时，是否需要来？当夏天来临，绿草如茵，人民有充足的马奶酒，最终从灾难中恢复常态的时候，难道不能来吗？你说，如果偶然有机会，你想去“埃基巴斯图兹”工厂或铁路上工作。莫非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埃基巴斯图兹”工厂或铁路上吗？如果这里有合适的工作，那么当地小伙子就不会离开这里经伊尔特什轮船公司去往鄂木斯克。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吗？我们和你是一样的，这里的小伙子们每年去鄂木斯克找工作。你应该知道这些。每年在轮船上有大批的人，他们去往鄂木斯克，你可能遇到过他们，并了解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 你的外表和你的言谈让我们觉得，你是个理智的人，但是你走的路让你像失去了理智。我对此感到惊讶，亲爱的，— 任格发表了意见。

— 您是正确的。我一时冲动从鄂木斯克离开。然后认为返回去是很让人难堪的。关于你们地区这样的困难状况，我是到了巴甫洛达尔才知道的，— 我胆怯地回答道。

当我们与任格交谈时，两个姑娘听到了我说的每句话，好像要尽力将它们穿成串，警觉地观察着我。尤其是坐在离我稍远一些的那个姑娘。谨慎地透过特马克看着坐在前面的姑娘，她的黑眼睛留心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这个姑娘的目光让我不安。我想要避开她过分的好奇心，让她带着她惹人厌烦的“黑李子干”扭过脸去。我继续与她的母亲安静地交谈着，我稍微移动了一点。女孩的脸从特马克的阴影下露到光亮处。她继续盯着我看。同时我也盯住她好奇的目光。她不知所措，再次将自己的脸藏在阴影处。我的这个果断的做法，她的母亲不理解，她的姐妹也不理解，她的兄弟也不理解。关于我们互相投向对方的眼神，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突然，姐姐挪开些，躺下来，对她的母亲说：

— 妈妈，来这里呀！

母亲笨拙地朝女儿转过身，低声问道：

— 怎么了？

脸转向墙壁，他们开始低声交谈着什么。她们小声谈论着，两人都用之前的姿势。母亲静静地看着灯，没有任何的不安。我的内心感觉到，姑娘对她妈妈说了关于我的什么。但是她能说什么？

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任格突然转向我问：

— 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

— 杜伊谢姆比！— 我答道。

— 你在俄罗斯学校学习过吗？

— 没，没在那里学习。

— 那你会俄语吗？

— 会一点儿。

— 那你学哈萨克语了吗？

— 是的，学了一些。

— 在哪里学的？

— 在鄂木斯克的少年培训班，我在那里学的。

— 那你在鄂木斯克的俄罗斯学校学习的时候，认识什么哈萨克人吗？

— 认识一些。

— 是谁呢？

— 我认识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穆苏尔曼别克·谢伊托夫，还有两位谢伊托夫，我还认识阿萨娅·切勒曼诺娃和沙伊芭娅·艾曼诺娃。

— 那么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 谢伊托夫家住在鄂木斯克，所以我认识。我在俄罗斯节日时用哥哥哈吉穆汉的马车，拉着沙伊拜·艾曼诺夫和切尔曼诺夫去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对他们很了解。尤其是沙伊拜。我和他很亲近。

— 那这些小伙子们现在在哪里呢？

— 我不知道…… 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大概成为了一名医生。确切的我不清楚现在阿斯凡季亚尔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职务。有人告诉我，沙伊拜现在是一名医生……

— 如果沙伊拜是你亲密的朋友，你应该知道他的村庄在哪里 — 妇女说道。

— 在巴扬村附近的一个地方。

— 那你知道沙伊拜父亲的名字吗？

— 他的名字好像是阿普帕斯。任格十分满意地微笑着。

— 好吧，看来，你没有骗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告诉你：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现在在巴扬-奥尔集镇当医生，而沙伊拜是医士，他们两个在同一个地方。

母亲对大女儿说：

— 告诉我，他们的公寓在哪里？

— 在清真寺附近 — 女儿回答道。

我不安地猜想着，我这个姑娘可能在哪里见过我，现在已经变得清晰起来。沙伊拜有我的两张照片。而这些黑色的眼睛想必已经见过他们。与沙伊拜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我1918年被逮捕之前。我当时的面貌不能与现在的逃亡者，之前的高尔察克囚徒的面貌相比。面貌之间的差距就像天壤之别。仅仅过去了一年，但我知道有变化。

— 沙伊拜的村庄距离这里大约有五十俄里，— 妇女继续说着。 — 他的父亲在村里，而他自己在城市。在那里，他们被称为比[70]的后代。我们是亲戚。

 

 

茶壶沸腾起来，摆到了桌上。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喝茶。派济肯倒满了茶，又来了两个小伙子，同样开始询问我是谁。任格开始与他们一起判断我的纳加希的所在地。

— 你说，你现在健在的纳加希是族长伊利亚斯。如果伊利亚斯的父亲 — 卡斯卡巴斯，那么他就是博特派·伊利亚斯，著名的容努斯的兄弟。

— 您知道伊利亚斯的弟弟 — 毛拉容努斯吗？— 其中的一个小伙子问道。

— 不知道，据说他有个兄弟，接受过俄罗斯的教育，— 我回答道。

— 是的，是他。他曾是教儿童的俄语老师，我跟他学的。这个可怜的人已经去世了…… 他的村庄位于这座山的北坡上 — 从这里约20俄里。如果从早上一直沿着山坡走，接近正午时可以到达村庄 — 小伙子解释道。

我很高兴，这么容易就找到了我的纳加希。我去找沙伊拜，但现在我的计划陷入混乱，因为他和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如果沙伊拜和谢伊托夫医生住在同一屋檐下，我不能和他见面。在鄂木斯克学习的第一天我就和谢伊托夫很熟了。1916年，我们在阿克莫林斯克县进行农业普查。然后在1917年，当我在哈萨克委员会工作时，阿瑟尔别克·谢伊托夫两次从鄂木斯克来到阿克莫林斯克。当我们准备组织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时，他再次到来。他与阿布莱汉诺夫军官一起，为阿拉什汗国筹集资金，努力动员年轻人加入阿拉什汗国民兵。我们参与反对这些措施，并在阿克莫林斯克用三天的时间在多人集会中争论这件事。城市的居民跟随着我们，而医生阿瑟尔别克和军官阿布莱汉诺夫被迫在夜间逃走。现在，他在巴扬，和沙伊拜在一个住宅中。巴扬 — 哥萨克集镇。高尔察克猖獗。如果我去找沙伊拜，阿瑟尔别克知道我的到来，那么一切都白费了：我从鄂木斯克集中营逃跑，坐火车到斯拉夫戈罗德，穿着有破洞的靴子，趟着齐膝的水，巴甫洛达尔的痛苦的行程都是徒劳无益的了。走了三百五十俄里，不知不觉地到了在高尔察克的魔掌中的巴扬-奥尔。这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中。我决定不去找沙伊拜！

过夜时，任格让我和派济肯去另一个房子。这是个没有月亮的黑暗夜晚。在外面，派济肯开始交谈：

— 我很喜欢你的样子。人们说：“不要怀疑善良的面孔。”我们需要一名工人。要不你留下来为我们工作吧？

— 我亲爱的，要知道是父母雇用工人，而不是孩子。没有你父亲，你能决定吗？

— 父母不会拒绝我的建议。如果我们两个人说定了，那就是说，就会是这样的。我们的工作不繁重。

小男孩粘着我说着他的建议。

— 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我忍不住问。

— 我说过，不繁重。放牧小马群。给母马挤奶。在迁移时驮上包。在家里做家务，就是这些！— 他回答道。

— 支付多少呢？

— 我怎么知道，自己提！

— 我的亲爱的，在最坏的条件下，我每月得到的也不低于一百卢布。

— 啊！这样的报酬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 男孩因此犹豫起来，陷入难为情的境地……

派济肯向房子的主人介绍我，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年轻人。房子里很差，不是房子，简直是狗窝，用高炉子分隔开。矮矮的天花板，蜡烛昏暗地燃着。脏兮兮的，不堪入目。主人像是被折磨似的，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准备好上床睡觉了。不久前遇到的两个小伙子紧跟着我们来到这里，再次和我交谈起来。派济肯不急于离开。

其中一个曾向毛拉学过俄语的小伙子对我说：

— 你有身份证吗？

— 有！

— 是吗，给我看看！

在男外衣底下的防寒衬衣的胸部口袋里存放这我的三张证书文件，单独卷着。其中一张是清晰的，另一张带有哈萨克文，第三张是俄文证明。我故意表现出难为情，拿出一张白纸，展开，递给小伙子。

— 朋友，这是一张白纸，— 他说道。

— 哦，那就是，这张！— 我递给了他带有哈萨克文的第二张纸，也是卷起来的。

— 喂，这就是你的普通的纸！— 小伙子责怪我。

— 唉，你，又弄错了！ — 我假装伤心地说，并递给他“真正的”证件。

看到了印戳和印记，小伙子平静下来。将证件还给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 包得更好些。你可能会把它弄丢，粗心的人。

从集中营逃跑那天起，现在是我第一次出示自己的证件。“这就是我们的哈萨克兄弟！”— 我不由自主地这样认为。

我再次详细打听了去找我纳加希的路，我脱了衣服，然后将自己的衣服盖在熏黑了的羊毛毡上，高兴地伸直身子躺下……

早早醒来。万里无云。轻吹着微风，柔软如丝。太阳升起来了。勉强可以看到茵茵绿草，仿佛少年嘴上的绒毛。我欣赏巴扬，而且似乎所有的磨练，难以忍受的苦难永远被抛在了身后。疲惫不堪，极其虚弱的肌肉变得坚硬如铁，在皮肤下紧绷着，仿佛编成的鞭子。在我看来，今天，整个世界都处于喜悦之中。

沿着巴扬的山坡行走。繁茂的树木呈现出蓬松的苞蕾。在最顶部是高高的整齐排列的松树带着绿色的帽子。可以闻到绿色植物散发的气味。洁净的空气让我想起了新酿的马奶酒，一种可以消除渴望的芬芳。

我走过山坡上的狭窄小路。悦耳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巴扬山在歌唱他们。沿着树木间的峡谷，弯弯曲曲的潺潺小溪。悦耳的潺潺声好似快速奔跑的孩子玩耍嬉戏的喧闹声。鸟儿在林中歌唱，啼啭，在树枝间跳跃，好像孩子们在玩捉迷藏。随着森林鸟类的紊乱的喧嚣声与草原百灵鸟的旋律融为一体。山坡，岩石，潺潺的小溪，树木，巴扬村的高地和盆地 — 全都在歌唱，全部都融合在共同的喜悦之中……

我走着。中午的时候，用小溪洗净了自己的手，喝了一些水，从口袋中拿出在粪砖上烤的饼，也可以说，吃了午饭。

在暖暖的太阳窝里休息了一下，我再次动身。顺便看一看山脚下的两个村庄，仔细地打听一下我的纳加希的村庄在哪里。

在正午祈祷的时候，我来到了纳加希的村庄。

在村庄的东边，妇女在收集干粪块。我向她打听我的纳加希的房子在哪里。

村庄一副令人怜悯的样子。矮矮的，难看的简陋的小房子。庭院脏兮兮的。

而这里就是是我的纳加希的小木房子。在她的旁边，我的纳加希沐浴完毕，准备祈祷，— 伊利亚斯，干瘦的，魁梧的，白胡子老头。

— 阿斯萨劳马利库姆，— 我向他问好。

— 阿利库姆-萨列姆，你好，我的光明，— 他回答道。

— 您还好吗？— 我继续问道。

族长没有认出我，问我是谁，从哪里来。

仅仅过去了四年，从我们遇到伊利亚斯时。在1915年，他来到我们的村庄作客一周。正是在那些日子，我从鄂木斯克回来过暑假，和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说了很多事情。伊利亚斯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各种的远征，并告诉我他自己的冒险经历以及往昔的大事件。

仅仅过去了四年，他就不认识我了!

— 您知道吗？— 我问。

他全神贯注地打量着我。

— 我的亲爱的，我的记性不好…… 不能完全认出…… 我们挪到了一边，坐了下来，没有疏远，互相看着对方。

— 也就是说，您没认出我？— 我继续问。

— 没有…… 没认出来……

— 那您知道萨肯吗？

— 哪个萨肯？— 他非常惊讶。 — 萨肯，谢弗拉的儿子，是吗？

— 是的……

— 我知道，怎么了？

— 我就是那个萨肯……

伊利亚斯哆嗦着，瞪大了他的眼睛。

— 不要这样，我的亲爱的！不要跟我开玩笑，我不是孩子……

“难道我的脸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了吗？”— 我想着。监狱在我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以及在斯拉夫戈罗德，偶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颤抖着，害怕自己的样子。在我的脸上清晰地写上了深深的皱纹……

但现在我想起，然捷米尔的女儿，我晚上过夜的那里，从以前的照片中认出我。而亲近的纳加希却没有认出我。他看到我仅仅是四年之前……

我开始向自己的纳加希讲述夏天的所有细节，当他来到我们的村庄，列举了我的家庭成员，勉强地迫使族长相信，我就是萨肯。

我的可怜的纳加希，最终相信，就是我，立刻哭了起来。

— 我的亲爱的，你经历了怎样的苦难！？

— 只是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谁。我的名字是杜伊谢姆比…… 告诉大家，我是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县的侄子的儿子。曾在“埃基巴斯图兹”工厂工作。现在，我生病了，回到家乡……

商定了所有的一切，我们进入简陋的小屋，被高炉子分成了两半。里面是非常差的。坐着三个老妇人，两个少妇，两个小伙子，两个孩子。打过招呼。伊利亚斯按照我们商量好的，向他们介绍我。一段时间后，外人都离开了。从里面锁上门后，留下我们两人和家人，伊利亚斯告诉他们我的真实经历。当纳加希结束他的叙述时，大家都哭了。那一刻起，我坚定地安居在这个家庭……

我在纳加希的房子里躲了十二天。邻居有冬不拉，我用它来消遣，供其他人娱乐。脚上的伤口愈合了。伊利亚斯过得非常贫困，有消瘦的瓦灰色的马，干瘪的黑灰色的牛，四五只山羊和一头产奶的母牛 — 这就是所有的牲畜。大家族：一对老年夫妇，儿子拉基什，伊利亚斯的女儿 — 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家具不值十卢布，冷落一百步，翘鼻子的黑色茶壶，带补丁的花纹羊毛毡，一床绗过的古老的被子，被拆成几段的柜子。茶杯用金属丝固定。火炉是勉强合成的。被损坏的磨盘，有裂缝的木盘，以及一些类似的破烂儿。小屋用潮湿的土坯建成，凹凸不平的墙壁。

我的纳加希的另一个房子 —他的兄弟容尼斯的房子  — 位于距离巴扬一百俄里的阿克莫林斯克县和卡尔卡拉林斯克县之间的边界上。 容尼斯和他的老婆已经去世。他们唯一的儿子 — 穆凯现在和他的妻子居住在卡尔扎斯族的村庄。我还没有看到穆凯。他根据伊利亚斯家庭的描述，他过得富裕，有十头母牛，将近二十只羊，和三四匹马。穆凯居住的村庄，位于阿克莫林斯克县方向的路上，我为此感到高兴。现在，我们和伊利亚斯决定顺便去看一看穆凯。然后伊利亚斯带我到我的村庄，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开始准备出发。伊利亚斯的儿子走遍了全村，也没有找到大车。不得不将黑灰色的牛套在车上。在路上带上灰渣烘烤的饼，买了黄油，两人踏上了旅程。

如果两个人都坐在大车上，牛就拉不动了。我们步行。接近夜晚，在一个贫穷的哈萨克人家里过夜。早上很早就动身了。在松软的巴扬的黑土上留下足迹，我们穿过田野。路上遇到了游牧的哈萨克家庭。在两头骆驼驮着家具。来了三名男子和一名年轻女子。黑胡子的哈萨克人和伊利亚斯打招呼，突然间，他们开始极其严厉的对骂。遇到的哈萨克人向伊利亚斯要回报。争吵起来。我介入干涉，但是黑胡子并没有停止。还叫来了他的驮运队的两名男子。原来，他们在守护巴扬-奥尔集镇一个富裕哈萨克人的庄稼。

— 我将领你去集镇，交给俄罗斯人…… 你是逃犯！

这个声明让我更加窘迫。“如果我在戈洛德草原见过这些黑胡子的人，那么我步行也要追捕他们！” — 我气愤地想。

三个哈萨克人没收了我们的牛和车，支起自己的毡房，哪里也不允许我们去。黑胡子在这些地区被公认为通晓法律的人。他学会了所有哥萨克警察的卑鄙行为。问我要了证件。我出示了证件。他看着证件摆出一副识字的样子。

从高尔察克人那里逃跑的那天起，只有两个地方检查了我的证件：在巴扬的东坡上，在哈吉然捷米尔的村庄，第二次是 — 在这座神奇的山的西坡。这激怒了我。我怎么能不气愤！在鄂木斯克的火车站，在塔塔尔卡，在斯拉夫戈罗德，在巴甫洛达尔，高尔察克的专业密探都没有问我要证件。在寻找拯救从远方来到家乡巴扬，第一次遇见自己的哈萨克人就让我出示证件！如果我知道他们是高尔察克，那么，毫无疑问，要教训教训这些特务。哈萨克的坏蛋在巴扬山脚下慢慢爬行，他们学会了卑鄙富人的日常习性，肩章闪闪发亮的高尔察克表现得比幼蛇警惕得多！

我们一整天都待在黑胡子的毡房里。他不放我们走。傍晚，冷了起来，挂起暴风雪。暴雪肆虐至第二天。我们坐在黑胡子单人用的毡房里抽搐。“喂，你这个混蛋，你最好在草原上遇到我！…… — 我想。— 我会用鞭子赶你，像赶狗一样！”

第二天早上，暴风雪停了。到了中午，哈萨克人释放了我们，留下了我们的牛和车。

在遥远的异乡我能做什么？我的同伴 — 一个体弱消瘦的老人……

我们慢慢地徒步前进。离开了几俄里，我请求老人回家，而自己前往穆凯纳加希的村子。

 

在萨雷-阿尔卡

 

昨天大地还是黑的，今天就成白的了。微微的西风吹着。村子不见了。

我再次孤独地走在小路上。

太阳升起来了 — 雪开始融化，出现了黑色的化了冻的地方；他们每分钟都在扩大，午饭前雪消了……

我沿着伊利亚斯和我说过的湖走过。在湖岸上有一处废弃的过冬用的房子，已经是一片废墟，好似一只塌鼻子。然后翻过高原，这也是伊利亚斯告诉过我的，然后就看到了村子。自从我从兵营逃出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牲畜。在这些地方的冬天并不很冷，给哈萨克人带来的损失也就少些。

迎着我跑出六七只汪汪叫着的狗，它们长得都很肥壮，很疯狂。它们扑向我。财主的狗喝肉汤，啃肥骨头，大吃死去的牲畜的肉，所以发狂。如果任由它们。能片刻就能将人撕成碎片。我好不容易用石头击退了它们。

我去了财主的毡房，他们给我喝科热[71]。走出毡房，赤脚在解冻的水中走了很久。在远处的山坡上可以看到村庄。当太阳落山时，我来到了族长艾萨的村庄，伊利亚斯告诉过我。在村庄旁边，人们清理着水井陈腐的水。族长艾萨长着白白的宽宽的，就像铁锹似的胡子，他坐在水井旁边。四五个小伙子用吊桶舀水。我跟艾萨打招呼，并开始随便地打听。

现在我的经历是这样的：我，孤零零的年轻人，来自巴巴斯家族前往巴拉拜村，巴巴斯家族是卡尔扎斯家族的一个分支，来自巴扬。

族长艾萨仔细询问着我，开玩笑地笑着说：

— 我的英雄，你有强壮的身体，适合去清洗水井。去吧，向这些小伙子们展示你的本事！

我开始使用吊桶。艾萨戏弄着自己的人：

— 喂，你们，好汉们，为什么懒洋洋地转过身，快给他做个榜样！

我在艾萨家里过夜。梳理着长长的灰胡子，他询问着我，自己也说了很多。艾萨让我觉得是个聪明，学识渊博的老人。他像老鹰。在他的土坯房子里有两个房间。

做完礼拜，艾萨说道：

— 我的亲爱的，你给我的印象是当之无愧的小伙子，但为什么没有做礼拜呢？

— 我的衣服对于做礼拜来说不是很干净。还有伤口困扰着我 — 我开始推辞。

我们给不产犊的母马挤了奶。早晨，没有等到喝茶，我喝足了马奶酒然后动身启程。

翻过山丘，我看到了三四个村庄。毡房成排地安置在达尔巴山前的广阔谷地中。富裕的村庄，这里有很多的牲畜。我沿着道路拐弯，走进一个白色的毡房。在毡房的后面，马在吃草，但这匹马很躁动。我走进毡房，打了招呼，惊讶地呆住了。这里在举行一场特别的会晤。

在毡房里刚刚开始喝早茶。在节日宴会受人尊敬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紧张地伸直了腰的年轻人，圆脸，小骆驼似的眼睛，挺直的鼻梁，长着小胡子。我马上认出了他。以前，1918年冬，在阿克莫林斯克这个小伙子在我执教的夜校学习。来自巴扬村，卡尔扎斯家族，在阿克莫林斯克中等师范学校学习，卡里姆•萨特帕耶夫。那时阿拉什汗国在成立大会上从阿克莫林斯克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推举他的亲兄弟阿比克·萨特帕耶夫为代表。卡里姆•萨特帕耶夫在阿克莫林斯克与我们联系密切，当我们开办了哈萨克少年培训班时，卡里姆带着自己村庄的小伙子来到我们这里。然后他们两个人住在有名的哈萨克财主马特然的房子里…… 而现在，在1919年4月，在巴扬村地区，在达尔巴山旁边的哈萨克村庄，早晨，在毡房中，我遇见了那个一年前卡里姆带来的圆脸学生。多么难以置信的巧合！就像将棍子的末端插入泥土中，小伙子立在受人尊敬地位置，安静地品着茶。以前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穿衣服，现在他并没有改变他的喜好。当我问好时，他以礼貌的问候回应着。“坐下喝茶吧！”— 接着邀请我。

我比所有人坐得都低，我与节日宴会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我尽量不暴露自己。当开始普通的询问时，我说了对族长艾萨说过的话：“我来自巴扬，去往巴拉拜村，来自巴巴斯家族”。

我的余光注意到，我的学生全神贯注地盯着我。在我喝完两碗茶之后，他并没有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当我回应他的目光时，他问道：

— 您叫什么名字？

— 杜伊谢姆比，— 我答道。

我的学生失望地闭上了嘴，脸上显出惊讶地表情并陷入了沉默。他是稳重地，严肃的小伙子并仅限于默然地惊讶，而不是详细询问。

打听清楚路线，我向远处出发。我走出毡房，我第一次瞬间犹豫不决：是否可以把学生叫出来，领到一个地方，私下里告诉他所有的一切？但是，如果我告诉了一个人秘密，这个秘密就会传播到整个地区。我慢慢地向更远处走着。从西边吹来了冷风。常见的春季短时间飓风。天空飘着黑灰色的乌云，仿佛春汛时的冰块。平原，宽谷，小丘，山岗和山地 — 今天在我面前似乎都是灰色的，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一整天我沿着寂静无人的小路走着。

在落日中，我第一次在小山丘之间见到了伊利亚斯曾经和我说过的卡拉-托卡[72]山地。

他说：“请记住，在它的山顶处将会看到冬房。你可能要去那个村庄过夜……”我对“卡拉-托卡”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因为我的祖先属于这个家族。

我认真地走近冬房，但没有看到任何人。看来它的住户迁移了。庭院敞开着，像是被损坏的洞穴。躺着两匹马的尸体。疾驰的狗从周围扑过来。他们疯狂地吠叫着扑向我，保护自己的食物免受伤害。我走进其中的一个窑洞 — 没有人在那里。爬上屋顶，环顾着周围。在山丘之间延伸着干燥的峡谷并消失在草原上。在卡拉-托卡的山脚下泉水汹涌。在远处可以看到正在吃草的牛。灰色的云团遮住了已经翻过山丘的太阳。

我该怎么办？我是否要去那个放牛的村庄？我在这个废弃的冬房能否过夜？煮一块死亡动物的肉作为晚餐？究竟什么是可耻的？…… 在鄂木斯克的集中营中和我们的匈牙利人坐在一起。他们每天都打死一只狗然后吃掉。匈牙利和克罗地亚潘克拉托夫有一次，匈牙利人霍尔瓦特和潘克拉托夫请我喝狗肉汤，我拒绝了。我们比匈牙利人好在哪里？如果他们吃狗肉，为什么我不能用死马的肉来维持体力呢？

已经走了很远，但我毕竟还是要去那里，可以看到羊吃草的地方。当过河时，我不得不脱衣服，借助繁茂的河柳丛过河。浑浊的水冰冷，像冻结的铁块用寒冷烫伤、灼烧身体，并想把我带走，就像轻飘飘的风滚草……

当太阳落山时，我勉强到达坐落在河岸的村庄。这里原来是从卡拉-托卡山顶的居民的冬房。我在这里安顿下过夜。

一大早，喝了茶和一碗马奶酒，向远处出发。

天气寒冷。从西边吹来冰冷刺骨的寒风。有时阴沉的云团聚集，变浓，并向下沉向地面。

再次借助河柳丛过了河并偶然遇到了村庄。当第二次涉过冰冷的河水，一个从村庄出发的骑士遇见了我。黑胡子，两颊绯红，真诚的善良的脸庞，他骑着全身黄褐黑鬃黑尾的马来到我跟前。

— 让我来帮你渡河，坐到马屁股上来！— 他建议道。

— 不，我自己可以过河，谢谢……

他讽刺地说：

— 瞧，你是什么样的小伙子！这么客气？！在我没有过河之前，我不能让你徒步过河！ — 他声明道，并将马横在了小路上。我绕过马屁股并向善良地哈萨克人告别。

顺便去村庄，我确信，没有偏离道路，走的是正确的。到了中午，我看到了在高原上的村庄。一群羊在不远处吃草。我坐在生长着稀少针茅的小沟中，从口袋里拿出饼，涂上黄油残渣开始吃。长着红褐色头发的牧羊男孩向我走来。他的眼睛贪婪地望着面包。他身上的衣服被撕破，修补过。似乎他刚刚从风寒中恢复健康。面颊苍白。我给他的面包和黄油。他抓住它们，像夏天的河鲈般，吞下诱饵。

— 我看到黄油的这一天到来了！— 小男孩苦苦地说。

— 难道在你们村庄没有黄油？

— 我们勉强在严冬活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我们没有尝过黄油了！

— 你放这么大的一群羊，难道主人没有黄油？

— 可能他自己有，但是能属于我们吗？

— 他们支付你多少报酬？

— 没有什么能说得出口的报酬……

— 但是所有的都这样吗？

— 一普特小麦，一双靴子，然后还有穿破的长袍，就这些！

— 你整个夏天放牧就得到这些报酬？

— 是的！— 牧童回答道，

……在另一个村子，我走进了伊利亚斯和我提起过的穆凯姐姐的毡房。她也过得很贫困。这里距离我的纳加希穆凯居住的巴拉拜村已经不远了。

在晚间祈祷的时候，我来到巴拉拜村的萨雷-阿德尔。它单独地立在那里。在萨雷-阿德尔山丘上你可以看到遥远的地方。 巴拉拜村位于它的最顶端，它上面全是过冬住所。当我来到萨雷-阿德尔山的山脚下，灰色的云团增厚，向下压低，开始降雪。我太累了，勉强可以爬到萨雷-阿德尔山的肩膀上……

村庄总共仅由四家农户组成。在其中一个毡房里住着我的纳加希穆凯。在一个大毡房中 — 住着巴拉拜本人，他是穆凯的岳父。巴拉拜的大儿子住在第三个毡房里。

我看到了小伙子在给脑门上带有白色斑点的枣红黄斑点母马喝水。打了招呼。宽肩膀，身材高大，稀疏的胡子，好像岩石地形中瘦弱的小草，他穿着很短的库皮，在上面披上带条纹的布。带毡套的哈萨克靴子在他的脚上，黑色羔羊皮制成的破旧特马克戴在头上，类似壮士的头盔。据伊利亚斯自己的的描述，这就是穆凯。人们从我们旁边的门里进进出出，并没有将注意力转向我们。

— 您是穆凯吗？— 我问道。

— 是的……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

我简要地叙述了一下，我从哪里来，我立刻解释，我是萨肯。他先是惊讶地张开嘴，但后来怀疑地笑了笑。

— 年轻人，不需要编造。我们哈萨克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接纳来客的！

穆凯不相信我，他认为，我不是萨肯，而仅仅是假装成日延，为了这里能收留我。穆凯从来没有见过我。我慌张起来。该怎么办呢？我开始详细地诉说。告诉他，伊利亚斯描述了他的农场，然后告诉他，伊利亚斯如何陪伴我并怎样被迫返回的。讲述了关于伊利亚斯家庭中的贫困。我把自己的衬衣和呢子男外衣给了伊利亚斯的儿子拉基什，而交换地穿上了修补过的拉基什的男外衣。然后，我立刻有说服力地向穆凯展示了衣服。并告诉他，伊利亚斯的长子在冬天去世了。穆凯相信了，脸上起了变化，开始哭泣，抱住我。很快，手拿拐杖的花白头发的人向我们走来，他就是巴拉拜。看到穆凯眼中的泪水，他关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走进穆凯的毡房。按我的要求向所有的村民这样介绍道：

— 这是卡特莎的儿子，卡特莎是父亲的亲生姐妹。他是我的日延。日延从耶基巴斯图兹工厂返回阿克莫林斯克县的家乡。

穆凯和他年轻的妻子还有小女儿住在修补过的，深灰色，四瓣的毡房里。根据陈设判断，他过得很贫困。让我坐在受尊敬角落的绗过的棉被上。知道了伊利亚斯逝世后，穆凯的妻子大声哭起来。很快，孩子们聚集起来，跑到巴拉拜的老妇人这里，穆凯的亲生姐姐，所有人都放声大哭起来。来了一位高挑，圆脸，深黑色头发的姑娘，她是穆凯的妻妹，巴拉拜最小的女儿。巴拉拜的两个儿子来了。总而言之，四个毡房中所有的儿童和妇女都聚到这里，哭了起来。

 

赐予我休息的村庄

 

巴拉拜村顺利地经历了寒冬考验。它坐落在巴扬村地区的边缘上，几乎在卡尔卡拉林斯克县和阿克莫林斯克县交界的地方。如果从萨雷—阿德尔顶上望向西南方，你就会看到卡尔卡拉林斯克县，转向西部 — 你会看到阿克莫林斯克县，而在南部不远处就是塞米巴拉金斯克县的边界，可以看到山上蓝色的薄雾。

村庄所有的四个农户和睦地生活着，像一个大家庭。人们都简单，敞开心扉，好客的习俗，是哈萨克人固有的，他们很乐意遵守。不爱多嘴多舌，不奸诈，不做卑鄙的事情。我很快和他们处熟，找到了共同语言。

我住在穆凯那里。我尽情地吃着油炸馅饼，酸奶和凝乳。他有四五头母牛，所有都怀着小牛，约二十只羊，四匹瘦马。穆凯打算骑着枣红色的短尾公马带我去家乡的村庄，但只有在暖和起来之后，青草出现，公马恢复常态，积累力量。在这个舒适的时刻来临之前，我继续住在穆凯那里休息。

因此，我步行了八百四十四俄里，到了在萨雷-阿德尔上的巴拉拜村，在阿克莫林斯克四县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的交界处。经过这么多苦难的道路，我终于在这个村庄找到了宁静的休息之地。

说起来容易，八百四十四俄里！

1919年，在一月寒冷的暴风雪中，安年科夫长官的军队将我们从阿克莫林斯克驱赶至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我步行了四百俄里。从鄂木斯克的集中营逃跑，坐火车到达斯拉夫戈罗德并从那里在积雪融化时到达巴甫洛达尔是一百五十二俄里，踏着泥泞的道路，齐膝的水从巴甫洛达尔到达巴扬是一百九十二俄里。最后从巴扬到巴拉拜村是将近一百俄里……

我喜欢巴拉拜村。所有人都是善良，直爽，不吹毛求疵的人。我很快就开始恢复。腿上的多处伤口愈合了，肌肉变得更结实。天气已经暖和起来，草绿了。巴拉拜村迁移到科克-奥泽克，位于萨雷-阿德尔的东边。在村里，我成了自己人。巴拉拜有大约四十匹马，一百五十只羊和很多母牛。我照料守卫着一大群牲畜。村庄安置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可以攻击抢劫者和盗马贼的地方。“忘记坏事，也等不来好事”— 人们的俗语这样说，最近的村庄位于我们十至十五俄里以东，除了邀请到他，就没有别人了。很多流浪的盗贼，一个饥饿的冬天后，不是一个好时机。

有一次，在晚上，巴拉拜从山顶发现可疑的骑士从萨雷-阿德尔的南边过来。所有六名男子骑上马。我骑上巴拉拜女儿黑灰色的马。用粗棍武装起来。有一杆步枪，我拿着。带着着自己的武器，我们朝着可疑骑士的方向疾驰而去。但那些人注意到我们，没有等到冲突，就朝谢米兹-布吉-日尔内-奥连山的方向疾驰。经过短暂的追逐之后，我们就回去了。

在这件事之后，我开始在夜里看守巴拉拜的马。如果在周围出现可疑的人，我可以立刻骑上巴拉拜的好马。牲畜群在黄昏时刻赶回村庄。巴拉拜的女儿晚上在畜栏看守牛。在这里，我们两个人一起消磨着春天的夜晚。

……在绿色的草地上摊开带有花纹的羊毛毡，巴拉拜的女儿坐在畜栏旁边。长衫披在她的肩上，手里拿着响亮的冬不拉。而春天的夜晚温柔，暖和。发青的蔚蓝色的天空，仿佛缝上了无数的银钉，似乎蓝色天鹅绒的大帐篷。偶尔飘来白色的羽状云团，仿佛用银丝线织成的。而月亮— 就像一个金色的大盘子悬挂在拱形的天蓝色帐篷上。星星和月亮照亮了黑暗，静静地打盹儿的大地。羊在畜栏睡着了…… 村庄在寂静中打盹儿。只有偶尔听到羊叫声，牛的轻声哞哞叫。整个世界直至高空都好像陶醉在愉快的摇篮里。

巴拉拜的女儿坐在有花纹的羊毛毡上，草原上拿着冬不拉的安静美人儿。我仰躺着，盯着天空，仿佛我想数星星，我的梦想在深海中游泳。在我们近旁是脑门上带有白色斑点的深褐色公马。缰绳拴住马鞍的前弓。漂亮的疾驰的马也仿佛在做梦，打盹儿，偶尔嘴唇吧唧吧唧地响。四周一片寂静…… 但是能听到冬不拉温柔的旋律。 冬不拉颤动着，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美人儿，巴拉拜的女儿，演奏了歌曲“祖勒基娅”，创作于阿克莫林斯克。祖勒基娅那忧伤的小诗像安慰孩子一样，安慰着我……

 

我是奥斯潘拜的女儿，祖勒基娅。

手风琴在祖勒基娅手中。

阿莉季-哎！

我和这个光头的傻瓜怎么生活，我宁愿找一帮善良的人。

阿莉季-哎！

不要哭泣，我的婴儿，不要哭泣，停下来。

你不要哭泣，我的亲爱的，睡吧。

阿莉季-哎！

两岁的小牛已经开始干活。

我的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褶皱。

阿莉季-哎！

你的光头拥有牲畜。

谁有更强的力量？

阿莉季-哎！

不要哭泣，我的婴儿，不要哭泣，停下来，

你不要哭泣，我的亲爱的，睡吧。

阿莉季-哎！

我住在红色的芦苇岛。

光头配不上我，我该怎么办？

阿莉季-哎！

就算他能配上我，也不能是一个老头，

那么除非我这样责骂命运？

阿莉季-哎！

不要哭泣，我的婴儿，不要哭泣，停下来，

你不要哭泣，我的亲爱的，睡吧。

阿莉季-哎！

姑娘的哭泣能让谁怜悯？

谁能将她从不幸的烦恼中拯救出来？

阿莉季-哎！

徒劳地祈求神的保佑 —

很难摆脱，假如你在牢中。

阿莉季-哎！

不要哭泣，我的婴儿，不要哭泣，停下来，

你不要哭泣，我的亲爱的，睡吧。

阿莉季-哎！

 

…… 她自我安慰着，因为没有人会同情贫穷姑娘的命运，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的眼泪。

大地和天空都沉默了。天空和大地 — 都听不到……

我诉说着留在记忆中的每一个夜晚。

很快消息传开，乡管理者和警察去了邻村。

虽然在高尔察克军事制度中，在阿拉什政权下警察都被称为“首长”，但在巴扬的周围照旧称之为“警察”。

“为什么来到这里？是要征收什么吗？”— 巴拉拜村恐慌起来。原来，为了前线需要，需要从每个村庄要一匹马，一辆大车，一大块羊毛毡和一名小伙子。

紧跟这个消息，另一个消息传来：“强行征收合适的马和大车。乡长和警察也一样。乡长 — 切尔曼的后代之一，来自卡尔扎斯家族。

巴拉拜有一辆指定要扔掉的大车和五匹优良的公马。他们之中最好的是 — 脑门带有白色斑点的深褐色公马。巴拉拜的儿子说，乡民切尔曼诺夫在公马只有两岁时就欣赏它。1916年，当哈萨克青年被送往后勤工作时，这匹深褐色的两岁公马在跳跃中得到了奖品。在跳跃之后，乡民切尔曼诺夫从后勤工作中释放了巴拉拜的两个儿子，并夺去了带斑点的得奖的公马。在推翻俄罗斯沙皇之后，巴拉拜的儿子夺回了公马。现在，高尔察克和阿拉什汗国当政，同样地，切尔曼诺夫再次成为了乡管理者。尽力地收集阿拉什汗国军队的援助，他欺压人民，把人民的骨头捏得吱吱响。当然，他不会原谅巴拉拜偷走获奖的公马，他的心头爱。

村庄惊慌起来。穆凯向我寻求建议。我提出了我的计划 — 将大车和马群中的优良马一起藏在陡峭的峡谷中。

带上酸奶，马奶酒和乳渣，我们和巴拉拜村的一个小伙子离开了村庄。我骑着带有斑点的深褐色公马，我们用缰绳牵着其他的马。我们说好了 — 当乡管理者离开村子时，必须通知我们，而且要爬到高的地方报信，为了我们可以从远处看到。

我们定居在山上留下的冬房里，给马喂干草，昼夜严密把守。白天，将衣服拖到腰带的位置，我们小伙子接受温暖的太阳光。我讲有趣的经历，我的听者笑起来：

— 喂，杜伊谢姆比，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我们没有让乡管理者夺走我们的马和大车。我待在巴拉拜村的时间超过一个月。

白天巴拉拜的女儿给母马挤奶时，我看守着小马。在春天的时候，我尽情的观赏着小马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温暖的太阳光下在郁郁葱葱的小草地上撒欢儿……

穆凯枣红色短尾公马终于痊愈。夏天到了。

穆凯将枣红马套上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在大车上铺上旧的带花纹的羊毛毡。我坐在马车夫的座位上，穆凯作为主人坐在后面，坐在大车的上等座位。

我们和好客的巴拉拜村庄的人们告别然后启程。自己冬季的破旧衣服留在了穆凯家。在伊利亚斯那里，我把护耳皮帽换成了灰色羊羔皮的特马克。将自己的呢子上衣给了伊利亚斯的儿子拉基什，交换地穿上修补过的男外衣。我把自己的黄鼬皮短上衣给了日格涅·穆凯，而换着穿上廉价布料做成的破旧长袍。

穿上有窟窿的印花长袍，破旧的特马克，羊皮裤子，圆头靴，我就像一个车夫。一个人打扮成这样只是为了适合套上并卸下牲口套，把他们带到草地上，用绊绳绊住马，放牧，总而言之，要照料好马群。

我不打算详细描述从巴拉拜村到我们村的所有细节，为了不使读者感到疲劳。我简单概述。

越过巴甫洛达尔县的边界，我们出现在阿克莫林斯克的土地上。不急不忙的十天时间，我们到达了阿克莫林斯克县南部的村庄。

各处都在讨论布尔什维克和“黄色俄罗斯人”的行为 — 这样称呼高尔察克官员和俄罗斯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偷偷地咒骂“黄色俄罗斯人”，并公开表示对布尔什维克的友好态度。

我们到达了萨贝尔-科日河畔，通常我们的村庄在夏天分布在那里。但现在无法到这里的村庄，仍然留在耶先河的谷地中。从萨贝尔-科日河到耶先河约一百俄里。这里村庄稀少。在距离萨贝尔-科日河十五至二十俄里的昆德兹达河畔分布着两个村庄。其次，再经过大约五至二十俄里路程，在绍普季库利亚湖岸和扎曼库利亚湖岸上还有两个村庄。然后，在努雷岸边还有两个镇，然后就到了我们村庄 — 不毛之地。

在日落时分，我们渡过萨贝尔-科日河看到两个有白色毡房的富裕村庄。沿着河，不时地揪着芬芳的青草，一大群全身黄褐黑鬃黑尾的马在吃草。在村庄的后面有响亮的白色羊群的咩咩叫声。很多的母牛和骆驼。 村庄不仅仅富有，还很有名 — 有名的贵族然吉尔管理着这个村庄，孔内尔-库尔日·胡代缅金纳的孙子，孔内尔-库尔日·胡代缅金纳 — 前市长，在当时管理着整个阿克莫林斯克县。然吉尔本人生活在附近的村庄，而在远一些的村庄 — 他富裕的托连古特。然吉尔的三个雪白的大毡房像清真寺塔般耸立在那里。我们用所有的目光看着这个村庄和大量的牲畜。我第一次看到然吉尔的村庄，虽然以前就住在附近。

当我们渡过萨贝尔-科日河并从峡谷动身时，样子像骑士的人迎着我们，牵着第二匹马的缰绳。没有胡子的消瘦的小伙子衣着不错。我很快认出了他，但并没有表现出来。打过招呼，互相询问着。穆凯与小伙子交谈着，我平静地细看着村庄，假装完全不认识迎面而来的小伙子。他是本地人。他的名字是奥耶斯汉。他父亲的名字是哈吉阿赫梅特然。 奥耶斯汉和我一起在阿克莫林斯克的俄语学校学习，但仅仅在低年级。在1916年哈萨克起义时，他在监狱里度过了整个冬天，在推翻沙皇政权后被释放。

奥耶斯汉现在，盯着我，询问着穆凯要去哪里。

— 你们要去托卡[73]家族延年的村庄吗？— 他问道。

— 我们将去然尼别克村！— 穆凯回答道。— 你在那里有亲戚吗？

— 谢弗拉是我们的日延。

我平静地，冷冷地看着奥耶斯汉，他照旧继续用他的目光坚定地打量着我。

— 那您是萨肯的什么人？— 奥耶斯汉问我。

— 萨肯是谁？

— 有名的萨肯·谢弗林 — 萨德沃卡斯，— 奥耶斯汉坚定地说。

我惊讶地问穆凯：

— 他说的萨肯是什么样的？

奥耶斯汉开始形容我。

— 你不认识萨肯吗？谢弗林有一个儿子叫萨肯…… 唉，他们把他抓进监狱，他消失了…… — 小伙子带着遗憾结束了谈话。

我不想让奥耶斯汉蒙在鼓里，但是要知道有名的哈萨克习俗：向自己的朋友揭穿秘密，他一定会告诉其他人，告诉第三个人 — 然后是整个周围的人。

奥耶斯汉摸了摸马，说道“再见”，但是我没有忍住：

— 您叫什么名字？

— 奥耶斯汉！— 他紧接着答道。

— 难道您不认识我？

奥耶斯汉瞬间从马上跳下来，含泪拥抱我。他为这次见面感到高兴，像个孩子。

— 高尔察克猖獗， — 奥耶斯汉诉说着。— 在阿克莫林斯克和阿特巴萨尔之间的一个镇上农民和布尔什维克一起起义，并想要解放阿特巴萨尔，但大量的高尔察克军队去了那里。他击败了起来反抗的人。很多村镇被夷为平地。在这之后，在阿克莫林斯克枪毙了所有的囚犯。如果有人凶恶地指出，“这是布尔什维克”，那么就完了。一位来自库姆-库利乡的老师认可布尔什维克，就被带到城市枪毙了。 逮捕了别克塔耶夫·托列乌别克和他的儿子谢伊特拉赫曼。枪毙了他的同志努尔盖恩和许多其他的人，— 奥耶斯汉结束了他的话。

骑着马，带着小猎犬的人从河流的上游方向朝我们过来。打过招呼。没有下马，他问奥耶斯汉我们是谁？

— 他们来自苏云季克家族。是来自托克族的谢弗林的纳加希，— 奥耶斯汉解释道。

— 啊，萨肯的父亲？— 小伙子低声说着离开了。.

我们告别了奥耶斯汉。根据他的建议，我们没有在然吉尔过夜，因为那里有乡管理者和文书，我们去往下一个村庄，他的名为拜图甘的富裕的托连古特居住在那里。

拜图甘约有三百只羊。很多母牛和犍牛。他住在一个大的白色毡房里。我们卸下枣红色公马的牲口套，走近毡房里。拜图甘与他的老妇人没有让我们留宿。

— 我们家不是为流浪的哈萨克人准备的旅店！走远点儿！…… — 他们喊叫起来。

— 我们处在绝望的境地。我们不要求你们宴请我们，但是希望不要将我们赶走！ — 按照哈萨克的习俗，我们开始争吵起来，因为擅自进入毡房而争吵。主人从街上回来并开始谴责我们。我们两个人在另一个毡房里留下来。过了一会儿，儿媳走了进来，燃起篝火，主人成年的儿子也来了。两个人默默地看着我们。然后拜图甘进来了，在所有人坐下之后，老妇人坐在了麻杆上。

这是大斋戒的那个月。特别是在“奥厄兹阿沙尔”[74]之前准备了茶，宴请我们。在喝茶时主人的儿子的拳头击中了他的妻子的脸。妻子仰面倒下，丢掉了手中的碗碟……

“他们是多么有礼貌啊”，— 我想。

他们逐渐习惯于我们的闯入，并开始与拜图甘交谈。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我然吉尔生活方面的事情。拜图甘开始抑制不住地颂扬他的慷慨。

— 有一次，自己的母狗第一次生仔，他杀了羊为了喂它新鲜的肉…… 当他叫泽克特[75]时，亲自数一百匹马，而把每一百零一匹马作为最珍贵的马毫不犹豫地送给毛拉…… 在祭祀的时候，他总是供奉大只的犍牛。给仆人分发牲畜，为了让他们拿来祭祀。这样慷慨的贵族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了……

当拜图甘结束吹嘘他的主人后，我开始骂然吉尔，惹恼他并完全断送了可怜的拜图甘！……

雨下了一整夜…… 我们和穆凯抽搐着，在毡房里没有铺任何东西。一大清早，老妇人又开始骂我们，愤怒地将我们昨晚拿进毡房的马具扔到街上，…… 我被吵闹的声音惊醒了，开始收集马具。

— 看看他们，将马车上的轭和马颈上的套具拿进毡房！莫非有谁会眼红这些破烂？— 老妇人喊道。

我骑马到饮马的地方并故意经过然吉尔的村庄附近。以前我听说过，贵族有一个美得无法形容的女儿。我想看到她，这就是为什么让牧马吃草，我躺在河边很长时间，邻近雪白的毡房……

接近正午，我们离开了。在昨夜的雨后，道路泥泞不堪，马勉强拉着大车，所以我们步行着。在晚上我们呢勉强到了绍普季库利。在湖附近，我们遇到了三个骑士，从村里来的小伙子，来自我们将在那里过夜的村子。在这个村子里住着托卡族的哈萨克人。三个小伙子与我们并行了很长时间。其中的一个小伙子，阿比什，1917年，当在委员会举行村庄大会选举时，与我见过面。身子从马鞍上探过来，看了我很长时间，但他没认出我。 小伙子们按照自己的路线离开了。

深夜，我们来到位于绍普季库利上的别谢姆拜村。早上在别谢姆拜的儿子别克苏尔坦的毡房里喝了茶。在喝茶时，从街上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并和我们交谈。不知为什么，他在我面前就想笑。我假装是一个天真的老实人，小伙子上钩了，喜不自胜。

毡房里放着金雕，看着它，我问：

— 这是什么鸟，是鵰鸮吗？ 小伙子满足地笑着问我：

— 难道在我们的边疆没有金雕？

— 据说，是有的…… 我没有想到它会是这样的…… 它吃什么，小麦吗？

小伙子大声地哈哈大笑起来。

— 它居住在哪里？大概，在这个湖里居住？— 我继续问道。

小伙子尽情地笑着解释道：

— 我们在卡尔特山上抓到它的…… 他们在那里筑巢！

这个村庄在附近的卡尔特低山丘过冬，距离这里总共一点五俄里。

— 哎呦，显然，卡尔特山 — 无法到达的山？

— 是的，骑着马是不能到达它的顶峰的！

— 那你为什么要抓金雕呢？它能给你们下蛋吗？— 我继续捉弄着小伙子。

— 是的，我们将迫使它下蛋！— 小伙子高兴地回答道。

我们从村里出来去往不了解的地方。从这个村庄人声可达的距离那边是科什马加姆别塔村，在扎曼库利湖岸。 村庄准备迁移。这里居住着我父亲的两个表姐。不和她们打招呼，偷偷地路过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村庄，卷起帐篷，在慌乱地迁移中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时，正好我们昨晚在路上遇见的阿比什过来了。他还是没认出我来。我把他叫到一边，并开始介绍自己。

— 现在你走向我妹妹，向她讲述我。打招呼时，只是不要让她哭。就假装不认识我！

妹妹分类整理好毡房。阿比什走向她，说了些什么，他们两个人走向我们的大车。走近我，妹妹没有忍住，大声地痛哭起来！……

刹那间，位于绍普季库利岸边和扎曼库利岸边的所有村庄都知道了我的到来。人们骑在马上奔腾，急忙步行到村里为了与我会面。我已经没心情继续躲藏下去了。

吃了午饭，喝了马奶酒，我们将两匹上等膘儿肥的公马套上车，朝远处飞奔起来。在路上遇到了来自城市有一半鞑靼人血统的商人。我们村庄的两个小伙子和他都是是他雇佣他们工作的。 小伙子们从旁边过去，没认出我来。来自科什马加姆别特村的小男孩护送我们。我们派他尾随着我们村庄的小伙子们，他偷偷地避开商人，告诉了他们关于我的事。

— 首先，不知不觉地让年龄大一些的科什马加姆别特过来，之后，让年龄小一些的阿尔沙吉尔过来，— 我吩咐道。

小男孩跑开了。季利马加姆别特很快向我们的大车跑来。哭着，急忙环顾四周，问我们：

— 萨肯在哪里？……

他也没有认出我。

商人在努拉岸边休息，让马吃草。我们也停下来，卸下牲口套并煮开了茶。阿尔沙吉尔过来，无比的高兴，像个孩子。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村庄。 季利马加姆别特找了个借口向商人请了假和我们同去。我派他到村庄，让我的家庭做好准备 — 父亲和母亲，兄弟姐妹，其次，预先说明了，除了我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我要来。和亲人偷偷地会面后，我向突厥斯坦出发。

— 你就说，我们是我父亲的纳加希，来自巴甫洛达尔县，— 我几次严肃地吩咐季利马加姆别特。

很快到了我们村的邻村。看到一大群安静交谈的人们。我们遇到了在马背上疾驰的男孩。我很快认出来，那是扎曼，苏列缅的儿子。打过招呼，他问我们要去哪里和从哪里来。

— 我们要去巴甫洛达尔县，是谢弗拉的纳加希。我们从艾达博尔来，属于苏云季克大家族。

男孩飞奔回来找我们，要告诉我们。

离我们的村子不远了。我们看到迎面疾驰的小伙子用缰绳拉着没人骑的第二匹马。我和这个小伙子从小一起长大。他的名字是卡德尔别克。唉，他也没有认出我！他突然停住了马，问穆凯我们要去哪里，他正想往远处去，但我没忍住：

— 您来自哪个村庄？

他认出了我的声音，快速地回头看。在强烈的难为情中他快速地跳下马。然后我们都笑了。

套好卡德尔别克的两匹马，它们飞奔起来。很快注意到远方的有一群骑士。疾驰着。从远处可以看到，骑士中，有一位戴着白头巾的妇女在疾驰。

卡德尔别克开始向他们挥手。骑士飞奔向我们，尘土飞扬。我的母亲扎玛勒戴着白头巾疾驰 。我们停了下来，恭恭敬敬地走下马车。我们村庄的人猛然停下马奔向我。一片慌乱。可怜的母亲几乎失去了理智，低声地说着，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想偷偷地来到家乡。第二天，周围五个乡的村民全都知道了我的到来。一个星期后，阿克莫林斯克县的所有四十八个乡都知道了我的到来……

 

 

 

发疯的高尔察克完了

 

发疯的狼不加选择地攻击所有人。人们被鲜血染红，狼发疯了，看到猎物就疯狂起来……

起初，由于害怕高尔察克，人们躲避灾难的降临，而后来，当人们确定灾难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就开始自卫。抄起了斧头，月锄，铲子，大叉，铁锹，杆子。

我来到村里时，高尔察克已经处于垂死挣扎。劳动人民携手反抗黑色的灾难。

 

阿曼泰的起义

 

库斯坦奈地区的普通农民陷入绝望，发起武装起义反对高尔察克，并解放了库斯坦奈。但是，高尔察克的大批正规军通过铁路及时赶到，并再次占领了城市。

起义者领导人是农民出身 — 扎列耶夫和塔兰。

与库斯坦奈人一起，发起反对高尔察克的，还有位于阿特巴萨尔和阿克莫林斯克之间伊希姆河畔的村镇。他们武装起来，建立了人民革命军。总部位于阿曼泰镇，按俄语叫做 — 马林诺夫卡。起义的领导人是戈尔兰诺夫和科罗廖夫。戈尔兰诺夫在镇里做医生。我在阿克莫林斯克学习期间就认识了戈尔兰诺夫。1917-18年在阿克莫林斯克，他成为苏维埃政权坚定的支持者，科罗廖夫是我们红支部队的指挥官。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陷落后，他进了监狱，后来和被捕的赤卫军战士一起被转移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我和科罗廖夫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集中营见过面。被释放后，科罗廖夫回了家，并很快领导了起义。

阿曼泰镇成为革命人士的指路明灯。从这里，信使们带着战斗的口号奔向各个地方。各地的农民举着红旗来到阿曼泰。起义军日渐发展壮大。拟定了占领阿特巴萨尔和阿克莫林斯克。在混乱中，阿特巴萨尔和阿克莫林斯克的主管人和资本家开始发电报给鄂木斯克，寻求从高尔察克的帮助。作为回应，高尔察克立刻从库斯坦奈，鄂木斯克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派出讨伐部队前往那里。率领讨伐部队的是臭名昭著的哥萨克长官卡坦纳耶夫，沃尔科夫和沙伊坦诺夫。白党分子的部队从阿克莫林斯克和阿特巴萨尔出发前往阿曼泰。自愿加入为高尔察克分子的有阿克莫林斯克和阿特巴萨尔的城市资本家，伙同阿拉什汗国不多的代表。在预定时刻，阿曼泰被四面包围 — 东南面是阿克莫林斯克的白党分子，北面 — 阿特巴萨尔的白党分子，和东面 — 库斯坦的白党分子。卡坦纳耶夫和沃尔科夫的部队是乘坐装有机枪的汽车来的。射击开始后，村庄被弹雨淹没。好像千万道闪电同时落到地面上。

阿曼泰勇敢的英雄们战斗到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不让敌人接近。当弹药用尽，阿曼泰人离开了镇子。讨伐部队把阿曼泰打得底朝天。在白党分子的军刀下，血流成河。房子被浇上煤油并被点燃。跑到外面的老头和老太太，女人和儿童被白党分子用刺刀戳起，让马匹践踏，用车轮碾压。呻吟着的阿曼泰弥漫着灰烬，被鲜血浇灌……

阿拉什汗国卑鄙的机灵鬼们没有落在主人的后面。阿拉什汗国阿克莫林斯克委员会的成员，商人塔什季·努谢尔钦自愿来到这里，从这里用四轮马车运出自己血腥的战利品。

疯狂的狼群将英雄镇夷为平地。在阿克莫林斯克，抓了大约七十名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他们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追随者，全部枪毙。军官们在一夜之间枪毙了在阿克莫林斯克附近从事铁路建设的所有工人。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被逮捕，被处以鞭刑并扔进监狱。我的朋友，因病留在阿克莫林斯克监狱的努尔盖恩·别克穆哈梅托夫老师，未经审判和调查被枪毙。卡拉干达，斯帕斯克和乌斯宾卡的工人开始被大量逮捕。被逮捕的包括奥伦别克·别科夫，П·尤马舍夫，布卢金，乌沙科夫，哈先·穆辛。有一次在工厂附近，努尔马克·拜萨雷科夫无意地说出“同志”。为此，高尔察克的士兵用树条打他，搜查他的公寓，放空枪恐吓他的老母亲和姐妹。努尔马克被囚禁在阿克莫林斯克的监狱，在富有的鞑靼人巴巴耶夫提交了请求书以后他才被释放。

阿拉什汗国的恶棍抓住并囚禁了医士阿季利别克·迈科托夫，革命者，前阿特巴萨尔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阿拉什汗国人将他枪毙。当嗜血成性的坏蛋们枪毙阿季利别克时，他的亲儿子跑去看他！阿季利别克停下来和儿子告别。暴怒的刽子手们准备好步枪，要把儿子和父亲一起枪毙…… 阿季利别克，没有道别，只是挥了挥手，就往前走。一百步后，他被残忍地杀害。

被枪杀的还有从鄂木斯克集中营逃往阿克莫林斯克的我们的同志马卡尔金。

我所说的只是人民看到的千分之一。这只是主宰者的所有“教育”，“人道”，“博爱”等卑鄙事业的零散片段……

很快，阿克莫林斯克的反革命分子开始寻找我。

乌斯宾斯克的高尔察克地区民兵队长是耶夫列莫夫。我和耶夫列莫夫一起在阿克莫林斯克学习过。当听说我从集中营逃脱后躲在家乡的村里时，阿克莫林斯克的官员们就给耶夫列莫夫发出密令命令，要立即逮捕我。我们的一个机灵的小伙子去了一趟乌斯宾克，并给我带来了耶夫列莫夫的亲笔便条。民兵队长通知说，得到了秘密命令，要拘留萨肯并将其带到城市，但耶夫列莫夫回答说：“没有听说萨肯来到了我们地区”。他劝我小心。而后来，当布尔什维克来了以后，我无法忘记耶夫列莫夫的帮助。

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危险，我知道，我们周围的人是不会把我交出去的。哈萨克以前也没有出卖过逃犯。还在童年时期，我就见过很多被沙皇政权追捕而藏起来的人。他们自由地生活在我们的地区，还有些人就留在了这里，和我们通婚。

我的状况是不合法的，但是我们乡的两个管理者还是和我商议各种问题。这些天来接到命令要从每个乡征收二十匹马作为税收。根据我的建议，在我们的尼利金斯克（乌斯宾斯克）乡，这些马由财主们提供。

我不能立刻就去突厥斯坦，因为路途是漫长而艰难的。

去往突厥斯坦的路，要穿过位于哈萨克斯坦中心的戈洛德草原。从我们村到戈洛德草原，大约三百俄里。然后到达突厥斯坦的边境，那里是沙漠。戈洛德草原 — 干旱，发黄，凄凉的平原，那里生活着赛加羚羊，狼和狐狸。在戈洛德草原没有如萨利阿尔卡般像镜子似的湖泊，没有水量大的河流和山泉水潺潺的肥沃的谷地。

根据阿桑-凯格[76]的故事已确定，戈洛德草原 — 是沙化，干燥，光秃秃的草原。那里没有郁郁葱葱牧场，没有高原上蓬松的针茅，没有森林。

    那里苍白，枯萎的土地，就像裹尸布中的尸体。那里生长着暗绿色锯齿状的艾蒿，少见的红伊森（艾蒿品种）和博亚雷奇 — 低矮的灌木丛。在有的地方可以见到被遗弃的，崩塌的水井，就好像瞎子的眼睛。里面的水很少，而且含盐。里面有青蛙，老鼠，风滚草和昆虫。

在戈洛德草原和突厥斯坦之间的边界处流淌着丘（音译）河。我们的边远村庄就在这条河上过冬。为了从萨雷-阿尔卡到达那里，他们要穿过整个戈洛德草原。晚秋的时候，村子就往过冬的地方迁移，这样沿途就可以喝到雪水，春天，当不下雪以后，再返回到萨雷-阿尔卡。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家里等待边远村庄往丘河迁移。

从阿特巴萨尔的方向有旅行者来到我们这里，我了解到阿曼泰的起义，也了解到库斯坦奈起义和的图尔盖阿拉什汗国活动，了解到，萨贝尔·沙里波夫已经转移到阿克-清真寺（佩罗夫斯克 — 现在的克孜勒汗国），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沙里波夫逃跑时经过了阿特巴萨尔县和图尔盖。关于他，我打算稍后再讲，因为沙里波夫经历的事件就像传说……

我顺利地和阿克莫林斯克取得联系，并获得从鄂木斯克集中营出来的拜马加姆别特的消息。很多生病的同志死在集中营。一些健康的人成功逃出来了，其他人被送往远东。巴肯死了，鞑靼人哈菲兹也死了。

 

再说图尔盖阿拉什汗国

 

1918年3月，在伊尔吉兹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时间不长。1918年六月初，捷克斯洛伐克的叛军在西伯利亚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奥伦堡哥萨克长官杜托夫率领部队从图尔盖到达伊尔吉兹，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四五个月后，大约在十月，在伊尔吉兹再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中最活跃的组织者是教师拜缅·阿尔曼诺夫和基谢廖夫同志。

在这之后不久，然吉利金同志通过里海，抵达阿克秋宾的前线。跟随驮着武器，弹药，战备物资的骆驼驮运队，他穿越阿代沙漠，把武器送给红军，然后和一个小支队到达伊尔吉兹。

然后，一部分部队在阿尔曼诺夫的领导下从伊尔吉兹前往图尔盖，并在那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图尔盖阿拉什汗国转移到一个偏远的村庄，并且于1919年3月开始与图尔盖苏维埃政权谈判。

“现在，我们同意服从苏维埃政权，— 阿拉什汗国人说的。— 因此，请允许我们带着自己的部队及武器进入城市……”

然吉利金在伊尔吉兹。他和同志们商议后，接受了阿拉什汗国的提议，并召见了其首领之一阿赫梅特·拜图尔孙诺夫。

傲慢地端坐在自己枣红黄斑马上的阿拉什汗国人把特马克的帽耳往里掖着，带着狡黠的笑容使着眼色来到了图尔盖并开始悄悄地安顿下来。他们把自己的人弄进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编制。军事委员助理按照他们的首倡委任了卡里姆·托克特巴耶夫。杜拉托夫和耶斯普洛夫负责社会-政治工作。当拜图尔孙诺夫和然吉利金去了莫斯科，阿拉什汗国掀起暴动，宣布图尔盖是“自己的”，由然吉利金任命的军事委员阿曼格利德·伊曼诺夫及其忠实的朋友们被关进监狱。

很快，在武装到牙齿的高尔察克分子的冲击下，红军游击队撤离库斯坦奈，来到了图尔盖。

红军游击队的出现给图尔盖的苏维埃政权带来了希望。塔兰指挥官和十个忠实的同志首先到达图尔盖。阿拉什汗国人立即枪毙了塔兰和他的两位同志，而其他人被送入监狱。在此之后，阿拉什汗国擅长谈判和哄骗敌人的指挥官率队出去迎接塔兰的队伍。与塔兰的队伍的谈判开始了。游击队预感到灾难，产生了怀疑。但阿拉什汗国人坚定地说：

— 图尔盖在苏维埃政权手中。我们是苏维埃的部队。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谁，所以我们提防着你们。如果你们想进入图尔盖，就请交出武器。如果你们真的是红军，那么当你们离开图尔盖时，我们将归还你们的武器……如果你们不同意交出武器，那么我们不能放你们进入图尔盖。这是苏维埃委员然吉利金给我们的委任状……

塔兰的部队进退两难，把武器交给了阿拉什汗国。其指挥官立即被逮捕，解除了武装的部队甚至都没被允许进入图尔盖，就被赶往阿特巴萨尔。

紧接着塔兰的部队，热拉耶夫的红军游击队从库斯坦奈抵达图尔盖。热拉耶夫听说了阿拉什汗国对塔兰的部队做了什么，所以，当阿拉什汗国的部队出来迎接热拉耶夫的时候，遇到热拉耶夫的枪林弹雨。阿拉什汗国人四散而逃。图尔盖阿拉什汗国在撤退时杀害了阿曼格利德·伊曼诺夫和他的同志们。热拉耶夫占领了图尔盖，储备了必须的食品后，去了已经有苏维埃政权的伊尔吉兹，并加入红军部队。热拉耶夫离开后，阿拉什汗国返回图尔盖并开始组建军队。1919年5月，阿拉什汗国的部队抵达伊尔吉兹，当时那里有人数不多而且装备很差的红军部队。阿拉什汗国占领了伊尔吉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一些前伊尔吉兹执委会成员（例如：扎曼穆伦诺夫，托巴扎罗夫和苏吉尔巴耶夫）开始讨好阿拉什汗国。阿尔曼诺夫和基谢廖夫同志通过切尔卡尔前往前线，与正在战斗的红军汇合。

由于和伊尔吉兹的布尔什维克工作，与他们联系，阿拉什汗国人枪毙了八个哈萨克人。其中包括教师阿利缅和凯纳尔拜，铁匠莫尔达库尔等人。由于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图尔盖枪毙了十八个哈萨克人。

这些就是图尔盖阿拉什汗国的所作所为。这些就是他们崇高的领导人：

梅尔扎基普·杜拉托夫，阿赫梅特·拜图尔孙诺夫，耶利杰斯·奥马罗夫，捷利然·雄南诺夫，梅尔扎加兹恩·耶斯普洛夫，萨利姆吉列·卡拉季列乌奥夫，阿斯凡季亚尔·肯任，卡里姆·托克特巴耶夫及很多其他人……我不得不停下来讲讲图尔盖阿拉什汗国的血腥活动，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时期的情况……

 

又一次追捕

 

秋天快到了。一切都表明，高尔察克已经喘不过气来。村庄里开始出现强盗，特务，巡逻兵。

有一次，太阳落山前我们的村子受到惊扰。我们位于卡劳泽克盆地。我穿着哈萨克服装站在外面。东方出现两个笨拙地坐在马背上的骑士。他们跑到邻村，到了财主的毡房边，但没有下马。这原来是士兵。村里的居民立即聚集在他们周围。我也前往那里，想了解一下士兵带来了什么消息。这时，一个拿着库鲁克[77]的骑士从人群中出来疾驰向我这边。我认出是财主的放牧人 — 阿列什。他轻轻地晃动鞭子，示意我赶进回去。我装作在忙什么，在草地上坐下。

面色苍白，惊慌失措的阿列什赶上了我，顺便说道：

— 他们在找你！赶紧骑上这匹马去我们的牲畜群那边，去草原！

我骑上阿列什的马，手里拿着库鲁克，为了不引起怀疑，不紧不慢地朝财主的牲畜群跑去。

从远处看村子。太阳已经下山了，黄昏来临。士兵们从村里带了一个人，跟着错误的脚印从牲畜群边上驶过。

过了一会儿，阿列什骑马跑来找我，我又回到了村里。

在不安中过了一夜…… 士兵们在邻村过夜，那里有我们的亲戚，他们以前是仲裁法官和乡管理员。很快，有小伙子骑马跑来通知了相同的消息：士兵们要求交出萨肯！需要给他们贿赂。让萨肯去找钱！

我们开始商议。我的一位亲戚谁和来找我的小伙子一起去找富有的寡妇[78]，她也是我的亲戚，他们商量好后就回来叫我。他们决定给我交赎金。

我没有同意。小伙子疾驰而去，但很快又回来了，还是那个建议：“应该给贿赂，否则会很坏！”

我真地生气了：“如果你们要对外好，就别提贿赂！干这个就意味着出卖，出卖自己！……”

在那之后，调解人再也没有回来。我不敢在村里过夜，就去了墓地。晚上，我进入土坯墓地，跨过坟墓躺在角落里的草地上。

一大早，村子开始往山上迁移。

 

去往突厥斯坦的路

 

天气转冷了。偏远的村庄开始经过戈洛德草原往丘河的方向迁移。我也决定转移。需要找到同路人和马。这么远的路，这么艰难的季节，要找到同路人是不容易的。谁会离开自己的村子，父母，子女和妻子去陌生的边疆？只有那些追随政权，无法留在故土的人。

即便如此，还是找到了同路人。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马。我的父亲曾有一匹骟马，一匹种马和大约十匹怀着小马驹的母马。种马不太好，骟马很强壮。但是，这是父亲冬季外出打猎骑的唯一的马。我们没有钱买马。我们有富裕的亲戚，但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亲戚了，相反，在幸灾乐祸和嘲笑。然而，当你是“官员”时，当你有钱有势的时候，当你不步行，而是坐着汽车或骑着驿马后，你会有很多亲戚和朋友，还有马。当我逃跑后来到这个村子，亲戚里只有一个道列特别克展示了善良，并给了我一匹马。但马很瘦弱，年龄也小，不适合漫长的旅程。我陷入困难的境地，痛苦到极点，问富有的亲戚要马。我没有去找穷亲戚，因为他们也几乎没有马。我的童年因为没有大车受过多少屈辱！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被送到乌斯宾斯克工厂学习俄语。我的父亲把我放到骆驼上，坐在阿基利杰克背后，阿基利杰克是我们的亲戚赖斯的弟弟。我骑骆驼回家的时候或许坐在赖斯，或杜肯的后面，杜肯是去工厂接儿子的。

我获得了乌斯宾斯克俄罗斯-哈萨克语学校罗曼·尼古拉耶维奇·斯克良金老师给我的奖状，就去了阿克莫林斯克。暑假时我有时坐我们村的商人长腿奥马尔的装货的大车返回村子，有时坐我们村的小商人萨德克·扎曼诺夫的大车，他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往乌斯宾斯克工厂运送各种杂货，有时坐商人萨尔凯的大车，他来自相邻的索兰乡塔拉克特家族……

去阿克莫林斯克我还坐过陌生人的大车。去鄂木斯克也是。工匠穆哈梅占·曼纳瑟波夫用自己的“金身”大车带过我，用自己的大车带过我的还有科扎姆别尔季·萨尔先诺夫，他是阿克莫林斯克县萨雷陶乡的，来自通加塔尔家族。甚至在1916年，我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并“成人”后，富有的亲戚也没有给我马，就算到最近的镇。而他们的马群在草原上吃着草。只有一个不算富裕的亲戚伊布拉吉姆别克的孩子把自己的红斑马给了我……

如果自己强大 — 你就既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马。如果你是穷人，那么你就既没有亲戚，也没有马。

“如果自己穷，那么你的父亲也是陌生人”，“如果你求陌生人，那么他会把箱子的钥匙给你……”谚语是这么说的，非常适合我的处境。

最后，我骑上了父亲的短尾红马。我的同路人没有找到马，我就决定一个人通过戈洛德草原。

后来我听说，来自阿尔泰的熟悉的，来自阿克陶乡阿尔根大家族的一个分支的小伙子，准备迁移到丘河那边过冬。我就和这个人说好一起去。

父亲和另外两个亲属为我送行。

四个孤零零的小房子，四个单薄的农户准备独立迁移，穿过戈洛德草原，翻过山峦，穿越沙漠。

萨雷阿尔卡的山就像饱经世事的老人的脸，愁眉苦脸，曲折而深的皱纹。山后面是丘陵，高原。当你从旁边走过时 — 就开始了没有了树木，没有了草的死亡的草原。

有四五个用骆驼驮着窝棚的人来到我们孤零零的村子。这些小伙子我们都认识，来自塔拉克特-马季别克，阿克别尔根和其他家族。他们是去阿克莫林斯克找乡长提交申诉书的，但没有达成目的，现在返回。我们很快就互相熟悉了，找到了共同语言并亲近起来。他们都是很直爽，和蔼和勇敢的小伙子。他们告诉我阿克莫林斯克的很多新闻。

现在，我们准备沿着以前村庄迁移的路线前进。对于孤单的旅行者，戈洛德草原的道路不安全，那里有很多强盗和小偷。

这是晚上。我睡在土坯房里，而我的父亲在毡房里。半夜，我被科什金拜叫醒，他是村主人的儿子。

— 怎么回事？— 我揉着眼睛问道。

— 嘿，起床，有趣的事情！一个哈萨克人，另一个，可能是俄罗斯人，在邻村过夜。他们从巴尔哈什来，是俄罗斯军官的向导。现在他们要回家了，— 他低声说。

几天前，有十二名全副武装的俄罗斯人经过这里，他们大部分是军官。他们在巴尔哈什停了下来。这两人陪同了他们。他们骑马来到村里，马的烙印是舒贝尔特帕拉·阿格拜。马具是银质的。搭在马鞍上的袋子装满东西。显然，他们是带着从村里抢来的战利品返回的……

我立刻想起，也有十二个俄罗斯人经过我们村。他们中的一个是女人。人们说，他们都应该是军官。还有人说，他们夺走了我们六七匹最好的马。

破晓…… 科什金拜建议我到邻村，问过夜的外来人“检查证件”。

我，科什金拜和另外两个小伙子出发了。

村庄苏醒了。阴沉的秋天。聚到一起的哈萨克人像乌鸦似的吵嚷着。我们走进向导过夜的木屋。我立刻认出被称为“哈萨克邮递员”的人。这是蓝眼睛的拉希姆然，他来过阿克莫林斯克的监狱，并给我们带来报纸。另一个人我也认识，这是来自乌斯宾斯克工厂的鞑靼人包耶坚。但他们不认识我。交谈开始了。我很快明白，眼前的哈萨克人想拿走为数不少的赎金。

包耶坚在我面前装成懂一点哈萨克语的俄罗斯老爷。我也做出相信他的样子。

当地的乡村教师来了，问“老爷”要证件。他们展示了证件。站在老师旁边，我越过他的肩膀往纸上瞧。那上面写着，要对这两个人给予各方面协助。证件下方的签字是：“某某上校……阿德尤坦特……”

包耶坚尽量掩饰着自己的不安，有时用俄语喊几声：

— 马准备好了吗？

但是没有马……

拉希姆然请我出来，把我领到一边。

— 我现在才认出来，您是茹马卡斯，— 他开始说。— 您，原来，是我们的亲家。我是斯坎季尔·卡尔佩穆拉托夫的近亲…… 天哪，我们见面了。请帮帮我，这个村袭击了我们。我们陪同几个老爷去巴尔哈什。在返回的路上停在这里，我们的马在夜里被偷了，东西都没了，所有的马具，所有的食品，他们甚至不给我们大车。这是个强盗村么？虽然您来自卡尔卡拉林县，但他们听您的话。请跟他们说，请把东西还给我们吧…… 听说，不久前我们的亲戚谢弗拉来过这儿，请带我们去找他……

— 哪个谢弗拉？— 我问道。

— 您认识谢弗拉，萨肯的父亲吗？…… 萨肯认识吗？…… 我和他曾是朋友。他现在从监狱出来了，去了突厥斯坦！

半小时后，我弄到了拉希姆然的鞍囊，他的部分东西，马具，并把他送到邻村，我父亲待着的地方。他们来时骑的马没找到。马的主人不是很伤心，因为马不是他们个人的。再说东西也属于哈萨克村民。

包耶坚在路上承认了他是鞑靼人。

毡房里是村子的主人，我的父亲也在那里，聚集了大约十五个人：拉希姆然，包耶坚，马季别克和其他人。

打拉希姆弹奏着冬不拉，看着我说：“茹马卡斯亲家！”。

坐在周围的人扭过脸去，悄悄地笑着。拉希姆然没有注意到任何可疑的地方。

— 可怜的萨肯，这才是冬不拉琴手！— 他感叹地说。— 在阿克莫林斯克，我和他一起去喝马奶酒。喝着马奶酒，他拿起冬不拉，弹着琴，唱着歌。多好啊！

马季别克邀请道：

— 是吗，给我们唱一曲萨肯唱过的歌吧。

— 是啊，是啊！来吧，唱吧！— 其他人附和道。

拉希姆然很满意。

— 好吧…… 萨肯喜欢的歌，是俄罗斯人耶戈尔的女儿写的，耶戈尔生活在哈萨克京纳利家族。这首歌叫做“杜达尔”。他还爱着“祖尔基娅”。

拉希姆然邀请大家歌唱“杜达尔”。

玛丽娅是耶戈尔的女儿。她满十六岁的时候，她爱上了哈萨克人杜达尔并写了这首歌……

 

我是耶戈尔的女儿，名叫玛丽娅，

虽然，我刚满十六周岁，

我告诉你们，我的朋友们：

我为爱上哈萨克人杜达尔自豪。

 

杜达尔-杜达尔，

我为你而生，

哦，我亲爱的朋友，

杜达尔-杜达尔……

 

图希库利亚的水照在眼睛上，

紫貂帽子戴在黑色的鬓发上，

杜达尔，哦，杜达尔，快来吧，

化解我的悲痛，驱散我的恐惧！

 

在白色的纸上，写下诺言！

另一个已经跟我说了实话。

我能否与不喜欢的人离家出走？

玛利亚为你的爱而活！

 

我等，我渴望的人，我等，杜达尔。

我的心在忧郁。你在哪里？来吧！

我要搂着你的脖子拥抱你。

你不喜欢 — 你可以砍掉胳膊！

 

我的名叫玛利亚，是耶戈尔的女儿，

一个人，杜达尔，只有你能帮我！

啊，如果你为了别人离开我，

就让坟墓的夜掩盖我吧！

 

已经晚了，可你还没有飞奔过来，

不幸笼罩着我们的爱情！

上天保佑你远离凶恶的仇人！

快点回到我的身边，直到永远！

 

杜达尔-杜达尔，

我为你而生，

哦，我亲爱的朋友，

杜达尔-杜达尔！……

 

— 萨肯就是这么唱的！…… — 他说着扔下冬不拉。

第二天，拉希姆然，包耶坚，我的父亲 — 都动身回我们村了。我们顺路去了马季别克的亲戚 — 谢杜阿利的村子，马季别克是著名的勇士拜科扎的孙子。我们和他坐了坐。在毡房里生着火，坐着大锅，马季别克和谢杜阿利交谈。在旁边的支架上，金雕缩头蜷身地坐在黑褐色的狐狸爪子旁，那是它的战利品。谢杜阿利，发黄的牙，留着小尖胡子，询问着关于阿克莫林斯克，关于战争，关于白党分子和布尔什维克。

— 布尔什维克在所有的地方都战胜了高尔察克。现在，大概，阿克莫林斯克也已拿下…… — 马季别克说道。

谢杜阿利突然忧愁起来。

— 如果布尔什维克占领了阿克莫林斯克，那么，告诉我，谢弗拉的儿子又出现了吗？他是一个堕落的罪恶的人。难道会重新出现吗？！

马季别克悄悄地踢了一下我的脚，示意我提防点，但我没忍住：

— 尊敬的族长，谢弗拉的儿子在哪些地方罪恶和堕落了？

谢杜阿利浑身一哆嗦，指着我问马季别克：

— 这是谁？

— 我来自托克家族…… 萨肯的亲戚，谢弗拉的儿子。

— 如果你是亲属，那么应该知道，他为什么罪恶。当他掌权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近亲，族长比塔巴尔，赶出阿克莫林斯克委员会…… 他怎么能不算罪恶，如果在一天内让十八个女人离开自己的丈夫？他不向神祈祷，并确信，先知穆罕默德是个和所有人都一样的人！

我们离开了，我没有对谢杜阿利说，我是谁。

— 他对你说出这一切，是因为没认出你，— 马季别克笑着指出。

那好把，不知道就好！

 

在戈洛德草原上

 

渐渐地，变得稀疏了，萨雷-阿尔卡的绿色草原消失了。浓密的针茅逐渐消失。出现了灰色的艾蒿，矮小的，灰溜溜的带刺的风滚草，干枯的猪毛菜灌木。高地上有很多石头，凹地上光秃秃的，含盐…… 没有一个活人……

我们缓慢地在这片灰色的海洋中前进。十头骆驼驮着四个毡房及用具。村子的女主人骑在马背上带领着驮运队。在骆驼上坐着裹着瘦袍子的老太太和孩子。一串孤零零的驮运队有节奏地摇晃着，走在寂静的灰色海浪似的荒漠上。他们就像鹅群，游在无边无际的大海的灰色浪花上。骆驼旁边有三个骑着马的女人。四条狗时而跑到前面，时而落到后面，围着驮运队奔跑。村子的主人和自己的孩子赶着马群。马群后面，穿着破罩衫和皮袄的白脸蛋小男孩赶着三岁大的羊群。在驮运队前面骑马行进的是我，马季别克和五六个骑士。

没有一个活人…… 戈洛德草原没有边际。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是一样，后天也是……

我们在“盲”井里过夜。片刻就弄好了住处。搜集了像火药一样易燃的猪毛菜。还努力从废弃的井里弄到水。尝到水的味道，谁也没皱眉，没抱怨，它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茶水很快开了。肉也准备好了。我们的马咯吱咯吱地咀嚼着艾蒿。羊和骆驼在村子周围吃草，直到黄昏。夜里，四个毡房像被遗弃在无际而荒凉的草原上的四块煤。我们一边把猪毛菜扔进火里，一边紧紧围在篝火周围并进行漫长的聊天。我们演奏冬不拉，手风琴。两个小女孩在唱歌。有时在篝火的亮光下打牌……

我们两次击退了试图窃取我们的马的盗马贼。

马季别克在前面走，希望能找到村子。我和他一起前进。我们五个骑士和骆驼带着毡房和两袋面粉。

我们一直走到晚上，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人住的地方。马季别克的小伙子们赶着马向前冲，攀上每个高地，从那里可以更快地看到村子。但没有村子，而马完全精疲力尽了。

— 我的天，难道萨雷-托兰格[79]附近没有村子的迹象！— 小伙子们一边赶着马一边惊呼道。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翻越了垅岗，在垅岗后面是断崖和深渊。这种深渊，就被称为萨雷-托兰格。周围是些不知名的植被，它们只有在戈洛德草原才能见到：“穆日金”，“图伊耶卡伦”（“骆驼肚”），“伊齐格克”和一些和它们类似的草和灌木，它们的名称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我们停留在了凹地的边缘。

— 这地方总会有游牧村落落脚的，— 马季别解释道。— 如果昨天有人在这里过夜，那么它们的篝火余烬应该还没有最后熄灭……

我们下了马，开始寻找营火的迹象。马季别克的弟弟巴特尔别克发现了红色的炭。我们都聚集到这堆篝火边。

我们在这里留下过夜。夜里，我们把马腿绊住，安置好毡房，收集了猪毛菜，在毡房里生了火。

牧人绥因季克，是个突眼珠，宽脑门，黑头发的小伙子，他带来了水。我们支起了三脚架并开始做面汤。

我的同伴们每年冬天都是在丘河河畔度过的，他们对这里的每个小丘，每口井都了如指掌。他们在最黑暗的夜晚都不会迷路，能找到水和宿营地。

在毡房里度过一夜，清晨，带着马去“盲”井饮水，然后继续赶路……

在萨萨雷阿尔卡，我的暗红色的马吃的是绿色的，柔软得像丝绸，好闻得像麝香，可口多汁的草 — 别捷格（羽状针茅），塔尔劳，绿艾蒿，黑艾蒿，三叶草，比代厄克（冰草），科杰（远东羊茅），米亚（甘草），以及很多其他奇妙的草。

在戈洛德草原上没有这样的饲料，这里的草很稀疏，单一，干燥，坚硬，多尘。

萨雷-阿尔卡的水几乎永远是淡水，干净而透明，而且非常多。而这里很少会见到水，而且味道也不是很好。

由于缺乏好的饲料和水，我的马很消瘦。傍晚，我抚摸着他的额头和鬃毛，他嗅着我重重地叹气。它悲伤的眼神把我也弄得很悲伤…… 我抱着它光滑的脖子，把脸贴到他的嘴唇上…… 我最亲近的同志，最亲近的朋友，自从我离开家乡后，— 就是我的马了！我献给它一首诗。

 

你在叹什么气，我的马？

你筋疲力尽了吗？

很多天我都没从你背上下来。

或者，你懂得我的理想

你在想念父亲的牧场？

我的红马，

你成了可怜人的同志，

我和你在一起不孤单了。

你看到了吗，我的眼泪流到脸上？

阿尔克，我多么想念你！

但我心中的火还没有熄灭，

我对你发誓，红马，

阿尔克：

你会高兴地嘶鸣，

你会回到你的马群，

幸福的一天会到来。

 

在一个凉爽的日子里，我们顺路爬山小丘，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叫起来！我们看到小丘下广阔的平原上有马群。

马季别克的人立刻认出了这是谁的马。

— 这是滕内斯的马！

— 是的，是的，滕内斯的马！

我们欢呼雀跃。出现了两位骑士。

— 这是财主本人！

— 是的，这是滕内斯本人！— 马季别克的人高兴地呼喊着。

来人当中的一位身着褐色的旧衣服，肩上是库雷克，想必，是个牧人。财主本人骑着肥壮的全身黄褐黑鬃黑尾的马。他不紧不慢地走过来。他穿着黑色皮衣，戴着狐狸皮的特马克，脚穿黑靴子，腰上围着镀银的皮带。

马季别克的人下了马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原来，滕内斯的长子最近去世了。

滕内斯带着我们去自己的村子。旁边有马群经过。财主的马大约有六白匹。马的毛色都是惊人的黄色，而尾巴和鬃毛是黑色。

在丘河越冬的村子组成七个乡。其中五个 — 塔马，扎加尔拜雷和两个塔拉克滕人的乡 — 他们来自阿尔根家族。滕内斯是两个塔拉克滕乡里最富有人。在塔拉克滕的村子里马很少，真正富有的财主是没有的。财主中的大户就是塔马，阿尔申，扎加尔拜雷的五个乡。

我们停留在财主滕内斯家。里面的装饰不是特别豪华，没什么吸引注意力的地方。游牧人家中的摆设通常并不太好，就和那些放羊的人家一样。游牧人的生活方式不能和阿尔克的财主们相比，比如努尔马加姆别特老爷，或努拉雷的孩子们 — 奥尔扎拜和巴尔雷拜。那些人是贵族出身，他们延误繁重的劳动。

在滕内斯村里我们分散开了。马季别克的人走自己的路，我们和马季别克孙子辈的外甥巴特尔别克，赶着马寻找巴特尔别克亲家的村子，一直到晚上。我们终于找到了，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来到马季别克的村子。

这时我们后面的村子也跟上来了。我开始寻找科什金拜，但他不知去了那里。

村里有四个不怎么好看的毡房。三个是贫农的。只有村里的头领家还算是中农。

在阿克套，奥尔塔，阿塔苏生活着哈萨克阿尔泰家族，他们本身也属于阿尔根家族。人数众多的阿尔泰人占了十二个乡。在数量上和势力上，仅次于阿尔泰人的是卡尔佩克人 — 他们分布在九个乡。

这个友好的村子的四个毡房属于克拉萨夫奇克·瑟兹德克。在两个塔拉克特乡，名为瑟兹德克的有很多。其中两人是富人，并广为人知。第三个瑟兹德克，虽然是个穷人，但也是名人了。所以，为了区分这三个瑟兹德克，人们给他们额外起了绰号。

在富有的瑟兹德克当中，有一个长着大黑胡子，宽脸，不同色眼睛的人。人们称他黑棕瑟兹德克。第二次财主瑟兹德克是一个瘦弱的，有点驼背，无力的人。人们叫他宽襟瑟兹德克。而第三个，穷人瑟兹德克，绰号叫无马瑟兹德克。但是有些人考虑到这个绰号有点贬低人，就称他克拉萨夫奇克·瑟兹德克。当然，他本身更喜欢这个绰号。

人们习惯了这些绰号就不叫他们的名字了，就这样叫做黑棕，宽襟，克拉萨夫（译者注：美男）。

关于科什金拜，我问的正是这个克拉萨夫。他微笑着悄悄回答道：

— 他去找好羊了，准备做午饭。

这个瑟兹德克实际上就是个美男，很神气。遗憾的只是胡子太短，太少，太嫩。可以看出，他也在关注自己，精心侍弄脸蛋，揪起不是很挺拔的头发，用镊子拔眉毛，而镊子总是在他的口袋里。虽然他是个贫农，但他试图尽可能穿得更优雅。他头戴狐狸皮护耳帽。脚穿带有套鞋的软底便鞋。身穿着厚呢子长衫，长衫下面是薄外衣。裤腿不塞入靴筒里。长衫和外衣之间穿着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保暖的不太显眼的，破旧的，打了补丁的库皮。克拉萨夫奇克把破衣服藏了起来，就像雌鹌鹑藏自己的窝。

我和克拉萨夫奇克骑马去奥伦拜的村子。天气很冷。我穿着哈萨克服装，阿尔根羊羔皮的帽子，驼毛库皮，毡靴，半毛半棉的裤子，库皮下是类似羔羊皮男外衣的短皮外衣。简而言之，我穿得很暖和，虽然羊羔皮的帽子不适合寒冷的冬季。但尽管如此，我暂时还没冻僵。我看了克拉萨夫奇克一眼。他的腰部显得更瘦了，但克拉萨夫奇克没有摆出很冷的样子。寒冷我能体会到，我完全看出来了。克拉萨夫奇克胯下是他唯一的瓦灰色马，瘦而肌肉健壮，紧绷，就像晒干的葡萄干，它的力量也许只够一次跳跃。瓦灰马拱着背迈着步，就像一头饥饿的狼。克拉萨夫奇克冻在马上，他的脸被冻得发红，睫毛打着战，但他能克制住。

“可怜的家伙！也许在我们要去的村里住着让他不得不这样做的人”— 我想着就说道：

— 有趣，奥伦拜村里有漂亮的姑娘或漂亮的少妇吗？

克拉萨夫奇克轻拍了一下自己的马，目光闪烁。

— 姑娘没有，但少妇嘛……

就这样，这个那个地聊着天，我们来到了奥伦拜村。奥伦拜本人的毡房旁边有个灰色的毡房，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黑眼睛，戴着装饰着珍珠的白色头巾。

迁移通过戈洛德草原的村子，几乎全年都在毡房里渡过，只有冬季的两三个月待在丘河边的窑洞里。所以，他们的毡房很小，适合无休止地迁移。由于小毡房内不断生火，里面的人就老是被笼罩在黑烟中，人就黑了。只有一些有钱的财主夏天在萨雷斯河畔搭起白色毡房。生活在阿尔克的人根据毡房的样子立即就能认出“丘”河人和“荒漠”人。

我们和女人打了招呼，下了马，女人接过缰绳。

— 奥列肯[80]在家吗？— 克拉萨夫奇克问道。

女人肯定地回答了我们，邀请我们进入毡房。奥伦拜原来很胖，浅黄色的脸。他坐在火边，往悬挂着的锅下面扔着猪毛菜。

往火锅里迅速加入了煤块。大锅里放着肥羊肉……

在整个哈萨克斯坦，我都没有尝过像戈洛德草原上的这么鲜美的肉，要知道，这里的牲畜能吃的草很少。

……就这样，穿过整个戈洛德草原，我们来到了一大片在丘河谷越冬的村庄。现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些哈萨克过冬者的生活特点。这里的生活较有代表性的要数阿尔根，克列，乌亚克家族。我再说一遍，在这里，我住在塔拉克特家族，是阿尔根家族的分支之一。塔拉克特人拥有超过两千个毡房，他们分布在两个乡 — 索兰和科塔斯。这也是萨雷-阿尔卡的山的名字。塔拉克特人经常在阿尔卡山上过冬，也经常在丘河过冬。我们乡的阿尔根大家族的代表分支是卡尔佩克，托卡和延年。

所有这些分支的代表都是彼此近亲的亲戚。大家都有一致的习俗，共有的土地，而且日常生活大体上也是一样的。但是在丘河过冬的哈萨克人有一些性格上的特点，关于这点我想说说。

 

乡长乔凯

 

在无趣而寒冷的一天，我们两个人从克拉萨夫奇克来到由三个毡房组成的阿克别尔根村。下了马，把马栓到毡房旁，问候着进入阿克别尔根家。

在火架上挂着大锅，下面快乐地燃烧着猪毛菜。在这种苍白，寒冷，阴沉的日子里需要的只是火和肉…… 年轻女人小心地生着火。从沸腾的大锅里飘出羊肉的香气。篝火边坐着阿克别尔根，他用大锥子挖着什么。在体面的位子上，就像扎进地里的木桩似的，端坐着一位威严而年迈的人。阿克别尔根跳起来扑向我们并说道：“欢迎光临！”

我们坐了下来。尊敬的人拉长声音，懒洋洋地和我们打招呼。克拉萨夫奇克和阿克别尔根互相用意味深长的笑容示意，而我则仔细地端详这位尊贵的客人。他的脸有些长，苍白，鼻梁笔直。他穿着棕色的库皮，领子是狐狸腿上的皮做的。头上戴着破旧，肮脏的狐狸皮特马克。他明显是在摆架子，眯缝着眼，长期地闭着眼睛坐着。

“原来，在戈洛德草原上也生活着这样的老爷，就像努尔马加姆别特！”— 我想。

— 这个年轻人是谁？— 尊贵的人问道。

— 您的有名的儿子萨肯！— 阿克别尔根说道。“老爷”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眯缝着眼睛拉长声道：

— 是他吗？！— 他又在我们面前摆了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姿势。

— 这人是谁？— 我问阿克别尔根。阿克别尔根微微一笑，回答道：

— 他是我父亲的亲兄弟，在乡里的草原上有名的……乔凯。不久前，我从阿克莫林斯克带回了关于任命他为乡管理员的命令。今天才把这个命令授予他。我现在正在做乡里的印章……

阿克别尔根给我看用锥子弄了个窟窿的小圆块。现在我也了解了情况。

— 乡长，让萨肯读您的委任状吧，— 阿克别尔根建议道。

“乡长”缓缓地从口袋里取出文件并把它交给了我。我展开一看，有印章和俄语文字。阿克莫林斯克的某个法官传唤某个人来审讯。日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了。我疑惑地问阿克别尔根：“这是怎么回事？”

— 这是县里的长官任命乔凯为乡长的命令，— 阿克别尔根回答我道。

— 请读出声来！— 乔凯命令我道。

乔凯开始骄傲地环视四周，一会儿瞧瞧阿克别尔根，一会儿瞧瞧克拉萨夫奇克，一会儿看看我，没有找到让自己快乐的地方。

— 祝贺您被任命为乡长！— 我一边交还文件，一边说道。

乔凯叠起文件，爱惜地将其藏进口袋里。这时传来马蹄声，一个骑士来到毡房。一分钟后往毡房拖来一只肥肥的两岁大的黑绵羊。

— 来吧，乡长，请念祝福祈祷文吧！— 来人对“乡长”说道，并张开手准备祈祷。

乔凯傲慢地看看我，克拉萨夫奇克，阿克别尔根，肥羊，转而又看肥羊，就举起双手祈祷。小伙子麻利地屠宰了黑羊，然后和女人开始收拾羊。

— 你把自己最好的羊给了乡长不会觉得可惜吧！— 克拉萨夫奇克对阿克别尔根说道。

阿克别尔根笑着回答道：

— 不可惜，这是乡长请我们的。黑绵羊 — 这是给我的礼物，县领导的一纸文件任命乔凯当上了乡管理员。这可是我带来的文件！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

— 你的乡长多么慷慨啊！— 克拉萨夫奇克赞叹地说，从他的声音中能听出由衷的羡慕。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猎人抓住深红色的狐狸后，把它放在洁白的新雪上收拾，另一个枪法好的射手射中巨大而肥胖的赛加羚羊，而第三个人羡慕地看着前两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克拉萨夫奇克现在显然处于这种状态。他是个赤裸裸的贫农，虽然是个很能干，精力充沛的人。他很英俊，但英俊和面包不可兼得。命运赋予他漂亮的外表，但没有给他财富。而阿克别尔根很富裕，他的牲畜也够，但命运让他吃上乔凯的肥羊。而毡房里的克拉萨夫奇克却只能喝没有调料的汤……

正在炖肉，我们有说有笑。羊的肥膘有三根手指那么厚。羊皮下的液体脂肪被收集到木碗里。

阿克别尔根拿着“印章”烤了烤，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吹了吹烤过的印章，就盖在纸上。

— 看，乡长的印章做得不错吧，是不是？— 他展示着被盖了章的纸问我。

确实，印章很好。首先，它很容易拿在手中，印痕上小而漂亮地刻有“乡长乔凯”。

— 好么？—“乡长”问我。— 是的，非常好！— 我回答道。

— 现在一切就绪？— 他问阿克别尔根。

— 一切就绪！— 阿克别尔根回答道。

“乡长”看了纸上的印记，把印章拿在手中仔细观察着，郑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印章包裹在其中，并把它放到胸前的口袋里。

— 现在，我向您表示祝贺！— 阿克别尔根对乡长说道。

— 祝贺您！— 克拉萨夫奇克也赞同道。乡长没有改变自己的姿态，意味深长地回答道：

— 就这样吧！— 就眯起了眼睛，仿佛沉醉在甜美的想象中……

我笑着感叹道：“戈洛德草原啊，原来，你还有这样的孩子！”

阿克别尔根偷偷地从乔凯那边对我使眼色：

— 萨肯，你远道而来。你们那边可能也听说过乡长的两匹赛马吧，绰号为阿克拉克 — 小白山羊，和别斯克尔卡 — 五座山。

— 是的，是的，由此我知道了你们的乡长。他的两匹赛马的大新闻也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我对阿克别尔根赞同地说。

乔凯睁开眼睛盯着我：

— 关于阿克拉克或别斯克尔卡还听说什么了？

— 您的阿克拉克更受欢迎！— 我答道。

— 是的，没错！阿克拉克是很幸运的马，但别斯克尔卡马会胜过他！—“乡长”修正道。

阿克别尔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 现在乡长骑着别斯克尔卡来了。你又是马的行家。我们吃了肉以后，你看看去，说说它的优点！

— 也想看看阿克拉克，大概，它现在还好吗？— 我回应道。

— 很遗憾，不好。整个夏天勇士布延拜[81] — 乡长的儿子都骑着它，没有给他休息的机会，— 阿克别尔根解释道。

— 难道著名的勇士 — 是乡长的儿子？— 我很好奇。

— 那还用说吗！— 阿克别尔根兴致勃勃地确认道。— 如果他对谁发脾气了，就会偷走谁的所有牲畜，不管在什么地方！

— 勇士的名字总是与众不同，比如，塔尔根，卡姆巴尔，阿尔帕梅斯，赛恩。而布延拜听起来有些粗鲁，— 我指出道。

乡长睁开眼睛解释道：

— 在维辛家族曾有一位著名的盗马贼布延拜。当我们的村庄到达丘河时，他就像一只饥饿的狼袭击了我们，让人们恐慌。我相信这是个征兆，就给儿子取了他的名字！

丰盛的午餐后，我们出去送乔凯。别斯克尔卡原来是一匹不怎么样的黑红色马。

乔凯严肃地骑上了自己的工作用马，就离开了。

我和克拉萨夫奇克笑了，并开始询问阿克别尔根。

— 难道他把这头肥羊送给了你？你不为欺骗而羞愧吗？你还说，他是你父亲的亲兄弟。

阿克别尔根大笑起来：

— 这有什么可羞愧的，他很富有…… 如果我不吃他的羊，也会有别的人这么做…… 他就是为此而生的，就是这种人…… 但他很狡猾，就像霍贾·纳瑟尔[82]！— 阿克别尔根继续说道。他的儿子安静，胆小，而他父亲故意说谎，把他说成小偷，大力士，勇士。他想让人们不敢去碰他的牲畜。他把自己的马称为赛马也是诡计，意思就是，他儿子 — 勇士，臭名昭著的小偷，并且他骑着的马 — 是赛马。

我困惑不解，就问：

— 他哪里狡猾了，如果他被骗，还把这只肥羊奖励给我们？……

— 他不是那种老实人，他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回去的。春天去挨家挨户收集马肉肠，肥羊腿，作为给乡长的税和款待。

— 去年，他到阿尔特拜家收钱，我在场，— 克拉萨夫奇克开始讲话。— 阿尔特拜的红发妻子拿出马肉肠放到乔凯的马鞍上。乔凯带着这个香肠挨家挨户走，声明说：“从我成为乡长起之后的每一年，阿尔特拜都给我份子。而这个农户该给我的份子在哪呢？”

— 那什么样，满足他的要求么？— 我问到。

— 很多人满足他…… 有意思的是他自称是乡长，人们要对他好。

— 如果人们嘲笑乔凯，而乔凯嘲笑人们，这样就公平了！— 我指出道。

霍贾·纳瑟尔永远活着，原来，你也生活在戈洛德草原上！……

 

阿沙伊

 

有一次，我正坐在一个很多人的毡房里，传来马蹄声，有人来了，并把马拴在系毡房的绳子上。进来一个高大的红发小伙子。他的胡子很短，下巴尖上伸出红色的毛。他的衣服映入眼帘：红狐狸皮的新特马克，覆盖着蓝色条纹丝绸，红马皮的破旧短皮袄。腰上围着难看的布腰带，脚穿旧的短靴。手中的鞭子带有蚊子草包的鞭柄。

— 这是谁？— 我问坐在旁边的人。

— 有名的小伙子阿沙伊！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他的事…… 猎狗阿沙亚昨天抓到了一只狐狸…… 阿沙伊自己打到了野猪…… 在与土匪的搏斗中，他夺走了他的枪…… 去年，阿沙伊一个人战胜了十个强盗。首先是出其不意地把一个人从马上拉下来，绑了他，让妻子看着，自己抓起步枪，跳上马，追其余的人……

红发，强壮，结实的阿沙伊坐在我旁边。

— 听说，您的猎犬最近抓住一条红狐狸？— 我问道。

— 是的，抓住了。

— 真的是红色的吗？

— 在您看来，我的特马克上的狐狸皮是什么颜色？— 阿沙伊摆着头问道。

— 红色！— 我确认了。

— 那只狐狸比这只更红！

当阿沙伊离开的时候，把我叫出了毡房并说，是来认识我的。

— 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 他向我提议。

我同意了。

— 你跟我提到昨天我抓住的红狐狸。我用它给你做顶特马克，并盖上薄薄的丝绸。明天到我们村吧，我的房子就是你的！— 阿沙伊坚决地说道。

第二天我到达前，阿沙伊收拾了自己的小毡房，并铺上了新羊毛毡。他坐在火堆边弹奏冬不拉。

— 真可惜，科贝兹琴在迁移中弄坏了！— 他说道。— 我用它弹丘厄克拉斯的歌很好听…… 听说，厄克拉斯本人就弹科贝兹琴。他是个魔术师！— 阿沙伊欣赏着说。

阿沙伊的村子由四个可怜的毡房组成。阿沙伊自己的是灰色的小毡房。但值钱的在里面 — 红猎犬和狐狸皮特马克。薄薄的木质克别热[83]和一个破碎的阿布德拉[84]。歪在一边的三脚架，里面的大锅有点歪斜，茶壶被烟灰覆盖，绒毛褥子脏兮兮的，薄薄的。只有我们面前刚铺上的羊毛毡是新的。

阿沙伊认为贫困是很大的耻辱，因此他竭力展示自己的富裕。

阿沙伊的弟弟在他的毡房入口处，不比篝火高。他对待阿沙伊就像对官员似的，鞠着躬，带着崇高的敬意。

— 有人检查马群了吗，它们在哪个方向吃草？— 阿沙伊问道。

— 马在黑山沟吃草，我刚去过！— 弟弟回答道。

— 把萨肯的马带到马群！— 阿沙伊命令道。根据主人的语气来看，也许在想，他的马匹是足够的。但我很快发现，阿沙伊太夸张了，他的马群大约只有十匹小马驹和母马，并属于三个农户。

晚上，在村庄附近，我看到了一小群羊，大约有一百只羊。

— 看来，我们的羊太少了，— 我指出道。

— 不，不少。主要的羊群在我们的第二个村子！…… — 他回答道。

但我很快确定，他没有任何主要的羊群。严重的贫困让阿沙伊负担过重，侮辱了他的自尊，剪短了他灵魂的翅膀。

我和阿沙伊交了朋友。每晚我们都在篝火旁坐很久。阿沙伊讲故事：

— ……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村从黑沟往丘河迁移。我们的畜力不够，所以我们的毡房留在原来的地方，直到第二天。周围没有一个人。夜里我和妻子两人睡在毡房里。午夜从东面 — 阿尔克的方向传来马蹄声。我从床上跳起来，穿上靴子和库皮，通过门缝看到一群马，约有五六十匹，直奔我们的毡房。可以看到黑点似的人影，大概有十个人。我妻子也穿好了衣服。我猜盗马贼正在赶马。他们是从阿尔克过来的。马群从我们的毡房边上飞奔而过，当时有一匹马，累了，饿了，大概是盗马贼个人的马，由于长途奔跑疲惫不堪，就停在毡房附近。有人跑向它想把它赶走，但马绕着毡房跑，骑士在后面追。我透过缝隙仔细看，骑士背着枪。他在毡房边追马的时候，他的同伴离开了。当骑车通过我的门时，我从毡房里跳出来，抓住盗马贼的腿并立刻把他拖下了马。还没等他清醒过来，用拳打他的胸部好几下，拿上妻子的手帕，并将其塞进土匪的嘴里。捆上了他的手和脚，卸了枪，从他的衣襟里掏出子弹。我吩咐妻子看着盗马贼，自己跳上马背追赶马群。盗马贼的马原来很快很有力。“嘿！……” — 传来盗马贼的声音。我回应了，表示一切顺利，正在赶。

在他们跑的那个方向，有我们的托克陶尔家族。我一直希望，盗马贼能接近这些村子，所以故意不赶上来。又跑了一会儿，就要到我们的村子了。又有人对我说话。我仔细看了看马肚带就决定冒险。“抓贼！” — 我拼命地喊，马驰骋着，我朝天一枪。夜里的枪声传到很远。跑得好好的盗马贼吓得突然乱了阵脚。我朝一个盗贼的马开枪，那个人从马上掉了下来。

— 盗马贼在这里！来人啊，都上马！— 我开始大声叫。

村里传来狗叫声，听到人声。盗贼头也不回地跑了。这时我又开了机枪并打中两匹马。简而言之，这时人们从村里赶到，我抓到三个盗贼。然后又抓住了别人，只有三人逃脱。

马盗贼有十二个人。其中一个是托列茹苏普别克……

故事讲完后，阿沙伊拨动了冬不拉的琴弦。

— 不知他们说的对不对，厄克拉斯本人弹科贝兹琴的时候，骆驼能挤出更多的奶？— 我问道。

— 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 阿沙伊开始讲了，— 我们四个人，以萨特派为首来到厄克拉斯村…… 他的村子在丘河中的一个岛上，这个岛在高高的，茂密的芦苇中。从外面是看不到这个村的。我们走进厄克拉斯的毡房。他是精瘦，身材高大。萨特派和厄克拉斯拥抱，我们礼貌地握了他的手。

萨特派开始询问厄克拉斯周边村庄的比赛，我那时也酷爱科贝兹琴，就全神贯注地看厄克拉斯。他的姿势，他的整个外表在我看来，都相当不寻常。他很认真，看来，从来不笑。手指长，干瘦。他本人就是瘦高个。

毡房里聚了很多人。当人们都全部落座后，萨特派说，他很想听厄克拉斯弹奏科贝兹琴。

— 请给我科贝兹琴。我的儿子死后，就一直没有摸过它。但萨特派说，他很想听科贝兹琴，— 厄克拉斯说道。

厄克拉斯接过科贝兹琴。我，目不转睛，深情望着他。厄克拉斯做好准备后，拨动科贝兹琴的琴弦并开始拉琴弓。从他的手指尖溢出悠扬，悲伤的旋律，它抓住了人的灵魂。我的心加快了跳动…… 哭泣似的旋律就好像从天上倾斜下来。毡房里的人们都听呆了。科贝兹在思念，哭诉，大哭。当我从陶醉中清醒时，抬起头看厄克拉斯，我看到科贝兹琴的琴头仿佛和厄克拉斯的鬓角长在一起。他用双手让科贝兹琴哭泣，厄克拉斯本人也和着旋律哭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和胡子流下来。萨特派也低头哭了起来。我不敢动。厄克拉斯突然中断了科贝兹琴的哭泣…… 人们在长久的沉默中坐着，— 阿沙伊讲完了他这次的故事。

我没听说过厄克拉斯的科贝兹琴，但阿沙伊的故事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想象着丘河谷地上由四五个毡房组成的朴素的村子，在茂密的芦苇丛中…… 戈洛德草原被夜笼罩。河的上空遥远的星星闪耀着。高而茂密的芦苇围绕着毡房。微风吹来，芦苇摇曳着，沙沙作响，厄克拉斯的科贝兹琴以悠扬的哭泣声附和着。周围是黑暗的夜，充满了不幸和痛苦。血腥的沙皇时代之夜。

我的眼前长久地浮现出忧郁的，能深深感到人民的悲痛的厄克拉斯的形象……

 

经突厥斯坦回家

 

不少阿尔卡的盗马贼追赶着往丘河迁移的村庄偷马，但是同样地，“丘河人”的盗马贼每天偷阿尔卡的马。

有一个美好的日子里，盗马贼也没有忽视我 — 把我唯一的红马牵走了。

附近五个村的牲口都很完好。小偷给自己只选了我的马。我想，盗马贼偷一匹马不会走很远的。也许，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他。偷马的可能是本地的村民之一。

哈萨克人 — 赶牲畜的能手，而且他们偷牲畜的本领也不差。原来，那一天有个小偷在村庄附近四处寻找。但说，一个孤单的逃亡者，很难找到帮我寻找唯一的一匹马的人。当然，小偷在同一天晚上宰了马。现在已无可查证。每个村都由三四个毡房组成，都是一起偷的。谁会出卖自己人呢？外村人是看不到被宰的马的，因为村子之间的距离很远。在这样的地方，很难找到偷马的人，但更难在这里找到一个不偷的人。值得在这些村子寻找被偷的东西吗！？

我们尝试和那些盗贼对话，那个夜晚，他们在村子附近搜寻过，但是他们，自然，矢口否认。这些奸诈之人可能会故意散布谣言，转移注意力。

于是，在就要前往突厥斯坦的时候，我失去了我唯一的马……

我恳求奥伦拜借给了我瘦弱的三岁马，请了强壮的小伙子，我们就前我们的往富裕亲戚马格然的村子。这个村以前和塔拉克特家族相邻，属于塔姆乡。

太阳落山前，我们到达茹马季利德的富裕的村子，茹马季利德是马格然的长子。我们被领到大黑窝棚里，茹马季利德也来了。打过招呼，我们互相认识了。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这一天有白事 — 这一天得到马格然去世的消息。全村都在哀悼，我们想，这里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但茹马季利德得知父亲去世后，并没有陷入很大的悲痛，而是来和我们交谈。给黑窝棚拿来了大量的梭梭属并生起篝火。

傍晚时变得更冷了，刮起了风，下起了雪，暴风雪开始了。不过这倒不是特别令人不安，因为在窝棚里点着火。

在不大的桦木盘子里摆放了被油布盖好的炖肥肉。肉极好 — 肥肥的马肉肠，脂腰子，诱人的苏别[85]，肥腻的然巴斯[86]。茹马季利德也和我们一起吃。盛宴后，我们就躺下睡了。

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头隐隐作痛，就好像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头顶拽。夜里，雪花通过缝隙钻进窝棚并在我的头发上融化，而快到早上的时候冻住了。我不得不把头凑到火上。

喝过茶后，茹马季利德把我拉到一边并问道：

— 你对我有什么请求吗？

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迫切地需要一匹马。

— 好，— 茹马季利德没有多说一个字，就去自己的毡房了。

很快，我的同志进入窝棚并面带微笑地对我说：

— 来吧，马准备好了！

在外面，我看到我的瘸腿的三岁马套着缰绳，而旁边是一匹漂亮的红马。

寒风呼啸。土地被盖满雪。我身下的红马在跑，就像草原上的赛加羚羊。马屁股很清秀，就像兔子，鬃毛柔软光滑，眼睛明亮，又黑又大 — 漂亮的马。

我们顺路去找富裕的哈萨克人，门然，他是茹马季利德的亲戚。他的村子在丘河的另一岸。我们到这里后停了下来，我问他要马，但门然拒绝了……

两天后，给自己找到四名同伴后，我就去往奥利耶-阿图（现在的贾姆布尔）。我的同伴们 — 巴特尔别克，茹西普别克，拉希特和巴特尔·苏云季克 — 来自当地的维孙家族。巴特尔别克的妻子出生在这两个村之一。

他们来到已经覆盖了冰的丘河。寒风刺骨。天很晴，天空像镜子一样明亮：晶莹的冰霜上尘土飞扬…… 苏云季克拿着长柄斧头走到冰上，用力敲击冰面来检验是否冻得结实。他在芦苇丛中的冰上走了很长时间，直到找到了可以承受马和骑士的最结实和最厚的冰。苏云季克 — 充满活力的小伙子，黑得像生铁，矮壮。马不能在光滑的冰上走，所以苏云季克在要通过的地方撒上冻了一点的粪便和沙子。我们下了马，跟着苏云季克鱼贯而行。每个人一只手抓着自己的马的长缰绳，另一只手轻轻扶着地上的沙子。我们轮流在道上撒沙子。马在我们后面害怕地跟着，他们的腿在发抖。薄冰弹咯吱咯吱地裂开。

我们穿过了丘河，就像跨过西拉塔桥[87]。

河对岸是沙海，丘陵，茂密的梭梭灌木丛。在萨雷-阿尔卡之后，这里是特别蛮荒的。

傍晚，我们到达巴特尔别克的妻子的亲戚家，是奥利耶-阿图边缘上的村子。在这里，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很特别：地貌，牲畜，人们的穿着。我似乎看到另一个世界。梭梭丛中瘦脖子马在吃草，有点驼，大耳朵，大蹄子。骆驼的毛很稀疏，它们本身也又黑又瘦。村里的毡房是尖顶的，墙壁是垂直的。人们都穿着绵羊皮的皮大衣，缝线不匀称，胸部窄，长衣襟窄袖子。人们长得不好看，迎面看到人胆小，害羞，言语不清晰，就像在暗中说着什么不愉快的事。

但阿尔克哈萨克人也是这样，在当地居民看来我们大概也很奇怪。

在巴特尔别克的妻子的亲戚那里，我们待了两天，就又继续前进了。经过五天，我们到达奥利耶-阿图。

我一心想着苏维埃，但我们到达城市的时候已经晚了。我们在城市边缘的房子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主人带我们去找苏维埃的哈萨克工作人员。首先我们去了军人小伙子家。他的名字我没记住，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很端正，有教养。在公寓里我注意到很多报纸和杂志。当我讲了自己后，他很快穿好衣服，尊敬地送我们去找契卡（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译者注）的主任，精明强干的哈萨克小伙子日雷斯帕耶夫。从那里我们被送到执委会。我看到了习惯的陈设，我太想它们了，列宁和其他革命领袖的画像，我看到墙上激昂的口号。

执委会主席卡贝尔别克·萨尔莫尔达耶夫接待了我们。执委会成员之一立即被责成为我们准备一间公寓并创造适当的条件。很快大约五个城市工作人员邀请我们作客。

我们留在来自阿尔根家族的卡尔马加姆别特的公寓里，这个人有活力并很坦诚。

我为两位奥利耶-阿图的老师抄写了自己的诗《哈萨克青年马赛曲》，给他们唱了旋律。老师们兴致勃勃地开始练习。

每天我都读报纸上的消息。这些消息越来越让人快乐。我们知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终于被打败了，我准备回家了……

卡贝尔别克·萨尔莫尔达耶夫长时间说服我留下来在他们这里工作。

在委员会的发言中，我详细讲述了阿克莫林斯克的困难处境，请求放我回到家乡工作。根据卡贝尔别克的建议，穆斯林委员会决定保障我路上用的钱，交通，发给我委任状，授权我在草原上的劳动人民当中进行群众政治工作。

第二天，我在卡贝尔别克那里领到委任状和钱，还领了两袋宣传册，用于向百姓分发，领了武器，和两名民兵坐着官方的大车动身返回阿克莫林斯克。

卡贝尔别克相信我真诚的话，同时给了我很多帮助。当我到达奥利耶-阿图时，我没有任何随身的证件来证明我真的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人，来证明我是从高尔察克的监狱逃出来的。此外，我在奥利耶-阿图没有任何熟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被误认为是高尔察克的秘密间谍，正如发生在萨贝尔·沙里波夫身上的事。他从鄂木斯克逃跑，返回科克切塔夫，然后，经过阿特巴萨尔和图尔盖县，到达阿克-清真寺。阿克-清真寺执委会的领导人没有相信他，认出他是高尔察克派来的间谍，将他逮捕并投入监狱。萨贝尔摆脱了白党分子的地狱，进入布尔什维克的监狱，他高兴地寻找和布尔什维克的见面机会。在阿克-清真寺，他没有熟人。萨贝尔受到不止一次审讯，他热情地宣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成员，是从高尔察克的监狱中跑出来的，但是，阿克-清真寺保守的生意人不相信他。萨贝尔被囚禁了很长时间，经历了不少痛苦。最后，他被从监狱有条件释放，并在武装押解队的陪同下，被送往阿特巴萨尔县，根据指令从那里把面包运出帮助挨饿的阿克-清真寺。在短时间内，萨贝尔潜入阿特巴萨尔，甚至到达伊希姆，和“可汗”哈森签署了合同，用驮运队给阿克-清真寺送面包。他给挨饿的城市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阿克-清真寺的负责人对萨贝尔的这个工作没有给予积极评价，除了一个人 — 他们唯一的粮食委员。

自从粮食委员升职被调到塔什干以后，从塔什干发来一封电报，要求把萨贝尔·沙里波夫送往塔什干的边区契卡等候处理。在这个时候，正好发生了一个军团的暴动。暴动被平息，塔什干革命委员会与契卡开始逮捕所有可疑的人员，将案件交予特别法庭并枪毙罪犯。就在那个时候，萨贝尔被押解队带来。在契卡，对他只提出两三个问题。

— 是的，我认识他，他曾是高尔察克的地区委员会的成员，— 其中一位法院成员声明道。

主席命令：“请带走！”

萨贝尔被带到牢房，那里都是被判枪决的人。张牙舞爪的死神紧紧地抱住了萨贝尔。到了这个时候萨贝尔已经深深地麻木了，但他大声叫骂，怒斥不公。他挣脱押解队的手，再次开始向法庭说关于自己的实情。

—  说出你认识的人！—  法官提出道。萨贝尔指出了粮食委员，他到塔什干后成为契卡的主任。但委员被奥西波夫打死死了。

— 明天之前能找到你的担保人吗？— 萨贝尔再次被问到。萨贝尔没有这样的人……

— 我会担保他！— 把萨贝尔押解出阿克-清真寺的红军战士声明道。

直到第二天，萨贝尔交由红军战士担保。从这里开始搞清楚了。萨贝尔和杜伊先拜·内桑巴耶夫见面并最终摆脱了死亡。内桑巴耶夫是突厥斯坦契卡调查委员会成员，也是同时坚定地站在突厥斯坦共和国​​苏维埃旗帜下的公民。

萨贝尔与杜伊先拜亲近起来，带着报告找过从莫斯科抵达突厥斯坦的古比雪夫，和奥宾见面，从他们那里得到党的委任状后，从突厥斯坦前往图尔盖和阿克莫林斯克省的南部乡。

由于阿克-清真寺领导人的愚蠢，萨贝尔几乎被枪毙。

但是由卡贝尔别克领导的奥利耶-阿图的政权更具有远见。

……我们穿过沙和梭梭的海洋，穿过丘河谷地和戈洛德草原，返回到阿克莫林斯克。

现在我们有两匹带有缰绳的马，我们有权在村里弄到大车。

在严寒中，我们又一次艰难地穿过丘河。

沿着蜿蜒的河岸，芦苇变成了黄色。从灌木丛中升起蓝色的烟。我们环顾周围山丘的顶部。尽管寒冷，苏云季克脱下自己难看的库皮，穿着外衣骑在马上，这件外衣是他在奥利耶-阿图买的…… 他想穿着新外衣炫耀一下。巴特尔骑在马上并且手里拿着步枪。这时，他突然举起她，枪声响起。

— 你为什么要开枪？— 我问苏云季克。

— 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到来 — 苏云季克转着眼睛回答道。

……我们开始在丘河谷地和戈洛德草原村的村子中组建苏维埃政权。

我们有十把步枪，两把军刀和一把左轮手枪。有了这样的武器，我们公开与那些试图捍卫过去的陈腐制度的人斗争。在我的周围组织了一批革命同志 — 哈萨克工人。

我们召集了苏维埃政权支持的两个塔拉克特的乡，在会议上选出了村苏维埃主席。

这次也不能不提有趣的故事。

— 现在你又可以任命我为乡长了吧？— 会后，已经是熟人的乔凯问我道。

我们被包围，大家笑着，彼此使着眼色。

— 就这样吧，您还是乡长，— 我回答道。

— 这样的话，请给我发薪水，— “乡长”没有失落，并且神情严肃地对我伸出手。

我从口袋里取出突厥斯坦的正在贬值的钱，并给了他两张纸……

现在，这些小伙子公开反对财主了，比如苏云季克，他昨天还是雇农，站出来的还有爱面子的阿沙伊，他极力在人们面前隐瞒自己的贫困。他们开始领导普通的劳动人民 — 游牧民族。昨天受屈辱的人们，戈洛德草原的瘦弱的孩子们，今天骑上了马，与劳动人民的政权 —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战斗……

1926年4月17日，